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走势范文第1篇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煤炭消费真的已经达峰了吗？》（1月22日）
2017年，中国的煤炭消费情况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煤炭价格急剧上升，煤炭产量和消费量增长，煤炭存储量急剧下降，煤炭消费发生了反弹。很多专家开始担心中国去碳化进程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一些学者仍然对中国煤炭消费量是否已经达峰存疑。对此，布鲁金斯学会发文称，尽管煤炭仍是中国的主要能源，但依靠煤炭驱动的经济增长已经终结，未来数年中国的煤炭增长依然乏力。
首先，在宏观经济层面，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大可能高于2017年设定的目标。第三产业将继续替代建筑业与制造业等传统高耗煤行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其次，地方政府正深陷债务泥潭，无力再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最后，中国坚持改善能源结构。太阳能发电成本再创历史新低，以至于可以和煤电竞争。如果弃风限电问题得到解决，风电也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煤改气政策、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等政策，也将减少煤炭消费。
新时期中柬经贸合作可从对柬直接投资入手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李克强总理日前访问柬埔寨，强调要大力发展中柬经贸合作。新时期中柬经贸合作，可从大力发展对柬直接投资入手。其中，可先从劳力密集型产业着手。柬埔寨劳工价格低廉，且当地市场规模有限，购买力弱；中国企业到柬埔寨投资，可将在柬生产的产品通过马六甲海峡运到欧洲市场，或直接通过南海运往美日。
相对比泰国和越南，柬埔寨目前的物流成本较高，因此克服当地落后的基础设施十分重要。事实上，柬埔寨政府正大力投资，努力改善基础设施。近年来，柬埔寨政府每年都投资十亿美元用于改善基础设施。这个数目从绝对值上看不是很大，但从相对值来看，它占了柬埔寨政府每年财政支出的8%以上，力度不可谓不大。因此，不必过分忧虑。（1月18日）
平台化战略可帮助企业突破增长瓶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零售启发：效率依赖于共生平台系统》（1月18日）
Interbrand是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品牌咨询公司。近年来，在该公司评选的“全球最佳品牌”中，全球排名前五的企业中有三家是平台化企业。这些企业拥有自己的生态系统，其企业优势在近十年来平稳上升，而且越来越显著，挤占了诸如能源、金融等传统企业的领先位置。
在当今整体经济下行、企业内涵式增长愈发受限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大中型企業已开始思考利用平台化战略在企业内部进行二次创业，帮助企业突破增长乏力困局。企业搭建平台时有两种选择方向：
第一，对于具备突出相对竞争优势（如产品标准化、创新、供应链管理、品牌影响力）的企业，可选择搭建跨界型、外向型平台。将核心优势资源对等为平台价值，并设计市场机制将平台价值与外部共享，通过对外部企业开放平台实现资源的互换、合作，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产业链延伸、跨界合作。
第二，对于具有一定竞争优势，但优势不明显的企业，可选择搭建面向现有行业的整合型平台。通过总部平台对下属经营单位提供服务，并通过市场化的交易机制设计，明确集团总部与各业务板块之间、业务板块之间及业务板块内部的利益分配、内部交易机制，以合伙人改造的方式大规模整合、整合行业内企业、团队，形成众多扁平化、自组织的经营单位，将经营重心下沉，释放组织整体效率。
特朗普太阳能进口税或限制美国光伏产业发展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特朗普太阳能进口税弊大于利》（1月23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立法，将对从世界各地进口的光伏组件征收高达30%的关税。关税旨在刺激美国光伏制造业，提高本国光伏产业与亚洲（尤其是中国）同类产品制造商的竞争水平。但事实上，关税政策并不足以振兴美国光伏产业。这主要表现在威胁就业和限制创新两方面：
一是就业方面，随着征税后光伏产品成本的提高，其需求也会随之下降，对光伏电池的安装需求也将缩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美国光伏产业绝大多数的就业岗位并非出现在制造业，而是在光伏组件安装行业，因此，就业机会将大大削减。美国太阳能产业协会预测，今年将有2.3万个就业机会因此流失。未来将缩减更多安装光伏组件的工人数量。
二是创新方面，由于美国无法在大规模光伏产品生产中发挥优势，因此创新一直是美国与中国竞争的着力点。目前，美国有两家光伏制造商通过创新实现了与中国生产商同样的竞争水平。其中美国太阳能巨头SunPower是世界上生产最高效率的硅太阳能电池的公司，其生产基地设在东南亚，不幸未能躲过征税。由于研发创新是该公司的竞争优势，在关税实施后，高价位面板需求减少，利润的损失将直接影响该公司继续研发的能力。因此，关税可能会限制美国对光伏技术的创新。
2018年中国经济应防范灰犀牛
沈建光瑞穗证劵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鉴于2017年我国经济成就，有乐观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周期，2018年中国经济会持续反弹。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传统以债务扩张刺激高速投资的旧模式，虽然短期内稳住了经济增长，但金融风险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债务、金融与实体经济高杠杆以及房地产泡沫的隐忧是影响中国经济巨大的灰犀牛，去杠杆背景下，2018年中国经济仍可能充满不确定性。
首先，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小视。近日来，天津、内蒙古等地曝出数据挤水分，修正前后的数据变化之巨让人惊讶。如内蒙古下调2016年财政收入四分之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调减四成。
其次，金融去杠杆背景下，风险事件正在增多。近一两个月以来，严厉资管新规出炉、互联网金融监管加深、对消费贷进入房地产领域的专项整治加紧以及对通道业务等证实了预期，说明强监管风暴的到来。
最后，平稳化解房地产泡沫是另一大难点。此次房地产泡沫难以通过房价-收入螺旋式上涨的模式化解。一是当前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指标已接近国际最高水平；二是近年来收入增速下滑在短期很难追赶前期上涨的房价。（1月24日）
现行网络支付平台体系存在两大短板
周子衡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法定数字发行与运行之前，一系列的网络支付平台体系、准数字货币或私人数字货币的运行，部分地起到了即将到来的法定数字货币的功用，但是，它们存在致命的“短板”或“缺陷”，无法自我完善，须待法定数字货币来根本突破。具体言之，主要有二：
第一个“短板”：割裂乃至对立的“对私场景”。网络支付平台体系（或网上第三方支付体系）相互间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往往自我设限，相互之间不能实现互联互通。事实上，这也决定了电商与网络支付商相互绑定的格局，亦即网络支付商的板块分裂促成了电商板块的分裂。支付体系事实上的裂化也使得支付商与诸如物流商等之间时常处于紧张状态。根本上说，供给商之间矛盾的焦点或冲突的发力点或策源地正是支付商分立、分裂所带来的，其所营造的是一个不贯通的对私场景。
经济增长走势范文第2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十一五”时期的各项任务，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
经济增长是靠资本、资源、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推动的。各种要素的组合不同，经济增长会呈现不同的方式。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来推动，增长就是粗放式的;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来推动，增长就是集约式的。
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是使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物质消耗推动，转向主要依靠提高各类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推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从1980到2005年，按可比价格计算，每万元GDP能源消耗从13.26吨标煤下降到4.75吨标煤，下降64.2%。这样的下降幅度既不逊于发达国家，也不逊于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指标》，按国际购买力平价(2000年美元)计算，从1990年到2003年，我国每千克石油当量产生的GDP增长了114%，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只增长21%，其中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分别只增长11%、40%和20%。
但是，这种明显的成绩是以过去经济增长粗放程度过高为基数的。从单位产品实物量能耗、物耗的绝对水平来看，与世界先进水平甚至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特征依然十分突出。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仅为30%，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从总体上看，经济增长方式远未实现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
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资金投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大幅度增加。2003-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8%，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3.6%，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也呈增长之势。展望未来，资源环境形势更加严峻，加快增长方式转变任务更加紧迫。
深刻认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体制根源
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与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整体技术水平有关，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以住房、汽车需求快速增长等
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必然会使我国现阶段的增长呈现出某些高物质消耗特征。
但是，应该看到，导致增长方式粗放有深刻的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
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比如，水资源是我国最为稀缺的资源，但我国的水价却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低水价导致了对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农业用水的低价格，弱化了节水技术和设施的投资激励，固化了农业的大水漫灌方式;居民用水的低价格，造成了生活用水的严重浪费。再比如，土地也是我国最稀缺的资源，但长期以来，由于土地征用、交易制度不完善，致使大量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低价征用，转让价格没有充分反映土地的稀缺程度，从而降低了稀缺土地资源的使用成本，形成了粗放利用土地的惯性。
企业成本未能充分反映其全部社会成本。通过制定和严格执行一定的质量、安全、能耗、物耗以及污染排放等标准，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的协调，是市场经济中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明确和严格的标准之下，企业为了达到社会要求，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更新设备或加强管理，从而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目前我国不仅缺乏比较完善的社会标准体系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对于已有的法规标准，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这一方面使企业丧失了进行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企业敢于在执行现行标准和政策时弄虚作假、顶风违规。
税费政策不合理。比如，当前在煤炭等矿产资源开采方面，由于资源税实行按照开采量征收，开采过程中往往发生只开采易开采部分和遗弃不易开采部分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矿产资源的严重浪费，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采取综合措施，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涉及经济、技术、社会等多方面体制和政策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通力合作。需要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加强生产管理、鼓励理性消费等多方面采取综合系统的措施。要真正落实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国策，当然，最根本的是要为经济的集约化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当前，要从如下方面入手，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优化经济结构，增进结构效益。经济结构不合理既是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的表现，也是导致经济低效运行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把优化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抓手。一要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广泛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提升制造业，大力开拓服务业新领域，抓紧构建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附加价值高、吸纳就业多的产业结构体系。二要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形成既有利于规范、有序、有效竞争，又有利于实现
规模经济的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布的格局。三要优化所有制结构，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形成各种所有制企业相互竞争而又共同发展的局面。四要优化出口结构，促进技术水平高、附加值大的产品增加出口，提高比重。
增加政府投入，促进资源和环境技术的进步。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大力开发新能源、新材料、资源节约、污染处理、生态治理和恢复等方面的技术。这些技术研发成功后社会效益比较明显，但研发过程投资密集，研发失败的风险比较大，单个企业或者研究机构研发积极性不高，使得这些技术的供给难以满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因此，要加大政府对这些技术领域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在相关技术领域进行技术发明和技术革新。
提升管理水平，减少管理漏洞。从政府的角度讲，应当通过制订严格的物耗、能耗和污染排放标准，并依法严格执行，从外部促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转变生产方式。从企业角度讲，则要通过不断采用新的管理理念，完善激励机制，实施供应链管理，优化生产和工艺流程，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倡导理性消费，反对铺张浪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消费模式。因此，要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消费者对我国基本国情和面临挑战的认识，增强其合理消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意识。同时，要通过完善消费政策，提倡文明、环保和节约的生活方式。
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完善相关制度。一是加快重要资源价格改革，增加粗放利用资源性产品的成本。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煤炭、水等重要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让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三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严格土地法制，合理调整土地收益分配机制，适当增加利用土地的成本。落实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根据新的资源供求形势，进一步完善国土资源规划，强化规划约束和用途管制，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严格控制征地规模，健全并坚决执行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制度，确保土地价格形成的公开化、透明化。四是完善税收制度。从生产、销售(包括到国外销售)、消费等各个环节，鼓励节约，抑制浪费。
经济增长走势范文第3篇
经济结构调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移、体制和组织创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我国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发发展为目标，积极主动、全方位地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在物质上保证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实现，从而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
一、第
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一是，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更好适应全球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一度带来严重冲击。这种冲击表面上是对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对过多依赖外需的增长结构的冲击;二是，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进口的依赖程度明显上升，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
经济增长走势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选取2005-2014年西安统计数据，从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福利四个维度构建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分析西安市经济增长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2005-2014年间，西安经济增长数量迅速扩张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也在稳步提升。具体来说，经济增长效率波动较大，经济增长的结构总体呈上升趋势，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稳步提升，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人民。
关键词：西安；经济增长质量；主成分分析法；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经济增长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在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200多年历史中，一直把经济增长的数量问题当作是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探讨如何实现经济数量上的增长，但却忽视了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在中国经济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的背景下，西安经济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西安经济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研究如何更好地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合理评价区域经济增长质量，为提升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奠定理论研究基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研究综述
国外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增长质量的某一个维度出发来探讨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一些学者从结构优化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如Chenery，1960；L.L.Pasinetti， 1981；BeasonandWein-stein，1996）；一些学者从经济波动的视角来考察经济增长的过程（如AghionandHowitt，1992；RameyandRamey，1995；Bar-ro，1996；TurnovskyandChattopadhyay，2003）一些学者从收入分配入手来探讨经济增长的结果问题（如Murphy，ShleiferandVishny，1989； AlesinaandPerotti，1996；Barro，2000）；一些学者从资源环境方面来研究经济增长的代价（如DonellaH. Meadows， 1972；Donella H. Meadows， 2004；Scholzand Ziemes， 1996；Schou，2000；GrimaudandRouge，2003）。
国内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通过一个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来实现，这其中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构成指标体系的各维度的选择与确定，这取决于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其二是各基础指标的合成，目前相关研究文献主要采用熵值法、相对指数法（赵英才等， 2006）和因子分析法（彭德芬， 2002；刘海英、张纯洪，2006）。
综上，现有文献只是从经济增长数量视角出发，把除增长数量以外的各种因素都纳入到经济增长质量的范围之中，这就造成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无法得以确定，由此相应的度量也就无法进一步展开。因此现有文献中对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指标的选择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使得对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测度结果也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由于受到数据等方面的限制，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实证研究较少，特别是对某一特定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实证研究就更为薄弱。
二、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出发，将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分解为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福利四个维度对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情况进行评价。在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构建各指标体系的内容。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10个基础指标。
（一） 效率指标
经济增长效率本质反映投入产出的过程，魁奈最早提出经济效率的概念，我国经济理论界关于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早期沿用了马克思劳动生产率的概念，经济效率是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去的最多的使用价值。经济增长本质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具有较高的投入产出效率，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单位GDP能耗代表资源能源使用效率，GDP增长率直接代表了投入产出水平。
（二） 结构指标
结构指标反映资源和要素的结合关系与配置情况。合理的经济结构是较好经济增长质量的成果体现和重要特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伴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投资结构等。
（三）稳定性指标
经济增长稳定性是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平稳特征。经济增长平稳性包括产出、物价、就业等方面，具体指标包括经济增长波动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等。
（四）福利性指标
经济增长的福利性既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又是经济增长的结果。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表现为经济增长能够改善全社会成员福利状况，其指标包括人均GDP、恩格尔系数、人均可支配收入等。
三、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测度分析
本文以西安市为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2005～2014年为研究时间段。数据来自《西安统计年鉴2015》。恩格尔系数取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平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取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平均数。
正向指标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正相关，逆向指标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负相关。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对逆向指标采取倒数形式使其正向化。为避免各指标单位不一致，采用均值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采用eviews7.0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二）测度结果
从表2反映出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自2005年以来，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升，2014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较2005年增加了7.39，说明西安市经济总量增长同时，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让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
四、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判断
本文通过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的构建，通过对西安市2005-2014年以来的基础指标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改革以来西安市在经济增长数量迅速扩充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也在稳步提升。
西安市经济增长效率波动较大，原因在于单位GDP能耗较高，制约了经济增长的效率。如何降低能耗是西安市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需要应对的问题之一。
西安市经济增长的结构总体呈上升趋势，2009年受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略有降低，其他年份基本呈现上升态势。主要原因在于：在西安市产业政策的支持下，能源、航天等特色产业发展迅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西安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稳步提升，得益于近年来西安市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态势，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小，较好地控制物价。西安市经济增长福利指数稳步上升， 2014年福利性指数较2005年增加4.42，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人民。体现在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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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钞小静，惠康.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26（6）：75-86；
[3]张继海，李发毅. 经济增长质量辨析与评价[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14，11（6）：50-55；
[4]任保平，钞小静，魏婕等.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发展报告（2014）[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
经济增长走势范文第5篇
非常荣幸参加2017宁波发展论坛，尤其是在十九大刚刚结束以后，来讨論一下十九大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跟我们宁波发展的机遇。大家知道，十九大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里程碑的大会。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且宣示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道路，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目前处于中国现代史上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伟大时期。
为了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我们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面临两个百年之交，确立未来的发展，明确了从现在到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2020年到2050年分两步走，要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这样一个总体的框架下，中国在未来的发展，根据我个人的分析，有三点是不变的，有三点是变化的。
一、“改革进行时”的基本判断、经济增长潜力巨大，以及中美合作共赢的基本态势不变
1.“中国改革永远在路上”这个基本判断没有变。
大家知道，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从1978年到2016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0%左右，贸易增长速度达到14.8%，这是在人类经济史上，从未有过这么高的速度，在这么长时间段上的经济发展。在这样的高速增长态势下，我们从1978年人均GDP连原非洲国家平均数三分之一都不到，到2016年人均GDP达到8100美元，变成中等偏上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七亿人摆脱了国际贫困线——也就是每天1.25美元的生活费用值，我们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并且，中国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唯一一个没有出现系统性经济危机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好的经济总体表现呢？
最主要，我们的改革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我们是根据中国国情、中国实际，像十九大报告说的，走自己的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有很多落后的、效益低的大型国有企业，当时我们采取了“老人老办法”，继续给大型国有企业以必要的转型期保护，经济维持了稳定。同时对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采用“新人新办法”，不仅允许准入，而且政府还积极因势利导。另外，就是搞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工业园区，在全国基础设施普遍不好的情况下，在这些园区里集中把基础设施搞好；在全国营商环境还不太好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些园区里面实现“一站式服务”；为了让产品快速进入国际市场，我们用招商引资的方式，把一些原来在国际经济生产价值链上生产的港资企业、外资企业招商引资到国内。由此，我们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苏联东欧采取一次性从计划经济跳到市场经济的方式，他们经济崩溃，危机不断。
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方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一方面取得全方位的亮丽成绩，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就是在“老人老办法”中，为了保护效益稍逊的国有企业，在转型期过程中保留了一些对市场实施干预的做法。例如金融，我们是以大型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这样的金融体系是结合当时大型国有企业的需要，能够给它提供资金；并且为了保护大型国有企业运行，资金和主要的运营成本是人为地压低。这样的好处是，使这些大型企业能够在转型过程中维持稳定；但其结果是，占大多数的一般中小企业得不到资金的扶持，而且资金的价格是压低的。随着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很多民营企业也变大，而我们那种以收入比较低人群收益补贴收入比较高的大型企业这种做法，也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且，因为行政垄断，干预资金，出现了寻租行为。金融是这样，矿产资源产业上也是这样，在大型的服务业，像电信、电力产业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为了维持转型过程中的稳定和快速发展，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收入差距扩大的代价。
改革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们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在大型国有企业运行过程中，转型期的“老人老办法”，给予必要的保护，这是雪中送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金、资本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短缺。原来很多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制造业，今天由于我们的资本积累，这些企业只要有好的管理就可以获得资金；这些企业原来缺乏自身生存的能力，到今天，应该已经有了自己生存的能力，这样保护补贴的性质，就由过去的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
2013年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后，我们深改组，推出各个领域的一千多个改革方案，但是这个改革方案的落实，需要一段时间。而一旦这些改革方案都落实了以后，是不是改革就完成了？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随着我们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进展，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上层建筑也不断随着经济发展、经济基础的提升，必须不断要有相适应的调整、相适应的改革。这样，我们的经济发展才能不断地前进。
从这一点认识来讲，我们改革将会永远在路上，绝对不会说，到了哪一天我们的改革会停止。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地在路上——这是第一点认识。
2.经济增长潜力巨大的基本态势没有变
我们的改革开放持续了38年，平均每年有9.6%的增长。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他们都曾在一个阶段取得了经济快速增长，也曾经像我们一样达到每年平均8～10%的增长，但是维持的时间，一般也就是二十年，二十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从8%变到6%，降到5%甚至是4%。而我们现在，已经是38年了，这可以说是超常规、超快速的、超长期的发展。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潜力到底有多大？这些年来在全世界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有人认为，那些跟我们处于同样阶段的经济体，维持8%的增长速度也就二十年，我们已经38年，将近两倍了，我们还能维持高速增长吗？尤其从2010年以后，我们的增长速度节节下滑，去年增长速度为6.7%。在这种情况下，国外有不少学者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从9%点多降到6%点多，降到5%点多，甚至是4%点多。国际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部长，同时也是拿克拉克奖的，他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常规增长速度是3%，他说中国正在向3%的速度滑去。
要分析这个看法，必须要先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经济增长的本质，当然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靠的是现有产业技术的创新，每个劳动力可以生产越来越多的东西，质量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高。因此，不断涌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把原来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劳动力、土地资源、资本配置到附加值高的产业，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两种必要的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一样：发达国家维持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靠的当然是提高新附加值产业不断的涌现；发展中国家或者像我们处于中等偏上国家，也是这样。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本质的差异：发达国家现在收入水平处于世界最高值，产业技术是处于世界最高值，他的现有产业价值也是世界最高值。在这种情况下，他要继续增长，就必须发明新技术、发明新产业，要发明新技术、新产业投入巨大，但失败的概率很大。发达国家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一百年来平均每年的收入增长2%，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大约是2%，加上人口增长的因素，发达国家过去100多年来，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大约是3%。
我们改革开放38年，是怎样以高于发达国家三倍的速度增长的呢？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有一个后来者优势，你现在用的技术比过去好，就是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有差距，就代表技术有差距，把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比你好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就是技术创新；你现在的产业，只要比过去的产业附加值高，就是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靠后来者优势，有可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发展。这个道理很简单，但真正能用这个道理的国家不多。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0多个经济体，只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持续二十五年或更长时间人均GDP发展为7%或更高的成绩。改革开放以后的我们，是这13个经济体之一，而且我们表现是最好的，我们增长速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
那我们发展潜力还有多大？有人认为已经发展了三十多年了，已经没有什么潜力了。但是我认为，判断的方式不是看已经用了多少，而是你跟发达国家产业差距有多大。怎样判断你跟发达国家产业差距？当然要看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因为这代表着你的平均技术水平，你的所在产业平均附加值。从2010年公布的2008年以前世界各个经济体人均GDP指标看，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是美国21%。这相当于什么水平呢？相當于日本在1951年，那时候他人均GDP也是美国的21%。相当于新加坡1967年跟美国的差距，我们台湾在1975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韩国在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这四个经济体，就是我谈到二次大战以后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后来者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日本从1951年到1971年，维持二十年，平均每年9.3%，新加坡1967年到1987年，台湾是1975年到1995年二十年的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都是懂得利用后来者优势取得发展的13个经济体中的几个，他们维持了二十年，大约平均每年是8%到9%的增长。
从这个角度——我们从后来者优势看，应该从2008年以后，我们还有二十年8%增长速度的潜力。
当然有人说，你有8%的增长潜力，这些年为什么一直往下滑，滑到现在6.7%、6.9%？增长潜力是从技术来看，从供给侧来看的，实际上增多少，还要看需求侧。从2008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经济进入到比较长期的疲软，例如我们出口比较多的国家有些产能过剩；当然，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也有自己内部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导致增长潜力不能完全发挥。我想这是主要因素。
如果从实际增长看，2008年到2016年我们实际增长平均是8.3%。从这个角度，从潜力来看，我觉得我们在未来十年左右，或者稍微更长一点，这个潜力还是有8%可以继续挖掘。从这一点来看，这个基本国情不会变。
3.中美合作共赢基本态势不会变。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被计算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们的贸易总量是世界第一。我们的经济增长潜力巨大这个基本态势没有变。也就说，我们还是会以比发达国家更快速度的态势来发展。我相信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会不断提高，我们的经济总体规模也会不断扩大，到2035年，无论用哪一种指标，中国都会是世界第一大国。美国目前还是世界最强国，而我们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我们经济基础在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就有所谓“世界老大”和“老二”位置的变化。
从过去情形来看，老大和老二位置互换的时候，会发生一些矛盾。像周围一些国家的问题，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甚至跟印度的问题，背后都有美国的煽风点火。这一点大家从报纸上看，也是非常清楚的。
对我们来讲，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外部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是跟美国的关系。中美之间到底能不能维持一个基本和谐稳定的态势，这也是大家关心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老大、老二的位置固然要变化，但是决定两国关系的最重要因素还是经济。中美之间，经济上是共赢的。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经济规模我们超过美国，但是我们只是规模超过美国，人均GDP水平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因为我们人口是他的四倍。按通行算法，美国现在人均GDP达到57000美元，我们是8100美元，只有他的七分之一，这样的收入水平代表了不同的劳动生产率，代表不同的产业水平。我们有优势的产业，但相对来讲，还是处于附加值比较低的。美国产业水平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在附加值高、资本技术比较密集的点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跟它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当然希望维持他的国际老大地位，但美国老百姓、企业，关心的是经济不断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样，一方面就要有技术的不断进步，第二方面，必须要有不断扩大的市场，能够把他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出去，才能实现它的价值。我们知道，从2008年以后，按照购买力评价，我们是世界最大市场，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世界的最高点，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也就是每年全世界市场扩展的30%以上在中国。从美国自己的经济利益来讲，如果没有中国这样扩张的市场，他的经济态势会很差，他的就业水平会很低。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他每四年要选举，选举要花很多钱，要选民支持。在美国，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如果要站稳董事长、总经理的位置，必须要交出一个亮丽的企业盈利成绩单，他不能没有盈利。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跟美国的发展是共赢的。
特朗普上台之前，在选举过程中将很多矛盾焦点都聚焦在中国，把美国的问题都推给中国，他提出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增收关税，到现在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对墨西哥，说要建长城，说建就建。最主要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是符合他们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美关系，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国际影响交叉变化的过程中，矛盾是不能避免的，但只要我们保持自己的定力，继续发展我们的经济，我相信这一切都将会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当然有一天，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了，我们的产业跟美国在同一个水平了，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这种关系能不能维持？我觉得还是能够维持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如果我们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大家知道，美国现在人均收入水平跟欧盟国家相比，他们的产品是同一个档次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关系是怎样的？有竞争。在国际贸易理论上，同一收入水平国家的比较优势，是靠每个国家的专业分工专精化而达到规模经济，然后向其他国家出口。在这种情况下，欧盟跟美国最主要的经济合作方式是大家互利共赢：你生产的产品卖给我的市场，我生产的产品卖给你的市场。如果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我们经济关系的原则，就會变成分工进行合作，所以互利共赢还是不会变。
第二，如果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跟美国的同一水平，我们的经济规模跟美国比较会怎么样？人口是美国的四倍，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四倍，我们的实力就是美国的四倍。到那个时候，我相信美国就像拳击运动员一样，轻量级选手不敢挑战重量级选手。因此，只要我们保持定力，充分利用我们的发展，中美关系基本是稳定的，基本还是可以保持比较好的状态。
这三点，我认为无论就未来中国与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过程中的中国来看，都是基本不变的国情。
二、人们需求、外部环境、国际治理等三个方面的变化及其影响
1.人们需求发生的变化
我们知道，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的需求会变化。按照马斯洛理论：收入水平低的时候，要满足的是温饱；温饱解决以后，是满足安全问题；安全问题解决以后，要满足在和谐社会里生存的需求；再上一个层次，不仅要和谐，每个人要得到尊重；最后，每个人要追求自我的实现——就像王阳明讲的，追求每个人成为圣人的自我追求。
目前，我们属于收入中等偏上的国家，相信到2025年左右，我们就会进入到高收入国家，到2035年，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需求跟过去的需求就不一样了，就是十九大所讲的主要矛盾变化。我们要不断满足人民比较高层次的需求，包括环境优美，生活要有质量，食品要安全，人要得到尊重，并且在各种事务上要有更大的发言权、参与权。尤其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跟过去不同，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是一个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微信的时代。因此，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自然问题，很容易被宣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各种治理，社会治理、政治治理必须与时俱进来改善，才有可能实现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2.外部环境的变化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我们能不能实现8%的增长，这在宁波应该感觉得更深刻，因为宁波是一个开放性的港口城市。发达国家过去平均每年增长3%，从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能不能恢复到3%的增长？发达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的，然后到欧洲。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如果爆发金融经济危机，它内部一定有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发达国家爆发经济危机有很多内部的深层次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该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结构性改革，在我们国内是大家都熟悉的词，在国外也是琅琅上口的词。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一直喊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去年杭州G20峰会上，也把结构性改革作为一个共识。但是我想，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相当难。主要原因是什么？发达国家必须要降低一般工人的福利，金融机构必须要去杠杆进行改革，政府必须要减少财政赤字，这是发达国家面临的结构性改革，如果这些能落实到位，他们会有好处。但是，工人福利水平降低，等于收入降低；如果金融机构能去杠杆，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就会弱；政府财政赤字减少，碰到外部冲击的时候，政府利用短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能力就不够。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就远低于3%，现在只有1～2%，失业率已经处于历史高位。如果降低福利，就要减少需求；金融机构要去杠杆，就会减少信贷；政府财政赤字减少，投资就会减少——这样，失业率会更高，经济增长幅度会低。在这种情况下，哪个国家愿意呢？所以对这种结构性改革，他们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像日本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到现在的经济低迷期，进入经济增长1%、2%左右的徘徊。现在大家觉得美国经济好，实际状态是怎么样呢？按照世界银行测算，2016年美国增长只有1.6%；2017年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从1.6%增到2.1%；2018年预测美国增长速度是2.2%，还是达不到3%；2019年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1.9%。我想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欧洲、日本都是这样。
世界经济发展慢，出现各种问题。比如英国脱欧，实际上是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经济增速放缓，当地居民和移民的矛盾放大，他就想脱离欧盟。美国特朗普上台，实际上也是因为美国经济的问题。各个地方爆发的一些恐怖袭击等等，实际上也是由经济发展的问题引发的。
在国内经济发展不好的背景下，美国、欧洲特别容易把矛头转向我们，所以像我们周边的问题，他们常常会煽风点火。
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过程中，很可能面临各种外部环境。相对和平、相对稳定、相对友好的外部环境，这是我们的心理预期。当然，我们也必须保持定力，来发展我们的经济。
3.国际治理发生的变化：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
现在的国际治理体系，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所制定出来的，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这种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治理结构，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二战以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治理结构，反映的是美国的理念、发达国家理念。但同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也必须承担一定的道义上的帮助。所以，成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援助。此外，还有很多来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双边援助。据统计，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达到3万亿美元，从资金数量来说并不少，但是实际的效果怎么样？二次大战后，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只有两个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一个是我们的台湾，一个是新加坡，到2035年，很可能中国会成为第三个进到高收入的国家。1960年时，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到高收入，其中有8个是西欧国家，像希腊、西班牙，或者是石油资产性国家，另外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就是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框架带来的结果。与此同时，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低收入陷阱或者是中等收入陷阱。二次大戰后，发展中国家普遍摆脱殖民统治，开始追求他们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但实际上成功的不多。在和平框架下，应该是发展的好机会，但为什么成功的不多呢？因为现有国际治理框架和认识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自己经济的时候，普遍按照发达国家理论制定政策，走发达国家给他们建立的道路，而不是走自己的道路。他们认为可以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理论，这就违反了要素比较优势，没有针对自己的发展阶段来制定政策。
而第二波——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则过于忽略政府的作用，把制度看做是万能的，认为发达国家最好的制度必然对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好的，没有考虑各自发展阶段的不同。那么，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经济发展不好？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造成发展中国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么充分的市场经济，所以导致了失败。当时提出的看法，就是推行华盛顿共识。
二次大战以后，少数发展比较好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的发展道路、转型道路基本上都是走自己的道路。二次大战后少数几个真正赶上发达国家、缩小差距的国家，首先是日本，他们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开始，当时这样的发展路径被认为是错误的，但他们却发展起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进行转型的时候，当时很多理论，说计划经济要转型要改革，中国采取“渐进-双轨”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被认为是错误的。但现在看，少数在转型期维持稳定和发展的国家，像中国、越南、柬埔寨，都是渐进的方式，当时都被认为是错误的。实际上，在美国为首的这些国际治理体系，反映的都是以发达国家做参照系，代表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出发点很好，但是效果不一定好。王阳明说“知行合一”，发达国家提出这些理论，好像都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但是你按照他的理论，却得不到明显的效果。
当今中国地位越来越高，在国际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中国除了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资金，还应该提供经验：我们怎么样从一个原来连非洲人均收入三分之一都达不到的国家，变成一个稳定发展的新型经济，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的。所有理论都来自于实践。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理论，看起来很好，但这是以发达国家的前提、条件作为基础的，拿到发展中国家来必然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机会，总结中国的经验，提出怎样让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不断发展经济。
未来发展的选择是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条件跟我们一样，把我们这个理论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我想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也会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目前为止，全世界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15%。中国变成中高等收入经济体以后，发达国家人口将达到34%，全世界还有66%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他们跟我们一样，会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我想，来自中国的理论，有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现代化的梦想。这是未来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的第三个变。而这个变化，我相信对发展中国家会有很大的帮助。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的问题就是发展缓慢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输出我们的发展经验，这对发达国家也好，对发展中国家也好，都会是一个合作共赢新时代的到来。
宁波改革开放以后，其业绩一直在领跑。我今天上午算了一下：改革开放38年来，我国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是9.6%，宁波增长13.3%，比全国高了3.7个百分点，是了不起的。宁波现在人均GDP按照人民币计算超过11万，按照美元计算已经达到1.8万美元。1.27万是高收入经济体，所以宁波已经是高收入经济体了。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巨大的，中国经济增长还在持续。我希望宁波能够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中，继续领航全国的发展。
宁波过去的发展中，我觉得有各方面都做得好的许多经验。如果从共享的角度来说，宁波本来有这方面的优势；绿色也是宁波的优势；协调，宁波各种制造业非常发达；创新，“中国制造2025”示范试点城市，宁波是第一个，如果抓住“中国制造2025”示范试点城市的机遇来进行创新，我相信宁波的未来一定会维持比较好的发展水平。宁波可以抓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继续领航全国的发展。
谢谢各位。
经济增长走势范文第6篇
摘 要：经济趋同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要问题是之一，贫穷国家能否通过努力去赶上富裕国家，对人类福利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深入和计量经济学手段的不断发展，趋同与否的争论还将持续。
关键词：经济增长；趋同；文献综述
趋同（convergence）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国家或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着缩小的趋势，与趋同相对，产生了另一概念——趋异(divergence)，即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趋势。
一、早期趋同研究的简短回顾
1.趋同的理论基础
趋同一定程度上产生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理论基准模型的假定之一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这一假定意味着产出的增长将会小于资本存量相应的增长，表示资本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将随着资本要素积累的增加递减，从而削弱储蓄的动力，减少了给定投资量对增长的贡献，并且带来一定时间内增长的减缓。而内生增长理论从不同的经济增长角度出发，不依赖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假定经济中资本的边际收益可以递增。这样一定程度上，对趋同问题的检验就成为了对新旧两种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判断的试金石。
2.趋同问题的检验
对趋同问题的初始检验是用经济增长率对初始收入水平进行简单回归（Baumo，1986），即Barro回归，这是一种绝对趋同；随后，条件趋同的概念出现，它认为回归模型的外生变量，如技术水平、政府政策、人的偏好等变量对初始水平的控制相当重要，只有在相同的稳态条件下，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与人均GDP的初始水平成负相关，这一回归思路就是著名的MRW分析框架（Mankiw，D. Romer&Weil，1992）。
同时，在对趋同问题进行检验的方法上，早期的趋同检验主要运用的是以下四种方法：截面数据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分析法，早期面板数据回归法，收入分布动态法（Quah，1996；Jones，1997）。
3.趋同的经济形成机制
通过对经济理论与现实的综合考察，早期趋同理论概括出一系列可能产生趋同或趋异的因素或机制，在这种条件趋同的框架下，这实际上为政策制定者实施恰当的区域政策以改善贫穷地区落后的经济基础结构，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二、趋同研究的近期进展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和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深入，趋同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态势，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新旧两种经济增长理论对趋同的考虑
早期人们往往将趋同还是趋异成为判断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合理性的标准，经济学者面临着二者选一的困境；与此同时，由于内生增长理论建模的复杂性，经济学家常常是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模型框架下对趋同进行检验，因而常常得出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不太有利的结论。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中，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意味着资本存量少的国家资本的投资回报率高，但是，如果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进行贸易并满足某种形式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时，由于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资本的边际报酬取决于世界水平的资本存量而不是某一国家的资本存量，因而，投资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会产生相同的投资回报率。这样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实际上是来源于投资率差异，而不是不同的资本回报率。Ventura（1997）指出，投资率可以不受一国资本存量影响而提高或降低，这样资本报酬递减并不必然与条件趋同相关联，因此，Ventura就提出了一种观点，即条件趋同并不与由资本积累能带动长期经济增长相违背，而后者正是内生增长理论所支持的。Ventura的理论，激发了大量的研究，使得大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在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问题上持乐观态度，这实际上表明，如果在地区间有贸易和要素的流动，地区经济将会有收敛的可能，这成了矫正地区差距政策的一个理论依据（Hallett&Piscitelli，2002）。
另一方面，随着新增长理论从AK类型发展到R&D类型，人们着重强调内生的技术变化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的引擎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从技术转移的角度研究趋同，成了趋同研究的中心所在。Kumar&Russell（2002）认为，经济增长趋同可以看做是一个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向世界生产前沿技术水平的追赶过程，如果一个国家从低于世界生产前沿向靠近世界生产前沿靠近，这就是观察到的经济趋同，这就是技术赶超。
2.趋同工具箱的拓展
早期对趋同问题停留在就经济增长率对初始人均GDP及人力资本等一系列可能影响稳态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的层次上。近来，随着理论和计量技术的发展，对趋同的检验方法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
首先，由于对面板数据研究的不断深入，面板数据开始在趋同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有关面板数据的新的研究成果也很快地应用到趋同研究之中，体现为新的技术理论和新的估计方法的广泛使用，如蒙特卡罗方法（Monte Carlo）和自助法（Bootstrap）的广泛应用。随着时间序列数据的发展，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以及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开始应用，Yao（2000）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和面板数据协整对中国大陆各省份1952－1999年的经济增长是否趋同进行了检验。
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上，趋同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步，近期的方法中考虑到结构突变的问题，在Bernard&Durlauf（2002）所定义的趋同概念下，新的检验方法也不断出现。Datta (2003)放松了对经济结构稳定性的假设，运用时变参数卡尔曼滤波法对OECD国家赶超和趋同问题进行了检验。
与此同时，其他计量经济学方法也开始运用于趋同研究之中。在将经济趋同定义为技术赶超的前提下，Kumar&Russell（2002） 运用非参数方法估计了世界前沿生产函数。Kumbhakar&Wang（2005）估计了一个包含国家间异质性的世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Mukherjee（2002）运用非参数和半参数广义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OECD国家的经济趋同和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Tien（2001）运用贝叶斯方法对城市经济的增长趋同进行了回归分析。
3.控制变量对趋同作用的细化分析
在Schumpeter增长模型的多国框架下，通过对国家之间技术转移、扩散的研究，Howitt&Mayer-Foulkes（2002）发现，不同的国家可以划分为收敛、不收敛及不能判断收敛与否三种状态，而导致国家不收敛的因素是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主要来源于过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导致新技术不能得到有效的推广和使用。
Benhabib&Spiegel（2005）通过分析，发现回归方程中初始TFP水平与教育水平的交互作用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他们由此推断教育水平是一个国家能否向生产前沿增长率靠近的关键因素之一。
Aghion等（2005）在Schumpeter增长模型的框架下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趋同的效应。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超过某一临界值水平时，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才会收敛于世界生产技术前沿增长率，而达不到这一条件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将会低于世界技术前沿增长率。
三、中国学者对趋同研究的现状
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同研究还不多，主要也是在西方趋同理论的理论框架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徐现祥和李郇（2004）认为我国城市经济增长存在趋同和绝对趋同；而且同时存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趋同机制。陆文喜、李国平（2004）分时段对我国省际之间和东、中、西的省际之间趋同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存在着阶段性和区域性的趋同现象。张焕明（2004）应用扩展的Solow模型框架，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SGMM）来估计经济增长模型的回归系数对我国经济增长地区性差异与趋同进行了实证分析。陈安平、李国平（2004）从人均产出序列的视角研究了我国地区内和地区间趋同性。结果表明，东部和西部地区内的存在趋同性，而中部地区内和三大地区间的经济增长不存在。徐现祥、舒元（2005）的研究结果发现，沿海、内地的组内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而组间收入不断拉大，从而使中国出现双峰趋同。张焕明（2005）提出了一个扩展的积累增长模型的框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趋同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域省际之间和全国各省际之间都存在趋同性。彭国华（2005）的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TFP）可以解释了我国省区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
四、小结
经济趋同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大问题之一，贫穷国家能否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赶上富裕国家，从而使居民生活水平达到同等富裕程度，对人类福利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论文在对早期趋同研究简短回顾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对趋同研究的近期进展进行了归纳，即新旧两种经济增长理论对趋同的考虑、趋同工具箱的拓展、控制变量对趋同作用的细化分析。可以预期的是，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深入和实际经济事实的不断丰富，以及计量经济学手段的不断发展，对趋同的研究和关于趋同与否的争论还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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