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的范式范文第1篇
摘 要 受众研究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新兴媒介对人们生活的大量渗透，受众及其在日常生活实践当中的媒介消费愈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在新的媒介环境下，观展/表演范式成为最有力的受众研究范式。文章主要梳理国内外关于观展/表演范式及其应用的研究现状，并对存在的问题与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总结和展望。
关键词 受众研究;观展/表演范式;媒介消费;日常生活
1 观展/表演范式的提出和引入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受众的角色相应变化，对于以电视受众为主的效果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接收分析》受众研究范式的不足，学者们纷纷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其中，观展/表演范式最具理论系统性。
英国社会学者阿伯克龙比与朗赫斯特（N.Abercrombie and B.Longhurst）在1998年于《受众》一书中提出观展/表演范式（Spectacle/Performance Paradigm，SPP）[1]，成为80年代霍尔提出编码/解码范式后，最重要的受众研究范式。两位学者以扩散受众、观展、自恋、表演社会等概念，构建观展/表演范式。该范式认为媒介影像大量进入日常生活，人人直接间接地成为受众，将自己呈现在他人面前，也同时想象他人如何看待自己，重视受众的媒介消费行为所展现的自我形象的搜寻与建构。
观展/表演范式将“消费与认同”的观点纳入受众研究，不仅将受众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更重视受众在媒介消费行为中所产生的再建构过程，其研究焦点在于受众的主体认同[2]。
国内引入观展/表演范式来研究新媒体时代的受众行为始于台湾地区。黄光玉指出，随着当代学术社群研究与论述的焦点逐渐转向后现代、认同政治、全球化等方向，观展/表演范式成为当前受众研究的新趋势[3]。张玉佩则多次运用观展/表演范式来分析受众，在《中华传播学刊》《新闻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受众研究的文章。她在2003年的博士论文《当代阅听人研究之理论重构：试论阅听人的思辨能力》中，以观展/表演范式分析网络社群，提出“网络受众”和“循环文本”的概念，认为网络受众可以在网络场域共建文本;并且探讨了观
展/表演范式对于研究受众主体性和思辨能力的启示，强调在当今的媒介景观中，受众的媒介消费行为包括“受众对媒介内容产生的再建构”[4]。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观展/表演范式从提出至今不过20年，目前国内外对于观展/表演范式的研究不多，且纯理论层面的研究较少，基本都以该范式作为分析框架来解读特定受众群体的媒介使用行为和主体认同建构过程;部分文章指出了范式存在的不足，对其进行补充和修正。
综合现有文献看，研究场域主要在网络空间，研究对象集中于粉丝迷群、青年群体、虚拟社区及平台用户等受众，分析特定群体如何通过具体的媒介消费和观展实践来构建主体认同。
2.1 不同受众群体的媒介消费和认同建构
2.1.1 粉丝迷群
粉丝作为最积极的主动受众，观展/表演范式成为解释粉丝社群的最佳理论，当前运用观展/表演范式来分析的最多的受众就是粉丝迷群。这类研究主要以观展/表演范式作为框架来观察、解读粉丝的媒介消费行为和认同建构过程，较关注粉丝在文本和意义的消费与再生产中如何进行自我展演和认同建构。在研究方法上，综合使用网络田野观察、访谈、问卷调查、文本分析等多元方法。
2005年张玉佩在《从媒体影像关照自己：观展表演范式初探》中以观展/表演范式为分析框架，研究了村上春树的迷社群在文学网站中通过媒介影像消费来进行自我主体建构的过程。张嫱在2007年的博士论文《新媒介环境中的受众研究——以虚拟社区中的追星族为例》中，以此框架分析了玉米（李宇春粉丝）的媒介使用和生产行为;提出国内迷群以网络虚拟社区为家，藉由观看和表演来建构自我认同，投射自我于偶像文本，将偶像视为家人的特殊媒介使用行为模式[5]。
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和媒介文本的丰富，新的迷群出现，其媒介使用行为和身份认同建构引发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部分学者以观展/表演范式作为研究框架，对中国大陆美剧迷的身份认同建构进行研究。文卫华最先研究该议题，张赛男在此基础上聚焦美剧迷具体的交流实践，通过文本分析来考察《生活大爆炸》粉丝在豆瓣小组内的交流活动中的表达、互动、想象等，以归纳美剧迷身份认同建构过程的最直观路径[6]。
另外，丁依宁对亚文化中的弹幕使用族群进行研究，以观展/表演范式来分析弹幕族群参与弹幕生产、消费的动因及其认同。研究发现受众通过弹幕构建了“观赏共同体”的想象，甚至形成一种“仪式”;弹幕促进了使用族群的认同与凝聚，但群体内部也出现了因年龄、知识背景差异而造成的分
裂[7]。关于亚文化中的认同建构研究还有Anderson用观展/表演范式来分析嘻哈文化，朱姝对K-POP迷的认同研究等。
2.1.2 青年群体
除了粉丝群体，另一大研究对象是青年。这些研究主要以观展/表演范式来分析青年在新媒体使用、网络社交活动、社会消费行为中的认同建構。大多直接借用该范式来解读青年的媒介消费行为，进而总结归纳其认同建构的路径，很少对影响青年的主体认同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目前仅发现佟菲做过相关研究。
佟菲主要通过量化研究，结合深度访谈，在观展/表演范式下考察青少年在新媒体使用中的自我认同建构。该研究首次厘清了影响认同建构的中介变量，发现少年自我认同与媒介素养、自恋人格、自我表露倾向、学习成绩等中介变量显著相关，与媒介接触时间、父母文化程度等中介变量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而且，青少年的新媒介使用风格具有表演者、盗猎者和游戏者的特征[8]。该研究对于受众主体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史丹则聚焦青少年中的“非主流”群体如何在媒介影像中实现自我建构，探讨形成“非主流”的社会心理因素;研究发现，“非主流”群体是扩散受众，他们是个性的、自我的、热爱表演的，却也在消费文化的鼓吹下沦为流行文化的附庸[9]。
韩春丽引入了时尚消费和性别文化的研究视角，以观展/表演范式为框架，研究青年女性白领的品牌消费和身份认同;通过对YOGA时尚社区中的三大论坛“shopping归来、美容护肤、品牌沙龙”的精华帖的文本分析发现，女性白领通过社区舞台的观展与表演，构建出“我是谁”和“我们是谁”的身份认同，但呈现的女性白领形象仍未脱离非理性消费形象，仍处于“被观看”的地位，未摆脱男权视角[10]。
沈宏芬关注中国城市青年劳动力身份塑形这一社会学问题，以观展/表演范式和后情感主义作为分析框架，指出情感和风尚消费正在成为青年劳动力身份建构的新形式，消费了劳动力身份的对抗性，是对城乡、阶层等传统的社会分层模式的补充[11]。该研究聚焦青年作为劳动力的身份建构问题，视角较为新颖，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但缺陷在于缺乏实证分析，说服性不足。
2.1.3 网络虚拟社区及平台用户
第三类研究对象是阅读、问答、视频分享、网络新闻跟帖等各类虚拟社区及平台用户，仍以研究受众的媒介使用行为和主体建构为主。既有文献主要包括对Wretch网站、Facebook、YouTube等照片视频分享网站的使用者的研究，以及对豆瓣、知乎、跑步App等平台用户的相关研究。
台湾学者许琼文（Chiung-Wen （Julia） Hsu）首次对网络相簿分享网站——台湾的Wretch网站（中文名为“无名小站”）的使用者进行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运用使用与满足理论和观展/表演范式分析了使用者对于Wretch网站的使用动机和独特的舞台展演现象;研究发现，随着虚拟社区和现实生活的边界逐渐消失，媒介的渗透、表演、功能和参考是“新”的满足形态，这与互联网上的“扩散受众”的特征相一致，并建议学者采用观展/表演范式来研究互联网用户在不同技术功能下的行为，如博客[12]。而后，Birol Gülnar，?ükrü Balc?和Vedat ?ak?r三位学者对Facebook、YouTube等个人照片视频分享网站的用户的使用动机进行系统研究，发现主要有自恋和自我表达、表演、消遣、娱乐等7种动机，每周使用频次是影响动机的最大因素，且使用动机中存在性别差异[13]。当时的Facebook和YouTube还是个人照片视频分享网站，尚未演变为社交媒体，但这篇文章对之后与社交媒体相关的受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朱悦琳在2016年的硕士论文《奇观展演范式下虚拟阅读社区的用户研究——以“豆瓣读书”为例》中，以“豆瓣读书”为个案，创新地将观展/表演范式用于虚拟阅读社区的用户研究，从用户在社区中的自我展演，社区中圈层的形成，以及社区用户与作者、出版商、渠道商的关系这三方面对社区用户进行考察，分析其活动心理，并对我国的图书营销策略提出建议[14]。史文妃关注受众对移动应用程序的使用情况，对跑步社群App及其用户进行研究，在《寂寞星球不寂寞：Nike+Running跑步社群成就跑者的展演荣耀》中用田野观察法对Nike+Running跑步社区受众的App使用、品牌传播管道和相关活动进行观察，论述了使用者如何通过使用App融入跑步社区，App相关功能如何满足消费者的自我展演、建构自我认同，如何增强用户对跑步社群的归属感，肯定其品牌社群营销策略[15]。两位通过特定平台的个案研究，总结出社群营销策略，反哺生产环节，体现社群经济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受众研究。
2.2 文化认同与想象共同体
当前也有部分研究主要运用观展/表演范式来解读相关的文化现象，分析受众对该文化的认同与建构。
例如，贺夏蓉在《观展/表演范式下女书及女书文化传承场域变迁与文化变异》中探究了女书文化如何在媒介影像、受众消费行为、政府在场等多元面向的新场域中跨越主流价值取向、构建认同并实现传承[16];蔡骐、谢莹在《受众视域中的网络恶搞文化》中分析了恶搞群体特殊的文化心理及自我认同的确立方式[17]。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以周立波“海派清口”現象为个案，分析受众对城市文化的想象与认同。朱剑虹认为这是城市文化的观展与表演，指出互联网参与式文化的兴起可能给受众创造新城市文化的可能，但也可能会因此遮蔽[18]。邬聪媛将观展/表演范式与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和媒介奇观等理论视角相结合，系统分析受众对上海城市想象共同体的认同建构，认为周立波“海派清口”现象的扩散是建立在周立波本人、传媒和迷群依托上海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建构起的城市想象共同体的文化
认同[19]。
近年来，关于城市传播的研究逐渐兴起，随着媒介、城市、受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和融合，观
展/表演范式或许会被更多地运用在受众对于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建构等研究中。
2.3 影响主体认同建构的因素
不同媒介、不同受众对于自我认同的建构自然不同，同一受众群体内部也有很多差异和个体异质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地球村”中的受众在媒介使用中还会受到不同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关于影响主体认同建构的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媒介组织或生产者、权力、结构、意识形态这四点。
文卫华通过对大陆美剧迷的身份认同研究，指出生产者促成了粉丝身份的形成，粉丝本身的兴趣爱好、文化品位、媒介资源等结构因素会影响媒介使用和身份认同。强调在分析美剧迷的媒介消费和自我主体建构的过程中，要考虑生产者和迷群的影响，还要考虑到结构和权力的不平等，避免过于美化美剧迷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并据此对观展/表演范式提出补充和修正，如图1所示[20]。
赖彦如在《解读、观展/表演与文化资本：探讨<台湾龙卷风>网络社群的差异》中分析了电视剧《台湾龙卷风》的两个网络讨论社群的意义生成，并探究“文化资本”是否为受众解读差异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两个社群受众在角色认同、观看态度和价值判断上都有所差异;受众的文化资本，也有高低之别;受众不仅在观展/表演中进行意义解读和自我的再建构，也延续了文化资本的差异;文化资本是影响受众解读差异的社会因素之一[21]。
2017年浙江大学的金云云在硕士论文《跟·贴：一个表达/表演空间的生成》中，强调跟贴空间的生成是媒介组织和网民长期互动与“共谋”的结果;以观展/表演范式为框架重点分析了网民在跟帖空间的表达、表演和观展的实践，以及网易对跟帖空间的组织化生产;指出网易跟贴兼具公共表达和观展/表演性质，且受众现实生活中的能力、学识、阶层等结构因素制约着跟帖中的表达和表演[22]。该研究强调了媒介组织在受众的观展和自我建构中的作用，认为媒介较以往更加重视用户的反馈，与用户有了更多互动、协商与合作，为研究受众在网络空间的媒介使用和主体建构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
2017年南京大学白一婷在硕士论文《“红色爱豆”的诞生：观展/自恋循环中的认同建构与微观权力网络》中主要分析了意识形态和微观权力网络对于展演和认同建构的影响;文章以B站用户上传、观看“外交部天团”相关视频及用弹幕进行意义生产的媒介实践为个案，分析主流意识形态与年轻人的媒介使用和文化实践之间的互动;研究发现，弹幕话语实践体现出爱国主义话语与亚文化元素的拼贴，实现了青年亚文化认同与爱国主义认同的“缝合”，推动了官方意识形态在亚文化场域中的再生产[23]。
其实Joshua Atkinson早就指出，在运用观
展/表演范式进行受众研究时，一要考虑到不同媒介的适用性，二要加入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考量，尤其是对于研究那些使用另类媒体来参与反全球化运动的受众;对此，Atkinson提供了一种思路，认为或许可以从女权主义理论中得到借鉴，发展出一个立场/表演范式，建议传播学者应尝试用立场/表演范式来观察使用另类媒体的受众在反全球化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抵抗和立场[24]。
3 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展望
观展/表演范式自提出以来，便成为新媒介环境下最重要的受众研究范式，也很好地推动了粉丝研究的发展。但现有的相关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
3.1 范式名称的表述未统一
观展/表演范式的英文名稱是Spectacle/Performance，既有文献在引用该范式时，主要使用的表述是“观展/表演”范式，但也会使用“观
看/表演”“奇观/表演”“奇观/展演”等表述，尚未统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对所使用的这一表述进行了解释，产生不同表述的主要原因是“Spectacle”一词的翻译问题和内涵解释不同，有的学者将其解释为“观看”，以和“表演”相对，认为受众角色主要是看与被看，观看的同时也在表演;而有的学者将其看作“奇观”，和“景观”近似，认为受众的观看和表演是一种媒介景观甚至奇观，而这与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的相关概念较为接近，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区分上的困难和意义误读。因此，需要对观展/表演范式的核心内涵进行细致且深入的理解，尽早形成规范的统一表述。
3.2 缺乏对范式本身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对于观展/表演范式的纯理论层面的研究较少，基本都以该范式作为分析框架来解读受众的媒介消费行为和认同建构过程，仅部分文献指出了范式存在的不足，对其进行一定的补充和
修正。
正如Joshua Atkinson对于观展/表演范式的批评，该范式在不同媒介和受众群体研究中的适用性不同，使用时引入“消费与认同”的观点，关注主体建构，更适宜于研究主流媒介和扩散受众。虽然观展/表演范式对粉丝研究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粉丝群体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当前商业逻辑的控制使其逐渐向主流靠拢。而对于一些另类媒体和边缘群体的研究，就不能直接采用观展/表演范式，而应引入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
而且，面对席卷全球的数字资本主义，受众本身的阶层、文化资本、媒介素养等结构性因素，社交媒体等各类媒介组织的力量，不同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碰撞都会对受众的媒介使用和主体认同建构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对观展/表演范式的应用和推广要更加谨慎，不能一味简单地移植和套用，而应充分考量适用性，进而对观展/表演范式做出补充和修正。同时，国内学者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受众的特殊性，观察受众在日常生活和具身实践中的媒介消费，进而发展出更为本土化、更具适用性的范式。
3.3 未来研究方向
既有文献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粉丝迷群、青年群体、网络虚拟社区及平台用户，主要围绕观
展/表演范式的“消费与认同”，分析受众的媒介使用动机、观看和表演实践，以及自我认同构建。关于影响主体认同建构的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到媒介组织或生产者、权力、结构、意识形态这四点。
随着媒介生态的不断变化，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带来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媒介进一步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多受众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产消者”，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在目前常用的拟剧论、印象管理等理论视角之外，可以适时引入观展/表演范式来探究受众在微信等移动社交平台上的媒介接触与使用行为和认同建构问题。
而且，美图类App的涌现为受众制造和分享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影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日益消弭，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个体表达和展演的主要场域，这一现象也值得深入研究。还可以从媒介组织的角度出发，与舆论研究相结合，探寻媒介组织如何更好地与受众进行良性互动的方法。
在此基础上，还应关注影响主体认同建构的因素，厘清文卫华等学者提出的结构、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对受众的观展/表演实践和自我认同建构的影响。例如，赖彦如虽指出文化资本是影响受众的意义解读和生成的重要因素，但未探究文化资本影响受众观展和认同建构的具体路径或模式，之后可进一步研究。而且，随着跨文化交流和国际传播进程的加快，必须重视不同文化背景对受众的媒介使用和认同建构的影响，以及受众如何协调他者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差异。在研究方法上，要更多地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多元研究方法，增加实证研究，对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或发现新的影响因素，对观展/表演范式进行完善。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观展/表演范式是一个相对年轻的范式，也是一个较适用于当前媒介环境的受众研究的范式，目前在粉丝文化研究和认同建构研究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新传播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以及新旧媒体的融合，媒介消费全面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极大地改变了媒介、受众、文本之间的关系，受众角色也不断变迁，学者们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增强观展/表演范式对于受众研究的适用性和解释力，进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受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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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的范式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全新的技术集群构成了智能媒体生态系统赖以存在的技术基础，在此基础上，泛媒介化趋势的快速发展重构了媒介产业的产品模式和产业生态，并催生出了一门全新的计算传播学。本文总结、抽象、提炼出一整套有关计算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以期推动传播学领域的量化研究思想和工具更充分地融入到质化研究的流程和细节中，实现传播艺术与传播科学的更好融合。
【关键词】计算传播学；智能媒体；媒介产业；物联网
智能媒体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来分析并预测用户场景化的媒介需求，这将推动着媒介内容生产从即时响应向预测需求的进一步转变，进而激活用户的个人信息和内容消费市场。由于用户本身被深刻地洞察了，因此这样的媒介生产、集成、分发和消费必然是定向化、个性化和智能化的。计算能力的提升带来的智能传播意味着内容提供者将不再向用户推送一些他们不感兴趣的内容，而是努力实现场景、用户和内容三者之间的完美匹配。传播技术进化的这种新方向不但重构着媒介产业本身的竞争格局，而且催生了一门全新的交叉学科——计算传播学。
一、传播技术经济史演进中的范式变迁
每次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范式转换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或曰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意味着旧有规则发生了变化，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很多内容进行了重新审视甚至推倒重构。
（一）传播技术在范式变迁中的基础作用
英国的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认为，包括基础设施、关键要素、技术集群、软件程序、思维方式、文化制度等在内的同类型“工具”共同改变了市场经济体系中所有行为主体最佳惯性方式的边界，沿着库恩提出的“范式”和多西提出的“技术范式”的理念和逻辑，佩雷丝将这套同类型工具得以扩散的主要载体命名为“技术-经济范式”。“每次技术革命都提供了一套相互关联的、同类型的技术和组织原则，并在实际上促成了所有经济活动的潜在生产率的量子跃迁。每次技术革命都使得整个生产体系得以现代化和更新，从而每50年左右都使总的效率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新产品、新行业和新基础设施的爆炸性发展，它逐渐产生了新的技术-经济范式。”①按照佩蕾丝的理解，每次技术革命都会作为核心驱动力量不可避免地引发一次范式变迁，而这将是一个持续约五六十年的升级过程，它又分为不同阶段的导入期（爆发阶段和狂热阶段）和展开期（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两个时期，每次范式变迁的过程都会在经济领域和广大的社会领域引发深层次的结构变化。
值得强调的是，佩蕾丝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包括印刷术、广播、电话、计算机乃至手机等传播技术在技术革命以及由技术革命所引发的技术-经济范式变迁过程中所扮演的基础角色。她认为，这一过程从不起眼的事物开始，首先发生在有限的部门和地域，并取决于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能力，它逐渐将核心国家的大量活动囊括其中，并扩散到越来越远的外围。进一步地，她将18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最初十年的这段历史划分为5个相继出现的技术革命时段：产业革命时代；蒸汽和铁路时代；钢铁、电力、重工业时代；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的时代以及信息和远程通信的时代。每次技术革命都会产生一组协同作用、相互依赖的产业，以及一个或者更多的基础设施网络。与此同时，旧的组织模式无法应付或充分利用全新的技术集群和基础设施，这就使得经济主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也就是“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
（二）物联网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
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家杰米里·里夫金同样发掘了库恩留下的“范式”遗产，库恩将范式描述为“信仰和认知的一组系统”，里夫金认为正是这组系统“建立了统一而协同的世界观，其威力在于它几乎囊括了一切现实。一旦范式成立，那么很难（甚至不可能）质疑它反映自然规律的核心假设。但这种从不质疑的接受和对其他观念的视而不见使矛盾的逻辑逐渐堆积到一个临界点，之后便是该范式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能够解释不规则现象和新发展的綜合性新范式”。②里夫金用范式转换的概念来对应佩蕾丝的范式变迁，我们不能推断里夫金是否受到了佩蕾丝的启示，但无论是偶然、巧合还是借鉴，里夫金同样对信息传播技术在范式转换过程中的基础作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更加显眼的高度。他认为，每一种伟大的经济范式都要具备三个要素——通信媒介、能源、运输机制，每个要素都与其余要素互动，三者成为一个整体。如果没有通信，我们就无法管理经济活动；没有能源，我们就不能生成信息或传输动力；没有物流和运输，我们就不能在整个价值链中进行经济活动。总之，这三种操作系统共同构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通用技术平台。但与佩蕾丝不同的是，里夫金将上述那段历史时期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经济发展范式，蒸汽、印刷、电报、铁路系统、煤炭资源等共同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集中供电、电话、广播、电视、廉价石油、公路系统、内燃机车等相互融合促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它是由无处不在的通信互联网、可再生能源互联网、自动化的物流和交通互联网共同构成的一个不断发展的分布式的神经网络，这一超级网络就是正在快速形成中的物联网基础设施。
事实上，物联网的形成将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首次智能基础设施的革命，在未来20年将会有数以百万亿计的智能芯片和传感器以近乎为零的成本接入到物联网中。加速变化的技术创新、急剧降低的经济成本、不断完善的移动通信和云端计算能力，以及全球核心国家政府部门的大力投入，都将这一全新的智能基础设施推向了变革时代的风口浪尖和全球经济的舞台中央。智能芯片、传感器、自动化、网络链接、大数据、算法、深度学习等智能技术以越来越低的成本嵌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更多物体中，使它们具备了某种程度上的信息交互功能与媒介传播属性。在未来，几乎我们能使用到的所有物品都将会链接到物联网中，这也就意味着通过物联网这样一个超级智能媒介，我们可以借助自己周围的任何一个智能媒体节点与接入其中的任何其他智能节点直接互动，而无需像过去那样通过层层的中间转达环节。这将会是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一次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范式转换。每次重大的范式转换都是核心技术集群和基础设施网络的变革，而使基础设施发生变革的则是新的媒介传播体系、能源动力体系和交通运输体系的融合进化。在这次范式转换过程中，三大基础网络的融合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智能物联网，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智能媒体传播时代。
（三）从口头语言传播范式到智能媒体传播范式
事实上，与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变迁或者里夫金的三次工业革命范式转换相似的，媒介传播领域也同样因为传播技术的演进而正在发生一场伟大的范式转换，这场转换就是从建立在印刷技术和广播技术基础上的大众传播范式向建立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智能传播范式的变迁，互联网以及“互联网+”激活更多要素之后形成的物联网恰恰正是新范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设施。伴随着互联网技术革命而来的，不仅仅是传播模式和传媒产业的全面改造，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深刻地影响了当前社会的流行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凯文·凯利注意到了传播范式转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古代，文化都是围绕着言语的。大约五百年前，科技推翻了言语，1440年古登堡发明了金属制成的活字，将写作提升到了文化的中心位置，新闻、科学、数学公式和法律法规无一不从印刷中诞生。美国的成功依赖于较高水平的识字率，依赖于强大的自由媒体，依赖于对（书面规定的）法律的忠诚，依赖于遍布全国的通用语言，我们变成了书籍之民。但今天，超过50亿张的数字屏幕在我们的生活中闪烁，我们现在成了屏幕之民。”③针对从以口语为中心向以文字为中心的传播范式转换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前苏联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罗曼诺维奇·鲁里亚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中亚地区的田野调查发现，不识字与哪怕识一点字的人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在于人们掌握知识的多少，而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文字作为一种技术，与作为人类本身心智功能的语言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传播效果，从文字开始，一个脱离了具体事物的由抽象传播主导的世界开始建构起来了。从文字印刷到广播、电视的范式转换同样意义重大，加拿大著名的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极尽溢美之词地称颂了彼时正在兴起的新范式，“听觉空间是有机的、综合的，通过所有感官的同步互动才能感受到；而‘理性空间’或‘图文空间’则是单一的、序列化的、连续的，它制造的是一个封闭世界，其中缺失了部落时代的回音世界里那种丰富的回声。”④然而，事实上，广播、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与同样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书籍和报纸遵循了相似的线性化、单向化、中心化的传播逻辑。麦克卢汉预言的所谓“部落时代的回音世界”即用户高度参与、即时会话、充分互动的伊甸园，并没有在广播、电视媒介所构建的“电子世界”成为现实。但麦克卢汉之所以仍然为世人所津津乐道，是因为这一预言使得他反而更像是凯文·凯利所提到的“屏幕之民”们今天所处的“比特世界”的先知。事实上，每出现一种新的媒介，都会对人类思维的性质加以改造。作为万事万物所存在的信息本质和不可再分的基本单位，数字化的比特开启了一个建立在物联网基础设施之上的全新的智能传播范式，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将不亚于文字技术对传播逻辑的改造。
二、技术革命驱动下的智能媒体传播时代
之所以称之为智能传播范式，是因为我们正在通过物联网技术集群将所有原本没有生命的物体智能化和媒介化，一切被植入智能组件的普通事物都将具备某种信息传播的媒介属性，在这场全新的技术革命驱动下，我们的传播模式和日常行为将被彻底地改变。许多时候，我们习惯于从既有传播范式的框架来看待并理解新的范式，好让它能够适应既有范式，但是这样做反而恰恰会让我们曲解新范式，甚至会迷失在新旧范式的交错纠葛之中。因此，为了避免路径依赖对我们的愚弄，我们应该跳出既有的大众传播范式来观察和研究正在发生的巨变。当然，新的范式并不会彻底抛弃旧范式的所有要素，而是会在很大程度上与旧范式的精髓发生融合，最典型的媒介融合进程就是例证，但是这种融合后的新范式已经迥异于旧范式了；在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新范式也极大程度地冲击甚至摧毁了旧范式，正如数字内容产业对音乐、出版、广播、广告等传统内容产业所造成的影响那样。总体来看，智能传播范式有以下几个主要表现。
（一）智能网络
严格地说，当前我们所处的互联网环境甚至都还算不上真正的智能网络，或者说它只是我们迈向智能网络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搜索引擎是当前互联网世界的重要入口，它從技术的角度定义了我们可以搜索到的一切超级链接。但事实上，数字世界的大部分内容和信息我们却无法通过当前的搜索引擎访问到，例如，优酷网上用户上传的一段视频，微信朋友圈中用户分享的一张图片等，当前的搜索引擎都无能为力。但未来，物联网将会把万事万物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超级智能网络，这个网络不但会延伸到各个物理维度的人工设备或自然存在等实体当中去，它还会延伸进时空维度中连接过去与未来，也就是说，网络将无所不在、永远开启、随时待命。接入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或设备都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智能、更加依赖网络中的其他节点以及整个网络，整个网络则更像一种有生命的生态系统，节点之间、节点与网络之间形成了互相依存、协同进化、快速迭代的共生关系，网络与节点随着时间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程序，升级自身的功能。可以说，物联网总是处于永不停息的加速变化中，正是这种变化使得整个网络向更高层次的智能迈进。之所以说网络是智能的，因为它在记录了用户所有日常数据和信息之后，总是试图预测用户接下来的意图或行为，并根据特定场景向用户推荐最完美的信息解决方案，可以说，网络智能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客观泛在的智能。而当前的互联网，还只是即将到来的超级智能网络雏形的雏形、开端的开端，真正的智能网络正在酝酿之中，但网络世界遵循的是指数型加速进化的特征，因此，未来的智能网络距离当前的现实世界并不遥远。
（二）智能节点
把智能植入到越来越多的普通事物中去将会使它们都成为超级智能网络的一个个节点，当几乎从前的所有普通事物都变成智能节点的时候，智能化将使它们变得更加新奇、不同和有趣，而我们的整个世界将被彻底颠覆，我们的日常生活将发生根本改变。事实上，智能节点与智能网络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真正的智能媒体不可能存在于一个个相互独立的节点设备中，而是会诞生于智能网络这个由数以亿计甚至万亿计的智能节点相互链接而形成的超级组织之中。没有海量智能节点的链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智能网络，没有接入智能网络的智能节点也将会由于无法快速聪明地学习而彻底丧失其存在的根本价值。智能媒体不同于以往出现的任何媒体类型，它的触角延伸到任何智能节点存在的每一个角落，但却没有固定的形态，它分布式地通过每个智能节点获取更高级的智能，而同时也提升每个节点的智能水平。我们所接触到的所有智能设备只是微观层面上可以定义的智能媒体，或者说它们只是更宏大的超级智能媒体的冰山一角。
（三）智能分析
智能分析客观上要求我们掌握丰富的、多元的、海量的用户数据，智能媒体近些年来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大数据技术的实质性突破而带来的对用户洞察能力的提升，从而一步步地强化了媒体的学习能力和智能程度。例如，脸谱网利用当前互联网所产生的大数据，并通过优化算法能够使自身的系统在“看”过一个人的照片之后快速从数10亿照片中准确地挑选出此人的照片，这种智能分析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数据处理能力。毋庸置疑，人类的头脑并不擅长做数据统计和分析等方面的超级复杂的工作，但是，我们所创造的智能媒体能够通过不同的思考方式弥补人类在数据分析方面的弱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智能媒体的思维方式在数据分析的方方面面一定比人类大脑更快、更强、更深刻，而是意味着它能够分析人类无法分析的数据，思考人类无法思考的事情，完成人类无法完成的工作。传统媒体时代的决策和判断很多时候是基于主观价值标准，智能媒体时代我们将会越来越依靠客观和智能的数据分析来支撑我们的判断，与数据打交道将会成为传媒领域的一项新技能，数据分析将会植入到任何一家媒体的生存与发展基因中去，从而改变媒介产业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法。
（四）智能产消
这场新范式革命的核心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互动方式和参与方式，这种互动方式不仅仅重塑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而且创造了全新的人机互动、万物互联、机器协同的互动方式，并正在重塑当前的社会文化。那些捍卫旧有范式的媒介专家曾经一度坚持认为受众只会被动地消费内容而不会主动地创造内容，美国传媒巨头ABC甚至将受众比喻为一群“坐在沙发上的马铃薯”。网络时代的用户们所创造出的内容景观却很好地回應了这种谬论，今天的用户们通过书写微博、分享图片、拍摄视频、分类信息、更新新闻、评论商品、管理社区等方式创造并生成了互联网上的绝大部分内容，而只有小部分内容是通过专业机构创造出来的。作为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说的“产消者”的用户们所做的这些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的事情是旧范式下只有报社、电台、电视台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这种对内容创作与信息传播的原始冲动、创作激情以及网络责任已经扭转了传媒经济的发展方向，并且正在将社会化媒体中形成的开放创作和互动传播氛围稳步转化为整个智能媒体网络的主流价值理念。腾讯、谷歌、脸书以及越来越多的媒介机构和平台型企业都已经通过开放API的方式鼓励用户参与到内容或产品的研发、生产、传播或营销等环节了。这样，传统媒体之前自上而下的等级架构逐步向互联网乃至物联网时代的超级智能媒体的网络架构转变，同时，中心化的生产和消费机制也在向去中心化的网络机制过渡，这些已经成为媒介内容生产与消费方面最主要的演化进程。
三、计算能力成为智能媒体的核心竞争力
从根本上讲，智能媒体是在数据和算法的双重驱动下逐渐成为现实的，大数据已经成为智能媒体时代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各种各样有助于深度学习的算法则是其核心驱动力和关键引擎。“新的工具赋予我们新的能力，继而又使我们能为彼此创造新的机会”⑤，事实上，正是全新的技术工具赋予了媒介产业前所未有的计算能力，才使我们能够挖掘出大数据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媒介用户。
（一）算法推动媒介进化
智能媒体会随着人们的使用而不断优化算法、改进功能、提升智能，并且其进化速度将会十分惊人，而这种进化的本质归根结底是智能媒体的核心能力——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随着近乎于免费的、可靠的、无处不在的计算在整个智能网络和所有智能设备背后加速运行，智能媒体也将会以指数型的趋势提升自身的智能水平。例如，谷歌公司平均每天需要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用户完成上百亿次的搜索和查询，每次的搜索计算都会帮助谷歌实现自我改进，深度强化的机器学习使得它在一次计算中习得的东西能够被很快地运用到下一次的搜索和计算中去，这种对算法的稳步改进将会使谷歌在未来的竞争中不断完善其智能媒体产品。再如，智能手机设备中一个不起眼的摄像头也包含着大量的计算功能，它通过算法优化、智能计算等方式就可以完成过去只有传统笨重的相机镜头才能拍摄出的光圈、聚焦、景深、虚化等效果，这意味着照片不再是被拍摄出来的，而是通过疯狂的视觉智能和算法识别被计算出来的。此外，智能算法更重要的特征还在于，当越多的人使用这些算法的时候，这些算法就会变得更加聪明；而当它们变得更加聪明的时候，将会有更多的人使用这些算法，这样就形成了计算能力不断提升的良性循环和自我强化。既然这些优秀的算法能够带来更好的问答、查询、拍摄，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它也能够使得媒体的采访、写作、编辑、传输、营销、洞察、研发、排版、后期、动画、特效等更多的环节变得更加高效和优质。这样，算法将被应用到智能媒体领域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节中去，计算能力则成为智能媒体产业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二）计算重构产业竞争
事实上，计算能力已经正在并将继续深入地改变整个媒介产业的竞争格局。在超级智能媒体的生态中，一切与一切相互连接，这不但极大地拓展了媒介和媒介产业的内涵与外延，甚至将揭示越来越多事物的内在本质。以至于在未来的可以预见到的10年或者20年之内，某种具备强大计算能力的智能眼镜或者智能手表会在极短的瞬间呈现出我们所接触到的任何事物的本质信息，而且这种计算能力和智能互动将变得无处不在并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而不仅仅像麦克卢汉所认为的“媒介只是人体的延伸”。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智能手机更像是与我们身体紧密相连的智能“机手”，我们一刻也不能离开它，它是我们放置在口袋里的拥有超级计算能力的微型电脑，借助它，任何人都可以释放出前所未有的传播影响力，甚至一群新闻爱好者完全有能力、也有可能达到过去那种资深记者们的最高水平。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正处在自从现代媒介产业诞生以来的去中心化进程的风口浪尖上，非常便宜而且无处不在的计算技术和计算能力则是这一进程的关键引擎。传统意义上的媒介产业正在分崩离析，并且边界已经消失。超级智能的泛媒介化景观已经初现轮廓，未来的传媒竞争将不再仅仅是媒介类型和媒介机构之间的初级竞争，例如，报纸与报纸之间、电视台与电视台之间的竞争，而是打破了所有竞争壁垒的超限竞争和跨界竞争。一个个网红的崛起可能会加快一大批报纸用户量的大跌，而某些已经积累了海量用户群或粉丝群的网络服务平台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媒介内容生产商，任何看似毫不相关的个体或者机构，都有可能在下一刻成为当前叱咤风云的传媒巨头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四、计算传播学的核心逻辑与主要价值
计算传播学是一门利用计算技术和计算能力来实现语境、内容和用户三者的最佳匹配的全新的交叉学科，它可以将海量的数据转变为能诠释行动的人工智能，让我们的媒介系统、供需和基础设施更高效、生产力更高、反应更快，它所引发的范式转换将不仅仅停留在媒介领域，而是会更广泛地影响到经济领域更深层次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
（一）作为一种新范式的计算传播学
计算能力在重新定义媒介和媒介产业的同时，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传播学的版图，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终端等全新的软件和硬件打交道，是传播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一项新技能，也是对过去侧重于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传受双方、传播模型、策划创意等环节的研究者本身的一个全新拓展。超级智能媒体以及越来越多的智能工具会加快我们的模型思维速度并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研究方法。极具智慧的数据记录、跟踪和分析手段会加快我们了解媒介产业和舆论动向的速度并改变我们了解这些事情的方式。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是作为研究者认知、探讨和建构传播学本身的手段，但是在过去，它通常是从研究者主观的、质化的视角出发的。今天，当我们把一种全新的智能要素、客观视角和量化思维加入到传播学的研究过程中去的时候，传播学正在以一种与之前截然不同的范式去认知、研究和发展。例如，數以10亿计的网民每一秒都在释放出图书馆级别的文字量，一个用户一年中产出的文字量比过去的许多专业作家或者高级记者甚至都要多，如此庞大规模的信息和数据是我们无法用过去的传播学研究方法所能应对的，这种状况必然要求我们提升传播学研究过程中的计算能力。再如，苹果、三星和华为等手机厂商已经研究出能够跟踪我们眼球动作的手机屏幕，它不但能够预测我们的眼睛下一秒将会看向屏幕的哪个位置，而且能够知道我们在注意什么、眼睛已经停留了多长时间等状态，并根据读取到的我们的情绪实时作出反应，改变下一秒我们即将看到的内容，这也有赖于计算能力的极大提升。由于这种传播学新的研究思路与产业变革的方向保持着高度的一致，都是以计算能力作为其核心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一全新的传播学研究方向或者分支称为“计算传播学”。
（二）计算传播学研究的核心命题
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泛媒介化的超级智能媒体时代，这意味着我们所要面对的媒体类型和媒体数量将会达到有史以来的空前顶点，媒体内容选项的规模将会膨胀到前所未有的天文数字级别，而且仍然按照某种与摩尔定律类似的指数型曲线加速增长。但是传播学领域所涉及的用户注意力是固定的，在任何用户有限的数十年人生、短暂的每周7天、每天固定的24小时中，没有哪一个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消费这海量的媒介内容。换言之，我们面临的不是像古人那样的信息稀缺问题，而是丰裕所带来的信息过载问题。传播学研究的核心命题是如何将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媒介受众，但是过去研究所涉及到的传播效果测量的模糊性一直为学界和业界所诟病，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播学作为一门真正学科的权威性。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方向，计算传播学所要解决的就是弥补传播学研究在量化方法上过去所存在的缺陷，并进一步将含糊不清的有效传播向前推进为具化的精准传播，从而在智能传播时代实现用户、场景和内容之间的精准匹配。在这个过程中，计算能力成为传播学研究所必备的核心能力，而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手段则是实现我们目的所必须掌握的研究工具。对于用户而言，我们亟须一种对海量信息进行分类、筛选和过滤的方法；对于媒介而言，我们则亟须一种能够将内容产品在最合适的时间以最合适的方式呈现在最合适的用户终端上面的工具。过去，媒介机构自身以及媒介监管者充当了信息“把关人”的角色，为受众过滤掉了他们认为并不合适的信息。尽管这些方法和工具并未消失，但是在处理未来智能媒体时代急剧增长的信息产品时，这些方法显得捉襟见肘和力不从心，因此，我们要研究出更有价值的信息传播和过滤方法。今天，我们“可以不再通过采样的方式就能够获得海量数据，并且通过较低的成本就能够利用优秀的算法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处理，发现具体到每一位用户的消费需求和媒介使用习惯”⑥。
注释：
①〔英〕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田方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4页。
②〔美〕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③〔美〕凯文·凯利：《必然》，周峰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91—93页。
④Marshall Mcluhan， Media and Cultural Change， Playboy interview， March 1969， in Essential Mcluhan， 240。
⑤〔美〕克莱·舍基：《认知盈余》，胡泳、哈丽丝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
⑥刘庆振：《计算广告学：大数据时代的广告传播变革》，《现代经济探讨》2016年第2期。
科学研究的范式范文第3篇
2016年1月12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纪委全会上提及家风建设, 强调“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廉洁修身、廉洁齐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12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指出:“家风好, 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 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十八大以来,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重大成效,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各级党政干部的家风建设。重视家风建设, 有利于确保反腐倡廉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 也有利于带动党风和政风的转变。
2 传统家训文化中廉洁教育理念的价值与意义
2.1 丰富传统家训文化
家训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训是家庭的核心价值观, 家风是一个家庭精神面貌的潜在气质。家风通过家训时代传承, 在长期的传承发展中教育家族成员恪守家训、家规, 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家族文化。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孕育了丰富的家训文化, 流传至今的著名家训著作已久光彩熠熠, 例如李毓秀的《弟子规》、朱伯庐的《朱子家训》、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诸葛亮的《诫子书》和《诫外甥书》等等。浩瀚丰富的家训文化为研究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 尤其是廉洁教育提供了素材。
2.2 传统家训文化中廉洁教育理念的价值
传统的家训文化是儒家文化在家庭教育过程的积淀, 是塑造家庭核心价值文化的基础。当代关于家训文化的教育意义的研究成果丰硕, 在廉洁修身教育、家训文化推广, 家训文化的实践价值等研究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成果。有学者通过研究家训充分阐释了传统廉洁家风的规范要求和时代价值。 (1) 李国俊在他的研究中提到主动借鉴传统家训培养子弟勤廉价值观的教育实践及其教育方式, 培养大学生的廉洁自律意识。 (2) 综合分析近年的家训文化研究成果, 充分发掘和弘扬了传统家庭教育模式的教育意义、实践途径, 家训文化中的廉洁教育内容有利于促进良好家风的形成。我可以通过探讨家训文化中的因果关系、廉洁教育手段与继承, 探究家训文化形成教育实践具备哪些条件。
3 传统家训文化对廉洁教育范式构建的意义
3.1 廉洁教育范式的内涵与特征
现有的关于廉洁教育范式研究, 都没有明确的关于廉洁教育范式的概念解释。本文立足传统家训文化研究, 构建廉洁教育范式的模型、核心概念、教育主体及实践价值。笔者认为廉洁教育实效要立足三个方面, 即自律 (Self-discipline) 、他律 (heteronomy) 和律人 (Supervise others) , 廉洁教育范式就是要从这三个方面综合考虑。假定廉政教育实效为Y, 廉洁教育的要素系统为X, 廉洁教育要素在映射关系f的作用下达到廉洁教育实效, f即廉洁教育范式。因此, 我们可以形成公式Y=f (X) , X=自律+他律+律人。围绕此公式, 本文认为廉洁教育范式是特定时代环境下行为主体通过接受廉洁文化教育, 形成一种特定的廉洁实践模式, 主要包括内化的自律、外化的他律和衍生的律人等环节。通过研究传统家训文化和教育实践, 充分论证廉洁教育各要素的时代价值, 探索适合当代社会的。有研究者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就会起到廉洁教育的作用, 这种范式就称为‘环境育廉’”, 并对于“环境育廉”的范式进行了构建。 (3)
3.2 廉洁教育范式的实践价值
优良的家训文化有助于引导健康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传统家训文化的教育主体是家族成员, 教育的方式和手段完全异于课堂教学, 对家族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规范的家训教育也能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优秀的人才多数接受过系统的严格的家庭教育, 家风教育与党风廉政教育并行不悖、相互促进, 任何党政工作都是立足于人, 清正廉明是人立德树人的根本。借鉴与传统家训教育文化, 创新符合当代发展需求的家训教育文化, 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把立德作为首位。
摘要：家训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训是家庭的核心价值观。主动借鉴传统家训培养子弟勤廉价值观的教育实践及其教育方式, 探索形成大学廉洁教育范式。廉洁教育实效要立足三个方面, 即自律 (Self-discipline) 、他律 (heteronomy) 和律人 (Supervise others) , 廉洁教育范式就是要从这三个方面综合考虑。
关键词：家训文化,廉洁教育范式,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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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国俊.家训文化与大学生廉洁自律意识之养成[J].廉政文化研究, 2015 (3) .
科学研究的范式范文第4篇
目前大多数金融类院校仍然采取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方式, 以课堂的方式将知识公式化的灌输给学生, 这种模式下的检测方式往往是期末统考和论文的评阅, 该类考核方式更加重视知识的理解而缺乏实践的检验。而学生由于缺乏实践能力和实际情况的机会, 在往后的工作过程中, 往往会遇到一定的问题。因此在智慧学习环境下, 财经高校复合教学范式改革实践势在必行。
一、教学范式改革的基本思想
教学方式改革的核心思想是指教学者通过对教学过程中一些现象发表的看法及分析其原因。其核心思想是教育工作者对教学的方法认识和认知。通过对西方的实力和文献可以发现同形式的教学提供不同角度的创新指导, 为后续的教育模式其实和启发。新型的教育模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知识体系掌握的牢固程度, 而且还可以为今后实际工作提供一定的经验储备, 婴儿该类新型的教学方式, 在西方逐步发展。
然而, 国内尚未有一种普遍认可的范式教学模式, 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发展, 根据以往的经验, 学习过程是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 且受社会和周围环境变化而影响。此外教学模式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因此, 想通过单一的教学手段或实践活动来完善教育教学是很难实现的。
二、财经高校范式教学范式的改革路径
(一) 教学目的是将知识获取转化为能力培养。
根据传统的教学经验和统计分析, 由于知识的单一性和暂时性并不能完全构建学生的知识体系, 而解决上述问题的最好途径是通过探索和实践的方法不断提升自己的科学研究能力和较高的科学素养。在此模式下, 教师更多充当指导者的角色, 为学生提供方向性的指导, 并利用实际经济情况或模拟情况, 培养学生实际问题的能力。传统的教学目的是将知识系统化给学生, 正如俗话所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只通过在教学环境中不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才能使学生真正掌握科学的体系, 并能灵活处理未来工作中实际的情况或问题。
(二) 传统的财经类高校教学往往将知识和构建体系作为教学的主导。
在这种模式下的教学, 结果往往不能提供较好的实践能力, 且学生的知识体系往往够完善。此类学生在进入金融行业后, 很难满足社会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的演变和发展, 老师应该, 多结合经济的变化, 向学生传授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本知识和体系构架。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多穿插师生的互动实践。该教学模式, 不仅能够提高学生课堂的积极性, 也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金融类的知识体系框架, 为今后的工作打好基础准备。
(三) 教学质量评价由单一的评价向多维的任务评价转变。
教师在教学范式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教学范式改革的四个方面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教学方式改革, 也对教师关于教学质量评价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同于以往的教学质量评估标准, 除了对学生应试能力的要求以外, 还应提高学生对自我学习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践环节的讨论, 并根据老师所传授的知识进行一定程度的发散思维, 针对当今社会经济状况下实际存在的问题, 提出一定自己的看法, 运用自己所学的相关知识, 提出合理的建议并与其他同学和老师讨论建议的可行性和具体实施方案。此类新型的教学质量评价将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四) 教学方法将教学知识转化为科学的互动探究。
目前, 国内绝大多数的财经类高校采用课堂教学的方式, 为学生提供知识。为进一步引导学生, 更自由、自主地学习金融类相关知识, 应多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新型的课堂教学模式可以包括情景模拟和案例分析, 让学生完全投入到相关的经济环境内切身实地的思考问题。此外, 可以增加课外的社会实践活动, 通过让学生做课外调查或者实习的机会, 进一步深刻的理解经济环境。利用校企合作的平台, 充分发挥校企合作模式的优势, 让学生在多重的教学模式中学习知识, 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的实践过程合理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
结语
金融学院课程教学作为高校教学的主要实现方式, 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和重要环节, 以高校人才培养为主要任务。为了提高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促进课程教学范式的深刻而彻底的转变,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已成为必须突破的瓶颈。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教师的教学方法, 使学生积极有效地学习。
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从传统的主角配角转换为导演与演员的关系, 与此同时, 学校鼓励老师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科研水平, 从而引导学生提高自身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从全局的角度来看, 可以充分借助学校和企业的平台全面推进教学范式改革实践, 不断发展和创新提供多样化的授课模式, 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摘要：针对目前财经类高校教学模式普遍所存在的问题, 本文从课堂教学角度等多个角度分析了金融院校教学形式的现状, 分析了智慧学习环境下财经高校复合教学范式改革的必要性, 并提出了新型的教学范式改革方法对应措施以实现和推广复合教学范式改革。
关键词：智慧学习,财经高校,教学范式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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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袁平红.中国高等财经院校实施翻转课堂的对策分析——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启示[J].人力资源管理
[4] 张晓宏.高校研究型教学范式之探究——启发式教学[J].教育探索, 2007 (3) :63-64.
科学研究的范式范文第5篇
课堂教学是教育的主要阵地，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应该首先从课堂教学上予以突破，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就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所谓“高效课堂”就是用尽可能少的时间获取最大教学效益的教学活动。开展“高效课堂”研讨，其指导思想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减轻两个提高：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提高教师教学效益，提高学生学习效益，最终达到提高学校整体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
什么样的课堂才算是高效课堂呢?从教育学角度，高效课堂必须具备三大特性：主动性、生动性、生成性。从教育目标上解读，高效课堂是把新课改的三维目标加以实化的，即实现从知识到兴趣、再到能力、抵达智慧的飞跃，简单地说，是立足于“学会、会学、乐学、创学”。高效课堂的灵魂是“相信学生、解放学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主张“让学习发生在学生身上”，核心就是“学习能力”，唯有致力于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才能生成他们的终身发展能力。从学生角度来说，高效课堂就是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课堂，是学生充分自主学习的课堂，是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课堂，是学生对所学内容主动实现意义建构的课堂。
那么，高效课堂如何操作?高效课堂不是以增加教师的工作负担为代价。在推进的过程中，我们要求教师要学会重新分配时间精力，即在课中用减法，而课前课后用加法，或者概括为“抓两头，放中间”。在课堂上教师主要是引导，“把学习交给学生”，对学生学什么的大致范围加以明确，至于怎么学实在无需费力。山东杜郎口中学“10+35”模式的老师只讲10分钟就是把话语权还给了学生，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只是创设一个环境，把一个人的积极性变成所有学生的积极性，课堂上没了讲台、讲桌，成了学生展示自我的舞台。学生不仅学会、会学，而且体验到了学习的快乐，这就是高效课堂所追求的“知识的超市、生命的狂欢”。山东昌乐二中的“271”模式对课堂时间的划分：老师讲授只占20%，学生自主学习占用70%，总结巩固占10%。这也是把课堂还给了学生，使得学生在灵动与鲜活的课堂上自主学习、协作学习、分享成果，切实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实现了课堂教学效率的最大化。山东的7兖州一中的“循环大课堂”同样是还课堂给学生，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在“点拨”上。 统观各课改学校的高效课堂模式，不管具体细节有何不同，但都有一些共性，最突出的应该是高效课堂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宏观驾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的课堂因为学生充分动了起来，所以看似老师不用再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解了，但是高效课堂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堂的成败与幕后的总指挥——任课教师密切相关。他要密切关注整个课堂实施过程，组织协调;倾听每一种声音，及时引导;关键时刻要点拨提升，总结深化;对于学生展示时的错误说法要手握真理，力辨其非;对于学生在课堂的争论也要独具慧眼，给出结论。所以高效课堂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不断充电，提升素质，以深厚的学养、高水平的课堂组织能力以及宏观驾驭能力保证高效课堂的真正高效。
通过学习和听示范课，我觉得要想让我们的课堂也变成高效课堂，我觉得应该努力做到：(1)教师要转变观念。高效的课堂不再是教师的“一言堂”，应该由传授者变成策划者;在课堂上，教师要启发引导，变成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做最优秀的学习者。教师的最高境界是不见自我，他的核心任务不是自己的教，而是组织学生学，服务学生学，为学生创造生机勃勃的令学生忘我的课堂。课堂就是互动的课堂，展示的课堂。(2)突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学生表现出来的探索精神，积极自主的学习生活远远不是一张试卷就能表现出来的。现在的教育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敢问、敢说、敢爬黑板、敢下桌讨论，而不是保姆似的教育。因此，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高效学习的能力，让学生不只用眼睛看课，用耳朵听课，还要调动各种器官运用一切方法全身心地参与到学习中来。把舞台还给学生，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3)布置好预习作业。我们如果不用导学案，可以集体备课，把经过集体备课后讨论出的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点罗列出来，以预习作业的形式布置给学生，给学生预习的依据，也是能达到导学案的效果。
科学研究的范式范文第6篇
“十四五”期间，旅游业共享经济将进一步对旅游消费、旅游产品、旅游模式产生深刻影响，加快推动传统旅游业数字化转型，不断催生旅游新产品、服务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
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已连续六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不断拓展的内需和消费市场，将释放巨大需求和消费动力。”
2020年9月9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新型消费不仅涉及工业品，还涉及农产品，乃至医疗、教育、旅游、健身等广泛领域。”“下一步要在这些领域开展更多探索，挖掘更大潜力，推动新型消费扩容提质。”9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32号）（以下简称《意见》）紧贴消费升级需求和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要求，提出进一步培育壮大各类消费新业态新模式，鼓励发展智慧旅游，提升旅游消费智能化、便利化水平，進一步支持住宿共享等新业态发展。
在服务消费中，旅游业将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动能，要树立“处处都是旅游环境，人人都是旅游形象”的新理念，让旅游业共享经济成为促进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
一、服务消费将呈共享化、健康化和社交化趋势
消费是最终需求，是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直接体现。服务消费增长符合消费升级大趋势，服务消费占比不断提升是消费结构高级化的重要表现。“十三五”期间，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头马”，而服务消费成为支撑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1.2万亿元，增长8%，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7.8%，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其中，服务消费支出增长迅速，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9886元，增长12.6%。2016-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分别为41.0%、41.4%、44.0%和45.9%，4年时间提高了4.9个百分点。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将超过50%。
马斯洛需求理论认为，消费者在满足生存与安全需求后，更加注重社交、获得尊重、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需求。消费心理变化推动消费行为不断升级，消费者在不同的需求层次上对产品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不同的产品满足不同的需求层次。“十三五”期间，我国消费结构持续升级，2019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2%，连续8年下降。我国居民消费发生了系列转变，从追求量到追求质，从有形物质产品向更多的服务消费，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消费更多地体现出对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追求。需求创造其自身的供给，这一变化推动居民消费和消费供给呈现出共享化、健康化和社交化的趋势。
（一）共享消费正在加速发展
共享经济是通过互联网平台，供给方将闲置资源使用权让渡给需求方并获取收益，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经济形态。经过市场深度调整之后，2019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为32828亿元，比上年增长11.6%，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8亿人;出租车、餐饮、住宿等领域的共享经济新业态在行业中的占比分别达到37.1%、12.4%、7.3%，网约车、外卖餐饮、共享住宿、共享医疗在网民中的普及率分别达到47.4%、51.58%、9.7%、21%[1]。新冠疫情深化了网络应用并普及了线上消费习惯。在新技术的助力和共享经济相关政策的推动下，“十四五”期间，旅游业、制造业等具有经济可行性的共享模式将快速发展，共享经济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重点领域的发展潜力将加速释放。
（二）居民消费更加趋于理性、健康
伴随着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居民的消费内容从餐饮等基础性消费向旅游、休闲娱乐、医疗、运动健身、教育培训等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演进，健康化成为消费的重要趋势。2020年7月，美团研究院针对消费者消费习惯的调查显示，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最多的前三项是餐饮、娱乐（KTV、酒吧等）、休闲（包含洗浴、足疗、按摩、茶室等），其次为家装、旅游、丽人医美、教育培训、健身、亲子、宠物、生活服务（包括家政、维修、心理咨询）等。
以旅游为例，美团研究院的调查显示，46.2%的人每年旅游预算在5000元以上，其中25.1%的人每年旅游预算在万元以上。酒店方面，民众旅游时大多选择经济连锁酒店（占比53.7%）、民宿（占比21.9%）、四星五星级酒店（占比17.5%）。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城市地标最受欢迎，其次为度假村、公园游乐场、温泉、亲子娱乐、动植物园、观光街区等。
（三）服务消费新业态呈现社交化特点
随着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应用，社交媒体丰富了社交场景，缩短了社交距离，逐步改变社交模式。打造满足消费者“交际”需求产品的新服务蓬勃发展，不仅满足“Z世代”的个性化需求，也在努力开拓银发市场中基于社交的商品和服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交平台在国内外信息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微信朋友圈、微博等主流社交平台通过不断丰富短视频、电商、本地生活等服务，挖掘小众群体的独特需求;阿里集团整合饿了么到家业务、口碑到店业务、蜂鸟本地即时配送和客如云数字化工具融合一体的产品和服务，布局和构建本地生活服务生态;美团等生活服务平台强调对服务资源进行全面整合，从而形成生活服务的一个较为全面的闭环，一站式满足消费者需求。线上社交、云运动、云旅游、云购物、云逛街、云走秀、云体验等新兴服务得到消费者青睐，互联网平台利用数字技术更新传统服务的体验模式、交付模式、运营模式等，鼓励支持传统服务业实施“智慧化改造”。
（四）旅游可以同时实现消费共享化、健康化和社交化
数字技术加速了文化、旅游、健康、社交、出行、住宿等产业的融合变革进程，新冠疫情加速了文旅、体育和康养融合、共享和创新发展。基于新形势，《意见》专门提出要大力推动智慧旅游、旅游消费智能化、住宿共享等新业态发展。
二、旅游业共享经济成为旅游业发展新主线
从共享单车走入人们的视野，到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共享员工的兴起，共享经济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业态之一，引起了政府和企业的高度重视。“共享”是共享经济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从交易成本理论、协同消费理论和多边平台理论的视角理解共享经济，简单地说，共享经济是基于技术手段提升闲置资源利用效率的新范式[3]。共享经济通过有效利用闲置资产、精准匹配买家和卖家、降低交易成本、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服务业创新等方式为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创造价值[4]，缓解供求矛盾，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共享经济能够实现价值共创，这个价值共创过程是多方参与者的合作与博弈[5]。
（一）旅游业共享经济是共享经济在旅游业中的拓展和深化
共享出行、共享住宿等一系列与旅游业相关的共享经济业态，带动了旅游业共享经济的发展。旅游业共享经济具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旅游业中闲置资源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让渡使用权给需求方以提高旅游业闲置资源的利用率。二是运用数字技术培育新交易模式，平台利用数字技术去除传统交易的中介方，减少了旅游服务供需信息传递、搜索和交易的中间环节，形成P2P、C2C模式。三是平台轻资产运行实现供需精准对接，Uber、Airbnb、滴滴公司、小猪民宿就是典型的轻资产公司，信息匹配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和消费满意度。四是强渗透性和微创业、灵活就业结合。共享模式与旅游业结合并深入到旅游元素的任何领域，个性化且丰富的旅游消费需求与共享经济模式下整合当地闲置资源提供非标准化旅游产品供给高度契合，共享型旅游服务或产品为微创业和灵活就业提供了机会，如小猪平台的房东职业构成中的自由职业者占比提升，逐渐孵化出一批“微小创业者”。五是旅游者不仅在游玩中获得愉悦，借助共享平台生产“内容”（如给出评分、发表评论、撰写游记、发朋友圈），丰富了在线旅游企业、旅游代理商、旅游景区（点）等企业提供的相关“内容”（旅游信息、游览方案或其他相关内容），还在生产和消费“内容”（相关旅游产品或服务）中满足社交需求和自我实现。
（二）旅游业共享经济伴随共享经济的发展而相继出现
2011年，短租民宿、网约车等采用共享理念的商业模式开始零星出现，2016年共享经济逐渐成势，旅游业共享经济步入起步阶段。经历了盈利模式等市场试错的“成长的烦恼”之后，共享经济在政府积极作为和企业主动改进的合力下，逐步进入平稳健康发展阶段。2019年之后，我国旅游业共享经济逐步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8号），同年9月我国首个在线住宿团体标准《在线住宿平台服务规范》发布。2020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明确提出培育发展共享经济新业态，鼓励共享出行、共享住宿、文化旅游等领域产品智能化升级和商业模式创新。
目前，从旅游业发展的六大要素：吃、住、行、游、购、娱的发展情况看，旅游业共享经济已经与餐饮服务、住宿、交通出行、导游陪同、旅游咨询、健康娱乐等实现了深度融合。未来，家庭农场（花园）、家族遗产（如城堡、档案等）、私人藏品（博物馆或陈列室）等原本属于私人财产、不对外开放的旅游吸引物，也有望借助共享平台进入景区（点）的行列，丰富旅游共享经济的产业要素[6]。“十四五”期间，旅游业共享经济将进一步对旅游消费、旅游产品、旅游模式产生深刻影响，加快推动传统旅游业数字化转型，不断催生旅游新产品、服务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
（三）旅游业共享经济将成为拉动旅游业发展的新动力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2019年，网约车用户在网民中的普及率由32.3%提高到47.4%;共享住宿用户普及率由5%提高到9.7%;2019年，网约车客运量占出租车总客运量的比重达到37.1%，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共享住宿收入占全国住宿业客房收入的比重达到7.3%，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2016-2019年主要共享服务业态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大幅高于传统服务业态，其中餐饮领域达到7.3倍，住宿领域达到5.8倍[7]。不断攀升的旅游共享经济各细分领域的占比，以及旅游业共享经济所带来的个性化体验，使旅游共享模式成为人们外出旅游的重要选择方式。
（四）旅游成为消费内容的场景和载体，共享经济实现“旅游+X”发展模式
旅游业综合性强、关联度高、拉动作用突出，旅游不再是单纯的酒店、机票、线路产品预订，旅游+文化、旅游+医疗、旅游+教育、旅游+体育、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满足了当下人们消费升级的多元化需求。共享经济凭借其灵活、高效、易于扩张的优势已经渗透到旅游业的多个环节，不仅逐步影响和改变旅游资源开发的理念和产品供应模式，而且借助资源共享平台推动“旅游+”模式深度发展。
（五）旅游共享经济吸引众多从业者参与并带动新增就业
共享经济平台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也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旅游行业。比如，我国共享住宿业服务提供者人数超过400万人，覆盖国内近500座城市[8]。共享住宿对旅游业发展有双向的作用，一方面，共享住宿激发旅游新需求、创造旅游新供给，促进旅游业发展;另一方面，共享住宿促进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互动交流，旅游的社交性得到实现，刺激共享住宿市场需求发展，进一步增加旅游消费。共享經济平台还利用企业自身优势，带动相关产业上下链的发展，创造间接就业机会。比如，共享住宿领域，每增加1个房东就能带动2个灵活就业岗位。
（六）新冠疫情加速旅游业数字化进程，丰富旅游共享经济的内涵
新冠疫情虽然让人们恐惧和担心，但不能阻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疫情期间，借助短视频、直播和其他媒介，旅游业共享经济催生出很多新业态新模式。比如，携程、飞猪、途牛、马蜂窝开展“云旅游”服务项目。一些景区还开启了“线上旅游”新模式，推出在线看美景、看展览、看演出等活动，通过在线直播方式促销推广旅游产品。《人民日报》客户端上线了“奇妙漫游云逛展”专题，观看VR视频讲解、三维文物展示、展馆虚拟漫游等，用高科技实现线上线下互动，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参观体验。途牛旅游网发起“绿洲计划”，邀请各地旅游部门、景区等通过互通资源、渠道共享来共同推动旅游业经济复苏，构建旅游市场利益共同体，加快旅游业恢复进程。新冠疫情短暂地影响了旅游业发展，但加速了文旅行业的数字化进程，拓展和丰富了旅游共享经济的内涵，增强了疫情过后民众对旅游实地体验的向往。
三、旅游业共享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理论上说，旅游业的“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都可以通过共享经济的模式实现旅游资源和闲置资源的高效开发。旅游共享经济的每一环节都涉及资源、信息和人员共享，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用户权益保障难
旅游产品和服务通过线上线下结合，供需双方通过社会化网络交易，对彼此的权利、义务、责任的理念较为淡薄。旅游共享经济用户面临“监管难、取证难、维权难”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共享单车、共享住宿、共享私厨等相关领域。平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收集了用户个人信息，积累起大量的日常行为大数据，这些信息的保存都存在一定风险。
（二）传统管理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
传统的属地管理、行业管理、科层管理模式，与共享经济以平台支撑的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等现实需求不匹配。目前，在平台责任界定不清、诚信体系不健全以及先行赔付机制缺乏等情况下，治理制度滞后于旅游共享经济发展。在监管实践中，旅游共享经济涉及的部门较多，这给有效保护旅游共享经济下用户的合法权益增加了难度，消费者的合理诉求无法在传统管理模式中得到满足。新经济都有跨界的特点，随着5G等新技术的应用，旅游业共享经济在“十四五”期间将出现更多的新业态新模式，并对政府监管不断提出新挑战。
（三）旅游共享经济协同治理机制亟待完善
目前，“一机游”模式是旅游协同治理的有效探索，该模式由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主导，以数字科技为驱动，以目的地为核心，深耕目的地智慧服务，在各部门间实现信息资源传递，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构建全域旅游数字生态共同体。例如，“一部手机游云南”，在管理模式、监管模式、场景、技术、营销和服务等6个方面实现了创新，提升了旅游管理部门的现代化治理能力、涉旅企业的精准服务水平和游客的多元化旅游体验[9]。在这个模式中，要注重旅游共享经济协同治理的要素配置和整合。
总之，共享经济是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具有交易结构横向化、主体多元化、客体零散化等特征，打破了既有的规制结构和法律框架，对传统治理提出挑战，必须建立全新的法律结构，借助体系性回应方式，才能实现对共享经济的妥当规制[10]。针对旅游共享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旅游共享经济的治理创新势在必行。
四、推进旅游业共享经济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为了落实《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32号）中提出的发展智慧旅游、共享住宿等新业态新模式，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发挥新型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相关部门根据已有的关于平台经济（国办发〔2019〕38号）、分享经济（发改高技〔2017〕1245号）、文化和旅游消费（国办发〔2019〕41号）等政策，出台《意见》（国办发〔2020〕32号）的实施措施时，虽然提到鼓励发展智慧旅游，提升旅游消费智能化、便利化水平，也提及进一步支持依托互联网的外卖配送、网约车、即时递送、住宿共享等新业态发展，但不够全面和系统，建议有关部门单独出台促进旅游共享经济发展的专项政策。
第二，夯实旅游业共享经济发展和治理的新基建：信息基础设施、社会信用体系、数据共享体系。全方位推进旅游共享大数据集成平台的建设和5G等新技术的应用，打造信息基础设施;完善旅游共享经济平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丰富社会信用体系;加快建设旅游数据共享、融合和治理体系，筑牢旅游共享经济创新和治理的数据共享体系。
第三，探索旅游业共享经济协同发展的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利益联结模式。鼓励多元主体深度参与旅游业共享经济发展，寻找协同发展的原动力，构建利益联結机制，不仅确保普通旅游业经营者直接或间接分享旅游发展红利，而且有效激发他们参与旅游经营的热情，打造自己的旅游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逐步建立共商共建共赢、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生态。
第四，构建“大旅游协同发展、大数据协同共享、多部门协同服务、跨部门协同监管”的协同治理机制。在旅游业共享经济协同治理体系中，参与主体是公民、企业、行业组织、政府和社会，必须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旅游业共享经济协同治理理念，积极引导旅游共享经济平台强化自我监管、加强旅游共享行业自律、培育独立的社会第三方监管机构、加快政府监管数字化转型、倡导多部门多机构联合监管的模式，建立健全旅游业共享经济的包容、自律、创新的“平台自控—行业自律—社会共治—政府监督”治理体制，实现“共治”和“善治”。
总之，旅游业共享经济是消费领域的新业态，可以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创新服务供给、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空间巨大，同时也面临很多问题。旅游业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增强居民消费意愿，人民群众在这个新型消费中有了获得感、幸福感，才会选择并青睐这个新生事物。我们期待旅游共享经济发展壮大，加快引领新型消费发展，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R].2020-03-04.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2020-9：35.
[3]郑联盛.共享经济：本质、机制、模式与风险[J].国际经济评论，2017（6）.
[4]刘奕，夏杰长. 共享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动态[J].经济学动态，2016（4）.
[5]杨学成，涂科.共享经济背景下的动态价值共创研究[J].管理评论，2016（12）.
[6]李庆雷，娄阳.旅游共享经济的十个特征[J].党政视野，2016（07）：34-35.
[7]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R]. 2020-03-04.
[8]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共享住宿发展报告2019[R]. 2019-07-02.
[9]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与旅游大数据研究院，云南省智慧旅游工程研究中心，腾讯文旅产业研究院.“一机游”模式发展白皮书[R]. 2020-05-18.
[10]蒋大兴，王首杰. 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7（9）.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桂林旅游学院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本文是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京津冀电子商务协同发展研究”（课题批准号：15JDJGD09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