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区论文范文

2023-09-21

和谐社区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法治基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要性在于能维持新型城镇化健康、良性发展。重要性不仅凸显了其公平正义的深刻内涵,更是对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过程中,政府依法行政的有效监督和农民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法治城镇化过程应树立依法行政的理念、应完备民生保障制度体系、应强化主体权益法治保障建设力度、应提升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能力。

关键词:法治路径;新型城镇化

文献标识码:A

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城市农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可以说,之前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随着近年来快速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不仅影响国家地区发展建设,更是对人民生活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导致城镇化的进程变质变味,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带来阻碍。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彰显了法治基于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性。因此,要积极发挥法治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

1法治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1.1公平正义的目标需求

“法者,天下之公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离不开法治的有力保障。然而,当前城镇化进程中一方面种种不公现象屡屡出现,另一方面滥用公平正义概念寻求不正利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相比改革开放之前,当今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各不同,因此我们更应该在城镇化过程中树立公正、公平、公开的法治意识和精神,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需求。这就需要把公平正义的目标需求尽可能纳入城镇化进程的法治轨道,通过法治方式、途径和程序实现公平正义。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是一个系统工程,体现着公平正义的法制应该说是除了有效政策和相关行政手段以外,能使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能健康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

1.2依法行政的现实重任

“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依法行政和好的阐释。所谓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机关各项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凡是超出法律规定的行为,都不得为之,否则就是违法行为。具体来说,事前、事中、事后都应该符合法律规范和要求。同时,行政机关的一切行政行为都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依法行政不仅有利于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有利于制衡政府行政权力,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破解城镇化进程难题。

1.3农民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农村的大量土地被征用,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维权、“农民市民化”等棘手问题。如何有效破解,需要通过法治途径,制定规范城镇化进程中农业与农村、保护农民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涉及农民的财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生产经营自主权、收益权、劳动权、同工同酬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以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权,等等。涵盖了法律法规体系、安置体系、就业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与征地工作监督体系。只有严格执行这些法律法规,依法把广大失地农民群众的利益保障好、维护好、实现好,才是当前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固本之策。

2城镇化进程中加强法治建设的迫切要求

2.1加强法治建设有利于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广大农民虽是城镇化进程中始终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其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主体作用往往不能有效发挥。如果城镇化不能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不能让他们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承担义务和责任,平等地受到法律保护,甚至发生侵害农民权利和利益的行为,那么城镇化就不会受到农民拥护,甚至遭到农民反对,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由于农民群众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受益程度,决定了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因此,只有通过体现人民意志和集中利益的法律来保障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才能使城镇化成为上下齐推动的自觉行动。

2.2加强法治建设有利于建设法治政府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是规范行政权力、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没有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必然产生腐败、权力有多大腐败就可能有多严重,这是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当前城镇化主要是以政府推动为主导,政府的行为和决策对城镇化发展起着引导性的作用,其中的权力寻租空间很大。因此,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通过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不仅能使政府决策更科学、政策稳定性、延续性增强,更能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任。从而,有利于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有利于诚信政府、法治政府形象的塑造。

2.3加强法治建设有利于城乡社会稳定

城镇化要民生为本,和谐推进。这就要把以人为本的要求贯穿到城乡建设各个环节,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为目标,把群众受益作为推进城乡建设的前提,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新型城镇化成效的根本标准。城镇化大量地涉及广大农民的利益,征地、拆迁、就业、社保等……土地征收如果没有法律的监督很容易引起腐败的滋生;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法律缺失可能会引起群体性事件,无论哪种制度缺乏了法律的规制都会走向极端,不利于城镇化的发展。

2.4加强法治建设有利于城乡生态文明建设

在城镇化进程中,面对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镇化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因此,加强法治建设有利于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城镇化建设中,通过法治来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保障城镇规模结构合理化、城镇布局集群化和土地利用集约化,资源开发的科学化,实现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变。

2.5加强法治建设有利于科学规范发展

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受“土地财政”的驱使,一些地方打着“城镇化”的旗号,盲目扩大城市空间,滥占耕地;有的将城镇化等同于房地产化;有的不考虑实际情况搞“全域城市化”;有的盲目进行“造城运动”;有的地方空间城镇化远远快于人的城镇化,热衷于“乡改街”、“村改居”。由于只追求速度、规模,出现了“空城”、“睡城”等现象,在土地、产业规划,以及权益保障、就业等方面发生了农民与政府的纠纷。究其原因,城镇化的无序现象归根结底是由于法律的缺失。所以要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确保新型城镇化符合实际、特色鲜明、积极稳妥、有序发展。

3路径选择的策略思考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个综合系统的巨大工程,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在法治化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树立法治理念,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全面破解并超越城镇化发展困局。

3.1树立新型城镇化建设依法行政的理念

政府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主导者,能否坚守依法行政,并将以人为本理念贯穿于其中,事关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成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在不同时期其发展理念不断变化,通过不断试错的实践证实,只有通过依法行政才能够有效阻断实施违法行政引发的社会矛盾,并能够最大程度实现改革红利普惠于民,达到双赢的局面。因此,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严格按照法治政府运行要求,树立依法行政的理念,将有利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步伐。

3.2完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民生保障制度体系

新型城镇化其核心是以人的城镇化,必须把提高人的幸福指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民生制度体系的构建中,应健全制度实施机制,创造制度运行环境,增强制度实施效果。一是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就业和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政策,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二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保障性房建设等民生工程。三是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四是加强文化建设和和谐社区建设。

3.3强化新型城镇化建设主体权益法治保障建设力度

依法平等保护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一是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调节、服务和保障作用。二是及时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重点围绕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涉及的社会保障、民生发展、土地征收、城市规划等目标任务。三是营造法治环境。使各类主体在平等有序的法治环境中竞相发展、充满活力。

3.4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能力

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各类主体能有效运用法治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因此,要不断提升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能力。一是严厉打击破坏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各类犯罪活动,切实维护建设市场秩序安全有序。二是依法保障重点工程有序顺利实施,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纠纷,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各项合法权益。三是强化为民意识,依法妥善审理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征地拆迁等民生案件,维护人民群众在教育、就业、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权益。四是完善法律服务,及时将涉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矛盾纠纷解决在诉前和基层。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张巍.以法治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J].党史纵横,2014,(6).

[3]田之珍.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法治保障研究[J].管理观察,2014,(7).

和谐社区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镇管社区建设是社区建设的新领域。基于上海市9个镇的调研,上海镇管社区建设主要有镇与居委会之间增加社区中心建制、镇与社区管理中心之间增加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办事处、镇与居委会之间建立社区管理工作机构、镇与社区管理工作机构之间建立镇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四种模式。上海镇管社区建设主要在政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社区公共服务、社区居民融合、社区配套支持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和问题。需健全完善镇管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镇层面创新共治的机制、在居委层面创新自治的机制、构建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推进镇管社区建设。

关键词:镇管社区;社区管理模式;城镇化;政府管理;公共服务

针对镇属社区数目越来越多,同时镇属社区社会问题较多的状况,各地地方政府对镇管社区的体制机制进行了探索实践,形成了“撤镇建街”和“强镇扩权”两种主要管理模式。“撤镇建街”模式的主要做法是镇政府变为街道办事处,村委会变为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转变为市民,实行社区化管理,居民享受与市民一样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就业等社会保障。“撤镇建街”模式的优势在于有利于精简机构和转变政府职能。但是从各地的实践看,撤镇建街对社区的综合管理能级不但没有得到提升,反而一定程度有所削弱,并且易引发集体资产处理中的矛盾。近年在我国浙江、广东、山东、湖北等省,一批经济发达的市县下辖镇启动了“强镇扩权”[1],通过纵向权力结构的扁平化和权力重心的下移,提高镇行政级别,赋予镇更多的自主权。通过“强镇扩权”,可以进一步推动经济强镇的发展。“强镇扩权”会引发一些问题,比如加大了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难度,被扩大的权力没有法律支撑和制约机制等。“镇管社区”是城市化进程中为解决普遍存在的体制滞后于功能的困境应运而生的基层政府治理模式,也是基层社会变迁过程中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2]。本文基于对上海市9个镇的调研,力图对上海的镇管社区模式进行总结,对镇管社区建设中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进一步推进镇管社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上海镇管社区的四种模式

上海的镇管社区建设走了一条不同于“撤镇建街”“强镇扩权”的模式,从调研的情况看,上海的镇管社区主要有以下四种模式:

1. 在镇与居委会之间增加社区中心建制的模式

在镇与居委会之间增加社区中心建制的模式以浦东新区S镇为代表。S镇镇域面积为34.19平方公里,下辖16个村,41个居委。其中城市化地区为20平方公里。S镇在城市化功能形态比较成熟的20平方公里,探索实践了在镇与居委会之间增加社区中心建制的“镇管社区”模式,从而形成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有效下沉、社区自治共治逐步发育的一种社区管理模式。按照区域相对独立、社区居委会数量相对合适、人缘地缘相近的原则划分为4个社区管理区域,包括世博家园社区、永泰社区、杨思社区、三林社区,在每个区域分别建立社区中心。社区中心是集党务、政务、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组织,对镇政府的社区管理职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社区中心按照镇政府的各工作条线,设置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社区文体等综合管

收稿日期:2012?10?03;修回日期:2012?12?0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共治’框架下社区治理新路径研究”(12CSH036)

作者简介:周健(1981?),男,江苏南通人,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党校讲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2012级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公共管理与社区建设.

理办公室,参见图1。

图1 镇与居委会之间增加社区中心建制模式

2. 镇与社区管理中心之间增加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办事处的模式

镇与社区管理中心之间增加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办事处的模式以奉贤区N镇为代表。N镇镇域面积114.68平方公里,辖有17个行政村,4个社区(街道),下辖47个居委会。目前城市化率达到40%。经历3次乡镇机构改革,N镇社区管理在镇与社区管理中心(社区居委会)之间设立“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办事处来管理社区的建设与管理。具体来说,“街道办事处”不是镇政府的事业单位,只是片区化管理社区居委会的枢纽型机构,没有内设科室,主要职责是信息收集和上传下达,配备工作人员9名。西渡社区办事处是N镇镇政府的“半派出机构”,级别是副处级,有一定财权和事权,但无人事权。社区党工委、办事处下设“一办四室”,领导班子有“一正四副”,共有工作人员39名。“社区管理中心”(社区居委会)因居民区规模小,将社区管理中心和社区居委会合署办公,参见图2。

图2 镇与社区管理中心之间增加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办事处的模式

3. 在镇与居委会之间建立社区管理工作机构的模式

镇与居委会之间建立社区管理工作机构的模式以闵行区P镇、M镇、X镇和H镇为代表。镇与居委会之间建立社区管理工作机构的模式由于在组织架构上存在一定差异形成了两种亚模式,分别是“P-M”模式和“X-H”模式。

“P-M”镇管社区模式机构设置方面,在镇党委、政府与社区居委会之间设立社区管理工作机构,负责统筹社区建设与管理工作。社区管理工作机构实行居民区党委、社区管理办公室、社区事务管理服务中心“三块牌子、一套班子、合署办公”,一般内设行政、业委会指导、党建、精神文明创建、综合、物业等职能科室。工作职能方面,社区管理工作机构作为一个枢纽型组织,共同承担社区党建、社区建设、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稳定、社区干部管理及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综合协调、综合管理职能。镇各职能部门涉及社区的相关工作均由该机构进行统筹后落实到社区。人员配置方面,P镇居民区党委书记由镇党委副书记兼任,下设两位副书记,其中一位为专职副书记(副处级干部)、一位由社区办主任兼任;M镇居民区党委书记由镇党委组织委员兼任,社区事务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担任常务副书记(副处级干部),社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兼任副书记。两个镇社区管理工作机构的人员配备在25人左右,参见图3。

“X-H”镇管社区模式机构设置方面与“P-M”模式相同,对居民区党委、社区管理办公室和社区管理服务中心人力资源进行整合,实行“三块牌子、一套班子”,内设党建、综合、物业等职能科室。工作职责方面,相比“P-M”模式,该模式下的社区管理工作机构负责的社区管理权限相对较窄,主要负责社区党建、社区居委会组建、社区服务、业委会指导、综合治理等工作,而镇各职能部门涉及社区的有关事务则“一插到底”,直接布置到社区居委会。人员配置方面,居民区党委书记由党委组织委员兼任,社区办主任担任居民区党委专职副书记。社区管理办公室配备工作人员10-14人,参见图4。

4. 在镇与社区管理工作机构之间建立镇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模式

镇与社区管理工作机构之间建立镇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模式以闵行区Q镇为代表。这一模式和其他三种模式的一个重要不同是这一模式把村委会也纳入镇管社区的范围。机构设置方面,成立镇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织领导辖区内的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镇社区管理办公室。同时,参照闵行区社会建设工作机构改革模式,成立镇社会建设工作党委,增挂居民区党委、综合党委牌子。镇社会建设工作党委为镇党委下属二级党委,与镇社区管理办公室合署办公。工作职责方面,该镇社区管理工作机构不仅承担统筹协调指导全镇社区党建、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等工作职能,还负责指导、协调“两

图3 “P-M”镇管社区模式组织架构图

图4 “X-H”镇管社区模式组织架构图

新”组织党建、村居基层政权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商业、“村居共建”等工作。人员配置方面,按照机构改革“人随事走”的原则,将镇居民区党委、综合党委、社会保障事务中心民政救助办公室相关人员划入新成立的镇社会建设工作党委、镇社区管理办公室。镇社会建设工作党委、社区管理办公室核定人员编制总数为20名,其中班子成员8名,除书记1名(由镇党委分管领导兼任)外,副书记3名、主任1名、副主任3名均为全职,办公室工作人员13名,参见图5。

二、镇管社区建设中的问题

当前,根据调研的情况,镇管社区工作组织架构已基本形成,镇管社区管理范围正日益扩大,镇管社区管理任务日趋繁重。镇管社区工作还存在四方面的不足和问题:

1. 政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

当前各镇“镇管社区”工作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职责定位都不尽相同;干部配置多样,工作人员来源广泛;社区管理职能界定不够清晰,部门间分工不明确,条块之间缺乏协调机制。作为居民区管理主体,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原本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访谈中,95%的居委会干部坦言,他们完成镇政府交办、协办的各种工作任务占其日常全部工作的80%以上。除此之外,上级政府职能部门还会经常以“进社区”为名,给社区布置各种检查、评比、创建、调研等工作任务。这样一来,居委会在日常工作中大多疲于应付,很难有精力和心思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图5 镇与社区管理工作机构之间建立镇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模式

作——自治。当前,镇对社区的职能方式“刚性”太强,而非“治理”。出于稳定的考虑,存在一定程度的“以政代社”的管理。处理社群矛盾方面,缺乏政府与社区居民理性沟通的多种渠道,一些涉及城郊结合部居民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群众参与度不高。

2. 社区公共服务不足问题

本次调研的9镇大多都位于城郊结合部,随着市中心城区人口大量导入,户籍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已日益加深,对为老服务需求较大,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开展形式多样的为老服务,满足老年人的各种保障需求,推动老年群体的积极老龄化,成为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3]。同时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需求较大。大批本地农村居民变成城市居民,从制度上被划分到了市民群体,已完成身份的制度转变,但是失地农民因文化水平不高,没有技术经验,尽管得到动迁补偿,但是从社会融合来看还处于城市中的特殊群体,对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较大。由于城郊结合部房租相对中心城区低廉,这些镇迅速增加的主要是来沪流动人口,这部分人群的流动性较大,难以及时提供人口健康、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据调研,目前居民所享受的服务项目大多是私人性质的便民小商品服务,且层次较低,大多在于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如介绍保姆、送报纸、理发、水电维修。相比较而言,与绝大多数居民需求相关的为提高生活质量的公共服务项目,如社区环境整治、社区公共娱乐设施建设及活动开展、社区公共秩序的维护、营养保健咨询、法律咨询救济、优质物业服务、社区医疗救助等欠缺而同时日益为居民所关注。

3. 社区居民融合问题

所谓社会融合,是指新移民在居住、就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融入城市社会、向城市居民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进展程度可以用新移民与城市居民的同质化水平来衡量[4]。镇管社区辖区内的居民主要由原住民、动迁居民、商品房居民和来沪人员等四类人员构成,由于文化程度、生活习惯、收入水平、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较大异质性,他们对社区有不同的需求。群体之间的这种心理疏离导致生活中的交往互动不足,容易形成群体间的隔离和矛盾。大多数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的热情不高,缺乏居民自治的民主意识。同时,来沪人员融入城市的问题比较突出,他们面临着城市其他社会阶层无法比拟的生存压力,极易产生挫折感,容易滋生社会治安问题。

4. 社区配套支持问题

大部分城市化社区工作干部配备明显不足,专职居委干部偏少,聘用干部年龄过大,60岁以上的居委干部仍有一定数量,比如M镇20位,Q镇33位。个别镇50岁以上居委干部所占比较高,如M镇252位,占镇居委干部总数的65.6%,Q镇135位,占镇居委干部总数的46.6%,导致社区工作缺乏专业性和创新性。社区居委会信息化程度不高,社区信息化发展明显滞后于中心城区的社区居委会,影响到当地的人口管理、治安维稳、社区服务等工作。社区居委会可以利用的公共服务资源不够,尤其是从事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偏少,造成镇共治主体缺乏,社区居委会自治能力相对弱化。公共管理成本在镇级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导致镇级财政压力较大。同时,基层政权的绝大部分社会管理资源配置仍然以户籍人口为基数,客观上造成同一地区居住的城乡居民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不均等现象。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滞后,物业管理队伍资质参差不齐,直接影响到镇管社区管理水平,也无法满足当前居民群众对社区建设“你呼我应”的需求。流动人口比例过高,“人户分离”的人口逐年增多,使得社区公共资源很难做到准确、合理的配置。

三、进一步推进镇管社区建设的

对策建议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加强社会管理的重心在社区,改善民生的依托在社区,维护社会稳定的根基在社区。社区已经成为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区域,为进一步推进镇管社区建设,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 健全完善镇管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在当前各镇不同的镇管社区体制下,逐渐建立起机构相对统一、职能相对固定、机制相对健全、人员相对专业的“镇管社区”管理体系,在社区管理机构名称和职能定位、组织架构等方面做出明确的政策规定,以便更好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工作。对于政府社区管理的派出机构或委托机构要给予合理赋权,依法实施对社区社会事务、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的管理。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理顺镇与社区管理工作机构的职能。进一步明确基层政府在社区建设和管理上的职责,规范“镇管社区”管理模式中间层社区管理工作机构的功能定位、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以及运行机制,赋予镇社区管理工作机构在社区党建、社区建设、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干部管理及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综合协调、综合管理职能,充分发挥其职能主体作用。二是加强小区综合管理。深化拓展“四位一体”社区管理机制,构建居民区党组织、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与房管办、城管中心、派出所分工协作、互联互动的“4+3”工作机制,共同促进社区综合治理。区分各类小区的不同特点,健全管理组织和工作机制,注重加强城郊结合部地区、“城中村”和撤村队后的社区管理工作,消除社区管理“空白点”。

2. 在镇层面创新共治的机制

目前,社区共治没有权威性的定义,根据现有研究,一个比较合适的定义是:社区共治是政府、社区组织、辖区单位及居民、企业组织等基于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协调合作有效供给公共物品,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和机制。从而明确了社区共治的主体、原则和目的。镇管社区建设有必要在镇层面创新共治的机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建立镇共治的决策机制。公共管理领域的治理以善治为目标,善治是一个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的过程。镇党委致力于畅通民意通道建设,通过三联四会制度、组团式联系服务、网络舆情沙龙等民意收集载体,鼓励多元主体为社区建设和管理建言献策,以需求为导向决策公共事务。二是搭建镇共治的议事平台。社区公共管理具有公共属性,因此治理过程必须变“行政控制”为“民主协商”,保障社区居民的议政权、建议权和监督权。以党员议事会、居民公共客厅、居民(代表)议事会等载体,建立社区居民议事、协商、听证、监督的平台,实现共治的常态化。三是完善镇共治的实施载体。在镇公共事务的执行层面,在镇党委的领导下,政府、社会和市场各司其职、合作互动。依托社区公共管理服务信息化平台,实现内外联动、条块联动。成立镇社会组织服务(孵化)中心(园),让社会组织承接溢出政府职能的公共服务项目。成立社区房屋托管中心,构建租赁管理和群租整治的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平台。

3. 在居委层面创新自治的机制

社区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构成了社区治理的重要方面,社区参与是“共同体”意识的表现,也是推动社区自治的关键所在[5]。以自治能力建设为核心,全面加强社区居委会建设。通过剥离不属于社区居委会职责范围的事项或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切实为社区居委会减负,推动其职能归位。同时,成立相应的社区行政职能代理机构和社区专业服务机构,推动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基础、社区服务平台为依托、其它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多元共治、共建共享”的新型社区治理结构。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推进“自治家园”建设。积极推行居民民主评议居民区干部工作,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项措施,保障居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完善居民自治机制,深入推广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三会”制度,建设网上居委会,提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二是建立枢纽型的居民区自治理事会。现在很多小区都有群众自发组织或居委会组织的各种文体团队、健身团队、旅游团队、敬老帮困团队和志愿者团队,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但条线过多,反而减弱了这些团队的影响力和作用发挥。因此,积极发挥居民区党组织的力量,将这些群众团队整合起来,设立居民区自治理事会,理事会将社区中的各类群众团体整合起来,根据这些团队的内容分为综治、调解、民政、卫生、老龄、青保、文艺等专业委员会,由居民区党组织成员或热心社区工作的居民担任各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专人专管,内容集中,目的明确,居民区党组织与居民区自治理事会负责监督和辅助各专业委员会工作的展开,并定期召开负责人联席会议,交流工作开展情况,实现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实现全方位多元化的居民自治。三是加快社区服务站建设。为解决居委会任务繁重这一问题,应将居委会的一部分工作转移到社区服务站,由镇向社会公开招聘专职社会工作者,然后派到每个居委会,其主要职能是承接镇及上级其他政府部门下沉到基层的社会性和行政性事务,以及居委会剥离出来的社会性事务、社区公益性服务等,从而为居民委员会减负,使其回归到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积极推进基层民主建设。

4. 构建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把不断满足社区成员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社区服务的出发点和归宿,把解决社区居民尤其是困难人群的基本物质文化需求作为社区服务的首要任务,把满足绝大多数社区成员普遍而又迫切的需要作为拓展社区服务的工作重点,把促进社区成员的全面发展作为社区服务的重要目标,把社区群众的受益率、参与率和满意率作为衡量社区服务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6]。灵活运用行政机制、准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等,提高社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配足配强社区管理力量,加大社区公共事业的投入,保证各项社区基本服务落实到位。进一步改进镇公共财政管理机制,将市场运作机制和项目推进模式引入社区公共服务领域,逐步形成项目申报、项目管理、项目跟踪、项目考评为一体的“项目制”管理体系。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快社区服务载体建设。推进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健全前台“一口受理”、后台协同办理的工作机制。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运作机制,提高社区卫生服务质量,方便群众就医。加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设,通过创新专业化、社会化运作模式,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体系。积极推进社区生活服务中心建设,整合各类社区资源,提供就近就便的社区生活服务。努力促进公共服务的便捷度和可及性,提高居民满意度。二是完善社区综合帮扶网络。探索既体现居家养老特点,又适应老龄化进程,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助老服务模式,逐步完善老年人就医、康复、学习、家政等服务,努力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完善残疾人服务设施,提供多种方便生活和康复的服务帮助残疾人改善生活质量。以创造条件使来沪人员融入城市发展为导向,设计好与国家社会保险、农民工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相衔接的政策,逐步解决农民工及同住子女在教育培训、住房、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实际问题。探索建立低保边缘群体预警机制、特困群体帮困托底机制,发挥慈善事业作用,完善社区综合帮扶网络。三是创新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改变政府单一供给主体的传统模式,积极发挥居委会、企业和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在明确政府供给责任的前提下,努力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即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是政府,但是社区公共服务的生产可以是企业和社会组织,政府和居委会做好沟通工作,同时对社区公共服务的质量和价格水平进行监管和监督。

5. 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社会组织根据居民不同需求,在社区居民意愿集结、邻里互助、纠纷调解、专业性服务等社区公共事务上发挥积极的协同作用,对政府管理形成必要而有益的补充[7]。在镇管社区建设中应积极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努力培育各类民间团队,使之成为连接居民,反映居民诉求,满足居民需求的重要载体。按照社会需要、群众需求的原则,统筹发展利益表达类、公共服务类、矛盾调处类、群团文娱类社会组织,优先发展和重点扶持一批以贴近群众、类型齐全、各具特色、公信力高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一方面,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持力度,通过制定政策、设立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降低门槛等方式来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引导、定向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运作机制的建立,将原来由政府部门承担的一批事务性、服务性工作交由社会组织来承担,推动新型政社合作关系的建立。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发展初始阶段,政府部门要积极做好政策引导,使其在培育发展过程中具备更好的生存根基,并在资金和业务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和指导,使社会组织能够扎实立足,并逐渐实现稳步较快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创办文体保健、养老助残、社区救助、社区维权、社区服务、教育培训等公益性社会组织,使社区居民群众享受到优质、专业、多样的社区公益服务。另外,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服务和管理。推动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建设,探索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律自治的工作机制。在房屋租赁、场地使用、设施设备等方面扶持初创期社会组织。探索枢纽式组团式服务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社会组织的骨干作用。健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运作机制,开展社会组织公益项目招投标工作,弥补政府和居委会管理和服务力量的不足,不断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社区服务需求。

参考文献:

孙柏瑛.强镇扩权中的两个问题探讨[J]. 中国行政管理, 2011, (2): 43?46.

俞晓波.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镇管社区”模式研究——基于浦东的实践[J]. 中国行政管理, 2012, (8): 124?126.

杨发祥, 施丹. 镇管社区: 社区管理模式的一种新探索——以上海浦东S镇为例[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7): 150?155.

童星, 马西恒.“敦睦他者”与“化整为零”——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合[J]. 社会科学研究, 2008, (1): 77?83.

肖林.“‘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J]. 社会学研究, 2011, (4): 18?246.

郑杭生. 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社区建设——对社区建设的一种社会学分析[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7, (6): 36?42.

郁建兴, 金蕾. 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以杭州市为例[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2, (4): 157?168.

The model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own managing community building: a survey of nine towns in Shanghai

ZHOU Jian

(Party School of Minhang District Committee of C.P.C, Shanghai 201199, China;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200241, China)

[编辑:颜关明]

和谐社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区教育;社区治理;推动;创新

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给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中的关键环节,是新时期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的重要选择。社区居民作为社区的主体,在社区治理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有效的社区教育工作,丰富社区建设内容,对于提升社区治理工作成效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概念

(一)社区教育

社区的概念在1887年由德国学者滕尼斯提出,尽管当前对社区的定义有很多,但对于社区基本要素的认同基本一致,即地域性、人群、公共性、互动性、设施、组织机构、制度等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其概括为:社区指的是能够聚集在一定地域内,根据相关制度规范而形成的共同意识的组织群体。从这一概念上,可以将我国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都称之为社区。

社区教育指的是为社区居民考虑,充分应用社区各类教育资源,组织开展丰富的教育活动,以促进社区居民发展为目的,提高社区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维护社区安定团结,服务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社会和谐出力的教育活动。

(二)社区治理

治理理论的提出由来已久,治理的定义较多,但普遍认为治理是机构和个人在管理相同事务采取多种方式的集合,是为了解决冲突与不同利益,通过调和、联合行动持续的过程。而社区治理工作,指的是在社区范围内,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或者一些约定俗成的规范,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处理,这一过程就是社区治理。

二、社区教育和社区治理的关系

我国很多学者对社区教育和社区治理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高志敏认为,社区教育要勃兴,必须与社会治理相融合[1]。杨淑珺分析了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路径[2]。程仙平提出,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是当代社区教育的新使命,二者在不少方面是相通的,提出了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策略[3]。杨智认为,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之间存在逻辑上的服务关系,社区教育对社区治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4]。张瑾认为,社区治理功能是社区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现实社区治理的迫切要求[5]。

(一)地域具有一致性

无论是社区教育,还是社区治理工作,都需要立足于社区实际,都是为了满足社区居民各类需求,帮助民众解决相关问题,确保社区居民公共利益得到保障。社区教育工作以社区居民作为服务对象,需要从社区特点出发,开展各项教育服务;社区治理以社区内的公共事务作为对象,通过各类有效的途径,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搭建平台,激发居民参与社区工作的积极性,增加社区居民的归属感、荣誉感。

(二)目标具有相似性

社区教育将社区和教育有效联合起来,与普通教育相同,社区教育也以培养人为目标,但接受教育对象为社区居民,教育内容包括工作教育、生存教育、创新创业教育、职业技能教育等,满足各类人员受教育的需求,提升社区居民的整体素质;而社区治理是为了实现公共服务、公共利益,处理公共事务。在社区治理工作的参与主体包括社会组织、政府部门、社区居民,各主体之间互动协作,推动社区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可以看出,社区教育和社区治理之间有着共同的目标,社区教育为推动社區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基础。

(三)以“人”为工作对象

社区工作期望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而提升社区居民幸福指数需要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多方面协同互动,围绕社区中“人”这一核心内容展开;社区教育是为了促进社区中各类“人”的发展目标而开展的相关教育活动,两者都是为了“人”而开展具体工作,工作对象具有一致性。

(四)公共性价值

社区教育工作主要是面向社区居民开展的具有公共性的教育活动,对社区资源进行有效整合,进而提升居民素质,推动社区健康发展。在多元化社会发展过程中,社区治理逐渐纳入到公共管理范畴当中,日益发展成为一种动态化的过程。通过对话、协商等方式,对公共资源进行有效分配。社区教育、社区治理都具有明显的公共属性特征,两者都与社区发展相关联。从性质上来说,社区教育和社区治理都提供公共产品,具有共享性、非竞争性的特点。

三、社区教育推动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2014年8月,我国教育部等七部委共同印发《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提出要 “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社区教育要快速发展,必须与社会治理相联接、与社区治理相融合[1]。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社区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但当前还存在一些不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不足

社区教育和社区治理工作开展中,多数事务由街道居委会承担,由于居委会组织结构以及传统体制特点,具体开展工作依赖于政府部门,居民的自觉参与性不够。尽管社区教育在促进社区居民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教育资源、办学理念、教育活动方式等方面还需提升。

(二)社区组织工作力量有待提升

社区组织在解决社区居民公共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社区公共利益为目标开展各项工作,非官方、非盈利、自组织为其突出的特点。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社区组织为了提升服务能力,提供更多社会公共产品或服务,在社区教育、社区治理工作开展中,主要依靠政府行政资源为社区组织输送资源,自身工作力量有待提升。

(三)社区教育制度不够完善

社区教育的开展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当前,关于社区教育、治理等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对于社区教育工作的对象、主体、模式、内容、资源等没有形成细致化的规范体系。结合当前社区发展现状,利用社区教育推动社区治理工作,应当完善社区教育的制度建设,促进社区教育工作顺利开展。

四、社区教育推动社区治理工作开展的重要途径

(一)找准定位

在实现社会治理过程中,应该将重心放在社区。基于全面社区治理视角,社区教育作为当前社会治理的关键内容,除了发挥基本的教育功能,还需要充分了解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以需求为出发点,根据社会发展形势变化,找准自身工作定位,对社区教育职责、功能进一步明确,对社区教育进一步发展有更深的认识和更详细的规划,为社区教育发展指明方向,通过社区教育找到社区治理发展的切入点、发力点。具体来说,在社区教育过程中,应该有意识地通过组织教育等方式,提升居民参与社区工作的积极性,帮助其树立社区居民的责任感,引导居民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同时,深入挖掘教育资源,构建社区公共学习空间,提升其学习能力、服务意识、整体素养。同时,在社区教育发展中,更好发挥各参与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实现和社区公共服务的精准对接,充实社区治理力量,保证各项机制有序运行。

(二)不断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程度

居民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居民的参与度关系到社区治理的效果。因此,在社区治理工作开展中,应该积极搭建公共参与的平台,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工作的方式进行拓展,营造社区文化,增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归属感,提升居民参与到社区工作中的积极性,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不断增强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思想,提升社区治理的效果。另外,还需要利用社区公共服务活动,以兴趣为基本引导,调动居民参与性,让居民主动参与到社区活动当中。通过社区教育活动,引领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一方面,对社区各项教育资源进行整合,让各级各类社区教育有机结合、相互补充;另一方面,提升居民主体参与感,培育学习组织与团体,搭建居民协商管理平台,实现社区各部门职能转变,保障社区教育工作推动社区治理进程。

(三)通过社区教育实现社区治理方式的优化转变

社区教育在提升社区居民整体生活品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也承担起推动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重担。社区治理和社会发展目标一致,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促进“人”更好地发展。社区教育实施中,采取有效方式利用各类资源,让社区成员不断学习,满足相关学习需求,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这就需要将社区治理中的关键因素融入到社区教育过程中。例如,在社区教育内容上,增加法治教育、科普教育、环保教育等,更好地让居民了解社区治理功能,也为其参与社区治理工作奠定基础;在教育形式上,从被动学习逐渐向主动学习转变,引导居民在社区经济、社区文化、社区安全等方面发挥作用。

(四)进一步明确社区主体地位

政府部门要加强引导,帮助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与完善,对社区治理流程进行优化,明确社区治理中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权利与责任等。为了创新社区治理机制,政府部门帮助社区转变治理观念,给予针对性引导,明确物业公司、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居民委员会对物业公司进行监督指导,对居民自治组织给予适当扶持,发挥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五)創新社区教育推动社区治理的工作方式

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科技对人们生活带来了诸多变化,尤其是互联网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教育理念。社区教育工作要逐渐与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借助各类媒体平台,包括微信、微博、抖音短视频等,开展更多创新形式的社区教育学习活动;另一方面,利用“互联网+”不断拓展社区教育服务的范围,针对居民需求实现教育项目精准推送,利用信息技术可移动、多端点优势,形成一个全方位、交互性强的社区教育环境,提升社区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五、总结

在社区建设大环境下,积极开展社区治理工作,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通过社区教育推动社区治理工作,优化社区治理工作制度,创新社区治理服务模式,并将其融入到社会治理工作大环境中,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高志敏.迈向交集:论社区治理与社区教育[J].教育发展研究,2015(23):67-76.

[2]杨淑珺.路径如何选择: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发展分析——基于杭州多案例研究[J].职教论坛,2017(33):53-59.

[3]程仙平.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机理与策略[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67-71.

[4]杨智.农村社区教育的社区治理及运行机理探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5):62-65.

[5]张瑾.社区教育的社区治理功能透析[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6-11.

[作者简介]陈可,常州开放大学人文与经济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学、社区教育;陈莺,常州开放大学终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法学、终身教育。

[责任编辑 王 茹]

和谐社区论文范文第4篇

救急救贫不救懒的社区工会

东林社区位于建水县城朝阳楼以北,面积约为0.86平方公里,有居民3300余户,其中常住人口9000余人、流动人口1000余人。这里还是个少数民族同胞的聚居地,有15个少数民族生活在这里。

东林社区工会成立于2005年,自2009年担任社区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以来,王天伦就把发展和完善基层工会组织建设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对已经建立基层工会的单位,帮助他们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对具备建会条件的单位,则进行积极动员,力争早日建立基层工会。

前段时间,位于辖区内的临安酒店建成开业,这家酒店也是建水县唯一一家五星级酒店,拥有一流的硬件设施和优秀的职工队伍,建立基层工会的条件也很成熟。为此,王天伦找到酒店领导,希望酒店能够建立工会。

然而,酒店领导认为建立工会对酒店的经营没啥作用,因此建会的积极性不是很高。面对这样的情况,王天伦跟他详细介绍了建立工会在保障劳资双方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建会后各级工会在医疗互助、扶贫助困等方面都能给酒店职工提供保障。最终,酒店领导同意等酒店的各项工作稳定后就组建工会。

截至目前,东林社区共有8个基层工会,工会会员86人,并且每一个基层工会都按照规定建立健全的组织机构和明确的工作制度。

尽管东林社区的活动场地非常紧张,但社区工会还是积极想办法克服各种困难,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像拔河、象棋、盲人飞镖、海底淘宝等这些能够很快增进社区居民相互了解的游戏,社区工会基本上每年都要举办一两次。为了提高大家参与的积极性,每一个游戏都有别出心裁的奖项设计,独特的奖品也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乐在其中。游戏结束后,工会还要安排参赛者一起到食堂吃一顿饭,进一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

同时,为了增强社区群众对工会的认识、提升工会会员的荣誉感和凝聚力,东林社区还专门邀请了县里的专家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工会的本质区别”作了专题讲座。针对社区务工人员较多的情况,工会又专门举办了职工维权方面的培训班。

当社区工会主席这些年来,王天伦一直觉得工会就是一个服务性的组织,为社区群众多做一些实事、好事是作为工会主席的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他也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自己领导的社区工会只能救急救贫而不救懒,因病因灾致贫工会义不容辞要帮扶,但安于贫穷不思改变的人,无论工会如何接济他都无法脱贫。

因此,东林社区工会确定帮扶对象时,都只接受推荐不接受申请,而推荐人只能是居民代表、居民组长和工会会员等对帮扶对象情况比较了解的人,并且推荐人要对自己推荐的人选负责到底,确保帮扶的资金只能用于再生产或是购买食物、药物等生活必需品,坚决避免用来购买烟酒等奢侈品。

阳光爱心救助模式初尝甜头

今年6月5日,很多东林社区的街坊们一大早便来到社区大门口,等待期盼已久的东林社区“阳光爱心超市”揭牌开业,这也是建水县第一家“阳光爱心超市”。据悉,超市开业后,社区的困难户、80岁以上高龄老人、一二级残疾人、孤儿等持有关证件到超市购物一律享受进货的价格。同时,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还会有专门的志愿者免费送货上门。

当挂在超市门头上的红色帷布被建水县政协主席赵建伟揭开后,一块写有“东林社区‘阳光爱心超市’”的牌匾映入大家眼帘,大红色的字体显得苍劲有力,预示着这个凝聚着爱心的超市将会红红火火。超市内的货架上,整齐排列着各类生活必需品。此外,超市内还有一个专门用来存放爱心捐赠品的柜子,方便群众捐赠和拿取物品。

“就为了找到合适的木材做牌匾,我们王书记跑遍了建水县城大街小巷的木材厂,最后经多处比较才选出了一块最好的。”东林社区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到。这位工作人员所说的“王书记”,正是东林社区的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王天伦,这个“阳光爱心超市”从策划、筹建再到正式开业,每一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力争做到最好。

“东林社区之所以能成为建水县第一个建立‘阳光爱心超市’的社区,和我们的‘阳光爱心救助协会’发挥良好作用是分不开的。”据王天伦介绍,修建这个爱心超市的资金主要就来源于协会的“阳光爱心救助金”。

东林社区“阳光爱心救助协会”成立于2013年11月底,协会设有健全的组织机构,会员主要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工会会员,同时聘请辖区内的一些爱心企业负责人担任名誉会长,并指派专门的人员担任出纳和会计对募集到的资金进行管理。

此外,协会还制定了严格的经费审批制度:300元以下由会长审批,301元至500元由会长办公会研究决定,501元至1000元由理事会研究决定。为了把有限的救助金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协会还规定每户每年只救助一次,并且只接受推荐,不接受申请。

有了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公开透明的工作制度作保障,“阳光爱心救助协会”的会员数量不断增多,募集到的爱心款项也与日俱增,目前已经达到两万多。有了这笔爱心款,社区在开展扶贫助困工作时就有了很大空间,也正是这笔钱解了很多遇到变故的社区群众的燃眉之急,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

虽然对安于贫困、不思改变的“救贫”方面很吝啬,但是在因病因灾致贫的“救急”方面东林社区工会却做得不遗余力。

社区内有两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家庭比较贫困,其中一位是单亲家庭,现就读于临沧市的一所大专学校;另一位则是从小被社区居民收养的孩子,现在在县里的建宁中学读初中。虽然家庭条件很不好,但是两人都很努力,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

东林社区工会了解两位学生的困难后,专门开会研究了对两位学生资助的事宜,最终决定每年至少对他们进行两次资助,每次资助的金额不低于1000元,一直资助到他们大学毕业。到目前为止,对读中学这位学生已经资助了6年,读大学的那位也有3年,很快就能顺利毕业了。

东林社区工会的一位会员家庭条件也十分困难,他19岁的儿子患有先天性脑瘫,随时都需要药物进行治疗。不幸的是他又被检查出来患有食道癌,家里没有别的收入,只能靠一点低保来勉强维持生计。看到这位会员家庭遭此变故,东林社区工会迅速为他们一家申请了临时困难补助。并将这一情况及时上报到县总工会、关工委等部门,积极为他们争取到一些补助金,并呼吁辖区的爱心企业为他捐款。

王天伦曾经在部队当过卫生员,退伍后又开过几年诊所。他帮这位会员仔细查看了检查报告,针对病情指导他进行积极治疗,使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在做好一件件好事、实事受到社区群众好评的同时,王天伦的心里一直都有一个隐忧:东林社区虽然地处建水老县城的中心,也曾是云南省15个全国示范性社区之一,但是由于社区人员构成比较复杂,居住环境也不是很好。特别是几年前的一次强降雨,很短的时间内降雨量就达106毫米,社区的300多间房屋被冲倒,导致很多居民因此返贫,但是这些人却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纳入低保和困难补助范围。

因此,如何想办法筹集到更多的扶贫帮困资金来帮助这些人,就成了压在他肩上的担子。不过正是有压力才有动力,这些年王天伦带领社区班子也通过不断努力使社区的固定资产增加到800多万,社区的办公环境也有了很好的改善。

“阳光爱心超市”能够顺利开业,也得益于王天伦提出的“只要有人愿意捐款1万元就可以聘请为‘阳光爱心救助协会’的名誉会长”的规定。如今,随着捐款数量的不断增加,给社区工会扶贫帮困工作带来了很大的空间。据悉,就在记者到东林社区采访的前几天,社区工会才到医院看望了几位生病住院的居民,每人给了300元的慰问金,这笔钱正是来源于“阳光爱心救助基金”。

和谐社区论文范文第5篇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成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高职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理应受到高度重视。如何提炼“和谐”精神,实现我国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是每个高职教育工作者必须探索和回答的问题。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对高职教育的发展提出迫切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依靠高素质从业人员的辛勤劳动,需要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我国各行各业高级应用型人才的短缺表明,改革和发展我国高职教育是现代化的要求,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需要。

1.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发展高职教育。加快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建设现代化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依靠高素质的新型农民。目前我国农民队伍素质亟待提高。我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8%,文盲半文盲占7%,受过技能培训的还不足1%,而发达国家农业人口中,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达45%~65%。我国农业技术人员严重短缺,目前平均百名农业劳动者中,只有科技人员0.023人,平均每百亩耕地科技人员仅为0.491人,而发达国家平均每百亩耕地拥有1名农业技术员。由于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偏低、素质较差,大多只有简单的经验和技能。因此,在搞好农村义务教育的同时,应大力发展适合新农村需要的高职教育,并以高职教育为龙头,逐步建立起农村中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2.加快城市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水平需要发展高职教育。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加快城市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提高企业生产力水平。目前,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面前,即我国产业工人大军出现了高级技工的“断层”和“技工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近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城镇企业共有1.4亿名职工,其中技术工人为7000万人。在技术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仅占5%,与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在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高等职业技术应用型人才的供求比例大约为4∶46,即使是在作为制造业基地的浙江省,高级技工的比例也仅仅为6.8%。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高级技工的缺口高达数百万。这一严峻的形势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扭转,将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影响我国现代化的进程。除此之外,作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明城市建设也呼唤着高素质人才。因为城市文明社区的建设、服务业品位的提升、文化生活的开展、现代化城市设施的管理等,都需要从业人员有较完善的自身素质,上岗前应接受正规的职业培训。由此可见,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对高职教育提出了迫切需要。

3.完善教育结构,优化人才队伍需要发展高职教育。实践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现代化建设进程,必须拥有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城市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力度也大大增强,高等教育迅猛发展。据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我国高等院校在校学生规模超过23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1%,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预期到2010年将达到3000万人。然而应当指出的是,我国的高职教育却不尽如人意,目前在校学生人数仅为72万人,仅占普通高校毕业生的31.94%,远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高职教育肩负着为各行各业培养高等技术型应用人才的重任,以满足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没有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科研成果将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就不能实现有机结合,产业革命也无从谈起。为此,要加大高职教育的发展力度,不断完善教育体系,建立起普通高等教育、高职教育、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比例协调、结构合理的教育体系,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奠定基础。

站在和谐社会高度探索高职教育的发展途径

和谐社会要求各个领域以其和谐的工作与之相匹配。以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的高职教育,理应是高度和谐的教育实践。目前我国高职教育却存在一些不和谐现象,阻碍了其自身的发展,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笔者认为,克服不和谐倾向,推进我国高职教育的改革创新,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加强高职教育规律的研究。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是对受教育者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高职教育的宗旨是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要使我国高职教育健康发展,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探索高职教育的规律与特点。为此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是要认真对高职教育的地位、性质加以研究,要从改革教育思想观念入手,探索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体系和模式;二是要进行高职教育专业建设研究,关注社会发展的需要,预测社会发展趋势,面向未来,开发有前途的高职专业;三是狠抓高职教育教学研究,加大课程体系研究力度,通过对毕业生的跟踪和对社会的调查,构建科学的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

2.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教师队伍素质的高低,决定我国高职教育成败。 “双师型”教师是高职教育对专业教师的一种特殊要求。即要求专业课教师一方面要有较高的文化和专业理论水平,有较强的教学、教研能力素质;另一方面要类似工程技术人员那样,有熟练的专业实践技能,一定的组织生产经营和科技推广的能力。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应积极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途径。“走出去”即安排现有教师定期参加生产实践和外出进修,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实践或进修任务,达到考核标准。“請进来”即从现场引进部分工程技术人员,或聘请其任兼职教师,要确保“双师型”教师在高职院校教师队伍中达到一定比例(约占总数的50%),以满足高职院校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培养的需要。

3.切实搞好实训基地建设。良好的实训基地是培养学生专业技能、增强职业素质、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为此,高职院校一方面应抓好校内实训基地建设,贯彻确保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注意从学校实际出发,对功能相同(或相近)的设备集中起来,建立相应的实验室,要避免重复建设,最好是建立跨学科的校级实训中心,做到合理使用有限的经费,实现对设备的集中监控、维护和管理;另一方面应认真办好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根据本校学科特点及不同专业的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择满足实践教学要求的各类企业、事业单位作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与基地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4.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应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明确职业教育中诸如经费来源,企业、行业参与方式等重大问题,使我国高职教育有法可依,真正做到依法治教。与此同时,我国高职教育处于发展初期,必须给予高职院校一系列办学自主权。如专业设置的审批;在招生政策上也应更灵活些,有条件的院校可以跨地区招生,可以与本地、异地高职院校联合办学,让符合条件的高职院校实行“双专科”教育办学试点等等。

编辑:常忠武

和谐社区论文范文第6篇

智能社区是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展起来的。世界通讯港协会在2001年成立了世界“智能社区论坛”。该论坛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每年进行年度七大智能社区的评选工作,并从七大智能社区中选出年度最佳的一个社区(即第一名)。韩国首尔江南区被评选为2008年度“全球最佳智能社区”。该区在建设智能社区过程中的注重宽带基础设施建设、以电子政务带动经济发展、创新政府服务模式、克服数字鸿沟等方面的实践和经验值得借鉴。

以宽带经济为基础的智能社区

宽带网络使智能化社区“坐上高速列车”。作为实现社区智能化重要基础的宽带网络技术正在日益成熟,它的迅速发展使智能化社区的建设驶上了高速公路,它的大规模推广为社区实现各类信息的高速传输带来可能。全球

“智能社区”评选活动所倡导的就是随着宽带经济的来临,如何建设发展以宽带经济为基础的社区理念。

智能社区的概念

世界“智能社区论坛”(简称ICF) 认为,“智能社区”是“智能城市”、“电子城市”和“电子社区”的统称。这里所指的“社区”可以是城镇、城市、县或郡、也可以是一个地区。智能社区必须在政府公共政策的引导下,在社区地域范围内,带动社区宽带设施建设,并有意识地综合利用各类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手段,推动经济的增长、提升社会的公共福利、保证社区内的企业和居民享用到先进的信息通讯服务。

智能社区的基本要素

首先要具备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基本建设完成社区公共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和功能性服务设施,能够满足社区各方随时便捷地实现双向互动交流与服务的需求。其次,全面的信息技术应用。信息技术在社区层面得到充分应用,社区管理和服务渠道多样化,居民生活内容更加丰富。社区拥有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和有个性、能互动的社区门户网。集成了社区文化、社区价值、社区经济、社区企业、社区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包括详细社区地图等。社区根据自身需求建设一批具有社区特色的信息化应用系统。再次,社区资源以及社区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利用。基础信息、公共信息、社区资源信息与社区信息资源在本社区与跨社区的在线共享。

智能社区的主体

智能社区应该把为每个市民,为社会服务贯彻到信息化建设的始终。这也正是建设智能社区的最终目的。一个真正的智能社区应该具备智能化发展的文化氛围。一方面,所有的社区主体(人、企业、政府等)均对这一智能社区的建设有所参与和贡献;另一方面,所有的社区主体应该能够在这个社区内平等地享受因为宽带经济而带来的益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的使用、经济增长带动的个人收益、整个社区文化的体验等。步入世界智能化社区行列,极大地提高该社区在国际电信业的地位,提升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进一步树立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和形象。

智能社区的宗旨

“ICF”提出:智能社区的工作旨在引导市民、企业和公共部门进入数字时代。智能社区并非支撑那些面临垂危的行业,而是力争帮助新兴行业的增长,建造最先进的信息通讯基础设施,来吸引并培育尖端行业的发展,为新世纪的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宽带网络条件下,所能承载信息的内容,比过去要大好几倍,传递的速度要快上十倍,百倍,因此人类受益也将无可限量。为了实现上述目的,ICF不是采用行政命令等,而是用不断地总结推广好的经验方法,评选奖励先进社区,提高人们认识智能社区的意义和作用,加强国际间的合作。研究宽带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以及IT在本地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全球智能社区评选活动的背景

1995年,世界贸易中心协会创始人兼总裁杜苏里创建的“世界通讯港协会”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召开了由世界各地负责电信工作的高级行政人员以及负责经济发展的高级官员参加的“智慧95”会议。会议期间探讨宽带技术,宽带网络作为基础设施的问题。这次会议进一步提高人们对智能社区的认识,加深了解宽带技术,宽带网络的意义和作用。时至今日,多伦多会议被认为具有独特性和前瞻性,并将多伦多市引为智能社区运动的摇篮和诞生地。

评选机构

自“智慧95”会议以后,世界通讯港协会加强了有关智能社区的宣传工作。一方面派工作人员赴各大城市做报告,宣传讲解和介绍智能社区;另一方面积极派人赴各地社区调查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对比各社区建设的进展等等。经过上述大量宣传工作后,世界通讯港协会董事会见时机成熟,于2001年通过决议,成立ICF,致力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以宽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智能社区。同年,ICF发表了第一个调查研究报告:《如何衡量、评价智能社区:不同智能社区的比较研究》。该报告对分布在世界各地的6个不同社区进行调查,了解他们贯彻实施宽带政策和措施的情况,以及IT在本地经济,政务管理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ICF不仅在本地和发达国家做了许多工作,而且也很重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地区国家的情况。

2004年ICF脱离世界通讯港协会,成为一个独立机构,总部设在纽约市,并在当年举行了第一届高峰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建设宽带经济”。以后每年春季历届高峰会议都在纽约市召开。ICF 在2008年的高峰会议上发表了白皮书,题为:《电子政务能否提高社区的竞争力?》,并宣布创办一所“智能社区研究院”,为智能社区的建设发展打下了基础。

评选程序

ICF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每年进行年度七大智能社区的评选工作。评选工作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每年7-10月份,ICF接受下一年度七大智能化社区提名,进行初选。初选结果定为21个智能社区,有资格参加智能社区的半决赛,经过半决赛,选出7个智能社区,并在新年的1月份公布名单,称为该年度世界七大智能社区;第二阶段,当年2-4月份,从七大智能化社区中选出一个最佳的社区(即第一名),并于5-6月份在纽约颁发七大智能社区奖和最佳智能社区奖。自1999年开始智能社区评选活动以来,已评选了九届。迄今为止,国外智能社区发展较为领先的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

智能社区的评价指标

对智能社区的评比标准并不只是智能化成熟度,而更重视政府政策的支持,团体、民众对智能化的认识、关注和智能化的发展速度、前景等。ICF创建了参选智能社区评比五项指标,率先构建了一种用以衡量智能社区竞争力的全球性框架。以下五项指标明确阐述了一个概念,就是“智能社区”并非“布满电线的社区”,而是体现数字时代的社区竞争力,数字技术应用普及率,以及智能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

一是宽带基础设施。智能社区必须制定宽带设施建设的发展规划,以公共政策为手段,鼓励宽带业务的发展,促进各个经济层面的组织和个人公平地享用宽带设施。将宽带通信普及到商业、政府部门和居民社区,政府则通过政策、奖励、网络建设等手段,在其中起催化剂的作用。

二是知识型劳动力。知识型劳动力是一批能以获取、加工,和使用信息为手段创造经济价值的劳动者。知识型劳动力的培养是智能社区确保多数公民获益于数字时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智能社区应表现出有决心,并有能力发展这样的劳动者,既能从事体力工作,又能从事智力工作,从工场地到实验室,从建筑工地到呼叫中心或网络设计室都能适应,是位合格的知识型劳动者。

三是数字民主。过去由于贫困,缺乏技能,或者由于偏见、歧视和地理条件等,一些人会被排除在社会、经济之外,现在由于信息化的发展,他们的生活境况可能更糟。智能社区应当考虑到弱势群体,有计划,有步骤地拟订政策和制度,缩小数字鸿沟,支持和帮助他们学习数字技术和宽带知识,并得到技能的训练,使他们切身感受到数字化和宽带经济带来的好处。

四是创新意识。智能社区为企业创新提供了重要条件。智能社区应该吸引和扶植有创新能力企业,这样的企业能促进就业,扩大就业市场,智能社区应当将“创新意识”引入到电子政务的项目中去,使这些项目的成本降低,效率提高。

五是推销和提倡。面对日益加剧的全球竞争,智能化社区应当比过去更加努力地与外界沟通,宣传本社区所在地的优越性,以及如何保持和维护社区的地位,改进社区的外在和内涵,使本社区发展成最理想、最完善的生活、居住、工作和学习环境。

对韩国江南区智能社区建设成功因素的分析

世界智能社区论坛2008年5月15日宣布,将2008年度“最佳智能社区奖”授予韩国首尔江南区以表彰该区在建立宽带经济方面所作的贡献。江南区入选全球最佳智能社区主要得益于:江南区信息化建设在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社会信息化等领域得到广泛普及和深入应用,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服务社会公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江南区在智能社区建设方面的一些成功的因素和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1.基本概况

江南区坐落在首尔汉江的东南部,人口55.7万人,占首尔总人口的2.5%,面积39.55平方公里,是首尔经济、金融、贸易、文化、教育中心,也是韩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其区内生产总值,占首尔的25%。江南区的住宅80%是高层建筑的公寓,同时也是韩国著名公司POSCO 及韩国电讯公司总部,也是号称韩国矽谷软件街的所在地。韩国行政自治部自2003年起,与江南区政府、江南有线电视联手开发了“电视电子政府”服务。

2.以电子政务带动经济发展

早在1995年,江南区政府开始建设电子政务。1997年建成网络后,将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办理税收及一些申请事务的公共代办点联网。江南区地方政府都是通过网络办理所有登记、批准文件,及其他申请的事项,2006年通过网络收税达2亿8千万美元,占总数的15%。在1995年—2006年,由于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员数不断下降,因而节约了3900万美元的财政支出。从另一个角度说,按经济学家所说的“机会成本”,给人们节约的时间,估计可达3000万美元。同样重要的是:发展电子政务最大限度地杜绝了贪污,腐化。因为,所有的交易都是在互联网的平台上进行的。所以,1995—2006年期间,韩国出现了一个经济奇迹,每人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71%。同时期,韩国出现一个与经济奇迹相匹配的宽带奇迹。1995年只有1%的韩国人使用互联网,但在政府大力推动下,到2006年达到1400万用户,占韩国人口的28%。这在世界国家排行榜上,排名为第四。

3.创新政府服务模式

江南区政府以“站在区民立场,为区民着想”为出发点,相继建立了85个电子政务系统,形成“行政服务快速、准确、便利化,居民参与活跃化,行政效率最大化,行政过程透明化”的特征,让居民享受不受时间、场所制约的各种行政服务,成为世界上最早实施政府行政服务入户的地区。

2004年,江南区开始建立江南视频监控中心,在覆盖全区的基础上设置了372台监控器,积极预防犯罪,防止人权侵害,政府建立江南视频监控中心后,使该地区的犯罪活动下降了40%。2006年,江南区开通“电视电子政府”服务,即运用数码广播技术并通过电视提供多种行政服务,居民在家中可以用遥控器对着电视机缴纳各种地方税、申请证书等,极大方便了不熟悉互联网的中老年、农村地区的居民。如今,老百姓通过电视,得到政府提供的34种不同的服务项目,其中包括政府新闻,文化和艺术,以及为老人、妇女、和儿童特制的节目等,省去了来往政府办事大厅的时间,和排队等候的时间。最近这两年,政府为了进一步提高市民生活的品质,2007年在老人的家中安装探测器,以探测老人在家中是否有活动,如果过了规定时间,老人一直没有活动,探测器就会发出遥控警报。2008年政府又为小孩和健忘的老人提供了地点跟踪器,不怕他们走迷失。

4.搭建与公众交流平台

江南区政府在网上设立了电子信箱系统,这个系统是政府专为法律问题(或事项)征询公众意见的。而不是由公众提出法律问题,由政府有关人员或法律界人士出来解答或解释。这样一来,公众认为自己是在参政、议政,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例如,江南区最近有人建议在居民区安装闭路电视,当地一个人权组织,以有侵犯隐私权之嫌,反对此议案。由此,在电子信箱系统上引起一番热烈的讨论,并在电子信箱系统进行民意测验,投票结果,82%的人投了赞成票。最后政府采纳了大多数人的建议。

5.建立网上网下相结合的教育培训

江南地方政府懂得如果充分利用建立起来的宽带技术和网络,如果没有人能使用,就等于没有建立宽带经济。因此,为了适应宽带技术和网络的快速发展,江南区首先为中、老年群体开展培训,在当本地区开设了“地区信息化教室”(Regional Information Classroom),聘请专职人员为他们讲授电脑和网络知识,并传授操作和使用技能。至今已有40多万中、老年人参加过培训。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实行免费电脑教育,使人人都能掌握使用电脑和Internet的技能。另外,政府请著名私立大学的老师,在网上开设这类课程,每人每年只需缴纳21美元,即可参加。这样,贫困家庭的学生也可享用。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又与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县校园的国际学习中心合作,给该地区学生教授英语课,课余可到模拟英语实验村(English Experience Village)与老师用英语对话。

此次入选2008年度“最佳智能社区”的韩国首尔江南区,表明了该区在宽带基础建设、知识型人才、克服数字鸿沟、风险投资以及经营、发展、宣传方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我国建设智能社区过程中,江南区智能社区建设的实践和经验值得借鉴。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附录:2009年全球“七大智能社区”获奖名单

2009年1月29日,ICF公布了2009年全球“七大智能社区”获奖名单,分别是:

美国弗吉尼亚州布里斯托尔;荷兰埃因霍温镇;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弗雷德里顿;法国依西•雷莫里诺市;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蒙克顿;瑞典斯德哥尔摩;爱沙尼亚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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