公共英语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公共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去理解。对于公共行政来说，公 共性是其根本性质，它决定着政府的目标和行政行为的取向。研究公共行政的公共性非 常必要，但是在当代如何培育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则需要从多个方面去努力，如培养公众参 与公共活动的积极性、提升公共行政主体的素质以及增强公共行政的法治性等。
［关键词］公共行政；公共性；公共精神
［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公共行政
这里是从广义上来讲的，即公共行政或是指国家职能中立法和司法以外的全部职能 的总 称；或是指一定的社会组织，在其活动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组织、控制、协调、监督等活动 的总称；还指公共行政主体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以决策、组织、管理和调控等特定手段发 生作用的活动。总之，公共行政有以下三方面的含义：首先，它属于国家的范围，即属于公 务；其次，只有政府或者行政机关的权力才是行政权力；第三，行政权属于“执行权”，它 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去行使国家职能从而实施的法律的行为。
（二）公共性
公共性的概念，不同的学科与视角存在不同的结论；针对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也 有 不同的理解。王乐夫教授在《公共性：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与核心》一文中对“公共性”的 内涵从公共行政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将其观点归纳为如下六个方面：〔1〕
1.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公共性”。即：“公共性”是用于描述现代政府活动的基本性 质和行为归宿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在一般情况下，是指政府作为人民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 权力的执行者，应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 与执行公共政策。
2.作为一种公共精神的“公共性”。这种观点认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内涵可以归 结为公共精神，即：民主的精神，法的精神，公正的精神，公共服务的精神。这四种公共精 神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实现的方式应是：逐步实现政府与公民平等化；行政权力既受到保护又 受到制约；行政活动既有效率又有责任；公共行政是由民众驱动的、积极的、合作主义的、 参与的过程，等等。〔2〕
3.作为一种最新理念的“公共性”。把“公共性”看成是公共行政的最新理念：它揭示 了公共目的的公益性，强调了为公众服务的出发点；它明确了公共行政的范围是那些公共事 务，揭示了公共行政所依据的权力为公民所授予；它体现着行政过程中的责任，要求行政行 为必须对其后果无条件承担责任；它强调了行政过程中必须有公民参与，强调注意听取公民 的意见；它强调公共行政的结果必须取得公民的认可，等等。〔3〕
4.作为一种价值基础的“公共性”。由于行政体系的价值基础是其公共性，因而政府的 制度安排所要重建的价值观念就在于明确公共行政的公共性。
5.作为一种公平与正义的“公共性”。针对传统公共行政过分追求理性与效率的倾向， 新公共行政主张：社会公平、代表性、响应性和参与以及社会责任感。公共管理者被视作以 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自我利益去创造高效率同时又是平等的服务。〔4〕
6.作为一种理性与法的“公共性”。这里指哈贝马斯重点探讨的资产阶级公共性的本质 。他认为，“公共性应当贯彻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立法”，从而“公共性成为国家机构 本身的组织原则”。
综合起来，有关“公共性”内涵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在伦理价值层面上 “公共性”必须体现公共部门活动的公正与正义。其次，在公共权力的运用上“公共性”要 体现人民主权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要体现全社会的公共精神。第三，在公共部门运作过程 中，“公共性”体现为公开与参与。第四，在公共利益取向上，“公共性”表明公共利益是 公共部门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必须克服私人或部门利益的缺陷。第五，在公共理念表达上 ，“公共性”是一种理性与道德，它支持公民社会及其公共舆论的监督作用（哈贝马斯）。 总之，倾向于把“公共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活动的最终价值观，在此之下，才有公正、公 平、公开、平等、自由、民主、正义和责任等一系列价值体系。
这一归纳是科学的，对“公共性”的内涵从公共行政与哲学所遵循、体现与代表的价值 取向、精神、理念、思想、行为方式、行为取向和行为结果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给予了关 注与研究，让我们对“公共性”的内涵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认识。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 用一句话来总结“公共性”的内涵，即公共性就是公众所必须遵循与体现的一种价值观，一 种理念，一种行为的指导思想。
（三）公共行政的公共性
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根本性质，它决定着政府的目标和行政行为的取向。〔5 〕综合以上 分析与阐述，可以把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定义为：行政作为公共管理主体在公共管理活动中的 一种分析工具，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公共精神、一种最新理念、一种价值基础等，它是主体间 在维护公共利益问题上所达成的广泛共识，以及共同所确立的民主、公平等行为价值目标。 行政的主体合法性、公共利益指向性、公众参与性、公众代表性及公共价值性等。简单地说 ，也就是指国家公务人员在制定公共政策、执行公共意志、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 维持公共秩序、谋求公共利益从而实现公共目的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公平、正义以及合法性 等。
二、研究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意义
（一）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体现了对社会公平的重视和追求
新公共行政学充分展示和体现了对于公平、正义的重视。而且正如上面所说，公共 行政 的公共性体现了一种公共精神，而这种公共精神则以民主、平等、公平、公正和正义为主。 同时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要求承认社会公民应具有平等的权利并不受公共权力所侵害；政府的 公共服务应尽可能公平分配，政府的施政过程应平等、公正和透明，从而逐步实现政府与公 民平等化。这些公共精神就是对社会公平的充分体现和重要表现，更是对社会公平的重视和 追求。
（二）体现了“以人为本”
张康之教授认为在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概念中，包含着“以人为本”的内涵，行政组织以 及行政人员能否有以人为本的观念和行为意向，也决定着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能否得到实现。 正因为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内涵，所以在公共行政的职能上，也正在逐步从以政府运作 为中心向以社会和公众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从以行政效率为中心向以社会和公众的根本利 益最大程度的实现为中心的转变，从权力支配的行为模式向服务的行为模式的转变。这种转 变体现了公共行政的“以人为本”。
（三）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来源与依据
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 通过 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它的这 些理念与内涵正是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所体现与包含的内容与特征。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不是空 中楼阁，它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撑和依据。而这些支撑与依据依我个人来看就是从公共行政的 公共性这里找寻与衍生出来的。
（四）是公共行政文化的价值追求
公共行政文化是指社会民众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公共行政系统的总 体价 值观、功能结构观、行政过程观和政民关系观四方面基本价值取向模式所共同构成的一个有 机系统，是符合当代社会发展要求并充满活力的一种新型行政文化。〔6〕它的构建 正是为了 实现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任何文化必定以一定的价值为其存在的核心和骨干，或者为追求的 方向和目标，而公共行政文化的价值核心、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就是公共性，公共行政文化 是一种寻找公共性和实现公共性的文化。
三、在当代如何培育公共行政的公共性
（一）培养公众参与公共活动的积极性
公共性与公众是密不可分的，培育公众参与公共活动的积极性是培育公共行政公共 性的 基础。因为公众始终是公共行政活动的主力与主要参与者，更是公共行政活动利益的直接指 向者，公共行政的目的是否达到，效果是否明显，公共政策制定的正确与否，公共意志执行 的力度如何，公共秩序维护的如何，只有公众是否满意才是这一切工作的唯一检验标准，也 就是说公众是最明显和最直接的体现者。所以只有公众积极参与到公共活动中来，才能够更 好地培育公共行政的公共性。
要培育一个当前我们所在这个社会的公共性，首先要增强公众参与的积极性。这种参与 包括直接的参与和间接的参与。所谓直接的参与是指公众直接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公务的 执行，如参加听证会等。而间接的参与，主要是一种社会监督，对我国行政主体包括政府官 员和公务员的公务活动进行监督。公众要有一种社会主人翁的意识，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也有 义务参与公共行政活动，为争取个人权利而努力，为实现全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目的而奋斗 ，更为社会进步而献力。
（二）提升公共行政主体的素质
提升公共行政主体的素质则是培育公共行政公共性的主要方面。在公共选择理论里 说， 国家公职人员即公共行政主体他们也是理性人，他们在制定公共政策、执行公务时，也会进 行理性选择，他们首先要权衡一下制定的这项政策是否对自身有利。如果会削弱他们的私人 利益，那么他们就会设法阻挠这项政策的制定、生效和执行。但是又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公共 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所以一定要切实提高他们的个人素质，培养他们大公无私的品德与精 神，在最大程度上减弱他们的这种私心。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但要提高他们的待遇保 障他们的生活，同时也得力于精神文明素质的提升。
我们所希望的行政人员，“他应当‘是一个见闻广阔的、积极参与的公民；他有明显的 个人效能感；在同传统的影响来源的关系中，他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立性，特别是在他决定 如何处理个人的事务时尤为如此；他乐意接受新经验以及新的观念，也就是说，他是相当开 放的，在认识上是灵活的。’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正是依赖于这样的行政人员，才能够得以实 现。”〔7〕
（三）增强公共行政的法治性
增强公共行政的法治性是培育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根本方面。公共行政的法治性意味 着政 府的一切活动应受到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制约。而合法性是公共性的基础。任何一种 活动只有在法律的指导下才会真正做到公正、有序。现代社会中的行政只有在有法可依、有 法必依的前提下才能够真正代表公众的利益，实现为公共服务的目的。而且公共行政的权力 是受公众委托的权力,因而也必须是受公众制约的权力。
［参 考 文 献］
〔1〕 王乐夫，陈干全．公共性：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础与核心〔J〕．社会科学，2003，（4 ）.
〔2〕 张成福．论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J〕．中国行政管理，1995，（5）.
〔3〕 刘熙瑞．理念•职能•方式——我国地方行政机构改革面临的三个转变〔J〕．人民 论坛，2000，（7）.
〔4〕〔美〕张梦中，等．寻求社会公平与民主价值〔J〕．公共行政，2001，（3）.
〔5〕〔7〕张康之．论“公共性”及其在公共行政中的实现〔J〕．东南学术，2005，（1） .
〔6〕翟娅娅．服务型公共行政文化的内涵特征及构建路径〔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8， （1）.
〔责任编辑：张振华〕
公共英语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行业英语;高校公共英语;教学改革
【作者简介】张羽(1989.04-)，女，汉族，宁波财经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公共教学改革。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间的交流越发密切，各行各业对于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其中，能否熟练运用英语成为单位招人的一项重要的考虑因素。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国际竞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重外语教育，其中普遍以应用性英语所受到的重视程度是为主。在教育改革的推动下，我国对于高校公共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了高校公共英语教学在高校教学中的重要性，同时在高校公共英语教学中引入行业英语，提出了高校公共英语主要目标为提升学生对于英语的使用能力，培养学生个人文化素养，便于以后就业。
一、高校公共英语教学现状
1. 传统教育影响严重。受传统教育的影响，部分高校出现了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思维僵化的现象。目前高校公共英语教学的主要方法还是以教师课堂教学为主，学生在教师的讲述下记好笔记，在课后通过作业进行复习，忽略了学生在教育学习中的主导地位。在传统的公共英语教学模式的影响下，学生对于英语的掌握主要体现在读与写这两方面，可以较为轻易地进行英语等级考试。但是受这种影响，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却比较差，高分低能现象明显。拥有较高的英语技能等级证书却无法去看懂一部没有字幕的美国电影，无法听懂电影中交流的内容。同样，也无法进行英语交流沟通，对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差。
2. 师资力量不足。高校公共英语教学作为高校的一门必修课程，但是在许多高校中都出现了师资力量不足，教师教学能力偏低的现象。近些年来，高校不断进行生源扩招，很多大学都面临着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在语言课程的教学之中，教师应结合学生对于英语的实际应用水平来进行教学，这也就要求学生的数量不能过多，否则教师无法兼顾到每一位学生。但是，从实际来看，很多学校并不能提供小班教学的公共英语教学环境，在部分高校之中，经常会出现几个班级的学生一同进行英语学习，人数往往在60到100之间，这就会导致学生对于英语的掌握情况普遍低下，教学效果不好。另一方面，高校英语教师的水平以及教学思想都没有得到及时的提升与改善。部分教师会出现空有文凭，却没有足够教学经验，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下，教师的教学方式几十年如一日，在课堂上讲解的知识没有变化，很容易导致教师思维僵化。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部分教师开始将英语教学与多媒体技术相结合。而部分教师只是将书本上的内容用多媒体技术呈现出来，以此来方便自己的教学，却忽略了学生的主观意志，在完成了自己的教导任务之后对于学生的学习状况漠不关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校公共英语教师个人素质偏低，侧面反映了高校的公共英语师资力量不足。
3. 缺乏有效的教学模式。就目前来看，由于高校英语教学过于无趣，学生学习公共英语的兴趣不断下降，这就加剧了学习英语的困难性。长期以来，高校公共英语对于教材以及教学手段都十分具有针对性，但是针对的不是学生对于英语的应用能力、掌握能力以及语言素养的全面提升，而是针对各种考试等等。但从实际层面来看，应试教育无法满足学生多元化学习的基本需求，无法为学生提升自身文化素养、保持身心健康提供足够帮助。部分高等院校也在不断尝试性地进行教育改革来提升高校公共英语教学的课堂教学效率，但是仍有很多学生课堂学习效率偏低，即使学生保证出勤，仍会出现上课玩手机，不认真听讲的状况。高等院校中英语课堂是大课，往往是连续两节，主要以教师讲课为主，师生的互动较少，学生很难将精力全部集中于教师所讲述的内容之上，逐渐降低了学习英语的兴趣，同时讲解完某个知识点之后，教师也会让学生进行相关知识的讨论，但是由于学生们对于知识的接受能力不同，学习兴趣的欠缺，导致讨论的效果不是很好，无法很好地掌握公共英语。
二、高校公共英语引入行业英语的意义
将行业英语引入到高校公共英语教学课程中，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与使用英语专业知识，增强学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掌握一门外语可以提升毕业生的竞争力，同等条件下，也会成为企业录用的关键。在跨国企业或者外企之中，流利地使用英语进行交谈，能够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可以帮助公司更好地处理一些与国外相关的事务，促使自己高升。掌握英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外进修的机会，在进修的过程中可以学习到发达国家更为先进的技术理念，不仅能够积累良好的工作经验，还可以提高自身价值。
三、引入行业英语的高校公共英语教学的改革策略
1. 灵活运用教学方式。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现阶段的高校公共英语教学模式。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技术的不斷进步，教师也应当与时俱进，采用新型的教学方式来提升教学效率。教师可以将自身的特长融入课堂教学之中，在形成自身教学风格的同时也能提升自己的教学热情，充分发挥自身的教学潜力。同时，也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多媒体技术，相较于过去传统呆板的教学模式，使用多媒体技术可以丰富教学手段，更好地渗透一些课外知识，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例如，在讲述国外某一地点时，教师可以通过制作视频或者PPT来向学生展示当地的景色以及风俗习惯，使学生在对景象充满赞叹的同时激发了对此的向往之情，进而进一步激发学习高校公共英语的兴趣。兴趣教学也是高校公共英语教学的一种手段，在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充分激发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让学生主观积极地去进行英语学习并且加以运用，加深学生对于英语的理解。兴趣教学需要师生通力合作，教师通过培养引导使学生对英语学习产生兴趣，学生将兴趣逐渐培养成爱好，促进学生英语水平的全方位提升。在进行课堂教学的同时，也应当适当进行实践教学，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专业，来制订符合学生未来的工作场景，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手段更好地帮助学生掌握英语。
2. 提升师资力量。在目前大多数高等院校师资力量匮乏的情况下，提升师资力量成了高校公共英语教学的首要目标。但是，提升师资力量不能只注重于量，保证质的基础上进行量的提升才能更好地将行业英语引用到高校公共英语的教学中。“教师素质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也是大学英语课程建设与发展的关键。”高校英语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不仅是其综合素质的体现，更直接关系到大学英语教学质量建设。想要进行高校公共英语教学改革，那么首要任务就是提高教师的个人素养，这其中的个人素养不单单指教师的文化素养和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教师的道德素养也是十分重要的，优秀的师德师风可以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理念，对学生未来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师资力量的提升可以避免出现多个班级同时上课的情况，小班教学可以让教师更好地了解到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在培养传统教师的同时，也应该增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力度。双师型教师同时具备教师资格以及职业资格，能够更好地对学生进行行业英语的讲述，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指明未来的出路。
3. 将学生放在主导地位。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之中，英语教学的课堂环境过差。很多学生在课堂上开小差、打瞌睡，或者是在写其他学科的作业。而教师因为学生过多，教学任务繁重，为了追赶进度，在课堂上与学生的互动几乎为零，整节课程都是教师在讲，学生根本没有参与到课堂之中。脱离了学生的教学，必然缺乏朝气，教师也很难了解到自己在授课过程中是否存在缺陷，收效甚微。高校英语教师应意识到大学课堂应是以学生为主体来进行教学，而不是以自己为主。教师应注重与学生的互动，提高双方互动的次数，加强师生之间的联系。教师也可以在课堂上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机会，让学生站在讲台上，用英语来讲述一些故事或者想法，也可以在讲台上用英语进行一些表演，比如唱歌、演讲等。在学生准备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个过程中所学到的知识，往往会比在课堂上被动接受的知识掌握得更加牢固。近些年来，对于心理学的研究也不断应用到各个层面，在英语教学中也可以适当运用心理语言學。教师要引导学生积极交流，学会说话，多与人沟通。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学生会积极地参与到课堂学习中，共同打造出生动有趣，纪律鲜明的课堂。
4. 分专业编写英语教材。引入行业英语，教材的改革也是必然的，不同的专业对于教材有不同的需求。教材应将基础英语以及行业英语相结合，在传授基础英语之后再进行行业英语的讲述，便于学生理解。根据不同专业来编写不同的教材，使学生的学习内容更具针对性。在行业英语教学部分，应加强实践力度，加强学生对于未来工作岗位的认知，改善以往的会写不会说的现象。在编写英语教材的时候，要时刻注意教材内容应当与市场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教材要贴切实际，根据地区以及市场的变化来不断调整教学内容，明确教学侧重点，让学生更好地学习行业英语。
四、结语
高校公共英语教学在高等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培养全面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想要提高高校学生英语学习效率与效果，必须要不断地进行教育改革。在高校公共英语引入行业英语，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明确未来的方向，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教师也可以更加清晰地认知到教学的重点，便与改善自身的教学方式。教育改革的路仍然漫长，需要教育工作者付出更多的辛苦，不断努力，更好地为学生铺平道路。
参考文献：
[1]白欢，高炳.高职行业英语教学的困境与对策——以轮机英语为例[J].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8(04)：63-68.
[2]华琴.浅析高职院校化工专业行业英语教学改革[J].粘接，2019 (12)：166-168.
[3]卢晶，杨帆.基于需求分析的高职院校行业英语课程现状调查与研究[J].智库时代，2020(7)：200-201.
[4]蔡晓玲，温璐璐，黄晓玲.行业英语在通用英语教学中的渗透与融通——对高职茶类专业大学英语课程的改革探索[J].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4)：94-96.
[5]田娅.高职公共英语教学方法分析[J].海外英语，2019(8)：257-258.
[6]肖华芝.对高职大学英语教学现状及改革思考[J].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19(2)：86-89.
[7]徐珺.高职行业英语教学中“一带一路”战略教育体系构建[J].昭通学院学报，2020(6)：109-111，118.
公共英语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公共性是一个历史地生成的概念。它是随着公共领域的出现而出现的。具有公共性的公共行政是晚近才出现的#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公共性的概念是与合理性，合法性和代表性联系在一起的。并需要通过这些概念来加以理解。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根本性质。 它决定着政府的目标和行政行为的取向。当代公共行政需要在对维护公共利益$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鼓励行政人员的创新意识和加强责任感之中来表现公共性。
关键词：公共性，公共行政；公共利益；合法性；代表性
在我国，80年代中期恢复和重建行政学的时候，我们是在行政管理学的名义下来进行学科规划和理论建构的。 近些年来，由于公共行政概念的引入，关于公共性的概念以及其所指称的内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 这一讨论不仅是有理论意义的，而且具有直接的实践价值。 因为,它关系到对行政的性质的认识和界定，如何认识和界定行政的性质又对政府目标的实现，政府行为的规范以及行政体制和程序的设计,都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或者说公共性这个概念所标示的是最为基本的行政理念, 是整个行政体系和行政行为模式建构出发点和原则。在行政发展史上，公共性的概念是与公共行政这一行政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对于公共行政来说才有公共性的问题。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混乱，往往使我们在考察行政管理历史的时候误用公共行政的概念。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学术界在概念使用上的混乱是惊人的，人们甚至谈论所谓奴隶社会的公共行政封建社会的公共行政。 在这些社会历史阶段中，有行政是毫无疑问的。但这时的行政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公共的( 显然应当作出否定的问答。 同样，人们对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management:也不加区分.要么将两者都称作为公共行政,要么将两者都称作为公共管理.这实际上是在横向的维度把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与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加以混淆了，而在纵向的维度上则把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共性混淆了.如果我们在这些概念上经常出现误用或乱用的情况的话，说明我们的理论是缺乏系统性和一致性的.说明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是混乱的，说明我们提出的行政改革方案在目标上是不明确的或有着错误导向的可见，需要对“公共性”的概念进行讨论。
一、公共性问题的由来
哈贝马斯是一位在公共性问题研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学者，它在《公共领域中的结构转型》这部著作中对公共性的生成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考证根据哈贝马斯的研究，公共性的问题并不是历来就有的，而是与近代社会一道成长起来的，在公共性问题的早期存在中，只能到咖啡馆、信息栏、俱乐部小报中去发现公共性的雏形至于人们对公共性问题的认识则更晚得多就“公共”(Public)这个词语来看，在英国，大致是从17世纪中叶才开始使用虽然英国这个时候使用了。公共。这个词语，却往往是在。世界。或者。人类。这个意义来使用这个词语的，也就是说，它尚不具有现代语汇中“公共”一词的内涵在法语中，“公共”(lepublic)一词最早是用来指称“公众”，这与现代语汇中的。公共。一词已经有了一定的相近性，考虑到“公共”一词与“公众”一词在现代社会的一定程度上的相关性，应当说，法国人是较早开始觉知到有着公共性问题的存在的大约17世纪末，法语中的。Publicity。被借用到英语里，变成了。Publicity。在德语中，直到18世纪才开始出现这个词当这个词被移植到德语中的时候，主要是从属于批判的目的，大概是指“公众典论”。这也就像当代中国有人使用“善治”这个词来达到批判目的，即批判某种治理是“恶治”一样至于法语中的。公众典论。(opinion publique)和德语中的“公众典论”(ffentliche Meinung)一词，则是到了18世纪下半叶才被造出来。
正如哈贝马斯在考察公共领域时回溯到14世纪一样，对公共行政的考察也可以回溯到近代政府的出现，即回溯到根据启蒙思想家的设计原则而建立起来的政府。有了国家，也就有了政府。在人类文明史的早期历史阶段中，国家与政府并没有得到分化，而是合为一体的，以至于直到今天，人们还会在国家的意义上使用政府的概念或在政府的意义上使用国家的概念或者，人们为了把国家和政府区别开来而把国家称作为广义的政府，而把实现了与国家分化的政府称作为狭义的政府其实，国家与政府未分化状态下的政府是近代社会出现以前普遍存在的政府形式，对于这种政府和国家的关系，我们己经没有必要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中来加以严格区分了，因为它已经失去了作为建构对象的学术探讨价值但是，对于这种政府及其行政的性质进行定位却是有意义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近代以来的政府及其行政的性质，也有益于我们需要致力于建构的走向未来的政府及其行政的性质。
近代社会，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出现，国家与政府开始分化政府对公共事务关注的程度也在逐步地得以提高。但是，在西方刚刚进入近代社会的时候，资产阶级的首要日的是巩固新生的政权，资产阶级政府需要在两个战场上强化暴力职能，一方面，它需要防止旧势力的复辟;另一方面，又需要应对新生的无产阶级的挑战所以，其重点就放在阶级镇压和政治统治上，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就相应地显得薄弱和有限毕竟，资产阶级的政府是在启蒙思想家们的设计原则下来进行建构的，特别是国家的权力制衡原则决定了。这种政府包含着统治职能弱化和管理职能强化的可能性。到了近代社会发展的中期，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固性加强，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政府逐渐开始了用社会管理职能取代政治统治职能的进程。虽然这个时候的政府行政还不能被看作为公共行政，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公共性。当然，由于“政党分肥”等政治操作上的原因，阻碍了行政公共化的进程，但行政管理化的历史趋势必将要求结束“政党分肥制”因而，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英美等国开始了政治与行政分化的历程，最终出现了不同于“统治行政”的“管理行政”模式。
管理行政就是公共行政，但是，还只是工具性意义上的公共行政，这种行政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却是形式上的公共性，而实质上的公共性，则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公共行政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就必然是形式上的公共性与实质上的公共性相统一的。公共行政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在其深层动力上，可以看作是公共性的踩动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公共行政形式上的公共性已经不能适应社会治理的需求，人们也不再满足了公共行政只在形式上拥有公共性。从全球范围来看，行政改革在每一个国家都有着独特的路径选择，彼得斯在《政府的未来治理模式》一书中就概括出了四种行政改革模式但是，在如何根据走向实质公共性的要求来建构公共行政方面，都远远没有达到6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运动”在公共性问题上完成的理论自觉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各国行政改革下一步的目标必然会朝向更加逼近实质公共性的获得，自觉地去围绕着如何增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问题而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走向这个目标的话，那么它的行政改革就必然是走了弯路甚至歧路。
二、公共行政公共性的价值
吴琼恩认为，由于威尔逊提出了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原则，对行政人员提出了坚持价值中立的要求，从而出现了一次行政典范变迁，实现了从传统的行政管理到公共行政的历史性转换，公共行政开始强调“公共性”结果，行政不再以服务于阶级统治和党派政治为宗旨，而是像威尔逊所说的那样，积极地考虑。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这就是行政的效率主义化或管理化，从而突出了行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
出于合理性的目的，行政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行政效率。行政效率是行政学的一个中心问题，若离开了效率，则行政学亦将无法成为一门单独的学问了。然而，仅仅关注效率的合理性还是一种形式上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只有实现了与合法性的整合才是公共行政所具有的特征。不论是否向国家意志负责与否，只要是肩负公共目的责任的组织，皆是公共行政关注的对象然而是否存在有一种责任机制或者是否有能够达成公共同意的方法，来决定这些组织的功效(fficacp)与合法性(Legitimacp)，这才是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所隐含的意义。界合理性与合法性是公共行政的两个必要向度，正是这两个向度的统一，才赋予了公共行政以公共性的内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公共性的涵义应该超越管理的技术层面，更加关注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
关于合法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的:这一概念意指某个政权及政权的代表及其‘命令’在某个或某些方面是合法的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未自由有关规范所规范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或认可的可能性)和‘适当性’讨论的焦点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是统治、政府或政权怎样及能否—在某一社区或社会范围内，以价值观念或建立在价值观念基础上的规范所认可的方式—有效运行;第二是这种有效性的范围、基础和来源。根据这种解释，公共行政的合理性是包含于合法性之中的，是作为合法性的一项指标而存在的。然而，合法性又是在很好地回应社会的需求和满足环境的需要中获得的可见，对于公共行政来说，公共性、合理性与合法性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互为前提、基础和手段，只有三个方面实现了统一，才能形成公共行政的整体所以，对公共行政公共性概念的认识，需要同时在合理性和合法性概念的探讨中进行，如果离开了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概念，公共性的概念也就成了空洞的抽象，对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质也就无从把握。
但是，公共性并不是关于公共行政的解释性概念，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还需要有着规范性的视角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公共行政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为适应社会治理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基本的社会治理途径，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为它确定了总的目标，它从属于这个目标，担负起主要的社会治理责任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公共行政的基本任务就是处理个人与集体、不同的社会团体、不同的利益阶层等之间的关系，以求在多元的利益冲突中发现共同的基点。这个基点就是公共利益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又使公共行政获得了公共性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公共利益是它的目标，公共性是它的实质，其他方面则都是手段，即作为工具体系的手段目标决定性质，性质则规范着手段所以，公共性的问题，对于公共行政的全部过程及其行为主体，都有着规范的意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公共行政的制度、体制和行为模式，都有着终极性的规范意义。公共行政既是实现公共性的行政也是公共的行政。
公共英语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信息、流程和规则三大公共财政管理工具都存在缺陷，如获取外部信息成本高、信息超载、决策分工冲突、规则具有副作用等等，但管理工具并非无用。公共财政管理现代化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不断探寻更完备的信息、更完整的流程、更有效的规则。
关键词：公共财政；信息；流程；规则
公共财政管理工具有三个：信息、流程和规则。在现实中，公共财政管理目标的实现依赖于那些管理公共财政的人——管理财政事务的官员、分配的管理决策者、提供服务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这意味着，要转变政府中每个领导者和工作者的行为——将挥霍者变为节俭者，将计划制定者变为计划评估者，将服务提供者变为绩效专家——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这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政治经济学文献认为，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改变激励机制——人们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的动机和动力。事实上，改变激励机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影响行动和绩效的因素很多，公共财政管理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在其中并不起主导作为。更为重要的是，从激励机制到行为变化之间不存在确定的路径。否则，很多国家在财政政策方面将会更加“节制”，政府将会更为科学地进行项目拨款，高效服务将成为常态。为此，可以将公共财政管理改革概括为：要改变行为和结果，政府必须改变参与者获得信息、处理信息的方法以及对参与者行为的约束。
一、信息
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财政管理就是信息管理。在这一流程的各个阶段，信息被开发、分类、汇编成文件，并转化为政策、行动和财政成果。那些从事公共财政管理工作的人既是信息的生产者也是信息的消费者。
有一个基本假设，即改变信息的组合方式可以改变公共财政管理者的行为。每个早期确定的目标都需要有自己的信息库，每一公共财政管理创新也是如此。随着政府影响力的扩大，对公共财政管理的信息需求已经上升到这种程度：信息组合量如此巨大，以致削弱了公共财政管理改变行为的能力。强加给公共财政管理者的信息越多，就越容易被忽略。通常来说，管理者可以从基本信息中分辨出有用信息。基本信息通常是精心准备的，比理想信息更及时、更易于应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本财政年度信息质量要比对未来预测更高，以及为什么输入的数据往往比计算出的数据更加可靠。
公共财政管理改革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将信息从“有用”转化为“必要”。政府规则可以使理想的信息变为必要信息吗？这一做法似乎很有吸引力，因为现成的信息容易被忽视，而由规则规定的信息却很难被忽视。
（一）信息成本及其对信息可用性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获取一个单位的内部数据并不太困难且成本较低，而获取外部数据的代价可能较大。这种区别可以通过比照医院管理来说明，虽然它几乎适用于所有公共服务。
一个运转良好的医院需要各类数据，比如，员工人数及薪酬、入院和出院患者人数、床位数和入住率等。获得投入、工作量、产出这些统计数据无须付出太多的精力，只需一定的成本就可将其编成表格。然而，关于医疗成果和影响的数据则在医院之外。一个医院能掌握其内部的运行情况，但却无法知道患者出院后是否能够按处方服药，低收入居民是否有能力去医院就诊，以及医院服务是否适合社区的年龄结构等。这个例子说明，为什么许多国家的政府在获取可靠的成果和有影响的数据时，都经历过很多困难，以及在开发信息需求时，他们需要充分考虑成本和难度。问题不在于信息是否有用，而在于获取数据的成本是否合理。
（二）信息需求与信息超载
公共财政管理创新的累积效应，增加了对中央机构的信息需求。创新通常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信息量，并且会使信息之间相互独立。采用权责发生制并不能消除收付实现制，一个多期限的财政框架仍然需要有详细的年度预算，将产出纳入考虑并不表示不需要了解投入情况。固然现代信息技术和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可以减轻工作量，但有时也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一些关键的公共财政管理系统，比如预算，具有有限的处理信息能力。最后期限比比皆是，当一个任务完成了，另一个任务又来了。与其他政策领域的大多数情况相反，对于公共财政管理来说，无所作为或拖延期限不是一种策略选择。在分配资源之前，政府不会期待更好的信息，也不会为做出更合理的决策而认真审查所有信息。越来越多的政府声称，愿意运用项目规划或绩效预算，但是，仍然通过结算工资、差旅、设备和其他项目等费用来设置支出水平。
可以通过清除公共财政管理系统中的过时信息来减轻信息超载。在设立新规定时，需要去除一些旧的报表和报告。虽然可以减缓数据量增长，但是很难完全消除信息超载现象。
（三）信息引发冲突
“超载”不仅是信息量的函数，也是分配资源、评估项目和检测政策选项所引发的冲突强度的函数。增量行为是一种普遍采用的控制冲突的策略，通过缩小决策范围和保护已有资源，可以减少冲突。也可以通过减少在编制预算时产生及审核的数据类型来缓解冲突。由此产生的分配可能是次优的，但却是以一种及时和压力较小的方式。
许多公共财政管理创新产生的效果与“增量行为”相反，其使问题、利害关系复杂化，挑战了传统的通过妥协达成共识的处理方式。现代财政管理理论告诫政府，只考虑当年的财政状况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未来的情况，审查现有的项目，并且不能满足增量主义，不仅要考虑机构的财政需求，还要考虑项目的进展情况。这些以及其他当代公共财政管理改革可能加剧冲突。
各国政府处理超载冲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处理超载信息的方式相同。他们忽略信息，或没有挖掘到信息。完成工作成了最重要的，即使这意味着要忽略掉某些信息。他们还会有更过分的行为，比如，刻意修饰信息，使其适用于其他用途。他们将战略计划转变为获取更多资源的工具，为了适应组织结构图而排列各类项目，完全无视目标的实现。支出机构在绩效预算中填塞大量信息，以显示他们做了大量工作，从而需要更多的资源。在预测当前决策的未来成本时，他们使用过于乐观的假设。他们软化中期预算框架的硬约束，将其视为未来支出的下限而非上限。这些将公共财政管理改革变成了案例展示，它使政府能够吹嘘其拥有先进的绩效预算，骄傲地展示中期预算框架，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
扩大冲突并不是公共财政管理创新的衍生产品——它对公共财政纪律、分配方案和公共服务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实际工作中，那些为了避免公共财政管理议程的冲突，经常导致过度的赤字、僵化的分配、低效的服务和封闭的系统。即便冲突加剧了完成公共财政管理任务的复杂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冲突也是有益的。
政府面临挑战：在管理冲突和公共财政时，既要维持稳定的财政进程，又要适应政治诉求；既要支持现有项目，又要为新的分配方式拓展空间；既要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又不能使公职人员的士气低落；既要使财政决策更加透明，又要使政府正常履职。寻求平衡的困难在于，公共财政管理设计者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因为他们缺乏构建一个完善框架的必要工具
（四）利益不对称与信息不对称
拥有信息和控制资源的人们通常存在一些对立关系。各部门负责人（内阁部长、中央机构或部门高级官员）用于资源分配决策的许多信息，依赖于管理项目和提供服务的经办人来提供。负责人寻求更全面的信息，以支撑其做出正确决策；经办人则寻求更有利的方式展示其项目重要性，以获取更多的预算。负责人试图通过建立自己的信息来源，以减少对经办人的依赖，但这并不能消除财政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尽管那些分配资源的官员拥有权力，但经办人具有操作优势，他们更清楚项目如何运转和控制提供给他人的信息。相互的依存（一方有资金，另一方有信息）、持续的关系（在每个预算周期各方相互影响）和达成协议的自觉需求（政府必须提出一个预算）促使各方相互妥协，形成合作。
公共财政管理创新，旨在通过增加已处理的数据（包括有效性和效率性数据）供给，以及授权中央机构控制一些关键信息，来减少信息不对称性。例如，尽管通常由支出机构估计来年的资源需求，但是，中央机构也可以运用计量经济学和项目规划模型，为同一年进行基线预测。同样，中央机构可以评估项目规划、设计成果测量方法、调查公民对于公共服务质量的看法、设定产出和其他绩效指标、比较不同机构间的运行效率。
然而，很少有中央机构努力去做这些事情。如果他们这样做，可能会加剧其与支出机构的对立，并有可能促使支出机构在给上级提供数据时变得更加狡猾。此外，信息集中也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相悖。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当那些提供政府服务的人，对其所消耗资源和产出成果负有完全的责任时，就会减少其投机取巧的行为，提高其绩效。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支出机构拥有信息的所有权，可能会增加对新信息的使用。因此，即便信息不对称会限制负责人合理分配资源的能力，但一些拥有先进公共财政管理系统的国家都会选择不集中控制信息。
这里提出的四个问题，都是对信息本身会改变公共财政管理者行为的观点的质疑。了解一个项目比另一个更有效，并不足以促使政府重新分配资金。同样地，认识到一个项目不具备财政上的可持续性，也不足以让政府更加谨慎行事。要使信息产生不同的效果，必须按照能够改变公共资金运用者行为的方式处理信息。
二、流程
在公共财政管理中，流程是将信息转换为决策、行为或文件的过程。每一个重大的公共财政管理创新，都会改变一个甚至多个步骤，这些改变通常与信息的改变相关。为此，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流程：一类流程是许可性的，即可供政府选择使用的；另一类流程是强制性的，即政府必须运用规定的方法。
（一）常规流程
公共财政管理的显著特点是大部分流程年年重复，变化很小。例如，审计者的常规流程包括审查账目及编制财政状况报告，预算制定者的常规工作是分配资源和监督支出。常规流程的这种重复性能够减少冲突、简化任务、稳定角色和关系、协调大量琐事。参与者不必每年为流程争执或者临时建立新的流程。一般来说，这部分常规性工作在做出单一决策前就已经完成了，除非决策周期中的一些流程做出了新的调整。这些常规流程让公共财政管理平稳，并有助于及时开展。
只有当一项公共财政管理创新被植入到公共财政管理步骤时，才可以说完成了这项创新。检验新步骤融入常规流程的程度，是评估创新是否真正融入公共财政管理的有效手段。政府每年都需要决定是否进行项目评估，但项目评估不可能成为资源配置工作的全部。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是少数有效利用项目评估的国家之一，因为澳大利亚有一个评估策略，能够定期将有价值的发现纳入预算决策过程中。相对于常规流程本身，其连接新旧流程之间的方式可能更重要。例如，一个中期预算框架作为独立的流程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只有当它被整合到年度预算中时，它才能对当前的决策产生约束作用。
常规流程还有另外一面，它能缓和冲突，但却无法吸引政治家和管理者给予支持和关注。在年检中需要关注常规流程可能引发的风险。改革者频繁地对其创新进行修补，以保持流程的活力，从而避免因流程太过常规化而丧失影响力。公共财政管理面临的一项挑战是在保持政治领导人和管理负责人参与热情的前提下，将创新嵌入到常规流程之中。用临时措施丰富常规流程，可能是一种既能保持流程正常运转，又能吸引高层关注的明智之举。
（二）决策框架
处理财政数据的第一步是将信息进行分类，以用于决策或其他行动。一般来说，改变信息分类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制定决策的方式。一般预算注重资金的投入——如工资、差旅、食宿以及其他项目支出金额。把预算方式从一般改变为项目预算后，则关注重点是各项政策目标——政府应该支出多少以达成减少贫困、改善环境质量以及其他公共目标。
然而，流程与决策之间的联系并不像改革者所认为的那样显而易见，因为所有较为复杂的公共财政管理系统都有多重分类。各国政府通常依据明细项目（即使他们有项目预算或绩效预算）、行政单位、经济类别和职能部门来安排支出。其他分类可能依据区域、性别、年龄、接受者的收入，这些分类可能是强制的，也可能是自定的。然而，尽管政府可能维持多重分类标准，但只能以一种分类方式作为制定权威性决策的基础。常见的公共财政管理改革错误，是将陈述误当做决策，例如，将项目中的预算陈述或存在的绩效模板，作为政府拥有此项预算的依据。大多数国家是按行政单位对会计核算、预算和其他财政管理流程进行分类的。预算支出机构（而非项目）提供服务，并为主要的问责对象。而真正的项目预算应该无视机构的界限，把服务于相同目标的所有活动与支出划归于同一个类别。然而在实践中，大多数政府虽然宣称他们有项目预算，实际上他们仅仅将项目与可确定的机构单位相联系。例如，他们可能将水质项目归于水务局，但是没有把其他开展水质工作的行政主体纳入项目中。
根据上述的分类特征，可以得出如下启示：第一，具有完整行政分类的政府，可能会去考虑以下这些问题，即引入新的项目分类是否真的出于改变决策流程和责任关系的考虑？如果不是，这项改革可能耗费多年，或者仅仅是改变表象，尤其是当政府内部对于目标或最佳项目结构存在分歧时。第二，公共财政管理变革应着力于提高政府及机构的管理能力，因为这些主体决定如何使用公共资金。第三，在主要分类中附注重要问题或表明公共资金管理方式的计划表或声明，以此作为补充能够更好地促进财政管理。
（责任编辑 耿 欣；校对 GX）
公共英语论文范文第5篇
9月5日，《经济》杂志社政府采购编辑部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主办的“2008创新公共采购服务平台模式研讨会”在经济日报社召开。各级政府采购采购中心负责人、采购人、行业协会负责人、检测机构负责人、企业负责人以及专家学者就如何进一步做好公共采购服务工作，创新公共采购服务平台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研讨会上，《经济》杂志社政府采购编辑部主任陈剑飞做了编辑部的背景介绍。编辑部在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机关成立时组建。五年来，立足于权威、客观的报道，进行过大量的平台搭建工作。在实践中，与政府采购的动态相应和，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与资源，积累了丰富的平台构建经验。
讨论中，与会代表就公共采购服务平台的功能模块构建与流程设计、如何设立招标产品前端服务及中标产品验收服务、如何设立公共采购主要商品全国信息发布服务、如何规划与设立统一的公共采购实物展厅等问题彼此碰撞，各抒己见。
尤其是服务平台功能模块中争议最大的标书问题，成为研讨会讨论的焦点。代表建言利用行业协会和专家的资源，把招标文件的资质和技术编写重视起来。
与会代表达成共识：在顺应我国“以创新求发展”的趋势下，设立一个政府采购人与供应商全方位沟通交流的服务平台是非常可行并且有实际意义的。
《经济》杂志社政府采购编辑部副主任方剑做了政府采购同行建议的汇集，表示编辑部愿意与各级政府采购中心、各行业协会及政府采购供应商齐谋合力，共同搭建公共采购服务平台，作为政府采购人和供应商间沟通平台。
创新公共采购服务平台的搭建，将对今后的政府采购工作起到一定意义的促进作用，为我国政府采购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推波助澜。
公共英语论文范文第6篇
内容提要: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公共行政民主化的直接反映。然而,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政策不是自发形成的,需要政府和公民的积极培育。本文从公民参与基础、参与者素质、参与方法和认知标准四个方面探讨了培育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途径和方法,同时指出有效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必须避免的误区。
关键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培育
1.引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公民开始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公民团体的力量进入到公共决策制定、执行过程,积极表达自身的利益倾向,影响政府公共政策决策。同时,在经历了“政府失败”和“市场失败”后,公民社会的力量逐渐显露出来。政府逐渐认识到,要在公众面前重新建立可信度并构建公民与政府的合作关系,就必须把公民纳入到政治程序中,把公民参与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部分。公民参与已经成为西方各国地方政府治理的一种重要工具,形成了好的地方政府必定是参与的政府的观念,公民参与的方法由是日渐成熟。当前,日益明显的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决策如听证会、专家咨询、社区自治、政务公开等在我国方兴未艾。但是,公民参与不是一次性的事件,或者说是一种包含了很多方法和步骤的单纯的技术,而是连续不断的过程,是一种制度化的安排,是公共行政的一种日常行为。有效的公民参与更是一个信息分享,公民授权,公民教育,强调责任与合法性的过程。
公民参与是指公众(包括公民个人、公民团体、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自发地或是在地方政府引导下进行的,参与公共事务,在公共政策决策程序中的有序的利益表达以及对政策决策的影响。有效的公民参与则是指公民与政府信息共享,影响政府公共政策导向,加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建立公民与政府及公共管理者之间的沟通机制、协商机制,促使政府成为一个负责、透明、民主的组织。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作为公民个体,他们更关注身边的切身利益,更愿意通过私人的行为去求得利益的实现,集体行动的困境也使得搭便车行为大量存在,公民参与的意愿不高。作为政府部门,官僚的本性把公共政策过程看做是其履行职责的一部分,同时,政策过程的专业性使得公共管理者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能力有着深切的怀疑,参与造成的行政成本增加和行政效率的降低让政府部门对参与活动产生抵触。同时,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度的缺乏,使得参与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变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的事件。因此,有效的公民参与不是自发形成的,需要政府及公共管理者与公民的积极培育。
2.培育良好的参与基础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公民对其社会责任的高度认识,是政府治理活动的一部分,对于公民个体和政策制定者,公民是否能有效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并对政策制定产生良好的影响,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确定参与对象。参与对象的选择是一个两难的命题。是没有民族之分,没有贫富之差,没有城乡之异,没有接触政府多少之别,是一个多文化的,多民族的尽可能广泛的参与还是有代表性地选择参与者?是产生更多样性的代表,还是只针对目标群体来选择参与?是参与者众还是缩小参与规模给予每个参与者充分的时间和资源来参与?参与是有组织的群体,是单个的个人,还是这两者的结合?参与活动的计划者要决定好参与者是个人参与还是代表参与,界定好哪些公民个人和公民组织可能对政策问题感兴趣,并了解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公民进行不同的分类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公民群体参与的好处是把更多的人群吸引到参与活动中来,给予更多的人表达观点的机会,给予公民更多的授权,但是在意见整合和政府回应上有相当的难度;经过选择的小群体参与的优点是,更能发展出具有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且意见容易达成一致,但是也要冒被没有代表性的危险。因此,在不同的背景下确定不同的参与者,区分谁是真正对相应政策问题感兴趣的人,关注不同参与者的特点,弄清楚什么是不同的参与者能够贡献给决策者的,平衡公民参与的代表性与政府决策的效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有效公民参与的前提。
明确参与内容。即什么领域是可以开放给公众的。参与是不是适合所有政策制定?是不是适合所有的政府部门?参与是象征性的还是实质性的?在公民社会浪潮的冲击下,公民的社会价值提升,在民主政治的背景下开展公共行政,公民精神和社会公平观念使得公民重新开始拥有政府这条船,公民由消费者或顾客,转而成为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者。这促使政府更多地承担起在全新的范围内把管理领域开放给公众的任务,如财务预算,经济发展,多样性的服务提供等。同时,在公民与政府之间建立一个类似于“合约”的规范,明确潜在的因素和参与的限定性,应该让参与者明白,哪些内容是可以协商的,哪些是在目前条件下没有能力达成的,以便于让人们决定是否值得投入到参与过程中去。
选择参与时机。即在什么情况下参与,在政策的哪个阶段制造参与活动。参与时机的掌握是相当重要的,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让公民参与到决策程序中来,由于准备不充分,程序设计不完善以及信息不能及时提供与沟通,导致在参与中争论不休,不能产生一个一致的结果,容易使参与活动流产;太晚的参与则让公民感觉参与不过是走过场,并且政府部门不能从参与中得到真正有用的信息来改变决策,公民参与在政策决策上不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只有当公众确实存在一个与政策决策者所持的决策所不同建议,当政府准备好了充足的时间和资源去创造一个有效的参与时,参与活动才是合法且有效率的。参与是一个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活动,如果政府的一项政策需要很快出台,或者政府没的足够的资源可以调动,或者政府不愿意开放参与所需要的信息,那么参与就变得没有意义。
确定参与组织方式。即如何组织参与活动。公民参与并不是适合政府部门特征的一种活动。传统的官僚机构是建立在层级制基础之上的,权力的运行自上而下,保密、专业、理性是其最大的特点。而公民参与要求开放、灵活、有弹性及具有回应性。因此,有效的公民参与几乎不能在传统的官僚制下实现。通常政府会采取建立由专家组成的专业的队伍或雇用咨询机构来承担这项工作。这些专家或机构不是幕后的组织者,而是与参与者直接接触的一线人员。值得注意的是,当参与活动由这些专家队伍或是咨询机构实施时,参与的计划者——政府官员不能游离与参与活动之外,领导参与计划和程序的人与最终撰写报告的人必须始终活跃在参与活动中,才能保证参与活动的合法性,保证参与的结果最终影响公共政策制定。
3. 培育高素质的参与者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公民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公民和公共管理者的共同行动。公民参与是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一部分,而不是单次的、零散的活动或者演化成一种运动的形式。只有当公民参与渗透到公共管理者和公民的观念中,当参与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时,有效的公民参与才会形成。公民参与决策的组织者——公共管理人员及参与者——公民个体,都需要在观念转变和能力提升上做出努力。
成功地参与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尽量减少公众与政策决策者之间的距离。毫无疑问,公共管理者在参与程序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掌握了整个过程:从具体的发展参与途径,到约定参与细节,参与计划的制定及程序的设计,参加所有的工作会议,出席与公众有关的直接会面和交谈。作为公民参与政策的组织者的公共管理人员要组织好公民有有效参与,一是要转变行政理念,把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视为行政过程的一部分,视为管理的责任。积极创造合作和信任的氛围,帮助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活动,使公民在参与中寻求公正、平等的价值意义,培养公民的参与意愿。二是始终处于参与程序的最前沿和中央,而不仅仅是参与活动的计划者。公民参与最终是一个广泛的政治程序的一部分,必须对参与方向,参与程序,参与组织,参与评估进行控制,因而,公共管理者必须从始至终地处于参与活动中。三是公共管理者必须认为自己是程序的所有者,投入到公民参与并直接接触参与过程而不是把参与推给专业人士或是咨询机构去做。如果不这样,公民参与的作用是很小的。公众不会浪费他们的时间参与到没有公共管理者掌控的程序中去。公民参与是一个公共管理者与公众伴随着参与程序而不断地互相协商,适应,妥协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调整利益关系的微妙繁杂的政治环节。公共管理者不是参与的观望者,而是参与活动的参与者及管理者。公共管理者越多地进入参与活动,参与就会越成功。
公民在很多情况下被假设为是一个简单的,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有用的决断的个人,因此,对公民是否具备参与的能力,公民参与是否有助于提升公共决策的质量,公民参与是否有助于改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等问题产生了疑问。因此,作为参与主体的公民的参与意愿的强烈与否,参与的素质的高低,对政策对话的理解能力以及推动参与活动能力成为公共有效参与政策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共政策参与中的公民教育应围绕着激发公民参与意识,提升公民参与的能力而展开。首先,公民个体应转变观念,把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作为公民权的具体体现,作为公民的一种社会责任。其次,在传统的行政模式下,公民参与的意识受到压抑,公民被动地接受政策,当政策不能代表和表达公民的利益和意愿时选择抱怨而不是改变。服务型政府治理理论认为真正的社区问题专家是公民自己。政府部门不能因为担心公民的素质和能力而取消参与或缩小参与的范围,而是应该认识到公民参与政策议程的教育是在政府与公民的不断对话和协调中产生的。通过不断地与公民对话,不断地协商问题,不断地开展公民调查来提升公民参与的素质和能力。其三,把公民带入公共政策程序之中,鼓励公民参与政策决策,引导公民在争论中解决他们在中心问题中的不同主张,在问题中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观点,在争论中积累参与的经验。提高公民参与的能力,仅仅提供参与的机会是不够的,更多的且更难的工作是保证产生有意义的参与。
4.培育科学的参与程序
公民参与的有效实现,需要依赖具体而操作良好的参与程序和方法。
清楚地设置目标:参与程序的目标必须被政府部门与公民清楚,明白地写下来,目标必须是清晰而透明的。
参与的方法与目标相匹配:当目标明确后,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个人参与与群体参与不同,各群体的风格不同,参与者的利益不同都会对参与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在征求专家意见时需要的是正式的,有效率的会谈,需要政府部门提供更专业的资料来佐证;在开展居民调查时则需要更多的具体观点的解释,以及亲近的态度;在经济发展战略参与中,商业群体更关注的是具体的细节,远景的描绘。合适的方法的设计应遵循的原则是:与参与的目标相匹配,与参与的过程相匹配,与参与所使用的技术相匹配。
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信息:越多的信息被提供给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就越高,越高质量的信息被公众获得,公民参与的有效性,即公共政策的制定就越好。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很难得到足够的,可以接受的信息去完全领会潜在地影响他们生活的问题。政府部门要以公众能够接受的形式开放公共信息,并对公民要求进一步的信息提供给予及时的回应。公民从互动回应中获得重要的、有用的信息,从而在对信息进行分析甄别中改变他们的观点,而使一致意见的达成变得相对容易。在信息提供中会出现的问题是,政府提供的信息往往是由专家制定出来的规范,对公众来说,那些规范更会限制他们的思想,从而把参与限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范围内,达不到参与的效果。因此,高质量的信息首先应该是促使参与者掌握参与活动全貌的信息,能够使参与者通过分析信息,掌握参与的重心。其次,高质量的信息应该是开放参与者人思维的信息,促使他们从多方面考虑分析案例,不局限在狭小的范围之内。其三,高质量的信息应是活跃的信息,形式多样,随着参与的发展而推陈出新。
公民调查: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程序与参与政治程序,如选举是完全不同的,公民参与政策决策过程更像一个公民调查。通过公民调查,政府部门获得公民参与的基本资料及背景知识,提供纵向分析的基础信息,建立一个基本的数据库,用先进的方法来进行统计分析。同时,公民调查更具有代表性。因此,良好的公民调查一是要使调查程序透明,使参与者清楚地知道参与的原因和结果,提升参与热情和参与程度。二是调查的内容可接受度高,促使早先不明确的,新的东西逐渐浮现出来。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调查不仅无助于有效有公民参与的形成,甚至会导致失败。三是调查的方法易于操作,复杂的数据统计工作应该留在后台,展现给公民的是触手可及的简单操作。
建立起直通的渠道:良好的公民参与取决于信息网络和沟通渠道的畅通,在公民与决策者之间建立起直通渠道。首先,网络是目前最便捷,也是最好的日常联系通道,政府部门的网站应该设立直接连通公民的通道,更为重要的是,公民能通过网络得到最及时的回应。其次,媒体可以在政府部门与公民的连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在政策理解上建立信息库,在争论中扮演公告板,在公众表达和政府回应之间建立路径。第三,社区的发展给政府部门与公民的连接制造了很好的机会。社区是集中民意的理想之地,社区领导者有很深的社区血统,他们由居民选举出来,有义务为社区的发展和利益积极活动,因此,他们既能高度代表其社区的特殊利益又能很好地反馈信息给居民。
5.培育正确的认知标准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活动是不是有效并不是指有多少人参与了公共政策制定活动,不是指在多大范围内组织了参与活动,而是指公民参与的过程设计是否有助于参与,参与是否真正影响到政策决策,公众是否感觉他们得到了公平的机会参与进来。同时,并不能因为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而判定参与的失败。因为参与者背景的不同,以及问题的性质不同,群体需求的差异,有时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因此,对公民参与的认知就基于以下三个标准:
接受性标准:公民对参与公共政策的态度和接受程度。公民参与并不一定总是能产生与公民意见完全吻合的结果,政府部门不是对公民意见的盲从。有效公民参与的接受性标准表现在:公民参与是否满足了公民对其受到关注,对其需要和利益得到满足的期望;公民是否发现从参与活动中实现了对他们对自己生活环境的控制;公民是否在参与活动中增加了对政策的理解,产生了对政策的共识,有助于政策的执行;公民参与提供给政府部门的信息和观点是否是政府部门不能以别的方式或途径得到;公民参与是否弥补了公共政策的缺陷,改进了政府决策的质量,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公民参与是否保证了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促进社会公平。
成长性标准:公民参与对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有效的公民参与有成长性表现在:是否激发公民的参与意识和热情,提升参与的能力;是否促进公民意识的觉醒,提升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公民群体意识的形成;是否改变了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和责任,增加了公民对政府的公共信任度;是否真正影响到政策决策和规划过程,对长期和短期内社会发展有贡献;是否增强了公共政策决策领域里政府部门与公民的互动,促使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新型合作关系的建立。
灵活性标准:参与程序与参与活动的匹配程度。公民参与是否促使政府部门建设具有高度弹性的组织结构,有适应变化环境的能力,促使政府部门建设灵活性,机动性的反应能力。随着参与活动的进行,对政策问题的了解,对分歧观点的理解,对不同利益的调和都会改变,因此,参与程序的灵活和适应,对计划的不断修正,政策的可选择性变得更为重要。参与的程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要根据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目标来选择和设计不同的参与途径。公民参与不是强迫性的与公民的对接,而是政府部门与公众的合作,不断地修正和发展程序,来进行最合理的政策决策。
6.有效公民参与应避免的误区
首先,公民参与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专门技术。调查研究的技术、目标群体的划定、公民委员会、网络技术、公民会议、公民面谈等是公民参与中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技术。但是这些技术的最终目的是给决策者一个判断的方法,判断是基于事件发生的背景,受到不同的群体参与的影响,与客观现实相关联的一种主观行为,而不是一种具有标准的科学活动。虽然公民参与活动需要有合适的技术支持,但这种技术只是作为参与活动的基础支持。如果把参与作为一种专门的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门科学来看待,则会发展到与参与的本来目的相去甚远之地。公民参与是在政治系统下进行的,是治理的一种工具,面临着各级政府不同的观点和视角,复杂微妙的政治环境,公民群体的不同特征,公民利益诉求的多元表现形式,因此,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一个寻求公民、公共管理者和政府之间协商、沟通以及妥协、平衡利益关系的过程。参与是公民对社会治理活动的关注,是对自身利益和权力的一种表达,是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主动投入社会服务的一种贡献。因此,公民参与更多是的对参与程序的设计,对参与过程的管理,对行政权力的分享。公民参与要求行政管理者与参与者在不断的对话与协商中增进相互的了解,达成一致的见识,共同对参与的结果负责,是民主和价值的一种回归,而不是参与技术导致的一种结果。
其次,公民参与不是一种“专业化”的活动。“专业化”是指公民参与不是公民与公共管理者的直接对话,转而由掌握专门技术的专家或机构掌控的一种专业性的调查或是测量。即参与成为一种专业化的行为,成为组织参与活动的专家的独家饭碗。由于参与是一项繁杂的工作,是面对公众最多的一线员工的日常工作,因此,在参与的过程中,很容易形成公民参与的“专业化”倾向。同时,政府经常用有多少人参与来测量参与的效率,而不管这种参与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效的参与,更促使参与成为一种“专业”。公民参与的“专业化”的后果有二:一是参与的组织者和专业机构独家占有参与信息而不愿意分享,他们自己掌握了参与的过程和结果。专业化的人员醉心于制造参与工作,而不是把之视为政府治理的一种工具。 “专业化”使大量的公民参与失去了促进治理的理念向民主的社会公平方向发展和改变社会生活的本性,而使参与成为一种专门的技术。二是这种参与的“专业化”使政策制定者与参与程序隔离,公民参与的实际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不为政策制定者所掌握,通常,一些新浮现出来的观点,及参与者态度的转变因为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的原因而被大大地削减掉了,而这恰恰是对政策制定有重要的潜在影响的因素。公民参与成为一个简单的专家完成的报告,甚至成为一种程序性的工作,成为一种假性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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