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相对80后和90后而言，“95”后更年轻，思想更活跃。“95后”高职学生文化水平、信仰观念、核心价值观呈现出多样性和分散性的趋势，但必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内在联系。本文从三个方面浅析“95后”高职学生的价值体系构建过程中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的具體对策和途径。
关键词：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95后”高职学生
“95”后是指1995年-1999年出生的青少年，相对80后和95后而言，95后更年轻，思想更活跃。由于大部分95后仍处于学生阶段，所以相对于80后、95后，在社会上很少被提及，但却是目前大学生的主要人群。改革开放成为“95后”高职学生信仰形成、价值观培养的时代背景，社会变革的形式和由此导致的社会震荡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社会、学校、家庭等多种渠道影响着“95后”高职学生。面对这种形势，高职学生的信仰追求也会呈现多样性和分散性的趋势，在物质信仰、精神信仰、伦理道德信仰方面都呈现出自己的特性。而他们的信仰追求、价值体系必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
1 “95后”高职学生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需要有强有力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或是主导价值体系的支撑。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95后”高职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科学的世界观，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也是“95后”高职学生价值信仰的核心所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95后”高职学生价值体系形成的精神动力。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品格。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所在，是一个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是“95后”高职学生形成信仰的内在精神驱动力。在当代，面对新的时代变化，“95后”高职学生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构建精神信仰体系。只有弘扬时代精神，才能使“95后”高职学生不断接受时代变化的挑战，战胜各种精神危机。社会主义荣辱观，是“95后”高职学生形成正确信仰价值体系的道德基础。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属于道德范畴，而正确的道德观对于形成正确的信仰观是至关重要的。道德是对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种通过社会舆论、教育培养、自身修养、传统习俗等起作用，用以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公共秩序的道德力量，重视培养“95后”高职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个体形成正确的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形成正确的物质信仰、精神信仰、伦理信仰的道德要求。
2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95后”高职学生的价值体系的构建
2.1 在教育内容上，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高职学生的价值取向
“95后”高职学生的思维发展、信仰追求、价值观取向等方面能反映出时代特点，我们应把他们那些价值取向趋于理性、价值理论偏重务实、价值追求突出个体等价值取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总结归纳出既有“95后”高职学生群体个性又有社会共性的价值观追求内容。比如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和谐发张、团队精神与竞争理念共存的角度出发进行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从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反对分裂等角度出发进行的爱国主义价值观教育；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价值导向、诚信、感恩教育等角度出发的培养公民道德意识和责任感教育等。总之，要处理好多样性与选择性、社会性与个人性的关系，应结合高职学生的专业素质，并注重培养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和谐共存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等教育内容。
2.2 在教育方法上，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高职学生的价值认同
结合“95后”的特点，探讨使用多样性与选择性相结合的方法、思想理论教育渗透职业素养的教育方法来改进传统教育理念，增进学生的价值认同感。要让学生在多样性与选择性的互动中实现价值认同。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深化变革引起经济、政治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也在“95后”高职学生身上产生一系列影响。这些影响既有利于“95后”高职学生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创业意识，同时也带来一些比如自私、自大、不诚信、不道德等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要从指导思想的高度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层面对“95后”高职学生进行教育。要让学生在社会性与个体性的联结中促进价值实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的和谐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传统的教育观念和人才观念中，强调集体的价值，个人对集体并不具有优先存在的地位。这种强调社会整体价值的传统有其积极合理的因素。但是，如果以片面强调社会性来否定个体的价值，社会就会变成压制人的社会。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和引导学生成长成才时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并在两者之间寻求和谐。
3 培养“95后”高职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途径
3.1 树立切合“95后”思想实际的教育观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95后”高职生具有自身的时代特点。我们要抛弃传统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口号主义严重的理论说教，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开展积极的价值澄清引导式教育，发挥学生关心国家前途和发展、对知识信息接受领悟能力强的优势，在教师的积极引导下，让学生自我澄清是非观念，积极开展主流价值评价；对学生的自我为中心思想，要抱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态度对待。
3.2 努力扩大高职院校的学生教育力度
学校教育是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校园内的教师、辅导员、学生社团、协会，以及校园文化氛围对“95后”的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品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要大力加强高职院校对学生的教育力度，积极发挥学校全员育人的教育功能，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职业教育、学生社团活动、主题班会、专题宣讲、形势报告、演讲辩论等多种形式，充分利用校园网络、广播，校报校刊等各种校内资源，引导学生关注国家、社会和自身发展等问题。
3.3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思想教育
网络对“95后”的思想影响很大，校园网络也日益进入当代大学生生活的每个角落，显著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学习、生活等各方面。这要求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牢固占领网络教育阵地，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网、就业指导网、班级生活网等教育网站或网页，为广大师生搭建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引导大学生身心向健康方向发展。同时要大力开展网络法制教育，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监管，着力提高大学生网民遵守网络规则的法律意识，做遵纪守法的网民，将网络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参考文献
[1]任丹妮.当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方法探析[J].湘潭大学学报，2014（10）.
[2]张小利.研究性学习方法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中运用的价值分析[J].当代教育论坛：管理研究，2011（23）.
经济伦理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政府是推进科学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主导力量，必须承担起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责任，构建并实施人与自然和谐、生态与经济协调的绿色管理。实施绿色公共管理是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日趋复杂的必然要求，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要求和战略举措，也是构建适应科学发展的新型体制机制的关键之一。在揭示了绿色政府管理的兴起与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传统政府管理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政府绿色管理努力方向与实现途径。
关键词：“绿色新政”；政府绿色管理；和谐
引言
中国在人口、资源与环境方面的国情和长期以来实行的黑色发展模式造成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问题已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是以人本为核心、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和目标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无论是以人为本，或是统筹兼顾，还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要求处理好资源和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1]。因此，在“绿色新政”背景下中国政府如何做到政府绿色管理将是中国未来重点探索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政府绿色管理的兴起及其内涵
1.政府绿色管理的兴起。18世纪40年代至今，工业革命时代极大的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进步与发展我们不可否认，但由于在工业革命时代人类向环境无限制的索取，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实际上是以牺牲人类的生存环境，降低生活质量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中国的自然国情和世界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环境负荷的有限性，迫使中国必须摆脱和抛弃黑色发展之路，既不能沿袭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前苏联式的重工业化模式，也不能模仿和采用高消费、高消耗、高排放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必须独辟蹊径，寻求创新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2]。推进经济绿色转型涉及各个方面，如政府、企业、社团组织、社会公众等市场主体等。政府因其行使公共管理权，所以对于转型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府作为推进科学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主导力量，必须承担起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责任，构建并实施人与自然和谐、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相协调的绿色管理。
2.政府绿色管理的内涵。任何社会系统都离不开政府的管理，任何国家的政府也都履行着管理社会的职能。所谓政府管理，是指政府根据宪法和法律，通过政府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公共事务进行的协调、控制、规范、监督和服务等活动，它是国家行政权力的运用和实施，是使社会系统得以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二、传统政府管理存在的弊端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运行，形成了无所不包、高度集权的政府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因效率低下而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中传统政府管理存在的弊端集中突出表现在：
1.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府效率不高。目前政府职能转变还远未到位，政府以审批代管理、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代替企业招商引资等现象依然存在。政府职能履行还不全面、不协调，市场监管体制不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都还比较薄弱。政府效率和管理创新还不够，效率不高的深层次原因关键还是人的问题，例如传统的行政模式、政绩考核方式、干部任免制度等存在的问题。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力度一般，效果不明显。目前地方政府没有将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放在突出位置，仍然过于重视经济建设和管理职能，促进经济（GDP）增长是各级政府一项十分重要的职责。同时，由于财权事权关系不对等，导致地方政府没能有效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2.政府行政部门间利益关系的弥合度不足。中国传统政府管理体制不仅在经济部门和资源环境部门之间存在严重的条块分割，而且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和合作。在有关资源和环境保护管理部门的设置及其职责的行政规定存在诸如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和具体化，各种规定之间缺乏衔接、协调和配合，甚至相互矛盾等问题。在与环境和资源相关的立法过程中，有关部门为了强化自身利益，“以法争权”，使得立法过程带上了鲜明的部门特色，容易与其他法律或部门规定产生冲突。上述情况会弱化绿色新政实施的整体合力和协调推进度[5]。
3.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与绿色经济发展的矛盾。现行政府管理中总以GDP论英雄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与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深刻矛盾。当前虽然国家对环境保护、发展绿色经济有着空前重视，但现存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仍然保留传统的考核指标。对于地方官员而言，经济增长总是排在第一位，而环境保护以及发展绿色经济是第二位的。因为对官员的考核体系以经济业绩为核心，如果地方官员如期完成了各项经济目标，自然提级，否则会被处罚或降级。故而，地方政府继续把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速作为硬指标，而把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等指标置于脑后。这样，现行的一些政策不是鼓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是鼓励企业粗放扩张，政府的措施都是在逆调节[6]。
三、政府绿色管理实现路径
当前中国的政府管理模式仍然处在传统管理主导、绿色管理逐步发育、加快成长的阶段，“十二五”时期还需要在构建充分体现生态价值和生态规律要求的法律法规体系、政策体系和具有更高生态文明建设素质的干部队伍等方面全力推进。从实践角度观察，尤其要抓住以下几个着力点。
1.强化绿色法律法规和政策建设。环境保护的法律与政策、资源利用的长远规划以及其他法律政策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分析是政府绿色职能运作的基本依据。但是当前的环保法律政策与资源利用规划多数停留在定性描述的原则性或指导性意见，不够全面系统、深入细致，尤其是不够量化、弹性大，使得本来执法和监管力度不够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政策更是难以操作和落实。因此需要健全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立法、执法、监管三位一体的体制，还要考虑其他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未来资源、环境产生的间接影响，真正实现政府法律和政策的绿化。绿色职能的社会化指政府通过加强对企业和公众这两大社会主体的绿色行为的引导和监管，从而实现政府绿色职能的外部化，奠定绿色职能的社会基础。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公众是社会运行的基础，两者都是资源的最大消耗者，也是最主要的环境污染源，因此政府行使对企业和公众的绿色职能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变得尤为关键。只有使企业及其他行为主体能够通过发展绿色经济获得更大利益，绿色经济才能获得强大持久的根本动力。各种利益的基本结合点就是绿色经济技术模式，比如循环经济、生态农业、绿色服务业、生态旅游业等绿色产业；另一个重要结合点就是绿色激励机制，包括绿色财政、金融、税收和投资制度，鼓励和支持各类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绿色产业的发展[7]。
2.强化政府职能社会化的建设。绿色职能的社会化指政府通过加强对企业和公众这两大社会主体的绿色行为的引导和监管，从而实现政府绿色职能的外部化，奠定绿色职能的社会基础。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公众是社会运行的基础，两者都是资源的最大消耗者，也是最主要的环境污染源，因此政府行使对企业和公众的绿色职能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变得尤为关键。只有使企业及其他行为主体能够通过发展绿色经济获得更大利益，绿色经济才能获得强大持久的根本动力。各种利益的基本结合点就是绿色经济技术模式，比如循环经济、生态农业、绿色服务业、生态旅游业等绿色产业； 另一个重要结合点就是绿色激励机制，包括绿色财政、金融、税收和投资制度，鼓励和支持各类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绿色产业的发展[8]。
3.强化制定和实施绿色标准的建设。绿色标准是按照生态文明和绿色经济的理念制定的，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社会必须执行的具体规范，它是推进绿色管理的具体抓手，是支撑绿色经济和绿色社会的骨架。全面推进政府绿色管理，必须重视绿色标准体系的制定与实施。在生产领域，制定推行绿色产业、绿色园区、绿色企业、绿色产品标准；在消费领域，制定推行绿色宾馆、绿色饭店、绿色商店标准；在社会领域，制定推行绿色学校、绿色医院、绿色社区标准；在政府领域，广泛推行绿色机关、绿色采购、绿色办公、绿色服务、绿色考核标准；在全社会各领域开展“绿色十佳”评选、创建活动，实现绿色转型的典型引路、整体推进[9]。
结语
自然资源匮乏将是21 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制约因素，环境的破坏性使用并日益恶化使其承载力不断削弱；严重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盲从于市场的自发性，不顾生态规律、社会规律，造成公共性生态资源的严重不合理分配，形成生态两极分化；生态效益、社会效益被忽略和损失严重。新时期，中国将会在“绿色新政”背景下，全面实施建设政府绿色管理，彻底改变黑色经济发展模式，为世界的绿色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 李锦学.论绿色经济转型中的绿色政府建设.[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0，(2).
[2] 胡鞍钢.绿色现代化:中国未来的选择[J].学术月刊，2009，(10):73-78.
[3] 苑琳.构建政府绿色管理的若干战略着力点[J].中国行政管理，2010，(12).
[4] 苑琳，崔树民.科学发展框架下的政府绿色管理——2006:进展、特点与走势[J].中国行政管理，2007，(4).
[5] 张兵生.绿色经济学探索[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
[6] 张晨强.构建政府绿色管理体系初探[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4).
[7] 李芬.绿色管理: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J].前沿，2008，(10).
[8] 刘家明.绿色发展背景下的政府绿色变革模式[J].物流与采购研究，2009，(32).
[9] 张兵生.政府绿色管理:基本依据、构建路径和战略着力点[J].中国行政管理，2007，(4).[责任编辑 王玉妹]
经济伦理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第3篇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区域协调发展亮点频现的一年。一年来，中央围绕深入贯彻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现将2011年我国区域发展领域的重大事件予以盘点，旨在与大家共同分享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
大事件之一：“十二五”规划纲要对区域发展做出新的战略部署，区域发展战略体系更加完善。2011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用了一篇三章，系统阐述了未来5年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明确提出了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和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战略等方面的重点任务。与以往相比，“十二五”规划纲要在促进区域发展战略部署方面呈现出四个亮点：一是战略体系更加完善。“十一五”规划仅提出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十二五”规划则把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特色城镇化战略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战略体系框架更为丰富而完整。二是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继承原有思路的基础上，凸显了对培育新增长极的高度重视。比如西部大开发地区提出推动呼包鄂榆、广西北部湾、成渝、黔中、滇中等10个经济区的发展，东北地区提出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等5个经济区的发展，中部地区提出推进太原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等6个区域的发展，东部地区提出推进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10个区域的发展，合计明确31个重点区域的发展任务。三是主体功能区战略更加强调实践。“十二五”规划纲要把主体功能区思想上升到战略高度，并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体系、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评价制度、建立健全衔接协调机制等方面，对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作了全面部署，进一步夯实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基础。四是城镇化战略中更加体现人文关怀。“十一五”规划《纲要》的提法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十二五”规划在突出构建城市化空间布局等要求外，更加注重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同时对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提出了积极推进的思路和要求。总体来看，“十二五”规划纲要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一步明确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内涵、方向目标、重点任务和具体措施，为新时期全面推进地区经济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大事件之二：“十二五”规划顺利开局，中央领导同志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2011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开局之年，面对国内外各种矛盾和困难，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大力解决突出问题，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危机成果，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实现了“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近年来，为切实凸显宏观调控的综合效果，中央不断强化区域政策的积极作用，出台了一系列区域规划和政策性文件，培育形成了一批辐射带动力强的增长极，明显激发了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和自我发展能力，区域发展呈现出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为有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对近年来区域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都分别对当前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了积极评价，区域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大事件之三：区域政策体系呈现出细化、实化、差别化的显著特征，区域经济新版图基本形成。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完整地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近年来，围绕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国家在四大板块开发格局的基础上，科学梳理我国区域经济布局，有针对性地制定了重点地区的区域规划和区域性政策文件，出台了主体功能区规划，统筹谋划重点开发开放的经济区和城市群，培育形成竞相发展的多极化开发格局，区域政策空间尺度进一步缩小，日益呈现出细化、实化、差别化的特征，区域经济发展版图得以重构和优化。近年来的发展实践充分表明，赋予区域性政策的区域发展速度和质量要明显优于其他区域。最新统计显示：2011年，我国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万亿元的省份已达到23个（比上年增加了6个），广东继续领跑，成为第一个GDP迈入5万亿元的省份，而江苏、山东也突破4万亿元，紧随其后。排在前列和近年来进入这一阵营的省份，基本上是区域政策覆盖密度较大的地区。
大事件之四：各地区经济增长继续企稳趋缓，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2011年，各地区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迎难而上，锐意进取，经济运行各项指标好于预期，调控效果逐步显现。据统计，2011年前三季度，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分别增长10.6%、12.8%、14.0%和12.9%，仍保持较快增长水平。从增长速度来看，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各大地区经济增速较上年同期普遍出现回落迹象。与上半年相比，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增速分别回落了0.2、0.1、0.2和0.1个百分点，增速呈现趋稳态势；与上年同期相比，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增速分别回落2.0、1.3、0.1和1.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经济增速继续保持最快且回落幅度最小。从各地区增速和经济比重对比来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发展速度继续保持快于东部地区的良好态势；2011年前三季度，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GDP占地区合计的比重分别为52.6%、20.5%、18.7%和8.2%，与上年同期相比，东部地区比重减少0.9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地区比重分别增加0.5和0.4个百分点，区域发展差距趋于缩小，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令人欣喜的是，各个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呈现出积极变化，如2011年前三季度，北京、上海、浙江3省市GDP同比分别增长8.0%、8.3%、8.5%，增速列全国各省区市的倒数前3位，但上海、北京、浙江3省市的竞争力和发展质量又分列全国第1、第2和第5位，这充分反映出上述地区更加注重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大事件之五：中央批复实施了一系列新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性文件，重点地区开发开放力度继续加大。2011年，着眼于细化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党中央、国务院在近年来已开展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重点地区开发开放的区域规划和区域性政策文件。一年来，为促进东部地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国务院相继批复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和《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国务院批准设立了舟山群岛新区，批复了关于横琴开发的有关政策。沿海地区的规划政策体系和层次更为完善，空间开发格局更为优化。围绕进一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认真落实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的指导意见，支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支持山西开展经济转型试点工作，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向纵深层次积极推进。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国务院出台了《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我国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批复了《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为进一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积极推动资源型城市和地区转型，组织实施了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专项，编制了“十二五”东北振兴规划。随着诸多区域规划和区域性政策文件的深入实施，重点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开发开放力度加大，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辐射带动作用显著加强。
大事件之六：中央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予以高度重视，对口支援新疆、西藏等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2011年，在已经制定实施促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等少数民族地区有关政策的基础上，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均具有了专门的扶持性政策，明确了新时期各个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目标和重点任务。为扩大新疆对外开放水平，国务院还出台了《关于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若干意见》，赋予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进一步完善对口支援工作机制，为促进新时期新疆、西藏等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和有关援藏会议，研究部署全年对口支援工作。中央进一步调整完善了经济、干部、人才、科技等全方位对口支援工作格局，首次明确了对口援藏、援疆资金实物工作量，并要求各支援省市以规划为依据有序推进对口支援各项工作，切实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优越性。对口支援工作对于缓解欠发达地区发展瓶颈，破解发展难题，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加快与全国其他地区同步实现全面小康步伐，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初步测算，2011年，内蒙古、广西、宁夏、新疆、西藏地区生产总值（GDP）同比分别增长15%、12.3%、12%、12%和12.6%，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疆、西藏增速均高于2010年水平，展示出民族地区蓬勃的发展势头。
大事件之七：区域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国际国内区域合作载体不断实化。2011年，我国国内外区域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合作载体明显实化。为积极引导产业跨地区转移，继2010年国务院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建立我国第一个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之后，2011年国务院又批复了《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设立了湖南湘南、湖北荆州、广西桂东、重庆沿江、宁夏银川5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积极创新产业转移承接机制和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2011年，不同地区间合作交流的深度广度不断拓展，重点区域一体化深入推进，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西咸、长株潭、长吉等地区在战略规划、产业发展、政策法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市场体系、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深度不断加大，合作机制不断完善。2011年，国际区域合作得到积极拓展。沿边地区开放开发力度进一步加大，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向北开放步伐加快；我国与东盟、东北亚、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合作积极推进，对外国际通道、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规划建设进程明显加快，我国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大事件之八：中央对扶贫开发提出新要求，农民收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统计，2001—2010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累计达到2043.8亿元，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幅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2011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形势和任务，全面部署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贯彻落实工作。为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的标准提高了92%，将更多的低收入人口纳入了扶贫范围；中央同时决定全面推进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将六盘山等11个连片特困地区和西藏及四川、云南、甘肃、青海4省藏区，新疆南疆3地州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并在武陵山片区率先开展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上年增加1058元，增长17.9%。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11.4%，增速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实现了连续8年较快增长。2011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79元，比上年增加2701元，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继2010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协调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
大事件之九：全国海洋经济试点工作全面实施，海洋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新亮点。2010年4月，国务院同意开展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2011年，国务院相继批复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同意设立了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这些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是我国区域发展从陆域经济向海洋经济延伸、加快推进陆海统筹、拓展国民经济发展空间的重大战略举措，标志着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自上述战略规划批复以来，山东、浙江、广东三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广泛动员，建立了高效有力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出台了相关指导意见和配套政策，启动了一批产业项目和重点工程，试点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据统计，目前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接近10%，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2011年，我国海洋科技取得重大突破，“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突破5000米海深，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大事件之十：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重点流域、重点区域和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2011年，国家研究起草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分解下达了“十二五”节能目标。支持重点节能工程建设，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研究制定了“十二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完成了部分省市循环经济统计试点，安排专项资金支持15个城市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33个城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单位建设、6个园区循环化改造。继续推进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京津风沙源治理、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防护林体系建设和退牧还草等重大生态工程，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积极推进生态补偿机制立法和生态文明试点示范。加大投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积极推进重点流域、海域污染治理，太湖等重点湖泊水质进一步好转。国务院审议通过了《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积极探索有利于青海藏区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
经济伦理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第4篇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大亮点，就是将过去“又快又好发展”的提法调整为“又好又快发展”。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这个调整是在科学判断我国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做出的，是对科学发展观本质要求认识的深化。2006年，通过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我国的发展条件进一步改善，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发展势头进一步趋好，国民经济呈现出增长速度较快、经济效益较好、物价水平较低的态势，实现了“十一五”时期的良好开局。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依然存在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矛盾依然突出，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合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农业基础依然脆弱和农民增收难度加大；投资反弹并引发经济波动的风险依然存在；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粗放的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现象仍然存在；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较大，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隐患和风险较多。如果放任这些矛盾和问题积累下去，既是中国经济现实的危害，更是长远的隐忧，因此必须加以解决。可以说，这次调整正当其时，是使我国经济转上科学发展轨道的重要举措。
那么，如何在2007年的经济工作中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呢？我认为，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改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缓解资金流动性过剩矛盾。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的合理规模，优化投资结构，使建设资金投向合理，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严把土地、信贷闸门和市场准入门槛，提高建设项目在用地、环保、节能、技术、安全等方面的准入标准。积极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关键是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稳定消费预期，完善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培育和扩大消费热点。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继续加强流动性管理，着力调控货币信贷总量，优化信贷结构，努力把货币供应控制在与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相适应的水平上，防止通货膨胀。宏观调控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控制产能过剩和消耗高、污染重的行业发展，支持农业、服务业、社会事业、节能环保、自主创新以及欠发达地区等薄弱环节的建设。宏观调控中要有国际视野，统筹考虑国内外经济发展的联系和影响。
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以加快现代农业发展为重点，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大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多渠道持续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稳定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农村的投入力度，彻底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整合支农资金，构建农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大力开展各种类型的职业技能培训，培养各类实用的专业人才，提高广大农民的就业和创业能力。完善农民工用工制度，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巩固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扩大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范围。深化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清理化解乡村债务，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切实解决农户贷款难的问题。推进土地征用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中，积极发挥我国农业比较优势，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节约能源资源
保护环境和节约用地
严格执行节能降耗和减少排放目标责任制。健全节能环保工作实绩评价考核机制和问责制。合理提高节能、环保等方面的市场准入标准。建立严格的节能环保管理制度，把节能减排作为考核企业的硬指标。加快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积极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深化重要资源性产品价格和排放收税改革，健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推进环境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严格节能环保执法，坚决查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实行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严格控制建设占地规模，加强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严格执行节约集约用地标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集约化程度。严格控制工业用地，不搞“零地价”招商引资。规范土地出让收支管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全额纳入地方预算。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大力推进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积极推动应用技术研究院所与生产企业联合、重组，实现研发与生产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加强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中介服务。大力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技术应用，加快创新技术的市场化、产业化。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切实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在技术创新中充分发挥大企业的骨干作用，发挥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加大对中小企业、高技术企业的政策支持。推进开放城市、中心城市和高技术园区等重点区域创新环境建设和创新能力提升，形成产业集群和创新增长极，以点带面，逐步向全国辐射扩散。加快落实鼓励和支持创新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政府采购制度。大力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和推动创新的人才辈出的社会环境。鼓励创新，宽容挫折，激发企业、个人和全社会的创新动力和活力。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大力发展服务业，调整一二三产业发展格局，提高全社会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靠工业拉动的格局。既积极发展各种生活性服务业，又大力发展各类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支持新兴服务业发展。促进有条件的大中城市逐步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优化工业结构重点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依法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社会发展。增强海洋意识，搞好海洋发展规划，从政策和资金上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是缩小区域差距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的道路，加强对发展城市群的研究和规划，提高城市综合管理的水平，引导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深化改革，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和机制
以提高竞争力和控制力为重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按照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原则，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继续推进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强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规范产权交易和股权转让秩序，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尊重职工意愿，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继续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加快行政管理、投资、财税体制等改革。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投资管理制度。改革预算管理制度，提高预算的规范性和透明度。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使内外资企业处于平等竞争地位。对小型微利企业和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技术企业采取优惠税收政策。
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的要求，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控机制和风险管理，加快经营机制转变。推动政策性银行改革，稳步发展多种所有制中小金融企业。大力发展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加快社会领域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社会事业发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妥善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和机制，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促进和谐世界发展
优化进出口结构，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采取措施促进一般贸易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进一步控制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引导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水平的产品出口。加快培育一批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增加能源、原材料及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的进口。根据国际市场价格变化，适时增加重要资源进口，加强国家战略储备。
提高利用外资质量，调整和优化外商投资结构，引导跨国公司把更多高端制造、研发机构转移到我国。结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更多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积极发展国际服务业，大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健全相关法规制度，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引导和规范，鼓励公平竞争，防范垄断并购和恶意并购，提高对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妥善应对过渡期结束后服务业扩大开放问题，增强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吸引外资加快向中西部地区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扩展。切实纠正招商引资中违法违规变相给与优惠政策和层层下达分解指标的做法。
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有实力、守信用和有竞争力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走出去。加强引导和协调，避免企业在境外盲目投资和恶性竞争。加强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监管，防范投资和经营风险。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规则制定，稳步推进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形成有利于对外贸易健康发展的公平贸易环境。在对外经贸合作特别是能源资源开发合作中，通过互利合作为当地民众带去实实在在的好处，积极促进和谐世界的发展。
加快社会事业发展
积极促进社会和谐
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积极帮助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和退伍转业军人就业问题。大力发展就业吸纳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服务业，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技能。
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扩大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尽快使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覆盖到各种所有制企业。积极稳妥地推进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工作，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城市低保制度。加快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妥善安排好困难群众、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杜绝违法违规侵占、挪用社保资金等各类社会公共基金的行为。
加快教育发展，积极促进教育公平。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注重教育的普惠性，推动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倾斜。完善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子女也能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加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和学校的管理，全面推行学校收费公示制度，坚决制止教育乱收费。
加快卫生事业发展，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制度。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快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方便群众防病治病，减轻群众的医疗负担。启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对困难群众给予必要的资助。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供形式多样、价格合理的文化服务。加强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保障人民文化权益，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突出抓好城乡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政策，为社会提供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土地承包、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库区移民、环境污染、企业改制、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以及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等方面问题。完善社会管理机制，有效化解各类人民内部矛盾。健全应急预案体系，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提高危机管理和抗风险能力。完善安全生产体制机制，坚决遏制特大事故频发的势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维护社会治安大局。
（作者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经济伦理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体制、观念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这种格局如果持续下去则不仅会加剧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很多矛盾，而且最终会影响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科学发展观提出后，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逐渐明晰。打破城乡分割、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是我们现阶段特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关键词： 城乡统筹发展 二元结构 战略意义 具体途径
1.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中五个统筹（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要更加注重农村的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坚决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是相对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而言的，它要求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进行通盘筹划、综合考虑，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为最终目标，统筹城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环境建设，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打破城乡界线，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共同繁荣。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给城乡居民平等的发展机会，通过城乡布局规划、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等手段，促进城乡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不断加强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和地区差距，使城乡经济社会实现均衡、持续、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分割的传统“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转变。一句话，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让城里有的农村也有，让城里人过的好生活农民也一样能享受，农村和城市齐步前进。
2.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意义
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中期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调整失衡的工农业和城乡发展关系，或者继续采用城乡分割的二元发展战略，则不仅会加剧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很多矛盾，而且最终会影响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国际和国内的发展经验表明，处在这一发展阶段，任何一种单一因素的拉动和贡献，都不可能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未来中国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和竞争力的加强，以及社会的发展，都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进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1统筹城乡发展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要求。
中国农民众多，约占中国总人口70%，但只拥有中国经济GDP总量的20%。原因是由于过去实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体制，国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和工业上，而农村、农业却被忽视了，导致现在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城乡之间的分割状态，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得到维护，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才会长久，才能真正实践“三个代表”。
2.2统筹城乡发展有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就是要紧紧围绕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统筹安排生产活动和经济增长；以促进人的发展为中心，通过发展经济使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得到全面的改善；要把消除贫困、扩大就业、消除歧视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把农村和城市的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同样重要的任务来推进，可以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
2.3统筹城乡发展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现阶段我国的“三农”问题日益突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综合效益不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许多挑战。当今，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相当低。虽然全民的教育文化水平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有了提高，但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等基本社会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虽然农业基础地位和农民生活条件得到了加强与改善，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未得到根本改变。可见“三农”问题不仅是涉及农民的问题，而且是涉及经济转型、城乡关系、体制结构的综合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我们党对待农民的基本准则：要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要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
“三农”问题表面上看是农村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农村自身，必须在城市与农村的互动中逐步解决，可以说没有城市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农民的小康难以顺利实现。只有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路，创新城乡发展战略，才能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加速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步伐。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和战略选择，是加快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重大战略举措。
2.4统筹城乡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基础。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是：扩大社会中间层，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严厉打击腐败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把扩大就业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努力改善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统筹城乡发展，致力于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处理城市与农村发展中的矛盾因素，达到城市与农村的良性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3.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途径
3.1统筹城乡发展首先要转变观念，抓好落实。
农民处于末等公民地位是农业和农村不景气的深层根源。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解决农民“国民待遇”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对很多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认为，中国这么大的地域，到处都搞得比较漂亮，所有人都过上富裕生活在短时间内是做不到的。所以自觉不自觉地考虑到，首先要满足城市，然后满足农村。不改变这样的观念，就无法真正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只有各级政府和城市市民彻底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不正确的观念，真情关爱农民，真诚对待农民，真心帮助农民，建立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投入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作为城乡统筹的主体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率先带头转变观念，树立以民生为本的新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把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第一要义，把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改善生态环境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增进最广大群众的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重点，因为没有统筹城乡发展，就谈不上“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也就失去了应有的基础。目前在树立科学发展观上，思想已基本统一，关键是抓好落实。科学发展观能否有效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政绩观能否确立。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关键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其考核内容应当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作新的调整和补充。其重要内容要把各级政府统筹城乡发展的做法和解决“三农”问题的业绩作为重要指标，加大这方面的权重，考核中要多倾听农民和民工的建议和心声。
3.2统筹城乡发展就要增加农民收入。
统筹城乡发展，关键就是要增加农民收入。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农村的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农业产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农村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农民的收入逐步增长，农民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这对城乡在经济方面的融合、城乡经济的拉动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解决农民增收难题，必须从实际出发，统筹城乡发展，根据农业发展面临的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掌握和运用农业发展的规律，探索新思路新办法。
3.2.1发挥“人”的优势，做好转移文章。必须首先大幅度减少农民，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要做好转移文章，重点应在就地转移和易地转移上下工夫。一是把加快小集镇建设与转移劳动力相结合。小集镇的产业结构基本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农民进镇门槛、就业风险和生活成本较低，小集镇已经成为我国目前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和重要载体。因此，加快小集镇建设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的重要途径。二是把发展民营经济与转移劳动力相结合。对于县域经济来讲，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是扩大就业、加快富民的一条有效途径。发展民营经济要以农民就业和增收为目标，以当地主导产业为依托，推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尤其是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增加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农民工，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增强农村经济活力，增加农民收入。三是把招商引资与转移劳动力相结合。在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条件下，招商引资是主攻工业、发展农业的总抓手，在这一过程中，要把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内容。这不仅有利于就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而且对增加农民收入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四是把技能培训与转移劳动力相结合。要以加大技能培训力度为重点，大力实施“人人技能工程”、“阳光工程”、“雨露工程”等培训项目，使每个农民至少掌握1—2门实用技术，提升劳务输出质量。要采取必要措施，调用职教中心和农业技术部门等社会资源，采取多形式、多途径，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定向培训和对口培训，使他们无论是外出务工还是本地就业都具备一定技能，提升创收能力，走一条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的路子。
3.2.2突破“地”的瓶颈，发展现代农业。投入多产出少的农业种植现状，直接影响到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热情，以及投资农业的积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了农民的增收。要突破地不生金瓶颈，实现土里刨“金”，必须依靠科技手段，探索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路子，以农业的高效，来实现农民增收。
3.2.3加大“钱”的投入，创优增收条件。一是加大资金投入，增强农民“造血”功能。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强化农民增收保障。全面落实中央关于加强“三农”工作、促进农民增收的各项政策，切实落实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农业补贴政策和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惠农政策。深化农村土地、林权等各项制度改革，逐步解决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体制机制问题。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加强财税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三农”，切实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大力开拓农村市场，加大家电、摩托车等下乡实施力度，根据经济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需要，适时出台刺激农村消费需求的新办法、新措施。同时，进一步规范“一事一议”制度，及时准确掌握农民负担动态情况，提升农民负担监管水平；加强农资市场价格监管，防止因农用物资价格过快上长，增加农民生产成本，抵消农民增收。
3.3统筹城乡发展就要减轻农民负担。
3.3.1减轻农民医疗负担，加强农村的社会保障。就农村医疗体制与条件而言，目前农村的合作医疗覆盖面只有10%左右，广大农民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险制度保障。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的职能，应通过建立农村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保证农村尤其是欠发达乡镇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减轻农民看病难的负担。此外，还应加快与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孤寡老人社会赡养制度，解除广大农民的后顾之忧。
3.3.2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强化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责任，改变主要由县乡财政和农民承担义务教育经费的状况，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的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提高劳动者素质。政府除对教育费用上涨太快进行控制外，还有必要对农村一些低收入户的义务教育采取适当的优惠政策。
3.3.3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建立公共财政，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满足人们的社会公共需要；一切有效益、面向市场的项目建设，实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取消对农民专门设置的税制体系，使农民作为纳税人取得与其他成员平等的纳税地位，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保证农民直接受益。
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所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和出路所在。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努力解决好我国的“三农”问题。只有妥善处理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才能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任务，也才能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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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伦理科学发展观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考虑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要重视发展观的更新对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进作用。1949年以来，中国大致经历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经济主导型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经历了从赶超式经济发展到转轨式经济发展，再到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的转变。把发展观内化到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举措中，需要以创新与完善制度建设为载体；紧紧围绕国家整体发展目标与长远规划、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的现实条件和考虑国际国内的发展条件与环境。发展观内化到经济发展方式上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调整与适应过程。在认识问题和制定政策时，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注意吸收自己的和别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方式；赶超式经济发展；转轨式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
文献标识码：A
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观大致经历了三代各具特色而又相互联系的发展观——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经济主导型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本文通过分析上述三利-发展观的形成背景、主要特征及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旨在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各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及不同时期经济发展方式的演进顺序，并从中得出一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经验与启示。
一、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与赶超式经济发展方式
本文所论及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是对新中国建立以来至“文革”结束这一时期发展观念的概括与总结，其核心内容可归纳为：以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作保障、以工业化为目标、以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动力。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才刚刚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尚未来得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实现工业化需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架构同步进行。我们把这种与社会主义制度架构相联系的工业化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即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把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作为发展的目标，把提高工业总产值及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视为评价发展成效的主要标准，不仅符合这一时期的主流发展观。也有前苏联的发展模式为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借鉴。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来自打破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激情与落后现实生产力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另一方面来自基于“冷战”格局所激发出来的关于以经济发展速度的竞争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思维。受同期发展观的影响，同大多数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在建国之初就把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时所面临的环境有所不同，这种转变在我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基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指导，在实现经济发展的方式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实现赶超式经济发展。与经典理论的赶超式发展有所不同，我国的赶超式经济发展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独特性：
第一，强调“突击”作为一种手段对于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作用。赶超是这一时期推动实现工业化、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动力，把“赶超”思维落到操作层面的办法就是用“突击”的方式实现经济发展的既定目标。我国要实现的工业化；是在农业较不发达的基础上进行的，缺乏工农产业结构转移的自然演进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要加快工业化进程，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使用“突击”的方法就在所难免了!正如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1954年所说：“中国土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资金不足。因此，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要把它看短了。这是在革命胜利后用突击方法发展工业的国家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我国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长期的过程，我们是突击”。
强调“突击”作为一种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在经济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有效手段给我们的启示是：“突击”的经济意义在于快速发展，它是一种可以接受但却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突击”可以接受，是因为它有助于在一定时期内使我们集中力量扩大实现工业化所必需的工业规模总量。“突击”不能持续，是因为“突击”必须在尊重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前提下进行。连续地“突击”可能打破经济系统原有的平衡体系、协调机制及思维方式，新的平衡体系协调机制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的建立需要一定时间。相比较而言，“突击”的成效多集中于“破”，而“立”的过程更需要“平衡”。因此，只有把“突击”与“平衡”协调起来，这种“突击”的成果才能持续。
第二，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架构与改造置于快速实现工业化优先考虑的地位。由于我国多采取在政府主导下自上而下快速推进经济发展的方式，因而缺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自发协调机制。快速而又持续地发展需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主动变革生产关系以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拓展空间。在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中，我国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改造对实现工业化的保障与促进作用，只不过根据情况对两者在经济建设中优先次序的安排有所调整。最初的设想是“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步进行”。然而，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同时，出现了投资过猛，供求关系全面紧张、农副产品短缺和物价波动等影响工业化持续推进的负面现象，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从经济发展的实践进程看，我国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到1956年底基本上建立起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然而，事情并未朝着预想的方向发展。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弊病在后期的经济建设中时有暴露。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绩效不是提高反而降低。对于诸如“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经济体系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等弊病及基于此所反映出来的不满情绪，一些领导人不是将它归因于体制原因，反而视之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并把它们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作为理论探讨的“禁区”。这种思维一直贯穿到“文革”结束，对指导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基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指导下的赶超经济发展方式，从执行的效果看，并不理想，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经济结构优化、经济效率提高以及经济成果公平分配等没有得以明显改善。在以积累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人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十分缓慢；广大农民更是被割裂在经济增长体系之外，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究其原因，一是对工业化的认识和经济发展中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定位不准，忽视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对工业化的支撑作用：二是在工业化的制度安排方面，过于重视姓“资”、姓“社”的争论，不恰当地把生产力层面的制度建设提升至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甚至采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去抓经
济发展，结果“南辕北辙”。三是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始终存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总想加快重工业的发展，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结果却是“欲速则不达”。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人民不仅没有实现普遍富裕，而且连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些事实说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及其所对应的直超式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需及时和适度地加以调整。
二、经济主导型发展观与转轨式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主导型发展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至基本实现小康生活水平这一阶段发展观念的概括与总结，最基本的特点可概述为“现代化+体制改革”，即以现代化为目标、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线、以体制改革为动力与保障。经济主导型发展观既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的辩证扬弃，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与理论创新。我们之所以把这一阶段的发展观概括为经济主导型发展观。是因为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说，在发展思路上将生产力置于生产关系优先考虑的地位。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仍需加快经济发展。不过，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局限于工业化，而是被拓展为现代化。相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和深刻。“所谓现代化，首要的也是最本质的，必须包括工业化的基本内容；但除此而外，还要包括其它如政治思想、生活观念、文化修养等方面许多新的内容。其中，不少部分又是由工业化这一变革过程所必然引起而发生的。”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不仅强调经济发展，而且也十分重视与此相适应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及支持该制度体系的道德价值的变迁。也就是说，不仅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要坚定不移地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说明社会主义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从而回避了、姓“资”、姓“社”的争论，把工作重心转向操作屋面，重点关注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经济主导型发展观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强调以体制改革为经济发展释放动力和提供保障，我们称之为转轨式经济发展方式，在思路上有两个突出的创新点：
第一，将“生产力标准”置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事关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合法性的重要高度；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相同，新一代领导人仍将加快经济发展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基本标志。“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不同，新一代领导人将生产力标准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前所未有”一方面体现在把生产力标准上升至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余”的论断，是对过去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解的纠正、继承与创新。它不仅廓清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类对社会主义教条式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时代内涵。即，我们可以采取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发展手段，但我们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却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余”，从而把我们的生产力标准与其它剥削阶级的生产力标准划分开来。这一观念的创新，使我们在实现生产发展的方式上有了巨大的创新空间，能采用一切先进发达国家的知识、经验与技术，包括一些先进的发展体制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不足的问题。“前所未有”还体现在将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到直接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大问题上。“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说明新时期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已成为事关经济发展领导地位合法性的评判标准。受此影响，各级政府纷纷把能否领导经济快速发展作为执政业绩的重要评价标准和考核、提拔干部的重要依据。这种干部业绩观与考核观，将一方面导致经济发展的短期行为，增大经济发展的粗放型特征，使得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可能出现结构失衡、环境成本过大等诸多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过分重视经济建设而忽略其它方面建设，使经济增长与人们普遍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不同步，产生经济快速发展与人民幸福感、满意度反而降低的悖论。
第二，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强调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相互推动、协调发展。早在1964年，我国就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文革后，这一目标得以不断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被认为是新时期的一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又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于现代经济的需要。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有所不同，新时期完成这场革命的亮点在于把加快经济发展所需制度建设的重点放在体制改革层面。“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实践进程中的一项理论创新，是为了启动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创新的词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也是对“体制改革”内涵与外延理解深化与扩大的过程。“体制改革”是制度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实践层面或者说操作层面推动的制度创新。
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体制改革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主要围绕“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次之争，后阶段着力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与所有制改革。对于促进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的低效率、粗放型及由此而产生的短缺，理论界的学者们把它归因于体制“内生性”缺陷，认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缺乏基本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运转效率低下。因此，新时期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需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改革上有所突破。这一改革在时空顺序上表现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878－1985)、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5—1989)、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199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一)四个步骤完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制度建设的重心就调整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有制改革上来。特别是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是体现在量上，而是体现在控制力上等一系列所有制理论的创新不仅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激励因素；而且也为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释放了新的空间，极大地优化了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
与体制改革相伴随，经济发展方式表现出典型的转轨特征。一是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并举，使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均有新增长点。二是在评价经济发展的成果时，把考核的指标由工农业总产值扩展至国内生产总值，为服务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
三是不仅重视积累以为扩大经济总量提供资金支持，也重视积累与消费的平衡，以及三次产业之间发展的平衡，以增强经济持续发展的拉力。四是在发展的格局上以非均衡发展为主导，在“两个大局”的框架下用“梯度发展与转移”理念代替沿海与内陆地区平衡发展的思维以寻求中国在新一轮发展中的增长极。五是在发展的层面上，超越经济发展的范围，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重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六是在发展视野上，一改过于强调自力更生的思维，倡导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开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经验与动力。七是在发展速度的确定上，基本摆脱急功近利的“跃进式”发展方式，确立了“分步走”的战略，更重视速度与质量的统一。
经济主导型发展观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观的辩证扬弃，通过发展体制的重塑有效地激发了中国经济，尤其是微观经济对现代发展的适应力，推动中国经济多年持续高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中国奇迹。然而，在取得这些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愈来愈严重的问题。一是经济转型一方面刺激了竞争、激发了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二是基于投资拉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对土地、淡水、矿产和能源等战略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从而严重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过分重视经济发展而导致较少关注人的自由、道德、健康、安全等非物质层面的发展以及社会公平、正义与秩序的构建，从而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使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产生重大质疑。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质量，而且严重影响社会进步与人自身的发展，需要结合新时代发展及时调整。
三、科学发展观与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方式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发展史上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的发展观，实际上要解决三个可持续发展问题：一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通过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低成本、低代价的经济发展道路；二是实现政治发展的可持续，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实现人文社会发展的可持续。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主导型发展观的辩证扬弃，是对可持续发展观及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升华与提炼，·是新时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解决过去因发展的粗放性所导致的发展不协调、不公平、不可持续等诸多问题的需要，也为解决人类未来发展的两个最基本问题—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一提供了思路，从而破解了此前发展观关于发展与代价这对“鱼和熊掌”的困境，为人类有可能在和谐的前提下推进人类文明进程开创了一条谨慎乐观的道路。 坚持发展的科学性是科学发展观最突出的创新点，它要求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全面、协调与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以统筹发展为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对经济发展办式的重要影响在于，一是需要寻求发展的新动力；即建设创新型国家；二是需要提高发展的质量，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考虑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间的关系；三是需要实现发展的公平即构建和谐社会；解决机会不平等，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总之，科学发展观要求又好又快地发展，我们称之为又好又快的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相对于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注重发展的终极目的，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重视平衡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矛盾。从经济工作的角度看，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当务之急重在抓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的思路包括：
第一，继续把“以人为本”作为所有经济工作的出发点。把发展的目标由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提升至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发展观念的升华，是人本主义发展观的根本要求。这一发展目标的提升要求在实现经济发展的方式上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指标，而且要重视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坚持把经济增长指标同人文、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与资本主义发展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发展服从与服务于全体人民，特别应使社会的赢弱者在发展的进程中有得到救助的机制与渠道，使他们能在较大程度上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要求以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统率，除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外：还要充分利用城市化所提供的现代服务业机会。增强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第二，以节能减排为抓手，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节能减排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投资率居高不下，并且投资节能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从投资结构看，为了推进经济快速增长，我国过多的资金投入了有利于提升GDP产值的重工业。这些重工业中有很大一部分(如资源开采与加工。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化工等)是高排放、高污染行业，基于这一投资体制在激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我国在资源和环境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之间存在强烈内在关联，抓好节能减排工作就抓住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命脉。抓好节能减排工作，说到底就是要按制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用其它行业的发展为推动经济增长寻求空间，这在短期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但却有利于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进一步落实好节能减排的各项工作，需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止来，狠抓节能减排责任落实和执法监督，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
第三、以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为载体，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联系紧密。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实质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换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以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为载体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思路上要以实现又好又快为目标，以有利于节能减排为抓手，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动力源，在培育和发展新的主导产业和区域发展极方面力求取得重要的新进展。从产业协同发展的角度讲，需要改变为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导致经济结构进一步重化工业化的趋势。一是用新的思路加快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二是广泛运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制造业。三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从区域间联动与协调发展的角度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站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打破地方主义的狭隘视野，尊重区域间不平衡发展的事实，依照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对各区域进行分类指导，提高产业在区域间的相互承接效率，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为此，需尊重国家关于区域发展；整体布局思路，以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两个基本支撑，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国
家扶持机制。鼓励区域之间开展优势互补的合作，鼓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技术、资本和产业。同时，要增强国家区域政策的整合能力，科学制定主体功能区规划，建立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加大对贫困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等的政策支持，促进各区域共同发展。
第四、以体制改革与创新为保障，巩固和扩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将导致新的发展方式与原有制度体系之间的紧张状态，要消除这种紧张状态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要强化体制改革与创新的保障作用。一是改进政府以经济总量和速度指标为中心的绩效考核体系，切实把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成效．列入考核内容。同时，建立健全监督体系，实现对政府权力部门和决策机关的有效监督，强化责任追究，防止短期行为。二是继续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政策和制度。积极实行绿色财税政策，调控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如实行资源有价开采与使用，调动生产者开发和使用替代资源的积极性，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改变资源税征收办法以应对当前矿产资源制度不合理的情况。充分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达到充分利用矿产资源减少浪费的目的。同时，要完善资源开发利用的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的补偿机制，做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产前产后工作。三是健全资源和要素高效利用的激励机制，完善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源性产品的市场定价机制，使资源价格真正反映稀缺程度，纠正资源性产品价格长期偏低的扭曲现象。在推进价格改革的同时，也需辅之以恰当的行政手段和税收政策，努力形成“谁节约资源、谁就能从节约的价值中得到回报”的市场机制使企业、公众自觉加入到建设节约型社会中来。
四、结论与启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发展观与经济发展方式相互影响、互相推动。考虑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就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举措去思考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而是要重视发展观的更新对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进作用。过去的经验说明，把发展观内化到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举措中，需要以创新与完善制度建设载体；每一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伴随着一系列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变迁。因此，每一时期思考经济发展方式时，都需要树立观念——制度——举措的框架意识，不仅要重视措施本身的科学性，同时，还要注意及时转变观念与稳步跟进制度建设。不管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发展的具体目标可能有差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或者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实现经济发展的具体操作方式，但经济发展始终是为了同一个终极目标—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及中国的富强和民族振兴。因此，制定经济发展方式的举措时，应紧紧围绕国家整体发展目标与长远规划。此外，还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的现实条件是科学制定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前提。每一时代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受同时期国际主流发展观的影响，更主要的是解决国内现实问题的需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每一新的发展方式都是对原有发展方式的扬弃与发展。在思考经济发展方式时，要充分考虑国际国内的发展条件与环境，结合中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和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与突出问题，制定出有效的阶段性发展举措，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平衡、经济增长与人类自身发展之间的平衡、经济发展成就与所付出的代价之间的平衡、本国发展与世界性总体发展之间的互动与平衡。最后，要充分认识到把发展观内化到经济发展方式上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调整与适应过程。其原因，既有中国经济发展的复杂性，也有我们认识的局限性。因此，在认识问题和制定政策时，不要幻想_劳永逸地穷尽真理、解决问题，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注意吸收自己的和别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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