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论文范文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工人文化宫群众文化工作者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人们职业之外，工人文化宫群众文化工作者进行自我参与、自我娱乐以及自我开发的井然有条的安排工作，它的作用即对人进行教化，同时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民的素质，将国民整体文化生活加以提高，最终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

一、产生背景

工会组织的用以丰富群众文化的主要阵营则是工人文化宫，工人文化宫对于提高群众文化素质及能力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同时具有一定的担当和责任，对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相当的推动效用。肩负着国民职员大众文化建设责任的工人文化宫工作者应该富有较为强大的素质理念，而在外的形象要树立良好的客观理念，我们所谓的这个客观理念即工人文化宫理应是具有文化素质高、技能多、目标追求大等素质的全面发展的良好队伍。

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生活质量也在不断随之提高和丰富，那么人们生活中除了衣食住行这些物质需求之外，文化素养的提高逐渐成为人们日益追求的目标和理念。因此，文化宫建设要以党的领导目的为引领和目标，旨在给予国民大众满足文化需要以及建设专有的场所和提供相应的群众文化工作者，实现人民群众多元化、多目标性的生活需求以及社会整体和谐发展。

在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把产业的发展和联动作为单一的任务或工作去完成，为实现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综合全面的发展，国家仍务必为较多的国民大众完善思想及文化建设任务，保证人民物质生活提高应该与文化素质的升华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因此，目前人民文化素质的完善与提高是国家的重要着眼点，同时也是逐渐迈向人民生活建设以及和谐社会氛围的奠定基础。

相比较其它文化形式与内容，群众文化建设与人民群众是密切相联系的，此外建设文化常用的形式是人民群众较为喜欢接触和容易接受的，因此工人文化宫可以较好的提高国民大众的整体文化素质。此外，文化建设的整体进程中，群文工作人员将会与人民群众进行无微不至的联系，深入认识到人们喜好与追求，针对人民的喜好去开展相关的文化工作，旨在全面满足人民的诉求和建设和谐社会环境，为国民素质的整体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二、群文工作者理应具备的素质以及能力

（一）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论及思想道德水平

第一，为了较为全面的执行文化普及的任务，群文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则是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方能实现文化建設的不断深化，着眼于精神领域的发挥点以突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从文化活动方面的举办上，让人民群众对提高文化素质方面的意识逐渐加强。为全面实现文化建设的目标，群文工作者应该将自身的指引作用发挥出来，以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质及能力为前提，思想品质教育作为群文工作者首要考虑。除此之外，针对大部分群文工作者，爱国思想主义应该作为其最为主要的教育以及培训内容。当大部分的群文工作者富有较为强烈的荣誉和责任时，才可以将文化建设的意义发挥的淋漓尽致，促使人民大众越来越与国家以及人们有相同的任务使命。此外，满足文化需要的同时，以较高的素质和能力投入到自身的工作之中，将自身的力量发挥出来。更为要留意的是，在文化建设的过程，群文工作者的功能不单是将文化的组织、宣传工作发挥好，还要将自身的教育理念传播出去，在文化传播与建设时悄无声息的丰富着人们的文化思想与内涵。基于以上分析，群文工作者首先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论和思想道德水平，方能把文化建设的目的和旨意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结合。

（二）具有一定的组织策划素质及健康身心

因为人民群众在某些方面认识与思想的差异性较大，导致其在团结与统一的活动安排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群文工作者需要将自身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不断提高，唯有这样才能多元化、有条理的将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各种文化活动之中。例如：讲座、广场舞、文化演出等。所以，为保证许多活动的顺利完成，确保文化内容必须贯彻政府的严格要求与方针，群文工作者需要拥有一定的组织策划能力，还要具有身心健康等条件，这样的素质和能力要求使得文化活动是积极的，同时吸收不同工作范围及领域的广大群众积极融入到文化活动之中。一般该类文化活动的要求还是较低的，群文工作者也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牢牢结合，且要对自身的素质有一定的约束和规范，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创办出更适合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活动以及精彩内容。

（三）群众文化工作者需要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互联网作为科技发展的主要媒介，目前许多文化的传播则是借助互联网这一平台而越来越广泛，同时全球的文化也与中国文化不断交融发展和碰撞。所以，群文工作者需要具有较好的心里素质和能力，把自己的文化组织、策划工作全面完善。因此，针对群文工作者，需要保持高度的自我学习警觉性与自觉性。第一，要认真仔细的学习政府发布的文化政策与方针，将政府的政策内容作为文化活动的指导与牵引，准确和健康积极地给予文化体验者高质量的文化服务。第二，群文工作者依然需要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把文化传播和活动的展开变得更加信息化和便捷化，这样让文化活动的接受者更容易的得到接纳。

此外，群众文化工作者还需要满足较高的综合素质要求，一方面，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文化活动的主流去传播和发扬，同时对于外来文化以及新时代下的文化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完美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这种方式文化活动方可以满足具有不同领域、年龄人民群众。对于群文工作者而言还需要具有较强的心里承受能力，因为文化活动进程中需要工作者面临较大的挑战，不断的受到各个方面的压力和困难，因此群文工作者需要在面临这些问题时做到细心缜密的处理好每一件事。

（四）具有一定的文化资源整合能力

首先，针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而言，群文工作者的作用主要是对文化的传播，文化本身如何生长和发展则是自由的。因此，相关的群文工作者要明确自身的只能所在，切实整合文化资源而不能干预文化的自然生长。

因此，为了更好帮助文化工作者发挥自己的力量，真正意义上为国家、为人民群众服务，政府方面需要就相关工作，制定明确的规章制度加以指导。政府职能单位需要深入各个群众基础之中，了解已有的文化内容和文化活动，加以有针对性的文化政策出台。针对效益较高、受众较好的文化产业，可加大扶持力度。

除上述所言之外，群文工作者在传播文化时不能故步自封，要学会不断创新文化传播的形式，必须充分收集不同领域先进的文化活动形式，为我国文化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文化资源的整合做出积极的贡献。面对如今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为积极满足人民的文化诉求，政府以及国家的相关部门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激励社会各界人士一起搭建文化融合的平台，促进开展较多的优质文化活动，更好为人民群众所服务。

三、结语

总而言之，要必须保证群众文化事业高速、高效、高质的发展，要学会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过去的以往经历中得到经验，不断提高群文作者的个人素质和能力。因此，工人文化宫只有具有较多的较高综合能力与水平的群众文化工作者，方能为群众文化做出较好的带头作用。那么国家整体文化的发展也会随之不断进步和提高，在文化繁荣的同时整个社会就会呈现和谐温馨的环境。

（作者单位：河南省工人文化宫）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两个二语习得流派，前者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把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过程。这两种理论流派相辅相成。反映了当下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

[关键词]语言习得；认知过程；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学转向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

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习总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LANTOLFJP,THORNE SL.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Gebesis of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2]WATSON K A,NEILSEN s.Language Socialization in SLA[M]//DOUGHTY c J，LONG M H Th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Blackwell,2003.

[3]VYGOTSKY L s. Mind in society[M].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 Pre％1978.

[4]俞洪亮《口头话语分析与第二语言习得》导读[M]//BOXER D，COHENAD口头话语分析与第二语言习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5]高一虹，周燕习得社会心理研究：心理学派与社会文化学派[J].外语学刊，2009(1)：123-128.

[6]SCHIEFFELINB,OCHSE Language socialization[J].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1986(15)：163-169.

[7]BRONERM,TARONEE Is it fun?Language play in fifth gradeSpanishimmersion classroom[J].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01,85(3)：363-379.

[8]K1NGINERC，Defining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rnent in US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J].Applied Linguistics,2002,23(2)：240-261

[9]ELLIS R.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M].Oxford：Oxford Univenity Press,2003.

[10]WATSON—GEGEO K A Mind,language and.epistemology：Towards alanguage socialization paradigm for SLA[C]//Plenary Address presentedat PacSLRF,Honolulu,October,2001.

[11]ZUENGLERJ,COLE K Language soclalizatio and second languagelearning LM]// HINKEL E Handbook of Research m SecondLanguageTeachingandLearning.Mahawah：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5.

[12]CHOMSKYN，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M].Dordrecht：Foils,1981.

[13]ANDERSON J.The Architecture of Cognition[M].Mass：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83.

[14]KASPER G“A”stands for acquisition：a response to Firth and Wagner[J].TheModemLanguageJournM,1997,81(3)：307-312.

[15]李霞，兰英基于社会文化学派理论的第二语言学习观及其述评[J].国外外语教学，2007(2)：54-61.

[16]KRASHEN S.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M].London：Longman,1985.

[17]LANTOLF J P，Thorne s L Sociocuhural theory and second Languagelearning [M].//VANPATTERN B,WILLIAMSJ. Theories in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An Introduction. Mahwah：Lawrence ErlbaumAssociates,2007.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通过对高职高专文秘专业传统文化教学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发现当前高职高专文秘专业传统文化教学的问题所在，并对传统文化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 高职高专 文秘专业 传统文化教学 调查报告

一、案例背景

在高职高专文秘专业实施传统文化教学，既能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又有助于提高学生

的专业素养，为学生的短期就业和整个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证。这一点虽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传统文化教学“边缘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持何种态度？高职院校的传统文化教学究竟是何种状况？

为解决以上问题，也是为高职院校文秘专业传统文化教学改革探究新的方法和思路，“高职高专文秘专业传统文化教学研究”课题组成员按照课题的分工和计划，经过反复讨论和分析，编写了“高职高专文秘专业传统文化教学现状调查问卷”，并在包括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在内的郑州市的四所高职院校的文秘专业学生中展开调查。此次调查共发出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47份，回收率82%。问卷主要从“教”与“学”两个维度展开，重点在“学”的维度。“教”的维度主要包括高职院校传统文化课程的设置情况、师资力量及教师授课状况等；“学”的维度主要包括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接受状况、重视程度、兴趣点以及对教学的意见和建议等。

二、调研分析

通过对247份有效问卷的科学分析和考量，课题组在认真汇总、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了解了高职高专文秘专业传统文化教学现状，并作出以下分析：

（一）高职院校传统文化课程设置及授课情况

随着“国学热”的再度兴起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全面要求，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都能意识到传统文化课程的设置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对于文秘专业的学生。在调查的四所高职院校中，所有学校的文秘专业都有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比例达到100%。在课程的定位上，能够涉及传统文化知识的《大学语文》《古代文学》等被列为专业必修课，而类似于《传统文化概论》《民俗文化》等同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课程则被设置为选修课。关于授课情况，38%的学生认为授课质量非常高，学生非常满意；51%的学生认为授课质量良好，基本能满足学生学习需要；只有10%的学生认为授课质量不高，致使学生无法对学习产生兴趣。

（二）学生对传统文化课程认可度调查

对于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意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能够传承文化（91%），拓宽知识面（88%），修身养心（85%），对自己将来就业有所帮助（53%），没有人认为学习传统文化毫无意义。对于传统文化课程的设置，51%的学生认为非常有必要，46%的学生认为可以开设，1.6%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开设，可以自学，没有人认为不需要学习。

由此看到，对高职文秘专业学生而言，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主要意义在于提升他们的人文素质，而在有助于专业素质提升和就业这一点上，很多学生还没有意识到。另外一点值得欣慰的是，几乎所有学生都认为文秘专业需要开设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而认为非常有必要的也占到了一半以上。这就坚定了我们在文秘专业实施传统文化教学的信心和决心。但是，对文秘专业学生而言，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不能仅停留在提升人文素质的层面，还要扩大到专业素质的培养的层面，我们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一是因为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知识确实有助于学生提高专业素养，如职业道德、礼仪知识、人际沟通、公文写作、档案管理等；二是只有将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同专业能力的提升相结合才能引起学生更多的重视。

（三）高职文秘专业传统文化教学“边缘化”原因调查

传统文化教学在高职文秘专业被“边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原因何在？我们通过此次调查也找出了部分原因。67%的学生认为传统文化知识涉及面广，内容庞杂、零碎，没有完整的体系，学习起来难度较大；36%学生认为传统文化知识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没有必要学习；55%的学生认为学习传统文化不能带来实际利益，对专业课学习帮助不大，不愿意学习；42%学生认为课业任务较大，没有时间学习传统文化知识。传统文化教学“边缘化”的原因可从两方面探讨：

从传统文化自身而言，其一，传统文化本身博大精深，内容庞杂，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和恰当的切入点，学生学习起来确实会感觉无从下手；其二，在先后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个传统文化的断层期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现代国人来说确实有些陌生，再加上当今社会的价值多元化、文化多元化，很多学生对传统文化没有正确的认识，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潮流，这是传统文化教学“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从学习者角度而言，高职高专教育“一切以就业为指向”的思路直接导致学生将学习重点放在专业课学习当中，再加上传统文化知识确实不能为学生短期就业带来实际利益，所以，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和无限的专业知识、技能的矛盾中，传统文化知识被学生置于“边缘地带”。

（四）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知识途径调查

在“国学热”渐趋渐浓的大背景下，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信息获取途径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途径也越来越多。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知识的途径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学校学习（40%），其次是其他书刊（23%），接下来是电视、网络和报纸等媒体（19%），还有少部分学生了解的传统文化知识来自于家庭的教育和影响（18%）。

可见，学校仍然是普及传统文化知识的重要阵地，教师和课堂的作用仍占据统治地位。其次是社会因素，整个社会宣传和倡导的走向会影响到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普及；最后是家庭因素。整个家庭的文明程度，对文化的重视和关注程度以及长辈对传统文化的熟悉程度都会对传统文化深入大学生内心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要想使学生对传统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并产生积极的学习意愿，就要实现学校、社会和家庭的三结合。当然，这三者当中，学校教育还是重点，高职院校要意识到这一点，真正重视传统文化的教学，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不断充实师资力量，积极探寻传统文化教学的新方法、新途径，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中起到中坚作用。

（五）高职文秘专业学生掌握传统文化知识状况调查

此次调查中也涉及到了一部分传统文化掌握程度的题目，但从调查结果来看，情况不容乐观。

关于古代的修身养德的名言警句，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凋也”等，仅有72%的同学完全回答正确，43%的同学大致知道其含义所在，21%的同学能精确指出其来源和意义；

关于古代的文学经典，如《四书》《五经》《十三经》《二十四史》等，有61%的学生知道有这些名称，能全部列出书名的不足2%，答出一半的不足8%。没有一人看完四大名著，只有57%的学生全部看完由四大名著改编而成的电视剧。

有82%的学生都学习过书法，但真正坚持下来的不足8%；对于书画之类的传统文化艺术常识，学生也知之甚少。如中国古代三大行书名作，能够完整回答作者和年代的只有17%，对于三大行书的内容，能够说出大概的只有9%，能够流畅说出几种书体演变顺序的只有33%，而这些书体的特点只有不到5%的学生能够粗略回答出来。

文学知识的掌握情况较好。对于唐诗宋词中的名句，学生基本上都能回答出来其作者和含义，正确率在75%；文学史上的名人，基本上都能说出其生活年代、代表作品和经典名句，正确率在68%。这都是学生多年反复学习文学知识的结果。

总体来说，高职文秘专业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掌握情况与我们所预期的相差较远。作为文秘专业的学生，在经过近十年的母语学习后，对祖国传统文化知识的掌握才达到如此程度，确实有些令人惊讶。这种状况，无论是就传统文化自身的传承和发展而言，还是就学生人文素质以及专业素质的提升而言，都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三、对调查结果的思考

对调查结果的思考我们也从“教”和“学”两个维度展开。

（一）在“教”的维度，“重视”二字应放在首位。从调查结果来看，这四所学校都设置有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但都是选修课，并且有的是针对全校学生而非仅仅是文秘专业学生。所以，单从“重视”这一点上，学校就做得不够。学生学习知识有一定的盲目性，需要学校、教师去引导，如果学校不能给传统文化课程相应的重视，那么，很少会有学生也会认真对待这些课程，学习效果可想而知。

其次，“改革”亟待实施。传统文化教学的改革，包括了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教师要根据高职文秘专业学生的实际，不可过分求高求深，力求做到深入浅出，将正确的学习理念传达给学生，了解学生的兴趣点、薄弱点、关键点所在，采取学生易于接受的教学方法，不仅将知识传授给学生，更要将知识内化为学生的能力和素质。

（二）在“学”的维度，“态度”放在首位。总体而言，在当前“国学热”的社会背景下，大部分学生都对传统文化持肯定态度，希望能够习得更多的传统文化知识以增加自身的人文素养，但在课程的学习上，面对严峻的就业压力、繁重的学习任务和有限的学习时间，很多学生不得不把精力放在了专业课的学习上，对于传统文化课程，大部分是抱着修学分的目的，被动学习。所以，端正学生学习的目的和态度尤为重要。

其次，以知识的学习为载体，将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作为终极目标。高职文秘专业学生传统文化知识的掌握状况令人担忧，而知识的积累对学生的就业也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充实知识是首要问题，但是，知识的学习只完成了学习的一小部分，如何将学到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为自己的就业增加砝码，为职业生涯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也是高职文秘专业学生需要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

人文资源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内涵。一般作为一个普遍概念的人文资源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现有的学者多从静态的角度定义人文资源，如费孝通先生就认为：人文资源是人工的制品。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是人文资源。而景占魁先生则把人文资源定义为：人类历史上创造和积累的遗产，是以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其它任何资源都无法代替的资源。而笔者从动态定义人文资源，认为人文资源就是通过人造物或人与社会传承和发展的文化。人文资源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不同的划分。从时间纵向上人文资源可以分为历史人文资源和当代人文资源；从地域来看可以分为普遍性和乡土性的人文资源；从不同的传承群体可以分为民族的、群体的、阶层的、职业的人文资源。而民族地区乡土人文资源往往具有地域性、历史性、民族性、原生态性等特点。

民族地区中小学建设的校园文化应该是现代性和传统性相统一和谐的校园文化。一方面要积极推进新课改，积极实施研究性学习课程，形成自主、创新、民主的校园文化；另一方面，要把乡土人文资源运用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去，形成有亲切感、真实感、有特色、讲实用的校园文化。这是当今教育时代要求和民族地区教育现实基础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二

民族地区有着丰富多彩的人文资源，但并不是所有的都移植到校园之中，校园文化是有选择的。校园文化建设的目的主要是塑造人，它通过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育人方式影响着每一个在校园生活和学习的人。民族地区教育的育人境界应该是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塑造既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又富有自身特色的人材。在贯彻现代教育的过程中，我们有行政上的帮助，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和考试导向都在促成学生适应社会能力的提高。但是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却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充分利用当地人文资源，把它引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去，以达到把民族地区的学生培养成富有个性的学生的目的，而这一前提是民族地区往往有大量丰富而具有教育意义的、民族的、历史的、原生态的人文资源。湖南龙山县是位于湘西北的一个土家族聚居的民族县，和其它很多民族地区一样，这里交通不便，但却保留着古老而多彩的文化。有学者称龙山所处的武陵地区为文化冰箱、文化沉积带。在龙山的众多人文资源中，以里耶为代表的历史文化、以洗车河流域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以茨岩塘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最有代表性。里耶地处酉水中游，很早的时候就是武陵山区重要的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之一，也是湘西著名的四大名镇之一。代表性的里耶历史文化主要有水运贸易、里耶防卫、古建筑、古墓群、历史典故等等。从战国时甚至还可能提前，里耶是湖南与重庆、四川贸易通道中十分重要的一站，也可能是几次人口大迁移和战争的通道。从里耶的水运史可以想象筚路褴褛的古老湘西人披荆斩棘，开辟生存空间的艰难。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了湘西人团结、粗犷、真诚、洒脱的性格，这不得不给我们以美的感受。作为军事重镇的里耶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2002年里耶战国古城和秦简的发掘活生生地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古代城市防卫图，这是学生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里耶的古码头、明清建筑、战国遗址、古街道无不令人惊叹。里耶的匪患和剿匪故事总是那样的惊奇。龙山洗车河流域是我国土家族民族传统文化保存最为完整、文化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洗车河流域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蔚为壮观。非物质文化有土家语、摆手舞、梯玛信仰、打溜子、织锦技术、各种民间体育游戏、民间故事等，物质文化有土家族吊脚楼、转角楼、杉木楼、凉桥、古码头，生活器具、生产器具、祭礼器具等等。这里的每一项文化事物都有其深厚的内容，这是土家族千百年用劳动和智慧来创造出的结晶。其中有许多的文化事物是独特的，是土家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标志。人是社会中的人，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也就形成了人的社会个性。土家族民族文化有很大的审美和教育价值，能让学生产生民族自豪感，能促成学生形成健康人格和形成民族个性。土家族在历史上就有抗倭、抗击外国侵略者和外国传教士的爱国传统。也有数不清的土家人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反蒋、抗美援朝的战争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反压迫、反侵略，土家族以自己鲜活的事例展示着自己的红色传统。茨岩塘位于龙山县东部，原来是中共湘鄂川黔根据地总部所在地。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总部从龙山兴隆街迁至茨岩塘，在现在的桑龙公路沿线，有许多关于红军、贺龙的故事、传说、遗址。这些文化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

民族地区人文资源是民族地区人们生产生活长期积累的结果，熟悉当地人文资源是该民族学生应具备的素质。面对经济全球化，民族地区学校要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因为良好的校园文化有助于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人格、良好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目前经济全球化使文化的传播方式更加便捷，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也更加重视本民族的文化，强调自己特色和增强民族、国家认同。“文化是由人类反思性思维发展起来的积累性结构。实施这种思维机制是每个人的内在素质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素养是一个现代人应具备重要的基本素质。

民族地区是人文资源的宝库，有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资源，这些资源都是民族地区学校进行校园文化建设的有利条件。湖南龙山有着多彩的民族文化、历史文化、革命文化，这就为龙山县各中小学进行校园文化建设创造了重要条件。但是由于这些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原生态性的人文资源丰繁芜杂，所以在利用这些人文资源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时应注意其教育意义和可行性的评估。

从民族地区中小学的校园文化建设上看，众多学校和教师在利用当地人文资源建设校园文化上作了积极的探索。从湖南龙山县的实践来看，当地学校能够充分地结合当地实际建设校园文化，使学校形成了一定的独特的文化。但是民族地区利用当地人文资源建设校园文化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的地方。我认为利用乡土人文资源在民族地区中小学建设校园文化应注意下面几点：一要积极推动中小学新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这为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二是教师要加强对现代教育理论的学习，成为研究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领跑者。要开发和利用好校本课程，关键是教师的观念要先转变；三是学校应成为当地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者，学校和教育文化部门要增强这方面的责任意识；四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加大在校园文化建设上的投入，设立专项资金，同时也要发动企业和个人捐赠。这些投入表面上看不到产出，但长远意义不可估量。我们的民族教育应该说是既现代又传统富有特色的教育，而利用乡土人文资源进行校园文化建设将大有作为。

本文是湖南龙山高级中学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规划课题《乡土人文资源与校园美育的整合研究》研究成果，课题编号：MY06056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文章在中国新闻史现有研究视角的基础上，提出以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国新闻史的新视野，并以《良友》画报为个案，探讨它与上海都市文化的互动关系。文章从分析该视野的意义、思路、方法及问题入手，建构了可行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社会文化史；新闻史；良友；上海都市文化

一门学科的建立，往往依托于科学的研究方法。新闻史学也是如此。20多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成绩卓著，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得力于一批学者对研究方法的探讨，有学者认为要“运用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注入新的理念……”，也有学者倡导新闻史学应以“人”为研究对象；还有学者提出新闻史研究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以完备其学科体系。由此，本文试图在多维视野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思路，与同仁商榷。

一、引子

根据唐海江《政治文化视角与近代新闻史研究》一文的归纳，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闻史学界的研究视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阶级分析视角，即以阶级分析法为主导的致思路径，强调报刊的阶级范畴；二是本体研究视角，即以新闻传播的相关分支为研究本体，以寻求新闻自身的发展规律；三是现代化视角，即以大众传播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为主脉，分析其现代化本质。

在此学术背景下，唐提出第四种视角——政治文化视角。可以说，它一方面调动了传受之间的互动机制；另一方面深入新闻事件背后“人”的内心世界，包括政治理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进一步挖掘人和事件背后的客观规律。

以上四种视角各显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缺点，即对社会文化史的关注不够。

阶级分析视角以阶级划分模式为研究范式，把新闻史视作与政治史、阶级斗争史并行的意识形态，虽然较准确地把握了新闻史本质属性，却缺乏丰富性。

现代化视角为扩展新闻史研究范围提供重要手段。如覃晓慧研究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认为它“不是从政治态度方面探讨，也不是放在为某个党派服务的狭隘的观念中，而是放在国人为现代化奋斗的历史主题中去研究……探讨《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闾小波《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一书分析了报纸的现代化功能。还有学者对报刊做一种文学的考察，探讨文学与报刊的互动以及文学观念与新闻观念的消融与共生。可是，“现代化”视角过分关注核心群体及其精英意识，忽视了边缘人的存在。

本体视角从分断代到分小专题，可使某一时期的新闻业或某一主题得到深刻挖掘。然而，这种研究往往陷入一种封闭的、零散的小生产操作模式，难以展现社会整体的精神文化面貌。

政治文化视角避免了上述缺陷，既关注了事件，也关注了人，而且关注了二者之间的政治文化联系。不过，在新闻传播史上，除了政治文化因素，社会生活、大众文化、社会伦理等社会文化因素也是影响新闻史的重要部分，忽视了后者，对传受、上下层文化之间关系的分析也就会缺乏鲜活的内容。政治文化视角大多涉及政治制度对传受心理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强化政治化的思维模式。

新闻业受生产力和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的影响，因而，新闻史研究必须将经济史、阶级斗争史纳入对象体系；可是，这些对象无不活跃于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中，社会文化规范着传播者、内容文本和接受者，因此，新闻史研究应重视社会文化史研究，多维地深化其研究内涵。

二、“社会文化史”概念的提出及其意义分析

历史以两个层面的形式存在：一是人类所经历所创造的一切过程，指的是人类生活的全部过去，即历史的本体；二是指人类对自己过去全部生活历程的思考和理解，即历史的认识。完美的研究应是认识与本体的同一，是研究者穿透“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年鉴学派曾疾呼历史学家们必须重视社会生活的研究。尽管“丰富生动的日常生活不等同于科学严谨的历史研究，而科学严谨的历史研究则必将从丰富生动的日常生活开始”。

目前有学者认为社会史研究，往往忽视文化因素，导致内容贫乏，阐释浅薄；而文化史研究，一是只注意精英文化，即思想史的研究；二是只注意物化文化，如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的分类研究。这些角度忽视了整体性的文化内涵，若二者结合起来，能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着眼，以展现社会整体的精神文化面貌。因此，新闻史研究引入社会文化史视角，可使研究尽可能地符合历史本体的真实和历史文明的全体，是一种可行的研究范式。

社会文化史，是介于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视角，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被提出。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志琴在《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和《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二文中，在中国首次倡导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认为“从社会史领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改造，这是观念变革最能动的深层结构，也是文化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总趋势”。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中认为社会文化史是人与人、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要综合运用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相互关系的变迁。

将社会文化史视角用于新闻史研究，对其概念的把握应视新闻史的研究本位而定。具体而言，在新闻史的研究中，社会文化史内涵可有四个方面的体现：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生活、社会文化心态、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社会文化环境是社会文化各种样式滋生、发展的背景，是社会文化各要素相互影响的生存状态；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生产者诉诸于文化产品而形成的文化产业链，通俗地说，就是社会文化竞争市场；而且，它还包括文化生产的技术手段和装备设施，从而营造不同的文化活动场所。社会文化环境是构成社会文化史视角的主导要素。社会文化生活是指大众文化的生活方式，包括社会的制度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传播形式、娱乐消闲方式等。社会文化心态是指社会倾向性强烈且具有公众特征的届时文化行为意向及社会心理动态形式，主要是在群众中自发产生、普遍流行的经验文化意识。它即时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动变，从而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政治倾向性。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是指历史形成的民族情感、意志、风俗习惯、道德风尚、审美情趣等所规范的某种意向、时尚和趣味。

社会文化视角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较好的途径，以《良友》为对象，可见其重要意义。

首先，社会文化史视角有助于解读画报经由图像体现出来的关于各个历史时期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娱乐生活、宗教信仰等，为新闻史在营造媒介与社会互动机制方面，即新闻史记录习俗变革、社会文化因承以及社会历史演变进程方面，提供较好的分析范式。社会、文化、媒介三者之间的历史互动是这种视角的理论框架。在此之前，尽管有学者从画报与社会的关系人手，研究画报中体现出的社会风情及文学流派，如叶晓青从《点石斋画报》看社会结构流变，吴福辉从《良友》看报刊与文学的关系，将《良友》看作文学的载体和文学家们的公共空间，展示《良友》的文学的传播功能。李欧梵将《良友》作为印刷文化的代表，分析其对都市现代性建构的巨大推动力。这些研究大都程度不一地忽视了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联系，而社会文化史视角可以弥补这种缺陷，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更详实地解释报刊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共处，将社会文化心态、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社会文化风尚与报刊的言论、图片、漫画和照片等新闻文体结合起来考察，为画报的发展创造新的解说方式。

其次，社会文化史视角关注了科技对画报发展的影响，也就关注了画报在不同时代的传播活动。技术不是报刊传播的决定力量，但就画报而言，印刷术、摄影术、美术等是重要的因素，它的进步影响报刊质量、传播内容的选择和美感传达。这是区别于其他报刊的重要方面，也是以前的报刊研究所没注意的。就社会文化环境而言，影响画报的文化因素，一是报业市场和文学体裁、绘画、摄影、电影戏剧等多种文化样式形成的文化市场，二者构成竞争格局，最终为画报发展提供文化资源；二是造纸业、印刷术、摄影术、绘画术等设施，为画报的版面组合、内容扩展、艺术美感提供技术保障。中国画报带着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痕迹款款走来，使中国画报历史沿革的书写增加了具体的厚重感和技术含量。

再次，社会文化史视角突出了社会文化心态、价值观念在媒介和社会互动机制中的桥梁作用，既重视报刊内容对人们的文化心态、价值观念的具体记录，也关注它们对文化边缘人群体的集中反射，即对报刊传播主体——投资创办人、报刊总编传播思想和经营理念的影响。这种研究视角能深入传者和受者、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精神领域，并对之加以社会文化史的意义分析，是深刻阐释新闻现象与各种文化现象之间关系的有效途径。

最后，社会文化视角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有机结合，既有对社会结构及其运动变化客观面貌的描绘，又有对人们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文化联系的分析，因此，它既能剖析新闻业在社会环境中的整体演变规律，又能抓住新闻现象转折的细节原因，增强了新闻史的动态感和真实性。如《良友》刊登封面人物，自创刊始，一直以明星名媛为主，突显追求美与时尚的编辑理念，以适合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的上海及其人们的文化享受和审美趣味。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将军、士兵、与抗战有关的妇女封面代替了这种美与时尚的追求，表现其真实记录时代的可贵品质。

三、研究思路粗描：以民国《良友》画报为个案的探讨

确立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及意义，现试图以民国《良友》画报、上海都市文化为研究对象，初步描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思路。

民国《良友》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本大型画报，1926年2月创刊于上海，至1945年1月停刊。文章试图以此为个案，探讨其与上海都市文化的关系。

第一步：阐述《良友》初生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分析其面世的都市文化背景。主要论述上海20世纪20年代催生创办人出版理想和编辑实践的社会文化要素，包括四个层次：一是上海特有的商业优势和地理位置，引起对世界时尚文化的热烈追逐，这种早从《点石斋画报》就已开始的文化趋向，到此时愈演愈烈。这种文化趋向熏陶了一大批有较高文化素养、渴望社会信息的消费者群体。同时，上海是一个拥有大量移民的都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国内人口密集度、异质度最高的城市，人们的职业结构十分复杂，都市文化生活表现出“商业化、多元化、大众化”的特点，因而其信息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良友》能一举成名，成为上海文化产业中的翘楚。二是上海发达的报业和文化市场，在上海文化领域进行报业竞争和资源重组，最终以画报为平台，各种艺术形式共生共荣，构筑了《良友》高的增长点。三是上海交通、通讯便利，最容易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设施和新的理念，从而加强画报内容的丰富性，美化画报的版面语言。四是报刊主编及其文化圈。上海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和避难所，他们因地域、职业、志趣的不同，形成了一个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文人活动圈。《良友》五任主编，从伍联德、“鸳鸯蝴蝶派”的周瘦鹃到新文学后起之秀的梁得所、马国亮、张沅恒，他们秉承各自不同的追求旨趣，塑造了《良友》不同时期差异较大的面相，制约其发展前景。

第二步：分析《良友》的经营策略与上海都市文化内部差序格局的对应关系，透射出《良友》在上海都市文化市场和社会演变中的具体角色。《良友》是探讨上海都市文化的重要媒介，其互动关系首先表现在上海都市文化市场不同时期《良友》的经营策略中。报刊的行业定位、空间定位、受众定位融合成总的文化定位，它是《良友》在上海都市文化市场中的生存基点，也是其开始渗入上海都市文化生活的切入点。由此以后，报刊采用增加新闻信息量和非新闻性文化内容，如出版物、广告、中外名画古画等经营手段，拓展报刊的多层市场发展空间。这是《良友》传播主体与上海都市文化市场不断磨合的过程，既是上海客观文化环境的产物，又有主持者自身所属阶层的主观烙印。

第三步：分析《良友》画报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的信息文本与上海都市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海中西文化交流频繁，租界的特殊政治地位所催生的社会文化生活，形成了上海追逐时尚和摩登的消费主义结构，以资产阶级为目标读者对象的《良友》试图选择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扩大边缘读者对象，不仅满足具有雄厚经济实力、教育程度高、现代性强的资本家群体的信息需求，而且加强职员、中小商人、专业人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职员群体价值观、行为观的目标指向。因此，探讨《良友》的内容选择，能较好地分析其与文化定位的吻合度以及对民国上海都市文化的表现力。这种探讨应从三方面展开：上海社会风尚与风俗、上海市民社会心态及上海市民审美情趣。在中西新旧文化冲突和融合中，世态民情、风俗习尚、社会热点和民众思潮的起伏变化，民众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的演变等都是研究必须涉及的内容。同时，《良友》大大拓展了上海空间领域的局限，放眼全球选择信息内涵，以世界文化景观投射上海文化景观。这些都是研究中不可忽视的。

第四步：《良友》画报的多重功能分析。作为承载了民国上海客观文化环境痕迹和报刊主办者所属阶层文化气质烙

印、营造上海都市文化全息景观的《良友》，在近二十年的奋斗中，发挥了重大的社会功能，如政府监督功能、文学社团公共空间舆论场功能、知识智慧传播功能、理想生活摹本功能等等。

概括起来，文章的分析思路有两条主线：一是从《良友》文本及其传播主体人手，研究其对民国上海都市文化的建构和社会文化生活的价值指引。二是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特殊的文化环境和具有特殊气质的文化消费者群体，以及商业文化、工业文明对新兴文化产业的冲击等文化特征人手，研究其对《良友》文本内容的选择、编辑理念、传播手段、传播渠道的规范和制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见证《良友》的发展轨迹。

四、社会文化史视角的具体化运用

社会文化史视角综合了社会史和文化史两种范式的优势，借鉴了社会人类学和心态史学的研究方法，赋予新闻史学与以往不同的研究视角。

社会整体观或文化全息史观。一般而言，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物质文化；二是各种社会文化制度、组织、结构；三是精神文化，包括世界观、宗教、神话、艺术等。社会是一个全息统一结构体。《良友》是一部上海的风情录，给我们提供的视觉形象和都市信息是全息的，它所刊登的照片、绘画代表了民国上海政治、经济、文化、心态的变迁和激荡。分析《良友》与社会的互动时，坚持社会整体观或文化全息观，既要尽可能地挖掘隐含的全部信息，也要具备“一滴水可以见大海”的窥视眼光。社会整体观或文化全息观是社会文化史视角的理论基础。

功能研究法。一般地说，事物要能够生存，必须有存在的效用。《良友》为了充分发挥其功能，便尽可能与社会整体的需要取得协调一致。报刊编辑理念的确定、主编的多次更换、内容的选择、版面艺术美感的营造、图片文字所占版面比重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如出版《孙中山纪念特刊》、《北伐战争》、《日本侵略中国》等，以发挥其发布即时信息的功能；策划“名人生活回忆录”、“上海地方生活素描”、“西游记”等栏目，在刊登战争画面的同时，照登好莱坞明星的中国之行、西北妇女的服饰等，在新闻敏感性之外，凸现了社会文化功能。所以，采用功能分析法，要寻找《良友》“官方与民间、政治与文化、文字与图片、高雅与流行”的巧妙契合点，准确评价其在上海都市文化建构过程中的历史功用。

心态史学分析法。对历史人物进行心理和心态研究是心理历史学的两个分支，心理史学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理论基石，以个性心理学为研究对象，偏重于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精英人物；而心态史学根源于法国年鉴学派的“新史学”，以集体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为研究对象，偏重于不被人注意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即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共有的理念和意识。《良友》借鉴心态史学法，既要重视传者、受众的动机和价值观念对编辑理念的影响，又要重视社会文化集团、文化阶层的精神风貌、和平与战争年代人们的精神变化与报刊的关系。具体而言，既要论述图像所反映的上海都市文化心态，又要关注这种心态在报刊主办人身上所产生的力量及其对报刊的影响。总之，按照传播者←→社会文化←→受众的循环网络，它们形成了“主编、都市文化、报刊”的历史互动机制。

符号学分析法。由苏格拉底、柏拉图奠定了传统的符号学发展至今，仍停留在由符号到符号、语义到语义的“游戏”中，缺乏将之置于人类历史现象的深层解释。然而，人类历史是一种人既“生产”又“消费”符号、对自然赋予人类精神世界的符号表达，如建筑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物化符号，社会生活、民俗习惯、时尚等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社会化符号。因此，符号学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符号事实出发，就能容易理解人类社会的符号化生存本质。印刷媒介的文字、图画、照片是一种符号，大众传播对有关符号进行选择、制造和传送，新闻史研究就是解读它们所蕴涵的符号意义。如运用计量统计方法，并使用符号学分析《良友》广告的消费主义结构意识和消费文化流行趋势，无疑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在以上方法论的指引下，社会文化史视角被运用于新闻史研究领域，具体方法可以归纳为：文献检索法、个案研究法、历史心理分析法、计量统计分析法等以及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五、社会文化史视野研究画报必须注意的问题

《良友》是一种综合性的、以图像为主的画报，因此，解读图像资料是研究画报的主要手段，解读时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其一，研究画报时不可任意图解图像而歪曲了原来的基本真实，也不可以某幅图像所反映的个别真实来印证自己缺，少普遍性的文字结论。在试图从画报中发现社会文化的历史状态而努力探询视觉意象时，研究必须还原到历史的当代语境中。因此，把握画报所存在及其透射的时代特征和背景分析，都是深刻解读画报的基础性条件。不了解中国尤其是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就不可能把握《良友》图片后面的事件。

其二，《良友》集中了文学、摄影、绘画等多种艺术门类，它们均有自己的过去形态，于是，研究前必须了解文学史、摄影发展史、绘画史等，以培养对图像的艺术鉴赏能力，更准确地挖掘图片背后的历史。同时，图片中表现的航空、体育、建筑等方面的知识，各自对应着所属的学科。因而，解读《良友》图像，必须以多学科视野，探索上海都市文化的整体脉络。

其三，在解读《良友》图像时，必须注意图像真实与媒介真实的问题。摄影家、画家、文学家等以照片、画、文字营造的图像真实与编辑家对其进行编辑而营造的媒介真实是不同的概念，它们对社会的反映有时一致，有时交叉，有时相异。这无疑增加了解读图片的难度。

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社会文化史重对社会文化的历史描摹，然而，政治文化又是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特殊时期，它甚而战胜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导要素。如北洋军阀和抗日战争时期，政治、战争主题和战地文化影响着《良友》图片内容选择和版面安排。所以，从社会文化史角度探讨《良友》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建构，既不可过分强化政治文化的地位，也不可忽视其历史功用。

《良友》画报对应着民国上海都市文化的复杂景观，决定着社会文化史的视角不应拘于某种特定的研究方法，而应当是多维的、综合的，无论是社会史学、文化史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只要于新闻史研究是科学的、有用的，都可以借鉴，对近现代新闻史的研究是这样，对当代新闻史的研究也是这样。

(责任编校：彭大成)

作者简介：吴果中(1969－)，女，湖南安化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

社会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法制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乃至民族精神有着深远的影响，更与当今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德法治国、开拓创新等时代主旋律一脉相承。开掘并宏扬这些文化传统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儒家文化；和谐；价值

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学被称之为“显学”。汉代，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取得了“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文化的某些合理成分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和谐意识与和谐社会

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张寓天道于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体现天道的统一性。因此，他既讲“天知人”，把天拟人化、道德化；又讲“人知天”，强调人在天命面前不是被动的。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联系起来，主张“尽心”而“知性”，“知性”而“知天”，以人性为中介将天和人沟通并统一起来。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中庸”也称“中和”、“中行”、“中道”，即“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所谓“和而不同”，说的是对一件事情有否有可，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互相冲突，和谐以共生共荣，不同以相辅相成。所谓“过犹不及”，说的是凡事都有一个界限和尺度，达不到或超过这个界限和尺度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的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对事物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两个层面来理解和谐社会，“和谐”应是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必然结果，是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谐社会也是一种有层次的和谐，其核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即人与人的和睦相处，平等相待，协调地生活在社会大家庭之中。其前提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其基础是必须有一个稳定平衡的生态环境。可以说，今天的和谐社会是对儒家和谐意识的继承和发扬。

二、人本意识与以人为本

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承认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儒家强调个体主体的作用与价值，主张个体主体的独立性与主动性。孔子说“为仁由己”，仁的境界的实现要靠自己的努力；又说“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认为“立人”、“达人”要以“立己”、“达己”为前提。还说“仁者爱人”，所谓“爱人”，就是尊重人，同情人，把人当人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以人为本。孟子说“道惟在自得”，求道没有别的途径，全靠自身的修行和体悟。这都是对人的个体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肯定。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儒家强调“人贵物贱”，认为人类有着不同于其他事物的高明高贵之处，具有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价值；强调“民为邦本?，认为人民是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国家的发展才有可能；强调“民贵君轻”，认为人民是第一位的，天下之得失取决于民心之向背。

儒家的人本意识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把人当人来看待，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体现，也是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今天，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这些时代命题无疑也是对儒家人本意识的继承和深化。

三、忧患意识与责任感、使命感

忧患意识是指人们从忧患境遇的困扰中体验到人性的尊严和伟大及其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并进而以自身内在的生命力去突破困境、超越忧患的心态。儒家文化所体现的忧患意识也正是他们通过对忧患境遇的深刻体验而孕育出来的宏扬人性尊严和人生价值、提升主体人格和精神境界的特殊心态。它包涵悲天悯人和承担责任两层意义。孔孟之所忧所患绝非所谓感性物质生活的匮乏和个体生存发展上的困苦，而主要是内在精神生活的缺憾和人类群体生存发展上的困苦，绝非一己之功利得失，而主要是人类群体之幸福和理想的实现。所以当现实的困苦缠绕个人与众生之际，当天人合一的境界和人我和谐的秩序被打破之时，孔孟自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深沉的同情之心，孟子称之为“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承担责任是在悲天悯人的基础上所引发的自我关怀和群体关怀。自我关怀表现 为谋求主体道德生命的提升；群体关怀表现为谋求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正如《易传》所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悲天悯人的同情心和承担苦困的责任感二者共同构成了儒家忧患意识的有机内涵。

儒家的忧患意识对历代仁人志士胸怀天下、奋发进取，为理想而不懈追求的传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即便在今天，人们仍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尤其需要有孔孟儒家那样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责任感。

四、道德意识与德法同构

与道家崇尚自然的传统不同，儒家的传统是崇尚道德。儒家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道德构成人们人格评价的直接依据。一个人如果没有崇高的道德，即使贵为王侯，也得不到万民敬重；反之，有了崇高道德，即使穷困潦倒，也能得到万民称颂而名垂千古。道德还是人们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儒家认为仁义之心是人之生命的根本，失去仁义之心也就等于丧失生命之根本。因此，他们强调做事要从仁义出发，不仁之事不做，不义之财不取，哪怕与人相处也要有所选择，要与有仁义之心即有道德的人相处。道德构成文化教育的中心内容。儒家重视教育，但他们所论教育主要不是知识教育，而是伦理教育，如何做人的教育，儒家的愿望是通过道德教化以造就志士仁人的理想人格。道德也是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与 这个国家上至国君、下至百姓的道德状况、道德水准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仁义存则存，仁义亡则亡。

儒家学人荀子把“隆礼重法”看成治国的根本，倡导“礼仪”与“法度”并举，“教化”与“刑罚”兼施，这对今天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国理念有着深刻的启迪。

五、力行意识与实践品格

在儒家看来，和谐境界的实现，人本精神的高扬，忧患境域的摆脱，道德素养的提升，没有一个能

够离开人们投身现实、奋发进取的努力和作为。因此，儒家大多强调身体力行，儒家人物大多是力行主义者。孔子云：“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也”。意思是说，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当有无穷责任、无穷事业，当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否则，贪图安逸，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是“士”的耻辱，就不配当一个知识分子。《大学》在强调“修身齐家”的同时，紧接着便讲“治国平天下”，认为这两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废，所以儒家反对空谈，反对坐而论道，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易传》亦云：“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求人们去效仿天地运行的刚健风格，去直面现实，去改造自我和改造社会，而不畏任何艰难险阻；要求人们锲而不舍，知难而进，奋发进取，依靠主体的力量，通过主体的实践，完善自我，改进社会。

从中国历史来看，儒家文化所体现的务实倾向和刚健自强精神，对于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的爱国主义传统、追求真理的传统、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传统的形成，都起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这种种优良传统在今天显然并没有过时，仍有赖于我们进一步去发扬光大。我们有理由从儒家的力行主张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要做勇于实践的时代先锋。

结论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法制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乃至民族精神有着深远的影响，更与当今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德法治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时代主旋律一脉相承。与其说是传统文化契合了时代特点，不如说是时代发展借鉴了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说，开掘并宏扬这些文化传统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唱响时代主旋律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向春玲，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6):39-43

[2]李旭，中国圣贤人生丛书-孔子—执着人生[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

[3]江泽民文选[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洪丕谟，论语[M]，现代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管曙光，四书五经[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6]白本松，简明中国文学史稿[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

[7]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