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法制建设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文章从“和谐社会”的政策目标出发,在分析“和谐社会”与法制之关系、传统文化与法制之关系的基础上,初步探讨应当如何处理传统文化和法制建设之间的三种关系。
关键词:和谐社会;法制;传统文化
1“和谐社会”与法制
自十六届四中全会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社会目标以来,全国各个行业中的各项工作无不以“社会的和谐”作为自己工作的目标。那么,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是“和谐社会”?
在我看来,“和谐”一词意指一种非冲突状态;那么“和谐社会”便是指非冲突的社会状态。如果将这种“非冲突的社会状态”看作是一种应然之理想的话,那么它的标准在哪里?换句话说,达到它有什么样的要求?在我看来,一个社会能够称得上“和谐”,必须具备如下要件:第一,该社会是一个包容多元价值观的社会。第二,该社会整体上运转有序而安定。第三,该社会中人人得以正当的手段追求自己理想中的幸福生活。
要满足第一个要求,即“包容多元的价值观”必须注重自由和平等;要满足第二个标准则必须注重安全和秩序;要满足第三个标准则必须注重人权和正义——自由、平等、安全、秩序、人权和正义——这一切恰恰是法制的内在基本理念!我们完全可以说,良好的法制是“和谐社会”的构成要件,法制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制度保障。
如果说,法律是由“规则——政策——原则”构成的话,那么“和谐社会”这一政策目标的提出,就对法制提出了一种更新的、同时也是更高的要求:
其一,它要求法制坚持和完善自由、平等、安全、秩序、人权、正义等基本理念。也就是说,我国的法制必须沿着既有的道路深化和发展,并尽快的修正在以往的实践中的那些忽视上述理念的做法。其二,它要求法制拓宽自己的视野,在运转——也即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只重视“法律和谐”,也必须将“社会和谐”作为法制行动的目标。也就是说,法律不能再仅仅只以自身的逻辑行动,而必须以社会效果作为目标来行动。其三,它要求法制必须利用自己“正义的看门狗”的身份,去化解社会的冲突,把社会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保障社会的安定。
简而言之,“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在根本上是对法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而也就对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法制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我们的法制建设既要提高法制自身的水平——改善既往那些不合理的法条和配套制度;也对法制的运转范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法制在社会生活中更广泛的发挥其自身的作用。
面对这种种的、更高的要求,法制建设必须注重更多的因素,必须仔细审视自己所身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以便与社会生活相协调,而传统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
2传统文化与法制
美国学者萨皮尔在《文化:真与假》一文中科学的指出,文化一词有三种用法,进而也就有三种意思:
其一,指文化的物质和精神的两方面;其二,指一种确定的、衡量的性价值标准;其三,指有关生活的各种普通态度和观念。
在我看来,前两种意思属于对文化学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对于法律学理探究来说,更重要的是第三种意思上的“文化”。因为法律是以调整人的行为为手段来达到自己所希望的社会关系的,而人的行为,总是基于一定的关于生活的普通态度和观念来实施的。因此,对于普通生活态度和观念进行探讨,便在是法制建设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这种探讨是处理“法制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国的法制(法律及其配套制度)是一个舶来品,其内含的对于生活的普通态度与观点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关于生活的态度和观念并不完全相容——二者之间有交集但并不是全面重合。仔细思考,便会发现二者之间有三种关系:
其一,相同。也就是东西方社会所共有的那些普世性价值观念。例如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事实上便是一种人道原则。这一点,和西方法制理念中的人道主义是相同的。
而这种相同的状态,无疑会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因为相对于法律是一种“应然意志”而言,文化总是一种“实然存在”。当实然存在的的某种理念、价值观和意蕴与我们欲求的法律关系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的时候,这些实然存在的文化总会在事实上起作用去促进法制。
其二,相异。例如在西方法制观念中,将婚姻看作是仅仅关于个人的事务;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却将婚姻看作是一种家族事务,并对婚姻的双方附加了许多家族本位的责任——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便是从家族延续的本位出发对于夫妻双方附加的一种生育上的责任。
人们在这些传统文化的主导下有可能实施一些与法制理念不合的行为,但所造成的结果并不一定就与法律的欲求相违背。例如将婚姻看作是家族事务的观念,就有可能从责任、义务的角度出发去要求婚姻双方善良、忠诚行事,这可以使得婚姻更加稳定——这也是《婚姻法》的诸多欲求之一。
其三,相反。例如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说法,这在事实上表现的是一种厌讼的情绪;而主张、甚至鼓励人民用法律的手段和途径来解决纠纷却是西方法制的基础理念之一。
正是上述这个“其三”,即传统文化中与法制内核理念相冲突的这一部分,是值得去探讨的问题——它可能是法制建设进程中的绊脚石,也很可能阻碍“和谐社会”的达成和实现。
人是历史性的社会存在,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总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途径去继受该社会既往的文化观念(事实上,当我们在阅读所谓的“经典”著作的同时,就是在接受一些既往的文化)。这些文化观念进入人的大脑,和个人的现实生活与际遇相结合,相“发酵”来生成个人的主观精神。换句话说,传统文化——尤其是那些关于生活的普通态度和观念——是人的主观精神的渊源之一。又由于人的行为,是其个体的在主观精神支配下的所为;而我们法律是以调整人的行为作为自己作用的机理的;因此,法律便不得不考虑和重视传统文化这种人的主观精神的构成性要素。
一个社会传统文化具有坚实的地理基础、生物基础、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当这种坚实的、牢固的传统文化发生作用,指引人们实施某些与法制理念不相符合的行为的时候,我们的法制应该如何去做才会、才能达成当下的和谐?才会、才能不制造新的矛盾?
3解 题
我个人认为,用现实消解传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原因只在于:
首先,传统文化是一种历史的、客观的存在,这种特性决定了我们根本无力对其进行任何作为。因为——正如上一段所指出的——文化的产生是在一定的地理基础、生物基础、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之上产生的,而传统文化是基于其产生当时的地理情况、生物情况、社会情况和心理情况的条件而产生的,面对既往已经客观存在的地理、生物、心理和社会情况,我们根本无力也没有任何可能去对其进行改变。这也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对传统文化本身有任何作为。
其次,我们能作为的,可能改变的只是我们当下的现实。我们可以大骂秦始皇“焚书坑儒”破坏了文化的多样性,禁锢了人民的思想,导致了文明的断裂……。但是“焚书坑儒”这一事实已经过去了几千年,它已经成为我们永远无法去改变的事实,我们唯一能作的只能是:①继续承受“焚书坑儒”这一历史事实给我们带来的后果;②在已经明白“焚书坑儒”的破坏性后果的情况下,在今天不这么做。
在面对既往已经客观存在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惟一能作的只能是去承受它带给我们的后果,然后吸取它所带来“教训”。
综上所述,我们只能去改变的是“当下的现实”,我们也只能用当下的作为去改变过去的那些“消极因素”。我们已经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的转变(尽管仅仅是在路上而未达目标),这种转变给当下的中国带来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不应该——事实上也不可能——回头。那些产生于“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如果和我们今天相冲突,那么就去消解它,改变它!
并且,在我看来,很多学者是过于夸大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法制理念之间的冲突关系。事实上,就像上面第二小节分析的那样,传统文化理念和现代法制理念之间存在相同、相异、相反等三种关系。“相反”这种导致冲突的关系只是三种情况中的一种——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理念和现代法制理念之间的冲突事实上是有限的,是在某些极个别的领域中和极个别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冲突——此其一。
其二,一切社会中文化从根本上看都有一种“劝人向善”的内核。很多不同的民谚、学理学说从根本上看都具有这种指向。所不同的是,可能表达的角度相异,针对现实情景相异,表达的手法相异而已。这种“劝人向善”的基本内核,在我看来会产生良好的后果——只要当前的现实是良好的。这和法制的基本理念是“相通”的。
其三,正如上面第二小节所说的:文化观念进入人的大脑,和个人的现实生活与际遇相结合,相“发酵”来生成个人的主观精神。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并不是单纯的自己便成为人的主观精神的一部分,它总是和人的现实际遇相结合的。人都是“趋利性的”,这种特性也决定了人会主动的去适应现实,进而也主动的去适应现实观念,并且人也认为这是一种好的趋向——一个例子是“食古不化”一词是一个贬意词。当我们的现实为人提供一种能够使其生活得更好,对其更有利的观念,那么这种观念会被他/她主动接受。惟一的问题只是——我们当下厉行的法制是否够好,是否能保障他/她能够得到一种好的生活。
因此,我认为,落脚到法制建设上的解题思路就是:第一,对理念相同的传统文化,法律予以承认甚至强化;第二,对于理念相异和相反的传统文化绝不妥协和退让。只要我们的法制是“良法”,只要我们的法制足够好——能够为老百姓今日提供一种更好的幸福生活,那么法制应该站出来大声对那些传统文化说“不”——我们法制应该有这种勇气,也有这种责任!
4结 语
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
第一,老百姓在生活中不寻求法律。当前出现的大量“私了”现象便充分说明我们的法律,在很大的程度上不过只是一些诉诸纸面的“死法”,而并不是社会行动的“活法”。
第二,判决得不到遵守。即便是纠纷的双方诉诸法院,获得了判决,那么由于有“法律并不是值得信赖的纠纷解决机制”这样一种认知存在,败诉的一方也没有一种道德上的压力去自觉自愿的遵守法律的意志——这也就是执行难的问题所在。
一个可以对上述事实予以证明的事实是,在我国民间一直流传的一句民谚“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在今天重新流行起来。如果仔细审视这句话,就可以看到在这句话的背后,事实上包含着这样一种由思考和逻辑交织而成的对法律的认知——法律不过是金钱和权势的附庸品,不过是为金钱和权势的拥有者服务的;法律自身并不是正义和公理的代表。这句民谚产生于封建社会时期,它反映了老百姓对于当时的公权力的失望和对正义的绝望。但是,它在今天被老百姓屡屡提及而成为一句流行语,这种“流行”不也正反应了老百姓对于今天的法律及其配套制度的某种认知吗?
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两种情况所产生的后果,我们便会发现:①法律被束之高阁,而这必然导致法律的意志被“空化”——已如前述,法制的内在理念(自由、平等、安全、秩序、人权和正义)是“和谐社会”的构成要件。那么这种法制理念的被“空化”就必然导致我们不可能达成和谐社会的目标;②法律制度不能去化解社会纠纷——这是因为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寻求其他的途径解决问题,则纠纷在事实上依然隐性存在,这种隐性的纠纷随时可能爆发来破坏社会的和谐;③法律本身成为社会冲突的助推器——当事人在寻求其他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必然伴随大量的涉及钱、权的“灰色交易”,而这种“灰色交易”又是新冲突的制造根源。那么在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便一直坐在“火山堆”上,随时有可能有新的冲突出现,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达成“社会和谐”的。
上述因素是我们迈向“和谐社会”的“绊脚石”。要真正的迈向“和谐社会”,我们必须搬开这块“绊脚石”。但是难题在于:这块“绊脚石”的内部因素之间形成了一个死结——各个因素之间互为因果。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使得我们无法破题——解哪一个环节都是必须的,也是可以的。但正因为这样,导致我们无从下手。
这是法制的困局,是法制建设的困局,更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困局。如果说我们法制应该有这种勇气,也有这种责任站出来回应传统文化的挑战的话,那么今天的法制是否有这种资格?
参考文献:
[1]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 (法)菲尔德伯格.权力与规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幼儿园法制建设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能源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反映了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需要。市场经济需要能源管理的法制化，而可持续发展赋予了我国能源立法新的内涵。构建中国特色能源法及其法律体系，将为实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法律保障。能源法制建设30年的经验与启示是：独立的负责任的能源管理机构、预则立的方法论以及坚持中国特色的“洋为中用”的制度创新。
关键词：能源法；能源法制；可持续发展
能源法，就其广义而言，是调整能源领域中各种经济和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有特定的研究领域、特定的研究对象，并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理论。我国能源立法的实践，推动并丰富了能源法的基础理论研究，而理论的发展和深化也提升了能源立法的质量和实施的功效。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组成部分和统治阶级的重要工具之一——能源法，在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特点的能源法规及其体系的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能源法制建设的30年，也是创建中国特色的能源立法30年。回顾中国能源立法的30年，不仅仅是纪念，重要的是在评估和探索中，把中国的能源法理论和立法实践推进新的阶段。
一、转轨时期：能源体制改革滞后的能源立法只是一种尝试
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引起了各国能源政策的巨大变化，由廉价石油时代的能源高消耗，转向了促进能源的节约利用和替代能源的开发。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家加快了能源的立法。有些国家在制定单行法规的基础上编篡能源法规汇编，如日本，通商产业省汇集出版了《能源六法》，日本国会于1979年颁布了《能源使用合理化法案》；而有些国家采用普通法的形式，制定国家能源法，如美国1978年发布了《国家能源政策法》，目的是把对石油的高度依赖，转向更多地消费煤炭。1974年10月法国制定了《省能法》，英国颁发了《能源法》。
其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总量和能源生产和消费量，处于世界的后位，虽有少量能源的进出口，但我国的能源消费和供应与世界能源市场的关联度不大，几乎处于能源系统自循环状态。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能源工业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和指令性的资源配置，导致资源的供应难以满足经济增长的要求。电力的持续短缺，以及国内其他能源供应的不足时有显现，由此引发了人们探讨经济发展与能源的关系，寻求加快能源工业发展、合理有效利用能源的全面管理之策。在感受到了世界能源立法脉动的同时，也启动了我国的能源立法工作。水电部和石油部组建了专门的班子，对电业(电力)法和石油法的起草进行调研。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彭真同志，长期领导全国政法工作，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就发出指示要求起草能源法。工作落实由新成立的国家能源委及所属的能源研究所承担(笔者有幸担当了该项研究任务的负责人)，进行了能源立法理论的探索。然而，遗憾的是，国家能源法的立法仅仅开始短暂的研究，尚未进入草拟，却由于综合性的全国能源管理机构——国家能源委员会的撤消而告停，石油法、电力(业)法以及由国家计委牵头组织的节约能源法的起草工作也因体制、机构等原因耗时颇长却不得进展。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仍然置于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地位，国家办能源、政企不分和指令性的计划管理，运行着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庞大系统。所谓的行政性能源法规，明显带有部门计划管理的政令特色，适用范围窄，不仅不能称为法律文件，多是政策性的“通知”和“办法”，但是，对于政企合一的能源工业体制，实施主体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因此执行却是非常有效的。在能源节约、扩大能源投资、建立能源价格管理和节能奖惩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因此，国务院的政令、条例、办法或者规范性的文件形式颁发，已经足够了。客观上对能源管理的法制化并不急需，特别是国家综合性的能源管理机构的撤消，不仅终结了国家能源法起草的使命，而研究起草的其他几项重要的能源专门法，也伴随着政企分开和行政体制的变化，历经数载也未能提出可行的法律草案进入立法程序。
二、市场化改革：推进了能源法制化的进程
20世纪9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建立，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增强。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能源总量需求与日俱增，能源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愈益突出。虽然我国经济体制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能源工业是由计划性的经济管理转向市场经济的法制化管理的后发领域，但是政企分开、能源的企业化改组和商业化运营，已经成为了能源产业部门体制改革的方向。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要搞市场就要制定市场的法律规范。
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而于1993年撤消的能源部，在探索能源体制改革和市场运行机制以及法制化管理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其牵头组织，委托能源研究所完成的“中国能源法体系的建设”课题，全面规划了能源法体系各层级的法律和法规，提出了中国能源法规体系的基本框架，提出了国家能源立法计划和进度安排的建议，对能源单行法及法规的立法工作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尽管1993年能源部因国家行政机构改革，能源管理机构的弱化被撤消，但是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立法进程明显加快，《电力法》、《煤炭法》和《节约能源法》分别在1995年、1996年和1997年由人大常委会颁发。但是在能源法体系规划中设列的国家能源法(能源基本法)，却由于没有权威机构领命和立法时机不成熟未能提到日程上来。
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的3大能源专门法，是90年代我国能源立法的重大突破和能源法理论的进步。首先它提升了能源法规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改变了短效和缺少法律地位的行政性文件为主的指令性能源管理的方式；二是在能源法制上，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即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政府对能源企业的管理，由计划管理转为法制化管理，适应了能源投资体制的市场性变革和能源企业经营模式变化的需要。规范了企业的能源开发和经营行为以及市场各类主体间的关系，明确了它们的权利和义务；三是相继出台了一些与能源专门法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对上位法条款的释义，以及因法律实施条件的地区差异而由地方立法机构颁布的地方能源法规，体现了我国能源法规体系各层级的不同适用；四是能源立法规划的实施和能源专门法的立法实践，推动了能源法理论的发展。当能源法作为一种法律体系提出时，一些质疑者并不认为这是经济法中能够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从属于矿产资源法的一个分支。但是能源法家族中各法的成功立法，以其明确而又特定的适用范围，以
及特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不同于资源法中其他法律部门的调整原则和特殊的制度设计，为能源法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学术理论上不仅取得了能源法体系的研究成果，还在高校教材中出版了能源法教科书。
但是评估这个时期的能源法规，尽管适当地注意到了立法的前瞻性，但是，囿于当时的立法环境和条件，改革初期的体制纠葛和计划经济的烙印仍有所表现，市场化改革的不到位，对市场运作的模式和规律尚不清晰，未能作出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性安排，法律主体问的关系混乱以致权力和义务不对等。
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赋予了我国能源法制新的内涵
20世纪的百年里，人类大部分时间没有意识到资源的有限性，为了生存得更好无度地开采自己生存的土地，甚至掠夺他人的资源，破坏性使用能源。气候变化的严峻使人类意识到无节制地消费能源不仅资源枯竭，还会毁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需要全球行动限制能源消费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才能使经济增长，人类永续。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世界各国在里约宣言之后，纷纷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方针。我国政府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与社会进步的战略方针。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是以发展为核心，这种发展不能超越环境和资源的承载能力，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健康发展目标。能源与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支点。
20世纪最后10年是我国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变革较大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我国能源政策的基本点发生了重大变化，注意与国际规则接轨。可持续发展，焦点集中在自然资源与生态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三个方面。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我国能源法规和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但是资源的节约使用和环境保护成为支撑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九五”期间先后制定实施的《节能法》、《煤炭法》、《电力法》，都在不同程度上明确了能源工业与环境发展的相互关系，并且制定了相应的规范。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初发阶段，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体制和机制条件尚不完备，所以在法的规范和制度上仍不能体现可持续发展的丰富内涵。
“十五计划”末期和21世纪初，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基本确立，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充分激发了各类经济要素的活力，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是，潜藏在高速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制约因素也逐渐地暴露，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和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浪费，加剧了资源供应的短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大潮的接轨与交融，优质能源的大量进口凸现了能源供应的安全问题；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定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国策，使环境成为能源结构和消费方式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就是必然的选择，与时俱进的我国能源立法，及时制定和颁发了可再生能源法。
可再生能源法立法原则不仅体现了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还对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并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机制和制度创新上取得了突破，标志着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我国能源立法步入了新的阶段。
2007年10月全国人大公布了经过修订的《节能法》，不仅扩大了节能法的调整范围，在规范了对节能主体的管理的同时，重要的是引进了市场机制，把政府的激励政策、对节能市场的培育与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作出规制。
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我国的能源立法规定了新的任务，丰富了新时期能源法的内涵和制度设计。200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审时度势及时做出起草《能源法》(能源基本法)的决策，《能源法》作为能源法律法规的基本法，对全面推进我国能源领域的法制建设，开拓和充实能源法的理论研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能源法》是我国实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保障。在经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下，要创新制度与规范，确保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使能源结构的优化和调整、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合理利用、能源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政府的监管、能源的节约使用和提高能效、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能源的替代、能源的安全和储备、政府财税激励和合理能源价格、税费制度等逐步完善，以及为了人们平等地享用能源资源，需要对弱势群体的补贴和保护得到规制。总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为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将是我国能源立法面临的新的课题和任务。目前，煤炭法和电力法都启动了修订程序，石油天然气法、原子能法也进入了起草准备阶段。最近几年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能源供应的短缺和环境状况的恶化，引起举国上下的关注。为了应对能源供需的严峻形势，完善与加快我国能源立法已经成为了业界和广大民众的共识。
四、经验与启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能源法制建设，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一系列能源法律法规的出台，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能源法规体系的框架，并且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地完善和充实。回顾30年的能源立法实践，给我们留下的经验和启示良多，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能源法不同于宪法、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它属于专业性强但调整范围又很宽泛的专门法或称为行业法／专业法。虽然它的立法过程与别的法律法规一样，需要经过法案的提出、草拟、立法机构的审议和批准等相同的立法程序。但是根据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依法行政的政府行业管理机构对一些专门法的提出、研究和草拟负有责任。中国能源法制建设的历程表明，凡是政府机构中设立了独立的能源管理部门，能源立法的步伐就会前进一大步，80年代初国家能源委虽然存续时间较短，却启动了《能源法》预研究工作，组织起草了改革开放急需的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的重要行政法规，发布了5个节能指令；能源部执政的五年中，组织完成了能源法律体系建设的研究，并依此提出了能源立法规划；进入21世纪，国家发展改革委内设的能源局，委托能源法研究会再度启动了新的一轮能源法律体系的研究，探索了中国能源法律法规新的需要和内涵，提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能源法律体系的设想，同时把现行能源单行法的修订和缺项的单行法提到研究起草的日程；成立了两年多的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国内外各界的普遍关注下，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勇挑重担与国家发改委、国家法制办紧密合作，得到10多个部委的密切配合，组织专家历时2年许，研究和起草了《能源法》的送审稿。由此可见，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中，独立的负有能源管理责任的政府能源机构是中国能源立法的强力推进者，是毋庸置疑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能源局的诞生将为我国的能源法制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二)凡事预则立。能源法涉及的经济社会关系复杂，调整的范围宽泛，而且中国仍处于体制变革中，能源法律的立法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为此，做好立法规划和立法前的论证研究是非常重要和必须的。一是能够保证立法的质量，确保法律实施的效果；二是避免相关法问的冲突和矛盾，也避免出现法律真空；三是通过合理的能源立法规划，使上下位法律法规的配置合理，各部法规既有分工又各行其则；四是在开门立法、广纳众言中吸纳各类法律关系主体的合理诉求，平衡利益关系，均衡权利与义务。
(三)本着“洋为中用”的原则，大胆借鉴国外能源立法的经验，但是不能盲目照搬。建设中国特色的能源法制的过程，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法制创新，走符合中国国情、政情、社情的能源立法之路。要在比较中西法律体系特点的基础上，去借鉴去创新。可再生能源法的制定和节能法的修订，已经开辟了中西融合的立法实践。
中国的能源法制建设已经走过了可圈可点的30年，业绩代表过去，辉煌的未来需要我们更加努力的求索与实践。
幼儿园法制建设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环境保护 法制建设 可持续发展
1加强环境法制建设的意义
1.1 加强环境法制建设是历史的必然
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生产过程中的处置不当，采用粗放型的生产经营方式，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大量资源能源浪费，引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危及人类的生存与繁衍。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已进入高发期，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事件频发。为了解决这一突出的环境问题，同时也借鉴了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我国政府将环境保护摆上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顺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如此，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现实中的诸多因素，我国环境形势仍不容乐观，环境问题仍很严重，突出表现为：大气污染十分严重，水环境污染非常突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群众生产、生活与健康受到严重威胁。近年来，水污染、重金属污染呈集中爆发之势，这是人类不合理改造自然，遭到大自然严重报复的结果。当前，我们务必要增强忧患意识，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工作是“强国富民安天下”的大事，搞好环境保护工作，事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事关子孙后代生存繁衍，务必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要抓紧制定和完善环境保护所需要的法律法规，同时要严格执法，加大打击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
1.2 加强环境法制建设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类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主要是由于经济社会活动不当造成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环境污染破坏了这一物质基础，社会生产活动就无法正常进行。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我国人口多，资源能源相对匮乏，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对环境的压力很大。在加快经济发展中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因此，为了卓有成效地保护和改善城乡环境，以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就必须进一步加强环境法制建设，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
1.3 加强环境法制建设是强化环境管理的需要
环境管理是当前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工作重点。很多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管理不善造成的。因此，强化环境管理十分重要。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法制经济，环境管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用环保法律、法规来规范人们的环境保护行为。实施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执法的过程。强化环境管理就是依法管理环境，就是环境管理要有法律作后盾。目前，我国的环境管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许多不相适应、不协调的矛盾与问题，如环境管理体系不全、手段匮乏、人员少、资金投入不足等已成为严重阻碍强化环境管理之主要因素。环境保护涉及部门多、面广量大、任务艰巨。要保证环保工作的正常开展，就必须建立与工作内容相适应的强有力的管理体系，而其机构设置、法律地位、管理体制、职责权限、工作制度等都必须由相应的法律法规作出规定。必须通过环境立法来规范环境管理的程序和制定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工作方针。因此，加强环境法制建设也是强化环境管理的需要，势在必行。
1.4 加强环境法制建设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染也逐年增大。而人类改造自然，是为了生存的环境更美好，更宜居。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广大人民群众对周边居住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步增强，环境法制观念也逐步树立，并逐步自觉地加入保护环境的行列中来。突出表现为：有关环境保护的信访逐年增多，人大代表的建议、政协委员的环保提案也呈逐年上升之势，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加强环境保护，加强污染防治，防止生态破坏，改善环境质量的迫切要求和强烈愿望。这也说明，环境保护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事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是否真正提高和改善，事关子孙后代生存和繁衍的大事，是重要的民生工程。环境保护，不仅具有近期效益，更具有长远效益;不仅具有经济效益，更具有社会效益。因此，加强环境法制建设，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人心所向，表达了人民的意志、愿望和要求。
2环境法制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环境立法方面
一是我国环境立法方面仍不够完善和规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与其它法规不相配合，存在立法方面的空白。二是现有法规的具体性、可操作性较差。三是现有的环保法律法规赋予环保部门的强制性权力太小，无法起到威慑严重环境污染行为的作用和效力。特别是县级以下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力太小，不能起到有效遏制环境污染及生态、资源破坏的巨大作用。
2.2 环境执法方面
环境执法上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执法难、难执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比较严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政府行政干预、人情观念、以言代法、协商代替执法等不良现象。特别是经济欠发达、不发达地区，不能很好地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很好地协调起来，只顾短期经济效益，而忽视长远效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较普遍存在。二是环保执法队伍薄弱、机构网络不健全，特别是乡镇一级基层政府，人手少、无法适应面广量大的环境执法需要。加之现有环保执法人员素质差，不适应正常执法需要，影响了正常执法工作的开展。
2.3 法制宣传方面
环境法制宣传缺乏力度、深度和广度，还没有形成很好的舆论氛围，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环境法制观念还比较淡薄，环境意识不高，自我保护意识不强，遭到环境污染危害还不能正确运用环保法律法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环境权益。
3加强环境法制建设的建议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呈上升趋势。当前，我国已进入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当务之急必须进一步加强环境法制建设，把环境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大环境立法和执法力度。
3.1 加强环境立法
按“依法治国”的理念，对现有的环保法律法规加以修改完善，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这是加强环境法制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此，一是要填补立法空白，二是要完善配套法规以及有关的环境法规。各地要根据本地的实情，制定相应的、可操作性强的环保法规、条例和实施细则。要赋予环保部门相应的行政处罚权力。
3.2 加强制度执行力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不能只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说在嘴上，要采取有力举措，以更大的精力和决心抓好贯彻落实，否则，再好的制度也会形同虚设。所以，我们除了对制度执行作部署、提要求外，要切实加强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防止出现工作“重部署，轻督查”，流于形式、走过场的问题。同时，还要及时严肃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做到毫不留情、决不手软地及时予以处理，否则不能够震慑和警示其他人“重蹈覆辙”，难以保证制度的有效执行效率。
3.3 建立制度执行的监督、考核和追究机制
建立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对制度执行进行责任分解，明确责任部门和具体责任人，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随意变通、恶意规避等行为，坚决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确保制度执行监督有法可依。建立制度执行的考核机制，包括科学合理的考核流程和办法，并将制度执行情况纳入绩效考核的内容之中，一并进行考核。在考核中，加强考核的经常性，做到平时考核和定期考核相结合。考核结果作为干部评优评先的主要依据，通过客观、公平、公正的考核和考核结果的运用，让执行制度不力的人得到相应的处理，让坚决执行制度的人得到肯定、奖励。建立制度执行的追究机制，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处罚与责任相结合，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针对执行制度中执行不力造成的影响和后果，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确保责任追究落实。
3.4 加强环境执法队伍建设
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队伍建设是加强环境法制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一方面要加强环保机构网络建设，建立起规范化、正规化的环境执法队伍。要尽快建立从上而下，从下而上的环境监理网络，配套、配备相应的现代化的工作条件。另一方面要加强环保执法人员的培训，对执法人员从政治思想、法律水平、业务能力等进行全面培训，使之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文化素质和执法水平。
3.5 大力加强环境法制宣传教育，全面增强全民的环境法制观念
这是加强环境法制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环境保护事关全人类的切身利益，需要全民的共同关心、支持与参与。人民群众的关心和参与是做好环保工作的动力和保证。为此，首先要抓好对决策层的环境法制宣传教育，强化各级领导的环境法制意识，加强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促进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其次要加强社会公众的环境法制宣传教育，做好环保新闻宣传工作，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导向和监督作用。大力加强绿色社区、绿色学校的创建工作。面向全社会，广泛普及、宣传环境法制，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促进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双赢”。
4结束语
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已成为威胁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造成这一被动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片面依赖行政手段，使环境法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行为模式需求脱节，是主因。鉴于此，应实现环境法制调整机制多元化。实现环境法制调整机制的多元化和现代化，客观上需要两个条件：首先需要在实现生活中寻找到足以有效替代此机制发挥作用的新的法律调整手段;其次，需要为调整手段寻找到足以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当前，成就这两项任务的现实基础已经具备。
“十二五”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机遇期，更是环境执法工作大显身手、争创佳绩的最好时期。环境执法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坚持依法监管，完善监管体制和机制，增强执法能力，以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环境权益。有效提升环境立法、环境执法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着力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全面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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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法制建设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为了进一步提高煤矿安全生产，运用层次分析法对煤矿安全体系进行评价，确定影响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因素，以便采取有效措施来实现煤矿安全生产。本文先从六个方面对煤矿安全生产结构进行分析，接着对层次分析法记性介绍，最后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煤矿安全体系模型。
关键词：煤矿安全体系；煤矿安全生产结构；层次分析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强了法制建设，在煤矿行业建立健全了安全体系、安全法规，彻底扭转了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的状态[1]。1979年6月，煤炭部颁布了《煤矿安全工作试行条例》、《煤矿安全监察试行条例》。1980年2月，颁布了《煤矿安全规程》。1983年2月颁布了《煤炭工业统配煤矿职工安全培训试行条例》，1985年颁发了《关于在改革中加强安全工作的几项决定》，1992年能源部又颁发了《煤矿安全规程1992年版执行说明》，这些法规和执行说明，对于建立健全安全监察机构起了重要作用，对煤矿安全生产进行严格管理和法律约束[2]。建立煤矿安全体系对煤矿安全生产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建立的煤矿体系是否符合实际的煤矿安全管理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而这种验证方法大多是通过评价方法来完成，建立煤矿安全体系评价来对安全体系的合理度进行量化评价，有助于对当前安全体系进行调整与优化，以便能够更好地保证煤炭生产的安全性。
近年来，关于煤矿安全体系评价方面研究得较多，而且研究方法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创新[3-5]，文献3是从煤矿安全管理的角度来对煤矿安全体系结构进行细节化评价，强调安全生产体系的精确化，文献4是采用SEM方法建立煤矿安全体系评价，该方法可以实现对安全体系结构的量化分析，但是缺少层次感与脉络性，文献5是对煤矿生产安全体系中防尘系统的评价。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完成煤矿安全体系评价，该方法层次感强，而且对影响煤矿安全生产的因素具有可调节性，便于对整个体系结构进行量化分析，具有一定的优势。
1 煤矿安全生产结构
煤矿安全生产强调生产的安全性，安全性是第一要素。如何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指标，需要从煤矿安全生产的结构入手，保证煤矿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的安全性，方可提高安全生产指标。从煤矿安全生产的组成结构来看，主要可以分成六个部分，具体如图1所示。
本文将煤矿安全生产系统划分为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和排水六个方面，这是从功能结构来划分，而每一方面又可以再细分，比如防瓦斯安全、通风设施安全、强电布线安全和隧道顶部安全等。在安全结构分析中，尽量考虑到影响煤矿安全生产的每一个要素，这样做是尽可能地全面地完成煤矿安全体系评价，同时也为层次分析结构做准备工作。
2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煤矿安全体系模型
2.1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一种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它能够在多约束条件下实现多目标问题的求解，而且可以设置可变的权重系数，根据实际需求，实现多目标的决策方案[6]。
首先对层次总排序合成表进行简单分析，因为它介绍了不同层之间的权重表示关系。
递阶层次结构的建立与特点：应用AHP分析决策问题时，开始需要建立一个有层次的结构模型。在AHP下，一个复杂的问题将被分解多个元素的组成部分。而这些元素又按内在的属性及关系被分到不同层次，在层次划分过程中，遵循一条准则：“上”支配“下”，上一层次对下一层次起支配作用，这也是检验模型结果建立得是否合理的标准。概括来说，AHP模型主要分为三层：
最高层：也即目标层，一般而言，在AHP模型中，该层次的元素个数固定只有一个，是分析问题的主要目标及预订结果。
中间层：也即准则层，从层数数量来说，中间层的数量最多，可以跨越多层，主要是分析问题的相关限制条件及建立模型相关准则。一般而言，中间层的元素个数不是特别多。
最底层：要素层或方案层，主要是影响问题的直接要素和解决问题的措施方案，而且为了实现数据分析，这些要素和方案必须先经过量化。
AHP采用递阶层次结构来建立模型，一般而言，一层元素最多为20个，层次数量最大值没有明确规定，因为在实际问题分析中，层次数量与问题的复杂度有关，同时也与分析的精确度有关。复杂度越大，精确度要求越高，所建层次数量相对较多，反之，层次数量较少。
2.2 模型建立
考虑到煤矿安全体系评价的复杂度与精确性，本文AHP模型建立3层结构，参照煤矿安全体系架构图，第一、二、三层的元素个数分别为1、6、18个。煤矿安全体系的层次分析结构图如图2所示。
从采煤系统a1、掘进系统a2、机电系统a3、运输系统a4、通风系统 和排水系统 六个方面来考虑，利用层次分析法，确立了煤矿安全体系评价系统合理度的评价模型。文从采煤系统、掘进系统、机电系统、运输系统、通风系统和排水系统五个方面考虑排队系统的合理度问题。首先，建立了指标层次结构，求出各指标的数值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再根据各指标之间的关系构造出与之对应的判断矩阵；然后，通过该矩阵我们可以求出各指标的权值；最后，将归一化后指标值与对应权值乘积的和作为综合评价指标，即煤矿安全体系评价指标的合理度。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值，将各项指标与其权值乘积的总和作为综合评价的指标I，即合理度。上述提到的煤矿安全评价指标六个方面的侧重点并不一定是平均的，可以根据评价模型的侧重点来决定每个方面的权重。
3 结语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完成煤炭生产安全体系评价模型的建立，先对煤矿安全生产结构进行了分析，对煤矿安全生产从六个方面进行分析，接着对层次分析法进行介绍，最后用层次分析法建立煤矿安全体系模型。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的模型，具有权重可调节性，层次分明等优点，具有一定的市场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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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法制建设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21世纪的社会是一个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社会，科学技术使整个社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新闻传播在社会的发展浪潮中不斷更新，传统的新闻传播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活。网络的高速发展催生了新媒体技术，新媒体环境提升了新闻传播的时效性、互动性以及娱乐性。本文立足于新媒体的传播特点，探究新媒体的发展对新闻传播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新媒体；新闻传播；发展趋势；影响
一、引言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社会全面步入互联网时代，移动应用的发展也提高了中国网民的数量。传统媒体受到了新媒体的冲击，新闻传播的方式不断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变。受众对新闻的获取方式逐渐变得多元化，同时也在新媒体环境下不断改变自身的习惯，新媒体的发展对新闻传播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二、新闻传播的传统模式
从人类社会伊始，媒介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以及新媒体时代。[1]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主要有报纸、广播、电视。报纸以图像和文字为主，广播可以将文字转换成声音，提高新闻的形象性以及生动性。电视先后取代了报纸和广播，一度成为最主要的新闻传播方式，可以综合视频、声音、文字等进行新闻播报。相比报纸和广播，电视大大增加了新闻传播的时效性。
随着手机和电脑的不断普及，当今社会逐渐步入新媒体时代。新媒体综合了语言、文字、声音、图像等形式，对传统的三大媒体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新媒体的出现迫使传统媒体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
三、新媒体的含义及发展
新媒体是伴随互联网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形式。电脑、手机、平板等成为了接收信息的平台，微博、微信、QQ等成为了人们发布新闻和获取新闻的新渠道。具体来说，新媒体是建立在自媒体之上发展而来的新形式。自媒体就是自主化和私人化的传播者利用互联网的电子化手段，向大多数且不确定的群体和个人发布信息。这些信息的时效性虽强，但一般不具备公正性与严谨性。与报纸、广播、电视、户外等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逐渐被称为“第五媒体”。[2]
现代社会的法制建设不断完善，公民的素质也在不断提升。很多微博“大V”以及阅读量十万+的微信公众平台在社会中充当了意见领袖，公民新闻在新媒体时代不断发展壮大，这些对新闻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媒体的存在使新闻信息的接收更加具有时效性，网络留言、弹幕等形式提高了新闻信息的互动性，声音、画面、文字的同步生产使新闻内容更加丰富。这些新特点使新媒体不断抢占传统媒体的市场，促使传统媒体发生变革。
四、新媒体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一）新闻传播者范围扩大
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者主要包括专业的媒体编辑、记者、主持人等，具备专业素质与能力。普通民众只能扮演接收者的角色。随着各种社交应用的出现，普通民众从信息接收者逐渐转变为信息发布者，打破了专业的壁垒。普通民众通过各种社交应用成为记者、主持人等，发布观点以及身边的要闻，并逐渐在普通民众中出现了意见领袖。普通民众因为身份的特殊性，所以发布的信息在一定群体内具有更强的说服性。并且普通民众群体中的一部分专业人士所发布的新闻信息以及观点使社会公众能进一步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实与真相。
（二）新闻传播平台的扩大
以往新闻信息的发布主要集中在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的媒体平台上。这些平台具备较强的权威性，但是时效性较差。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各地的新鲜事物可以通过微信、微博、QQ等社交平台在短时间内发布并传向全国各地，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在传统媒体中，报纸新闻不易保存，电视新闻与广播新闻转瞬即逝。新媒体平台融合了报纸文字的严谨性、广播和电视的图像与视频的形象性，使新闻传播的平台更加完善。
（三）新闻传播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元
电视新闻一直是党和国家的耳目喉舌，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新媒体的到来使新闻的内容更加丰富，新闻的价值观更加多元。[3]具体来说，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时效性、新鲜性、趣味性以及重要性和显著性。传统的新闻媒体更加重视新闻的时效性以及重要性，而忽视了新闻的新鲜性与趣味性。对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来说，由于传播者的范围被扩大，新闻传播的平台被扩大，所以新闻的新鲜性与趣味性也要相应地提高，使新闻所传达的价值更加多元。
新闻传播者的范围被扩大，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新闻的发现者与传播者。不同的人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不同，因此新闻所包含的价值观也无法统一，这就是公民新闻的特点。每一位公民在发布新闻时，都会选择与自己的朋友圈、社交圈等相近的新闻事件。每一位公民会根据不同的社会经历与文化背景发表不同的新闻评论。这些新闻评论的评判标准不能一概而论，这些都造成了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内容的评价标准更加多元。
（四）新闻传播的效果产生影响
新闻传播的媒介经历了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以及新媒体传播。文字传播以及印刷传播催生了纸媒，纸媒出现以后，实现了保存信息以及异时、异地传递信息。纸媒传递信息需要多个环节的筛选以及编排，然后经过运输到达受众的手中，传播的范围较小，速度较慢，传播效果不理想。进入电子传播时代以后，新闻的传播主要依靠电视和广播，相比传统的报纸媒介，电视和广播结合了图像和声音，传播速度大大提高，增强了新闻的真实感以及现场感，然而电视以及广播的终端体积较为庞大，因此受众的接收亲密度较低，传播效果仍不理想。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电脑、手机、平板等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电子产品。大部分受众尤其是年轻人都会选择通过互联网了解时事新闻。互联网传播打破了电视、广播的单一功能，能够更加全面地传播信息。[4]同时，互联网的普及也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将新闻在短时间内迅速传向世界各地，使终端用户能够真正做到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网络还具有互动性强、开放共享的特点，打破了受众与电视机的壁垒，提高了受众接收新闻的亲密性。受众可以通过留言、弹幕等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不同阶层观点的相互冲击使新闻工作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新闻事件背后的社会价值。
五、结语
新媒体对新闻传播的影响表现在传播者、传播平台、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效果4个方面。信息时代的新闻传播既要保持传统媒体的优势，又要利用新媒体的新兴技术，实现新闻的有效传播。现阶段，互联网技术还在进一步发展，大众媒体对公众的影响力逐渐下降。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还会迎来新一轮的大变革，未来新闻传播的信息会更加碎片化，受众会更加细分化，同时新兴技术会带来新闻传播的全媒体化。因此，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要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遵守新闻传播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发挥各自的媒体资源优势，提高整体受众的媒介素养，使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可以发挥出最大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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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柳红领（1990—），女，河北石家庄人，本科，学士，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
幼儿园法制建设论文范文第6篇
3月17日，国务院发布《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今年4月1日起施行。作为我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第一部行政法规，《条例》的颁布对于依法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与监督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作为产权市场的一员，从产权市场的角度看，该《条例》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市场化处置做出了制度性安排，将对该类资产通过市场化平台处置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条例》共8章61条，明确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范围，管理体制和部门职责，资产配置、使用和处置方式，预算管理和基础管理工作，以及资产报告和监督制度等五方面事项。其中，第四章“基础管理”第三十条指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以市场化方式出售、出租的，依照有关规定可以通过相应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第二章“资产配置、使用和处置”第十七条指出，事业单位应当明确对外投资形成的股权及其相关权益管理责任，按照规定将对外投资形成的股权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体系;第二章第二十条指出，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将依法罚没的资产按照国家规定公开拍卖或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应该讲，这些规定覆盖面广、直指监管痛点，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可落地性。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主要用于保障行政单位履行职能和事业单位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条例》第一章开宗明义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范畴进行了界定，即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使用财政资金形成的资产，接受调拨或者划转、置换形成的资产，接受捐赠并确认为国有的资产以及其他国有资产。
对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立法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2019年10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财政部部长刘昆作的《国务院关于2018年度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指出“这两类国有资产法制建设亟待加强”的问题。彼时，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主要依照财政部2006年颁布的《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和《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两个部门规章，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及部门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还限于部委和地方层面，尚未上升到国家立法高度，在该类资产管理实际操作中还是出现了一些管理乱象，比如有的单位不严格执行资产转让相关规定，随意变卖、擅自处置国有资产;部分地方和单位存在违规出租和低价评估国有资产价值现象，有的对外出租既不进行租金评估，也不采取公开招投标，越过监管部门自行出租，且租期长、租金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水平;部分国有资产处置和出租出借收入未按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或纳入预算管理等。
刘昆部长在报告中同时提出了解决措施——加快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立法进程，提升法律规范层级。让我们欣喜的是，在时隔不到一年半之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监管就被纳入法治轨道，实现了从部门规章到国家法律的飞跃。这无疑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市场化处置进程注入了一剂强大的催化剂。
事实上，早在《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中就已明确规定，两类资产处置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出售、出让、转让、变卖资产数量较多或者价值较高的，应当通过拍卖等市场竞价方式公开处置。实际操作中，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就分别委托北交所等产权交易机构公开处置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地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也绝大多数通过当地产权交易机构公开处置。通过过去十几年的实践，这已经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
以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承接的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工作为例，通过制定完善的交易规则、搭建便捷的市场服务网络、打造高效的信息化系统、开展周密细致的贴身服务以及全流程的风险把控等措施，北交所充分发挥阳光化、市场化的平台属性，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2020年共处置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8191项，交易金额1.13亿元，较评估值增值61.88%。
而对于部分地方和单位存在的违规出租、不评估或低价评估租金等造成国有资产巨大浪费的现象，根本解决措施仍然是进场公开招租。2020年2月13日，北京市财政局和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北京市级行政事業单位房屋出租业务应进场交易。2020年，北交所共成交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出租项目25宗，成交金额3817.36万元，出租率为86%，成交项目租金较挂牌价格整体溢价率为1.8%。
除了两类资产的出售和出租外，《条例》中还对依法罚没的资产处置方式做出明确规定，即公开拍卖或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作为全国产权交易市场唯一一家能够为最高人民法院提供司法拍卖网络服务的产权交易机构，北交所在服务司法机关涉案资产交易方面也开展了多种创新实践。2020年全年共服务全国26个省市的130余家法院，共处置涉民事资产1154项，交易金额18.6亿元，资产成交率和增值率都取得不错的成绩。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也是绝佳的催化剂。过往的实践已经证明，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通过公开市场处置，不仅增强了整个运作过程的透明度，还能为国有资产处置的规范操作和保值增值提供有效保障。随着《条例》的出台，可以预见，未来将有更多行政事业单位将房屋土地、车辆、投资形成的股权以及其他资产通过产权市场这样的市场化平台进行处置。我们也相信中国产权市场也将以此为契机，不断强化平台综合服务能力，在助力各级行政事业单位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水平、实现国有资产规范处置和保值增值工作中贡献产权市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