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成因范文第1篇
叙利亚穆斯林占人口的87%，其中逊尼派占74%，什叶派占13%，其中又分为阿拉维派，和伊斯玛仪派。基督徒占10%。叙利亚的执政党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该党就来自于占叙利亚少数人口的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
在中东海湾国家中，除了伊朗和伊拉克是以什叶派人口占多数外，沙特埃及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等国，都是以逊尼派人口占多数。而什叶派与逊尼派这伊斯兰的两大主要教派，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的恩怨。
很显然在中东，分别以沙特和伊朗为首，各自背靠美国与苏联(俄罗斯)形成的两大阵营，他们之间的对立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最近在巴林发生的骚动，就是以占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反对少数逊尼派的统治者，背后就是沙特(美国)与伊朗(俄罗斯)之间的较量。对于沙特来说，沙特几个产油地区，也是什叶派人口居多。如果伊朗的煽动在巴林得逞，那么直接威胁到沙特的利益。
而现在叙利亚发生的事情，也是体现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较量。叙利亚反对派的根据地，就设在土耳其，成立于土耳其。所以叙利亚猛烈攻击土耳其大使馆，乃至于土耳其威胁要断掉对叙利亚的供电。
二，关于叙利亚的执政党派
叙利亚的执政党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历史上以阿拉伯民族社会主义的旗帜，夺得政权。夺得政权后，也施行了不少类似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和政治政策。如今的总体巴沙尔，是叙利亚执政党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儿子，父子两代人从1971年来一直统治者叙利亚。
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当时社会主义潮流在中东地区的政治体现。除叙利亚外，伊拉克的萨达姆，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都是借此潮流掌权或者继承的权力。现如今，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当时社会主义在中东地区剩下的唯一遗留。而伊朗自七十年代革命以来，一直背靠苏联，与叙利亚等国结盟。
正是当时有这么一股潮流，所以才将中东多国凝聚在一起，与以色列打了多场中东战争。所以对于以色列看来，他们是妨碍中东和平最大的障碍。同时叙利亚控制了黎巴嫩，1976到2005年间一直在黎巴嫩驻军，所以阿盟表决制裁叙利亚时，才有黎巴嫩这个唯一的反对者。而我们的央视就借此说阿盟内部出现了分歧，这完全是不了解历史的人在故意曲解事实。
因为这些历史因素，叙利亚是伊朗的盟友。而借助叙利亚的地盘，巴勒斯坦的极端武装分子，一直在骚扰以色列。可想而知，叙利亚一直以来就是美国以色列以及中东逊尼派国家的死对头，所以美国一直将叙利亚列入流氓国家名单。
三，关于叙利亚的经济
叙利亚在中东属于穷国，因为他本身没有很多石油资源，除此之外依赖农业和旅游业等等。叙利亚的领土大部分干旱少雨，加上社会主义的政治因素，都妨碍了叙利亚经济的发展。而叙利亚的人口又快速增长，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叙利亚的失业率极端攀升，这是叙利亚危机的直接导火索。
四，关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利益
很明了，当年阿拉伯国家的社会主义潮流，背后的推动者自然是前苏联。而伊朗自七零年代革命后，也属于苏联阵营。到现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一直是俄罗斯的海外军事基地之一。俄罗斯在前苏联范围外，仅有叙利亚塔尔图斯港，这唯一的一个军事基地。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仅有的军事存在。再加上伊朗，叙利亚和伊朗是俄罗斯在中东的左膀右臂，可见叙利亚是俄罗斯的固有势力范围。而失去了叙利亚，中东地区十分重要的巴以关系，俄罗斯就难以产生影响。对于美国占领的伊拉克以及沙特等国，也少了一个产生极端宗教分子的根源地，美国可以集中精力对付伊朗。
五，关于这次叙利亚骚乱
这次骚乱，直接的因素不外乎经济的因素，如物价就业等让老百姓十分不满。但长期的因素，如政治上宗教派别上的压抑，是可想而知的。双方历史积累的矛盾激化，加上外部力量帮助叙利亚的反对派激励了他们的士气，使得双方势均力敌谁也不能完全控制局势。巴沙尔政府和军队对他们毫不手软，因此导致了大量反抗的平民伤亡，于是就有了阿盟的制裁。这是个恶性循环，叙利亚内外各方矛盾冲突激化导致事情越闹越大，直到一方彻底赢得胜利制服另一方为止。
需要注意的是，阿盟由于历史恩怨，和现实正在发生的镇压老百姓的事情存在，一致反对叙利亚(黎巴嫩这个叙利亚的傀儡国不算)。如果矛盾继续激化，有了阿盟的授权，那么就会给予西方国家用武力颠覆叙利亚政权的合法性。虽然说利比亚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但在民族宗教等因素上，属于阿拉伯的范畴。所以给予颠覆叙利亚现政权合法性的，在阿拉伯，而不在俄罗斯和美国，伊朗插不上嘴。如果阿盟一致反对叙利亚，那么联合国也不得不尊重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意见，利比亚就是先例。而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则纯粹是双方力量的较量。
叙利亚危机始末：由学生涂鸦引发的骚乱
今年3月初，“脸谱”网站上出现一篇题为“2011年反对巴沙尔·阿萨德的叙利亚革命”的文章，呼吁叙利亚人在3月15日举行反政府游行抗议，揭开反政府活动“序幕”。3月18日，德拉省的一些部落首领组织了上千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与维持秩序的安全部队人员发生冲突，造成4人死亡。自此，德拉市成为这场动荡风波初期的中心。
时至今日，霍姆斯省、哈马省、伊德利卜省和大马士革农村省等4个省份仍然不断爆发较大规模抗议活动，特别是叙利亚第三大城市霍姆斯市的局势持续恶化。面对持续发生的暴力事件，美国和欧盟已对叙利亚政府实施多轮制裁，并呼吁巴沙尔下台。阿盟于11月16日中止叙利亚成员国资格，要求叙利亚政府允许阿盟派遣观察团入境。由于叙利亚政府没有在此前设定的最后期限前签署协议，阿盟于11月27日宣布将对叙利亚实施经济制裁。本月19日，叙利亚最终签署了允许阿盟向叙利亚派遣观察团的协议，期限为1个月，总人数约100人。
叙利亚目前正经历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动荡，其国内的危机也将对中东地区的力量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
叙利亚与美国关系不和由来已久。美国认为，叙利亚长期支持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破坏美国推动中东和平进程;9·11事件以来，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黑名单。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认为叙利亚为伊拉克反美武装力量提供支持，直接威胁驻伊美军的安全。同时，美国认为叙利亚通过支持真主党来操纵黎巴嫩局势。另外，叙利亚与伊朗关系特殊，目前也是同伊朗关系最紧密的阿拉伯国家，构成对美国中东战略的重大威胁。因此，美国一直将叙利亚视为阻碍其中东政策的绊脚石，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对叙利亚进行打压。
作为叙利亚的传统盟国，俄罗斯在叙利亚有诸多利益，特别是其第二大港口城市塔尔图斯，是俄罗斯海军重要的海外基地，甚至是俄海军在东地中海唯一的立足点。对俄罗斯来说，叙利亚是一个竞技场，它能借此向美国和北约表达不满。俄罗斯总理普京在11月18日会见法国总理时表示，俄不赞成对叙利亚动武。
叙利亚邻国土耳其等均表示与阿萨德疏远关系。这些年来，叙利亚一直支持土耳其成为该地区的领导，土耳其是叙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若放弃与伊朗关系后的另一选择。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一直以来是阿萨德的朋友，但不久前他也表示，土耳其对叙利亚发生的事情不满。
当地时间12月23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生两起针对叙安全机构的爆炸事件，造成至少44人死亡、166多人受伤。这是今年3月叙利亚爆发反政府抗议活动以来，首次发生如此大规模自杀式袭击事件。此外，爆炸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又恰好在阿盟观察团先遣小组进入叙利亚的第二天。眼下，叙利亚犹如站在了悬崖的边上。
分析称政治磋商是破解叙利亚动荡危机正途
叙利亚局势动荡已持续一年，冲突不断，民众深受其害，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但如何施以援手，帮助叙利亚人民走出困境，各方仍然意见迥异。
笔者和中东事务打交道已有40多年，还曾在叙利亚工作生活过4年多。给我印象深刻的不仅有淳朴善良的叙利亚人民和秀美多姿的自然风光，更有叙利亚独特而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它处在亚欧大陆交汇的关键位置，与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在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等方面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种种纠葛，历来就被称为“中东的心脏”。叙利亚局势发生的任何重要变化，对整个地区都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所谓“中东地区没有叙利亚，就没有和平”，正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如今，这颗“中东的心脏”出现“心律不齐”，各方纷纷开出“药方”也在情理和意料之中。但既然是“心脏”，用药自然要慎之又慎。当务之急是要立即、全面停止所有暴力活动。流血冲突导致无辜平民伤亡，暴力只会吞噬人的理智，以暴易暴更会令恶性循环的漩涡日益扩大并造成更大破坏。
要维护叙利亚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维护叙利亚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就必须坚持政治解决的正途，破解危机的根源。要推进有关各方的政治对话，加快政治改革,使叙利亚人民对变革和发展的意愿得以表达，诉求得以实现。政治对话应有广泛包涵性，不论叙政府还是反对派，都不应被排斥在对话之外。立场有差距并不可怕，相向而行总有会合点。
任何政治解决方案都不能以破坏叙利亚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为代价。叙利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叙人民有能力、有智慧化解当前危机，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国际社会可以提供必要协助，但不能越俎代庖、横加干涉。外部干涉只会引入新的矛盾。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一个个前车之鉴值得人们深思。
叙利亚的人道主义状况引人关注。但人道主义问题不应被政治化，更不能被用作军事干涉的借口。由各方都可接受的中立机构对实地状况进行客观、全面评估，并设立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运送和分发机制，是稳妥而可行的办法。联合国及相关机构在此方面经验丰富，可以承担起主导、协调的角色。
作为叙利亚和阿拉伯国家的好朋友，中国重视叙利亚和阿拉伯人民的关切，致力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不谋任何私利，不庇护谁，更不刻意反对谁，而是希望通过劝和促谈，为政治解决危机做出一份贡献。为此中国同叙各方保持联系，并多次提出促进政治解决的主张。中国是真诚的劝和者。
金融危机的成因范文第2篇
摘要：在市场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企业如何防范外部因素或者内部因素引发的财务危机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信息技术行业因具有高风险、高收益、高成长的高新技术行业特征，与传统行业相比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较大。本文将结合信息技术行业的特点，分析引发信息技术行业财务危机的原因，给出相应具有实践性的解决对策以降低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
关键词：信息技术行业；财务危机；成因；对策
一、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外资企业的不断进入、竞争对手的日益强大，使企业面临着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信息技术行业本身就具有高风险、高收益、高成长的特征，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极有可能面对较大的风险。如何防范和及时预测风险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国家“互联网+”的提出将信息技术产业提到了一个新高度，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创新性的产品将层出不穷。企业的创新能力决定着信息技术企业的发展程度，具有高创新能力的企业会产生高收益。收益和风险常常相伴相生，不同的企业陷入危机的原因不同。但是企业在陷入危机之前财务指标会发生异常，若能够在发生危机之前得到预警，采取对策将风险控制到可控范围之内，可以大大减少企业的损失，使企业平稳发展。本文将结合信息技术行业特点，分析引发信息技术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原因，最后给予一些防范信息技术企业财务危机的对策。
二、财务危机定义
对于财务危机概念的界定，在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个普遍的共识，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国外对于财务危机的界定，早期Fitzpatrick（1932）认为财务危机即财务破产。Beaver（1966）将财务危机企业界定为财务破产、拖欠优先股股利、拖欠债务的公司。Altman（1968）认为财务危机公司应包含经营失败、无偿付能力、违约、破产四种情形。Deakin（1972）将破产、无力偿还债务或债权人利益而已清算的公司界定为财务危机公司。Carmichael（1972）把表现为具有流动性不足、权益不足、债务拖欠、资金不足四种情形之一且企业在履行偿债义务受阻的公司定义为财务危机公司。Ross（2000）从四个方面定义财务危机，分别为企业失败、法定破产、技术破产、会计破产。
国内对于财务危机研究起步较晚。周首华（1996）在早期的研究中，使用破产定义财务危机。谷祺和刘淑莲（1999）认为财务危机是企业无力支付到期费用和债务的现象。张后奇（2002）将财务危机界定为从危机出现到公司破产倒闭的整个过程。吴星泽（2011）认为财务危机为在嵌入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前提下企业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形。大多数学者将公司亏损作为财务危机发生的标志。在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时，学者在选取财务危机发生的样本时，多采用沪深市上市公司因财务状况异常而被特别处理（ST）作为陷入财务危机的标志。
三、信息技术行业特点
信息技术业较其他传统的行业特征具有显著的不同。信息技术业以创新作为企业的驱动力，前期研发时间长、成本大且存在研发是否成功的不确定因素。因信息技术业产品更新换代速度极快，外部环境变化快，对于产品预期的销售成果具有不确定性。信息技术企业多数为中小型企业，企业之间竞争剧烈，企业内可能存在资金不充足的问题。因此信息技术企业面临的风险较其他行业面临风险的概率较大。信息技术行业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信息技术企业以创新作为企业的发展能力
信息技术行业的产品具有先进的技术含量。然而，信息技术行业的快速发展，技术的不断提高，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使信息技术行业里的竞争强度逐渐加大。传统行业的盈利模式大多是低成本、迎合消费者差异化和多样化需求。信息技术企业的产品的核心在于是否具有创新力，给予消费者更好地体验与便利。信息技术业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快，若研发创新跟不上整个行业的步伐，那么产品必将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所以，信息技术企业以创新作为企业的发展能力，其核心在于企业的技术研发人员是否具有创新能力。
（二）信息技术行业较其他行业具有高风险性
每个企业都可能遇到诸如融资风险、宏观环境风险、公司内部原因造成的风险等，而信息技术行业中企业不但面临上述风险，还可能面临着因自身行业特征而产生的风险。其一，信息技术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存在未知因素。产品在研发过程中可能存在失败的风险。产品在研发出来之后，因技术的发展更新换代的速度十分快，产品可能面临还未上市就被淘汰的危险。若产品创新能力不足，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那么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也不具有优势。其二，企业在研发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信息技术行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企业对于资金方面的需求要处理好融资渠道及方式，避免负债过高给企业带来财务困难。其三，面对激烈的竞争，企业的管理者需要谨慎决策，用长远的眼光看企业的发展，避免因管理者的决策失误而给企业造成危机。高风险带来的是高收益，信息技术业是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信息技术与传统行业相融合将加速行业快速发展。
（三）信息技术企业由大量的技术性人员组成
信息技术企业与传统行业里的企业的不同在于人力资源。信息技术企业因以创新作为企业的发展动力，需要大量高新技术性研发人员研发创新性产品。这类人员的特征为学历高、专业能力强、具有高素质的研发人才。而相比于传统行业以制造业为例，制造业企业对于人员雇佣为注重“量”而非“质”。制造业注重的是制造而非创新研发，因此他们对于像人力资源这样的无形资产依附力较弱。信息技术企业的专业化技术化人员是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强大保障，是企业产品创新性研发的核心。高端技术性人才对于企业的产品研发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四、引发财务危机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1、经济环境
国家的经济状况和政策导向影响着企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趋势对于一个企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环境下，我国现行的经济保持平稳发展，但经济环境复杂严峻下行压力大。国家政策性导向也将影响到企业的发展。若国家对于某个行业要促使其快速发展，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给予政治经济方面的优惠，帮助行业快速发展。而信息技术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将进一步推进信息化进程，加速创新的步伐，引导信息技术企业快速发展。
2、信息技术行业因素
信息技术行业具有高风险、高收益、高成长的特点。信息技术业面临的风险较其他行业面临的风险较大。其一，信息技术业行业内部竞争较为激烈。信息技术企业以创新作为企业的竞争力，同行业内部竞争度强。其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同国内接轨，国内的信息技术企业较国外的企业具有一定的差距。技术研发创新能力追赶不上国外的高新技术行业。
3、法律因素
健全的法律环境保障市场平稳发展。建立合理有效完整的风险防范机制可以降低企业发生风险的可能性。信息技术业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无形资产的保护对于高科技信息行业十分重要。保护企业或个人的知识产权，避免别的企业抄袭新研发的内容，保护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健全的法律法规有助于企业公平竞争，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降低企业发生财务风险的可能性。
（二）内部原因
1、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包含股东层、董事会、高管层三个层面。公司治理结构是由股东、董事和高管三者组成的具有权利制衡机制的组织结构。三者相互制约，相互抗衡。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激励利益相关者协调一致并达成公司的目标，能够合理有效决策，有效的内控和监管机制提升企业绩效，增加公司价值。在股东层面，股权的高度集中，会使大股东的利益增加，加大动机行使决策权和监督权，使大股东变得有利可图，利益协同。在董事会层面上，包含独立董事没有发挥作用，经理人与董事长为同一人导致自己监督自己行使经营管理权利没有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管理层方面，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之下，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管理人员极有可能采取“自利”的行为追其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公司利益最大化。另外，管理层在企业的管理因素也是可能引发财务危机发生的原因。其中包括，权责不明、管理效率低下、管理者自身能力不够导致制定决策失误、管理者不能保证提供的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会计舞弊事件发生等。
2、企业创新能力较低
创新能力是信息技术业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和竞争能力强的对手，作为以高新技术为导向的信息技术业创新能力决定着日后产品的销售情况。创新能力较低的企业，可能在日后的市场竞争中表现出劣势。技术创新依赖于企业的技术人员的技术研发，是企业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创新能力较低会导致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弱，最终会使企业的产品销售不出去造成损失。
3、现金流管理不当
因信息技术行业自身特点，企业在产品技术研发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导致资金流出量过大。在研发后期面临产品是否研发成功的风险和产品能否在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是否能够盈利的风险。所以，合理的现金流管理对于企业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帮助，若现金流管理不当，会造成企业资金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较低，从而导致无法偿还到期债务企业资金链断裂，从而引发财务危机。
五、财务危机防范对策
（一）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在于创新能力。对于创新能力较低的企业，其一，管理者在思想上应重视企业的创新能力，将创新结合企业的实际放入企业的发展战略之中。其二，对于员工采取激励机制，鼓励员工进行创新性思考并研发具有创新性的产品。其三，在雇佣员工方面，雇佣具有创新性的技术研发人员，并在定期对技术研发人员采取考核机制以催促员工在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其四，充分利用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在合作过程中通过人员相互交流学习提升员工的技术创新能力。
（二）建立财务危机预警系统
建立财务危机预警系统防范企业发生财务危机，降低财务危机发生的概率。通过选取合理的预警指标，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分析财务危机可能发生的概率。由于信息搜集不及时、预测可能发生财务危机向上层汇报不及时等原因都可能影响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效果。因此，可以建立独立于其他部门之外的财务危机预警机构。负责专门搜集相关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对于发现与正常指标值发生偏离的状况及时向上层管理者汇报并查找原因。结合事前防范、事中监管、事后补救的机制，积极制定策略应对问题，将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风险降低到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三）提升管理者自身素质和风险意识
管理者能力欠佳没有足够的经验和缺乏风险意识都可能使企业发生风险。管理者需提升自身素质，可以采取学习和有经验的管理者沟通的方式提升管理能力。在管理者在做决策时，应多到市场上调查研究并树立风险意识。将管理者的薪金与绩效挂钩，明确管理者的职责，使管理者引领企业良好发展。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秦.我国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财务预警模型方法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0.
[2]王慧颖.我国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财务预警实证研究[D].长春理工大学，2013.
[3]石雪.高新技术企业财务风险预警实证研究[D].西北大学，2013.
[4]崔洁.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系统问题及对策[J].财会通讯，2011（14）：138-140.
[5]蔡勇.信息技术企业财务风险防范的对策研究[J].财会研究，2011（16）：43-45.
[6]张喜柱 秦学诗.企业财务预警系统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6（06）：75-78.
[7]陆开强.企业财务预警系统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S2）：287-292.
金融危机的成因范文第3篇
摘 要：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是更古不变的道理。目前世界粮食危机日渐加剧，粮食涨幅较大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我国作为世界粮食产量大国，粮食出口量持续走高，但面对世界粮食危机，如何保障我国的粮食供给和出口能够协调发展，是目前我国研究的重点问题。本文就从管仲的粮食兴齐战略角度进行分析，旨在通过本文的研究让我国在世界粮食危机之下取得长足的发展。
关键词： 管仲；粮食兴齐；世界粮食危机
1 世界粮食危机现状
据目前的世界银行数据统计，如今世界粮食价格涨幅超过一倍。以大米为例，亚洲作为大米的主要供出地，亚洲的大米自2008年开始已经涨了近三倍之多，自2017年以来，国际大米的价格更是突飞猛涨。今年的四月份，世界大米的价格已然创下了近20年来的最高峰。在粮食价格暴涨的大环境下，世界粮食储备降低到了近四十年来的最低点，目前世界粮食储备量仅能够满足两个月左右的需求，粮食危机的阴影在世界各国迅速蔓延。
我国作为粮食产量大国，但目前也出现了一定的粮食危机，我国香港甚至出现了哄抢大米的风波。据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主管人员表示，目前米荒问题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问题，目前超过四十多个国家正在面临粮食短缺的危机，一些国家甚至因粮价上升出现了很多暴动和骚乱。据世界银行数据分析，目前全球将有超过一亿左右的人口将面临因粮价增长导致的赤字危机，很多国家政府已经陆续开展起了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在我国的国内粮食问题的讨论也在持续的升温。
2 导致世界粮食危机的成因
对于导致世界粮食危机的因素而言，存在很多的方面，如需求、气候、人为因素等等。虽然说气候问题的确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农业机械化建设的不断完善，气候问题俨然不是引起世界粮食危机的主要因素，真正影响粮食价格波动的主要是需求方面。下面笔者就对粮食价格波动的需求影响因素进行简单的论述。
对于粮食需求而言，可以将其分为三个方面：基本需求、工业需求、投机需求。对于基本需求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目前世界人口数量激增，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需求不断增加，尤其是中产阶级不断地增多导致消费的生机，使得肉类食品的消费越来越多。根据科学研究表明，生产一公斤的牛肉大约需要近8公斤的谷物饲料，这一部分的粮食的消耗汇总起来占比就很大。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统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会激增到92亿，届时粮食的需求将会更加激烈。对于工业需求而言，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不断枯竭，目前各国都在纷纷开展绿色能源，以美国现阶段的技术水平，其在粮食向乙醇的转化上转化率仅为28%，这已经是目前的最高水平，欧美等发达国家可谓是目前机器吃粮的典型国家，每年这些发达国家的机器吃粮相当于5亿，而这大量的的粮食消耗却仅能满足百分之十八的机器需求。对于投机需求而言，随着全球的流动性总体过剩问题的持续增长，庞大的游离资本主义娶你开始不断的向有限的资源对寻找突破，可以说这部分游离资本主义者投资向哪里就会导致这部分产业的价格疯狂的上升。近年来，能源等大宗商品依然成为了国际游离资本主义者所追逐的重要对象。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主义者更是将粮食作为继石油之后的新宠，这部分资本主义者充分利用目前粮食库存短缺的问题，肆意的进行投机和炒作，导致粮食危机被无限夸大。
3 管仲粮食兴齐战略与我国粮食战略
管仲的粮食兴齐战略从根本上来将就是充分利用“民以食为天”的这一理念，通过以市场作为诱导来降低其他国家的粮食储备量，当其他国家粮食储备量不断降低之后，就以自身充足的粮食储备作为优势来对其他国家施压，进而实现对其他国家占有。管仲的粮食兴齐战略虽然不能直接适用于我国的现状，但是我们可以从其思想战略中总结出我国的粮食战略方针。国土资源辽阔，且物产丰富是我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资源，近年来，大量的粮食出口导致国内粮食价格上调的问题依然在国内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我国需要对粮食出口贸易给予一定的限制，要对我国粮食储备量进行提升，通过建立现代化和科学化的粮食仓储体系，来保障粮食的储备发展。另外，我国要学会运用数据分析和计算来对粮食储备量进行合理的计算，要根据我国的粮食产出和粮食生产的季节性变化以及特殊情况下的粮产量问题进行计算，从而计算出我国最低粮储量，保证粮储存量能够满足国内的基本需求。
对于目前的世界粮食危机而言，我国一定要正视粮食危机下农业生产的要素。要通过积极的开展科技兴农的战略方针，实现对我国粮食产出量的提升。对于我国的几个大型粮产地区，我国要通过政策扶持和经济扶持的双重手段来实现对粮产量的提升。在保障满足我国国内基本粮食需求和工业需求的基础上，适当为降低世界粮食危机做出贡献。
总结
我国在国际上一直是以大国的形象来面对世界。在世界粮食危机的面前，我国要充分发挥大国的模范带头作用，从保障国民需求入手，推动国内粮产和粮储建设，进而实现对世界粮食危机的缓解和帮助。
参考文献
[1] 曹历娟，洪伟. 世界粮食危机背景下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02）：32-37. [2017-09-28].
[2] 鐘甫宁. 世界粮食危机引发的思考[J]. 农业经济问题，2009，（04）：4-9+110. [2017-09-28]. DOI：10.13246/j.cnki.iae.2009.04.003
[3] 刘立红. 从管仲粮食兴齐战略到世界粮食危机[J]. 商场现代化，2008，（19）：21. [2017-09-28].
金融危机的成因范文第4篇
1.1 社会原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 现代金融市场经济建设正处于繁荣发展阶段并且整个经济市场较为宽松。在这样低风险且宽松的环境下,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资金炒作, 但是盲目追求资金炒作带来的就是经济的滞缓, 是金融市场和市场经济滞缓所带来的影响, 这也为经济泡沫的出现营造了环境。从宏观而言, 是非常不利的决策也是对资金的一种盲目投资, 最终会带来经济损失。
1.2 约束机制原因
在现代金融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中, 针对经济泡沫出现与发展问题的约束制度并不健全, 并没有认真地落实和调整相关的方法和措施, 即在整体市场经济发展建设过程中, 本应该严格控制和监督可能发生的经济泡沫, 但是在现实金融经济中并没有真正的落实这项要求。尤其是在投机活动中对支付贷款问题的监控, 直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地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在金融经济中, 还有一些人员将这些虚假的繁荣当作是正常的市场经济表现, 是金融行业的正常运作, 这就造成了经济泡沫的出现。
2 当代金融市场经济中经济泡沫类型
2.1 房地产泡沫
在当前社会中, 政府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怎样控制好房地产经济泡沫的延伸, 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问题。房地产真正的供求关系并不能单纯依靠商品房价格体现出来, 这是房地产经济泡沫的核心内容。目前我国房地产的价格过于偏高, 和我国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经过实际的数据分析, 我们可以了解到目前的房地产价格是非常高的, 普通的家庭已经很难负担起一套房子。导致房价飙升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各种各样的资源开始大量涌入房地产市场、高价位的房地产由于受众性小导致房产搁置, 浪费资源。
2.2 股票泡沫
我国当前的监管力度有待提高。对证券交易市场的监管工作并没有真正地落实到位, 对政府的监管能力和具体范围要进一步进行研究, 证监会是我国证券监管部门的核心, 但是在现实中, 由于受国家有关制度的限制, 其监管能力和权限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股票价值并不能真正地体现出实体经济的发展, 这是股市泡沫的核心表现。在市场经济情况下, 价格并不会受到供求资源关系的变动而发生变化, 我国股市经过多年的发展迅速扩大了股市投资主体的规模, 整体表现出了雄厚的投行资源。所有的投行主要采用人为的方式来操作股市, 并使用各种市场舆论措施, 实现高卖低买的措施, 最终取得资金差价, 实现盈利的目的。除此之外,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够完善, 在股票交易过程中, 经常出现非法灰色交易, 某些人通过获得可靠的内部信息, 实现对股市操纵的目的。因此, 加强股市投行运作的规范性、保证股民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进行股票交易是我国目前控制股市泡沫的核心办法。
3 应对现代金融市场经济中经济泡沫金融风险防范的措施
3.1 政府应该提出刺激性的退出制度
房地产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 也逐渐意识到影响自身发展的制约性条件就是无限的市场需求以及有限的土地资源。在当今社会中, 做好政府的引导职能对于市场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政府应该积极适当地提出收紧信贷活动的口号以及正确引导信贷投资活动, 在房地产行业中适当地提出刺激性的退出制度。当前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和银行业是紧密结合的组合, 一方受影响必然连累另一方的发展, 造成银行发生巨额亏损, 其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因此, 政府要逐步缓慢的实行政策退市, 逐渐收紧银行信贷。
3.2 提高投机成本和加息
注重回收工作是流动性工作管理的重点, 要综合考虑利率和非数量化的货币政策, 比如加息等方法, 从而抑制通货膨胀现象的出现, 在房地产投机方面要加大投机的资金成本和加息。
3.3 积极对土地财政政策进行改变
在当前的财政机制和征地机制范围内, 各个政府非常重视土地的出让金, 认为土地出让金会影响房地产的实际价格走向。所以, 政府应该及时的转变这种思路, 对其进行有效的改革, 以突破现实困境, 进一步扩大群体参加供给土地决策和谈判利益的讨论, 加大土地的供给, 转变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情况。中国经济急需转变, 在调控房地产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发展形式的不断转变, 积极构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 经济泡沫地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必然性, 是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后果, 在现代金融市场中体现了非常复杂的特点, 既是独立运行金融经济的表现, 也是金融系统内部出现脆弱性的表现。经济泡沫的类型在现代金融经济中表现的方式有很多种,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这两种类型。所以, 我们要用世界的视角来面对金融变化所带来的格局, 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 金融市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泡沫。经济泡沫的出现严重影响了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 究其原因就是缺乏监督和控制, 但是就现实发展速度而言,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这些行为会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自我评价以及自我反省, 进而实现自我纠正, 最终实现在金融泡沫经济的大环境下促进市场行为主体健康发展的目标。本文对现代金融经济中出现经济泡沫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讨论了现代金融经济中经济泡沫的类型并提出了今后防范经济泡沫出现的对策, 以期降低经济泡沫出现的频率。
关键词：现代金融市场,经济泡沫,成因
参考文献
[1] 李沛东.现代金融经济中的经济泡沫[J].财经界 (学术版) , 2018 (1) .
[2] 冯湃.关于现代金融经济中的经济泡沫研究[J].中国市场, 2017 (34) .
金融危机的成因范文第5篇
一、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中国在2008 年下半年时还在执行紧缩政策，以求让过热的经济慢下来。在 此次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立即陷入了困境。主要有以下影响： (1)外贸出口急剧萎缩。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总额从2008年7月份的同比增长26.7%回落到2008年10月份的19.0%，2009年1月份,全国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7.5% ,许多省份出口呈现负增长。[1] (2)中国国内劳动就业压力增大
受金融危机影响，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大部分产业增速回落，企业业绩下降，用工需求减少，就业形势严峻。尤为突出的是出口导向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中小企业。在长三角、珠三角的一些地区，由于订单取消，企业减产、停产、倒闭数量增加，导致用工需求大幅下降，失业人数增多，大量农民工纷纷返乡。同时，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又成为新的就业问题。金融危机发生后，用人单位特别是金融领域的用人单位，其招聘规模大幅度缩减，就业岗位大量减少。
(3)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
美元汇率在美国股市急剧下挫后大幅度下跌，2006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压力就不断加大，2007上半年在美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欧盟、美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逆差状况稍微好转的情况下，美元出现了回升势头，但好景不长，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一势头又迅速回落。 (4)经济发展速度迅速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核算，2008 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0% ,为2003 年以来最低水平。分季度看,一至四季度增速分别为10.6%、10.1%、9.0%和6. 8%。[2] 2009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下降到6.1%。创多年来之新低。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经济增速低于8%，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5)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参照美国的经验和模式。美国的金融危机给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敲响了警钟，使我们避免继续照抄美国模式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的同时，也使我们的金融改革面临更加困难复杂的局面。
二、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举措
1为应对危机，中国政府提吃 “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①主要分为四点：
(一)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发展，我国政府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操作，确保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及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支持扩大内需，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1、货币政策则从2008年7月份就及时进行了较大调整。调减公开市场对冲力度，相继停发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减少1年期和3个月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频率，引导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当下行，保证流动性供应。
2、宽松的货币政策，拉动内需。9月、10月、11月连续四次下调基准利率，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贷款基准利率的下降，目的是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扩大投资与消费。
3、考虑到房地产业对拉动内需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所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政府发布2008年10月27日还实施首套住房贷款利率7折优惠;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
4、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
5、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灾区重建、“三农”、中小企业等贷款。
6、对外经济合作与协调如：中日韩之间的货币互换等 。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②
为了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刺激国内经济的方案，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11月我国颁布的总额为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拉动内需计划。我国政府在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时，审时度势，抛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主要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铁路交通等基础社会以及社会事业、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和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此外，还出台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通过家电下乡补贴、增加物资储备以及农机购置补贴等多种形式来直接促进消费增长，进而拉动经济的增长。
(三)其他相关的措施
(1)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国家通过了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包括:汽车产业、钢铁产业、纺织工业、装 ① 金融危机解决方案，http//www. doc in. com/p-23029881. htn ②
谢旭人:《 2009年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有五个方而具四个特点》，载于“财政部网站”，2009年3月7日。 备制造业、船舶工业、电子信息产业、轻工业、石化产业、有色金属产业和物流业。在此规划中，中央政府着重强调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产业发展的几大瓶颈:在财税方面，通过调整税费为产业“减压”;在金融方面，通过扩大融资渠道和信贷规模为产业“松绑”;鼓励兼并重组。 (2)促进居民消费政策。
政府通过搞活流通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中央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扩大国内消费，切实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主要包括：
1、健全农村流通网络。
2、进一步扩大品种，加大“家电下乡”推广力度。
3、完善城市社区便民服务设施。
4、促进城市耐用品消费升级换代。
5、促进流通企业发展，降低消费成本。
6、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大力促进节假日和会展消费，促进消费升级。
7、加强流通企业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切实提高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3)对外贸易政策。
政府为缓解出口企业困难，国家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主要为:
1、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提高部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适当扩大中央外贸发展基金规模。
2、稳步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鼓励加工贸易向中西部转移，在部分重点承接地增加保税物流功能。完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功能，引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生产型服务业入区发展。
3、改善进出口金融服务。适当扩大政策性银行出口买方信贷，鼓励商业银行开展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业务，扩大保单融资规模，缓解中小外贸企业融资困难。③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
4、扩大国内有需求的产品进口。重点增加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元器件和重要能源原材料等产品进口。
5、促进投资和贸易互动。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节能环保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将苏州工业园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扩大到国家认定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和示范园区。
6、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海关和出入境检验检疫实行24小时预约通关，2009年继续减免出口农产品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费，降低出口纺织、月反装产品检验费用。
7、加强和改善多双边经贸关系，积极化解国际贸易摩擦，妥善处理出口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支持企业开拓新兴市场。 (4)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政策。
1、推动教育优先发展。落实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政策，支持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特别是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学问题。
2、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3、积极促进就业再就业，支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大财政投入。
4、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5、支持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
6、推进文化事业发展，逐步扩大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范围。
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的成效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措施和政策有效降低了危机对中国的巨大冲击，维护了中国的经济利益。经济危机的爆发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政府在国内的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即刺激出口，扩大内需和降低利率的政策，特别是扩大内需的政策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找到了新的增长点，使中国的国内经济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发展。与此同时，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较好的维护了中国的外部经济安全。到2009年年底，这些应对危机的政策成效明显，较快地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而，率先实现了国民经济总体回升向好，经济企稳回升，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主要体现在：
1、 经济企稳向好，增速世界领先。
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 7%，增速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世界第一。分季度看，季度数据由于2008年普查修正了最初的季度数，所以2009年分季度的数据有所调整，2008年第一季度增长6.2%，过去的数据是6.1%，第二季度增长7.9%，第三季度增长9.1%，最初的数据是增长8.9%，第四季度增长10.7%——引自搜狐网《2009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比上年增长8.7%》
2、 物价水平稳定，国内消费增长。
2009年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下降0.7%。其中，城市下降0.9%，农村下降0.3%,居民消费价格2009年11月份同比的涨幅由负转正，当月上涨0.6%,2009年12月同比上涨1.9%。全年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下降5.4%,2009年12月份由负转正，当月上涨1.7%，CPI和PPI 2009年12月的环比都是增长1%。 ——引自中央门户网站《2009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下降0.7%》
3、 就业人数增加，居民收入提高。
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18858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 175元，比上年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比上年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5%——引自中国经济网《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18858元》
4、 外贸稳步复苏，外汇储备增加。
③ 国务院:《提出口退税，调加工贸易口录，扩税收优惠》，载于《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12月25日。 2009年进出口总额22073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9% 。11月份进出口总额同比涨幅由负转正，当月增长9.8%，12月份增长32.7%。2009年全年的出口12017亿美元，下降16%，进口10056亿美元，下降11.2%，进出口相抵。2009年的贸易顺差为1961亿美元，比上年减少994亿美元。2009年12月，外汇储备2.3992万亿美元。——引自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9年全年进出口总额22 073亿关元比上年下降13.9%》
四、总结
首先，此次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果断地把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转到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上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表现出了积极主动、及时果断的姿态，准确地把握了宏观调控的方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的作用，这证明了政府适时适当干预市场是遏制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
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国际应对与以往不同，过去总是由发达国家引领全球经济走出危机，而这一次却是由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引领全球经济走出危机。这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大提升，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美国终于承认了中国老二的地位。在危机前，美国和西方总是指责批判中国，中国应该怎样怎样，货币政策给如何如何，汇率政策该如何如何，高高在上，道德制高点总是在他们一方。经过这次危机后则大为不同，美国人说话客气多了，商量的口吻多了。就比如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的致辞中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将塑造21 世纪”。 最后，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贷款银行把所有的风险都甩给经过证券化处理后的投资者，所以贷款银行就对借款人的资质和还款能力并没有进行严格审查和把关。但是假如强制性要求贷款银行保留一部分风险，那贷款银行还会非常关心借款人的实际还款能力，也会继续跟踪监督借款人的还款情况，那也许次贷危机会可以避免或者对经济和金融的冲击和危害程度可以大大减轻。所以，监管机构要加强细节监管，对交易流程、交易对象和交易的透明度等重要细节和金融机构重大的交易结构安排等方面加强监管，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不断降低金融市场的交易风险。
五、参考文献
[1] 杨长富，《浅谈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9(12)
[2] 卢永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金融危机的成因范文第6篇
摘要：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标识，日常生活成为透视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窗口。此窗口包含着对危机根源的诠释、对危机背后技术问题的反思和对危机治理之道的寻觅。全球公共危机源自日常生活在加速变革中的失控，见证了与日常憧憬相反向的风险，由此可用“反向”来概述危机的根源。危机的扩散，暴露出过分推崇技术和对技术的极化反思双重困局。唯有日常生活赋予的现实感，方能使对技术的反思避免陷入虚无化的泥潭。现实感的最终载体，则是日常生活中化解危机的治理实践。“反向”、技术、实践可谓形塑日常生活基本逻辑的三重维度，为探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全景化的社会视野。
关键词：全球公共危机;危机治理;日常生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研究”（20ZDA023）;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创新项目“后马克思主义科学结构观的转向及批判”（NJUDPGRA2020）
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场景中提出“找回日常生活”的研究主题，具有深刻的学理内涵与现实指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存在，促使相关研究深刻反思危机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危机所暴露出的技术性问题以及危机的治理之道。实质上，公共危机从孕育、发生到应对的过程，均渗透于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公共危机恰可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危机。公共危机由日常生活中不确定的风险孕育形成，如果说加速变革本身意味着正向度的憧憬，那么风险本身便是一种“反向”的因素。“反向”代表着变革预期与技术有限性的张力，暴露出过分推崇技术的认知瓶颈，然而反思技术的极化又易于陷入否认现实生活本身和治理不复可能的认知泥潭。日常生活赋予的现实感可以辩证地统一对技术的反思与对虚无化泥潭的避免，最终落实于治理实践。“日常生活”是晚近社会批判理论中的概念，然而“找回”并非意味着复制后现代主义般的空无论调，而是要透过“反向”、技术与实践，构筑起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视野，在日常生活的现实图景中寻觅良善的治理之道。
一、起点：“反向”的内在逻辑
日常生活对诠释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深刻意义，首先体现在日常生活本身是危机的孕育之场，危机对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而言，其内在逻辑实则体现为“反向”的风险。风险本身意味着日常生活在演化过程中所孕育形成的不确定、复杂性、负面化的因素，此类因素的生成与影响难以被既有技术手段绝对掌握，然而风险却以公共危机为现实样态，渗透于日常生活中。透过历次重大突发性事件可以发现，公共危机可理解为不确定风险的现实化与扩散化。故而日常生活不仅反映常态下的社会结构运行主线，亦是突发性事件最基本的作用对象。若要透過日常生活对现代社会结构进行总体性反思，那么观察的起点应是日常生活概念中的“反向”特质，此特质可从生成、转换与回溯三个层面细化探讨。
（一）生成：加速的变动与负面的回响
在影响全社会的普遍危机下，对日常生活基本样态和演变轨迹的充分观察显得十分重要。基于社会变革的具体实践，可诠释危机的普遍化趋向与“日常生活中的地域化时间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①。换言之，重新分化组合的生产、分工与交往已形成了从局部到总体的全面效应，展现在社会成员面前的正是日常生活中加速变革的全景视域。在此过程中，对加速（acceleration）的推崇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趋向。加速本身便是与社会转向变革相捆绑的某种关键概念，这一概念指涉的是加速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态度，已成为无须怀疑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即形成了现代社会变革与治理的过程中正当化的运行样态，使全社会“向加速的需要臣服”②。此逻辑之所以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往往因为社会变革本身便意味着与传统社会结构的诀别和对现实场景中各类信息、财富的获取。加速的过程在带来世俗利益激增的同时，又意味着另一种维度的含义，即接踵而至的、构成“反向”的负面要素。
“反向”属于与加速变革对应的、内生于日常生活的变量。如果说加速变革包含着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对变革福利的憧憬与现实资源的积累，那么风险所代表的“反向”则是与变革相违背的反作用力，可理解为孕育于正面推动中的反面力量。故而“反向”对应的是加速变革时日常生活的自我反对、自我拆解，可理解为“从结构中解放出来的能动作用反作用于这种结构的‘规则’和‘资源’，反作用于能动作用的社会存在条件”③。现代社会结构在生成中会释放出日益多元、异质化的生产、分工和交往要素，此类要素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亦涵盖着对现代社会结构而言不确定的冲击作用，这实质上是现代社会结构内部要素与结构本身的张力。日常生活成为现代社会生成、变迁和重组的基本载体，亦成为孕育“反向”要素的能量场。其印证了一种逻辑，那便是围绕变革的活动模式本身将在加速化的过程中冲击自我、孕育危机。
（二）转换：现实的危机与潜在的风险
风险转换为危机可被视为日常生活中“反向”维度的集中呈现。21世纪以来，金融危机、海啸、流感、P2P资金链断裂等一系列可能诱发公共危机的社会问题，皆可理解为潜在危险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化。诸多突发社会问题暴露出社会总体结构过分臣服于加速度所带来的消解自我的后果。公共危机发生的逻辑往往在于风险以不可控的形式转换为现实且普遍的负面影响，造成全社会的效应。作为危机的诱发因素，风险本身处于可能性与实存之间，成为悬临并随时坠落于日常生活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既往研究中较为主流的观念认为，“风险概念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发生了逆转”，没有必要纠结风险究竟属于所谓客观危险还是主观认知，风险对日常生活的作用介于观念与现实、当下与未来之间④。依据此类观念，风险是在现在到未来无数个节点上将要显现且正在显现的负面因素，此逻辑可理解为“现在将来进行时”。
加速变化中孕育的、由潜在风险转化而成的危机使具有消解现代社会固有结构的因素日益凸显。故而可以说，“反向”属于社会变革在风险催生中的内在化维度。既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曾对风险的内在特质提出过两个论断：一是“定义关系”，二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⑤ 前者指涉风险孕育于看似成熟化的现代社会结构中，一系列要素的排列组合在层次分明的科层结构的统合之下，呈现出清晰的轮廓，然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力求严密的规划非但不能消解风险，反而成为孕育风险的温床。后者则指涉科层组织结构的失效，意指风险的具体环节根本无法用科层组织结构中的常态化标准进行监测，不确定、不可控的事故无法明确其确切来源。危机不可控的根源并非在于预设机制本身的执行性，而是源于社会成员在信息掌握上永恒的有限性。基于此认知，可发现公共危机的降临揭示了日常生活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困境。
（三）回溯：诉求的迷思与失控的循环
困境在于对加速变革的诉求与信息掌握的有限性似乎永远并存，二者之间的矛盾亦构成了某种循环。此循环构成了公共危机频发的逻辑根源，其含义是现代社会在加速变革中的追逐与自身信息掌握有限性的悖论，使社会成员永远无法摆脱随时可能降临的总体危机。寄托所谓“严谨科层组织结构”的思维终将成为“反向”的诱因，而并非防范风险的可行之道。基于日常生活可发现，悖论的根源在于现代社会结构的生成、演进处在开放、动态的过程中，而并非局限在闭合、先验的结构内。同理，风险的发生亦打破了“生态环境”与“人文社会”二分的先验性预设，原因在于风险和由风险转换的现实危机印证了现代社会属于“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元性”⑥。在广阔、开放的社会场景中，任何预设化的结构安排均显得微不足道，这正是“定义关系”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含义所在。
治理实践的瓶颈表明，过往获取的既有信息和其他社会资源无法囊括复杂、开放社会场景的全部逻辑。基于对现实场景问题的考量可知，“反向”进程使加速诉求与信息掌握在公共危机中最终失去了平衡的虚幻外衣。首先，加速诉求与信息掌握的平衡并非科层化的构想所能达到。在断裂化的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单一化的科层管理多次被验证是失效的模式。其次，通过对二者失衡的反思，可以推导出“国家—社会”固化模式的局限性。纵观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公共卫生服务的精准化覆盖与专业化语言似乎成为众所周知的现象，然而新型冠状病毒的冲击亦暴露出既有服务体系和评估体系在资源整合与信息评估上无法追赶公共危机不确定的脚步，且此种现象发生在诸多国家和地区。既往一些研究围绕所谓国家权力范围与社会自主性而喋喋不休，却忽视了现代社会结构自我消解的逻辑需从动态、开放、充斥风险的日常生活中寻找。
二、反思：技术的现实感
回溯既往研究，对技术的青睐可被视作在现代社会寻求良善治理的某种依托。其核心逻辑在于精准化、结构化地配置信息、协调资源，从而力求“达到一切知识之最后境界”⑦。在加速变革中，技术的语词逐渐浮现在围绕社会场景的研究中。这是因为对世俗的浓厚兴趣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变革，而变革的逻輯则使崇尚技术效能成为认知的共通规范，围绕技术的认知方式构成了“一个物体系列、系谱或系谱线”⑧，体系化的科学技术范式自工业化以来得以全面建构。技术主导反过来可促使加速变革的举措在治理实践中日益成为现实，加速变革亦加剧了对技术的依赖。技术既成为加速变革的认知内核，又成为诠释日常生活“反向”维度时所需重新定位的对象。反思逻辑可归纳为催化、悖论与契机三个层面。
（一）催化：反思的缘起与极致
公共危机的发生对反思技术实则起到了强烈的催化作用。在反思中可发现一组若隐若现的张力存在于反思的主体化与现实性之间。在既往研究中，技术的现实感伴随着对围绕技术形成的一整套认知方式的质疑而出现了暗淡化的趋向。诸多观点认为，技术的加速拓展与日常生活的现实构成了二元对立的存在，崇尚加速的时尚外表已然泯灭了日常生活的本来样貌，日常生活成为“不可能存在之真”⑨。回溯历史，对技术与技术主导认知方式的怀疑乃是反对百科全书派的主要论点，并被认作是反思技术滥用的先驱性观念。按照此论点，一切技术的功用莫过于使社会成员“沾染上这些虚浮的知识”⑩。换言之，技术的日渐主导非但不能促进社会成员对日常生活的把握，反而会压制社会成员认知日常生活的主动性，使社会成员在实质上成为被技术化认知方式束缚的对象。在此类观念看来，对技术的推崇与对良善理念的寻觅似乎成为难以共融的双重向度。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加速变革，反对过分推崇技术的论调持续存在，且伴随现实场景中危机的日益频繁，此论断日益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某种共识。20世纪后期以来，现实场景中危机的频发使反思乃至指责技术本身成为某种时尚话语。相应观点认为，技术通过“排斥日常生活的方式统治日常生活”{11}，技术的初衷在于精准获取现实资源，然而技术的加速反而导致了现实感的晦暗。如果将此趋向推到极化，那么，不只滥用技术，就连技术本身亦将成为日常生活中所需摆脱的对象。基于对历次重大突发性事件的观察和思考，一些后现代主义观念认为技术本身几乎已成为在日常生活中开展良善治理的梦魇。技术日益复杂化的、超出传统认知方式的变革和围绕技术产生的系列负面效应，使得“不可能存在之真”的执念在既往的一些论述中得到进一步强化。依据此类论述，精准化技术包裹下的一切认知均不存在任何独立演化的希望，而是盲目服从于现有技术架构的符号。
（二）悖论：现实的丧失与治理的前景
很明显，上述论断并非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的良善化导向，其实质是将现实场景本身加以否认。极致化的反思在批评技术滥用的同时，磨灭了认知日常生活的可能性，使治理的命题不再可能。由于无法摆脱崇尚技术的认知，日常生活本身将最终沦为“空无”。如此会产生一个直接的困境，即对现实场景中突发问题的淡漠和对日常生活中治理愿景的彻底回避。在晚近研究中，关注日常生活重构的学者从未放弃一个追问，那便是技术渗透下的现代社会究竟是飘忽不定、晦暗不明的“虚无”，还是可以从实践中治理的真实场景？或者说，技术的反思与厚重的现实感之间是否可以得到统合？统合是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必要的前提，亦是克服和化解危机中的可行命题。风险在现代社会场景中复杂的内在逻辑以及治理危机的迫切性，使日常生活不能在对技术过分否定的迷茫中就此沉沦，而应结合现实情境反思技术，从而寻求治理之道。
真正适应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内在逻辑的论点在于，对待技术的审慎态度应是在日常生活中将其合理定位，从而重构技术在一整套现代话语中的地位。依据相关论述，重构技术的关键要义是对语言背后“由其哲学体系与西方科学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准”有明晰的认知{12}，并在此认知中统合技术变革与良善价值这两个交互辩证却并非不能共融的层面。公共危机的降临，意味着潜在的风险在一定的突发社会问题中成为现实的破坏性因素，真实化地影响了日常生活，也激起了全体社会成员对技术如何合理发挥其现实效能的思考。故而反思技术的要义不在于脱离日常生活实际场景的遐想，而在于能够将技术合理作用于危机治理的举措中。唯有引入日常生活的坐标，观察技术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演变的塑造作用，方能赋予技术本身以厚重的现实感，进而诠释技术与风险之间的现实关联。这既包含对过分推崇技术主导作用的质疑，又涵括对技术的认可，即承认技术在日常生活演化中的不可替代性。
（三）契机：危机的窗口与日常的重构
打破“不可能存在之真”的认知误区，其实质意义是为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可认知、可描述的问题对象。唯有以日常生活为坐标，技术的反思才不会沦落为片面化的悲观论调，反而会在对未来治理之路的探寻中找到现实的依托。故而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寻求化解危机的实践路径，才是全社会需直面的问题。如果说现代社会在与传统结构的断裂中得以加速变革，那么技术自身已成为使加速变革成为可能的“利维坦”（Leviathan）。正是现代技术使国家政权对资源更为高效、便捷地惠及全社会的整合得以可能，即将国家政权建构与技术变革基于现代社会场景相统一{13}。强有力的政权整合成为广泛的诉求，而技术则使国家政权的整合能力能够真正进入社会场景，并投入日常生活中的治理实践。既往研究无论以何种方式反对技术的滥用，其必须承认的是技术在历史时空中长期在场，且是日常生活在应对危机时不可或缺的基本维度。
对反思技术而言，公共危机赋予了探寻现实感的绝佳契机，而危机影响下的日常生活则是把握此契机的窗口。依托日常生活的坐标可发现，后现代主义对技术批判的极化莫过于对现代社会的另类“装饰”，其论点无法撼动现代社会场景在实践活动中的基础性地位。对公共危机治理本身而言，现实感是至关重要的概念。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存在是社会活动真实的载体，是诠释公共危机发生逻辑、寻求公共危机治理之道不可回避的真实主线。公共危机所展现出的“反向”维度，并不等同于后现代主义情结中的虚无，而是意味着对既往认知的突破与重构。此种重构具备了对技术负面效应的必要反思，亦在对技术的社会影响的全面理解中包含了围绕日常生活的良好愿景。唯有日常生活的现实场景才是探讨公共危机的前提，技术则是现实场景中长期在场的维度{14}。在此过程中，“对专业技术知识的再使用过程，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相关”{15}。
三、归宿：实践的可能性
探讨实践的可能性，是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的归宿。其关键在于寻找到使公共危机治理成为现实主题的基本维度。公共危机的逻辑可见诸具体社会实践产生的突发问题，故而应基于实践脉络，把握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效用，进而探讨何种治理之道能够积极有效地作用于具体实践，使通往良善治理的日常生活重构之路成为可能。遵循此种逻辑，公共危机治理的主题方能最终贯穿于现代社会场景中的具体实践。如果引入日常生活的基本坐标便不难发现，日常生活是实践的基本社会场景，而实践则使得日常生活能够真正承载现实的公共危机治理主题。换言之，唯有实践才能将日常生活真正引入公共危机治理中，赋予治理以现实的基础。该逻辑分别体现在理念、路径与愿景三个层面。
（一）理念：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在脉络
若要寻觅实践的可能性，那就需要在既往纷繁复杂的观念中相对独立，直面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宝贵财富。马克思的论点可谓精辟，“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6}。具体实践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的演进需在对实践维度的把握中确立起良善治理的愿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实践观为反思现代社会的技术变革勾勒了清晰的轮廓，也强调了实践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逻辑形塑。通过对实践主线的把握，技术的合理定位方能最终获得厚重的现实感。基于實践维度，社会成员将充分认知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本身的自我消解。“反向”孕育于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活动模式的断裂式变化，此变化以加速变革的方式充分呈现在日常生活中，其要义不在于外在化的形式，而在于内在化的实践范畴。加速变革与信息掌握的失衡，实质上是社会成员在生产和分工中对各类资源的盲目追逐与现代社会组织结构总体性调控之间的张力。
秉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公共危机在日常生活中的样貌将最终得以清晰呈现。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看来，公共危机背后的失衡性逻辑，实质上体现为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的生产活动中的偏差。生产过程中对财富的过分攫取和活动方式的失控性加速，在一定环节中使潜在风险转换为现实化的公共危机。依托马克思对日常生活中具体实践变化与后果的阐释，公共危机治理的“反向”与技术维度不言自明。既往研究中对技术的一系列反思性概念与现实场景中对治理机制创新的探索亦可得到辩证统一。统一的核心是在具体实践中把握日常生活演化的内在逻辑，辩证地反思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逻辑，进而确立起良善治理的愿景。因此，对实践维度的把握不仅体现在公共危机的发生层面，还应体现为对治理可能性的把握。实践的可能性正意味着治理的可能性，即寻求良善治理的可能浮现于危机降临的日常生活。
（二）路径：共在与权力
良善治理在实践上的可能性源于日常生活中共在与权力两个基本层面。
一是“我怕”的共在。“共在”即“作为日常共处的存在”{17}。风险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现实的、普遍的公共危机，使日常生活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同质化过程。这是因为社会成员共在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场景中，亦共在于公共危机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是作为普遍的危机受众而存在的。例如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中，部分国外的政府首脑亦难逃此劫。曾有一个代表性论点认为，21世纪的危机使社会成员的诉求从“我饿”转向了“我怕”{18}。“我饿”属于经济文化表达和国家政权回应的固定模型，其假设前提是社会场景永久地处于闭合、静止的状态，而“表达—回应”是固定模型中的唯一张力。此范式局限于社会精英与普通成员在经济文化张力中的过分“二分”，然而其忽视的是，随着实践的变革，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成员将成为令人害怕的危机之受众。共同的受众，也意味着日常生活中总体化共同防控的可能性。
二是在场的权力。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自下而上的总体防控与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总体整合是统一的范畴。加速变革的社会场景往往需要强有力且妥善的治理举措，以促使日常生活在有序的状况下运行，故而国家需成为公共危机治理中在场的主体。国家政权的有效整合能力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质，诸多国家和地区在危机中整合资源的失效往往源于国家政权整合力度的缺失，即面临“国家过于薄弱和最终衰败的问题”{19}。公共危机治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的失灵印证了一个事实，即忽视国家、政府作用是既往部分研究的误区所在，依赖不确定社会场景中的自发性活动意图实现良善治理的论点存在自身固有的局限性。部分研究曾提出的“重构日常生活”实则意味着总体性的重构，重构的基础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而整合实践中多重资源要素的力量则应是统一的国家政权，故而新时代公共危机治理与国家治理是统一的命题。
（三）愿景：认知的质变与治理的行进
回顾历史，自21世纪以来，单一化的科层组织形式在治理实践上已面临适应性危机的“破碎”阶段，故而“这个阶段要求重新定义思想的框架、新的指导原则，构建一种新的治理形式”{20}。此类具有新公共管理运动风格的呼吁深刻影响了既往关于治理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受此影响的部分研究试图寻找妥善的资源配置机制，然而其着眼的场景仍然是闭合化的社会内在结构，危机则是缺席的概念，故而新的治理形式无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无法真正成为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良善之道。相反，透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可发现公共危机如何孕育于日常生活、如何暴露出现代社会结构“反向”特质的基本逻辑。公共危机的发生融合了自然与社会中的不确定要素，然而其根源仍是具体实践在加速中的失控。在既往研究中，无论是对风险的認知，还是对新的治理形式的构建，其探讨的现代社会困境问题都应从以生产为核心的具体实践中寻找。
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把握实践之维，实质上印刻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以生产为核心的具体实践与日常生活是相统一的范畴，正是日益精细化、专业化的生产与分工使日常生活得以形成，而日常生活中加速变革的活动方式则使得此生产与分工方式面向全社会扩散。基于具体实践，日常生活不再是晦暗不明的概念，而是生产、分工和交往所构成的现实坐标。对技术的反思亦将剥离后现代主义纷繁复杂的表象，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回归，确立对技术合理效用的认知。实践维度的确立，是“反向”与技术两重维度得以共存于日常生活中的前提。三者共同形塑了日常生活的基本内涵，赋予公共危机治理总体性的轮廓，使治理举措能够面向现代社会场景，不断进行自身调整。在具体实践的变化中，公共危机治理没有“完成时”的经验或模式，唯有在现实的可能中不断行进。
结语：交互辩证中的治理愿景
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并非悬设化的概念，而是由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突发问题产生的主题。以日常生活作为公共危机治理视域的做法，乃是与现实社会场景的契合。危机的负面效应暴露出日常生活内在化的困境，即在加速变革中孕育出破坏、消解自我结构的“反向”特质。在“反向”中，作为加速变革催化剂的技术亦成为反思的对象。无论是社会成员活动方式的变化，抑或是技术本身在现代社会变化中的现实效用，均属于实践的范畴。故而“反向”、技术与实践属于日常生活概念中不可或缺的、交互辩证的三重维度，其中实践维度乃是另外两重概念的归宿所在，是日常生活视域得以确立的最终根基。在三重维度的辩证中，治理之道在全球范围内得以重构的契机依稀可见，且可由此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其一，日常生活的演化并非“过去完成时”，而是处于“现在将来进行时”。公共危机在全球的发生实则是日常生活短暂化平静的终结，亦是对既往研究局限性的清算。此类清算体现为日常生活中的“反向”，即通过现代社会结构内部的自我消解，宣告固有秩序在治理中的失灵。
其二，对技术的反思将在公共危机中褪去后现代主义情结中的晦暗不明，获得厚重的现实感。脱离日常生活的现实坐标去指责技术幻象，与臣服于加速的做法一样，均无法把握现代社会在演进中的“反向”实质。
其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魅力将在公共危机的治理愿景中得到凸显。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并不局限于任何先验化的概念范畴，而是将以生产为核心的具体实践作为诠释现代社会的出发点与归宿。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实践，是动态、开放的现代社会场景在变革中发生的一切现象的根源所在，故而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将不会被固定的学科范式、单一的语言文化所束缚，其本身是行进中的主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当代的内涵体现，亦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相关研究可能的深化方向。
注释：
①{15}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123， p.125.
② Benjamin Noys， Malign Velocities： Acceleration & Capitalism， Winchester： Zero Books， 2014， p.1.
③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London： Polity Press， 1997， p.116.
④⑤⑥ Barbara Adam， Ul-rich Beck and Joost Van Loon，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214， pp.214-216， p.222.
⑦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F. Max Mueller，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p.371.
⑧{12}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lated by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77， p.222.
⑨ 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⑩ Jean-Jacques Rousseau， 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 translated by Ian Johnston， Nanaimo： St. Martin’s Press， 1964， p.6.
{11}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lated by Sacha Rabinovitch，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1， p.165.
{13} Carl Schmitt， The Leviathan in the State Theory of Thomas Hobbes： Meaning and Failure of a Political Symbol， translated by George Schwab and Erna Hilfstein，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6， p.49.
{14} 韩水法：《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17}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7页。
{18} [德]乌尔里希·贝克、王武龙：《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19}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
{20} [法]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高凌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页。
作者簡介：姜凯宜，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23;于水，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5。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