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范文第1篇
［摘要］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多种多样，但生态危机所关注的焦点最终应集中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危机成为了人类自身范畴的问题。生态破坏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生态环境的走向，取决于人类整体在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之间所作出的集体决策，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在于共同富裕。
［关键词］经济哲学；生态；危机；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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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面意思上讲，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日常生活，甚至是学术研究中，这两个概念经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其结果就是在对生态危机根源探讨中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因而厘清生态破坏与生态危机的区别，是理解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找出其解决途径的重要前提。
生态破坏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当人类作为相对独立于自然的存在出现时，生态破坏就已经开始。自然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至少在人类出现的几百万年前到近代之前，从自动调节的角度看生态系统是基本平衡的。只有在人出现后，生态破坏才开始出现，是伴随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只有当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足以改变生态系统时，才会形成生态破坏。换言之，自然生态具有自我调节能力，而这种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之内，人类活动只能影响而不能破坏生态平衡，当人类的力量超过了这个限度并持续强大时，对自然的持续改造就可能使自然生态系统偏离原来的平衡状态，从而造成生态破坏。
虽然生态破坏是贬义词，但其与中性的生态改造、甚至褒义的生态改善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在原有的自我调节的生态平衡之上，增加了人类的行为，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当然，从平衡到失衡，再从失衡到再平衡，这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调整过程。喜欢这一动态平衡调整结果的，就称之为生态改善，厌恶这一调整结果的，就称之为生态破坏。
即便我们不考虑那些因人们态度的不同，而对其究竟是生态改善还是生态破坏而有所争论的情况，即使是显而易见的生态破坏，也并不必然地对人类有害。由于生态破坏的本质是人的行为参与了生态系统的动态调整，那么这种人的行为就应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符合人的意愿，并且对人是有利的。
例如一个湖泊的生态系统。人类如果只是钓鱼，那么就是在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限度之内，就没有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如果人类在湖中大规模养殖鱼类且超过了自然生态的调节能力，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原有的生物种群数量就会减少，甚至原有的一些鱼类就可能会灭绝。这种将物种丰富的湖泊变成物种单一的养鱼池是明显的生态破坏。但是这种生态破坏的行为却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来源，也使从事养殖的渔民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收入。
然而，如果不仅在湖中养鱼，还在岸边设立工厂，向湖中排放污水，那么，就有可能毒害水中生物，使大量物种消亡，或者使湖水产生富养化而出现蓝藻等的泛滥，湖水变质、变臭、无法饮用等。这就不仅是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而且使新的生态平衡难以建立，或者对人类的生存产生了威胁。这种生态破坏，就达到了生态危机的程度。
生态危机并非简单的生态破坏、生态失调、环境恶化，而是指由于人的活动所引起的以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秩序紊乱为表征的生态系统乃至整个生物圈的结构与功能严重失调，以至生命维持系统濒临瓦解，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
生态危机是严重的生态破坏，其严重性在两方面体现出与普通的生态破坏存在质的差异，从生态破坏到生态危机已经不仅仅是量变，二者已经有了质的不同。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一方面是新的生态平衡难以建立，因而生态系统处于长期的失衡状态，或言之，对生态的破坏是持续性的，也正是因为破坏的持续性，才导致了失衡的长期性。严重性的另一方面是生态危机对人类有害而且足以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像生态破坏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对人类有利。
那么，既然生态危机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什么人类还要持续性地破坏生态呢？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就可发现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在更深层次的本质差异。
生态破坏是人的行为参与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调节过程，因而，生态破坏需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人与自然的范畴。而生态危机要解决的是人类在意识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受到威胁的条件下，依然持续地破坏生态的问题。显然，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作出这样的非理性选择，而只能归罪于集体的谬误，是人与人在互动过程中，由于合作机制的失灵而产生的集体非理性决策。因此，生态危机所关注的焦点，应该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集中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危机成为了人类自身范畴的问题。
二、对现行生态危机理论的批判
现行与生态危机有关的理论，主要从技术、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三个方面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然而，这些理论，或混淆概念，或以偏概全，均尚未找出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面对生态危机，最早最直接的反应是将其归因于技术的进步。若无技术的进步，人类的力量不可能强大到破坏自然生态，形成生态危机的程度。在没有形成人类力量的自我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期望于技术的进一步进步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在当代仍然流行，例如期望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技术的绿色革命等实现环境生态的改善。
但是早在１００多年前，杰文斯就已经有力地批判了这种观点，其在《煤炭问题》［１］中论证说，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例如煤炭，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由于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反而扩大了对资源的需求。这后来被称为“杰文斯悖论”。杰文斯悖论在现代社会同样存在，例如电脑是可以节约纸张的，无纸化办公曾经是很多人的梦想，然而现实却是电脑方便了文档的修改和打印，反而大大增加了纸张的消耗。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杰文斯悖论的存在而否定节约资源消耗的技术进步的存在性，有些技术进步的确可以在更好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降低或减少资源的消耗。问题在于人类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某些节约资源的技术进步无法影响其他存在杰文斯悖论的技术进步，而只要这样的技术进步存在，就不可能通过技术进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实际上，技术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技术，提高技术固然就是提高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改造能力，也有可能在局部实现由生态破坏向生态改善的转变。但是在总体上，技术和属于人与人关系范畴的生态危机并无太大关系。对生态危机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技术。生态危机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对资源的投入产出关系，而在于人类在整体上形成对技术应用的理性决策。
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另一种认识是观念与文化。即认为只要改变了人们的错误认识与社会文化，生态危机就可以得到解决。当前不仅存在着“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绿色思维革命”等呼吁，在学术领域也有很多相关研究。例如罗马俱乐部创造人Ａ·佩切伊认为：“人类创造了技术圈，入侵生物圈，进行过多的榨取，从而破坏了人类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因此人类如果想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革命。［２］”再如国内的任永堂认为从文化与生态关系角度可以对文化的生态功能概括为：原始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无为型”文化；农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改造型”文化；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属于“生态掠夺型”文化。现时代应该建构“生态协调型”文化［３］。
诚然，最初的生态破坏的确有观念与文化上的问题，改变观念与文化的确有助于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在这一认识中产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有力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从根本上说，观念与文化决不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是简单地将集体理性混同于个体理性的认识，也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认识。首先，将生态危机归结为观念与文化无法解释在多元文化存在的当代社会，生态危机的全球普遍性。也无法解释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意识普遍觉醒的时代，环境污染和破坏只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落后国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并未得到解决的客观现实。其次，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的进步同样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伴随着人类力量的日益强大与生态破坏的日益加剧，对生态危机的恐惧必然产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形成普遍的环境保护意识。再次，普遍的绿色思维、尊重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与文化并不必然地形成可以导致生态危机逆转的人类行为。当然，没有这种观念与文化，生态危机只能无限恶化，但是这种观念与文化只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即便是普遍的绿色思维，也依然属于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在所有人都希望改善生态环境的条件下，缺少合理的决策机制，也未必能形成集体一致的改善生态环境的决策。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与将其归结为技术一样是犯了混淆生态破坏与生态危机概念的错误。
与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观念与文化类似，还有一种生态政治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生态危机离开政治的参与，不被组织在政治框架内，问题本身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因此需要把生态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这一观点促成了把生态危机问题纳入到全球战略规划、政府决策、法制法规、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等呼吁和努力。
从生态危机的解决离不开政治参与的角度，这一观点并无不妥，并且在现实中也促成了各国环境保护法律的颁行和国际环保的合作等。而且这一观点与之前的观点相比，没有混淆生态危机与生态破坏的概念，属于在人与人的关系范畴内的讨论。但是，如果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政治因素则显然忽视了生态危机自身发展的规律，依靠政治力量解决生态危机不仅在现实中难以完全实现，在逻辑上也陷入了外因决定论的窠臼。政府只是生态危机众多利益相关者中的一员，政治力量只是影响环境力量中的一种，而且政治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政治可以改善或恶化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也会影响政治力量的走向。而且，政治力量只是生态环境的利益相关者之一。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上，政治力量更多地是扮演着破坏生态环境的资源利用者与期望生态环境改善的民众之间的协调人的角色。抛开另外两种更重要的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而只谈政治力量，显然有失偏颇。
在全球范围，即便有《京都议定书》之类的国际环境保护公约，其对各国的约束显然不足。国际的政策协调需要各国利益导向的支撑，缺乏各国一致性的利益支撑，不仅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协议难以达成，已经达成的协议也难以落实。这也就不难理解《京都议定书》执行的意义和效果为何并不显著，而且即使《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各项目标能够实现，与稳定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仍相距甚远。在中国，１９８４年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此后先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环境法律，确定环境影响评价、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污染物总量控制等环境管理制度。然而中国的环境恶化依然难以扭转，最近的雾霾更引起了全球关注。究其原因，政治力量制定法律是一回事，而法律的贯彻实施则是另一回事。任何法律的实施都是人来完成的，因此法律只有符合利益相关人的诉求才会被认真地贯彻实施。显然，在破坏环境可以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条件下，环保的法律被认真贯彻实施是不可想象的。
说到底，生态危机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威胁到了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在从技术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之后，从经济层面寻求生态危机的根源成为当前最流行的研究方向。在这一方向的研究观点并不统一，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崇尚市场力量的观点认为包含生态环境的资本化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严厉地批判了资本化，认为资本逻辑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危机理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最核心组成部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使用的一种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他们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的互相作用中，认为正是资本、资本逻辑、资本制度导致了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理论从资本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资本的效用原则属性是把一切都变成有用的体系，这当然也包括把自然生态环境也当成有用的工具；资本的增殖原则属性则使资本对无限增殖的追求，导致资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利用是无限制无止境的。因此在资本逻辑下，生态危机成为一个必然的过程。生态危机理论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资本导致生态危机的过程。其中对技术使用方面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析与其他理论相比并无新意，而对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方面的分析则极大地深化了对生态危机本质的认识。高兹认为，在追求利润这一动机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因此，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把降低生产成本看得比生态平衡更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４］。阿格尔在给出异化消费概念“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５］”的同时，指出为解决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力图诱使人们把追求消费作为最大的需要和真正的满足。这种异化消费的无限扩大导致了对资源的无限索取，这是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更进一步，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会使其发展道路发生逆转的，就是说它不会改变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许多方面从短期看也是如此）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６］”
生态危机理论揭示了产生生态危机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而且由于其逻辑上的缺陷也使得其结论显得不切实际。首先，自然生态环境的有用性本身就应该可以限制生态危机的产生。既然资本将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那么生态破坏达到生态危机的程度，自然生态环境就丧失了其有用性，这同样不符合资本的本质属性。因此资本内在地存在着一种避免生态过度破坏到生态危机程度的自我限制机制。其次，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也不是主导一切的力量，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对资本逻辑的限制力量。政府、公众、社会团体，乃至法律、社会舆论都可以形成对资本破坏生态环境的限制。第三，资本逻辑并非惟一破坏生态环境的因素。资本逻辑只是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中的一种。实际上，只要存在着人类通过生产改造自然的过程，生态破坏甚至生态危机就有可能发生。玛雅文明、楼兰古国等等一些古代文明的陨落就是由于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系统崩溃［７］。第四，当代社会现实并未展现生态危机与资本制度之间的关系。生态危机并非只出现于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地，生态危机体现出与各国发达程度的高度相关：发达国家包括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生态环境都普遍较好，而发展中国家则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生态问题的形势都更为严峻。尤其是那些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国家或者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经济都正处于迅速腾飞的阶段。
支持市场化观点的理论来源于科斯定理。认为通过更彻底的市场化与资本化可以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泛化了科斯定理的使用。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了科斯定理，并用一个污染企业的例子加以说明。科斯定理认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清晰的产权可以达成市场的最优化结果。当然，生态问题并不是科斯研究的重点，其所谓的由产权界定而达成的市场化最优结果也并未包含生态环境的改善。在这方面科斯有明确的表述：“如果我们确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８］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与产权界定不清晰，从而导致对包含生态环境的社会成本的滥用，而只要界定清楚了排污权的归属，通过市场交易，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就必然由无约束的社会成本转化为有约束的私人成本，从而限制污染的排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正是在这一逻辑的基础上，一些环境学家与经济学家大力呼吁要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更加充分地把生态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以此来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其最著名的口号就是“把自然市场化、资本化”，“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
就这一逻辑本身而言，一些生态危机理论对其的批评并不成立。例如福斯特将市场化、资本化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逻辑，称为“建立在环境能够并应当成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这一信念基础之上的乌托邦神话”。市场体系具有自我调节机制是公认的事实，而科斯定理也展现了包含生态环境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运行机理。福斯特的批评过于武断。而其他大多数对市场化与资本化观点的批驳更停留于技术与价值层面，即认为技术上难以用货币量化生态环境的价值，或强调生态环境的道德价值远高于企业产品，或认为污染的扩散效应导致污染权的界定根本无法进行。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批评也禁不住推敲，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基础上，市场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生态环境的货币价值是不需要技术去量化的，而市场所形成的最终结果即便包括了对环境的破坏，其破坏程度也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通过市场所共同确定的，在道德上并无不妥。
实际上，通过市场化与资本化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的确过于理想化。例如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即便在理论上可行，在现实中也无法操作。更重要的是，产权界定清晰的市场虽然要比产权界定不清晰的市场更能约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是，这种市场约束的力量一定可以强大到避免生态危机的发生吗？对这一疑问，该观点并未能给出任何解释。
三、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在于共同富裕
生态破坏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虽然也存在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善，但是从总体上讲，人类改造自然是一个先生态破坏，再生态改善的过程。生态破坏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类行为参与生态系统动态平衡调节的必然过程。但生态破坏并不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生态环境的走向，取决于人类整体在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之间所作出的集体决策。
然而，一般来讲，破坏生态环境往往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否则不会有人愿意去破坏生态环境），而改善生态环境则往往会消耗经济资源（如果改善生态环境可以普遍地产生经济价值，生态危机就不会出现）。在现代社会，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几乎不会有人认为生态危机是无关紧要的，不会有人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在持续地破坏生态环境可以产生巨大经济价值的条件下，人类在整体上面临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选择时，却大多会形成非理性的集体决策，选择经济价值而放弃生态价值，最终导致生态危机。这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所在。而生态危机的现实存在，也反证了人类集体决策的非理性。
进一步分析这种集体决策非理性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人类集体决策机制中，缺乏对生态破坏的有力约束，因而无法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集体的理性决策。
在集体理性与如何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问题上，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以奥尔森为代表，他认为“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去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９］。唯一可以不受这一集体行动困境限制的情况是集团的规模足够小：小到即使单个成员购买全部的公共物品，也能使个人收益大于成本；小到“搭便车”行为可以被很容易地察觉并受到谴责。
另一种观点以帕特南为代表，他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要素是集体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而这种信任关系有利于集体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行为。正是因此，他认为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捷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资本”［１０］。
本文无意去分析这两种观点的分歧与对立，无论是规模的限制还是社会资本的制约，二者在逻辑实质上是一致的，即均认为只有建立了集团内部对个体行为的激励约束机制，才可能实现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一致性行为。这种逻辑在实质上与科斯定理的产权界定也是一致的。因此，上述理论都表明，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就不可能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集体的理性决策。
究其实质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缺乏有力的约束机制而导致的个体理性无法转化为集体理性的集体行动。然而，借助集体决策理论的分析逻辑虽然可以找到生态危机的根源，这些理论却并未给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以奥尔森为代表的集团规模限制、以帕特南为代表的社会资本、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界定等莫不如此。
首先，作为普遍性社会问题的生态危机，其利益相关者必然是大量的人群，因此奥尔森的对集体规模的限制并不适用。其次，按照社会资本的观点，社会资本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发展出民主政治，并由此解决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不一致的矛盾。但从历史与现实看各国生态危机的严重程度与其是否为民主政治并无相关关系。因此，虽然社会资本的发展的确有利于形成集体一致的行为，但还不足以形成阻止生态危机的足够约束。最后，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只是形成集体决策中对生态危机约束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产权界定有利于强化资本的自我约束机制，但是这种约束机制是不充分的，不足以形成对生态危机的足够约束。
资本的本质属性揭示了资本既会将自然生态环境作为有用的工具，也会在自然生态环境面临危机而变成无用甚至有害时转变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甚至改善。然而这一自我约束机制的前提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的资本化，即通过清晰的产权界定，将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为私人成本。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然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是避免生态危机的一个必要条件。
然而与社会资本类似，通过界定产权而进行更彻底的市场化与资本化虽然有利于集体一致性行为的产生，但同样其约束力度不足以阻止生态危机的产生。自然生态环境的资本化必然导自然生态环境价值的市场化，也即通俗意义上的排污权交易。也正是排污权的交易过程形成了对资本逻辑的外在约束。那么只有排污权的定价足够高，才可能阻止生态危机的发生（生态破坏与生态改善都可能同时存在）。而生态危机之所以会产生，就在于这种外在约束的无力。也正是这种外在约束的无力导致了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的个体理性无法形成一致性的集体理性，经济价值被过度重视，而自然生态环境价值则被过度忽视。因此，对排污权的定价偏低，才是导致资本逻辑的外在约束难以与内在约束共同发生作用，难以阻止产生生态危机的关键。
为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有必要对前述讨论作以梳理。生态危机的原因在于无法形成与个体理性相一致集体理性决策，而深层次根源则是集体决策机制中缺乏对生态危机足够有力的约束。
要解决生态危机，就要在实现个体理性的前提下实现集体理性。具体来说，第一就是要实现个体理性，即形成生态环境价值的普遍共识，这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第二就是要对生态环境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这是形成集体决策机制中约束机制的一个前提，这正在逐步地变为现实；第三就应该使排污权的市场定价足够高，这才能形成对生态危机的约束足够有力，这目前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有两个层次的集体决策：第一个层次是排污企业、被污染公众、政治力量与社会团体所形成的集体决策。其中对生态环境价值的宣传主要由社会团体完成，对生态环境的产权界定主要由政治力量进行，而排污权的价格则是在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的市场博弈中产生。第二个层次则是被污染公众的集体决策。这一层次集体决策与个体理性相一致的问题会随着国家法制、公共管理、社会团体的发展与产权界定的进行而自然得到解决。下面着重分析第一层次的集体决策。
在个体理性与产权界定得到解决的条件下，生态环境的市场化价格的扭曲成为第一个层次集体决策的关键。而定价的扭曲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扭曲导致的不同群体的价值诉求不同。产权的界定形成了人与人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但是财富的过大差距依然导致了人与人在事实意义上的不平等，从而导致了在价值诉求上的差异。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污染企业，其诉求完全是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只是在产权界定清晰的条件下作为成本计入经济价值。而作为博弈另一方的被污染公众，则同时具备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两种诉求，即一方面希望增加收入，这包括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排污权交易所得，另一方面也期望生态环境的改善。
生态环境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总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改变、就业机会的增加、工资与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等经济价值相关联。而生态危机则正是由于对经济价值的过度重视而导致的对生态环境无节制的破坏。形成自然生态环境的市场定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污染企业与每一个被污染公众分别协商定价，另一种是所有被污染公众形成一致性意见后与污染企业进行协商定价。无论哪种定价方式，都需要被污染公众具备强烈的生态环境诉求，即被污染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诉求必须要强于对经济利益的诉求，自然生态环境的定价才有可能达到阻止生态危机产生的价格水平。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首先要吃。生存权是人的第一诉求，只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其他需求才会得以突显。虽然舍生取义在个体行为上是可能的，在现实中也的确存在少数在经济条件不好时依然强烈要求保护生态环境的个人。但是对于人类群体，这种行为则是不可想象的。
资本外在约束机制中的被污染公众恰恰是人所形成的群体，因此在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经济利益必然成为被污染公众的首要诉求。即便在自然生态环境的产权被清晰界定的条件下，污染企业与被污染公众在财富上的过大差距也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价值与经济价值市场交换的扭曲。污染企业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污染的权力，生态危机难以避免。而只有在被污染公众的基本经济诉求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也即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前提下，被污染公众才会将生态价值置于经济价值之上，在生态环境的市场化定价中要求的价格才会足以阻止污染企业无节制的生态破坏，避免生态危机。而且在已经出现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也可以达成共同承担环境改善成本的集体一致性决策。
上述分析虽然是以资本逻辑对生态的破坏为例进行的，但是适用于任何人类的生产组织形式。因为只要存在着对自然改造的人类生产，就存在着生态被破坏地区的公众对生产过程的制约，这一诉求的强度取决于公众对生态环境诉求的强度，而这又进一步取决于公众的经济基础状况。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往往处于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因为只有在这一阶段，贫富差距才最为显著。而一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了贫富差距的缓解，被污染公众的财富积累使得其不再将经济利益作为其首要的诉求，生态环境就会得到改善。
这同样可以解释当前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正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过大，发展中国家才愿意接受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国际转移，才难以实现污染排放的减少。只有当发展中国家也实现了经济上的富裕，生态环境的改善才会成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导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才会得以避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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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黎君彭坤
生态经济范文第2篇
摘要：畜牧生态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前畜牧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将对我国畜牧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进行探讨。
关键词：畜牧；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1我国畜牧生态经济发展的形势
作为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畜牧生态经济的发展需要满足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不过在当前的畜牧生态经济发展的同时，只有很少的区域意识到了生态以及环保的重要性，当前生态经济发展缓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比如，缺乏科学的畜牧生态经济发展制度，养殖人员素质较低等，都会影响畜牧生态经济发展的进程。目前的畜牧生态经济完善程度较低，而且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了不断的提高畜牧生态经济发展的水平，需要对其有更多的重视，比如可以利用畜牧生态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科技相融合，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也可以保证经济效益[1]。
2我国畜牧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2.1政府需要给予大力的支持
在畜牧生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畜牧生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支持可以把控畜牧生态经济发展的科学监督和调控，而且需要结合畜牧生态经济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要制定科学的畜牧生态消费措施，并且要用合理的法律来保护畜牧经济市场的发展，在发展的同时，政府支持可以推动畜牧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给予更高的关注，可以提高起市场竞争力，重视畜牧产品的生产和加工等，为畜牧生态经济的发展可以提供有力的保障[2]。
2.2注意环境保护和卫生
在畜牧生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良好的环境条件有助于动物的健康成长，所以需要重视环境的作用，比如引进清洁生产的理念，并且要注意在动物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进行清洁生产，确保生态环境不被破坏，同时也要为动物提供足够空间的养殖场地，尽量减少畜禽污染，合理的空间安排能够为动物带来更好的环境，不过这一空间的设置也要保证合理，不可过大也不可过小，否则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此外，还要注意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动物饮水问题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避免水资源浪费，同时也要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为了更好的促进畜牧生态经济的发展，需要重视动物的福利，比如动物生长的环境以及动物的健康状况和精神状况等。动物福利一般有生理、卫生、心理福利等，而且要保障动物在较寒冷的环境下不会挨饿受冻，在炎热的环境下不会难以忍受。因此要求为动物提供符合科学标准的福利，不断的完善饲养方式以及环境的建设，保障动物的健康。
2.3进行合理的营养搭配
动物的饲料要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因此在调整动物饲料的过程中，最好可以结合科学的方法，并且添加一些无害的添加剂，减少畜禽排放物中的氮污染。因此在进行营养搭配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几点要求，第一要注意调配粮食的营养，营养的调节，主要是包含粮食营养调节以及能够调节消化系統的调节技术。第二，要使用特制的调控剂，注意根据饲料的情况进行合理的调配，然后注意环境的保护，使用环保的添加剂，制定调控秘方，并且要通过科学技术进行再一次的加工，还可以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提高饲料的使用价值，不过在使用添加剂的时候，拒绝使用抗生素类药物。第三，饲料的调配，需要分析传统饲养模式的弊端，在当前的条件下，要选择符合现代动物生长的饲养模式，比如采用分段饲养的方式，对不同禽类采用分开饲养的方式，都是符合环境保护的他要求，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饲料的浪费。如果将公和母进行分开饲养，则有利于养殖人员对动物进行针对性的营养调节。第四，要注意改变饲料的工序，比如采用粉碎等方式，能够更大的发挥饲料的营养价值，结合调查分析，饲料如果采用膨化的方式，营养价值会发生质的变化，如果是粉碎后的饲料，会帮助动物更好的消化[3]。
结论
随着动物的不断成长和发展，动物的产品也会质量越来越高，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的走向国际。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就要注意环境的优化、饲养模式的优化以及政策的扶持，畜牧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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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范文第3篇
摘 要：【目的/意义】以福建省东山县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问题，探索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坚持陆海兼顾、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在驱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路径，为促进海洋经济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提出具有参考性的建议。【方法/过程】通过构建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耦合协调模型，运用熵值法对东山县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得出东山县2015-2018年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变化趋势。【结果/结论】结果表明：东山县耦合度协调总体呈衰退趋势、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衰退，未建立长效运行机制;还存在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足、海洋环境的质量日趋下降、海洋科技水平有待提高、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培育海洋生态文明意识、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加大科学技术创新投入、优化海洋经济产业结构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耦合协调性;熵值法;海洋经济;生态经济保护
Key words： coupling coordination; entropy method; marine economy; ecological economic protection
海洋经济体系又被称作“蓝色经济”[1]，是由海洋社会、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系统三大部分构成的开放性的自組织经济发展体系。21世纪是人类发展海洋经济产业的重要节点，中国作为世界主要渔业国，海洋经济自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走向海洋是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要采取有效措施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将“走向海洋”上升到国家战略宏观层面[2]。鉴于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良好的海洋经济理应需要依赖于海洋生态的有力保护[3]。
然而，由于当前各种经济活动的加剧，海洋生态环境系统不断遭到破坏，海洋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态势。许多学者研究认为，环境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的关系目前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边，即海洋经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海洋环境却在不断恶化。我国在发展海洋经济时也存在着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过度开发以及不合理掠夺等问题，生态压力居高不下，因此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能否协调也引起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刘赐贵[4]认为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要充分尊重海洋的自然规律，以海洋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不断提升资源集约节约和综合利用效率，促进人与海洋的长期和谐共处，最终实现海洋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同春芬等[3]针对统筹海陆生产要素配置以实现海陆双栖共同开发这一观点指出，海洋低碳经济是一种突出的海洋生态文明，强调能源节约应与环境保护并行，强化实现资源可持续、环境友好、永续发展的新经济形态。魏婷等[5]指出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不仅具有经济效益，也具有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应全面提高海洋资源利用的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吕祥等[6]提出生态系统极易受损且自我修复能力弱，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重视海岛的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协调，是保障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综上所述，当前的研究多数为总体宏观的理论定性研究，微观角度的定量评价研究则较少，基于此，本研究以福建省东山县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计算法对东山县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进行测算，并根据实证结果结合我国海洋经济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海洋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建设性思路与参考性意见。
1 东山县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现状
福建省位居中国东南沿海，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海岸线总长约3300 km，拥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经济在福建山海协作的发展战略中占据着重要的一极。
东山县位于福建省的南部，隶属漳州市，是一个海岛县，由东山岛（东山岛俗称蝶岛，是东山县的主岛，面积220.18 km2，为福建省第二大岛）及其周边4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濒临东海与南海[7]，是连接厦门经济特区与汕头经济特区的重要海上门户。东山县作为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全国重要的出口海捕水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首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省级海洋产业示范园区（经济区水产品加工园），在福建省的海洋经济强省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
以建设环境优雅的生态旅游海岛和海洋经济强县为“两大战略目标”，东山县通过实施科技带动、项目带动、转型升级以及结构调整，近年来该县发展的海洋经济日趋呈现出强劲的成长态势。2018年东山县海洋捕捞产量130602 t，远洋渔业总产量34636 t;水产品加工总量544000 t，加工产值262.5亿元，水产品出口额79.9亿元;海水养殖面积7068 hm2，产量245804 t [8]。东山县海洋生态环境良好，根据近年来的海洋环境监测结果，其近岸海域水质达到《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第一类及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占近岸海域面积的比例为80.2%，水质状况总体良好;沉积物监测指标符合《海洋沉积物质量GB18668-2002》中的第一类标准;大部分区域养殖贝类监测指标符合《海洋生物质量GB18421-2001》中的第一类或第二类标准。
2 研究方法与研究数据
2.1 研究方法
耦合是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的衡量，耦合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定量地描述海洋生态保护与区域经济间的协同发展程度。但考虑到耦合度不能体现两个系统间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故选取耦合协调度来进行评价。东山县海洋生态保护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东山县生态文明建设情况，体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因此将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与海洋经济发展情况两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定义为耦合关系。
2.2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201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信息官网、中国海洋报官网，以及东山县统计局、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相关统计年鉴和对应年份的国民海洋渔业经济统计公报。
2.3 数据处理
2.3.1 数据标准化处理
鉴于不同数据指标的比较存在差异难以进行量纲，并考虑到其本身的原始单位不相同，形成较为直观的对比存在困难。为提高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两者综合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本文通过标准化处理去除量纲的影响，具体处理步骤如下[9]：
3.1.1 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
生态环境质量需要多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本研究基于可再现性、代表性和科学性原则，从海洋水质检测达标率、城镇污水处理率、排污口入海氮（磷）排放总量以及浮游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H[11] 4个方面综合评价海洋的生态环境质量情况，结合东山县生态保护现状和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采用熵值法生成东山县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指标说明如下，具体数值见表3。
（1）海洋水质检测达标率。海洋水质检测质量一般分为5个等级[5]，分别是清洁、较清洁、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7]。本指标的海洋水质达标率以《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为依据，根据海洋功能区达标率水平即东山县近岸海域海水水质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面积的比例对东山县海洋水质进行评价。
（2）排污口入海氮（磷）排放总量。大量氮（磷）元素会促使海水富营养化、造成海洋生態环境污染恶化，排污口入海氮（磷）排放总量是指氮（氨氮）、磷（总磷）年入海量的总和。
（3）浮游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H）。根据《海洋监测规范》（GB 17378.7）计算的浮游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H）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水体受污染的程度。一般而言，环境越健康，群落多样性指数越高，污染环境的群落多样性指数就越低。
（4）城镇污水处理率。城镇污水处理率是指在《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的一级标准下，对主要超标污染物如化学耗氧量、生化需氧量、总磷值和氨氮值等处理情况的量化评估值。
3.1.2 海洋经济发展评价指标
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则由海洋渔业产值、海洋水产品加工业产值以及海洋旅游业规模这3个能够较好地反映东山县海洋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构成[12]，指标说明如下，具体数值见表4。
（1）海洋渔业产值。海洋渔业产值指在海洋中开发和利用水域，通過采集捕捞与人工养殖各种有经济价值的水生动植物以取得水产品的总产值，反映了经济方面开发渔业资源的规模和产能。
（2）海洋水产品加工业产值。海洋水产品加工业产值指制造有经济价值的水生动植物的冷冻制品、干制品、熟制品等生产行业的总产值，衡量经济方面加工创造的附加值和生产力。
（3）海洋旅游业规模。海洋旅游业规模是指主要活动在滨海地区、海上、海底、海岛的旅游的总量，因而可以通过东山县旅游总收入来表示海洋旅游业规模，有助于评估东山县第三产业经济发展情况。
3.2 评价模型的测度
3.2.1 综合评价得分
基于以上分析，将表1中经熵值法处理的权重与无量纲后的各项指标数值代入综合评价模型Uq，可得东山县2015-2018年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与海洋经济发展情况评价体系，得分见表5。
由评价体系得分结果可知，2015-2018年间海洋生态环境质量U1总体呈降低趋势，海洋生态环境情况不容乐观，亟待采取相应措施使其与日趋增长的海洋经济发展情况协调配合。
3.2.2 耦合协调度
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2015-2018年东山县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与海洋经济发展情况耦合协调度关系，结果如表6所示。
4 结论与对策
4.1 结论
本研究选取东山县作为生态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的代表，对其生态环境与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性进行研究。
从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来看，东山县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整体趋于下降，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数由2015年的0.991下降至2018年的0.4760（表5）。虽然生态系统的4项指标中正向指标城镇污水处理率整体呈波动上升，反向指标排污口入海氮（磷）排放总量（mg/L）整体呈波动下降，但正向指标中海洋水质检测达标率变化不大，略有下降，浮游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H）持续下降，总体情况仍不容乐观，表明局部海域污染加重，生态系统较为脆弱。
从海洋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东山县海洋经济的3项指标除2018年海洋水产品加工业产值受当年的市场大环境因素影响下降外，均呈正增长的效果，表明东山县海洋经济开发总体进程加快。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来东山县加大对海洋生态环境的资金建设投入，建立渔港海漂垃圾示范点，海洋生态环境评价指数U1从0.4714上升至0.6952，表明东山县生态环境治理有所成效，加强了对海洋经济的承载作用。
从总体上看，东山县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和海洋经济发展情况两大系统存在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度总体呈衰退趋势（表6）。评价类型由2015年的严重失调衰退类经济滞后型发展到2016年的勉强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再到2017年的中度失调衰退类环境滞后型，虽然耦合互动关系向良好转变，但2018年则转变成严重失调衰退类环境滞后型，耦合协调水平提高存在瓶颈，生态环境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洋经济发展，表明东山县生态环境发展尚未建立长效运行机制。
分析其原因，具体如下。（1）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足。东山县公众的生态意识仍较薄弱，如在无居民海岛上采石、采砂、采伐林木、填海连岛等盲目开发海洋、不科学的用海行为导致新的海洋问题不断产生;环保统一监管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尚未真正形成，尤其是海岸带管理以及跨越行政区域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协同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14]，环境保护综合协调能力不强;环保资金投入不足，对生态环境保护能力薄弱，对环境监测和预警能力欠缺，环境综合治理和修复难度较大。（2）海洋环境的质量日趋下降。海岛生态环境脆弱，过度开发会给海岛生态和环境造成极大压力，目前，东山县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总体水平仍较低，综合效益不高，不同程度存在着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等现象。且随着东山县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污染形式更加多样化，陆源污染持续扩大;水产品深加工、玻璃等工业项目陆续投产以及不科学的种养殖方式，导致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增加，重点养殖水域水质受到污染[8];生产及生活中污水处理率较低，污染物减排压力加大，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3）海洋科技水平有待提高。2020年是福建省“十三五”海洋经济发展专项规划的最后一年，东山湾作为福建省六大海洋经济密集区之一，海洋科技如海水养殖生物遗传育种的核心技术、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和海水综合利用技术、海洋生态修复与海洋微生物处理污水等技术的开发应用整体水平与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均较低，科技对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贡献率仍不高[13]。海洋科技与环保生态方面的人才匮乏、科技力量薄弱、科技储备不足，亟须提高海洋科技水平，满足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保护的需要。（4）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东山县海洋经济产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产业结构中第一、二产业占比极高。传统的海水养殖业、海洋捕捞业、水产加工业在东山县经济发展中仍占主导地位，且该类产业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海洋旅游（休闲渔业）、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业、海洋（渔业）工程装备制造业及其他环境友好型新兴海洋产业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扶持并培育为海洋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4.2 对策
4.2.1 培育海洋生态文明意识，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
强化环境污染整治协同监督力度，积极开展海洋生态修复，恢复受损海洋生态系统功能;开展海洋生态环境监测预警，推进构建海洋生态安全格局，编制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和管控措施;全面开展海洋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相关活动，将海洋生态教育引入课堂，形成公众参与机制，带动公众积极地投身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14];政策资金支持向环境保护倾斜，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海洋生态保护建设，牢固树立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4.2.2 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有效改善海洋环境的质量
东山县应建立健全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并结合企业环境目标责任制、环境影响追责制度、排污许可证、海域使用证、限期治理制度[14]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全面长效地改善海洋环境。实现海洋污染有偿，加强陆海统筹管控，联合相关部门共同监管陆源污染物排海，督促企业污染减排设施的建设和规范运行，逐步提高企业污染减排的能力。
同时，进行不合理养殖清退工作、加强保护珊瑚礁保護区;进行海滩治理、海岸修复，推进海岸保护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建立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制定东山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限时定期管控，引导“示范区”建设;加快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加强海水养殖污染控制，加大污水处理厂建设，加强海上倾废排污管理和港湾海洋垃圾清理工作，逐步减少入海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有效改善海洋环境质量，海陆污染综合防治。
4.2.3 加大科学技术创新投入，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东山县应加大科技投入，实现科技成果和产业效益的高度对接，推进海洋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发展。如积极引进深水网箱等先进养殖技术、建立永久性的科研和种苗繁殖基地[15]，实现养殖创新;完善海陆空交通物流通道、依托冷链配送、低温保鲜技术，进一步加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的互联互通，打造贸易物流大通道;高效协同应用大数据监控、遥感技术等先进技术，进行科学研究管理和长效检测。
搭建科技创新交流平台、大力宣传具有海岛地方特色的优化服务平台，将科技成果与产业发展相联系。加强与省内外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交流与合作，为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保护培养、引进高技术人才，并根据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保护的需要提高濒海劳动者的素质，为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4.2.4 优化海洋经济产业结构，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立足东山县地理环境与资源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积极推广生态捕捞业、生态养殖业、生态加工业，并大力发展海洋生物资源利用、海洋能开发等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和促进滨海旅游业服务产业的发展。
渔业捕捞方面，遵循“保护近海、拓展外海、开发远洋”的原则，可持续开发海洋渔业资源，高效绿色开发，提升海洋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实现渔业捕捞可持续;水产养殖方面，通过承包、租赁、优惠贷款等方式鼓励和支持“企业+渔民”新型养殖模式的构建，将企业环境目标责任制和海洋生态补偿制相结合，实现生态养殖;水产加工方面，切实推进建设区域水产品交易中心和东海岸保税仓储物流中心建设，吸引集聚，做大做强海峡两岸（福建东山）水产品加工，并发展上中下游配套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产业群，强化产业协作，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高综合效益，实现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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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范文第4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重大举措，一体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我国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得到极大丰富，我国生态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加快建设生态强省的决定》，明确加快建设生态强省的重大意义、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立足吉林生态文明建设新形势、适应振兴发展新要求，是吉林推动绿色發展的重大举措。面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建设生态强省决策的提出，为推动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
一、推动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着力打造更高质量的生态经济发展体系是加快建设生态强省的重点任务之一。加快推动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对我省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战略意义。
推动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是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需要。一是要坚定不移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而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一条重要指标，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推动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势在必行。二是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实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是要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之上，所以构建生态经济发展体系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举措。三是要坚定不移肩负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吉林省是粮食大省，承担着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任务，要筑牢生态屏障，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就要加快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这既是吉林省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
推动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推动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就是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生产出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生态经济是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必然成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需求正逐渐由外在的压力转变为内生动力，推动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刻不容缓。
推动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判断。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必然也必须是绿色发展，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底色，生态经济发展体系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就是要培育高质量发展绿色增长点，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只有推动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才能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二、推动生态经济发展体系的基本原则
推动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必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首要原则，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生态发展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全面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是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只有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才能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需，创造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态体系建设环境;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加强顶层设计，才能严格制定程序，将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才能不断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只有坚持党的领导，科学制定规划，才能明确前进方向，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
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必须坚持绿色发展导向。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就是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构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生态服务业良性发展。构筑起清洁能源综合利用体系，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向市场输出绿色生产技术，充分发挥金融的绿色引导作用，强化以考核评估为保障的一系列措施，形成现代化的生态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就是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要在发展新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新发展格局，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必须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生态经济发展要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建立健全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覆盖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文明制度，建立起绿色创新、低碳发展等制度体系，完善生态公益诉讼制度，落实生态补偿制度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行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使生态经济发展有法可依。生态文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既要对国土空间规划利用的统筹、协调和管控，也要对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和排放进行制约。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自觉按照制度执行，要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同时，制度的有效实施，既依赖各行为主体的自觉遵守，也需要彼此间相互监督和约束。
三、我省推动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
我省建设生态经济发展体系，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要促进生态与产业发展的融合，不断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要促进生态与产业融合。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互利共生。产业生态化要求产业发展遵循自然生态发展规律，服从生态、服务生态、改善生态，通过改进生产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转变消费方式等途径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彻底改变產业发展对生态无度开采、浪费和破坏，改善环境质量，推动绿色发展。生态产业化要以生态资源为依托，推进生态产品产业化发展，在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同时，为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产业化的目的在于促进生态资源的良性发展。推动生态产业化发展，关键是要立足生态优势，更好发挥市场作用，持续促进生态和产业发展的融合，依据本地实际瞄准绿色产业发展方向，通过多种方式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促进生态优势转变成为经济优势。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的协同发展，重点应放在长远发展上，让生态环境蕴含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更加充分彰显出来，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
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要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态效率，才能减轻经济发展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依赖。新时代背景下，绿色技术创新已经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就是要依托市场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产业化，实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高质量发展的统筹兼顾。绿色创新体系的良性发展要充分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吸引创新主体和多元资本进入生态经济发展领域，通过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
生态经济发展体系建设要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形成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一是要转变思想观念，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二是要在消费方式、社会治理等方面进行变革，守住生态底线，协调好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有机统一;三是要发挥消费对市场的引领作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规避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促使全社会自觉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中来，引导人民绿色消费，倒逼企业绿色生产，培育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新时代吉林振兴正面临着东北振兴的政策机遇、新发展格局的融入机遇、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机遇、产业升级的趋势机遇，“十四五”时期是吉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是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实现突破、开辟新局的关键五年。只有紧紧抓住机遇，结合吉林省生态优势，打造生态经济发展体系，才能使吉林生态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走上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之路，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突破。
（作者：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决策咨询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雷 博
生态经济范文第5篇
陈熠星
摘要：低碳经济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生态文明的视野下探讨低碳经济的发展更有意义《而生态文明的本质是文明与自然生态相融合，当前地球自然生态条件下，学习和效法自然生态规律，发展绿色工业，并用于指导人类文明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道路，校园节能减排与生态文明建设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
关键字：产业生产化，生态文明，绿色工业化，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校园节能减排，校园生态文明建设
一、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
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马克思指出：“一切文明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上的。”也就是说，生产方式决定人类文明的演进。梳理人类文明的历史轨迹，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四个历史形态，生态文明正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迅猛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
(一)原始文明时期人们只能依赖自然
原始文明，也叫渔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形态，约在公元前200 万年到公元1 万年的石器时代。马克思指出“： 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在原始文明时代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是幼稚而混沌的，对自然的开发和支配能力极其有限，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人是自然界里的弱者，在极其“恐怖”可怕的自然界中寻找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人对自然物的图腾崇拜，就是对不可战胜的大自然的顶礼膜拜。
(二)农业文明时期人们开始改造自然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农业文明最早兴起于东方，大约在公元前1 万年到公元18 世纪。当时铁器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农业文明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占据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封建社会持续了近两千年，发展高度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公元500-1500 年的中国建立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与繁荣发达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一种依赖于天时地利资源的经济，在长期的农业经济发展中，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道法自然、敬天崇地的天人统一观。在农耕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和谐的。虽然人类也不断向自然索取，但在整个农耕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在总体上还没有超出自然界自我调节和再生的能力，自然的秩序没有发生紊乱，生态环境也没有失去平衡。
(三)工业文明时期人们极力征服自然
从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地印象。18 世纪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着人类步入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工业文明误导人类认为大自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应运用各门科学去发现、认识、研究以至征服它们，以期向它们无限索取来满足人类日益扩大的物欲。于是，人类大量地毫无顾忌地开采资源，排出有毒有害物质，以追求利润而不考虑后果和长远影响。在工业社会，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显著提高，人类活动范围已扩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并且不再局限于地球表层，已拓展到地球深部及外层空间，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并极大地提高了认识自然和改变自然的能力。当前大规模的、无序的人类活动已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结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对人类生存安全构成了极其严峻的挑战。
(四)生态文明时期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行为准则，建立健康有序的生态机制，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形态表现在物质、精神、政治等各个领域，体现人类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观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上世纪60 年代，人类开始关注生态危机。1972 年6 月5 日，第一次“世界人类环境大会”召开，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80 年代以来，人类开始寻找新的文明形态。1992 年，第二次“世界环境大会”召开，提出可持续发展观，对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反思与扬弃。尽管人类还生存在工业文明其间，但工业文明越来越走向绝路，生态文明已经以其巨大的魅力展现在世人面前。
二、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面对我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生态危机，扬弃工业文明，选择生态文明，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思想路线，也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一种必然。
(一)我国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
1.环境污染严重。环境状况总体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生态系统退化，由此带来自然灾害频发。中国人用30 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的发展之路，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高速惊人的发展，也被世界称为中国增长的奇迹。但是，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007 年，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合作完成《中国污染代价》研究结果令人震惊，该报告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所用的流行病学模型，发现中国每年约有75 万人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过早死亡。2009 年《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每年有250 亿立方水受污染。在全球20 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 个。
2.资源短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制约越来越凸显，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快速上升，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耕地逼近18 亿亩红线。《2011 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1993 年为6%，2012 年高达56.7%。石油储备不足30天，日本65 天，美国180 天。石油是国家战略资源，体现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我国石油进口大部分要通过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又被美国控制，也就是说，仅石油一项资源就严重影响国家安全。铁矿石对外依存度56.4%。20 年内，我国就剩6 种主要矿产能自给，绝大部分都不能自给。我国45 种矿产资源人均占有率不到世界平均值得50%，400 处主要矿区因资源枯竭面临关闭。下面是我国部分资源可使用的年限统计表。
到2020 年，我国45 种可开发的主要资源就剩下14 种，如煤、稀土、錂镁矿等。据专家推测，本世纪内地球基本上地下无矿可采了。
(二)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已经行不通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中国的工业化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人口最多的工业化，而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七国总人口也才7.2亿。西方七国是在工业化完成后才遇到污染等问题，而中国在起步阶段就受到环境因素掣肘。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50%，加上长期实行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使资源、能源消耗量巨大，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无节制地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生产方式，已经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制约，资源的匮乏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中国30 年的高速发展，已经付出了资源和环境的巨大代价，中国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发展是硬道理”，当代中国不但要发展，而且要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这样就决不能走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的老路。在世界资源与环境危机处在一触即发的时代背景下，两倍于发达国家人口总数的中国的崛起，不但面临着地球承载空间的挑战，而且还存在“挤车效应”导致与西方不断得出经济摩擦。环境与能源的容量，确实没有给中国登上工业化列车留下空间。据科学家测算，如果中国继续走西方式的高能耗、高消费工业化模式，将需要5.6 个地球能源。[2]
(三)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按照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人的需求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分为五类。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例如，人民群众对水、空气、食品、居住环境的要求都与以前不同了，要求水是干净的、空气是新鲜的、食品是洁净安全的、居住环境是优美宜居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与期待是应该的、合理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是最广大的人们群众，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十八大报告令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作为重大战略部署是非常正确的。同时，把生态质量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作为政府的公共服务，是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这必将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也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
纵观世界风云，中国共产党具有独特巨大的政治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具有无限的感召力。我们相信，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让我们始终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一定取得巨大成功，“美丽中国”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参考文献：
(1) 周生贤，积极建设生态文明，环境科学研究，第22卷第12期，2009年12月 (2)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环境保护 (3) 王国泽，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科学发展，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总第71期
生态经济范文第6篇
山丹讯，抢抓春季造林好时节，山丹县县林业局以项目兴县、富县为目标，争项目河西走廊地区以绿洲农业闻名天下，已有数千年历史。时至今日，农业依然是这片土地的骄傲。农业离不开水的浇灌，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的发展、气候的变暖、雪线的上升，水资源越来越少。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甘肃是我国沙尘暴的主要源地，而河西走廊是沙尘暴西线通过的必经路径，所以它是抵制我国沙尘暴的一个屏障，其生态建设对下游城市的影响非常大。可以形象地说，保卫河西，构建甘肃生态屏障之于国家的生态安全就是一面挡风的墙。而且甘肃河西的生态建设，不论是祁连山、石羊河还是张掖湿地，提出哪一个都是“国家级”的。如果河西走廊经济联合区能够实现，那么整个河西的生态建设都会走向全面拉网、互相借力的新的建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