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生态经济伦理是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内容之一，是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尊重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追求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未来生存的最佳抉择。文章试从藏族传统文化的视角探讨生态经济伦理及其藏族传统文化对此的贡献所在。
【关键词】生态经济伦理；藏族；传统文化
经济伦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探讨了我国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研究制度伦理的意义是为了更有效和合理地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减少甚或消除社会经济生活中可能出现或实际出现的利益矛盾冲突，从而更有效地维护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秩序，使之能够真正维持长久的稳定和效率。本文同时提出了目前我国制度伦理建设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制度 制度伦理
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变化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市场经济社会是高度制度化、理性化的社会，它的秩序基础更有赖于制度力量的整合，而非个体德性力量的发挥。制度伦理不仅与伦理道德的建设密切相关，而更为重要的是它关系到社会转型的核心———社会秩序重建的基础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改革表现为多层次多角度的社会转型.本质上分析,社会转型实际意味着社会的更替和社会的变迁,它既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实现结构性整体性转变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人类存在方式的现代化转变.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人们的道德观念也随之而出现了重大的变革.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运行诉诸制度化法制化和秩序化的需要,更加推动了伦理观念从个体伦理转向制度伦理的诉求.尤其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伴随着自由与秩序问题的凸现,制度及其伦理问题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关注的基本问题.更具体地说,研究和探讨市场经济提出的制度伦理课题,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全发展,对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对制度的伦理设计自古有之，我国古代儒家的规范社会方案就是对制度的伦理设计，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更是制度与伦理的高度结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创新迫切需要良好的伦理环境，制度和伦理的关系再次凸现。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作为一项崭新的经济制度，其伦理同样也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人们对该经济制度是否合理、道德、公正的伦理评价；另一方面又是经济制度本身所蕴含的伦理道德原则和价值取向。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制度伦理，既是人们对转型经济制度是否合理的道德评价，又是指在市场经济制度中所蕴含的伦理道德原则和价值取向。
何谓制度?社会学和经济学长期以来一直对其进行研究.有论者在综合两大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制度进行了界定:制度是直接或通过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而间接规制或约束人们行为的社会交往规则,因而制度具有伦理意义.关于制度伦理,大致说来,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制度化的道德规范,强调的是依靠制度力量来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第二层含义指的是体现在制度中的道德精神和道德理念,强调的是制度的道德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制度化不单是为了减低经济生产和交易的成本，或者是为了促进和保证经济生产和经济交易的效率增长，它同时也是为了更有效和合理地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减少甚或消除社会经济生活中可能出现或实际出现的利益矛盾冲突，从而更有效地维护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秩序，使之能够真正维持长久的稳定和效率。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制度伦理的研究之所以会迅速发展成为当代社会伦理研究的前沿课题，根本上缘于社会生活的制度化趋势不断强化。在现代西方，制度伦理的研究直接缘于上世纪70年代初社会规范伦理学的复归，具体地说，就是以罗尔斯为思想领袖的社会正义伦理研究的复兴。在这一理论重心的转移过程中，罗尔斯在1971年发表的《正义论》一书，的确具有“轴心式转折点”（哈贝马斯语）的地位。上世纪60年代前后的美国，正值社会政治生活陷入深刻危机、社会秩序严重失序的严峻时期，反越战、反种族歧视运动、以及随之而起的青年激进“左派”思潮等等，都使得美国面临着空前严峻的社会秩序重建任务。而当时的欧洲也并未幸免于类似的社会因境。以法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如发生于1968年的著名的“五月风暴”）直接危及整个社会政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时值今日，面临社会生活秩序建构课题的，已经不只是美国或欧洲这样一些西方国家，而是整个人类的生活世界。对于我们这个正处于社会改革开放前沿和社会现代化转型之关键时期的国度来说，这一课题无疑具有比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更为急迫和显要的时代性、重要性。日见强劲的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使得当代世界呈现空前复杂的发展态势。“冷战”时代的两极张力业已消失，原有的两极均衡秩序不复存在。虽然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和平与发展已然且依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主题，但失却张力均衡制约的世界秩序不是更趋于稳定，而是更趋于失衡和紊乱。民族矛盾、地区冲突、各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紧张、诸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化、组合和冲突等等，都在加剧而非减弱。这一切都使得当今世界的生活舞台更像是一个等待重新洗牌的牌局，有待秩序的重构。在我国，社会现代化的急速转型，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转换，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生活观念，因之使社会生活秩序的重建成为最为急迫优先的社会工作。
西方市场经济几百年的历史表明，即使在运行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有无法避免的市场失灵的时候，而相关的政府干预也有缺陷。为了弥补市场经济制度中伦理的上述不足之处，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化伦理是十分必要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不仅是经济人，同时也应该是道德人。制度伦理是个体道德发生发展的前提和道德境界提升的标的。它通过一系列具体的道德规范直接制约人们的行为，它因具有规范的明示性而成为市场中的一只“看得见的手”。制度伦理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而且它本身还为超越市场经济的道德发展奠定了现实的基础。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时期，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变革与创新都需要做出合理性的说明。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伦理的标志是什么?实质上,制度伦理就是关于制度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系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根本目的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历史进步的基本标志。制度的建立与选择、变革与创新是否与人的发展的根本目的——人本身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相一致或符合，就成为制度伦理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也是衡量制度是否合理的根本尺度。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也包含了对制度的伦理要求，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生活的社会公共化和制度化程度日趋强化。或者说，它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社会制度资源的供应。当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聚集于社会公共空间而非私人领域时，也就意味着现代生活的社会化或公共性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特征在于其公开、透明和秩序规范，而能够使其达于公开、透明和秩序规范的惟一有效方式，只能是社会生活的制度化。在政治伦理的意义上，制度即规范、即秩序。事实上，只要人们以社会公民的身份生活于社会公共空间，就会对社会产生秩序、安宁、关系和谐等方面的制度要求。因为只有合理良好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长久地保证他们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保证他们私人生活的安宁，保证他们免除暴力、恐怖、侵犯和伤害。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它能创造一个高效率的经济。但同时,市场经济体现出来的各种利益之间的竞争,势必带来经济上的不平等，利益关系和经济不平等加剧了伦理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建构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之上的伦理观念和伦理思想已明显不足以协调和整合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制度伦理建设涉及到的原则,目前来看,应该主要包括以下三条原则:
第一,公平、公正原则。罗尔斯认为社会公平是一个社会制度首要的价值，要通过公平原则来调节主要的制度，从全社会角度来处理这种出发点的不公平。其代表是罗尔斯自由主义公正理论，是想在自由和平等这两方面都做到公正。进一步说，公平包含以下含义:1.法律前人人平等，这是竞争规则的平等。2.机会均等。由于自然与历史原因形成人们对资源占有的不平等，通过国家的干预为每个人提供资源，让他们享有同等机会。3.分配公平，包括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每个人获得与自己投入有效资源相称的收入。4.结果公平，人们在最终消费的平等，也意味国家通过对收入的再分配向每个人提供等量的优质服务。综上所述，公平是一种有关社会成员之间按比例平等的分配的思想和制度，也包括该理想与制度的救济和保障制度。社会制度公正最终要落实到利益分配的公正上。所谓“利益分配的公正”就是在社会制度下，既要追求“共同富裕”，又不能搞“平均主义”；既要创造人人平等的机会，又要给弱势群体一定的社会补偿；既要承认社会差别，又要承认差别必须合理；既要体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又要体现合情合理相适应的社会公正精神。
第二,公平优先效率原则。从制度伦理上讲，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效率与公正。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说过,如果一个经济体系由于无效率和生产不足而不能满足人的根本需要或不能实现人的潜能，维护它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道德，至少是不人道的。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其资源配置、管理体制、运作体制一定是合理、公正的。同样，一个公正的社会，其资源一定能得到合理的配置，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得到极大的发挥。这就是说效率有助于公平的实现；反之公平有助于效率的提高。然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效率与公正没有很好协调，促进社会发展，相反其矛盾性比较突出。追求公平，效率就打折扣；追求效率，公平便有失公允。其结果势必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这就陷入“两难”的困境。
第三,平等原则。或者说“以自主为前提的平等原则”。平等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制度内设，因其对于市场经济能否正常运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又因其具有积极的伦理意义而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 但是，理想和美好东西的获得并非易事，它是需要有前提条件的，即市场经济制度伦理的平等性是与市场经济中经济利益主体是否获得真正的自主权联系在一起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主体经济，经济利益主体地位的确定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 一位参与市场竞争者，需要某种商品，他不是购买质优价廉者，而是买进了价高质劣者，且并非是上当受骗，这是为什么？原来是出于某种权势的压力或体制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市场参与者完全丧失了选择的权力而成为一种附庸。在这里，没有自主权的一方和交易的另一方并不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没有竞争公平可言，因而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显而易见，平等要以自主为前提，自主能给平等以必要保障，平等性的市场经济制度伦理特性与自主有着内在的联系。
在目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最有活力和效率的现代经济制度。其优越性和道德合理性就在于它能够在制度上保证各经济主体享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同时为各经济主体实现平等竞争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存在自主性、利益最大化冲动、自由竞争、平等交换、以人为本等观念。市场经济制度所坚持的分散化自主经营原则强化了各经济主体的自主性，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平等性原则唤起了人们对公正精神的渴求和有序竞争。制度伦理作为一种新型伦理,它是一种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的,与传统的以单向义务型关系为特征的修养论道德有质的区别.在由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和计划经济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转换之中,原来的生活方式的相对稳定与生活空间相对狭窄的情况,已让位于由社会生活空间的高度开放性和生活秩序的高度流动性造成的“陌生人社会”。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传统的以个人行为直接评价和约束对象的个人伦理,其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主导规范的地位就让位于以全体社会成员为评价和约束对象的,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的新型伦理,即制度伦理。这种非个体非情感化的制度伦理是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董建新:制度与制度文明[J].暨南学报(社科版),1998(1)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
[3](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纲、廖申白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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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伦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道德作为社会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具有整合、促进功能，社会学家从多个方面论述了道德在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对道德社会化却少有论述。主要从心理学角度探讨道德社会化的相关理论，如皮亚杰、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价值澄清理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埃里克森的心理发展论等等。
关键词：道德；道德社会化；理论范式
道德社会化理论的研究源于西方，道德作为社会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具有整合、促进功能，社会学家从多角度对此进行了阐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述了新教伦理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阐述，深刻揭示了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法国经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论述了道德在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团结方面的作用。社会学家虽然较早地认识并阐述了道德在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对于道德社会化本身却少有论述，关于道德社会化的基本过程和内在机制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其中主要有皮亚杰、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价值澄清理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埃里克森的心理发展论等等。
一、认知学派的道德社会化理论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把人们对道德规范的价值和意义的认知看作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他认为儿童的道德判断和智力并行发展，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表现不同的认知过程，即从低层次发展到高层次的过程。他通过研究儿童对打弹子游戏规则的认知发展过程，来研究儿童道德推理发展。他在1932年出版的《儿童道德判断》一书中，提出了儿童道德推理发展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律道德；第二阶段即自律阶段。皮亚杰的研究开启了一条从认知结构发展的角度探讨道德发展的途径，对后来的道德社会化研究有巨大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皮亚杰的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他把研究对象仅局限于少样本的男性少年，把女性排出局外，这些儿童的年龄在5～13岁，忽视了儿童以后的生命期道德判断的发展。其次，在研究中，他采用“临床访谈法”，访谈者向儿童提出问题，看他们怎样回答，这种方法主观性太强，且研究者往往无法采用相对统一的标准来衡量。
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以对道德社会化过程的研究而著称，他提出的道德社会化理论及他提出的道德教育模式为美国中小学教师所认同和接受。科尔伯格经过深入研究，概括出道德发展阶段论的特征，个体道德发展是向上的、按顺序进行的没有跳跃，虽然有时发展速度完全不一致，但是不会逆转，发展路径仍遵循这些阶段。科尔伯格在皮亚杰研究的基础上创立的“三水平六阶段学说”，不仅使道德发展阶段系统化、理论化，还把道德发展阶段推广到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方面，其理论的先进性是显而易见，该理论也激起了更多的研究和批评，并因此开拓了研究道德发展问题的新途径。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不完备的地方得到了他的同事莱斯特的重大修正和补充，他使用“复杂类型模式”代替科尔伯格的“简单阶段模式”，他用定义问题测验（DIT）的研究技术和四成架构的分析性模式，构建了他的道德判断阶段发展理论。通过他的研究发现，儿童道德发展不一定是一步一步前进的，往往在发展早期就出现了较高级的道德判断倾向，有些儿童同时存在好几个阶段的表现特征。可见科尔伯格的理论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加以修正。
二、价值澄清学派的道德社会化理论
价值澄清方法是西方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比较流行的一种道德社会化的方法。为适应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价值观念复杂多变的选择需要，60年代美国的路易斯·拉恩斯、梅里尔·西蒙等人提出了“教授价值观念的方法”。
价值澄清学派认为，人们处于充满相互冲突的价值观的社会中，而现实社会中根本就没有普遍公认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教师不能把价值观直接教给学生，而只能通过分析评价等方法，帮助学生形成适合本人的价值观体系。所以，价值澄清理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化的方法。这一方法的主要任务不是认同和传授“正确”的价值观，而是致力于帮助人们澄清自身的价值观，并把分析澄清价值观的过程，作为价值观评价认同的过程。
在价值澄清的道德社会化过程中一般强调四个关键因素：一是要以生活为中心，主要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二是要接受现实；三是要求进一步思考、反省，并做出多种选择；四是培养个人深思熟虑地进行自我指导的能力。另外，他们还设计了很多活动，如课堂讨论、投票、游戏等，目的是吸引学生，在一种轻松、开放、愉快的气氛中确立价值观；价值澄清模式在70年代后的美国一度流行，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然，它引来的批评也很多，特别是它的伦理相对主义在一个价值观本来就很混乱的社会里导致更大的混乱。所以到了80年代至90年代，美国人认为他们在“品格教育运动”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便是对价值澄清法的再澄清。
价值澄清的社会化方法不能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因此，有的理论学家就从另一个方面提出了价值分析模式即价值观的逻辑推理模式。在1971年美国国家社会研究委员会的第41号年报上，有人发表了《价值观教育：理论基础、策略与程序》，标志着价值观逻辑推理模式的产生。价值分析模式的最主要代表是加拿大的特罗尔德·库姆斯和美国的尔顿·缨克斯、詹姆斯·查德威克等。
库姆斯认为，把逻辑推理形式应用于道德价值判断形式之中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尤其适用于解决那些有大量事实而结论又可能非常不同的公共问题。他认为，不仅要让学生掌握价值标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掌握价值原则。他要求先确定公认的道德准则，以之为大前提，事实为小前提，再进行三段式推理。他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判断道德现象，而且对于形成良好的判断能力也很有意义。
价值分析模式的优点是它提供了一個循序渐进的分析模式。但是，学生们把道德的价值判断当作一种课堂上的学术练习，而在课外仍可以随心所欲。当学生在实际生活中面临价值选择上的疑难问题时，不可能在图表、卡片上寻求答案，因为价值逻辑推理模式缺少情感成分。
三、社会学习理论的道德社会化理论
人们的道德社会化一方面有社会教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通过自身社会实践活动学习内化的意义。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班杜拉与助手于1961年曾做过有关侵犯行为的实验，发现儿童在观察成人的示范行为时，非常易于模仿，儿童只是观察榜样的侵犯性行为，便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因此，班杜拉对观察学习的价值和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依据人们直接经验的所有学习活动，都可以通过对他人的行为及其结果的观察而习得；人们通过观察学习，就能迅速地掌握大量整合的行为模式，而不必依据尝试错误，不断修正错误，一点一滴地去获取复杂行为的方法；观察学习不仅可以使习得过程缩短，而且还可以避免由于直接尝试的失败带来的重大损失。
班杜拉根据自己的研究，把观察学习的社会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注意过程、保持过程、运动再现过程和动机作用过程。
班氏指出，为了能够依靠观察进行学习，人们需要注意榜样行为的重要特征，加以正确的知觉。人经常置身于大量示范的影响之下，但是从中深入观察什么，能够吸取什么，是由注意过程决定的，这是道德社会化的最初阶段。
学习者通过注意过程吸取了榜样的示范行为，通过保持过程，把榜样的示范行为象征化。观察学习的保持过程，主要依存于映像和言语两种表象系统并以表象形态保存在记忆中。运动再现过程是社会化模式的实现过程，动机作用过程是社会化模式的强化过程。
班氏把人的学习过程看成是个人的内在因素、行为和环境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决定的过程，并强调观察和模仿，强调代替过程、象征过程、自我调节过程的作用，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学习的特点，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价值。但这一理论对认知因素探讨不足，缺乏一定的实验依据。此外，对儿童各年龄阶段的特点也重视不够，把所有儿童的行为都视为一个模式，这是不妥的。
社会学习理论不同于道德认知理论从儿童道德判断发展方面来研究道德行为，而侧重于研究影响儿童道德行为的社会因素，可以说独树一帜。社会学习理论对榜样示范和观察学习的研究丰富了影响儿童道德行为形成因素的研究，这要求我们在道德教育中应重视环境影响，净化社会环境；要求师长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高尚的道德人格，这样才能感化学生，才能做学生的表率，才能为人師表；还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大众传媒对青少年品行形成影响的正负效应研究，努力发挥其正确效应，克服其负面效应。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社会学习理论的不足之处，如，不注意青少年道德认知发展水平和阶段研究，不注重年龄特征，基本上建立在实验室研究基础上，而缺乏对社会环境的多变量研究。
四、心理社会发展学派的道德社会化理论
心理社会发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爱立克·埃里克森。他将人的人格发展分为八个阶段，即著名的“人的八个阶段”学说，或“生命周期”学说，他以自我的发展为线索揭示了这一发展过程，并在其中阐述了自我统一性的形成过程。埃里克森指出人的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由八个阶段组成，这八个阶段遵循渐成原理，逐步发展，从而形成个人的品质和人格。每一个个体在生命的每一阶段都面临着并且必须协调一致的某些周期性基本问题或矛盾。对这些问题或矛盾的解决有积极办法和消极办法两种。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的八个阶段的危机以及用积极办法和消极办法解决而可能产生的相应人格品质见表1。
埃里克森指出，八个阶段中每一阶段主要危机得到积极解决，便会获得一种自我美德，同时为下阶段的发展奠定基础，提供好的前景与可能。如果八个阶段所有的危机都获得积极的解决，那么这个人就是幸福的，其人生就是和谐的，这个人也就获得了健全人格。
埃里克森的“人的八个阶段”学说，对我们进行道德教育，实现个体道德社会化具有重要启示，即一定要根据个体的个性心理发展阶段的可接受性进行道德教育，对处于不同阶段的个体，分层次进行教育，提高教育实效性。埃里克森关于第五阶段青春期中的同一性和角色混乱启示我们要密切关注人生命中最复杂、危机最多的青春期，搞好青春期教育，使青年平稳度过青春期，否则将后患无穷，给社会造成巨大压力。我们也应注意到埃里克森理论的不足之处，如，理论体系不够严密，理论探讨中思辨性多于科学性，衡量同一性的标准不一致，主要观点的阐述含混不清等。
西方学者关于道德社会化的理论很多，尽管一些理论还不尽成熟、完善、有失偏颇，但他们对道德发展理论的研究是较深入、系统的、逻辑性较强的，对我们进行道德社会化理论的研究，进行道德教育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首先，要充分认识道德社会化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高素质的合格人才。合格人才不仅要有“才”，更要有“德”，要德才兼备。其中“德”是基础是灵魂。培养的人才有社么样的道德素质，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我们应高度重视。而德才兼备人才的培养，高尚品德的获得离不开道德社会化的进行。只有通过道德社会化，才能使人们逐渐认识和接受道德规范，内化道德观念，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才能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崇尚的道德人格。所以，我们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来关注人们的道德教育，加强领导，健全法制，充分保证道德社会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其此，要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社会化的研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道德社会化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我国人民道德社会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源泉，但同时也为人们道德社会化的进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资产阶级腐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侵入，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道德社会化的进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社会化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照抄照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道德社会化问题的研究。通过挖掘我国传统道德社会化的理论资源，吸收借鉴国外道德社会化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以马克要主义理论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社会化理论体系。
最后，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道德社会化目标体系。道德社会化目标的建立，不仅可使道德社会化有明确的方向与评价标准，而且还起到激励作用，能振奋人的精神，提高人们行动的自觉性，增强道德社会化的实效性。确立道德社会化的目标对于卓有成效地实施道德社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国外道德社会化实践表明，正确的道德社会化目标，对于培养合格人才起着关键作用。为了提高道德社会化的实效性，我国也必须确立相应的目标系统。作为社会主义中国，道德社会化的目标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了完成这一目标，还需要一个完整的目标系统相配套。即在培养“四有”新人这一总目标下，制定出分层次、分阶段、有实效性、可操作性的目标系统，以保证总目标的顺利实现。
加强道德社会化理论的研究，提高道德社会化的水平，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道德社会化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余家权.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的启示[J].中国运程教育，1996（6）.
作者简介：弓丽娜（1980-），女，山东聊城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 马志娟）
经济伦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完整的新的发展观，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发掘科学发展观中的经济伦理思想，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关键词：经济伦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目前，中国已经被视为世界经济发动机（EconomicPowerhouse）之一，是继美、日、欧之后的第四大世界经济支柱［1］。然而，当人们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成果欢欣鼓舞的同时，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却日益凸显：伦理道德失范、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突出，等等。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状况，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中共和中国政府立足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提出的切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新的发展观，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
二、科学发展观与经济伦理思想
所谓经济伦理思想是指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调整人们利益关系，评价人们经济活动，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理论和观念。经济伦理思想自古有之，而经济伦理学则是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的诞生有效地整合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两大学科，为经济领域不断涌现的伦理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
三、科学发展观中的经济伦理思想
（一）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为基础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伦理的主体。科学发展观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第一，它充分肯定了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人，居于社会历史的主体地位。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校正了传统的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对GDP的盲目追求和对人的利益的漠视，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视人的社会主体地位及历史创造者的作用。第二，它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以往人们对人缺少人文关怀，对人本身的世界：如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生存等关注不够，不是以人为目的，而是否定人的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本”即根本、关键、核心，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人的价值核心地位。第三，它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P294)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它追求每个社会成员的平等发展、完整发展、和谐发展和自由发展。
我国古代由于儒家伦理主导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侧重于道德，人成为“道德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对物的依赖性，使人成为“经济人”。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当代西方国家把人当成科技的“奴隶”，又使一些人成为“工具人”。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人类社会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具有不同的主导价值取向，因而造成了人在发展价值取向上有不同侧重的发展趋向，进而造成了人发展的片面。科学发展观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它克服了道德人、经济人、工具人的局限，真正按照人的属性实现人的物质与精神、政治与道德、心理与生理、知识与能力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二）科学发展观凸显了“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经济伦理诉求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经济伦理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也是任何一种发展观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正如厉以宁所言：“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经济学伦理问题研究的重要课题。如果能把二者之间的关系讲清楚了，那么可以认为，经济学伦理问题的研究就前进了一大步。”［3］（P1）
公平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指的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和特定的人群中，被人们公认是最佳的，或者说与别的规则相比不得不选择它的，用于评价社会中的竞赛规则、交易规则和分配规则等合理与否的价值尺度。在经济伦理范畴中，公平是调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利益关系的杠杆，它作为一种适当的“变数”成为调节利益关系的伦理尺度。
公平观包括经济方面的公平、政治法律方面的公平和伦理方面的公平。其中，经济方面的公平在社会生活中起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机会的平等。机会平等是指社会成员在基本平等的条件和规则下，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就业机会和通过劳动平等地获取利益的机会，它否定除个人天赋和后天自身条件外的任何特权。第二，经济公平的核心内容是利益分配的平等。利益分配平等要求利益的初次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其它分配方式并存；利益的再次分配，要以防止贫富差距过大为目的，把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普遍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
效率是资源使用和配置过程中的投入产出比，即在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既定情况下，其产出产品越多，效率就越高，反之，效率就低。效率之所以被赋予伦理道德的意义，是因为：第一，过去纯粹从经济角度追求效率的活动，对人类本身产生了危害，如盲目开发和滥用自然资源，导致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对立，加速了人类的生存危机等。第二，人类生产活动所依赖的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如果不注意科学、合理的利用资源的效率，将会导致这种稀缺性不断加重。第三，效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它成为实现人类幸福的必要手段、途径和条件。没有效率，就无法实现人类的幸福，更谈不上促进人自身的发展。
我国在计划经济年代，在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实际上坚持的是“公平优先，忽视效率”的原则。国家直接控制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实行“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严重损害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事实证明，这种“公平优先，忽视效率”的原则既无法确保高效率，也无法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主张。但他同时指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并不允许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先富是为了帮助后富，最终的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4］（P23邓小平的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伦理思想。
但是，从实践来看，“兼顾公平”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城乡差距、东西部地区间的差距、贫富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据有关资料显示：1997-2003年7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695.9元，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年均增长速度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80年代中期的1.8:1，19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从人均GDP看，西部人均GDP从1998年的498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522美元，2002年比1998年增长33%。而同期东部人均GDP由1998年的1212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704美元，增长41%，这说明东西部地区人们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我国年收入超过2万元以上的人仅占人口总数的2.5%，年收入不足2000元的居民数超过了人口总数的50%。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小于0.2，处于收入分配绝对平均状态，199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86，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超过高收入国家同期0.328的平均水平，属明显偏高。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公众不满情绪滋生，并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与社会的稳定。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实践中，应该正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既要反对以牺牲效率来换取公平的做法，也要反对牺牲公平来换取效率的做法。公平与效率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要实现的效率是‘兼顾公平’，并以实现公平为目的的效率，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公平是以效率为基础的公平和有效率的公平。”［5］（P120）
积极倡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平观和效率观，不但是社会伦理道德发展的具体体现，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在“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上的认识的正确回归，并更加凸显了“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经济伦理诉求，蕴涵着使最大多数的人生活幸福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原则。
（三）科学发展观彻底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困扰
西方传统的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其思想实质是：把人看作宇宙的主宰和绝对支配者，一切从人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来处理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
人类中心主义发展到极端，必然形成以无限度、无休止攫取自然为前提，以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本质上是反自然的，必然导致人类无视自然界对人的优先性存在、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及各种原始的协调关系，完全根据人自身的需要、愿望去掠夺、索取自然界，最终导致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生态失衡，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困境。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由于受西方传统发展观的影响，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过分强调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对自然资源的必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第一，人口的急剧增长使自然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个多世纪以来，人口一直快速增长，人口压力愈来愈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平均每5年增长1亿人口。20世纪70年代开始，虽然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及增长的惯性作用，目前我国年均人口增长量仍十分庞大，全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3亿。与日益膨胀的人口相比，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却显现出先天的脆弱性。我国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也就是说，我国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由于人口增长与自然的承载能力不协调，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更为突出。第二，人均资源占有量贫乏和高能耗之间的矛盾突出。从资源总量来看，我国的总地质储量占世界第三位，但从人均占有量来看，我国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仅是美国的1/10，属于典型的资源匮乏国家。其中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量的1/4，人均耕地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6］2003年我国消耗的铁矿石和氧化铝约50%、铜约60%、原油约34%都要依靠进口，许多大宗消费的战略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相当高。2003年全年，我国消耗了占全球总量30%的原材料和能源，创造的GDP却只占到世界的4%。第三，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加剧。我国2000年的工业废气排放量是14万亿立方米，到2002年又增加了28%，达到18万亿立方米。我国因植被破坏，每年水土流失量达50亿吨，相当于每年在全国所有耕地上剥去10毫米的沃土。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7%。草原退化面积已经达到9/10，每年仍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全国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174万平方公里，每年仍以3400多平方公里扩展，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的一个明显目的是要构建一个全球性的伦理基础。同时，该报告认为人类的生存和健康依赖于把可持续发展成功地提升为一个全球性伦理。［7］在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它包含以下几层经济伦理内涵：第一，就空间方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用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共存共荣的生态自然观代替人是自然主宰的强权自然观，从而确立了人与自然平等相待的经济伦理关系。第二，就时间方面的现代与未来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观要求既考虑现在，更着眼于将来，确保子孙后代繁荣昌盛的经济伦理观。第三，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用理智战胜欲望，走节制型发展道路，确立新型的发展观。［78］（P76-78)
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彻底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困扰，体现了先进伦理文化的发展要求，蕴涵着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道德。它要求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限定在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
四、结束语
科学发展观构建了发展的理性精神与发展的伦理意蕴紧密联系、和谐统一的崭新发展理念。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来诠释科学发展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有助于实现社会、经济、环境和谐发展的最终发展目标。我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符合和体现经济伦理规范，并以其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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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伦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之后,企业伦理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得以逐渐完善和发展。企业要加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伦理管理,以“双赢”策略处理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这样对内可以赢得员工的忠诚,建立良好的员工关系;对外可以赢得公众支持、顾客满意、投资者青睐和供应者信任,从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企业伦理;利益相关者;伦理准则;价值取向
企业是在社会分工出现以后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组织,其参与了社会大生产中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的全过程,是经济实体和道德实体的结合体。企业的管理包括研发、物流、生产、销售、财务、人事、信息和政社关系管理等方面,但由于企业经营是一种合作活动,离不开所有者、员工、顾客、供应者、社区、政府、公众的合作与支持,甚至也离不开竞争者的存在,企业伦理正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企业伦理概述
“伦”是指人的关系,即人伦,“理”是指道德律令和原则,所以伦理是指人与人相处应遵守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按照施泰困曼教授的观点,道德是指一定的文化界域内占实际支配地位的现存规范,是伦理在实际中的规范,更多用于人,更含主观、主体、个体的意味;而伦理倾向于一种理论,是指对道德规范的严密方法性思考,是高于道德的哲学,具有客观、客体、社会、团体的意味。一般来说,道德与伦理可以看作同义词,表示的基本涵义是一样的。
企业伦理是指任何商业团体或机构以合法手段经营时应遵循的伦理规则,是企业在处理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企业与社会、企业与顾客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其基本任务是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基本准则主要有公平、公正、诚信、负责。“伦理经营”是一种极具时代特色的企业经营新理念和新趋势,是以人为本,以崇高的价值观为导向,以超越法律的自律精神,积极负责地、合乎伦理地开展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体现了产品营销、产品推销、市场营销和社会营销的演变过程。佩因在《公司道德:高绩效企业的基石》中指出:衡量企业业绩的最新标准就是有机整合了道德和财务两个维度的卓越标准,即企业在追求经济绩效时必须坚持以伦理价值观为指导。
伦理学是一门综合科学,其研究的内容涉及到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诸多范畴,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仁爱”、“重义”、“尚礼”、“贵和”和“诚信”就蕴涵着丰富的伦理经营思想源泉。企业伦理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管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关于企业伦理的研究也随着社会的发展,伦理道德研究的范畴和伦理管理的内容也在随之改变。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企业开始普遍接受对企业员工的“社会人”假设并改进诸多不合人性的管理方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等国企业开始对“社会公正”、“消费主义”等问题予以重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地球环境的恶化使企业对其“社会责任”问题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1974年11月在美国召开的第一届全美管理伦理学讨论会标志着企业管理伦理作为一名学科正式确立。20世纪90年代初期,弗里曼(Freeman)、布莱尔(Blair)、多纳德逊(Donaldson)、米切尔(Mitchell)、克拉克森(Clarkson)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使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逐渐开始引人注目,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70代起,美国、西欧、日本的一些先进的企业,就已经在组织内部建立起严格的伦理制度和监管制度,企业不再认为企业的竞争是赤裸裸的斗争,不再认为打垮对手就是赢得了自己。2001年11月,美国安然公司因做假帐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2002年,美国安达信倒闭、世通公司财务丑闻等一系列恶劣事件震撼了美国与全球业界。中国“第一蓝筹股”的ST银广夏,因伪造经营业绩、虚报财务报表而受到中国证监会的处罚。由此可以看出,企业伦理已成为全球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企业伦理的核心是利益相关者伦理管理
利益相关者最早出现于斯坦福研究中心(现称SRI)1963年内部备忘录中的一篇管理论文,最初被定义为“没有他们的支持,组织就不再存在的团体”,利益相关者最早包括股东、雇员、顾客、供应商和社团。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组织行为、决策、政策或目标的个人或团体,或是受组织行为、决策、政策或目标影响的个人或团体,他们或持有股票、有表决权,或者能够从企业的日常运行中获得既定的利益,这种关系通常是互惠互利的,即企业与个人和群体总是利益相关的,企业在运行中需要利用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或影响力。利益相关者分为初级和高级利益相关者,前者包括股东、员工、消费者、债权人、供应商、经销商和竞争者,后者包括社区、本国政府、外国政府、特殊利益团体、大众媒体、支持团体和大众。当代西方企业伦理学家把凡与企业产生利益关系,从而与企业发生双向影响的个人和团体,包括股东、雇员、顾客、供应商、零售商、社区及政府等,都视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在传统企业管理理论中,这些个人或团体都是从企业环境或外生变量的角度被定义的,因而多被排除在企业管理的视野之外。然而在现代西方企业管理理论中,这些个人和团体则被视为企业的构成要素或内生变量,被纳入企业管理的范围,即要求把企业与股东、顾客、社区和政府等关系,作为相互内在、双向互动的关系,纳入广义的企业管理范围。
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的观点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公司是什么,并且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思考公司应有的经营方式。1994年,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企业界领袖在瑞士通过的《CAUX圆桌会议企业商务原则》为企业经营提供了商业伦理的基本准则:即企业的经营活动应基于以“共生”和“人的尊严”为基点的伦理观念中,所谓“共生”是指为全人类的利益和幸福而共同生活,共同劳作,使相互合作、共存共荣与正当、公平的竞争两者并存;“人的尊严”则是指把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和真正价值作为终极目标。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社会责任,即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和环境的社会责任。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道德规范和准则践行的组织载体,“功利主义”和“道义论”并不是对立的,没有永恒的先后顺序。利益相关者的每一种权利对企业的决策和行动,都有可能产生支持或抵制,积极或消极的不同影响,这要求企业管理者必须承担起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义务,企业伦理已经成为企业利益相关者管理的核心。
首先,企业伦理是企业正确认识和处理它在社会上、市场上的角色、功能、责任、义务所不可缺少的,可以为企业正确处理它和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基本的理念、原则和方法,在企业和社会、环境之间建立一种融洽、和谐、协调发展的关系。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经营单位,它的经济功能是为社会为市场提供有益的商品和服务,但在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会对社会和生态环境产生各种影响,有些影响是消极的负面的,社会为了克服或忍受这种消极的负面的影响,常常要支付一定的社会成本,这就要企业对社会对环境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要求企业分清有益和有害、正当和不正当、合理和不合理的伦理道德界限,要求企业提供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供求,采取正当的而不是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合理的而不是不合理的利润和效益,要求企业正确处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三者之间的关系。现代企业在社会上、市场上的竞争已不仅是经济上的竞争,还是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上的竞争,是精神文化、伦理道德、文明程度上的竞争。一套建立在合理的伦理基础上的组织价值体系也是一种资产,它可以带来多种收益,这些收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组织功效、市场关系和社会地位(佩因,1999)。
其次,企业伦理是正确处理企业内部各种关系、化解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增加企业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所不可缺少的。现代企业在管理过程中首先会碰到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三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问题,这牵涉到如何认识和评价资本、劳动、管理在企业生存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牵涉到如何在分配过程中恰当地处理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同时,这三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贡献及相应的利益关系,并不是完全能够依据技术原则、经济原则精确地定量确定的,因此在处理这三者关系的时候,还不同程度地要依赖伦理道德原则,即在进行分配的时候,既要从技术原则、经济原则出发,根据三者的贡献去分配三者之所得,又要使三者所得的差距符合伦理道德上的公正合理的原则。物质利益原则是现代企业管理中重要的激励原则,因为人们进入企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一定的经济报酬和物质利益,同时还有各种社会的、精神文化的、伦理道德上的需要和追求,这就要求企业在管理中除了贯彻物质利益、经济报酬的原则之外,还要加强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企业伦理的建设和培育,使人们在企业劳动和工作中同时得到文化上、精神上、伦理道德上的满足、完善和发展。
第三,企业伦理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不可缺少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处理企业内外各种关系的原则、方式、方法的经常化、持久化、稳定化、制度化的体现,其根本特点就是“管理科学”。现代市场经济正越来越成为一种规范经济、信誉经济、文明经济、法制经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既要有经济上、技术上的根据,又要有伦理道德、社会文化上的根据,即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在经济上是有效率的,在技术上是科学的,在社会文化上是文明进步的,在伦理道德上是公正合理的。管理决策的伦理性,是同企业的管理制度、企业文化和社会伦理观念等方面紧密联系的,在管理伦理道德标准认识方面,有三种观点:功利观、权利观和公正观。现代市场上的企业家是讲法制、讲规矩、讲道德、讲文明的现代企业家形象,一个企业越是具有伦理道德水平,就越有可能在市场上和社会上赢得消费者和同行的信任和声誉,而企业的信用、声誉是一种无形的资本和潜在的市场,是企业发展中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从这个角度看,企业伦理建设虽然直接提高的是企业的伦理素质、伦理水平、伦理价值、伦理形象,但这种伦理素质、水平、价值、形象的提高却可以转化为企业的经济效益,转化为企业在经济上的利润和收入。
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看,可能有的策略有:赢/赢、赢/输、输/赢、输/输、赢/输或赢五种。斯蒂芬·R·柯维认为双赢(赢/赢)是惟一可行的方案。“从长远看,如果双方不能都赢,就会都输。这就是为什么在相互依赖的状态中双赢是惟一正确选择的理由。”从短期看,采取赢/输或赢/输或赢策略能获得好处,而从长期看则是下策,这是因为谁也不想输,看不到赢的输谁也不愿持续下去,输的一方自然就会脱离合作关系甚至会进行报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与利是一个多维的价值关系系统,义的内涵包括:公益为义、人道为义和公平为义;利的界定包括:私利为利、物用为利和效率为利。各具三元要素的义与利,构成义利关系的三重结构,即公益与私利、人道与物用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义利关系的三重结构体系,是一个相关的运动体系,在具有伦理二重性的市场经济中,义与利是能够和谐统一的。义利共存、共融和共生是义与利关系递进的三个阶段,处理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处理义与利的关系,这就要求企业从对社会的贡献出发寻找企业存在的理由,并根据企业性质、行业特点和竞争优势等选择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义利”价值观,至少作到:将企业的合法收入及时在股东、债权人和供应上之间合理分配;尊重员工;真正将消费者满意视为企业销售的最高目标;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保持与相关媒体的良好合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回报社会;维护生态环境,注重可持续发展。
对合乎伦理地对待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强生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詹姆斯·贝克做了精辟的论述:首先,我相信,与我们有重要合作关系的人对信任、诚实、正直和道德行为有深刻而强烈的需求;其次,我相信,企业应该努力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这种需求;最后,我相信,总体而言,那些最能始终不懈地坚持道德行为的企业比其他企业更能取得成功。衡量企业道德实力的八项指标是:顾客忠诚度、员工忠诚度、股东忠诚度、融资资信度、供销稳定度、同行联系度、摄取融洽度和社会美誉度,企业利益相关者伦理管理是企业提高道德实力的过程,衡量的具体标准是:
1.公众支持。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认为,只要对国家公众有益的事业,必定可久可大,而对国家公众无益的投机之利,必不久远。从道德层次看,“公”取代“私”上升到第一位的基础价值地位成为道德判断的价值标准,是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升华。价值合理性是近现代哲学凸显的重要范畴和命题,其主体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真、善、美和利”是行为指导的命题和向度,经济伦理就是规定经济活动的工具价值合理性和伦理价值合理性的结合与统一。企业作为国家的“公民”,2004年全球CEO论坛认为,其必须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必须履行对人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因此,为避免企业损害社会的利益而遭怨恨,就必须用道德来规范其谋利的行为,并确信其行为合乎社会公众的利益从而获得公众的支持。
2.顾客满意。卓越伦理体现在企业与顾客的关系上,就是真诚地为顾客着想。为顾客着想意味着站在顾客的立场上研究和设计产品,了解顾客需求、引导顾客需要、满足顾客需要。为顾客着想,就不会把提高质量仅仅看做是增加利润的手段,而是企业对顾客应尽的义务,才会自觉抵制利益的诱惑,不做假冒伪劣、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的事情,真正把质量当回事。为顾客着想,就不会漫天要价,而是通过想方设法降低成本,既给顾客带去实惠又给企业创造利润。为顾客着想,才会尊重顾客,真诚地为顾客服务,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员工也可以作为内部客户看待,就是要尊重员工,发挥其才能,根据贡献度满足其生理、心理和发展等方面的需要。
3.投资者青睐。投资者更愿意把资金投向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2001年7月10日,伦敦股票市场推出了“环境稳定、股东关系良好、支持人权”为指标的道德指数后,投向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的资金是以往的4倍。研究表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有更好的经营业绩和更多的投资回报。而投资者的青睐,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些企业的实力,促进其成长。如果投资者对公司采取“用手投票”而不是“用脚投票”,则说明企业的伦理管理是成功的。
4.供应者信任。供应者是企业生产链上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资金、原材料、零部件供应者事关企业兴衰,供应者一般愿意与信得过的企业打交道,因为与这些企业做生意,风险低,效率高。诚实守信、互利互惠是赢得信任的基础,作为一种回报,供应商愿意以比一般公司低的价格供应质量可靠的货源,并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银行对信誉好的企业也往往会放宽贷款条件,降低贷款利率。此外,经销商也愿意为这类企业提供畅通的销售渠道。
三、加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企业伦理管理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伦理管理,对内有利于使企业赢得员工的忠诚、拥有高素质的员工、建立良好的员工关系、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实行卓越领导;对外有利于赢得公众支持、顾客满意、投资者青睐和供应者的信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而这些无一不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这就要求企业以诚信为本,加强企业伦理管理,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1997年,合肥荣事达集团在北京公布的《荣事达企业竞争自律宣言》,其核心是提倡“和商”理念,即倡导相互遵循、平等竞争、诚信至上、文明经营、以义生利、以德兴企和严格自律等,是中国企业加强企业利益相关者伦理管理的典范。加强企业基于利益相关者伦理管理的主要途径有:
1.制定并执行企业伦理准则
伦理准则所规范的主要内容是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如员工、顾客、股东、政府、社区、社会大众等的责任关系,它同时包含公司的经营理念与道德理想,不仅是指导企业计划、决策和业绩评价的伦理罗盘,它还能够从组织伦理的角度指出企业预期的投资者、成员和业务伙伴,并通过一系列的奖惩、审核以及控制系统加以强化和执行。
在实践中,企业可以从三方面来思考制定伦理准则:(1)目标:组织的最终使命是什么?在逐步完成使命的过程中它的目标有哪些?怎样实现经济目标与伦理目标的统一?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探测组织存在的理由及其创造价值的方式。(2)原则:组织义务有哪些?其合理权利的范围是什么?其理念是什么?如何作到“义利相融”,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些问题旨在识别组织的义务、权利和价值观念。(3)对象:组织的主要支持者有哪些?他们的权利、要求合理权益是什么?
以金融业为例,金融在当代经济活动中被称为“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社会公众对银行的认识普遍是“嫌贫爱富,扶强不扶弱”,这一方面是社会对银行的误解,但也与一些银行受“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和“损人利己”伦理的影响而导致的伦理缺失有关。要使伦理准则要更具效力,必须把伦理准则作为全体员工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商业银行必须始终坚持科学的“义利观”,要求全体员工对股东负责、对客户负责、对社会负责,积极贯彻国家的宏观金融和产业政策,以“正当、协同、价值、沟通和创新”为原则开展和谐营销,从源头上杜绝“违规揽存、以贷谋私、客户欺诈和虚假披露”等行为,将企业伦理作为长期的资本投资,并在未来的经营活动中形成一种伦理优势,再将伦理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即将今天的收益转化为明天的所得。有些银行通过不断的摸索和实践,制订了伦理准则,包括指导思想、行为准则、服务规范等,教育引导员工并通过绩效管理约束员工既要考虑银行的利益,也要考虑客户的需求,更要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
2.由上层开始推动伦理建设
中国的企业大致分为三种类型,老板-宗法型、制度-契约型和事业-同志型,分别对应着宗族权威、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三种模式。建立良好的企业道德行为体系,首先要有一个道德的领导者(安德鲁斯,1989),作为成功的企业,应该是一个合乎高标准伦理的公司,高层领导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赋予企业的伦理准则以生命,建立一个支持伦理行为的环境,并在员工中灌输一种共同承担的责任感。组织领导率先示范是建立和维持组织伦理最重要的因素。领导要敢于承诺,敢于为自己所倡导的价值观念采取行动,同时当企业行为与道德义务存在冲突时,敢于以身作则,先思伦理,再行决策,并置伦理价值于决策的全过程。特别是要杜绝三种错误认识:一是认为企业是营利组织而非公益性慈善组织,其任务是生产分配交换物质财富和经济价值,因此无需讲究企业伦理;二是认为伦理上有问题的企业采取非伦理的目的和手段,也实现了企业利润的最大化的目标,因而无须讲伦理;三是认为,讲伦理道德会使企业增加投入减少收入,对企业来说得不偿失。张瑞敏在家电行业里以“挥大锤的企业家”著称,也正是这把大锤,使“精细化,零缺陷”变成海尔全体员工的心愿和行动,使海尔走向了世界。
伦理准则旨在阐明超越组织实际行为的一种渴望,它可能与驱动组织的体制和过程之间存在不一致性,同时,与传统较大公司的层阶制度相联系的信息传播和责任的分离也可能导致重大的义务缺口,因此,对组织结构和组织体制的设计给予充分的注重是加强企业管理伦理建设的必要措施。企业需要对下列体制给予特别注意:领导与监督、雇佣与提升、绩效评价与工资报酬、雇佣开发与教育、计划与目标设定、预算与资源分配、稽查与控制。近年来,西方一些公司创设公司伦理官员的职位或者任命伦理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讨论伦理问题,向企业全体成员传播沟通伦理准则,对可能出现的违反准则的行为进行检查,奖励遵守准则者,处罚违反准则者,不断审议和更新准则,有力地支持了企业管理伦理的建设。
3.加强员工企业伦理教育
“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企业伦理最终要靠具体的行为个体来完成。管理是对人管理,也是为人管理,人是手段,更是目的,管理对象已经由物转向人,人本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新模式,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中国银行特别注重员工企业伦理教育,提高员工对企业价值观的使命、态度、观念、思考方式等的认知度和认同感,培养员工对身边的人与物的敏感度,防止破坏性的道德沦丧。在伦理教育方面,必须根据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典型事件如2008年的“抗冰救灾、抗震救灾、北京奥运、毒奶粉”等,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活动,开展“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大讨论”活动,采用课堂讲授、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典型示范、环境熏陶等多种方法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加深他们对伦理意识和履行伦理规范的能力,从而改善自身行为,努力实现企业的伦理目标。这样,道德伦理风范不再是企业必须维持的一个负担,而是统治一个企业的精神风貌。
4.加强社会监督
企业作为社会的成员,对企业的监督应是一个全方位的监督,可以从法律监督和环境监督两个方面来实施。
(1)法律监督。法律手段作为国家的一种强制性手段,是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以法律监督为手段促进伦理建设,一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执行,可以提高伦理的权威性,使企业伦理其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原则。二是可以增强道德的规范性,通过法律条文将一些伦理要求条文化,制度化,做到有章可循,并使企业其行为规范化。三是可以强化道德的监督性。法律监督以强制为特征,是更严厉的治恶性手段,对各种非道德行为必定会起到震慑作用,强制性地为企业行为确定价值取向。如国家颁布的节能减排、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就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制要求。
(2)环境监督。环境监督是检验企业是否履行道德义务必不可少的手段。严格的环境监督则能够防患于未然,使企业弃恶性从善,加速道德风气的改善。环境监督包括三种方式:第一,传播监督,即大众传播媒体对企业善行的褒扬和恶性行的谴责,这种监督通过社会舆论效力,使善行者受到社会的尊重,恶性行者受到鄙视,从而提醒企业时时检查自己的行为。第二,人际监督。目前,企业的人际关系流动性与陌生性也相应增加,企业的竞争者、合作者、服务对象的范围越来越广,通过彼此监督或通过成立官方的、行业的或民间的行业协会监督,可以使企业的行为进一步符合道德规范,这样有利于企业间扩大交往,有效促进企业日常行为的改善,维护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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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建君
经济伦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舆论引导方式已不适应现代传播语境。从公共空间角度研究可以发现，谋求共识应成为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的支点。鉴于谋求共识是社会和谐与政治民主的需要，是对以社会生活成员的“相互承认”为前提的“主体间”思维方式的体现与张扬，也是尊重公众意愿、体现社会公平的有效方式，因而新时期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是一种明智选择。
关键词：舆论引导；共识；双向对称传播；“主体间”思维方式
收稿日期：2008-04-26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方式研究”(2006BXW002)
作者简介：张福平(1967～)，女，河南商丘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
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以及手机和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当今世界所呈现的开放性和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媒体的生产、发展空间与过去大不相同，政治化的传播状态已经逝去，通过舆论引导使社会思想一体化已不适宜。舆论引导如何适应新的形势，是我国思想宣传战线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方式研究”被列入2006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招标项目。从常规角度研究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方式的成果已有不少见诸报刊，但从公共空间角度切入以寻求舆论引导有效途径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笔者从2002年开始进行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相关研究，在陆续发表的系列研究成果中讨论了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品格与价值核心，并从政治发展、大众需求、文化建设等角度对开放条件下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现实意义进行了论述，指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其本质是以对话、互动、服务于公众的方式涉入公众的普通生活，以改善公众与媒体的关系，提高媒体对社会的动员能力，从而实现其引导舆论间接维护政治统治的目的。从与官民关系看，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其公共精神表现为对上负责但不迎合，相对独立但不同避主流，贴近下层但不从俗。社会公正是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之价值核心。从传播模式来考察，“双向对称传播”是公共空间视域中大众传播的精髓和本质体现，实现组织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组织与公众的“双赢”是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所追求的目标。从大众传媒在公共空间中的地位与作用来考察，大众传媒既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又是活跃公共空间的主要手段，它既影响公共空间的结构，又统领整个公共空间。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重要部分与手段，具有促进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培养民众的自主意识、责任意识和参政能力，加强政治认同、建设公民政治文化的功能，此外，它还是人们交流思想、观念、意识的重要场所。这一交流场所的优势在于：更为关注人本身，更有利于满足人们的交往需求、尊重需求与认同需求；鉴于其是着眼于让公众舆论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更有利于满足公众政治参与的需求；鉴于其更为关注人的生存与处境，更有利于公众增强社会联系，缓释精神压力。长期以来，我们在舆论引导工作中只是强调大众传媒的“喉舌”作用，而忽视、甚至看不到它是现代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公共空间，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革命党”思维模式依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随着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大众传媒仅作为“喉舌”显然已不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伴随，我们的宣传模式尤其是大众传媒的传统定位也必将发生重大变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众传媒于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之外，将更加注重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建设力量。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重要部分与手段有利于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先进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播。本文立足于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重要部分与手段的思想，反思传统舆论引导方法，提出将谋求共识作为当前舆论引导的支点，以期为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现实问题提供一种切实有效的方案。
一、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是社会和谐与政治民主的需要
“双向对称传播”是公共空间视域中大众传播的精髓和本质体现，实现组织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组织与公众的“双赢”是大众传媒所追求的目标：所谓“双向对称传播”，是指作为对称的双方，组织与公众互为传播的主体与客体，因而作为传播一方的公众的参与不可或缺；进而要实现组织与公众的“双赢”，谋求共识就成为必需。所以，公众参与、谋求共识是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的题中应有之义，公众参与是方式和手段，谋求共识则是着力点和归宿。
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就是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和文化消费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进一步开放意见市场，利用媒体营造公共领域，变“训导灌输式”舆论引导为“交流沟通式”舆论引导，沟通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找到上层意志与公众利益的交汇点，实现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两股舆论的合流，在充分尊重人们言论自由、允许各种不同观点和意见发表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引导，培养会思考、有理性的公众，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和民主素质。
所谓共识，其实质是一种民主的、理性的、合法的、合作的、共享的文化。任何一个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不可能是完全同质的社会，必定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群体或阶层。他们如果愿意共存于一个共同体，就必须合作地生活，对于不同意见，不是回避，而是在某种融通妥协的基础上寻找相对一致的意见，即“求同存异”。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收入分配政策及方式的调整，以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各社会阶层的人们，由于从事的职业不同、收入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等，他们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也会不同；不同利益主体围绕公共资源竞争而展开博弈所造成的社会分歧日益增多。在新时期比较复杂的社会环境下，面对多样化的生存格局、多样化的社会角色、多样化的利益群体，要想有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就要谋求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利益，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与协商，而不是对峙与纷争。也就是说，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要达到“和”的目标，就必须协调各种利益，综合不同意见，化解复杂矛盾。而这些都必须以尊重各种利益存在的合理性为前提，以求各层面都有利益表达的机会，在多变互动和利益博弈中达成共识，形成利益共同体，由此才能形成社会多元条件下的和谐共处。谋求共识不是局限于某一特定集团之内，而是致力于沟通不同地区、不同集团、不同阶层的关切，从而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汲取各方智慧的某种一致，它多是通过平等的对话、理智的讨论，最终达到消除争议、协调行动之目的。
在多数情况下，达成共识并不是达成意见的绝对一致，而是以民主、和睦、协作、共赢为宗旨，通过平等友好坦诚的对话、交流与协商，增加相互理解、信任与尊重，以便最大程度地达成一致；对不同的意见采取包容和开放的态度，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通过平等互利的合作，谋求各方最大的共同利益，达到“双赢”或“多赢”的目的；力求减少各方的分歧和不同，消除误解与成见，化解对立情绪，对双方暂时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则采取搁置争议、着眼未来的方针。
谋求共识可实现从单向度向交互性、非中心化转变，促成的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依赖共生关系。互惠与信任是谋求共识的核心追求。作为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本，互惠与信任是管理功能正常发挥以及整个社会良性运行不可缺少的润滑剂：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互惠与信任可以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联盟成员之间的互惠与信任可以使组织间的谈判顺利进行；组织之间的互惠与信任可以促进系统间的沟通交流。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是自由的、开放的和交互的，是多元的、宽容的，能够容纳异质性的行为和观念，有利于形成开放的精神气质、多元化的思想和民主的氛围，有利于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价值公平。在谋求共识的过程中，个人精神和个人理性得以彰显，在人与人的交流、沟通与互动中能激发彼此思想的火花，获得心灵的共鸣；可以使人们更方便地了解社会现实与社会热点，激起人们参与社会事件、解决社会问题的热情，从而使一种公共精神自然生成。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其寓意一是要畅通舆论表达渠道，二是要促进各方积极对话，三是培育共识，即通过为意见千差万别甚至彼此冲突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发言的空间，促进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为其搭建相互了解、谋求妥协的平台，促进有序竞争、有序参与，在平衡不同群体利益、统筹兼顾各方关切中促进公平正义，从而弥补政府所建立的正式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的不足，这显然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谋求共识的过程也是人们学习和体验民主的过程。在社会转型期，个体特征业已受到重视，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深化，人们对社会公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有效地引导公众学会独立自主地思考、诚实自信地表达，学会尊重其他社会成员、倾听不同的声音，是当今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传统上看，中国古代专制的政治文化统治与传播两千多年，使得民众养成了顺从与臣服的心态，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人们确实被教化了，由此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自治能力、反思能力亦逐渐弱化。这种传统社会固有的文化惯性至今仍有遗存。我们的民众曾经习惯于埋藏自己的真实诉求而按照某种“需要”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也习惯于为了某种“需要”而对别人的意见横加指责甚至肆意抹杀，这些都不是一个理性社会所推崇的。中国公民应当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下者、臣民或服从者的身份认同向平等个体、公民或主人公角色转变，从传统上对管理(决策)者的依赖、对公共生活的冷漠，转向公民自主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这种转变，有待于社会中每个成员公民意识的觉醒，有待于公民的自主精神、法制观念、参与意识的萌发，有待于管理理念的革新与相关部门角色的重新定位。而在谋求共识的过程中，大家通过平等交流，会感悟到国家法律的尊严、建设的艰辛、管理的繁杂和社会的多样，进而学会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各种存在的合理性，学会运用多元价值判断来看待事物，甚至学会从对立面分析问题，这就会很自然地增进对政府和有关方面的理解与配合；在交流激辩中会促进学习、提高素质——由于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反对强制性单向灌输，允许和鼓励公众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公共问题提出批评与合理性建议，进而在对自己的观点给予充足的论证并赢得人们广泛支持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相关政策，因而，在这一对不同观点的质询、批评、辩驳与论证的过程中，参与者不仅可以学习很多相关知识，而且也需要了解、学习和思考权利与义务、个人与群体、平等公正与互利合作等有关原则，这必然会丰富公众的知识素养，增强公众通过对话、沟通了解他人立场和影响他人观点的能力以及民主参与能力等整体素质，这无疑是一个促进人的发展的过程。
此外，民主意味着公共决策最终取决于多数意见。众所周知，民主的经典定义和本质特征是，公众广泛参与并由多数人决定问题。因此，在决策前就应当扩大公众参与，通过公共讨论，平衡有关各方，谋求社会共识，以取得最佳方案。多数意见之形成不仅要具有大致相同的利益基础，而且应当发生在公共讨论的空间中，公众要在谋求公共问题的解决中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共识不是强加于每个社会成员的，而是通过讨论交流形成的。这就意味着公民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对于公共问题之意见的讨论交流，不仅是平等的，而且是自由的，否则共识便是虚假的而不是真实的、基于强力的而不是基于自愿的。民主政治应当而且必须建立在自愿达成的真实共识的基础之上。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舆论的实质乃是“公意”，其诉求方向具有最大的公正性和正义性。有理性价值的、能够真正反映和协调全社会利益的舆论有赖于社会意见的充分交流、争论和磋商。民主的精神需要培育，民主的素质需要锻炼，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正是抓住了这个根本，是在谋求“公共的善”——使媒体成为一种催促发动人们追求幸福和自由的生存空问的平台：为人们提供表达对抗性和忠诚性的机会；成为操练民主的舞台，促使民主成为公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体现于良性互动的社会交往与生活设计之中。
二、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是对“主体间”思维方式的体现与张扬
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元化、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方兴未艾，它在带来文化开放、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生活面临诸多新的困境。面对当前多元的文化样式、多极的政治主张和多样的价值观共存的事实，人类在价值观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相对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倾向，其最大危险就在于否定普遍的正义法则和普遍的道德原则。这种状况使得舆论引导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传统的以“单向意见整合”为特征的舆论引导是建立在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主体性”思维方式之上的。在这种思维方式主导下，社会生活的普遍性规范基础是由某些特殊的“主体”决定的。这种“主体”是社会公共生活的普遍性规范的“立法者”和“奠基者”，它有权“对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做出仲裁与抉择，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由此出发，它进而对社会生活的理想状态和终极目的作出规定。现代社会的根本特点是“分化性”和“非同质性”，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呈现出相对独立性并追求其各自相对自主的规范。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理性的分化”，理性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其原初的统一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烈的
自主、多元的自我意识，因此现代社会已不存在统御一切的“统一”和“忠诚”，它已被分化为“多个参照系统”，而每一个参照系统都有它自己的理解方式和理性标准。在此情形下，任何试图从“单个主体”出发去谋求无条件的、绝对同一的普遍价值规范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另一方面，“主体性”不仅无法真正整合社会生活，成为其规范性标准的源泉，反而有可能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使社会生活系统陷于更加严重的冲突状态。这种冲突体现在社会生活中，“主体”不可能以一种真正平等的方式来对待别人，而只能把他人“客体化”与“对象化”，因此形成对他人的剥夺。在“主体性”哲学思维方式主导下的传统伦理学的普遍主义诉求，已经无法担当多元化时代人类生活的规范原则之重任，一种新的伦理学和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主体间”思维方式应运而生。
“主体问”思维方式以社会生活成员的“相互承认”为前提，它认为世界的本质不是单纯的“一”，而是“多”中之“一”，是认同矛盾性和差异性基础之上的“和而不同”。这种“共识”是建立在对个性和多元性的承认之L的，是通过自由对话、相互沟通来深化人们对生活的理解从而使人们对异于自身的个性和生活方式有更多宽容而达成的，并以此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与“联合”，从而创造一种愿意对话和倾听、相互辩论和理性说服的共同生活形式。在“共识”形成过程中，每一个人的视角、观点和利益都将得到平等的承认和尊重，同时，每一个参与者又能超越种族、阶级、阶层、职业、性别等中心主义的“自我”，实现“去中心化”，时刻向他人的观点保持开放，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他人的立场和观点，以一种宽容的气度，“包容一切边缘群体，并相互尊重”，在其中只有“潜在的参与者”，没有“绝对的陌生人”。任何人，不论他的出身、地位如何，都可以发表言论，没有人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人为地制造界限。言说者用话语的正义性和多元性制止极权的非正义性和强制性，并且自愿地承担与他者一起寻求真理的义务。与思维方式的转向相对应，如今的舆论引导再也不可能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立法者”，为所有人的生活和所有文化规定统一的样式，而只能以一种平等、开放、宽容的文化精神，在各文化主体(个体、群体、民族、国家和区域共同体)保持其基本文化立场的前提下，通过理性的商谈，达成某种“共识”，从而在这种每个成员既保持自己的个性又与他人的开放性相融合的关系中，形成合理的舆论方向，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
陈旧的制度与文化系统规定，在主客二分的架构中，主体永远是主动者，客体永远是被动者；主体永远是传播者，客体永远是接受者。二者的不平等与不对话，是先验地被确定好了的。“主体问”思维从根本上否定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那种因上下、长幼、贫富、尊卑之别而形成的不平等关系，而正是这种不平等关系使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单向传播和指令性的舆论引导失去其存在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主体间”思维与共识性引导是互为表里、合二为一的：“主体间”思维是“里”、是“因”，共识性引导是“表”、是“果”；理解“主体问”思维并把握其真谛，才能真正坚持以谋求共识为支点的开放条件下的舆论引导。人们熟知的哲学原理告诉我们，在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中，个性是共性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个性就不会有所谓的共性；共性是对个性的概括和抽象，是个性中最普遍、最一般的东西。“主体间”思维是诸多个体各自作为主体的思维，是原生的、独立的、生动的、内容极其丰富的个性思维，其中蕴涵着宝贵的创造性。显然，建立在“主体问”思维基础上的共识，是人们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极易为广大公众所接受。
三、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是尊重公众意愿、体现社会公平的有效方式
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还是立足于服从指令，是一个是否顺应“要求承认与尊重、呼唤公平正义”的世界潮流的大问题，谋求共识顺应了这一潮流。
首先，共识基于个体内心意愿表达，易于得到认同，产生自律，因而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更为有效。真正有效的舆论引导不是外在灌输的结果，而是人们源自内心认同而产生的自律，它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引导的自觉认同。得到人们认同的，必然是经过人们独立思考之后认为是合理的。因此，媒体若想使公众发自内心地、而不是被迫地接受舆论引导，就需要使其合理性得到理解和接受，进而内化为公众意志。传统的以“单向意见整合”为特征的舆论引导忽视了公众的能动性，没有认识到未经个体理解和认同的所谓舆论引导不可能奏效，因而使舆论引导变成了一个无视公众意愿与要求的单向灌输过程。事实上，只有当人们发现舆论引导中包含有保障、维护和促进自身发展要求的内涵时，才会更积极主动地支持和自觉自愿地接受舆论引导。通过平等对话而达成共识的舆论引导，正是反映和包含了群体中个体成员的愿望和要求，是个体成员实现自己合理意愿的保障，也就是在为实现个体成员的发展目标创造条件。这就使得舆论引导的方向与公众的内在要求相一致。所以它不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灌输过程，而是一个公众在对话与实践中不断交流与沟通，逐步形成共识、达成一致的过程。与传统的舆论引导不同的是，它并不强迫公众接受某种既有观点，而是鼓励大家根据自己的思考提出看法和意见，进而通过对话、讨论、质询、相互辩驳等方式来谋求达成对最具合理性的思想的认同与共识。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与传统舆论引导的另一点区别在于，这种通过对话所获得的共识并不被看作是一个最终的结论，而被看作是开放性的、可以修正的。随着人们实践经验的增长、认识水平的提高、利益要求的变化，可以对在原有认识基础上达成认同、但已经不符合现实需要的某些认识提出新的质疑，进而通过与相关各方的对话和讨论谋求修改与完善。
其次，传统的以“单向意见整合”为特征的灌输式舆论引导，多是在人们不理解、未认同的情况下强制人们接受某种信条。因忽视人的主体性，把公众看作被强制灌输和塑造的对象，不能公平地对待来自各方的诉求，不能把相互尊重、平等待人的原则贯彻其中，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缺乏文化上的吸引力与凝聚力，因而难以取得好的效果。而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则通过平等对话、共同探讨达成共识，体现了作为公共空间重要部分与手段的大众传媒之价值核心——社会公正。
公平正义已成为近代以来人类的基本信仰。它意味着人们有权公平地分享权利，而不是只有个别人握有颁布行为准则的特权，其他人只有服从的义务。按照公平正义原则，人们有权参与制定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为准则，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来自他人的要求。由此可见，公平正义原则较好地体现了客观要求与主观愿望相统一、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理想。据此，人们在制定行为准则的过程中，来自他人与群体的要求与来自个体内心的意愿都应得到充分的表达，从而使所制定的行为准则能够全面反映群体成员的利益要求，并成为实现这些利益要求的保障。为此必须在经常性的自由讨论中不断检查和发展对基本需要的共同认识，以公正地对待所有人的需要，而运用大众传媒这一公共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与协商，进而形成共识，正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一条重要途径。
总之，舆论引导的关键在于促进和鼓励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就必须反映个体成员公平合理的利益要求，并保障其实现，从而使人们积极支持、自觉接受。显然，与传统的舆论引导方式相比，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可取得好的引导效果，是现代社会应有的舆论引导方式。
[责任编辑 姬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