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路径范文第1篇
一、“运动型”治理的主要弊端
从本质上来看,尽管“运动型”治理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但它是一种“无规则可循或有规则不循的非常态化管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同政府的行为随意,政府的一些官员办事因人而异有一定的相关性”。这种以追求政绩为目的的短期投机行为在执行的过程中必定是多变的、脆弱的,并且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它的弊端显而易见。
首先,治标不治本。政府在“运动型”治理的框架下,往往对本地的禀赋实际关注不够,事先缺乏科学、系统的治理规划,盲目借鉴其他地区的治理经验,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理方式,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高昂的行政成本。如乡村的“农家书屋”工程在虽在基础设备设施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却出现图书、报刊内容陈旧,书籍的种类比较单一的现象,特别是贴近农民的农耕种植、养殖等方面的书籍较少。这种“运动式”的治理,往往在上级检查或主题活动的短暂热闹之后又重归于平静,无法满足乡民持续性需求最终不可避免的陷入“集中治理—快速成效—问题反弹”的循环中。
其次,违背法治原则。“运动型”治理临时性、运动性、反复性的特点与法治要求的稳定性、规范性、确定性恰恰相反。它用临时政策、口头指示代替长久生效的法律原则和制度规范,使得做出的决策却与预期的效果适得其反。以L镇中A村为例,它通过打造“乡村文化+旅游”模式,初衷是既能让当地特色乡村文化得到宣传又能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而实际上做出的方案和结果却不尽人意。特色的旅游村庄并没有特色,过度的商业化包装缺少的是深刻文化内涵,保护滞后的历史建筑群成为社会所诟病的痛点。这种缺乏制度和规则的治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府治理随意性。
再者,削弱政府的公信力。除了政府自身的绩效之外,历史文化等因素对其公信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如果这些因素有利于增强民主合法性,则民主政体的巩固对绩效,尤其是经济发展状况的依赖程度就会相应减少。然而根据从广东省扶贫办公室发布的《广东省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来看,部分地区在文化治理中对经济的侧重而轻视了文化的不平衡发展依然很明显,在报告中乡村振兴资金总额高达1055亿,但乡村振兴总资金中投入文化振兴却没有明确做出预算。这种依靠经济发展取得的政绩来获得民众的支持无疑加剧了政府合法性在经济方面的依赖性。而对文化治理的忽视采取某些应急之策的做法不得不让民众生疑:既然一治理就有效,为何平时不治理?
二、“可持续型”治理的内涵与逻辑
“可持续型”治理作为乡村文化治理创新的目标模式,是遵循一系列制度、规则的结果。它是一种服务乡村,服务乡民为主体治理方式,也是一种长效性的治理态度、治理思维和治理手段。它在逻辑上涵盖了长效治理、制度治理和多元治理等理念。它主张整合政府自上而下的权威力量和社会组织自下而上的集体精神,为乡村文化治理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它的具体逻辑体现有以下几方面。
(一)长效治理
乡村文化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能仅凭短期的眼下的治理来解决所有问题。“运动型”治理着重政府治理的收益,在产出既定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从而迅速打造“新农村示范片”,而能否获得长期效果则成为了未知数。“可持续型”治理在重视政府治理收益同时更重视治理质量,它是一个靠与乡民长期的互动来解决社会实际需求的过程,它是一个依靠全局性思考、战略性规划、持久性互动、系统性治理方式,最终实现向长效治理的转变。
(二)制度治理
在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政府作为治理的主体要改变以往带有强烈意志性的、口号式的、短期的方式,要运用稳定的、规范的、确定性高的制度规则,并以此作为文化治理重要手段和依据。“可持续型”治理体现了治理过程中制度性、规范性的逻辑,它让乡民更清楚地认识到政府治理措施中的依据从而增强了行动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制度保障的“可持续型”治理不仅可以有效地防止政府随意制定或改动治理措施,还能避免政府做出的决策与预期的目标相去甚远的情况出现。
(三)多元治理
现代治理理论认为,公共治理并不是政府的专利,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不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权威和制裁,公共秩序的建立是相互影响的行为者积极互动的结果。“可持续型”治理强调在治理过程中要多方参与,强调主体之间是相互协作的关系,追求共同的文化效益,弱化了过去政府和乡民之间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多元主体沟通协商的治理方式。
三、向“可持续型”乡村文化治理转变与机制创新
在轰轰烈烈的乡村振兴战略下,政府想实现文化治理效益的可持续性,就不得不思考传统的治理模式是否依然能在文化领域发挥能效的问题。如果想要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去回应乡民们的多元需求,则应该提高基层文化治理能力,推动其向“可持续型”治理模式转变。
(一)构建制度保障机制
文化治理要摆脱对传统模式的依赖,就必须构建制度保障机制。首先,确保政府治理的法治化和规范化,关键在于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规则,使政府在治理过程中有法可依,乡民在事后有法可究。用明文条例,严格地、合理地约束政府的权力、政府的规模、政府的行为等,从而保障乡民们的合法权益。其次,文化治理过程中必须要有详细的规划、科学的程以及明确的目标,应该杜绝出现随意和盲目制定政策的现象,防止出现与乡民意愿相悖的情况。再次,政策实行的过程中必须对外公开并保持透明度,自觉接受乡民的监督,这既可以提高乡民们对乡村事务的参与意识、监督意识,又能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营造出良性互动的治理氛围。
(二)构建多元参与治理机制
实现文化治理的多元参与,需要把治理方式从过去以控制、管理乡村为主体转变为以服务乡村、服务乡民为主体,并使其在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对接整合好外部的社会力量和内源式组织的优势,来弥补政府的缺陷;充分发挥乡民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乡民的主人翁意识。如此一来,传统的乡村文化,包括其自然风光、村落氛围、村规民约、传统工艺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乡民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审美观念、宗族观念、宗教信仰和集体理性,村干部的工作作风与个人风格,不是历史经验的随机产品,而是作为一个意义整体而联络在一起,并构成了一个可以理解的关系网络。在这个体系中,政府、乡民、公共组织中三者互相加强监督,在治理过程中物尽其用,各尽其职,共享文化治理成果,从而有效克服集体行动中“理性无知”和“搭便车”的问题。
(三)建立考核评价机制
“可持续型”治理的考核评价机制应该摒弃过去以追求绩效为目的短期投机行为,建立并完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采用定性考核与定量相结合、官方评价与民间评价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对乡村文化的治理绩效做出客观、全面的评价。让政府及时的意识到治理过程中的不足,精准对接乡民的实际需求。惠州市L镇的X村,通过多种形式的调查,设置文化需求意见箱,呼吁乡民集思广益,对该村的公共文化服务做出评价并提供建议。一方面精准对接乡民们的实际文化需求,另一方面以公众的满意程度作为出发点,提高了政策的合法性。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形成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治理体系,实现公共文化利益的最大化。
结束语:
在乡村振兴的大战略下,乡村需要振兴的不仅仅是经济,更重要的还有文化,乡村文化治理是建设乡村的关键一步。在这一过程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中,机械的将传统的治理模式运用到文化治理领域是导致文化治理不能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可持续型”治理自身蕴含的治理逻辑和多种治理机制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具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提示着当前政府需要加快向创新治理模式的转变,朝着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出发,将“可持续型”治理模式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从而更好地振兴乡村文化。
摘要：随着乡村振兴政策的推进,乡村文化的复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各地试图通过文化治理去改变乡村社会精神悬浮的状态。本研究以L镇为例,首先指出其存在着行政成本高、治理效果差、违背法治原则等“运动型”治理特点,进而从该地区文化治理遇到的难题出发,简述“可持续型”治理的内涵与逻辑关系,提出了从“运动型”治理模式向“可持续型”治理转变的对策。
关键词：乡村文化,“运动型”治理,“可持续型”治理,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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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路径范文第2篇
乡村旅游是一种以农民为经营主体、田园自然风光为基础、乡村民俗文化为精髓、城市居民为消费主体和服务目标的新兴休闲旅游形式。乡村旅游起源于1885年的法国,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规模发展, 乡村旅游在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西班牙、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我国乡村旅游始于20世纪80年代, 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扩张期和升级期四个时期, 且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业的一个重要部分, 得到了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2015年, 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到了发展乡村旅游。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 更是指明了乡村旅游六大发展方向和五大发展路径。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关于“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的要求。2018年12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 (2018年—2020年) 》, 提出加大对乡村旅游发展的配套政策支持。
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 利用农民的自有房屋盖起的早期民宿承载了旅游活动“食、住、行、游、购、娱”中的住宿任务。
二、民宿旅游方兴未艾
(一) 民宿的起源
世界范围内, 民宿随着观光旅游业的发展而兴起, 在欧美发达国家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民宿起源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 其英文名称“Bed&Breakfast” (即提供住宿及早餐之意) , 之后发展为当地的乡村旅馆。
在亚洲, 民宿一词源于日本的民办旅店 (Minshuku) , 是当时的日本政府为摆脱泡沫经济所引起的度假旅游危机, 开发农渔山村, 批准个人经营的一种都市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寄居于农家民宅的新型度假方式。日本及台湾等地区民宿产业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 也渐具规模, 并由此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民宿旅游文化, 成为地区及国家旅游产业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大陆的民宿起步较晚, 发展迅猛, 丽江、拉萨、阳朔、成都等地的民宿数量增长较快, 品质也很高。大陆民宿的范围较广, 种类很多。如以四川成都为代表的“农家乐”、以厦门鼓浪屿为代表的家庭旅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居旅馆等等。
(二) 民宿的类别
民宿不同于传统的饭店旅馆, 不一定有高级奢华的设施, 但一定能让顾客体验当地风情、感受民宿主人的热情与服务, 体验差异化的生活。根据所处地域不同, 民宿可分为城镇民宿和乡村民宿两种。地处城镇, 以城镇生活和文化特色为吸引物的民宿称之为城镇民宿;地处乡村及城市郊区, 以乡村风光为吸引物的民宿称之为乡村民宿。乡村民宿是对乡村现有的人文、自然、生态、农林等资源进行重新的整合, 通过对外开放闲置房屋的方式, 进行游憩活动。
(三) 乡村民宿的发展现状
乡村民宿作为乡村旅游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文化风情、慢生活体验, 为城市中快节奏生活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世外桃源”, 日益受到市场热捧, 发展势头迅猛。目前, 乡村民宿不仅是提供住宿功能, 房源类型也是丰富多样, 包括客栈、农家乐、度假村、渔家乐、乡村别墅、蒙古包、吊脚楼、窑洞、木屋等。调查显示, 2017年我国乡村旅游达25亿人次, 同比增长16%;旅游消费超过1.4万亿元, 同比增长27%;民宿消费规模达200亿元。而2018年乡村民宿订单量已经超过2017年全年的300%, 累计接待近两百万房客, 为乡村房东创收超过5亿元。乡村民宿入住的平均间夜为2.8天, 比总平均间夜要高出60%左右。出游人数多在2-5人, 多以情侣、亲子、家庭为单位出游。预计到2020年, 我国乡村民宿消费将达363亿元, 年均增长16%, 远高于同期国内旅游消费年均8%的预计增速。
然而, 乡村民宿在数量和利润急速增长的同时, 一些隐藏的问题仍然不容忽视。1、民宿间相互模仿, 同质化严重。不少民宿经营者不经过调研考察, 生搬硬套其他民宿的样式, 随意经营, 不仅扰乱了市场, 自身也面临倒闭歇业。有些地区虽然认识到民宿的意义, 按照统一的模版集体建民宿, 缺乏个性和特色。2、对当地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有的民宿在建设时为了自身的便利, 对乡村原有的树木山石乱挖乱砍, 生活污水和垃圾随意排放, 甚至游客的作息习惯影响到当地村民的生活秩序。3、盲目追求高大上。一些民宿主人不理解民宿的本质, 认为砸钱就可以能吸引顾客, 不仅把民宿做成了酒店, 还一味地向高端豪华靠拢, 在硬件上做足了文章, 这样的民宿违背了乡村的本性。
三、乡村民宿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需要
(一) 民宿因乡村而起, 乡村因民宿而活
纵观世界各地的民宿, 大多诞生于乡村。英国的B&B诞生于英国西南部与中部人口稀疏的农家, 是一种传统的家庭式招待, 民宿的主人会带着游客采收农产品、喂食牛羊、探索乡村的奥秘。调查显示, 英国80%民众每年至少到农村旅游一次, 其中40%的旅客选择民宿。法国的第一家民宿诞生于1951年的农村。日本的民宿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农场旅舍, 农业体验是其主要的卖点和特色。以上各国的民宿兴起都有共同点, 即将空置房间共游客使用, 一方面让游客体验当地生活, 一方面增加农家收入, 使乡村经济得以发展。
莫干山地区是我国最早的民宿产业发展聚集地之一, 自从鼓励投资者对老旧房屋修旧如旧的改造后, 吸引了不少中外投资者。民宿的兴旺发展不仅让莫干山换了新颜, 同时拉动了百姓的农副产品收入。
浙江松阳县西坑村也是一座因民宿而活起来的小山村, 起初的村庄只有青山绿水, 村里人很少, 外来人更少, 要想住下来很难。民宿的发展让村民受益很多, 房屋的施工改造可以由村民完成, 村民也可以自己创业经营民宿。民宿不仅仅是解决了游客的住宿, 更是作为旅游吸引物带动了当地的餐饮、观光、风情体验、土特产等旅游产品的销售, 真正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二) 国家政策的要求
随着2015—2018年国家多项政策文件对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指示, 乡村旅游已成为居民日渐常态化的消遣方式, 已经成为居民周末休闲的主要选择。乡村旅游步入“始于农家乐, 进而民宿游”的状态, 据预测未来中国乡村旅游热还将持续10年左右, 2025年将达到近30亿人次。
与此同时, 2015年11月, 国务院发布文件首次提出积极发展客栈民宿。2016年1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大力发展特色民宿。2016年出台的《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 强调个人闲置资源有效利用, 倡导民宿有序出租。2017年2月, 《旅游绿皮书:2016-2017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中提出, 推行民宿行业许可经营制度, 建立统一的民宿审批与监管机制。8月,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发布了《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行业标准, 推动了民宿标准化和规范化发展。2018年10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 (2018-2020年) 》, 提出要提升民宿开发水平。12月, 《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充分利用农村土地、闲置宅基地、闲置农房等资源, 开发建设乡村民宿。政策的出台充分证明了民宿的发展对乡村旅游、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民宿从乡村旅游的衍生物升级为乡村旅游的吸引物, 成为融合农村一二三产业的重要抓手。
四、乡村民宿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对策
(一) 加强政府统一规划
各级政府应把民宿发展纳入政府乡村旅游发展规划, 明确重点发展区域, 形成目标明确、布局合理、定位科学、特色鲜明、错位发展的民宿发展规划。在一个地区内, 丰富乡村旅游吃、住、行、游、购、娱等诸多环节, 做好当地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的建设, 以促进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要注重适度开发, 针对地区特点, 各地政府出台相应的规范和标准, 引导民宿的有序良性竞争, 促进民宿集群发展, 避免商业气息过浓导致乡土味流失, 丧失乡村民宿应有的优势。
(二) 多方面引进人才
早期因情怀而建民宿的时代已经过去, 民宿的发展需要专业的建造、专业的装修、专业的管理以及专业的服务等做支撑。专业化需要由专业人才。各地政府可以向当地及周边的高校寻求帮助, 吸收高学历的年轻人用专业知识帮助乡村的建设;同时鼓励当地村民参与民宿开发, 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 一方面聘请专家对当地有条件的村民进行乡村建设的系统培训, 提升其知识水平;另一方面, 派送优秀的人员到有经验的地区进行调查学习, 以期将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有效结合, 适应当地乡村的发展。
(三) 深度挖掘当地文化
民宿是乡村旅游的重要载体, 游客更看重的是乡村的气息, 乡村的民风民俗甚至是生活方式。要重视古村落活态传承, 发掘当地的民俗节日、民间故事, 促进当地历史人文、自然景观和生态特色的融合。民宿应区别于标准化酒店, 民宿需要个性化, 将文化融入到民宿, 使每一处民宿都有内涵有故事, 体现品味特色、环境特色、设计特色、文化特色、服务特色。
(四) 服务农村农民
乡村民宿建在乡村, 就必须适应乡村, 得到乡村老百姓的配合。让村民了解民宿的规划, 在民宿选址、设计风格确定等方面征求当地村民的建议, 发挥村民的主人翁意识, 使他们自觉参与到乡村的建设中, 拉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 促进当地经济。另外, 游客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促进了城乡融合。只有与当地人共生共建共存, 才能获得村民的信任和支持, 从而实现共好。良性的循环才能促进乡村民宿的可持续发展, 带动乡村旅游经济的提升。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不满足于传统的休闲观光旅游。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业的一种形式越来越受到大众的青睐, 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同时, 能提供乡村住宿, 展现乡村民俗文化特色的乡村民宿也随之欣欣向荣, 但是两者间还存在一定的矛盾。本文分析了乡村旅游及乡村民宿之间的关系, 提出乡村旅游和乡村民宿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和解决对策。
关键词：乡村旅游,乡村民宿,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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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路径范文第3篇
一、商丘市乡村绿色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绿色环保方面
随着商丘市村庄净化工程的实施,大多乡村虽设置了垃圾桶、池等垃圾收集设施,但缺乏维护,加之长期使用损耗严重已丧失使用价值;村民垃圾和废弃物乱堆乱放的习惯,使环境继续遭受污染。大多村庄的生活污水仍直接排向地表、沟、河里,尤其是偏远、贫困乡村,其生活燃料主要为木材、秸秆、煤等,造成当地环境污染。此外,部分村民不了解上述行为对环境的危害,甚至对破坏环境的行为持无所谓态度,乡村居民的环保意识有待提高。
(二)绿色生产方面
目前,商丘市大部分地区耕地尚未实现大规模流转,生产技术低,生产方式较落后,再加上缺少新型职业农民,且农民文化水平整体偏低,农业生产过程中仍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地膜等来保证农作物生长和高产,这对当地绿色生产带来负面影响。
商丘市的乡镇企业多数规模小,实力弱,资金缺乏,生产技术较落后,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对生产所产生的“三废”污染物缺乏科学处理,造成乡村环境污染严重。
(三)绿色消费方面
商丘市不断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创造科学合理消费大环境。但为保证绿色产品的安全、健康,生产的各环节都会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其生产成本和价格较高。而村民对绿色产品认识不足,且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有限,不倾向选择。且大多村民购物时不在意商品包装的环保性,塑料袋使用较多且利用率低,村民的绿色消费观念亟待增强。
(四)绿色开发方面
目前商丘市乡村公共基础设施较之前有很大改善,但由于资金投入、后续管理不到位等,供排水设施、饮用水净化、道路修整、垃圾处理等方面尚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教育、医疗条件较差,缺乏高素质人才,不能满足乡村需求;许多乡村缺乏文化设施和休闲娱乐场所,村民的生活质量和乡村文明建设有待加强。
商丘市的乡镇企业大多属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的多是生产生活用品,技术含量较低,对农产品缺乏深加工,且许多特色资源尚未形成自己的品牌走向更大市场。商丘市各乡镇大多没有自己的旅游景点,只有部分地区已开发、正在开发或打算开发景点,现有的各景点间距离较远、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完善,吸引力不够。
二、商丘市乡村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
为建设商丘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在其乡村绿色发展进程中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提高绿色发展意识
商丘市各部门可通过立标语、挂横幅、广播、讲座等方式宣传绿色发展理念,引导村民和乡镇企业转变思维、价值观念和落后生产生活方式,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绿色发展的倡导者、践行者和监督者,提高其绿色发展意识。
(二)完善制度保障
1. 建立政府绿色绩效考评体系
政府有必要将绿色环保、绿色开发、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等指标纳入到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中,以对乡村绿色发展的过程和成果进行跟踪、汇总和分析评价。
2. 制定相关政策法律体系
当前,国家、河南省及商丘市针对乡村环境问题的相关政策法规较少,且基本未在乡村实施,使乡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为此,国家及省市相关部门应针对乡村的现状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乡村环境的保护力度,实现对乡村环境的综合治理。
(三)加大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商丘市应在绿色发展观念指导下对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规划、加大投入,同时注重管理和维护,定期检查、修复、更新,以延长其使用寿命;其次,加大教育、医疗设施投入,并加大政策奖励,以吸引更多教育、医疗优秀人才参与到商丘市乡村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产业融合度
1. 发展生态农业
商丘市各乡镇应根据各自的资源特点转变农业生产模式,进一步发展有机农业、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同时,应制定相应的营销战略和策略,打造商丘特色农业品牌,塑造良好品牌形象,并不断扩大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充分发挥特色品牌的引领、推动作用。
2. 发展乡村旅游业
不断完善已开发乡镇旅游景点的配套设施,提高旅游服务水平,同时,加强对旅游景区环境的保护和与当地特色文化的深入融合;尚未开发乡村旅游景点的乡镇应有规划地建设具有当地特色的景区,开发特色旅游产品。
3. 提高乡村文化产业的知名度
可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平台等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效果好的媒体,加大对商丘乡村文化产业的宣传力度。同时,可创建商丘农村文化产业微信公众号、微博,借助这些平台发表、推送相关信息,扩大商丘市乡村文化产品的影响力。市政府相关部门可定期举办商丘市乡村文化产品推介会、博览会、研讨会,并鼓励支持商丘市乡村文化产业相关企业参加全国各地举办的乡村文化产品的交易会、博览会等,以提高商丘乡村文化产业的知名度,促进商丘乡村文化的发展繁荣。
摘要：本文从乡村绿色环保、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开发四方面对商丘市乡村绿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实现商丘乡村绿色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商丘市,乡村振兴,乡村绿色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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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路径范文第4篇
( 一) 治理法治化
随着社会主体的需求多元化、社会管理事务日益增多导致行政权不断膨胀, 单一的政府管理国家已然失灵。各国提出简政放权将管理改变为同社会各主体对国家共同治理, 这种新的治国模式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格里. 斯托克所言, 治理所追求的终归是创造条件以保证社会秩序和集体行动。[1]社会主体基于不同立场所需利益不一, 若要实现有效治理就需要规范的治理制度、方式将各主体行为统一。因此将法治作为治理的基本手段是不可或缺的。推进治理法治化不仅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且能够同时推进依法治国形成大的法治环境。由此, 推进治理法治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 二) 基层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辩证关系
基层治理, 即是针对基层的治理, 基层是治理的载体。各种与治理相关的政策、制度均是自上而下制定, 但治理机制是否有效运行, 治理水平的高低却是自下而上的反应。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治理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涉及方方面面是具有最为广泛深厚容量社会关系的治理形态;[2]政府治理以行政权的行使为主; 社会治理则涉及社会公共领域较为复杂繁琐。
社会治理与基层治理具有共同性。基层治理是所有治理在基层中的反应,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同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相比社会治理是三者中最贴近基层的, 社会治理也主要服务于基层, 所以社会治理需要以基层为重点。然而想要实现良好的治理就需要法治化, 因此, 若要社会治理法治化需以基层为重点。
二、基层社会治理现状
( 一) 社会治理主体观念落后, 权责不够
社会治理是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 强调将更多的权力赋予其它社会主体并承担相应责任以弥补单一政府管理的不足。但是在基层经常出现如下情况: 1、政府独揽权力, 缺乏主动让社会组织或公民参与进来共同协商治理的理念, 治理效率降低, 同时造成其他社会组织或公民无权参与。2、社会组织与政府挂钩行政化, 甚至存在部分社会组织直接是由政府来领导的现象。社会组织不独立于政府, 在治理中不需要权力也无需承担责任, 共同治理则非真正意义上的共治。3、权责划分不明确。4、社会组织、公民缺乏治理意识, 依赖政府。在发达国家如新加坡、美国, 公民在社会问题的处理上更加倾向于信赖社会组织。[3]我国社会组织不发达, 无论是公民还是社会组织都没有将自己作为治理主体, “政府管事”的思维依然根深蒂固。
( 二) 治理法治化程度不够
1、基层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存在。地方工业发展带动经济效益, 对于当地企业, 尤其是作为当地的龙头企业地方政府都会大力支持, 同时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当地经济发展就会对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网开一面, 基层部门在进行具体执法时也不会依法严惩, 长久导致环境恶化, 更加大了治理难度。陕西各地就存在着典型的例子, 如陕北存在沙漠化, 延河、渭河水污染严重, 铜川多年地下煤矿采空后无法复原。2、居委会自治不独立。社会治理又可依主体不同分为政府、多元主体对社会的治理以及社会自治, 在基层, 社会自治是以居委会为治理主体, 以社区这一基本单位作为治理对象所进行的自治。法律赋予了居委会自治权以解决社区内部纠纷、提供公共服务为主, 但长期以来, 其因财政等各方面原因不能与政府独立, 基层政府都将居委会看作是一个基层政权, 对其发号施令, 居委会成为政府政策的宣传口、具体行政工作的实施者。偏离立法初衷工作重心从以为人民群众转为为政府服务, 基层依法自治没有实现。3、协同治理机制不完善。协同治理区别于协作治理, 协作中双方平等有自愿合作之意, 无轻重之分。而当下, 在我国公民社会、社会组织并不发达的大环境中, 以政府为主导的共同参与治理模式, 即协同治理更为符合我国国情。无论协作还是协同治理都需要各主体良好的互动, 并且当公共问题出现时能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做出回应。而此前提除了社会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外更为主要的是必须要有有效运行的协同治理机制, 有一个畅通有效的沟通渠道, 否则, 无法真正参与其中。而现实基层中, 社会组织无法参与治理, 公共危机出现仍然政府独挡就是没有健全的协同治理机制所致。
( 三) 社会公共服务不足
我国的公共服务可分为基本和非基本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 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应当是“基本”的, 非基本公共服务则包括交通建设、就业、失业等。如上所述, 长期政府独挡一面, 但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就连基本公共服务也呈现出城乡二元化。[4]城市中虽然基本公共服务基本落实但对于农民工这些城市边缘化的群体的基本社会问题、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偏远的乡村甚至连基本公共服务也不健全更无须提及非基本公共服务。每年政府对于公共服务的投入都是财政支出的小部分, 无论是服务的全面化还是深度都不够。社会组织除非有法律明文规定否则长期义务提供服务缺少保障。
三、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提升路径
( 一) 以法律规范明确治理主体在治理中的权责
多数主体缺乏治理意识不愿意主动参与其中而且长期的政社不分使社会组织既无权力也无责任参与治理。此外没有权力保障, 让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服务没有可实施性。而治理主体各司其职, 行使相应权力履行相应义务承担对应责任是良好共同治理的前提基础。因此, 首先我们需要立法, 以法定的形式将各治理主体纳入到治理的大环境中。其次, 在立法中合理明确多元主体治理中的权责问题, 划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责界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权限、社会组织的权力、公民个人治理中的权力。再次, 提供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大部分具有非营利性, 但它即关注他人的利益也关注自己的利益, 因此通过制定法规、政策来提高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和积极性则是关键。例如美国通过立法以减税的方式鼓励社会组织提供服务, 在提高社会治理的同时树立了公民对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信任度。[5]各国社会问题不一样, 国内各个地区关于社会治理问题的侧重点也不同。因此, 各地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时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规。
( 二) 通过立法完善协同治理运行机制
机制协调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具体的运行方式。从宏观角度而言, 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 实现善治实为任重道远, 因此一个稳定的协同治理机制实为重要; 从微观角度而言, 在社会治理中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都需要从基层做起, 各主体之间的合作信任是治理的前提, 通过道德、自愿形成的合作行为是有限的并且不受约束, 而且现代社会中的信任更多的是人对某些物化了的存在物的信任, 如运行机制、制度等。[6]因此将机制的运行模式纳入到法律规范中, 用法来优化治理机制是有序治理的必要选择路径。一般从机制的功能来分有激励机制、制约机制、保障机制。用法定方式健全激励机制以激发治理主体的社会活力; 以法治化的制约机制规范、监督主体的治理行为; 用法治化的保障机制保证治理主体的权利。建立固定的沟通渠道对社会治理充分讨论, 提出有效治理策略。在公共危机出现时快速共同应对, 做到公民利益损害最小化。
( 三) 以社区为重点创新治理法治化, 形成法治之下的社会自治
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公民对社区建设需求日益增多呈现多样化, 社区俨然是国家宏观社会在基层的缩影, 即典型的微型社会。社区治理直接影响着公民生活质量水平也影响着对国家整体社会治理的肯定。由此, 以社区治理法治化为重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实为必要选择路径。
首先, 社区治理法治化要求社区中居委会依法严格定位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改变原有的政府附庸机构角色, 实现为民所用、为民解忧的基层群众自治职能。
其次, 将社会组织对社区的治理纳入法定程序, 在社区形成开放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社区作为微型社会, 居民对其需求必然很多, 保障治安和完善建设多数社区都基本能够达到要求, 而社区服务事务琐碎如养老问题、托幼、医疗健康、绿化、维护等, 靠少数治理主体不能有效解决, 然而在生活中社会组织在社区中参与程度低, 参与范围小。以法建立起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有序路径, 引导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创新社区治理, 使社会组织繁荣发展同时有助于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再次, 在社区内依法建立纠纷解决机制, 提供法律咨询。在法治全面建设的可以通过在每个社区建立专门的纠纷调节机制如人民调解委员来调解这种小纠纷、小问题。在社区内部全面实现“人民内部问题内部解决”。不仅减少居民为解决纠纷所消耗的时间, 而且降低了司法运作成本, 减少法院压力, 提供优质法律服务有利于人民法治观念的培养, 全面推进法治建设。
( 四) 乡镇大力贯彻落实“三官一律”法律服务政策
农村偏远去法院解决问题实有困难, 为了更好的法治建设为民服务, 笔者建议在保持原有的三官一律进社区的政策时, 在乡村中以村为基本单位加大三官一律的服务力度以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四、结语
社会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中最复杂和最需要互相合作的环节,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起点, 也是最终评估一个国家社会治理水平的标尺。以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来实现整个国家的治理法治化是时代所需, 也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最优路径, 因此为了我国的社会治理需要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
摘要：法治是治理的必要手段, 基层是治理的载体, 以基层治理法治化来推进整个国家的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必选路径。本文以社会治理为研究对象, 以基层社会治理为视角, 通过分析现状提出以法明确治理主体权责、完善协同治理机制、以社区为重点创新社会治理、加大三官一律服务力度等途径来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
关键词：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协同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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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田丰.发达国家与地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与启示[J].社会治理理论, 201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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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田丰.发达国家与地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与启示[J].社会治理理论, 2014 (2) .
乡村治理路径范文第5篇
一、农耕文化的内涵与当代发展
我国传统的农耕文化是以家庭为肌体的, 中国人民有着深刻的家庭伦理。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具有神圣的含义。它既是居住的地方, 也是个人奋斗的永久目标。家庭和宗族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农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封建的农村社会, 村里的成员从村里的土地关系中得到固定和不固定的劳务合作, 表现出强烈的凝聚力, 特别是在建房、灾害、收获、家庭内部的情况下, 他们经常互相帮助、互相应对。传统农业在投资和管理方法以及组织管理方面都与家庭密不可分。在全新的经济发展时代下, 传统农耕文化的弊端日益体现出来, 农村的振兴也面临着新的抉择, 农村的发展遇到了问题。
首先, 农耕文化受到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冲击, 城市的扩张使得农业耕地占用率不断提高, 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入城镇。大多数农民都不愿生活在农村, 甚至没有农耕经验, 许多农村地区变得空洞。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必然导致农耕文化生存空间的侵蚀, 使得一部分农耕文明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消失。
其次, 传统文化的传承遇到了新的问题, 很难找到传统农业技术、手工艺品和戏曲的继承者, 导致缺乏传统的农耕文化。在调查问卷“当前传统农耕文化继承面临的危机”调查中, 发现”没有人传下去, 特别是年轻人不想继承的情况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可见农耕文明的传承受到了威胁, 并且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必须经受住考验难度, 费时和低收入的考验, 并调查了“当地传承人的生存状况”。结果表明, 44.44%的农民认为“并没有固定收入”, 这也反映了长期以来一直是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核心传承者, 并没有得到它应得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所以也就不难推测出, 如果没有新的传承者, 一些传统的农业技术和手工艺品可能会逐渐消失。
并且农耕文化的主体——农民也并没有强烈的保护农耕文化的意识, 提高人们对传统农耕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意识是保护农耕文明的关键所在, 通过对不同文化程度, 不同收入水平的小农户的调查, 人们了解到农村许多人甚至从未听说过农耕文化。根据调查问卷, 只有6.94%的人对农耕文化的概念有了很好的理解。大多数人对传统农耕文化的概念很陌生。此外, 对于一些正在消失的农耕文化, 38.89%的农民认为并没有必要恢复它们, 虽然一些文化被保留并传下来, 但它没有多大意义;另有超过一半的人不知道继承和保护。这充分体现了人们的保护和传承意识十分薄弱, 有些人不承认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缺乏传统农耕文化传承和保护任务的紧迫性。
二、乡村振兴和农耕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探究
在一定程度上, 农耕文化的进一步传承和弘扬有利于乡村振兴步伐向前迈进, 比如说精耕细作的传统农耕思想, 在今天的农村建设中仍旧有指导性的作用, 广义的精耕细作归根结底, 就是要充分利用各种生产技术, 因此, 在未来一段时期, 中国人地关系的总趋势是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土地资源日益紧张。人类与土地关系的日益恶化使得精耕细作的集约型发展思想具有了指导性的意义。农村的管理更应该顺应国家的宏观需求, 将精耕细作的传统文化进行具有当代特色的弘扬。
其次, 传承传统的农耕文化有利于保护农村生物的多样性, 为乡村的振兴提供可靠的环境保障, 现代农业使用大量化学品, 如农药, 化学肥料, 杀虫剂和除草剂,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增加了农作物病虫害的抵抗力, 还一味使用大剂量的农药对植物的生长形成干预, 最终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大量化学药物的使用破坏了生物的生存环境, 使得农村的生态环境受到了威胁。由于在农村振兴的过程中摒弃了农耕文明中尊重自然的想法, 中国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严重恶化。一些农村污染水平威胁着人和动物的安全。为了治理和改善农村环境, 农耕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值得借鉴。传统农业注重生态的整体和协调, 利用生物之间的自然关系控制植物的生长, 不仅可以保护农村生物的多样性, 还有利于农村农业的长久稳定发展。就物种而言, 农业通过种植保留了大量的植物资源, 与此同时, 农田及其植被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和繁殖。
三、两者协同发展道路探究
首先, 在教育的过程中, 应该对青少年灌输一部分农耕文化, 推动农村与城市学校进行相关的教学项目合作, 城乡合作推动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发扬。青年人生活在远离农业的环境中, 对传统的农耕文化知之甚少。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面临着断代的危机。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 是我国繁荣发展的关键因素。作为我国未来的建设者, 青年人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义务。因此, 有必要将农耕文化纳入教学体系, 让农耕文化进入书本, 进入课堂, 让广大青少年了解我国传统的农耕文化。此外, 还必须关注青年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实际参与。一方面, 通过使用农业生产工具和材料, 可以加强对于传统农耕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 通过劳动可以培养年轻人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为了使年轻人更容易参与农业生产活动, 学校可以采用一部分经费与农村合作完成相关的教学活动, 关注青少年农耕文化教育, 不仅可以让城市青少年了解传统的农耕文化思想和健康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 而且可以唤起他们对农耕文化的自豪感和传承意识。
其次,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应该重视对于乡村文化的保护和建设, 在更深层次上, 我们应该了解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所蕴含的丰富文化资源的价值, 了解农村居民传统时尚道德的积极健康本质属性。从这种理解中, 可以真正尊重农村和农民的道德和传统习俗, 并且有可能发现大量的积极因素。政府不能只把每年一次的“文化下乡”作为农村文化的发展形式, 它永远无法真正解决农村和农民以自己的方式来发展自身文化的需求。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文化建设应当结合传统的农耕文化, 提升农民对于文化的接受程度, 使得农村的文化建设成为农村振兴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
再次, 对于农耕文化中包含的传统美德进行大力弘扬, 有必要进一步发扬传统农耕文化中尊老爱幼、和谐友善的道德观点, 平等对待家人, 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 容忍他人的缺点, 热情帮助他人、善待他人, 促进相互支持、睦邻友好, 建设和谐的新农村。保持吃苦耐劳、淳朴善良的优良传统美德, 坚决抵制奢侈浪费和金钱崇拜思想, 培养良好健康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氛围, 提高文化素质。
最后, 针对贵州省的具体情况, 政府可以建设具有农耕文化特色的旅游项目, 贵州拥有丰富的农业文化资源, 因此, 有必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的内涵, 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在农村旅游业的建设中可以突出农耕文明, 可以结合农村的自然条件来搭建一些休闲放松项目, 使得来休闲旅游的游客可以体验劳动的乐趣, 也可以放松身心, 还可以建设文化展示室, 恢复糯米, 水磨, 水车等农业机械, 介绍农业机械的历史和用途, 让游客参与农耕生活, 真实体验农耕文化。
四、小结
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是长期生产实践和中国小农经济形成的结果。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 面临着工农协调,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 我们需要从传统的农业文化中吸收有用的成分, 发挥其现代经济价值, 推动农村经济的振兴。
摘要：当代农村经济的振兴面临着经济效益发展和农耕文化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工业化发展的现代社会, 农业往往不能创造巨额的经济利益, 但是中国作为农业大国, 农业作为各个行业中最为基础的部分, 不能在发展过程中丢失了千百年来积淀的农耕文化, 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 应该力求在实现农村振兴的同时, 保护和发扬农耕文化, 新时期使得农耕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新发展, 是我们农村振兴的重要原则之一。本文首先对传统的农耕文化内涵和其在当代的发展情况进行探究, 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农村振兴和农耕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最终提出了两者协同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耕文化,同步推进
参考文献
[1] 邓文钱, 阮清.从新视角看中国农业发展的三个阶段[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2012 (2) :24-27.
乡村治理路径范文第6篇
摘 要：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探讨如何开展乡村治理工作，推动乡村振兴的进一步发展。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高乡村治理的科学性;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提高乡村治理的信息化;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鼓励乡村人民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治理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提高乡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推动乡村地区多方面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乡村治理;乡村振兴;科学性;协同发展
一、乡村治理的内涵及意义
（一）乡村治理的内涵
乡村治理涵盖农业发展、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通过各个领域的协调发展，可促进乡村经济的振兴，从而达到改善生活条件，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新时代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治理策略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无论是在乡村治理的内容，还是手段上都有所创新。农村环境得到改善，公共服务水平也相应有所提高，并且农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也日渐提高。但是，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不高，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2]。因此需要继续坚持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党和国家的领导，为乡村治理以及乡村振兴工作努力。
（二）乡村治理的意义
第一，从群众角度分析。从乡村群众的生活层面讲，有利于维护乡村生活秩序、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我国乡村治理至今得到举世瞩目的成就，使农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生产方式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乡村生产方式在不断改进，生产力不断提高，生活环境也不断改善，但是在乡村治理上仍然面临很多问题。例如，村民自治制度有待完善，由于传统的历史习惯，在乡村治理上由村干部说了算，未实现真正的村民当家做主。同时，村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也有待提高，需建立健全教育保障制度。又如，在生活负担和生产成本上都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因此，乡村治理工作要得到推进，就要着手解决乡村现存问题，并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素质。不仅要从实际上解决问题，也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第二，从国家层面分析。从国家治理层面上看，有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3]。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国家要根据矛盾的观点、发展的眼观、辩证的方法、以人为本的理念来开展乡村治理工作。用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方法看待时代进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可有效管理乡村秩序。乡村治理方法的不断科学化，体现着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治理体系的逐步建立與健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4]，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治理方面的要求也不断扩大，由此推动国家治理不断走向现代化。
二、乡村治理工作的原则和思路
推动乡村治理工作，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4]。乡村治理中，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调动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使其积极投身乡村治理的伟大实践中。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乡村和城镇发展的差距，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5]。加强乡村生活环境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居民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城乡的一体化发展，有利于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加资源的流通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6]，有助于加快乡村的城镇化转变进度，实现城乡的互利共赢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乡村治理方面，需要强调规划在乡村治理措施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对乡村治理有一个整体的规划方案，按照规划内容逐步实施乡村治理的各项措施。切实做到先规划后建设、不规划不建设[7]。
三、推动乡村治理工作的措施
（一）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高乡村治理的科学性
治理的科学性是指在乡村治理中颁布的条例和采取的措施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是有科学依据的。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8]，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然而矛盾也有特殊性和普遍性之分。不同事物的发展之间有共性，在把握共同特征的时候，不能忽略事物发展的特殊性矛盾。抓住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有效解决问题、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的有效措施。乡村治理措施的采取和应用应根据当地的特殊性对症下药。例如，在治理中，要把握乡村的特点，理清与城市治理的区别。乡村地区地广人稀，各个地方有不同的特点，因此要对症下药，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
（二）坚持协同发展的眼观看问题，推动乡村治理信息化
在当前社会，社会发展的节奏越来越快，获取信息的途径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信息内容也变得多样化。在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受教育程度，与城市居民相比较起来有一定差距。中国农村人口受教育的程度近年来提高不少，但普遍上仍存在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低的现象。乡村群众易受舆情影响，判断能力较低。
在新媒体的时代环境下，信息传播的手段多种多样，同时信息传播的媒介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信息传播上来看，乡村治理要坚持依法治理，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明白扰乱公共秩序需要承担的后果，提高居民的自我防护意识和安全卫生意识。在信息化时代，农村网络大面积覆盖，通信设施普及速度不断加快，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改变了乡村生活方式。借助信息化平台和线上宣传手段扩大信息传播的覆盖面，能够提高传播的时效性。以人民需求为主体，坚持科学治理，而不是满足于行政的便利。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信息公开透明的原则，维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坚持信息公开化，是实现民主管理的必要条件，也反映出党和国家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信息内容的传播只是基本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传播方式和策略才是根本之策。在互联网上，信息的把关实效还有待提高。在网络上蔓延的虚假信息以及恶意信息对网民造成了错误的引导，煽动了不良情绪的滋生。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舆情传播的主体。要根治互联网上信息恶意传播的现象，就应该从信息传播活动主体入手，对网络背后的“操纵者”进行整治。
（三）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调动其乡村治理积极性
农民是古代农业文明的创造者。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通同志说过，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农民人口数在社会中占据的比重较大，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生产以自然经濟生产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是城市和工业化建设的主要贡献者。21世纪以来，国家在对农民的发展和改造上也高度重视，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等等。中国自古以来，农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国家虽然生产力得到了提高，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在精神财富的创造上也收益颇丰。但基本国情未变，还将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4]。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类的发展进步之间息息相关。而乡村人民群众是乡村治理的主体，由于主体意识的薄弱以及受教育水平偏低，参与乡村治理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较低。由此，可以通过提高群众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加强主人翁意识的宣传来达到调动群众的目的。并且在创造出社会财富之后，在财富的分配上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通过再分配的手段尽可能使每位乡村群众都享受到乡村治理的成果。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不是坚持个别领导者的主体地位[9]。政府既是公共意志的代表者也是执行者。在权力关系上领导者应该明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完善地方官员的选任制度和考察制度，防治滥竽充数。
四、结语
从目前乡村治理的开展情况来看，治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农村治理的发展进步，体现了中国治理能力的提高和治理体系的不断建立健全。中国乡村治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党的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党的指导也是正确的指导，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真理。推动乡村治理工作的开展，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步骤，而乡村治理工作是全方位的治理[2]，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但是乡村治理工作需继续投入开展。在日后的工作中，乡村治理应不断向科学化、现代化、大众化发展，为人民群众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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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董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