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礼仪范文第1篇
一、中西方餐桌礼仪差异中的中国餐桌礼仪
据文献记载,至少在周代,饮食礼仪就已形成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作为汉族传统的古代宴饮礼仪,自有一套程序:主人折柬相邀,届时迎客于门外。宾客到时,互致问候,引入客厅小坐,敬以茶点。客齐后导客入席,以左为上,视为首席,相对首座为二座,首座之下为三座,二座之下为四座。客人坐定,由主人敬酒让菜,客人以礼相谢。席间斟酒上菜也有一定的讲究:应先敬长者和主宾,最后才是主人。宴饮结束,引导客人入客厅小坐,上茶,直到辞别。这种传统宴饮礼仪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保留至今,如山东、香港及台湾,许多影视作品中多有体现。清代受西餐传入的影响,一些西餐礼仪也被引进,中西餐饮文化的交流,使得餐饮礼仪更加科学合理。
与传统的中国家庭同桌用餐,须尊重他们的文化、礼仪及习俗,用餐时注意不要触犯多样的禁忌,因为中国人认为饮食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用餐时犯了禁忌,便会带来厄运。例如吃鱼,当吃完了一面鱼身,不要用筷子把整条鱼翻转至另一面,他们认为若翻鱼时弄破鱼身,便意味着渔船会翻沉,这是由于香港在开埠初期是一个渔港,渔民很关注船只的安全航行。[1 ]此外,中国人从不会端上七碟菜肴用饭,因为葬礼后的“解慰酒”须有七碟菜肴;不可用筷子垂直插入碗饭的中央,因为这样有点像在拜祭祖先;用饭后不可说“我吃完饭了”,这意味着自己已死去,不会再有机会吃饭,而应该说“我吃饱了”;吃饭时避免筷子触碰饭碗而发出声音,这不单是不礼貌,亦意味着无饭吃;要培养吃光碗中饭的习惯,一粒饭也不可剩在碗里,否则将来的太太或丈夫是痘皮脸的,也不尊重辛劳耕种的农夫。[1 ]这些迷信的饮食习俗流传至今,或多或少仍然成为中国人的饮食礼仪。
餐桌礼仪在现代中国人的完整生活秩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认为,用餐不只是满足基本生理的需要,也是重要的社交经验。为此,掌握某些中式餐饮礼仪知识便显得特别重要。无论你是主人,抑或只是一位客人,都必须掌握一些礼仪。
二、中西方餐桌礼仪差异中的西方餐桌礼仪
西方家庭素有“把餐桌当成课堂”的传统。[2 ] 从孩子上餐桌的第一天起,家长就开始对他们进行有形或无形的“进餐教育”,帮助孩子学会良好的进餐礼仪。西方孩子一般两岁时开始系统学习用餐礼仪,四岁时就学到用餐的所有礼仪;五岁左右的孩子都乐于做一些餐前摆好所有餐具、餐后收拾餐具等力所能及的事。
在儿童的餐桌礼仪中,美国人还注重进行环保教育。五六岁的孩子应知道哪些是经过再生制造的“环保餐具”,哪些塑料袋可能成为污染环境的“永久垃圾”。外出郊游前,他们会在家长指导下自制饮料。尽量少买易拉罐等现成食品,并注意节约水电,因为他们懂得“滥用资源,即意味着对环境保护的侵害”。[3 ]对于这种餐桌教育,美国一位老师说:“文明礼貌对个人事业的成功极有帮助。大的商业交易或爱情往往是从餐桌上开始。”
三、中西方餐桌礼仪差异的比较
中国和美国在餐桌上的要求存在很大差异,并各有特色,体现了不同的餐桌礼仪。 (一) 座次安排
在中国的餐桌礼仪中:先请客人入座上席,再请长者入座客人旁依次入座。入座时要从椅子左边进入,入座后不要动筷子,更不要弄出响声来,也不要起身走动。如果有什么事要向主人打招呼。客人应该等候主人邀请才可坐下,主人必须注意不可叫客人坐在靠近上菜的座位,此为一大忌。如果你是主人,则以和缓的动手,指向某张椅子并对客人说:“请坐这里。”如果你是客人,等主人示意你坐下时,才坐下。如果主人径自坐下而没有示意你坐在哪里,你就坐在最靠近他的位置。 要是坐圆桌子,对着大门的是主座。档次高一点的饭店,会用餐巾予以区分,餐巾最高大的位置不能随便坐,除非你打算好请客。
现代较为流行的中餐宴饮礼仪是在继续传统与参考国外礼仪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座次借西方宴会以右为上的法则,第一主宾就坐于主人右侧,第二主宾在主人左侧或第一主宾右侧,门边面对主人的,自然是跑腿招呼的陪客坐的。变通处理,斟酒上菜由宾客右侧进行,先主宾,后主人,先女宾,后男宾。
在西方的餐桌礼仪中:女主人宣布晚宴准备就绪后,男主人便会引领客人依次入座,而女主人则走在最后面。有些细心的主人也会在餐桌上放置姓名卡,以示座次,如果没有这项安排,那么座位安排原则一般为:座次安排以男女分隔而坐为原则,男主客优先入座,其位置在女主人右边,而女主客在男主客右边,其它夫妇则以对角方式就座。男女夫妇分坐显示出了美式宴会的开放及活泼,希望能藉由宴席上座次的安排来增进彼此间的熟稔,同时也可使用餐话题多样化,气氛和乐。 入坐原则是客人先入坐,长者先于年轻人入坐,已婚者先于未婚者入坐,陌生人又先于熟识客人或家人入坐。 (二) 上菜顺序
中餐上菜顺序是:先上冷菜、饮料及酒,后上热菜,然后上主食,最后上甜食和水果。宴会上桌数很多时,各桌的每一道菜应同时上。上菜顺序依然保持传统,先冷后热。热菜应从主宾对面席位的左侧上;上单份菜或配菜和小吃先宾后主,上全鸡、全鸭、全鱼等整形菜,不能头尾朝向正主位。上菜的方式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一是把大盘菜端上,由各人自取;二是由侍者托着菜盘逐一给每位分让;三是用小碟盛放,每人一份。在正式宴席上,菜式的吃法很像放映的幻灯片,每一次一道菜。那么怎样叫一顿中式饭呢? 先叫一个冷盘以刺激食欲,接着叫一锅清汤,热汤有助增加体温,喝过热汤后便开始品尝主菜,通常按照自己的口味叫主菜,但有必要叫一碟十足辣味的菜肴,才算得上为一顿合宜的中式饭,以辣味菜肴配清淡的白饭,使菜肴辣而温和,白饭淡而香浓;一顿饭的压轴食品是甜点,通常是甜汤,如红豆沙、芝麻糊等,亦有其他种类,如布丁、班戟、雪糕等,同样香甜可口。[5 ]这些程序不仅可以使整个宴饮过程和谐有序,更使主客身份和情感得以体现和交流。因此,餐桌之上的礼仪可使宴饮活动圆满周全,使主客双方的修养得到全面展示。
西餐上菜程序通常是:面包黄油→冷菜→汤斗海鲜→主菜→甜点心→咖啡和水果。冷菜、汤,同时就着面包吃。冷菜也叫开胃小菜,作为第一道菜,一般与开胃酒并用。汤分渍汤和奶油浓汤。主菜有鱼、猪肉、牛肉、鸡等。甜食常有冰淇淋、布丁等。然后是咖啡或红茶。至于水果,可上可不上。 (三) 餐具
中餐的餐具主要包括筷子、碟子、调羹、碗、调盘等。在正式的宴会上,水杯放在菜盘左上方,酒杯放在右上方。筷子与汤匙可放在专用座子上或放在纸套内。公用的筷子和汤匙最好放在专用的座子上。要备好牙签和烟灰缸。
1. 筷子。筷子是中餐最主要的餐具。使用筷子,通常必须成双使用。用筷子取菜、用餐时,要注意下面几个小问题:一是不论筷子上是否残留着食物,都不要去舔。用舔过的筷子去夹菜,倒人胃口;二是和人交谈时,要暂时放下筷子,不能一边说话,一边像指挥棒似地舞着筷子;三是不要把筷子竖插放在食物上面。因为这种插法,只在祭奠死者的时候才用;四是严格筷子的职能。筷子只是用来夹取食物的。用来剔牙、挠痒或是用来夹取食物之外的东西都是失礼的。
2. 勺子。它的主要作用是舀取菜肴、食物。有时,用筷子取食时,也可以用勺子来辅助。尽量不要单用勺子去取菜。用勺子取食物时,不要过满,免得溢出来弄脏餐桌或自己的衣服。在舀取食物后,可以在原处“暂停”片刻,汤汁不会再往下流时,再移回来享用。暂时不用勺子时,应放在自己的碟子上,不要把它直接放在餐桌上,或是让它在食物中“立正”。用勺子取食物后,要立即食用或放在自己碟子里,不要再把它倒回原处。而如果取用的食物太烫,不可用勺子舀来舀去,也不要用嘴着吹,可以先放到自己的碗里等凉了再吃。不要把勺子塞到嘴里,或者反复吮吸、舔食。
3. 盘子。稍小点的盘子就是碟子,主要用来盛放食物,在使用方面和碗略同。盘子在餐桌上一般要保持原位,而且不要堆放在一起。食碟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暂放从公用的菜盘里取来享用的菜肴的。用食碟时,一次不要取放过多的菜肴,看起来既繁乱不堪,又像是饿鬼投胎。不要把多种菜肴堆放在一起,弄不好它们会相互窜味,不好看,也不好吃。不吃的残渣、骨、刺不要吐在地上、桌上,而应轻轻取放在食碟前端,放的时候不能直接从嘴里吐在食碟上,要用筷子夹放到碟子旁边。如果食碟放满了,可以让服务员换。
4. 水杯。水杯主要用来盛放清水、汽水、果汁、可乐等软饮料时使用。不要用它来盛酒,也不要倒扣水杯。另外,喝进嘴里的东西不能再吐回水杯。
5. 餐巾。中餐用餐前,比较讲究的话,会为每位用餐者上一块湿毛巾。它只能用来擦手。擦手后,应该放回盘子里,由服务员拿走。有时候,在正式宴会结束前,会再上一块湿毛巾。和前者不同的是,它只能用来擦嘴,却不能擦脸、抹汗。
6. 牙签。尽量不要当众剔牙。非剔不可时,用另一只手掩住口部,剔出来的东西,不要当众观赏或再次入口,也不要随手乱弹,随口乱吐。剔牙后,不要长时间叼着牙签,更不要用来扎取食物。
在美国餐桌上:西餐餐具主要有刀、叉、匙、盘子、玻璃杯等。在摆放方法上,中餐较为简单,而西餐就比较复杂。世界上高级的西式宴会摆台是基本统一的。共同原则是:垫盘居中,叉左刀右,刀尖向上,刀口向内,盘前横匙,主食靠左,餐具靠右,其余用具酌情摆放。酒杯的数量与酒的种类相等,摆法是从左到右,依次摆烈性酒杯,葡萄酒杯,香槟酒杯,啤酒杯。
西餐中餐巾放在盘子里,如果在宾客尚未落坐前需要往盘子里放某种事物时,餐巾就放在盘子旁边。
餐具的取用应由外而内,切用时可以使用法式方式,即左手拿叉右手拿刀,边切边用;也可用英美式,即右手拿刀,左手拿叉,切好后再改用右手拿叉取用。美国较偏好后者,但也接受法式方式。谈话时有肢体语言或传菜时,应将刀叉放下,不要手拿刀叉在空中挥动。用完刀叉后,应将其横放于餐盘中央,而不是盘边或餐桌上;放置方式为刀口朝着自己,叉口朝左,以便于取走时的安全性。用完餐盘后,不应往外推,将其
留在原处便可。
有一个例外是当沙拉和主菜同时上桌时,沙拉所需使用的刀叉是放在最靠近餐盘的位置,也就是主菜刀的内侧,沙拉盘则在主菜所用的刀叉的左方。主菜叉子的位置在餐盘的左方,而餐盘右方为主菜刀子。如果没有沙拉盘上桌,那么沙拉用的刀叉会和沙拉一起上桌。还有一个例外是,吃蚝(Oys2ter) 所用的叉子放在餐盘右方,也就是餐具的最外侧,汤匙的位置在所有刀子的右方,最外面的用于喝汤,介于刀和汤匙之间的小匙,则是用于吃甜点(Dessert ) 的,而甜点叉是放在餐盘的最左方。但平常为避免混淆,一般会把吃甜点所需的餐具置于餐盘的上方,以示区别。
喝汤时应该是由碗盘外缘舀至内侧,喝完后汤匙不可留在碗中,应放在碟子上。如果喝汤所用是深盘,就应将汤匙放在深盘中,汤匙柄朝右。在喝茶或喝咖啡时,用完调匙后应放在碟子上,直接拿起咖啡杯就口,而不是以调匙舀用。喝酒时则应拿高脚杯的杯脚,而不是杯身,因为如果喝的是白酒或香槟,可长保其冷却,如果喝的是红酒或其它就,则可欣赏酒色。 (四) 停菜方法
在中国餐桌上,用餐完毕,筷子应整齐地搁在靠碗右边的桌上,并应等众人都放下筷子后,在主人示意散席时方可离座,不可自己用餐完毕,便扔下筷子离席。
在西方餐桌上,用餐结束的摆置方式有两种:用餐结束后中,可将叉子的下面向上,刀子的刀刃侧向内与叉子并拢,平行放置于餐盘上,尽量将柄放入餐盘内,这样可以避免因碰触而掉落,服务生也较容易收拾。出席结婚餐宴时,不论怎么将餐具摆成“用餐中”的位置,只要主要宾客用餐结束,就应立即把所有的料理收起。所以宴会时,切记皆以主要宾客为中心进行。在宴会中,每吃一道菜用一副刀叉,对摆在面前的刀叉,是从外侧依次向内取用,因为刀叉摆放的顺序正是每道菜上桌的顺序。刀叉用完了,上菜也结束了。中途需是谈话或休息时,应该将刀叉呈八字形平架在盘子两边。反之,刀叉柄朝向自己并列放在盘子里,则表示这一道菜已经用好了,服务员就会把盘子撤去。前菜或是甜点等,如果是可以直接用叉子叉起食用的料理,没有必要刻意地一定使用刀子。没用过的刀子,就这样放在桌上即可,服务生会自动将它收走。虽说将刀与叉放在餐盘上并拢是代表结束用餐的讯息,但是没有必要把干净刀子特地放入弄脏的餐盘内。没有用过的餐具保持原状放在原处即可,硬要追求形式的规则反而显得奇怪。 (五) 肢体动作和语言的意义
在中国,平时吃饭,家长会告诫小孩不要用筷子敲打碗盆。逢到家里请客吃饭时,尤其不可将筷子胡乱地敲打碗盆。
这究竟是为什么? 有人以为这种礼仪规范是跟乞讨的忌讳有关的。就是说,只有乞丐讨食时才会有筷子敲打碗盆。这种解释比较容易接受。事实上,还有另一种解释值得重视,古时候有所谓“蛊毒”之说,相传蝈是一种由人工培养的毒虫,人取百虫放入瓮中,经年打开看时,必有一虫将别的虫都食尽,这虫就叫蛊的。古人因此将毒害人而令人不自知,称为蛊毒。在用蛊的粉末放在食物里毒害他人时,为使蛊起作用,就要在下毒时边念咒语边敲打碗盆。因此,用筷子敲打碗盆就成了 饮食中的大不敬。[1 ] 暂停用餐时,双手如何摆放可以有多种选择。你可能喜欢把双手放在桌面上,以手腕底部抵住桌子边缘;或者你可能喜欢把手放在桌面下的膝盖上。双手保持静止不动,在同桌的人看来,可能比用手去拨弄盘中的食物,或玩弄头发要好得多了! 吃东西时手肘不要压在桌面。在上菜空档,把一只手或两只手的手肘撑在桌面上,并无伤大雅,因为这是正在热烈与人交谈的人自然而然会摆出来的姿势。不过,吃东西时,手肘最好还是要离开桌面。
在美国,不允许进餐时发出声响,不允许替他人取菜,不允许吸烟,不允许向别人劝酒,不允许当众脱衣解带,不允许议论令人作呕之事。用餐时不应将手肘镇在桌子上妨碍他人进餐,而且也不美观,更不可晃动椅子发出怪声。当口中有食物时,不可喝水、喝汤或讲话,如果不小心犯了此错,应说“Excuseme”,待食物吞下后,再继续话题。[4 ] 进餐时应尽量参与话题,不要保持沉默或只与邻座讲话,而忽略其它宾客。如果对某些食物过敏或不喜欢,可以只取一些或根本不拿,并婉转地想女主人解释。进餐期间如果咳嗽,应以餐巾捂住,并致歉。但如果太严重,则不妨先离座,等缓和后再返回座位。在餐桌上也不可用牙签剔牙,最好能等到宴毕后到洗手间用牙
签取出。女士也不可在餐桌上补妆。有事须先行离席,应向在场的人致意。
由于个人在餐桌上用餐的仪态确实会对别人造成某种程度的心理影响,因此父母自孩子进入青少年后,就应该拨出足够的时间在餐桌上陪伴孩子,以确保他们养成良好的餐桌礼仪。
西方礼仪范文第2篇
推荐答案
2011-1-20 10:59
一、宴会礼仪
(1)在当你应邀赴宴时，你对同桌进餐的人和餐桌上的谈话，大概要比对饮食要更感兴趣。因此进餐时，应该尽可能地少一些声响，少一些动作。
(2)女主人一拿起餐巾时，你也就可以拿起你的餐巾，放在腿上。有时餐巾中包有一只小面包;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把它取也，放在旁边的小碟上。
(3)餐巾如果很大，就双叠着放在腿上;如果很小，就全部打开。千万别将餐巾别在领上或背心上，也不要在手中乱揉。可以用餐巾的一角擦去嘴上或手指上的油渍或脏物。千万别用它来擦刀叉或碗碟。
(4)正餐通常从汤开始。在你座前最大的一把匙就是汤匙，它就在你的右边的盘子旁边。不要错用放在桌子中间的那把匙子，因为那可能是取蔬菜可果酱用的。
(5)在女主人拿起她的匙子或叉子以前，客人不得食用任何一道菜。女主人通常要等到每位客人都拿到菜后才开始。她不会像中国习惯那样，请你先吃。当她拿起匙或叉时，那就意味着大家也可以那样做了。
(6)如果有鱼这道菜的话，它多半在汤以后送上，桌上可能有鱼的一把专用叉子，它也可能与吃肉的叉子相似，通常要小一些，总之，鱼叉放在肉叉的外侧离盘较远的一侧。
(7)通常在鱼上桌之前，鱼骨早就剔净了，如果你吃的那块鱼还有刺的话，你可以左手拿着面包卷，或一块面包，右手拿着刀子，把刺拨开。
(8)如果嘴里有了一根刺，就应悄悄地，尽可能不引起注意地用手指将它取出，放在盘子边沿上，别放在桌上，或扔在地下。
此外，我对法国餐桌礼仪的忌讳有些了解，如后：
二、法国餐桌礼仪七忌
答应对方的邀请后如果临时有事要迟到甚至取消约会，必须事先通知对方。赴会时稍迟是可以接受的，但若超过15分钟便会给对方不重视约会的坏印象。在点菜时自己应选定想吃的食物，如果看遍菜牌也没有头绪的话，可请侍应为你推荐餐厅的招牌菜，但要给明确的表示，如想吃海鲜、不吃红肉等，切记事事拿不定主意，只懂说“是但(随便也罢)”的人只会为同台客人添加麻烦。用餐要注意的细节甚多，但其实大部分也是日常的礼仪，只要保持冷静，不做大动作，不出声响或阻碍别人用餐的话已算合格。
1、使用餐具最基本的原则是由外至内，完成一道菜后侍奉收去该份餐具，按需要或会补上另一套刀叉。
2、吃肉类时(如牛扒)应从角落开始切，吃完一块再切下一块。遇到不吃的部分或配菜，只需将它移到碟边。
3、如嘴里有东西要吐出来，应将叉子递到嘴边接出，或以手指取出，再移到碟子边沿。整个过程要尽量不要引别人注意，之后自然地用餐便可。
4、遇到豆类或饭一类的配菜，可以左手握叉平放碟上，叉尖向上，再以刀子将豆类或饭轻拨到叉子上便可。若需要调味料但伸手又取不到，可要求对方递给你，千万不要站起来俯前去取。
5、吃完抹手抹嘴切忌用餐巾大力擦，注意仪态用餐巾的一角轻轻印去嘴上或手指上的油渍便可。
6、就算凳子多舒服，坐姿都应该保持正直，不要靠在椅背上面。进食时身体可略向前靠，两臂应紧贴身体，以免撞到隔壁。
7、吃完每碟菜之后，如将刀叉四边放，又或者打交叉乱放，非常难看。正确方法是将刀叉并排放在碟上，叉齿朝上。 另外!餐饮礼仪问题可谓源远流长。据文献记载可知，至少在周代，饮食礼仪已形成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特别是经曾任鲁国祭酒的孔子的称赞推崇而成为历朝历代表现大国之貌、礼仪之邦、文明之所的重要方面。
作为汉族传统的古代宴饮礼仪，自有一套程序：主人折柬相邀，临时迎客于门外。宾客到时，互致问候，引入客厅小坐，敬以茶点。客齐后导客入席，以左为上，视为首席，相对首座为二座，首座之下为三座，二座之下为四座。客人坐定，由主人敬酒让菜，客人以礼相谢。席间斟酒上菜也有一定的讲究：应先敬长者和主宾，最后才是主人。宴饮结束，引导客人入客厅小坐，上茶，直到辞别。这种传统宴饮礼仪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保留完整，如山东、香港及台湾，许多影视作品中多有体现。
清代受西餐传入的影响，一些西餐礼仪也被引进。如分菜、上汤、进酒等方式也因合理卫生的食法被引入中餐礼仪中。中西餐饮食文化的交流，使得餐饮礼仪更加科学合理。
现代较为流行的中餐宴饮礼仪是在继续传统与参考国外礼仪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座次借西方宴会以右为上的法则，第一主宾就坐于主人右侧，第二主宾在主人左侧或第一主宾右侧，变通处理，斟酒上菜由宾客右侧进行，先主宾，后主人，先女宾，后男宾。酒斟八分，不可过满。上菜顺序依然保持传统，先冷后热。热菜应从主宾对面席位的左侧上;上单份菜或配菜席点和小吃先宾后主，上全鸡、全鸭、全鱼等整形菜，不能头尾朝向正主位。这些程序不仅可以使整个宴饮过程和谐有序，更使主客身份和情感得以体现和交流。因此，餐桌之上的礼仪可使宴饮活动圆满周全，使主客双方的修养得到全面展示。
特别具体的英国礼仪寻找困难，可参考正规书籍
1、就座时，身体要端正，手肘不要放在桌面上，不可跷足，与 餐桌的距离以便于使用餐具为佳。餐台上已摆好的餐具不要随意摆弄。将餐巾对折轻轻放在膝上。
2、使用刀叉进餐时，从外侧往内侧取用刀叉，要左手持叉，右手持刀;切东西时左手拿叉按住食物，右手执刀将其切成小块，用叉子送入口中。使用刀时，刀刃不可向外。进餐中放下刀叉时应摆成“八”字型，分别放在餐盘边上。刀刃朝向自身，表示还要继续吃。每吃完一道菜，将刀叉并拢放在盘中。如果是谈话，可以拿着刀叉，无需放下。不用刀时，可用右手持叉，但若需要作手势时，就应放下刀叉，千万不可手执刀叉在空中挥舞摇晃，也不要一手拿刀或叉，而另一支手拿餐巾擦嘴，也不可一手拿酒杯，另一支手拿叉取菜。要记住，任何时候，都不可将刀叉的一端放在盘上，另一端放在桌上。
3、喝汤时不要啜，吃东西时要闭嘴咀嚼。不要舔嘴唇或咂嘴发出声音。如汤菜过热，可待稍凉后再吃，不要用嘴吹。喝汤时，用汤勺从里向外舀，汤盘中的汤快喝完时，用左手将汤盘的外侧稍稍翘起，用汤勺舀净即可。吃完汤菜时，将汤匙留在汤盘(碗)中，匙把指向自己。
4、吃鱼、肉等带刺或骨的菜肴时，不要直接外吐，可用餐巾捂嘴轻轻吐在叉上放入盘内。如盘内剩余少量菜肴时，不要用叉子刮盘底，更不要用手指相助食用，应以小块面包或叉子相助食用。吃面条时要用叉子先将面条卷起，然后送入口中。
5、面包一般掰成小块送入口中，不要拿着整块面包去咬。抹黄油和果酱时也要先将面包掰成小块再抹。
6、吃鸡时，欧美人多以鸡胸脯肉为贵。吃鸡腿时应先用力将骨去掉，不要用手拿着吃。吃鱼时不要将鱼翻身，要吃完上层后用刀叉将鱼骨剔掉后再吃下层吃肉时，要切一块吃一块，块不能切得过大，或一次将肉都切成块。
7、喝咖啡时如愿意添加牛奶或糖，添加后要用小勺搅拌均匀，将小勺放在咖啡的垫碟上。喝时应右手拿杯把，左手端垫碟，直接用嘴喝，不要用小勺一勺一勺地舀着喝。吃水果时，不要拿着水果整个去咬，应先用水果刀切成四瓣再用刀去掉皮、核、用叉子叉着吃。
8、用刀叉吃有骨头的肉吃有骨头的肉时，可以用手拿着吃。若想吃得更优雅，还是用刀较好。用叉子将整片肉固定(可将叉子朝上，用叉子背部压住肉)，再用刀沿骨头插人，把肉切开。最好是边切边吃。必须用手吃时，会附上洗手水。当洗手水和带骨头的肉一起端上来时，意味着“请用手吃”。用手指拿东西吃后，将手指放在装洗手水的碗里洗净。吃一般的菜时，如果把手指弄脏，也可请侍者端洗手水来，注意洗手时要轻轻地洗。
9、吃面包可蘸调味汁吃到连调味汁都不剩，是对厨师的礼貌。注意不要把面包盘子“舔”得很干净，而要用叉子叉住已撕成小片的面包，再蘸一点调味汁来吃，是雅观的作法。 参考资料：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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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礼仪范文第4篇
摘要：本着“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的旨归，本文在分析中西方文化人文精神异质性形成机理的基础上，辨析中西方文化互鉴交融的历史轨迹，客观评价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地位，探求当今时代背景下民族异质文化交流互鉴、互补共生的路径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异质文化；价值体系；融合互补；交流互鉴
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在农耕文明时代曾经长期领先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17世纪中叶以后中华文明丧失了领先地位，中西方文化交流在坎坷中前行，总体上依然是在渗透中互补、在借鉴中发展、在扬弃中融合的发展趋势。在当今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深入的形势下，客观评介中西方异质性文化的价值，探索交流互鉴融合的成功范式，推动世界各民族的异质文化融合进入“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①的发展轨道，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中西方文化异质性的形成机理
（一）中国“仁爱和谐”文化生发的源流
中国幅员辽阔，地质形态丰富，地形地貌差异性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聚合提供了优良的生态环境，具有形成自成一体的独特文化传统和文化体系的优势。中国文化起源于远古的原始“共产主义”文化，成熟于农耕经济为主体的血缘氏族文化。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氏族大家庭，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无私产、无等级、无压迫、无剥削，虽然在自然灾害和野兽的侵袭下，人们必须面对严峻的生存危机，但在精神世界里是平等的自由的，这种文化元素犹如DNA根植在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中。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长达两千年在中国文化中居绝对主导地位。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②是在继续延展上古原始民主和人道遗风以及周礼宗法思想基础上建立的以“仁”为中心命题，以“礼”为表现形式的文化，是注重实践、注重道德、关注人的命运、关注血亲人伦、追求社会稳定的文化体系，虽然其中存在一些封建糟粕，但是，其核心本体具有协调人际关系、化解矛盾冲突、和谐社会氛围的积极的现实意义。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效法自然天人合一。《老子》一书中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③自然法则是人类进行一切创造活动所必须遵守的最高法则，主张反璞归真的“朴”文化。源自印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并引伸发展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以“善”文化核心的中国佛学，推崇个性修炼、清心寡欲，与自然融为一体，超越现实矛盾，超越生命之苦，追求思想、精神和心灵自由的境界，与中国古文化血脉相通，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远古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在封建社会激励农民起来反抗压迫的是“等贵贱、均贫富”的渴望，从晋代诗人陶洲明笔尖飘出的“桃花园”世界，让千万太平教徒趋之若鹜的“太平天国蓝图”，近代维新派康有为想用来启迪民智的“大同世界”，孙中山殚精竭虑奋斗终生的“天下为公”宏愿，乃至伟人毛泽东激励亿万中国人醉心神往、为之流血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在本质上相通贯穿于中国精神文化的主线，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这种精髓从各个层面体现在儒道互补、儒释道三元同一的传统文化中，曾经长期以儒家的“礼”文化、道家的“朴”文化和佛家的“善”文化为表征。[1]其突出特征为推崇天人合一，个体修练，群体和谐。
（二）西方人本自为文化的生成机理
西方文化生成的重要源头之一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属于奴隶制度的精神产物，这一点原本与中国文化具有相同性。但是中国奴隶社会古文化的积淀远不能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成就相比拟，而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文化在西方文化中却影响深远。
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希腊的文化创造达到了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高峰。古希腊的奴隶制文明催生了手工业、商业与农业并驾齐驱的混合性经济模式，与之相伴的是移民浪潮，以及为争夺航线、商站、金银、土地、市场而爆发的连绵不断的战争。古希腊的混合经济模式是希腊人求生存的必然产物，与希腊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的狭小平原和山地，狭小的城邦和自然生态造就了希腊的人性和文化特征，不同于中国人在家庭合作的农业生产基础上产生的强调等级与和谐的文化，希腊更多的是狩猎和捕鱼以及手工业制作的个体劳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是个体本位和“自为”的价值思维取向。公元前2世纪古罗马征服希腊，希腊文化发展中断。古罗马的农业经济也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古罗马的奴隶压迫是人类历史上人与人关系最黑暗、最丑陋的一页，它给原本闪烁着民主文明光辉的古希腊文化注入了贪婪、掠夺和更多争战的元素。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一书中，对西方近现代文明的产生形成进行了深刻地阐述：“中世纪的观念在14世纪开始消沉之际，一些塑造当今世界的新生力量逐渐露头。”[2]这些新生力量一是发生在15和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二是动摇了中世纪封建社会结构的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崛起；三是改变了中世纪世界的宗教改革力量；四是实验科学的复活和成就。正是这几股力量塑造了“哲学运动与科学传统并驾齐驱”的西方近代文明。
14世纪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近现代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开创了思考“人的尊严”的新视野，以人为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人的自由，人的潜力，人的创造性和发展成为关注的焦点，反对中古时期抹煞人性否定此生的来世观念和禁欲主义，力促人的思想、情感、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7、18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则强有力地驱散了笼罩着西方世界的迷信思想的阴霾，同文艺复兴一样，在本质上推崇热爱人和自然，崇拜自由。这种崇尚理性，反对宗教，重视人生体悟，注重理性与实际相结合的文化传统，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提供了以理性思维为内涵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 根植于西方文化中的崇拜自由，崇尚理性，引导鼓励人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思考问题，支配行动。其中虽然弥漫着“丛林文化”过度竞争导致的种种弊端，但是西方文化中的理性光辉对于我们客观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二、中西方文化交融互鉴的轨迹与反思
16、17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文艺复兴的延伸，以及宗教改革的深入，出现了以基督教文化传播为主要内容的第一轮中西文化交融潮涌。西方传教士将异质的西方文化及其科学精神，注入到中国文化的母体之中。他们“习华语，学中文，做皇帝的上宾，做士大夫的密友，翻译西书，制作仪器，实为中西交流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纪，使开明的中国人士凛然于六艺九流之外，尚有学问，而之浚发，乃似过我，于是想急起直追，企图维新”，[3]传教士以其所熟悉的文化作为参考体系学习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在二者之间寻求一致或相同点，尽量回避掩饰二者之间的本质不同和深层冲突，但是，这种一鳞半爪式的输入不能抵挡中国文化阻止“以夷变夏”所迸发出来的对西学的强大排拒力。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意气风发地向资本主义高歌猛进，而中国则依然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梦幻世界。“丛林文化”与“和谐文化”的本质差异，导致以中英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一系列列强入侵中国的战争和接踵而至的一份份丧权辱国的城下盟约，中华民族在苦难中进入了畸形发展的近代。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国一批又一批的有识之士奋起抗争，同时重新审视历史和文化，主动地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文化。这个时期一方面是西方文化伴随着帝国主义的炮舰涌入中国，一方面是中国人主动汲取西方文化，形成了西学强烈冲击中国文化的历史新阶段。这个时期，既有思想家的理论阐释，新式学堂的教学传授，专门机构的翻译出版，也有政府组织的考察引进，更有一批批留学人员的赴西汲取，还有各种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现身说教。然而，如此广泛的喧嚣鼓呼和精心模仿都没有使中国摆脱屈辱贫弱走向自立，实现富民强国的夙愿。中国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谐特色在外部冲击和来自内部的批判中依然闪烁着光辉。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许多曾经站在潮头鼓呼西学的代表人物最终也由反传统而回归传统，在复归中完成了他们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归宿。
20世纪初叶西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的先进分子引入中国，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从而把马克思主义这个西方舶来的文化，成功地移植、嫁接、整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在半个多世纪里，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中西学之争退居中国文化舞台之后。毛泽东思想以其鲜明的实践性、深刻的哲理性、浓郁的民族性，成为中西文化融合的最经典范例。
20世纪80年代，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求富求强的脚步，也巧和着西方发达国家“和平演变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鼓点，在中国出现了新一轮中西文化融合的高潮。刚刚走出短缺经济困境的中国人，带着富国富民的强烈愿望，如饥似渴甚至囫囵吞枣地从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全方位汲取西方文化，短短30来年，超过了历史上所有西学引进成果的总和，中国经济较长时期迅猛发展，也引发出诸如掠夺性滥用资源，生态环境破坏、公共道德危机等许多令国人痛心扼腕的负面问题。
三、中西方文化特质在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中的价值地位
“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文明是多彩的，是平等的，是包容的。”“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习近平2014年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演讲中，从当今时代发展的高度评介民族文化的优秀特质，指出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中的方向和路径，④对世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说“中国最三纲，而西方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灾祸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4]陈独秀在《吾人之觉醒》和《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文中也有相近的论说”。 [5]从中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而无绝对的优劣之别。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第一，中国“仁和”文化对优化社会生态环境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缓解当代紧张的社会文化冲突和对立的人与自然关系。第二，儒家伦理文化对社会人际关系的伦理调节具有较强适应性，有利于克服现代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相脱节、物质富有与人格缺失相矛盾等问题；第三，道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是人类善待自然珍爱地球观念的思想源头，有利于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克服现代文明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第四，中国佛学与世界其他宗教派别一样都有使人在对人生彼岸的幻想中超越现实矛盾，忽略现世人生之苦的麻醉功效，但是现代文明和文化带来的主要危机是人对权力、物欲的狂热和渴求，对自然过度地破坏性攫取，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的贪婪、攀比、浮躁、失衡、神经张弛失调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佛教文化倡导的克己求善理念，是未来文化全球化交流互鉴中重要的价值理念之一。
注释：
①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在哈佛大学的演讲词。
②《礼记·中庸》。
③《老子》第25章。
④习近平2014年3月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部的演讲词。
参考文献：
[1]田文棠.中国文化源流视野[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2]（英）罗素.西方的智慧.[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3]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M].人民出版社，1993.
[4]严复.论世变之亟[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5]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J].新青年，1919（5）.
作者简介：杜一宁，文学硕士，西安财经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李直）
西方礼仪范文第5篇
摘 要：西方典故是英语文学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西方典故文学的理解更是重中之重，这有助于我们对于西方文学作品能有更好的理解。因此，本文以“英语文学作品中的西方典故文学的研究”为题，从典故是什么、西方典故的来源、英语文学作品中典故翻译时应该考虑的因素、英语文学作品中典故的翻译方法四个方面出发进行研究，以便对于英语文学作品的精髓能有更好的理解。
关键词：西方典故文学；典故来源；典故翻译
在许多英语文学作品中，包含着大量的西方典故。无论是基于能更好地理解英语文学作品，还是想要了解西方典故独有的文化特征及魅力，对于英语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典故都必须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这有利于扫除我们在阅读英语文学作品时的障碍，也有利于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英语文学作品的精髓所在，进而更好地体会英语文学作品中作者想要表达的深层情感及含义。否则，如果对于西方典故不熟悉，就很容易使我们闹笑话。
一、 典故是什么
典故是指旧例，是关于历史人物、故事情节、典章制度等故事或传说的再次利用，与其他文学语言相比较，典故具有特定的、鲜明的、独有的意义。而西方典故主要是指人们在口语或者英语文学作品引用的一些寓言或者神话故事中的人物或事件，以此来增加英语文学作品的文化底蕴和情感表达。而典故的合理应用，不仅可以使作品的表达更加生动活泼、易于理解，还能形成虽然语言精炼简洁，但是内容却丰富多彩的现象。
二、 典故的来源
英语的发展过程是非常久远的，因此，英语文学作品中的西方典故来源也是非常广泛的。
（一） 《圣经》
在西方国家，宗教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人们信仰的寄托。早期的基督教文学更是西方古代文学的来源之一，代表早期基督教文学最高成就的是《新约全书》（简称《新约》），它是基督教的正典，基督教将希伯来犹太教的经典《旧约全书》（简称《旧约》）全部继承下来，并把《新约》《旧约》合称为《圣经》（又称《新旧约全书》）。而《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教义，也为后世文学提供了数不尽的故事和经典。英语文学作品中许多都与《圣经》有关，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伊甸园”“禁果”“诺亚方舟”等。
在圣经当中，亚当是人类的始祖，而苹果的历史却比人类的历史还要悠久。在各国的神话传说或者民间故事中，苹果都是非常受人喜爱的一种水果。但是，根据圣经上的故事记载，苹果也是给人类带来麻烦的一种水果，男人的喉结就是因为吃苹果而引起的。Adams Apple（喉结），这个故事就出自《旧约》，《旧约·创世纪》中讲到了人类的起源，传说上帝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让他们结为夫妻，并在东方的伊甸建立了一个园子给他们居住。伊甸园里繁花似锦、树木茂盛、果实丰盛，伊甸园简直就是一个世间乐园。上帝告诉亚当：你可以随意吃园子中的各种果子，但是不能吃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吃了一定会死。这种“禁果”就是apple。但是后来，夏娃受到了蛇的诱惑，吃了善恶树上的禁果，还把这种果子给它丈夫亚当吃。亚当因心怀恐惧，吃时仓促，有一片果肉哽在喉中，不上不下，因此留下了一个结块，这就是“亚当的苹果”。两人吃了这果子之后心明眼亮，能知善恶美丑。但是由于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告诫因而被逐出了伊甸园。从此，亚当就永远在脖子前端留下了“喉结”，作为偷吃禁果的“罪证”。
（二） 古希腊神话故事
古希腊神话是古希腊最早的文学样式，是希腊艺术的前提，不懂得希腊神话，就无法理解希臘文学，也就无法理解西方文学。希腊神话是古代希腊人民留给后世的一份丰富多彩的口头文学遗产。同其他民族的神话故事一样，都是在人民与自然的斗争之中，凭借想象征服自然并把自然想象化。希腊神话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热爱现实生活、积极追求自然美和人性美以及不断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都能在希腊神话中找到源头。现在，希腊神话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和故事传说都已经成为典故，扎根于人们的生活之中。
在现在的英语文学作品中我们常见Achilles Heel（阿喀琉斯之踵）这样的表述，如果不理解其中所蕴含的典故，根本就无法很好地理解作品的深层含义。而这则典故就出自希腊神话：阿喀琉斯是凡人珀琉斯和仙女忒提斯的儿子。忒提斯为了能让儿子拥有长生不老之躯，在阿喀琉斯刚出生时就将其倒提着浸进冥河接受洗礼，可遗憾的是，阿喀琉斯被母亲捏住的脚后跟却不慎露在水外，因此全身留下了唯一一处“死穴”。后来在特洛伊战争中，阿喀琉斯被一箭射中了脚后跟而死去。因此Achilles Heel一般是指致命的弱点或要害。后人也常以“阿喀琉斯之踵”譬喻这样一个道理：即使是再强大的英雄，也有致命的死穴。
（三） 寓言
寓言是指用比喻性的故事来寄托意味深长的道理，借此给人以启示的一种文学体裁，故事的主人公可以是人或者是拟人化的动植物或其他的事物，这种文学体裁的特点是字数不多，但言简意赅。因此在文学作品中有广泛的运用。
著名的《伊索寓言》可谓是家喻户晓了，被翻译成多个版本流行于世界。它文字凝练，想象丰富，故事生动，饱含哲理，是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人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中《农夫和蛇》《狐狸和葡萄》《狼和小羊》《龟兔赛跑》《乌鸦喝水》《牧童和狼》《农夫和他的孩子们》等已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故事。
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是披着羊皮的狼的意思，但是如果你知道《伊索寓言》的话，就能明白这句话可以引申为伪装善良的人。同理，sour grapes也不仅仅是酸葡萄的意思了，它可以表示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这正是自己真正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产生挫折感时的一种自我心理安慰。
The Farmer and His Sons一般我们会认为是农夫和他的儿子们，但是在英语文学作品中却有勤奋是宝的意思。这个典故也出自《伊索寓言》：“有个农夫感觉自己就要不久于人世了，于是他把儿子们叫到床边，想要把自己的耕作经验传给儿子们，他说：‘孩子们，我将要不久于人世了，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卖掉我们祖辈传下来的房产，因为在这下面埋藏着宝藏。虽然我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但是我肯定它就在这下面，你们一定会找到它的。为了找到宝藏，你们要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一寸土地。’儿子们以为那里埋藏的是金银财宝。在父亲去世之后，他们把那葡萄园的地全都翻了一遍，什么宝物都没找到，但是秋收过后，他们发现当年他们赚得比任何一个邻居都要多。现在他们终于明白，父亲口中所说的宝藏是什么了，而这个宝藏也早已被他们找到了，那就是勤劳是宝啊！
（四） 童话
童话故事是儿童文学的一种体裁，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运用丰富的想象力，赋予动植物等物体以人的感情。童话中丰富的想象和夸张可以使童话形象生动活泼、故事情节离奇美妙，借此来帮人们理解人生、认识社会，并且引导人们明辨是非、通达事理。因此，童话故事也是许多英语文学作品中典故的重要来源之一。例如我们最常见的uglyduckling（丑小鸭）的故事，这则故事就出自《安徒生童话》：“一只天鹅因为长相与其他鸭子不同而被其他鸭子当成丑小鸭。因此，它经常挨打，被排挤、讥笑，连在鸡群中也是这样。于是他只好连夜飞过篱笆逃走了。当他看到美丽的天鹅展翅飞向湖面时，丑小鸭不禁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于是他来到天鹅群，被大家看出是一只最美丽的天鹅而不再是一只丑小鸭，他感到幸福极了。”因此，在文学作品中，uglyduckling（丑小鸭）变成了小时候不漂亮、遭受侮辱，但长大后美丽动人、受人尊敬的人物代表，俨然已经变成一个激励身处逆境的人们不断进取、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典型形象。
三、 英语文学作品中典故翻译时应该考虑的因素
我国清末新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它的《天演论》中的“译例言”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指意義不与原文相悖，即译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原文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要通顺明白；“雅”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简明优雅。
因此，我们在翻译英语文学作品中的典故时，也要遵循这三个原则。那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一些因素的影响了。
（一） 文化差异
任何一个国家，由于其历史发展的不同和身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就会使其宗教信仰、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产生不同，也就是民族文化存在着差异。因此在翻译英语文学作品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文化的差异，我们不能从中国人的习惯出发想当然的理解英语文学作品，而应该了解作品来源国的文化，从作品来源国的历史渊源、人文情怀出发，结合汉语习惯有根据地进行翻译。
（二） 英文典故与中文典故的对应情况
作者有国界，而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一些英文中的典故往往能在我国的文化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内容，例如：helen of troy（特洛伊的海伦），这个典故出自荷马史诗中的希腊神话故事：“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奉命出使希腊，在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那里做客，他在爱与美之神阿芙罗狄蒂的帮助下，趁着墨涅拉俄斯外出之际，诱走其妻海伦。希腊人为了夺回海伦发兵攻打特洛伊。双方大战10年，众神各助一方，胜负一直未决，最后奥德修斯巧设木马，一举攻陷特洛伊城。而海伦也成为战争的导火索，给特洛伊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而在中国历史上，“红颜祸水”的事情也不在少数，“妲己亡商”“褒姒亡周”以及唐明皇因宠爱杨贵妃而招致“安史之乱”，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等故事中都把责任归咎于“红颜”身上，因而“倾国倾城”“红颜祸水”等成语与Helen of troy十分近似。因此在翻译英文作品时，考虑对应典故，能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作品想要表达的情感。
（三） 作品的整体性
典故是英语文学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典故的运用可以增强作品的情感和表达。但是，典故毕竟是存在于作品整体之中，因此，在翻译时还必须要考虑作品的整体性。从作品的整体内容出发，灵活地翻译典故，使其翻译后能有助于作品情感的表达，而不应该为了翻译而翻译，这样就会造成作品情感和表达的断裂，破坏其整体性，实在不可取。
四、 英语文学作品中典故的翻译方法
（一） 直译法
直译法，是指不需要变通，即按照原文的意思翻译即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直译法并不是生搬硬套的逐个翻译单词，而是在尊重作品原创性的基础上，翻译典故的直接意思，这样不仅能使读者方便理解作品，还能保留作品的原创特色。例如《圣经》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我们就可以运用直译法将其翻译为“爱邻如爱己”；另外在《伊索寓言》中有这样一句话：“One swallow doesnt make a summer”我们也可以运用直译法将其翻译为“一燕不成夏”。
（二） 意译法
意译法，是指翻译时不受原文词语表面语义的限制，不拘泥于原文句子的结构，用区别于原文的表达方法，把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这是因为在英语文学作品中的典故不可能与我国的典故能够一一对应，因此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而采用的一种翻译方法。这样，既保留了原典故的含义，又能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表达方式，更方便读者的理解。
（三） 套译法
套译法，是指英语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典故，和我们中文的典故意思相近，但是又不能一一对应，如果使用直译法就会显得语言表达太过苍白，采用意译法也会使典故失去原有的意思，这个时候，就可以采用套译法，把它翻译成与我国典故相近的意思。例如：birds of a feature flocks together，这句话如果直译成“有特征的鸟成群在一起”的话，就会失去作品的文学色彩，所以我们采用套译法，将其翻译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样既表达了作品的原来意思，又不失其文学色彩，一举两得。
（四） 直译加注释法
直译加注释法就是直译法加注释的意思，在英语文学作品中，有一些句子用直译法翻译之后，还是不能使人明白其意思，这个时候，就需要在直译后面加一个注释，这样就能使人瞬间明白了，例如：“See Naples and die”，我们将其直译为“看了那不勒斯，就可以死了”，但是如果只是采用直译法将其如此翻译出来，还是使人觉得云里雾里，不能理解其意思。但是如果在直译后加一个注释：“那不勒斯为意大利南部港市，因为风景奇美而闻名于世”，这样采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读者就会一目了然了。
五、 结语
典故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文化，很好地运用典故，不仅能显示作者渊博的知识储备，更能使作品表达深刻到位，对于英语文学作品中的西方典故，这就需要人们能了解其典故来源，掌握其翻译技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英语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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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颖.英语文学作品中的典故研究[J].中国培训，2016（7下）：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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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洁茹.西方文学典故浅谈[J].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22-23.
作者简介：
陈莹，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西方礼仪范文第6篇
【关键词】技术 社会 文明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4.104
无论是解释人类历史迈入现代社会的过程还是解释某个国家跃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过程都离不开科学技术这一关键的解释变量。科技创新驱动社会发展，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不竭动力，推动人类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蒙昧走向文明，从游牧文明走向网络社会。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力量，在其演进过程中，对世界格局和时代主题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代机遇，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中，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1]
技术现代形象的历史缘起
技术的内涵具有流动性，技术的概念具有多义性，技术的性质和意义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在词源学上，技术最初指的是关于有用艺术的知识，从文艺复兴一直到工业革命，技术都是指以指南形式出现的关于有用艺术的知识。作为将把“技术”一词引进了英语当中的著作，哈佛大学教授杰克伯·比格劳（Jacob.Bigelow）1829年出版的《技术的要素》[2]一书经常被提到。在该书中的“技术”主要是指有用的艺术或者知识的积累，我们能够安全地穿过大洋，是因为“艺术（arts）”（当时“技术”的含义）比星座更能给于我们成功的指引。在杰克伯·比格劳《技术的要素》一书中，“有用的艺术”主要包括书写、印刷、雕刻、材料、机械和过程等。
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特定发展规律的社会现象，公众视野中的技术形象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随着技术在人类文明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只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之后，作为一套器械、复杂的工业装置或者抽象的力量的现代技术图象才开始出现。1865年，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所做的一场报告中，杰克伯·比格劳（Jacob Bigelow）告诉其听众“技术在本世纪和眼下……比任何其他文明的角色迈出的步伐都大”。[3]经过考证，技术史学者鲁斯·欧迪克（Ruth Oldenzic）指出，在1865年（MIT真正成立的时间）之后，现代技术才开始呈现出其现代形象，他认为，现代技术概念的确立过程伴随着一些著名技术研究所和工学院的创建[4]，比如，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861年由教育学家威廉·巴顿·罗杰斯创立，由于南北战争，直到1865年MIT才迎来了第一批学生，其办学方向是把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教育与研究结合起来;史蒂文斯理工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于1870年成立，其公认最好的学科为工程、理科和专业管理;乔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成立于1885年，是美国少数著名的理工学院之一，以计算机科学、电子学、电子技术、通讯技术、机械工业等专业为主;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前身为卡内基专门技术学校（Carnegie Technical Schools），创校于1900年，创办者安德鲁·卡内基先生，主要是为了给匹兹堡地区劳工阶层的子女提供职业学习教育的理念，1912年更名卡内基理工学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67年与梅隆工业研究院（Mellon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search）合并，定名为卡内基梅隆大学，该校拥有全美第一所计算机学院和戏剧学院。随着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成立和發展，技术才逐步呈现出了与“有用的艺术知识”不同的“现代图景”，并逐步为公众所认可和接受。不难看出，技术的内涵处于流动中，现代的技术含义不等于其历史上的含义，可以推定将来的技术含义与现代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对技术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一定要放在一个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去，不能将其简单的“抽象化”，对现代技术的解释不能脱离其现代性背景。[5]
“技术社会”与文明演进中的技术
全面认识技术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需要整合技术发展的历史镜像和当代特征，反思新技术革命的特征及其带给人类的新挑战与新机遇。历史地看，尽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都面临着一系列如何在自然界中生存下来的挑战，需要利用技术工具来战胜各种破坏性力量，但在历史上的诸多社会形态中，“以技术思维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并不多见，并且这也只是在近代发生的事”。[6]发展是现代社会的主导性理念之一，“在发展变为现代社会的共同目标之前，大部分社会并不重视技术，而是更看重其他价值，比如，怎么样与自然协调，如何保证社会仪式不出差错，或者如何保护现有的权利机构等。只有在现代社会里，技术才担负起了无所不在的支配性作用”。[7]现代技术已经染指人类历史的根基，是当代社会最值得关注的实践活动之一。
提到“技术社会”我们绕不过美国技术研究（Technology Studies）的学者埃鲁尔，他秉持人文主义的技术批判精神，但并不是技术灾变论者，也不能被看作“具有误导性的异教徒”。在1962年出版的《技术社会》中，埃鲁尔详细论述了文明中的技术演化、“技术社会”的兴起、主要特征及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
埃鲁尔的“技术”概念明显具有宽泛和包容性，除了物质技术，还包含社会技术、抽象技术等。与传统技术不同，在科学帮助下，现代技术成了一种控制方法，不仅被运用于生产领域，而且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商业等以效率为准则的领域。埃鲁尔用效率对技术进行了定义，认为技术是指所有人类活动领域合理得到并具有绝对效率的方法的总体[8]。技术在现代社会具有统摄性力量，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决定着科学、经济及文化的走向，技术已成为人类生存的新环境，这就是所谓的“技术社会”。埃鲁尔指出，传统意义上认为技术由人所开发必然可以为人所控制的说法并不适用于现代的状况。总体而言，人类既不能给技术发展进行明确的定位，也很难为了人类自身目的而控制技术，技术人员、科学家、产业实践者、公众、社会组织都不能做到对技术的控制，为此，只能寄希望于人类全体形成合力以达成对技术的控制。[9]
现代社会的技术决定论者所秉持的“一旦技术开始进化，社会其他因素也会相应变化”的观点并不适用于整个历史进程。“了解的历史越久，对未来看得越远”，埃鲁尔对各类传统社会中技术的地位进行了考察。他指出，原始社会是“非技术的”，技术可能起源于巫术，但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宗教的。中古时期的技术更多被视为工具，人类并未将自身命运与技术进步相结合。传统社会也都趋向技术使用的改进，关注工匠技巧，而很少关心技术本身。埃鲁尔将传统社会分为外拓型与内敛型两种类型。前者倾向于土地开采、战争、征服等各种扩张形式;后者进行足以维持生计的劳作，关注自身而非物质的扩张，表现出神秘主义特征。18世纪之前的技术具有地方性特征，技术扩散异常缓慢，多偶发性;技术是文明内在的组成部分，技术作为所属社会的因变量而发展，并与社会共命运。19世纪以后产生了迥异于以往的技术现象。技术不再受到限制，而是扩展到所有领域，扩散到全球各个角落，并且渗透进每项活动，人类活动也不例外，作为文明内在组成的技术，逐渐远离了审美考量，转而追逐“效率”，具有了“自我增殖”的特性。技术相关的事物呈现出自动增长，在统计意义上，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数量每二十年翻一番。这明显地是一种自我生成的过程：技术创造自身。当一种新的技术形式出现时，就可能为其他形式的技术创造条件。自我增长性可以表述为两条法则：一是在工业文明中，技术进步是不可逆的;二是技术进步不是算术级的，而是几何级的。[10]
“技术研究”：潜力比成就更重要的新领域
技术社会的兴起，需要思想界提供恰当的理论解释，需要对工业繁荣作出贡献的元素进行创造性理解。现代社会的兴起之时已经培育了呼唤维护技术社会秩序的学说之需求。大数据时代的人类并没有摆脱碎片化的局限性、也尚未形成关于技术的整体性研究。技术研究的潜力比其成就更加重要，由于环境、健康、安全、网络空间等问题的现实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大量的社会学能量引入了相关领域，当代技术变化所造成的世界性影响预示着技术社会学领域的伟大未来。
我们需要对做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技术作出解释，而对技术现象作出任何有价值的分析都必须涉及历史、理论和数据等要素。技术研究可以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促进人们对技术现象的深入理解和认识。技术研究应当为创造一个“在技术社会中有创造性的、有意义的生活”做好学术上的准备，获取对社会生活以及社会问题的理性平衡视角。如果人们知道社会秩序是怎样成为目前的样子的，他们将会为指导未来的社会变革做更充分准备。
“技术研究”（Technology Studies）是一个包括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策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经济研究等在内的多学科研究领域，该领域对技术人造物、技术系统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一般意义而言，技术研究被看作科技与社会（STS）这一交叉学科的子领域，通常认为，STS出现于20世纪60、70年代，该领域聚焦于对科技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目前STS正在发展成一个较为成熟和完善的学科系谱。在全世界不少大学都有该领域的研究项目甚至系所，还有特定的会议和学术杂志。比如，1964年，哈佛大学设立“技术与社会学位计划”[11]，1977年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科学技术和社会学位计划”。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著名大学出现了一批系级建制STS机构，如美国1990年RPI、1991年康奈尔大学先后成立STS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指南中多年来一直都设有“STS计划”，基本上每年都有研究项目资助。
目前的技术研究还是一个新兴学科和领域，其理论基础、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具有多元性，很难对其理論路径进行系统和全面的评析，在国际学界通常会关注处于很多STS系和STS计划核心的两个子领域上：技术的社会学研究与技术的历史学研究。[12]西方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潮流中，技术研究出现了新的特征，不少学者已经关注到了技术研究的特征和新趋势，比如，在《现代性与技术》中，技术哲学学者菲利普·布瑞（Philip Brey）以“技术研究：技术的新图景”为标题对技术研究作了具体分析[13];技术哲学家瑞·大卫·福舍（Rayvon David Fouche）在2008年还编辑出版了4卷本的《技术研究》著作[14]，在一定意义上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当代西方技术研究的成果等。总体而言，当代技术研究呈现出一些特征：
第一，当代西方的技术研究汇聚在“经验研究”的旗帜下，具有质疑和颠覆传统的“技术决定论”“技术系统论”的理论目标，反对整体性技术逻辑可以强加和统摄社会逻辑的理论假定。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变化遵循的是一个固定的、线性的路径，其发展路径可以根据内在的技术“逻辑”来解释。技术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就是技术是社会塑造的，技术变化受制于社会情境，技术功能是社会过程的结果而不是技术理性的内在标准。当然，有些学者可能看到了技术内在要素对技术变化的强影响，倡导技术的社会研究的另一些人则指出，即使技术内在因素对技术变化有限制性影响，这些因素也是社会塑造的——比如，在企业、工程师和用户群体对增长的期望等。[15]
第二，当代西方的技术研究都以案例研究为基础，以“深描”作为其重要方法论标识。当代技术研究在其方法上吸收了同时期，相关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性研究方法。自孔德开始，强调实证和“客观规律”是社会学的基本假定;无论是韦伯还是涂尔干，他们都力图寻求隐藏在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功能论受到了诸多挑战，社会学中的“理解”范式逐步转向“解释”范式。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历程中，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并实践的“深描”方法是文化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拓展，在《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兹指出，“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16]格尔兹提出了阐述人类学和“深描”的概念，认为，所谓的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当代西方技术研究的代表人物，学者平奇和学者比克进一步将“深描”方法应用于了技术物研究。对此，学者米萨指出，为了与技术决定论的论调作斗争，技术的经验研究选择的方法就是在细节上重建作为技术被发明、被选择和被应用的条件的社会和政治选择;被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家所倡导的“技术的逻辑”在这些细节的微观层次的描述中销声匿迹了。[17]
第三，尽管存在不同的研究纲领和研究路径，当代西方技术研究的基本理论主张具有统一性。尽管当代西方技术研究具有历史研究与社会研究两个维度、而且还具有三种纲领、四条路径的划分，尽管做了不同案例研究，但其基本理论假定具有同质性，其基本假定就是：现代时期的技术与早期的技术一样都是社会构造的，它们体现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经济的、社会的、职业的、管理的和军事的目标;设计者、工程师、管理者、金融家和技术的使用者都会影响技术的发展过程。当代技术研究的理论家都意识到了技术可以被以多种形式进行解释和适用。技术史研究向我们显示技术比如电话、互联网和汽车如何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功能和角色，而其功能和角色又是如何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18]
技术创新发展的多重路径与可选择的现代性
在当代技术研究中，“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两类思潮：前者强调技术对社会制度、文化规范等的决定性作用，后者则注重对技术发展的社会学解释，强调社会背景对技术的建构性。应当说，“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提供了解析技术与社会关系两种清晰框架，是思考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有效理论工具。但在我们经常所接触到的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实践中，技术和社会是融合在一起的，“技术”和“社会”都不能被归于某种静态的范畴，过分强调技术的“强制性结构”对我们的研究并无太大帮助。因此，在处理技术和社会的关系上，我们既反对强调技术内在逻辑的单向的技术决定论，也拒绝过分强调社会因素而忽视技术自身逻辑的强社会建构论。作者认同技术与社会及文化存在某种深层相互作用的观点，“这种相互作用包括互相影响、现实的不确定性、历史的模糊性，导致的抵抗、调整、接受甚至热烈欢迎。为了努力捕获这种流动性的关系，我们使用‘相互建构’这一概念”。[19]
在全球化语境下，出于对“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冲动之抵制，尽管不少国家已经不再将“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工业化”，不再将“工业化”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现代化”依旧是发展中国家致力追求的目标，“现代性”依旧是理解现代社会绕不过的范畴。当代社会处处渗透着“现代性”，技术决定论与实证主义——技术统治论（positivist-technocratic）默默地潜伏在现代化的背景中，“现代化的最主要的观点是建立在技术自身具有发展的自主逻辑这一决定论假设的基础上。根据这种观点，技术是一种不变的要素，一旦被引入到社会中，就会使接受它的社会体系屈从于它的律令”;[20]实证主义——技术统治论强调对于特定类型的技术革新增加投资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社会的福祉，并使用一系列的量化的社会指标（social indicator）来测度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21]
在技术决定论和实证主义——技术统治论视野中呈献给我们的是作为现代社会生活基础的“去背景化”的技术。发达国家在技术发展上处于领先地位，被定位为文明世界中的“先进国家”，是欠发达国家的“典范”。风起云涌的现代化浪潮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作为现代技术及其相应的制度性结构和文化表征的现代性是普遍的，尽管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多种多样的社会形态，包括部落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但现代性具有唯一性，并且不管或好或坏，它成为了我们社会的范例。
西方发达国家业已经完成的现代化建基于“工业化”之上，“工业化”以现代技术的兴起、传播和应用为标志，但并非社会制度必须适应技术的发展，技术发展遵循的也不是一个僵化的单一模式。“现存工业社会的技术必须被认为是工业主义的一个特殊情况，它与占主导的资本主义文化有关，而不是普遍的范式。”[22]有的时候现代技术发展强化了现代性制度并促进了现代性文化的扩展;有的时候，现代技术适应了新的文化价值而出现，“技术发展是一个社会斗争的舞台，各种相互竞争的群体在这个舞台上都试图推进它们的利益和相对应的文明规划。许多在技术上可行的结果都是可能的，而并不是只有斗争中的胜利者所施加的那一种结果才是可能的”。[23]
技术并非命定和不可变的，而是具有历史和社会情境的依赖性。比如，互联网经历了一个从军事工具到商业中介再到公民生活方式的转换;自行车和汽车都经历了一个从速度机器到交通工具的转换;在此过程中，技术的“新的意义”被意识到了，其结果往往与设计者的原初目的不同。在当代的生产实践中，生产者往往认同“使用者的解释”，在一定意义上“用户”参与到了产品设计中。
同样，以现代技术和工业为基础的现代性也并非一元的。比如，19世纪的日本所经历的现代化是并非一个完全“西方化”的过程，在此期间，日本一方面，注重引进和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比如，电报、铁路、军事设备等，采纳西方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主张“日本精神”和“民族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同样伴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民族文化、民族自醒和地方性实践的独特性并不能在“现代化”的标志下被抹平，相反“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观念更被大众所接受。
社会制度与技术发展的适应关系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技术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的同样是一种复杂的历史关联性，二者之间是具有“相互建構”性。现代性是理解技术的基本背景和必要框架，塑造了技术并推动着技术发展;技术是现代性的决定性特征，构造现代生活和权力的“超级结构”。
对技术进行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要保证人类实践的完整性意义。避免人类的解放事业受到技术理性霸权的伤害。传统与现代经常并不是力量均衡的两种力量。在技术活动兴盛，传统活动式微的现代社会中，捍卫人类实践活动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很明显，全面禁止或限制技术发展并非一种理性的现实抉择，但是在延续技术发展的行程中，明晰传统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对生活于技术中个体提出建议确是必要的。实际生活中，个体选择在一定程度内享受技术便利无可厚非。人类将生活的一部分交由技术处理，从而有更多时间来进行有意义的活动，从个体来说是一种合理的权衡取舍，从社会来讲也是一种进步的表征。但个体应当避免将效率至上带入生活各个方面，技术使用者应该把效率追求约束在技术发挥作用的特定时间内。技术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技术活动与传统活动争夺个体注意力的历史，这种争夺战会长期存在并且不断激化。从目前情形来看，在技术的巨大诱惑面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个人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和约束力才能将技术活动所占比重限制在合适范围之内。人类需要去检视现代性的技术理性，努力去培育一种发现有意义的、具有理性上可辩护性生活能力的意义。人类既不能仅仅想着继续发展技术以隔离风险，也不应当冷漠地屈从于风险，更不应当听天由命式的麻醉自己，而应当沿着直面风险、感知风险和解决风险的道路前行，关心我们周围的世界，赋予我们的生活意义。[24]
（本文系國家社科重大研究专项“‘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应对研究”、北京社科基金“风险治理中专家信任构建路径及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8VDL05、15ZXB015）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0页。
[2]Jacob Bigelow， Elements of Technology， Boston： Hilliard， Gray， Little and Wilkins， 1831; 2nd ed.， p. 4.
[3][13][17][19]Thomas J.Misa.Philip Brey and Andrew Feenberg Ed.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MIT Press， 2003， p. 8， pp. 46-54， pp. 9-10， p. 3.
[4]Ruth Oldenzicl， Making Technology Masculine： Men， Women and Modern Machines in America， 1870-1945，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26.
[5]张成岗：《技术与现代性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7～29页。
[6][7]丹尼斯·古莱特：《靠不住的承诺—技术转移中的价值冲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4、3页。
[8][10]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M].Trans， John Wilkin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4. p. 159， pp. 85-90.
[9]张成岗：《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发展、风险挑战及秩序重构》，《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11]该计划出版了《技术与社会研究》的论文集。
[12]注意：当下的许多西方学者并没有把技术的哲学研究纳入新兴的technology studies的范畴，笔者沿用了这一学术传统，其主要目的在于强调当代技术研究的经验指向。
[14]Rayvon David Fouche， Technology Studie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8.
[15][18]Philip Brey， Theorizing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in Thomas J. Misa.Philip Brey and Andrew Feenberg Ed.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MIT Press， 2003， pp. 50-51， p. 52.
[16][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深描：向文化解释学理论》，《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第40页。
[20][22][23]Andrew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7， p. 69， p. 69.
[21]Jay Weinstein， Sociology/technology： Foundations of Postacademic Social Scienc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2， p. 153.
[24]Lorenzo C. Simpson，Technology， time， and the conversations of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163.
责 编/肖晗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