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教育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在我国长达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发挥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作用。在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关注，并吸引了大量的外国友人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在高职阶段，学生正处于快速成长的阶段，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养成的关键阶段。为此，在教学活动中，必须要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将优秀的传统文化深入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培养更多的复合型人才。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
引言：在当前阶段，教育层面进行不断的深化改革，对于教育的质量和教学效果有了更高的要求。现阶段的教育工作中，不仅强调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还要求学生能够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为此，相关的教育学者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如何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工作质量，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成为了家长、学校和社会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希望本篇文章的发表能够对相关的工作人员给予一定的启示，更好将优秀传统文化渗入到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近年来，国家领导人不断的加强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魅力。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更是应该充分的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优势，将传统文化和当前的社会发展趋势相融合，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政府部门也重点强调了建设教育强国对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作为学生发展的关键阶段，对于学生未来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够帮助生获得更好的成长，同时，具备高尚的品德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
我国的传统文化经五千多年的发展而仍具时代魅力，充分的彰显了传统文化的优势。在开展思想政治教学活动时，各个学校的教师更是应该充分的认识到传统文化和政治教学工作间的关系。传统文化作为政治教学工作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思想政治教学工作质量的提升和学生未来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唯有将传统文化融入到了现阶段的思想政治教学工作中，才能够将传统文化的魅力得到充分的展示。同时，在思想政治教学工作中将传统文化的优势将结合，提升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发挥传统文化在学生成长中的引导作用。
在开展教育工作时，应该严格的按照教育部门提出的相关要求和准则，将传统文化的优势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相结合，针对不同学校、不同班级的特点，制定出更具针对性的实施方案，在实现全面育人的基础之上，早日实现“中国梦·教育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 优秀的传统文化在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2.1 促进高职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
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很多地方都会利用到儒家文化的现实意义。孔子的一些教育思想、教学观念、道德思想等，对于学生的成长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论语》这部巨作中，大概有一百多处提及到了“君子”，孔子在其教育理念中也强调了要将学生培养成君子，提出了自省、反思的要求与方法。将这些传统文化渗透在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中，对于学生人格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2 促进高职学生形成争取的价值观念
现代化信息的迅速发展，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与和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整个团队中，唯有形成较强的凝聚力，激发整个团队的力量，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在信息爆炸的社会中，社会竞争加剧、学生压力增加，只有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价值导向，引导学生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才能够帮助学生拥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法家思想中提出的“巧诈不如拙诚”、“目短而自见”等，都强调了专注的作用和重要性。将这些思想融入到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中，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2.3 使高职学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在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和奋斗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众多英雄人物，在他们的身上，都充分的彰显了自强不息、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时，应该以先进人物为代表，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信心。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3.1 发挥儒家文化的现实意义
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儒家文化始终是诸子百家和后代优秀才子所推崇的思想。像儒家提倡的：“因材施教”和“有教无类”历来被各朝各代才子所赞颂。尤其是现代的社会，义务教育普及的状况下，这种思想需要教师身体力行的向学生展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班级管理中，贯彻落实儒家思想，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位学生，不让学生产生心理落差。针对成绩浮动较大的学生循循善诱，通过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找出问题所在，对学生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这样，才能有效促进师生关系的和谐，更好的展开相关工作的管理。
3.2 将“礼”文化融入到班级管理工作中
“礼”文化历代以来被许多文人志士所推崇和赞扬，如果学生在青少年时期对“礼”文化就能够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那么，对于学生整个人生的成长阶段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古有《三字经》中的“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宋有苏轼的“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都强调了礼仪对一个人的重要影响。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工作中，也应该充分发挥“礼”对学生的积极影响。让学生在点滴小事中就严格遵守礼仪规范，同时，教师也要言传身教，让学生在充满礼仪的氛围中感受礼仪的魅力，并且对学生的规范进行及时的纠正和指导，让学生感受到礼仪的魅力。对于一些基本的礼貌行为和礼貌规范用语需要班主任教师的讲解和教导，运用实际的事例或者课堂上的实时示范，让学生有更加深刻的体会，最终形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
3.3 结合历史优秀古文进行引导
古人的一些思想多融入在他们的巨作中，在中华民族璀璨的历史长河中，有着众多优秀的历史文化诗句和名言所揭示的道理值得我们学习，教师可以通过这种古文对学生引导和教育。像《论语》中的：“吾日三省吾身”“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等，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礼尚往来”，都对我们的学习方法和人生发展有一定的教育意义，這些古语也融入了一定的现实意义。思想政治教育在工作中就可将这些介绍给学生学习，清晰地阐明释义，让学生能够明白所表达的意思。同时，教师要善于引导，使得学生所学的各项内容能够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实践中。同时也要做好后期的督查工作，让传统文化能够对学生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3.4 在环境创设中渗透传统文化
环境对于人有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影响，在进行高职思想政治的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环境的特点来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高职学生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学校里的，因此，学校里的文化氛围的创造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可以创造浓郁的文化氛围，让学生感受到国学的魅力，比如利用走廊过道校刊等，创造浓郁的文化氛围。学校也要大力支持文化氛围的创建，可以定期的开展主题板报活动，主题绘画活动，要让高职学生有强烈的参与感。除了在教學内部的环境创造之外，还可以利用人力、物力资源美化校园的环境。还可以设置文化标语，让高职学生在日常的活动中可以看得到感觉的到，在潜移默化中发挥这些传统文化的影响。利用学校的电子屏幕进行名师名句经典古诗词，儒家经典的诗词的播放，在潜移默化中对高职学生进行文化的熏陶，增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家庭教育在高职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说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学校范围内进行的，但是校园建设的主体是学生。因此，只有教师和学校提供的文化氛围是不够的，如果家庭中没有良好的文化氛围，那么学生做得只是表面工作。所以，教师可以和家长共同合作，商量好相应的培养计划，在家庭中充满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让家长身体力行，带动家庭中的文化氛围，并且要及时监督学生的各项行为。在环境的影响下，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传统文化，体验传统美德的魅力。
3.5 转变观念，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运用新媒体的能力
在新媒体的时代到来的状况下，需要教师不断的改变自身的观念，充分的认识到新媒体时代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认识到新媒体在现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同时，自身也要不断的进行学习，充分的掌握新兴的新媒体技术，将这种新媒体技术和理论知识、传统的教育方式等进行有效的结合，将两种教育方式的优势进行有效的结合，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质量。比如：教师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中，可以利用短视频的方式，将一个社会热点的不同观点进行收集和整体，利用短视频的方式进行展现，让不同的学生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从而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3.6 充分发挥社会教育的导向作用
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需要充分的发挥新式的传播媒体在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借此宣扬先进的科学理论知识、优秀的传统文化、弘扬社会正确的价值观念等，让高职学生能够对此有正确的认识。让广大的高职学生能够充分的认识到各种优秀的思想观念在培养其人格、丰富其知识体系中的积极作用，从而不断的提升高职学生的思想道德。
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能够发挥“环境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当今的时代，各种思想观念的冲击下，对于学生的思想认识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一些不良信息、危害信息的传播严重的影响了高职学生的心灵健康。为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社会层面需要对此给予正确的认识，从高职学生的思想认识特点出发，推出适合高职学生发展特点的精神食粮。比如：可以借助广播、媒体、新闻报道的方式，将社会上先进人物的事迹、时代的教育观念进行传输，让高职学生能够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并且结合不同的主题教育活动的方式，有效的提升高职学生的思想道德认识。
结束语
总的来说，将传统文化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能够对学生的成长起着良好的推动作用。尽管在当前阶段，在应用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段的问题。但是，它有着良好的示范效应，能够加强对青年学生思想教育的培养，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观念，推动学生的快速成长。同时，高职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主力军，如果能够将传统文化融入到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传播和弘扬也会发挥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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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思群（1987.3-），男，湖南省永州市，汉族，大学本科学历，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永州市零陵区，法律方向。
思想教育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在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佛教与时俱进，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造新的思想和文化，影响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人间佛教就是近现代中华大地上出现的一种崭新的佛教理论体系和实践活动。为了进一步探索人间佛教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方法，发挥人间佛教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由香港佛光道场赞助，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台湾南华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及生死学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共同举办了以“人间佛教与当代伦理”为主题的“第四届两岸四地佛教学术研讨会”。会议于2010年12月20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谢昭杰室演讲厅隆重开幕，经过4天紧张而热烈地发表论文和讨论，于12月23日在香港佛光道场海会堂圆满闭幕。
来自两岸四地的17位专家学者，分别为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赖永海教授、哲学系王月清教授和圣凯法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徐文明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刘成友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龚隽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学愚教授、姚治华教授，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净因法师，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吴有能教授，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贾晋华教授、郑庆云教授，南华大学生死学系慧开法师、何长珠教授、黄国清教授和陈美华教授，以及美国西来大学弗兰克·郝福曼教授。还有24位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参加了会议，他们是主办单位从公开征集的70多篇论文中遴选出来的优秀论文的作者。另外，香港中文大学谭伟伦教授全程参与并主持多场讨论会。佛光山港、澳、中总住持满莲法师，以及国际佛光会香港协会陈汉斌会长出席了闭幕式。
会议围绕“佛教与生态环保”、“佛教与生命伦理”、“佛教寺院：传统、艺术及伦理”、“人间佛教与伦理”、“人间佛教与和谐社会”五个子题展开。与会专家和青年学者们在11场论文发表和讨论中，从多角度多层次对人间佛教与当代伦理之间的各种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和实践上的考察。整个会议，从内容上来看可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关于佛教生态伦理。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经济也获得空前发展，由此所带来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从而使生态危机成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难以应付的问题之一。于是，生态伦理尤其是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重要性就突出地显现出来，而如何正确处理人或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无疑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佛教所倡导的众生平等的理念和慈悲济世的精神，使近年来关于佛教生态伦理的挖掘整理，以及借鉴和发扬佛教生态伦理思想的讨论日益增多。在此次会议上，与会专家和青年学者们就佛教生态伦理各抒己见，从多角度展示了佛教生态伦理的智慧。Frank Hoffman教授的《无明造业：由行为中的无明而形成的环境污染》，从世界观入手分析环境问题形成的原因，通过对哲学意义上的“理论”和“文本理解，”以及佛法实践意义上的“冥想”和“意识”两组概念的论证阐释，来说明到底什么是佛教视野下正确的环保论。他认为，环境污染归根结底是人类无明造业。用哲学语言来说，即是文本理解和实践中个体的世界观缺失所致。学愚教授的《人与自然——佛教徒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回应》一文，认为在应对当代的生态危机方面，以儒、佛、道为代表的东方思想文化尤其是佛教思想，最能够提供有益的启示。文中还指出，不管是南传还是北传佛教，其理论和实践都能够启发我们形成新的生态观，并且帮助我们找到通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时代的道路。净因法师《<生态>与<心态>》一文，阐释了佛教对“心”与“境”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以及如何正确对治“心”与“境”的观念，即形成良好的“心态”与“生态”，正所谓“心净则国土净”。，他还认为，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有别于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另外，吴有能教授发表《清净世间：当代人间佛教的环保理论与实践》与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吴青泰的《<人间净土>的现代实践——慈济环保的慈济运动》二文，将研究的对象缩小到了发扬和践行佛教生态伦理思想的具体领域和具体的教团组织，展示了人间佛教践行佛教生态伦理思想的成就。
第二，关于佛教生命伦理。人的生命是连接生死且贯穿整个生命的一个持续阶段，那么生命伦理所讨论的问题就集中体现为如何认识生命的本质、生命的价值以及如何对待死亡并处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生死一直都是佛教所解读和研究的重要对象，所以佛教思想中有着大量的关于生死认识、生命智慧和生命教育的内容，这就形成了基本的佛教生命伦理。近年来由于生物医药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更多的疾病被治愈、更多的生命被挽救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生命伦理问题也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诸如器官移植、基因遗传、克隆人、安乐死、植物人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使得佛教界和佛教学术界对佛教生命伦理更加关注。在本次会议上，教学两界的专家和青年学者同样表现出了对佛教生命伦理的极大关注，并与大会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慧开法师的《从生死关怀观点对死刑存废问题的反思》一文，直面现实中的敏感话题，以台湾社会在热烈争议的死刑存废问题为例，分析了佛教生命伦理在对“死刑犯”与“受害者”两者之生死关怀上的两难困境，他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值得我们反思。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傅晓的《佛教中对“我”的不同理解及其在生命教育中的意义》，梳理和总结了佛教各派思想对“我”的不同理解，以及可能导致的不同的生命教育实践，从而建立了一种佛教的自我观与生命教育之间的对应关系。中山大学哲学系潘佳的《生命哲学一生命教育：人间佛教“化人间”的教育路向》，从卢曼和西美尔的宗教社会学和哲学思想出发，认为人间佛教在现代发展的生命力与其开展生命教育的契机密切相关，遵循“宗教性一生命智慧一生命教育”的有机关联原则。南京大学哲学系韩传强的《人间佛教对生命教育的诠释一以星云大师关于人间佛教的生命教育为例》一文，分析了星云的生命教育思想和实践，字里行间可见作者对星云佛教生命观和生命教育的理解和赞赏。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伊岚的《殡葬业与佛教人间化》，阐释了佛教对中国丧葬文化的影响，认为人间佛教有可能也应当参与到现代殡葬业中，并对如何参与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另外，何长珠教授的《悲伤辅导、谘商和治疗与表达性艺术治疗》，则从宏观理论回到具体操作，介绍了生死学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一“悲伤辅导”，即如何在人们遭遇生死重大问题或者在生命历程中遭遇疾病等沉痛打击时，提供适当有效地帮助。论文还以29个案例，进一步介绍了如何“因应地”、阶段性地在悲伤辅导的过程中使用谘商心理学的理论与技巧。论文中直接涉及佛教生命伦理的内容不多，但却是从佛教的生命观出发，借鉴了
佛教生命无常、生命尊严、慈悲关爱等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将佛教生命伦理付诸实践的崭新路径。
第三，关于佛教寺院伦理。20世纪以来，佛教与时俱进，蓬勃发展，尤其是人间佛教，现今在两岸四地已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与此同时，佛教寺院与世俗社会的联系也日益频繁密切，这就要求寺院在契理契机遵守传统戒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寺院的伦理建设，提高僧侣自身素质，保持寺院应有的纯洁、庄重和神圣性。但从目前来看，许多佛教组织和寺院在寺院伦理建设方面欠缺很多，不少寺院在圣俗关系方面出现不平衡的趋势，日益流向商业化和庸俗化，尤其是在寺院经济的来源和使用及僧人对待财富、名誉、地位的态度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出现有违佛教基本信仰、有损佛门清净庄严的现象，引起佛教内外有识人士的广泛关注和深切担忧。在本次会议上，贾晋华教授发表了《唐五代禅宗寺规及其对当代人间佛教寺院伦理的启示意义》一文，在对传世的唐五代禅宗寺规进行考述后，认为在如何保持佛教寺院的庄严崇高，增进僧团的伦理精神，提高僧人的道德素质，抵制世俗名利诱惑等方面，唐五代及后世禅宗的各种寺规可以为人间佛教提供有益的启示，人间佛教应该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制定符合当代当地社会特点的新的丛林清规，确立详细的修行法则和行为规范，督促僧众在寺院生活中研习佛典，实践禅修，端正威仪，结交良朋，努力精进，超越世俗，完善人格，圆满觉悟。徐文明教授发表了《宋代大德论住持德行略述》一文，对《禅林宝训》中有关宋代大德论述寺院住持德行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整理和论述，认为身为一寺住持需德才兼备，正所谓立身正，用人明，己正正人，善用众力。他的研究以历史为切入，以现实为观照，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价值。
第四，关于佛教社会伦理。在伦理学上，社会伦理是关于社会和谐秩序及其实现条件的社会公正的理论，是与个体道德相对应的范畴。它以“公正”为核心，外延可以说包括了整个非个人领域的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伦理关系，诸如家庭、市民社会、民族、国家、国际社会，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法律、文化、教育、环境等，并且立足于社会的、客观的立场看问题，在理论上涵盖了前面所讲的生态伦理与寺院伦理等应用伦理学范畴。佛教中不仅有很多关于社会伦理的直接论述，而且有很多思想观念对社会伦理思想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本次会议上，与会学者们就佛教社会伦理的很多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姚治华教授发表了《亲情关系中的道德困境》一文，对比分析了儒教、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等几大宗教思想中的亲情关系以及其中的道德困境。黄国清教授的《大乘佛教久住世间的菩萨精神特质》一文，则对比分析了声闻佛教与大乘佛教对待生死、涅槃的不同态度，认为大乘佛教特别彰显了甚深般若、慈悲誓愿与柔和忍辱的菩萨精神，使实践者能够展现清新喜乐的气象，积极无畏地完成广大高远的菩萨道理想。刘成有教授的《印顺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伦理价值探析》一文，认为印顺人间佛教所揭示出的“人本”与“创造”的核心特征，以及对于个体自由、创造、平等等现代理性精神的积极响应，应该是一种颇具现代意义的伦理关怀，而且具有净化身心、和谐人类等创造人间净土的社会改造精神，具有鲜明的伦理特征，这种思想不仅体现着佛教现代化的理论思考，也有佛教适应社会的现实诉求。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南魁的《佛使比丘“法的社会主义”与人间佛教》，认为佛使比丘的“法的社会主义”，是依据佛法来揭示社会本质从而解决社会问题的人间佛教思想。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夏涛的《从西域佛教的视角考察人间佛教的价值取向》一文，认为人间佛教注重“智”的追求以及开放积极的人世精神，正是促使西域佛教发生从小乘向大乘转化的内在动因。另外，陈美华教授的《性别、衣着与修持》的发言，分析了性别与衣着、修持之间的关系，对当代人间佛教处理宗教实践与现实生活之间关系具有启发意义。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王富宜的《佛教女性研究及女性观变迁》一文，梳理了传统佛教中关于女性的意向及相关研究，再次提出佛教女性观这个敏感而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郑庆云教授的《佛教在经济型社会发展的作用初探》一文，从佛教的教义上探讨了佛教与现代社会再发展的路向以及佛教教义的时代性等问题，从当代社会发展的角度探讨了佛教社会伦理的时代价值。龚隽教授的《太虚佛教思想与近代社会政治关系略论》一文，讨论了太虚佛教思想有关社会政治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出现代中国佛教在处理作为出世的宗教与人世的社会政治秩序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并且认为“作为现代性脉络中的宗教，一面必须保持自己在公共生活的世俗领域之外，而同时把自己的论域放在对于人类生活具有基本意义的信仰和实践的价值规约上”。这一独特的视角中，依然饱含佛教的社会伦理问题。
与社会伦理直接相关的是文化教育问题。圣凯法师的《赵朴初“佛教是文化”的再思考》一文，在阐释赵朴初“佛教是文化”的历史、思想、实践意义的基础上，认为在未来佛教拓展自己生存空间的途径之一，仍然是高树佛教的文化品格。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于飞的《人间佛教与中国文化——从跨文化传播视角的考察》一文，认为人间佛教跨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对化解文化冲突、促进全球多元文化的交流具有积极意义。延安大学政法学院姬可周的《论圣严法师“人间佛教”的僧教育思想及其贡献》一文，梳理了圣严法师的僧教育思想及实践。四川大学中文系王水根的《抱本守一，解构理念——后现代精神下的中国佛教教育思考》一文，从“历史与反思”、“解构应该解构的”、“后现代宗教的构建启示”三个方面，对中国佛教教育的出路进行了思考，认为佛教教育应具有人格与精神的独立以及自由的理念，同时“为今时所必需”的教育实践也要求佛教教育必须纳入普通国民教育系列。
第五，关于人间佛教与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即社会的和谐；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即生态环境的和谐；三是人自身的和谐，即身心的和谐。而佛教特别是现当代的人间佛教，包涵着大量关于和谐的理论资源与实践方法，可以在其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赖永海教授的《人间佛教与和谐社会》，正是从以上三个方面论述了人间佛教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意义。王月清教授的《简论中国佛教慈善文化的现状与未来》一文，认为现今的中国佛教慈善仍然存在政府权责渗入过多的问题，导致僧人较少有权以法人的身份走出寺院，独立展开调查与救助，从而难以冲破重重关卡而滞后于当时当地的需要；而政府控制下的佛教慈善，往往会流于政绩和旅游卖点。文章还认为，佛教慈善事业的兴盛有赖于佛教慈善文化的传播，中国佛教慈善的未来走向是：组织化的运行、专业化的运营和社会化的服务。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阳瑁的《以“弘德家园”为例
略谈新时期的佛教慈善》一文，在对河北慈善功德会创办的孤儿院——弘德家园的考察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弘德家园的存在和发展，迫切需要社会和政府的认同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撑，这也是新时期佛教慈善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志逾的《人间佛教与经济发展——从“人间佛教”理念浅议佛教文化产业开发》一文，基于人间佛教的理念，提出了对佛教文化产业开发的建议，即以负责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注重心灵旅游和创意。南京大学哲学系刘守政的《论人间佛教与社会建设》一文，通过分析人间佛教与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认为人间佛教在我国台湾、香港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社会建设的成功，可以复制在尚处于开始提倡社会建设阶段的中国大陆。
第六，关于人间佛教的理论建构。人间佛教理论自诞生以来的近百年间，从激发中国佛教的变革，到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导向，虽然期间历经挫折，但经太虚大师、印顺大师以及赵朴初居士等高僧大德的努力推广，总体上来看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到今天已在海峡两岸得到了进一步地发扬光大。作为既适应20世纪初中国社会巨大变革、又符合佛陀救世本怀的佛教新形态，人间佛教在理论建构及其实践推广中，最受人们关注的始终是如何契理契机的问题，即如何既适应社会发展又不失佛教之根本。本次会议上，参会学者们针对该议题所展开的广泛而热烈地讨论，对人间佛教的理论建构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路。其中，中国佛学院源正法师发表了《试论建构人间佛教应有的两个方面》一文，借用“真俗二谛”的概念，提出了对于人间佛教理论建构中“契理”和“契机”之间关系处理的思考，认为作为佛教在流布过程中所保有的不变原则的“根本性佛教”也就是“真谛”，与顺应时代和区域变化调整自我而形成的“时空性佛教”也就是“俗谛”，应该是人间佛教理论建构的两个基本方面，并通过对汉代佛教道术化特征的分析对此观点进行了论证。南京大学哲学系胡勇发表了《人间佛教的“人间性”和“佛教性”——谦论太虚与印顺思想之同异》一文，从人间佛教的构成要素人手，通过分析什么是人间佛教的“人间性”与“佛教性”，来回答什么是人间佛教，建立了“人间性Ⅰ”和“人间性Ⅱ”与“佛教性Ⅰ”和“佛教性Ⅱ”的理论框架，运用该理论框架对太虚和印顺两位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实践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可以得出“太虚——综合的人间佛教”和“印顺——分析的人间佛教”的结论。南京大学政治系高永旺发表了《试论人间佛教的入世性与出世性——基于(维摩诘经)的根本思想》一文，依据《维摩诘经》的“不二法门”思想，通过对佛本与人本、神圣与世俗、超越性与人间性等几对问题的阐释，认为人间佛教的人世与出世性并非矛盾的对立，而是圆融无碍的，注重做人即做佛的“人本”与强调世间即出世间的“人世”，正是人间佛教不同于传统佛教的核心所在。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王鹤琴发表了《走向人间的理论选择——太虚大师与伊拉斯谟的宗教革新思想比较》一文，通过对太虚与伊拉斯谟宗教革新思想的比较，认为自近代以来宗教变革的趋势，就是宗教不断走向人间，宗教的神圣性不断消解，而人道主义色彩愈发浓厚，那么在这种趋势下的未来发展中能否既适应当今社会新形势又保有佛教的神圣性，将是人间佛教所面临的两难境地。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杜忠全发表了《印顺思想与人间佛教的实践论》一文，深入分析了作为印顺思想核心的人间佛教及其实践论，认为人间佛教的实践论，强调“人行菩萨行”并以“菩提心”“大悲心”“空性见”等三心为首要修习和实践德目。南京大学哲学系殷玮发表了《星云人间佛教与佛儒交融》一文，从人心与佛心、人道与佛法、大同世界与人间净土三个层面，考察了星云人间佛教思想对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融摄，认为星云的人间佛教思想对佛教进行了上契佛理、下适时机的综合整理，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并创造性地把传统转化为对现代的一种积极的促进和提升的力量。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李明发表了《试析星云大师的人间净土思想——兼与太虚、印顺思想比较》一文，通过对星云人间净土思想的分析，以及与太虚、印顺二位大师净土理论的比较，认为不能把三位大师的思想割裂开来，人间净土理论不是单个人的成就，而是一个继承、发展与相续的理论构建过程，时至今日，它至少已经完成了理论的生发、建设与融合三个时期。南京大学哲学系王忠林发表了《太虚大师的弥勒信仰与人间佛教之融通》一文，从太虚的弥勒信仰与慈宗的融通，弥勒净土与人间净土的融通，以及“下生成佛”与“人成即佛成”的融通三个角度，分析了太虚的弥勒信仰与人间佛教之间的内在关系。上海大学文学院赵翠翠发表了《“人间佛教”及其“社会建设”的理论构想——以太虚、巨赞和赵朴初为中心》一文，以太虚、巨赞和赵朴初三位高僧大德的相关理论为中心，梳理并讨论了人间佛教理论中有关“社会建设”的基本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杨小平发表了《人间佛教理论在当代实践中的困惑——以少林寺的“禅”“拳”“钱”“善”四大实践为考察对象》一文，以少林寺的发展模式为例，以少林寺的“禅”、“拳”、“钱”、“善”四大实践为考察对象，从人间佛教理论在当代社会推广中所必然呈现的四大环节——宗教本位、文化弘扬、经济支撑和社会关怀四个方面，对人间佛教理论建构在当代实践推广中的困惑进行了分析，认为人间佛教理论在当代实践推广中的困惑，归根结底来自于对以宗教本位为代表的佛教超人间性和以文化弘扬、经济支撑、社会关怀为代表的佛教人间性之间合理关系的打破，而要维持这种关系的协调，唯有通过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而不断彰显宗教的神圣性与超越性，并在神圣性与超越性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弘扬与社会关怀，在不影响宗教修行、宗教弘扬、宗教目标实现的前提下从事经济发展与社会服务。
思想教育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本文从航洋运输业当前形势出发，阐明在培养未来船员的过程中，学生的思想素质是非常重要的。结合行业特色，在遵循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普遍规律的同时，应着重把握航海类专业学生群体特征的新变化。提出在半军事化管理模式下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必须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把半军事化管理工作和部队紧紧联系在一起，锤炼道德品质。要才能使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工作真正做到卓有成效，才能培养出真正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优秀人才。
【关键词】半军事化管理；航海类；道德修养
航海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未来船员的过程中，学生的思想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同时组织纪律又是思想素質中重要的成分。航运业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使航运从业人员的工作具有风险性；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艰苦的工作环境，使之具有艰苦性；在远离大陆、远离祖国的孤立环境中，需要自主决策与适时应变，使具有独立性。
一、做好航海类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遵循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普遍规律的基础上还应更完善
（1）重点把握航海类专业学生群体特征的新变化。航海类专业学生在大学生群体中有其自身的特征，在新的形势下，这种特征在其生源结构、生源状况等各方面又有许多新的变化。他们中大多是独生子女，从小就在备受宠爱的环境中成长，“自我”意识强烈，追求自我价值，对集体生活漠不关心。这就与航海专业所强调的“集体意识”有所出入，在一定程度上给半军事化管理的实施带来阻碍。（2）高职院校航海类专业学生缺乏自我学习的积极性，考证自信心不强明显。由于原有基础相对薄弱，高职类院校的学生都普遍存在学习吃力、厌学等心态，部分学生进入高校以后，面对新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在学习上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再加上繁重的考证任务，精神压力就会进一步增大，逐渐形成对学习的忧虑和恐慌，产生厌学心理。最终对学习失去信心，而放弃当“船长”的理想。（3）不同地区，不同家庭情况学生聚在一起的“化学反应”。调查显示，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难以快速适应新的环境和人群。航海类学生大多来自经济条件欠佳的家庭或者较为落后的地区，其父母文化程度较低，在教育培养孩子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使不少学生从小养成一些不良行为习惯。而多数学生第一次走出家门到异地求学，面对陌生的环境和人群，对前途感到茫然，面对新的生活环境感到不知所措。这样一群比较迷茫的学生相聚在一起，产生的往往是不好的“化学反应”。（4）掌握半军事化管理在实施过程中的障碍性。半军事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照搬军队的管理模式，缺乏内在的实质性的思想教育方面的不足，这也在学生管理方面造成了一些缺失。部分学生对半军事化管理的目的意义不明确，他们只是在消极被动地接受这套管理模式，对统一着装、统一出操等有怨言。半军事化管理讲究的是服从命令意识，所以大部分学生还处在被动服从当中。有些学生管理工作者的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也容易使学生产生叛逆心理，产生对抗情绪，不利于学生的健康学习和成长。
二、大学期间对航海类专业的大学生——未来的航海家，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使学生严格遵守纪律，这具有很大的意义
1．半军事化管理必须首先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是保障，是各项工作得到落实的基础。半军事化管理的实施与开展必须在各项规章制度健全完善的前提下进行。通过这些规章制度的建立，半军事化管理的工作才有章可循，学生工作才能稳步向前推进。
2．加强半军事化管理领导队伍建设，切实提高工作的执行力。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是一个“内化”的心理过程，是教师的教育与学生的自我教育双边活动的过程。学校要努力打造一支思想素质过硬的教师管理队伍，同时推进对学生管理的重心下移，加强对学生的半军事化管理，半军事化管理大队对各学生部门在半军事化管理方面应有绝对领导，大队长在学院半军事化管理方面要有全院一盘齐的思想，从而加强学生管理干部队伍执行力建设。
3．切实提高半军事化管理中学生干部的责任和能力。为实现学生在半军事化管理中“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必须依靠一支思想过硬、专业技能熟练的学生干部队伍，因此半军事化管理的核心力量是学生干部。要实现半军事化管理的制度管理向文化管理的转变，切实增强学生干部在半军事化管理中的使命感，增强学生干部在工作中的自信心。切实提高工作的本领，那么这些学生干部不仅要掌握半军事化管理的基本技能，也要掌握管理的业务和有关心理方面的知识。在管理的过程中，学生干部和学生党员要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有效地延伸管理的臂膀，以身作则，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同时协助学院相关部门履行职责，负起带动、管理、引导同学的责任，有效地守卫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前沿阵地。
4．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把半军事化管理工作和部队紧紧联系在一起。大学时期是人生道德意识形成、发展和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思想道德观念对大学生一生影响很大。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做一个知荣辱、讲道德的人，是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也是大学生自身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半军事化管理工作要和部队紧紧联系在一起，带动学院与部队的共建工作，推动学院的精神文明建设。双方既有领导间的互访、学习，也有业务部门的交流与合作。部队为学院带来精良的技术指导、严格的作风培训，学院也能为部队提供智力支持。
5．把半军事化管理与军事理论课教学结合在一起，从思想上巩固学生思德教育。（1）把军事理论课教学大纲适当修改，加入军用被折叠教学和队列训练教学。（2）军事理论课程成绩中加重半军事化管理理论学习比重，使学生重视半军事化管理。（3）实践课设为内务卫生和军事训练，提高学生实践能力。（4）新生第一学期上军事理论课，使半军事化管理更好的结合军事理论课。
6．采用鼓励教育，培育职业精神，树立职业美德。针对航海类院校学生的特点，在对他们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过程中，在要求他们严格遵守相关纪律的同时，要注意给学生多点赞美和鼓励，使他们逐渐从内心深处体会到教师对他们教育管理的诚意，从而增强对学校半军事化管理深层目的的理解。同时鼓励教育也可以增强学生的在学习和生活中的自信心，有助于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以及人格的完善。半军事化管理是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客观要求，是开展国防教育、增强全民特别是大学生国防意识的重要措施。在半军事化管理过程中，始终坚持弘扬主旋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集中军训使同学对人民军队有了深入的了解，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军事理论课、时事形势报告，使同学们看到了和平条件下潜在的战争威胁，看到了自己肩上保家卫国的历史责任；一日生活制度，培养了学生令行禁止的作风和强烈的集体荣誉感。
总之，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工作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学生成才的质量，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文明风尚。而对于大多数的航海类院校而言，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研究和改革还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要做好航海类高职院校的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工作，必须正确处理好半军事化学生管理模式下职业教育的问题，才能使我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工作真正做到卓有成效，才能培养出真正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优秀人才。
参 考 文 献
[1]毕鹏杰．新形势下加强高等航海院校半军事管理工作对策[J]．航海教育研究．2005（4）
[2]蔡振雄．谈航海类轮机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特点及其培养[J]．航海教育研究．1999（4）
[3]王昭翮．航海院校思想教育科学体系的构建[N]．光明日报．2006
[4]张白茹．加强大学生的科学素质[J]．高校理论战线．2006
[5]李俊英．人生需要良好的职业素养[J]．黄河、黄土、黄种人．2008
[6]肖璐．我国经济转型下的大学生培养初探[J]．企业导报．2009（3）
[7]徐中利．半军事化管理模式下航海类高职院校德育工作探讨．2010
思想教育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作者简介：杨柱（1964— ），男，河南淮阳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在职博士研究生，贵阳中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从事高等教育学及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武汉 430074
［摘要］孔子的许多教育思想已经超越了时空限制，对我们当代推行素质教育仍然具有重大启示意义，具体体现在“有教无类”与素质教育对象的全体性、文行忠信和六书六艺与素质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君子人格与素质教育内核的目的性、学思结合与素质教育方法的开放性等方面。
［关键词］孔子 教育思想 素质教育 启示
［
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想或观念，是指着眼于受教育者在思想、道德、科学、文化、能力、心理、身体等各种内在要素得以充分开发的一种教育。它以全面提高人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个人主体精神，注重形成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从而培养受教育者个体和群体良好的品质，成为通才通识全面发展的人。素质教育这一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正式提出后，立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仅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web）从1994年至2005年收载以素质教育为主题或与素质教育相关的文章就多达70059篇。虽然素质教育作为一正式概念提出较晚，但其思想却源远流长，历史上不少著名的教育家都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积极推行素质教育，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中也蕴含了丰富的素质教育内容。本文力图通过对孔子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的探寻和反思，为当代素质教育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有教无类”与素质教育对象的全体性
素质教育要求教育对象的全体性，所谓“全体性”，就是指教育必须面向社会的全体公民，即教育的对象是整个社会的每一位成员。在孔子之前，一般平民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只有公卿大夫的子弟才有资格接受教育。在官学衰废，私学兴起的历史进程中，孔子从其“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下引《论语》只注篇名）的理念出发，首倡“有教无类”（《卫灵公》）的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何谓“有教无类”，历来注家甚多，今人亦论争不止。马融注曰：“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皇侃疏曰：“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朱熹说：“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论语集注卷入•卫灵公第十五》）今人杨伯峻《论语译注》作了较为通俗的解释：“人人我都教育，没有（贫富、地域等等）区别。”《哲学大辞典》也解释说：“教育没有种类、族类的区别。”孔子自己则说：“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述而》）所以他才会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这其中既有华夏人，亦有华夷人；既有贵族，亦有平民；既有乡间童子，亦有四野鄙夫。孔子对学生“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荀子•法行》）必然就会出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荀子•法行》）的局面。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顺应了当时文化下移的发展趋势，破除了公卿大夫对教育的独占，扩展了教育对象，打消了“学在官府”的垄断，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繁荣和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需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而且生活越来越富裕的人们也希望子女能够接受更多的教育。因此，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的教育不是面向少数的精英教育，而是面向全体的大众教育，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够在其天赋允许的范围内获得充分的发展，这正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教育对象的全体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教育要立足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与孔子的“有教无类”教育思想有共通之处。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加快我国普及初、中等教育和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有学者提出孔子的“有教无类”教育思想有局限性，认为孔子虽然不分族类地接受学生，但在其众多的弟子中未见女性和奴隶。实际上，这种情况固然和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阳货》）的思想观念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不仅是教育资源有限，社会需求也有限，女性和奴隶被排除在接受教育的队伍之外。所以笔者认为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和他的“仁爱”思想一样是有“差等”的，道是无类却有类。我们不要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古人，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理念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了，正如列宁所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即使在今天，完全意义的“无类”也是没有的，由此引发出关于教育平等和教育效率的问题。因此，在教育对象的全体性上我们必须把握好两个向度：体现教育平等——开化民智；追求教育效率——培育社会急需人才。真正的教育平等必须以提高教育效率为前提，真正的教育效率以实现教育平等为目标。
二、文行忠信和六书六艺与素质教育内容的全面性
素质教育着眼于学生潜力的挖掘和培养，着重于人的全面发展，主张各类知识的全面传授和各种能力的全面提高。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也充分体现了素质教育内容全面性的理念。
孔子将“文行忠信”作为其教学大纲；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作为其教育科目；“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再加上《易》和《春秋》即六书作为其教材。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何谓文行忠信，清代学者刘宝楠解释：“文，谓诗、书、礼、乐，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文之教也；行，谓弓行之；中心尽心曰忠；恒有诸己曰信。人必忠信而后可致知力行。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学礼，此四者，皆教成人之法，与教弟子先行后学文不同。”（刘宝楠《论语正文》）杨伯峻译为：文，历代文献；行，社会生活的实践；忠，对待别人的忠心；信，与人交际的信实。文化知识、实践活动、忠诚仁爱、恪守信用是也。
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被周王朝和各诸侯定为贵族学校必修科目，后来成为孔子兴办私学的六门课程，不仅重视知识的传授，更重能力的培养。他本人的身体素质和体育技能都是很出色的，能“举国门之关”（《吕氏春秋•慎大》）和“疾走逐兔”（《列子》）。
课程教学需要教材，孔子亲自编写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书作为教材。《诗》即《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选集；《书》即《尚书》，是我国古代的历史文献汇编；《礼》即《士礼》，传于后世称《礼仪》，是士和君子需要掌握的礼仪规范；《乐》传至秦因焚书而散佚，是各种美育教育形式的总称；《易》即《周易》，是一部巫筮之书；《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六种教材各有不同的任务，发挥不同的教育作用，“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学校的教育都离不开传授知识技能这个实在的、原始的、基本的需要”。蒋建华：《素质教育不要骑着毛驴找毛驴》，《中国教育报》2006年1月28日第3版。每个时代的人都需要用前人积累下来的知识构筑自己，知识是构成人的基本要素。教育活动是一个知识传授的过程，是受教育者将外在的知识转化为内在的知识的过程，建构出一个较为完善的知识体系的过程。孔子十分重视知识的传授，构建了一个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了教学大纲、教学科目、教材等，涵盖了哲学、文学、历史、政治、伦理、美学、数学、军事、体育等多方面的知识，既丰富又实用。孔子素质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十分重视知识的传授，对于我们克服当今实施素质教育中轻视基础知识传授倾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虽然我们今天面对的知识量之大是孔子时代不可比拟的，但也必须寻找一个相对简捷、相对合理、可持续发展并有利于建构新知识的知识框架。
教育活动还是一个促使受教育者能力发展的过程，受教育者通过知识迁移，形成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欧阳康教授认为，认识能力是主体所具有的能动地反映客体的才能，实践能力是主体所具有的能动地改造客体的才能。能力是在实践中形成而又潜在于主体内部，并在主体和客观对象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客观能动力量，是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统一欧阳康：《论主体能力》，《哲学研究》1985年第7期。。我们通常所谈的素质多就能力而言，它能最直接地反映人作为生命体的质量的组织层次。只有具备了认识能力，人们才能够认识问题；只有具备了实践能力，人们才能够解决问题，没有能力，人就无素质可言。所以，孔子在其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中十分重视能力的培养。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复以为？”（《子路》）在这里，孔子绝不仅仅是要求学生背熟“诗三百”，而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能力，也包括了语言能力（《季氏》：“不学诗，无以言。”）、联想力（兴）、观察力（观）以及与人相处（群）的能力等。当然，人的能力具有无限多样的具体形式，不论是兴、观、群、怨哪一种，都不外是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孔子学生多是些学有专长、技艺超群之人，“德行：颜渊、闵上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能力是在实践中形成的。这一观点古今是一致的，“不闻不若闭之，闭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所以应该给受教育者更多的实践机会，引导他们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增长才干，提高素质。
三、君子人格与素质教育内核的目的性
1999年6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素质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和提高人的素质并促使人们全面发展，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2005年1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更是提出要注重“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2000多年前孔子创立全人教育的的理念，崇尚“君子人格”，君子为其津津乐道。孔子认为君子具有仁义至上的价值取向，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他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在道德自律方面，君子与小人的分野之一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君子应该是道德力量、智慧力量、素质力量的统一，“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
从另一个方面孔子又说：“君子不器。”（《学而》）概括起来君子不能只是做一个器皿，而应该是精通学理、人情练达、深知世故的济世之才和治国安民的贤能之士。我们今天的教育虽然与孔子君子人格的培养目标有质的差异，但同样都重视引导受教育者成为高尚的人，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健全人格的人。
教育活动不仅是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过程，更是一个人格塑造的过程。具备了知识和能力之后，素质的构成尚未完成，一个完整的人的出现是在其基本人格形成之后。知识、能力和人格是构成人的素质的基本要素，关于三者的关系，黎君教授有过精辟的论述：“知识构成素质的基础，能力构成素质的外显张力，而人格构成素质的最高灵魂，体现人的素质的整体风貌。”黎君：《素质教育的缘起、内涵及构成要素论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塑造健全、完整的人格就是教会受教育者怎样“做人”，是教育的根本使命，也是教育的最高目标。陈来教授指出：“在教育上，‘道’代表德性为中心的整全人格的塑造，是教育的目标和理想，这是孔子开创的儒家教育的实践所始终强调的。中国古代的教育，始终强调学习‘做人’。”陈来：《论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理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可以看出他的培养目标是健全人格的君子，我们今天当然不可能顽固不化，仍以君子为培养目标，但是我们可以抽取其合理的内核，确立素质教育的目标的时候注重全整性，尤其注重健全人格的塑造。
四、学思结合与素质教育方法的开放性
应试教育以课堂为中心，把课堂作为单纯灌输知识和强化训练的场所，教育内容限于书本，极大地限制了受教育者的学习积极性和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创新性。在历史上，应试教育虽然顺应了工业革命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通过应试教育甑选和培训出大批有实际才干的人才，它尊重知识，鼓励读书上进，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唯分数是举，它必然导致教育的封闭性，所培养的人缺乏开放性人才所应具备的创新、独立、自主等素质。因此，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人才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时代呼唤新人，素质教育应运而生。
孔子时代的教育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完备（多样性、多层次和专业化），而是一种广义的大教育。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不仅教育内容丰富，而且教育方法得当，是一个博大的开放系统。在这个开放系统中最大限度地调动受教育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培养受教育者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使受教育者的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因此，在教育实践中就必然注重学思结合。孔子认为学习必须经过头脑的认真思考，他有一句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而殆。”（《为政》）主张把学和思结合起来，学是思的前提和基础，思是学的升华和提高，学不能离开思，思不能离开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孔子本人就是一个十分好学的人，他认为好学是一种非常重要而且难得的品质。在众多的弟子中，他唯独赞许过颜回好学，颜回之外，则“未闻好学也者。”（《雍也》）孔子非常重视思考，认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其中“疑则思问”，问则求解，求解的过程就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是一个探索和领会的过程。孔子还倡导：“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在真理面前对老师不必让步，西方学术界也流传相似的论述，亚里士多德虽然对其老师柏拉图学识人品推崇备至，但也曾提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如果不学不思，凭什么“不让于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学思结合的开放教育的必然结果。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认为，教育是一种“可组织的、持续进行并以引发学习为目的的交流”。所谓“交流”应指两人或两人以上的更多人之间存在的一种通过言语和倾听的信息传递关系，即对话，而不是我讲你听的一言堂、满堂灌。教师是平等者中的首席，不是“雕刻家”，师生关系是平等的、民主的。从“各言尔志”（《公冶长》）、孔子两次欲出仕遭子路反对和“子见南子，子路不悦”等史实可以看出孔子坦诚宽广的胸襟和民主的作风。“教学相长”语出《礼记•学记》，原意是教师的“教”和“学”可以互相促进，“教育相长”后来成为一个成语，意思也演变成教师和学生可以互相学习，互相提高。一部《论语》大多是记载孔子与弟子互相讨论问题的情景，或学《诗》，或学礼……弟子不论年龄大小、学问高低，都能够独立思考且发表意见，有的对孔子还颇有启发，孔子赞赏说：“起予者商也”（《八佾》），“赐也，尔可以言《诗》已矣”（《学而》）等等。孔子在办学实践中“子愈教人子愈守”，做到了“教”与“学”相得益彰。
孔子还是“我国古代首创启发式教学法的教育家。”匡亚明：《孔子评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朱熹注：“愤者，心求而未得之意；悱者，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四》）
要求在学生形成“愤”“悱”的心理状态下进行启发教学。这样的启发式教学必然要求学生独立思考，通过独立思考将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也有助于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学思结合的过程具有开放性，开放性是相对于闭合性而言的，教学内容不仅限于书本，教育场所不再囿于课堂，开放的教育可以吸取众家之长，不断寻找到新的增长点而得到发展和完善。
“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孔子的教育思想又何尝不是，我们从中可以找到素质教育的胚胎和萌芽，虽历经2000多年，与我们今天所大力提倡的素质教育有很多相通之处，并仍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有重要启发意义。
思想教育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学与政治学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以思想政治教育学为基点观察和分析政治学中的政治思想，我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不仅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思想资源，而且也构成了分析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重要参考。西方政治思想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现实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对各种政治思潮具有导向和评析作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对政治学中的政治思想的借鉴和引导才能够不断提高其科学化水平，不断完善其学科基础，不断增强其解释现实和改造现实的强大影响力。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政治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DOI：10.15938/j.cnki.iper.2015.02.018
思想政治教育本身起源于政治需要，因此，与政治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政治达到目标的软力量和软手段，是政治获得合法性支撑的主要渠道和途径。正是因为如此，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同时体现政治要求和政治变迁。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方面都受到政治制度、政治规范、政治意识的影响和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受到政治思想和政治思潮的影响。从跨学科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学其中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潮、思想史等有着密切的关联。研究两者的关系，尤其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对政治思想的借鉴和引导有利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提供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水平。
一、中国政治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来源
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政治思想的实践活动，因此与政治思想密不可分，虽然两者之间的学科归属不同，但是交叉内容较多。如果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参照点，那么政治思想则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政治思想的传播方式则与思想政治教育也是重叠的。
“中国政治思想是阐述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上处理各种政治关系的思想，以及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政治思想家，不是孤立地讲政治思想，而是将其与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与伦理政治。这种学术体系就是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实现修身、治国、平天下。这些思想完整地体现在儒家的纲领性文献《大学》中。《大学》中讲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之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就构成了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思想来源。
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从中国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六个时期，即思想形成期、思想发展期、思想完善期、思想反思期、思想转型期和思想变革期。在思想形成期，随着百家争鸣，出现了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主要代表的儒家学派，出现了以老子、庄子为主要代表的道家学派，出现了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也出现了以商鞅、韩非为主要代表的法家学派，从而形成了儒家政治思想、道家政治思想、墨家政治思想、法家政治思想，同时也形成了流传百世影响后人的文化典籍，如《尚书》、《周礼》、《孟子》、《孔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等。这些文献中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诸如义利之辨、民本、法治、德治、任贤选能、修身、治国、平天下等。秦汉隋时期，是中国古代执政思想的发展期，这一时期，法家政治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儒家思想备受尊崇。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董仲舒以儒为主，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的思想，开创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在思想完善期，是中国封建制度更加完善的时期。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也处于完善的时期。出现了以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为主要代表的宋明理学政治思想。宋明理学把儒家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理想化、系统化，提出了更为完善的治国方略，从而使政治思想完善化。二是出现了以李觐、王安石、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完备的宋代功利政治思想。在明末清初进入政治思想发展的反思期，这一时期主要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出现，一些进步思想家首先表现出了对时代的觉悟意识，出现了一批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思想家。他们开始对中国政治思想进行反思，出现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潮，这些思想为中国政治思想的转型奠定了基础。在思想转型期，也就是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在中国产生重要影响。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形成中西方文冲撞的局面。同时，近代西方民主开始对中国产生影响。与这种社会现实相适应，出现了以西方宗教文化为武器，反对中国封建专制的太平天国政治思想，在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改革派、洋务派、戊戌变法政治思想。这些政治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转型。思想转转型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西文化的比较、冲突与融合问题，就是如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借鉴西方进步思想的问题。在思想变革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社会的变革促进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变革。在思想变革时期，中国政治思想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根本变革，以各学派面目出现的政治思想形态已经不复存在，出现了反映这一时期变革的辛亥革命政治思想。传承与变革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无法一蹴而就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政治思想有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同时也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从孔子的仁、礼学说，德治主张，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思想，到荀子的性恶论、礼治主张；从老子的道论、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到墨家的兼爱主张、尚贤思想，再到法家的君主至上论和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君权至上思想到到韩愈的道统论和性品论等都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发展时期的精华思想。从王安石的“变祖宗之法”的政治主张到朱熹的“仁义为先的义利之辩”反映了成熟与完善时期的政治思想；从“经世致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思想萌芽到戊戌变法时期谭嗣同等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再到孙中山等提出的三民主义的主张，反映了中国在变革过程中政治思想对现实变革的呼应以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这些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看，封建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统治和奴役，成为愚昧人民的思想工具。同时，传统政治思想也蕴含着一些合理的因素，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其中，一些比如“民为贵君为轻”、“天下为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思想也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来源，成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
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包含着思想教育、品德教育、法律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中国思想史的借鉴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要挖掘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和优秀因子，要熟知和了解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轨迹和思想脉络，熟知和了解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特色。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研究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有利于从中探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三是从思想政治教育传承和批判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也要专注于研究中国的政治思想，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一方面我们要传播优秀的政治思想，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批判代表封建社会统治利益的糟粕思想和糟粕文化，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政治和政治文化。
二、西方政治思想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思想借鉴
西方政治思想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思想源泉和发展的动力。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是政治思想在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政治实践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总结，集中表现为各种政治主张、政治观点、政治理论和学说。一种政治思想的产生、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不仅由当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状况所决定，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所制约，而且也受到先前存在的政治思想的影响。西方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遵循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显示出了与东方不同的特点，西方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逐渐积淀形成自由与平等、宪政与民主的执政文化传统等，表现了西方社会与政治发展的特殊性。
古代希腊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发源地，从一开始就形成了神人分治的二元格局。思想家们较早地就开始探索宇宙的本源和规律，以后又发展到探索社会、国家的本源和规律，政治秩序建立的原因。他们大体都认为政治秩序是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他们都把政治秩序的建立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基督教神学政治观是西方中世纪的基本政治观，产生于罗马后期的基督教神学，到中世纪发展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督教的经典、信条成为人们观察一切问题的根据。一切意识形态都服从于它。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看，无论是维护教权的思想还是维护俗权的思想，都是从《圣经》中或基督教的历史上寻找依据。权利政治观是西方近、现代基本政治观。这种政治观基本上是从15、16世纪开始，形成于17、18世纪，一直发展到现代。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就提出了要以“人的眼光”观察社会、观察国家，后来，进一步与权利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了“天赋人权”的观念。权利政治观经历了理性主义时期、功利主义时期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时期。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权利政治学发展的形成时期。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制度的过程中，提出了取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各种观点和主张。在理性主义者看来，平等的个人在理性的指引下，可以通过协议重新建立一个能够保护个人天赋人权的外在力量。关于人权的内容大体上包括了生命、财产、自由、幸福和安全等。19世纪到20世纪晚期是功利政治观的成熟时期，也被称为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时期。西方在普遍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后，向工业化过渡。然而随时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日益暴露，西方政治思想家逐渐转向了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与此同时，作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政治学——马克思主义也诞生并不断成熟，进而对世界进程产生影响。随着实证主义大行其道，制度和价值指向衰落。而随着世界的发展以及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的增多，国家对现实生活干预的增多以及人们对这种干预产生的恐惧等，人们开始寻找古典政治学的价值。在20世纪70、80年代，政治学开始回归政治学的古老政治学的传统，重新发现“制度”的价值。新制度主义主张制度中心论，主张制度和机构决定个体。同时，制度的设计也有价值指向，将思想观念嵌入在制度之中，构成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内容。
西方政治思想丰富而博大精深。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类型的分析和理想城邦的设计，从古罗马的西塞罗的法律思想到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的整体理论，从马基雅维利对君主主权的强调到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思想，从霍布斯的主权学说到洛克的法治和分权思想，从孟德斯鸠的分权和权力制衡思想到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从柏克的保守主义到密尔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等等，西方政治思想的精华不胜枚举。每个时代的思想家都留下了他们对国家和人的问题的思考，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西方政治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和理论借鉴。很多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转型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很强大的影响力。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我们要实现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需要我们从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中获得精神源泉和动力，需要借鉴所有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而西方政治思想宝库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养分和源泉。
三、政治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
政治学中所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研究的问题。或者说，政治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来源。比如国家制度问题、国家体制问题、国家治理方式问题、政党学说、政府职能转变问题、协商民主问题、依法治国问题、国家指导思想问题、国家现代化问题、政治参与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政治学理论中的重大问题和现实问题。
与此相关，马克思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与时代特征、经济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变化、唯物史观与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我国现阶段阶级状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势和对策、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时是政治学中所涉及到的重大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层面，两者有很多的重叠和交叉，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政治学科的密切相关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二级学科，其基本原理来自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理论，其基本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主要问题从表面上来讲是研究思想和政治观念的教育问题，但是，归根结底是研究如何把国家的基本制度、主流价值观、基本道德规范和基本法律规范通过教育教学等途径进行传播和灌输的问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来自于政治学中的重大理论，并受到国家基本制度框架和主流思想观念的制约。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为现存的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论证，也为现有的政治系统的不断完备提出解决方案。比如国家制度问题和国家体制问题，这涉及到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说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再比如，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比如腐败问题、环境治理问题、贫富分化等问题也都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和教育中体现出来，并从阶段性、历史性、全球性等多个角度给予科学客观和合理的解释，而不是采取回避和美化现实的态度。
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学中主流意识形态本身就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根源。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过在中国的发展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系列重要思想的丰富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功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执政党、怎么建设执政党等一系列涉及到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这些主流意识形态就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理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还要研究政治学的重大理论成果，从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通过研究政治学中的理论问题和思想问题，通过研究和借鉴政治学中的重要理论成果来不断提高传播和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能力，提高为现有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论证的水平。
四、思想政治教育对各种政治思潮的评判与引导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种直接的挑战或者是困境就是如何面对各种政治思潮的影响。多样的政治思潮构成了人类社会所特有的观念世界和“意识形态丛林”。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思潮的关系反映了政治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任何政治思潮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许多意识形态都根源于某一种政治理论或政治思潮。但是，如果某一种意识形态被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国家权力体系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那么该种意识形态便具有了一种统摄地位，因为从这个角度看，政治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可能是冲突的，也可能是互补、共存的，这取决于该种政治思潮的指向、目标。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要评判各种政治思潮。对于什么是政治思潮，其实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总体而言，能够构成一致的看法是，政治思潮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共同政治倾向和较为广泛影响的重大政治思想潮流。其特点之一是“社会层面的，宏观的、动态的思想倾向，它蕴含着某种价值取向和方法论的意义”[2]。而且，一种政治思潮必定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和实践指向，也就是能够实现社会动员，具有促进社会改造的特点。“一种社会思潮，必须得到相当程度的社会承认，在社会的一定范围内传播，并在相当程度上为社会个体所接受，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情感、意愿、兴趣和需要等，这就是社会思潮的社会共鸣性。”[3]当代政治思潮学派林立，内容庞杂、流动变迁迅速。西方政治思潮涉及到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等；中国的政治思潮包括了民粹主义、新权威主义、精英主义、政治生态主义、市民社会思潮、普世价值、“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等。对于这些思想，作为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者要有清晰的认识，要明白这些思潮出现的历史背景、社会因素、其主要观点、主要的理论指向和现实指向。要看到这些思潮背后的复杂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比如，对于新自由主义思潮，我们要高度警惕其有可能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对于民族主义思潮，我们要看到其可能存在的非理性冲动及其对我们和平外交局面的潜在破坏性；对于新左派我们要看到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所起到的阻滞作用；对于新儒家，我们要防止其对“儒学政治”的危害以及陷入文化保守主义的危害性。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在传播和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同时，必须能够运用科学的理论评判和分析各种政治思潮，在通过有理有利地批判和审视各种政治思潮的同时，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分清是非，明确界限，注意对进步思潮和中性思潮的包容和引导，另一方面要积极批判多样性政治思潮中的有害因素，开展旗帜鲜明的斗争，特别是各种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潮，我们要有必要的警惕，决不能放任自流。思想政治教育要承担起对各种社会政治思潮进行梳理和评判的任务，同时，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能够明辨是非，提高自身的判断力和思辨力。
第二，提高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政治思潮的能力。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主流思想和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和践行。各种政治思潮的存在，尤其是有些政治思潮具有很广泛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从而对主流价值观构成威胁和挑战，因此，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各种政治思潮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首要任务。首先，在多样化的政治思潮中，既有与历史前进方向一致的进步思潮，也有与历史前进方向无涉的中性思潮，还有与历史前进方向相背离的错误思潮。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思潮，揭露其真实意图，批判其错误言论。其次，全方位地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政治思潮的途径，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还要渗透到教材、教育活动和社会实践过程中。
第三，引领政治思潮要注重改进意识形态的传播方法和传播理念。传统上，主流意识形态占据不容挑战的主导地位，对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采取全面批判性、全面否定性等简单划线等方式，这种方式显然已经不适应当下中国的现实。因此，首先要转变意识形态理念，要有开放的心态和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存在。其次要转变意识形态的传播方法，通过掌握话语权，通过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解读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通过设置话题等方式阐释和解读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同时，文化也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载体，可以通过丰富的文化生活和文化商品等方式传递主流价值观。
第四，引导政治思潮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尽管在对待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国外的种种思潮与中国的种种思潮显示了不同的特点和目标，但是，其中有着紧密的关联，也就是形成一种内外交织和相互呼应的关系。一些政治思潮有着国外的背景，一些思潮得益于海外的支撑，在海外传播，等等，因此，引导各种政治思潮，使其在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捍卫党的领导地位的背景下，达成最大的价值共识，形成最大公约数，也需要一种国际化的视角。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不断破解“中国威胁论”的困局，另一方面要树立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自信和自强，在自身的不断强大中提高其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当然，从最根本的角度讲，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还取决于其所指导和捍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壮大。
政治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相关。政治学的方法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所借鉴，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也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所借鉴，政治学的热点问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最主要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指向与政治生活的价值体系是吻合和重叠的，而现代政治人的形成也依赖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塑造和培育。这些内在的结合和相互依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
[2] 刘建军.当代中国政治思想[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2.
[3] 邢贲思.当代世界思潮[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1-2.
[责任编辑：张俊华]
思想教育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直观地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及目标，也越来越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关注的热点。选择有代表性的文章，得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内涵，评价标准，制约因素及对策如下：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者队伍建设；充分调动教育对象的主动性；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综述
从2008年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的相关文献有138 132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即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内涵是什么，其评价标准，影响实效性的因素和解决对策有哪些？对其研究中有代表性观点沿着上述的逻辑思路进行系统梳理和评价，期望对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一、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内涵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内涵，目前学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是指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时所取得的客观实际效果。持此观点的学者大都是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情况为基础，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结果的意义进行分析阐述的。苗丽芬[1]在《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中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取得的实际功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程度。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则更多地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及其效果的程度。苏更生[2]范斯义[3]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是指高等学校在校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后取得的预期目的与结果，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预期目的的实现及其实现的程度。
笔者较同意第二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所取得的微观效果，而第二种观点则更为宏观。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可以使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有进一步了解，而且对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更多可鉴之处。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评价标准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评价标准即评价的基本准则和价值尺度，是对实效的直观反映，也是不断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动力，评价标准的选择及使用在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评价中显得尤为重要。王立仁[4]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是可以客观评价的，衡量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仅注重行为，而且要对相关知识和观念的接受理解程度进行考核。在《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标准》中，张红霞[5]指出评价标准体现为：认知标准（知识）、情感标准（态度）、意志标准（坚守）、信念标准（理想）、行为标准（践行）等。张红霞虽然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评价标准，但缺乏可操作的相关具体细则。苗丽芬[1]指出，目前学界对如何建立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评价标准缺乏研究，衡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评价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能否建立一个完整客观而又科学系统的评价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三、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主要因素
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的薄弱环节。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因素主要体现在教育者、教育对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社会环境等方面。
第一，教育者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传播者，其专业素质，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闵永新[6]认为，一是少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基本素质偏低；二是在不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难以胜任教学需求，存在结构性缺陷；三是思想政治教育专职队伍职业化水平难以适应其职责要求。长期以来，思想政治工作者中存在着追求岗位地位、待遇，思想不稳、用心不专等现象。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直接影响因素，而在实践中教育者队伍所具备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知识素质都会最为直接地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第二，教育对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对象，是实践主客体的统一体，他们的接受意愿和主动性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赵巧军[7]指出，当前大学生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缺乏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是非辨别能力及艰苦奋斗精神，个人主义思想泛滥等等。但由于教育对象又具有范围的广泛性和一定的特性，在实践过程中，这些都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复杂，同时给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带来严峻挑战。
第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途径，但在实际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存在偏差。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学校其他的教育环节不相适应，“在客观上会导致将更多的德育责任寄托在育德的专门课程上”[8]，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本身，也存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学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不能相结合。
第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社会环境会直接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吴计生[9]等指出了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不足的社会根源。他们认为，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完善，各种道德观念不断碰撞与整合，道德失范现象频频出现。许多人经受不住利益和权势的诱惑，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忽视党纪国法，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这些不良社会现象势必会影响大学生们的道德品质发展，进而引发道德危机，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严峻挑战。尤其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不断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人们容易在各种物质诱惑中形成错误的观念，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四、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对策方法
鉴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受以上所述因素的影响，学界对于如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和对策。
（一）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者队伍建设
针对上述教育者出现的问题，应加大力度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不断净化教育者队伍，提高教育者的政治思想，坚定其政治立场。范斯义[3]认为严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入口关”，建立一支具有感召力和亲和力的教师队伍。对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提出要求。思想政治教師要努力强化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其道德品质一定要过硬，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言传身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应以身作则，用身教来感化和影响受教育者；在知识上，教师要不断提高知识水平，不断用科学的思想和渊博的知识来影响受教育者，否则，对于受教育者来讲是不具有在思想和行动上应有的影响力和引导作用的，其所进行的道德说教也是徒劳的。因此，高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应注重并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加强人格的塑造，深化内在，美化外在，充分发挥其内在和外在的模范作用。总之，通过上述措施，不断加强高效思想政治教育者队伍的建设，提高其教育水平和能力，做到与时俱进，增强自身的感召力，使其在思想上成为受教育者的灵魂指导，在实践中成为受教育者的行动楷模，从而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二）充分调动教育对象的主动性
针对上述提到的教育对象在接受意愿和主动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应不断调动教育对象的积极性，提高教育对象自身素质，使其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宽阔的知识面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调动客体的主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要了解、尊重受教育者自身的需要，提高自身思想政治觉悟；其次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端正学习动机，提升学习品质，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4]；最后激起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促进个性合理发展[10]。总之，通过上述方法，在对教育对象个性充分分析的基础上，承认个体客观存在及其差异合理性，对其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培养其学习的兴趣，并创造良好的校园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要充分结合受教育者的具体个性进行教育，做到因材施教，使受教育者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追求。
（三）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应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视野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将其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相互联系，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紧密结合。学者孟彩云[11]认为，为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加强教育内容科学性、思想性、针对性的统一。二是注重教育过程的艺术性。主要表现为：观点鲜明正确；材料丰富翔实；层次分明，逻辑性强。三是坚持教育形式的多样性。在教育过程中，把教育者的理论灌输与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和互相教育结合起来，将教育和自我教育两种方式相结合，使之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总之，要加强理论课的科学性，在正确传达科学理论知识的同时，要采用多样化的形式，对枯燥的填鸭式教育进行改革创新，将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提高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应向受教育者传输正确的政治思想立场，坚定政治信仰。总之，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应从其指导思想、政治立场、科学内容、教育形式等方面进行。
（四）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
首先，网络环境的净化。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逐渐发展成为人们学习生活的重要方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和领域。所以，网络时代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必须要做到网络环境的净化。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的阵地建设，净化网络环境，抵制不良思想的侵蚀以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其次，教育环境的优化。基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传播途径，所以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教育环境的优化是极其重要的。优化学校的育人环境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实现：一是加强校风、学风的科学建设；二是活跃校园文化，支持积极健康的文化；三是互助友爱，形成和谐的校园环境；四是加大投入，改善学校的物质环境，为校园健康文化环境的创造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4]。总之，校园是当代高校生的主要活动场所，应努力创建有利于其科学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校园环境，为其学习生活提供良好的健康环境；而人们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应努力宣扬中华传统美德，同时弘扬与时代精神相符的道德观念，为其成长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综上所述，国内专家学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效果的研究从探究其科学内涵、评价标准，到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效果的主要因素，再到相应的对策方法等各个层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随着研究资料不断丰富，研究成果逐渐呈系统化，有助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效果有全面认识，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结合新的实践需要不断地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效果的发展和创新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是大多数的研究只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一般探讨，缺乏令人信服的例证和动态分析；此外，学者们至今未能提出一套科学的系统的可操作的评价标准和相关的具体细则，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评价体系还有很大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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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孟彩云.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