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中法 数字文化 对比
数字本来是一种计算符号，是人们对现实事物数量关系的计算和测量。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数字，如日期、钟点、电话号码、车牌号等。但数字不独属于数字王国，在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还被广泛应用于各种习语和成语中，具备更丰富的含义。由于受民族、宗教、历史、风俗等因素的影响，数字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被赋予不同的象征符号和代表意义，形成各具特色的数字文化。因此，对比研究中法两国语言中的数字文化不仅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更能充分发挥它在跨文化交际中的积极作用。
一、中法数字文化差异的根源
1.中法两民族的宗教传统不同
中国文化到处体现着儒家、道家、佛家思想的浸润。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为本来就位居头名的数字“一”增添了特殊含义和重要意义，同时也赋予了数字“三”以终极、生发等吉祥之义。汉民族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哲学思想，经过历史演变形成了凡事讲究偶数和对称的习俗，这也成为数字“二”受到中国人青睐的原因，暗含好事成双之意。数字“七”与佛教有紧密联系。据说釋迦牟尼于菩提树下静坐七七四十九天后修成正果;佛教认为万事是由地、水、火、风、空、识、根七种本原生成。因此，七在中国文化中地位显著，且具有神秘色彩，七日往往成为一些大事的界限或极限。
法国的主流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它对法国的数字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基督教文化三位一体的宗教传统确定了数字“三”在法国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被冠以完美和谐之意，备受青睐。与中国人最大的不同是，法国人视偶数为不祥，奇数为大吉(十三除外)，因为他们认为偶数隐含分裂。相似之处在于，法国人也对数字“七”情有独钟，甚至顶礼膜拜。这源自基督教文化：上帝用七天时间创造了世界;圣母玛丽亚有七喜七悲;主祷文分七部分等。
2.中法两民族的语言体系不同
汉语和法语分属于不同的语系语族，因此语言体系截然不同。与拼音文字的法语相比，汉语拥有极其丰富的谐音、谐意文化，尤其以数字体现最丰富和生动。如六谐音“溜”，有溜溜顺之意，故中文俗语常说“六六大顺”。八谐音“发”，引申为发达、发财之意，因此成了最吉利、最受欢迎的数字，中国人无论选择电话号码、车牌号、门牌号，还是办喜事、开张时选择良辰吉日都非常钟爱这个数字，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时间为8月8日晚8点整，数字八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最爱。9谐音“久”，便成为爱情领域的吉利数字，许多人登记结婚时喜欢选择带9的日子，一些纪念性号码也喜欢用9这一数字。
汉语数字中最不招人喜欢的当属四了，因为谐音“死”，所以它成为中国人最禁忌的数字。电话号码要避开四，许多楼房没有带四的楼层，房间号也要跳过带四的号码，像514(我要死)、914(就要死)等数字就更让人躲避不及，唯恐沾了晦气。其次不受欢迎的应该是数字七，因其谐音“气”，所以也不招人待见。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带六或八的电话号码都高价出售，而带四或七的号码则要免费赠送才能有销路，可见受谐音影响的数字文化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有很重要的地位。
二、中法数字文化的对比
1.数字“一”
基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一”被看做世间万物的起源，受到尊崇，这种文化心理可以从汉语中众多含“一”的成语看出：一马当先、一帆风顺、一心一意、一鸣惊人等。无独有偶，西方哲学也认为万物皆数，全宇宙也是一数乃至一和谐的乐章，因此在法语中含“一”的习语不少，如：comme pas un(无可比拟，无与伦比);Un bon ami vaut mieux que cent parents(一个挚友胜过百个亲戚);L’un ne va pas sans l’autre(二者缺一不可);L’un vaut l’autre(半斤八两)。
2.数字“二”
中国的先哲思想认为偶数为双数，双数为均衡、和谐的象征，因此，从古至今中国人就对偶数喜爱有加，视偶数为吉数，喜欢成双成对，办事希望“两全其美”，生活期盼“双喜临门”，诗歌、对联讲究对偶、对仗，美术、建筑喜欢对称、对应。不过由“二”构成的习语中既有二龙戏珠、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等褒义词，又有三心二意、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等贬义词。西方哲学信奉主客二分的二元论，即世界分为两个对立的世界——二元世界，强调事物之间的对立而非统一。体现在法语数字文化中，许多强调对立的警示性习语都包含数字“二”，如：Deux avis valent mieux qu’un(两个意见胜过一个。兼听则明，偏听则暗);Deux moineaux sur un épi ne sont pas longtemps amis(两个麻雀在一个麦穗上，朋友处不长。喻一山不容二虎);Deux s?reté valent mieux qu’une(两个小心胜过一个。加倍小心，万无一失)。
3.数字“三”
“三”在中法数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我国古代官位有三公，军有三军，祭祀有三牲，礼教有三纲;佛教有佛、法、僧三宝，经、律、论三藏;道教有玉清、太清、上清三清。“三”已经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如：礼让三分、三缄其口、三令五申、三从四德、三生有幸、三思而后行、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等。在法语中，含有“三”的习语也不少，如：en deux temps，trois mouvements(迅速，很快地。形容做事效率高);frapper les trois coups(剧开幕前敲三下。喻事情即将开始);haut comme trois pommes(像三个苹果一样高。形容个子矮);Pensez trois fois avant d’agir(三思而后行);Jamais deux sans trois(有两次必有第三次)。
4.数字“四”
“四”在中国文化中可谓忧喜参半。由于谐音“死”，它成为中国人最不喜欢的数字，但人们却忽视了它作为偶数的文化内涵。基于我國重视偶数、以偶为美的文化传统，带“四”的习语大多有吉祥美好的寓意，如：四平八稳、四通八达、四海升平、志在四方等。在法语中，数字“四”多比喻数量多或次数多。如：aux quatre vents(四面透风);dire à qn ses quatre vérités(对某人直言不讳);entre quatre murs(四墙之间。喻独处空房;坐牢);entre quatre yeux(四目之间。喻两人面对面密谈);être tiré à quatre épingles(被四根大头针扯着。喻衣着笔挺，西装革履);être toujours sur les quatre chemins(一直在旅行，始终在奔波);faire les quatre volontés de qn(按某人意愿行事);ne pas y aller par quatre chemins(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不拐弯抹角);se couper en quatre pour qch(把自己分成四份。喻为某事竭尽全力、全力以赴);tenir qn à quatre(竭力遏制某人)。
5.数字“七”
“七”在中西方文化中均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神秘色彩。《易经》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荀子》、《庄子》中也有“七日不火食”之说，因此，七日成为了一些大事的极限或周期数。如神话传说中女娲补天用了七天，玉皇大帝有七个女儿即七仙女;文学领域中有竹林七贤、建安七子;通俗小说中有七侠五义、全真七子;民间习俗中对逝者每七日祭拜一次直至七七四十九天为止。而在西方，受基督教的影响，“七”同样象征着无限和极限，如七种美德、七种文理学问、七次圣餐等。法语中的“七”也有此意，如：Il faut tourner sept fois sa langue dans la bouche avant de parler(说话前要转动七次舌头。指说话前要三思);Un bon b?覾illeur en fait b?覾iller sept(一个爱打哈欠的人会使七个人打哈欠。喻恶习会传染);La semaine du travailleur a sept jours， celle du paresseux a sept demains(勤奋者一周七个今天，懒惰者一周七个明天)等。
三、结语
数字在中法两国文化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形成独特的数字文化，反映出了中法两国不同的民族特色、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了解数字文化背后所承载的宗教根源和民族文化，对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大有裨益。比如，法国人忌讳数字十三就像我们忌讳四一样，这是源于圣经故事《最后的晚餐》;他们也特别忌讳数字666，认为这是魔鬼的数字。了解这些民族文化心理，我们在与法国人交往的过程中才不会出现外交错误，不会闹出笑话或产生误会，才能强化跨文化交际效果，提高交际能力，促进文化交流与合作。
参考文献：
[1]瞿钧. 法语数字与生活[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2]文慧静，明焰. 法国谚语[M].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
[3]李新艳，赵珊珊.图说法国谚语[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1.
[4]管玉荣.中法数字习语的民族文化心理对比与研究[J].继续教育研究，2009(1)：96-98.
[5]李富敏，李思源.从数字喜忌中看中西方文化差异[J].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4)：68-70.
[6]胡国强.试论东西方数字文化差异的成因[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83-84.
[7]刘明阁.英汉语言中数字文化涵义差异分析[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86-90.
该论文是我校“大学生研究训练(URT)”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2013J00023。
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中西文化 饮食文化 差异比较
提到饮食文化，人们总是会不约而同地首先想到“吃”，不错，饮食的确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一需要，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然而加上了“文化”二字以后，饮食就不仅仅是“吃”这么简单了，它包括饮食文化的整体，是人类在饮食方面的创造行为及其成果，凡涉及人类饮食方面的思想、意识、观念、哲学、宗教、艺术等都在饮食文化的范围之内。
一、中西餐饮文化差异
中西方饮食文化最显而易见的不同就是使用的饮食器具。西方人以刀叉为食器，并且规定显明，不同规格的刀叉所使用的方式及场合不同，而且是不可以混用的。
中国人的餐桌上却不如西方人那么复杂，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一双筷子，但它在饮食文化中担任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筷子可以是我们的烹饪的工具，也是每家每户的搅拌器，打个鸡蛋，冲个饮料，无疑都需要筷子的帮忙。与西方如此严谨的规范相比，中国的筷子的确随意得多。
受科学导向的影响，西方烹饪的全过程必须严格按照科学规范行事，每道菜肴每次烹饪的过程、方法几乎完全一致，并且其所用的调料会精确到克，烹饪时间会精确到秒。
西方人对食物的选材极具规范，他们多以荤食为主，烹饪时往往以一整块肉或是一整只的禽类为主要食物，并且不吃内脏，认为内脏是弃料；对于蔬菜的选择上也比较单一，而且在饮食中以蔬菜为装点辅助之用，所以在西方人的饮食中蔬菜多为装饰工具。
相较于西方人而言，中国人在食物的选择与烹饪方式上就要随意得多。在中国厨师的手上也能变成一道味美的佳肴，这样的菜例比比皆是，如爆炒猪腰、糟猪肚、韭菜炒猪肝，等等。说到烹饪方式，更是层出不穷。不同于西方人的“精确到克”、“精确到秒”，中国人历来都是“随心所欲”，强调凭经验对结果进行把握。中国人喜素食，蔬菜的种类远多过于西方，这样，食材的相互搭配就变化多端，就以炒猪肝为例，可以是大葱炒猪肝，也可以是青椒炒猪肝，更可以是韭菜炒猪肝，每一道菜都各有风味。
西方人的饮食文化中注重食物的营养价值，因此，他们提倡吃生食，他们认为高温烹调会破坏了食物本身的营养，唯有生食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食物的天然属性和原汁原味，那么他们所追求的营养价值也可以被很好地保留。
中国饮食文化更重食物的味道，“美味”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第一要义，因此，中国人会借助一切技术手段、烹饪方式、调味方法使自己的食物变得鲜美无比，在中国，炒、煮、炖、烩、烧、烤、蒸、煎、炸、焖、熘等都是十分常见的熟食性烹调技术。
二、差异背后的文化根源
（一）哲学体系：形而上学与适度原则
西方哲学体系以形而上学为主要特点，也就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永远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么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这种增减或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内部而在于事物外部。反映到饮食文化就是所闻即所见，无论是菜单还是对食物的装点、摆盘，都是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呈现给人看，追求真实性，没有华丽的点缀，只体现食物的本源属性，这点与西方人的处事原则不谋而合，这样的哲学背景下就促成了西方人视“营养价值”为饮食的第一要义的观念，不在乎饮食的艺术性、创造性，目标性明确，即食物就是用来补充人对于营养需求的工具。
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模糊、不可捉摸。它不像西方的形而上学那样追求事物的客观性、真实性，强调所闻即所见，而是凡是讲求分寸、讲求整体配合、讲求一个“度”。反映在饮食文化上的就是中国人将“美味”作为饮食的第一要义。在烹饪上，中国人讲究整体融合，没有西方人的精确，讲究的是凭经验将一道菜的各个部分相协调进而形成一道美味的佳肴。其中的经验又是模糊的，同一道菜，同一个师傅，每次做可能也会做出不同的味道，凭借经验对菜肴进行整体的把握，追求烹饪技术的随意性与艺术性，这便是中国人的传统哲学观念——模糊而完美。
（二）价值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西方人推崇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个人目标高于对群体的忠诚。也就是说每一个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即可，不需要服从其他任何一个集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需要选择自己喜欢的群体，但这样的选择并不是永久的，可以随时因为自己需求的改变而重新进行选择。如改变祈祷的教堂，更换雇主，等等。反映在饮食文化中最显著的就是西方人实行分餐制。
与之相对的，中国人崇尚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推崇谦虚知礼，不喜欢争强好胜，社会风气往往封杀过于突出的个人，正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在饮食文化中，这样的集体主义观念的确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宴席多喜用圆桌，从形式上体现了团结、礼貌、共享的氛围。美味佳肴摆在桌子的中心，既是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交流感情的媒介。在这样的宴会气氛下，饮食已经不是宴会的主要目的，情感的交流才是宴会的中心。与西方人直截了当的交际方式不同，中国人的饮食目的依仗于一大群人的情感触碰、交流和共鸣。
（三）思维方式：个性与整体
西方人注重个性的发展，强调在集体中个性的最大限度发挥。他们追求差异性，凡事求异，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强调天下万物都是独立的个体，彼此间没有联系，认为个性与个体的独立自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因此对事物的看法与考虑往往从个性出发，西方人将独特的个性发展放置于一切行为活动的大前提之下。这无疑体现在了他们的饮食文化中，泾渭分明的摆盘和装点，虽同在一个盘子中，确是个性突出的各自为政，没有任何调和，肉即是肉，菜即是菜，土豆即是土豆，个性鲜明，味道明确，不会相互影响、相互混合。在烹饪上，同一个盘子中的不同食材也是被分开进行加工的，不会将它们放在一起烹煮，处处彰显西方人对于个体与个性的尊重和重视。
中国人注重整体的发展，强调圆满、整合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不喜欢过于鲜明的个性张扬，反映在烹饪上更显见，无论是什么样的食材全部倒入锅中，再配以各种佐料进行烹调，即使原本个性鲜明，味道独特的食材在这样的磨合之下不会再显得如此锋芒。因此，中国菜尝起来滋味丰富，层次感强烈。再回过头看每一道菜，红不是那样鲜艳的红，绿也不是那样扎眼的绿，而是一种经过调和以后产生的和合之美。
（四）生活方式与生活节奏
在西方，流水线上的重复作业，实行计件工资制，生活节奏急促，人们有意无意地受到机械的两分法影响，将游戏与工作分得很清楚，即工作时工作，游戏时游戏，这样的生活方式十分单调、刻板，机械的工作生活模式逐步影响到了西方人对饮食的需求，导致饮食本身的单一性和简单性。
中国人则不然，中国人的随意性在这里体现无遗，不喜欢单纯的、机械的工作生活模式，推崇一种经验性的工作方式或者喜欢在工作中加入自己喜欢的元素或方法，就像中国的饮食烹饪一样，存在不稳定性，这样的不稳定性既指工作模式、工作方法的不稳定，又指工作结果的不稳定。就好像一道菜如果想要让它尝起来不那么咸，南方人可能会选择放糖冲淡咸味，如南方人的糖醋风味，就是用糖的甜与醋的酸中和酱油的咸味；而北方人则可能会把这道菜加水烹制食材，让食材变淡的同时改变了菜的性质，可能从一道炒菜变成了一道靓汤，因为生活经验、生活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这样并不稳定的经验性的改变方式，使原来单纯的一道菜变成了现在的三道菜而非两道菜，其中创造性与艺术性油然而生。
三、当前的餐饮文化发展与中西文化之间的融合
然而如今的中西方餐饮文化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泾渭分明了，中餐中也融入了西式元素，西餐中处处彰显中国风，这是一种新型的饮食文化模式，中西合璧的饮食文化队伍将会越来越壮大，人们也可以通过了解饮食文化了解这个世界。
参考文献：
[1]郭鲁芳，金慧君.中、西方餐饮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思索[A].商业经济文荟，2005（5）：13-15.
[2]刘岩松.中西方饮食在文化理念上的差异性[J].经济研究导刊，2010（36）：258-259.
[3]赵奇志.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J].食品工程，2006.12（4）：14-15.
[4]冯勇，何欢欢.从饮食文化角度浅析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J].消费导刊，2009.5：234
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表现,文化是语言的承载。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分别是中西方文化的体现,包括两国人民不同的地理环境、生活习性、历史传承、思维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等。本文力图从以上几个方面来分析英汉两种语言由于文化的差异而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及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应予以重视的一些文化盲点和误区,从而避免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的交流障碍和克服中式英语的习惯。
关键词语言 文化差异 思维模式
文化是一个含义很广泛的词,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成果都可以统称为文化,既包括具体的如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常见事物,也泛指一些抽象的概念。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包括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社会行为、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因此,处于不同文化之下的人们,他们的交际行为会受到不同文化模式的制约。由于中英两国历史地理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人民的生活习性和思维习惯也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一点在语言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在学习一国语言的同时也应该了解目标语(target language)国家的文化习俗,以达到更好理解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目的。中外一些语言学专家们对此也已达成共识,胡文仲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语言教学必然包括文化教学”。美国语言学家克拉姆斯基更提出:“语言教学就是文化教学(1993)。”因此我们在学习英语时要特别注意由于文化不同而造成的语言理解盲点、偏差和误区。
1 造成汉英语言差异的文化因素
1.1 地理位置的不同
中国和英国分别位于东半球和西半球,两国的地理状况也截然不同。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多山多水的国家,因此,山水和土地也成为汉语表达中常见的事物。比如在汉语中有“挥金如土”这个成语,其英语对应的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 在英语中用水来代替汉语中的土,正形象地说明了两国迥异的地貌特征:中国地域辽阔,自然土地就很多,而英国四面环海,水当然取之不尽。此外,由于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农业薄弱,工业渔业和海运业发达,在英语中还有许多习语是与海洋航海相关的,比如sail near the wind(迎风而行,引申为几乎犯法)在海上迎风而行,当然有很大的风险,其喻义不言而明。鱼也和英国人生活密切相关,在英语中以“鱼”为具体形象的比喻俯拾皆是:比如成语neither fish nor fowl(非驴非马),drink like a fish(牛饮)。汉语中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与此相对应的英语却说:“we lost hake but gain herring” (我们失去了鳕鱼,但得到了鲱鱼)。类似的例子还有,汉语描述在无强者的情况下,弱者也成了强者,喜爱用陆地上的动物,他们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英国人却还是念念不忘水中的“鱼”,说“Big fish in a little pond”(小池塘里的大鱼)。
1.2 历史风俗习惯的不同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因此人们日常生活中常接触到的动物是牛,牛为人们耕地,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汉语中有成语如“气壮如牛”,“对牛弹琴”,“吹牛”等。而且英语中对应的成语分别是 as strong as a horse,cast pearls before swine,talk horse。用马来代替汉语中的牛,其原因是中世纪以来欧洲的骑士精神盛行,所以马和英国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还可以发现以下的成语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本末倒置),因为以前英国人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车。此外,对待狗中西方人也有不同的感情色彩。狗在汉语词汇中通常是贬义词,如狗仗人势,狗腿子,狗眼看人低等。但由于西方国家习惯把狗视为他们忠诚的朋友,所以与狗有关的成语一般都是褒义的,比如 every dog has his day (人人皆有得意时),a luck dog (幸运儿),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等。另外,中国人喜欢称自己是龙的传人,龙在古代是汉民族的图腾物,古时候皇帝称自己是真龙天子。因此关于龙的成语也有许多,如:龙飞凤舞,望子成龙,群龙无首等。但dragon在英语中是一个贬义词,常用来指如恶魔撒旦般邪恶的东西。如英国史词Beowulf中的英雄就是以屠杀凶猛的龙而流芳千古的。
1.3 思维方式的不同
中英两国人民有着不同的思维习惯,这点也体现在语言中。中国人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从大到小,由远及近。这种思维模式可以称为具体一般型表达(Particular-General Patten)。比如在写信时对地址的描述:中国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北京路小鸟花园B栋20楼145号。而英国人的思维方式却相反,是抽象型的,从小到大,由近及远。因此以上地址翻译成英语应为:No.145,20/F,Block B, Xiaoniao Garden,Beijing Road, Huanggu District, Shenyang City, Liaoning Province, China。思维方式的不同体现在句法上也有差异,比如以下的例句:我本计划二月份去厦门游玩,但由于天气不好,不得不取消,这使我感到很失望。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中可以用几个逗号简明松散地连接几个短的分句,先阐述具体的事实原因再最后点出后果及感受,句子的重心放在后面。而其英文翻译为:It was keen disappointment that I had to cancel the visit I had intended to pay to Xiamen in February due to bad weather。在英语中,需开门见山地说出主题,然后再一点一点地用从句或名词性短语来补充说明,重心放在句首,句法结构严谨。只要符合语法规(下转第192页)(上接第178页)则,一个句子加上若干从句可以无限的延伸。由此可见中英句法的以下几个不同点:(1)英语重结构,汉语重语义。(2)英语多长句,汉语多短句。(3)英语句子多前重心,汉语多后重心。(4)英语多用名词和介词,汉语多用动词。(5)英语多抽象,汉语多具体。
1.4 意识形态的不同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在意识形态上受到儒家思想和佛教的影响,是一个很讲人情味的国家,国人有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而英美国家受到基督教义和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强调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提倡个性解放,突出了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表现在汉英词汇中,我们可以看到,汉语表示不同关系的亲戚有着种类繁多的称谓,比如哥姐弟妹,姑婶舅叔,堂兄妹表兄妹,外公婆和爷爷奶奶等。而与之对应的是,英语中brother, sister没有大小之分,要加上older 和younger才能表示,姑婶及远房女性长辈统一用Aunt一词就概括了,男性长辈也用Uncle即可,堂表兄妹一律用Cousin來表达,简明易了。而grandpa和grandma也没有汉语中所谓外内亲疏之分。英美国家人在受到表扬赞许时也不像国人那样通过贬低自我的方式来自谦,而是坦然接受,回答I am glad that you like it(很高兴你能喜欢它), 认为这是别人对他个人的肯定。此外,一些英语词汇也具有意识形态意义。如表达政治家这个词,不少英语初学者会用politician这个单词,而politician在英语中一般指那些惯用政治伎俩的政客,通常是贬义词。而statesman才是我们汉语中所指的政治家,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Kramsch,C.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1993.
[2]胡文仲.文化与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3]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不管是在国内各民族之间，还是在国与国之间，很多时候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存在着经济实力较强的民族成为舞蹈文化的主要输出方的现象。文章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舞蹈所承载的民族宗教和信仰、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对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的非对称性进行了探讨，为民族舞蹈应该如何进行跨文化传播提供一定的建议。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软权力;文化折扣
一、民族舞蹈的文化人类学诠释
（一）各民族宗教和民间信仰的载体
舞蹈和岩画、音乐一样，是原始人类创造岀来的最早的艺术样式之一。原始时期的舞蹈可分为自然崇拜舞蹈、图腾崇拜舞蹈、神话舞蹈和巫舞。“民间信仰，就是那些扩散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没有明显的教会组织、经典、教义等的包括祖先崇拜、四时祭祀、神灵崇拜、算命、卜卦、风水等的普泛化的信仰。”远古时期的舞蹈所具备的功能超出了我们的现象，被认为是人神交流、人鬼交流的媒介，是民族宗教和民间信仰的载体，在被原始人类刚刚创作出来的时候，更多地具有实用的功能，既可以自我愉悦，表达信仰，又可以宣泄宗教情感，从而达到祈求神祇保佑或者希望祛除鬼疫的功利目的。这些舞蹈或者按照图腾物的外形进行装扮，或者模仿图腾物的动作，是原始宗教和信仰体系借助舞者肢体动作而希望达成人与神、人与鬼疫之间交流的方式。澳洲土著的袋鼠舞、鸸鹋舞，北美印第安人的野牛舞、熊舞等都是世界著名的原始舞蹈。
我国原始社会中也同样如此，舞蹈在我国先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吕氏春秋·古乐篇》就有“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记载。“所谓‘八阕’，是指八段内容不同的舞蹈，表演时舞者手持牛尾，一面吟唱有关的歌词。其中《载民》祝愿氏族繁荣昌盛，种嗣延绵;《玄鸟》歌颂殷商部族的图腾‘玄鸟’;《逐草木》祈求牧草丰茂，牲畜繁衍;《奋五谷》祝愿风调雨顺，五谷丰收;《敬天常》表达对上天虔诚的敬意;《达帝功》赞颂氏族或部落首领的功绩;《依地德》感谢大地母亲养育万物的恩德;《总禽兽之极》模仿各种禽兽的动作，祈祷禽兽大量繁衍，为人类提供充足的食物。”很明显，这些舞蹈表达的是图腾崇拜。
（二）各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表达
民族舞蹈同时也是各民族生活生产方式的体现。“人类对不可言说去言说，而‘身体的独白’——舞蹈，就是这种最典型的‘不可言说的言说’。”各民族生活于独特的自然环境之中，而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适应于该自然环境的独特的生产方式。為了自娱自乐，为了统一生产节奏，或者为了表达这种“不可言说的言说”，不同的民族在其劳动过程中，会模仿其劳动动作、劳动对象等，形成不同的、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舞蹈，表达的依然是对生产丰收和生活幸福的美好祝愿。在这种特殊的娱乐形式当中，宗教始终贯穿于其中。虔诚的宗教信仰加上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使得繁重的体力劳动与艰巨的生活现实所带来的痛苦得以化解，在循环往复中调节着先民们的情绪状态。
例如，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阿尺木刮”，被称为“山羊的歌舞”，是云南维西澜沧江沿岸傈僳族一种自娱自乐的歌舞。傈僳族群众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喜爱饲养山羊。“阿尺木刮”的起源与维西傈僳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是傈僳族经过对山羊的动态形象进行抽象和加工而成。跳舞时舞者的脚步跳摆搓跺，上身或左右摇摆，或前仰身，或抬头，或回望。这些舞蹈动作都是在模仿山羊的动作。
二、民族舞蹈跨文化传播的非对称性
（一）民族舞蹈输出地的“软权力”
正如以上所论述到的，因为民族舞蹈是民族宗教信仰的载体，表达着特定民族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所以，民族舞蹈对于保持一个民族内部的文化凝聚力，加强与其他民族的联系和沟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各个民族也非常注重本民族民族舞蹈与其他民族的民族舞蹈之间的交流。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交流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文化交流现象。然而，文化交流很多时候是有差异性的，经济较发达的民族具有更大的优势，可以对被输入某种舞蹈文化的民族产生更大的影响。影响他者文化对某一文化现象作出符合本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就包括约瑟夫·奈提出的“软权力”的概念。“软权力”则指隐身于文化或价值观等意识形态之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对某种事物的理解和选择，更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
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舞蹈交流的差异性呈现为一种非对称性。民族舞蹈是一种承载着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生活习俗的“软权力”，可以作为交流媒介，将两个不同文化的民族连接起来。经济较为发达的民族由于经济实力、传播机制、传播手段等更有优势，掌握着文化上的发声渠道和话语权，有利于其充分发挥民族舞蹈这一“软权力”，向外推行本民族舞蹈文化，成为民族舞蹈文化交流中较为主动的一方。首先，经济实力雄厚的民族可以系统地构建现代化的传播体系，发动非专业性的传播媒体，充分利用新媒体，调动其他人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渠道，创造适合于本民族舞蹈传播的交流方式，利用承载着该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民族舞蹈去引导其他民族的文化消费偏好，实现民族舞蹈的成功输出。其次，民族舞蹈交流的发起方也掌握着文化交流的评价体系，以及舞蹈艺术评价的发声渠道和话语权，通过该评价体系以本民族文化的审美标准，对他文化的民族舞蹈进行评价，从而影响人们对参加跨文化传播的民族舞蹈的审美取向。
（二）民族舞蹈输入地的“文化折扣”
在一个名为“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际市场的原因”的研究项目中，霍斯金斯和米卢斯首次提出“文化折扣”的观念。“文化折扣”即“文化贴现”，导致这一现象的是民族文化差异。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产品，例如民族舞蹈，在他者文化语境中遭到排斥而导致文化价值降低。引起“文化折扣”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文化输出方和文化输入方在地理环境、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都存在着差异，而被动接受他者文化的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宣传力度不够，导致本民族文化输出到经济较为发达的其他民族时，受众会感到陌生，其接受意愿大打折扣，引起“文化折扣”现象。
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传播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宣传渠道、文化话语权等方面都不具有优势。最重要的是，本民族舞蹈在他者文化当中的“文化折扣”现象催生了本民族的民族舞蹈相對落后的假象。在民族舞蹈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传播主体对本民族舞蹈所传达的宗教信仰、审美价值等无法产生认同感，文化自信心受到冲击，呈现为较多地模仿或接受他者文化传入的民族舞蹈的现象。因此，经济上相对落后的民族，普遍具有一种舞蹈文化危机感，在民族舞蹈跨文化交流方面较为保守，成为民族舞蹈文化的被动接受方，或在本民族舞蹈中融入了过多的他者文化因子，造成本民族舞蹈核心文化符号的流失。
例如，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我国的舞蹈文化总体而言呈现出一种崇尚西方舞蹈的趋向。西方的芭蕾舞、体育舞蹈、街舞等艺术形式，成为我国艺术院校的主要舞蹈专业，而民族舞蹈，尤其是我国少数民族舞蹈，却在发展时受到各方面的影响。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时候，过多地成为“软权力”的接受对象，而我国的民族舞蹈在进行输出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文化折扣”现象，进一步打击了我国民族舞蹈跨文化交流的态势。
三、结语
鉴于以上分析，在进行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输出民族舞蹈的一方应该采取文化相对论的视角，不能因为经济实力的优势而变相地使用“软权力”，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民族舞蹈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而应该在输出本民族舞蹈文化的同时，本着平等开放的心态，热情拥抱来自于他者文化的民族舞蹈。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民族，也应该正确认识本民族舞蹈的文化价值，在交流过程中吸收他者文化舞蹈中优秀的艺术表现手段，同时坚持本民族的核心文化符号，保持民族特色。在民族舞蹈的跨文化交流中，不论是民族舞蹈的输出方还是输入方，均要以平等的眼光来看待对方的舞蹈文化，承认对方民族舞蹈中所表达的优秀的哲学思想和美学理念，并加以吸收。同时，输出方也应该积极地向接受本民族舞蹈文化的其他民族学习，虚心学习和吸收对方的舞蹈表现手段，从而营造出双方的民族舞蹈文化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1]周大鸣，秦红增.中国文化精神[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77.
[2]顾朴光.中国面具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27.
[3]刘建.宗教与舞蹈[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25.
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广告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广告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和消费构成。生活中，我们可以再地铁里，报刊栏，小区走道，校园文化栏，电影电视平台，看到广告的大量植入。很多耳熟能详的广告语已如同人们如影随形的朋友印刻在人们周围。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承认，由于我国企业国际竞争经验不足，国际营销人才缺乏，在对外广告，尤其是外文广告方面，做得还有差距。本文将从广告语言特点和文化差异等方面，对跨文化广告的翻译进行探讨。
关键词：文化差异;广告语;翻译技巧和策略]
一、由语言差异引起的在广告翻译中的差异
我们都知道在英语广告中，语言需要简洁明了，口语化和简单化。因为简单的文字容易理解，人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其读完并进行消化。另外口语化可以使人感到容易接近，能赢得读者的好感。但英汉两种语言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呈现在广告翻译中主要是三类：语用意义、修辞手法和句型。
1.语用意义的差异
语义的表达需要语言者通过一定的语境或者借助外力来进行语言实际意义的传递。英汉语言由于其文化底蕴，传统习俗，思想观念的差别，在语义表达方面存在极大的不同。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语言中词语的含义，内涵，语言色彩，均不同。那么如何在广告语中体现这一差别就是译者需要注意的问题。例如：Good to the last drop.滴滴香浓，意犹未尽。这是麦斯威尔咖啡的广告语。The last drop这三个小词体现出了咖啡香浓可口，即使喝到最后一滴都不过瘾，让人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2.修辞手法的差异
广告语的发展离不开修辞手法的妙用。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条深入人心的广告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喜爱和追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修辞手法在其中占据了主要的作用。修辞手法中的比喻，明喻，暗喻，借代，拟人，夸张，反语等等，对于广告语的灵魂的把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工整对仗，反问句，押头韵和尾韵，都是我们常见的修辞手法。因为，广告语不同于一般语言，广告语的出现，广告语的植入人心是需要词汇的魅力，语句结构的整齐，才能确保朗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理解，容易消化。而此时修辞手法的运用就如同锦上添花，可以体现出语言的缜密性和严谨性。
3.句型差异
在英汉广告中，比较常用的句型一般有陈述句、祈使句和疑问句，但在英汉广告互译时，为了保持原文的吸引力或者诱惑力，译文往往并不遵循原文句型。如，一名为“福满楼”饭店的对外宣传是一句陈述句， “It must be ‘Fu Man Lou’ for high quality food”，而其译文则是颇有文采的设问句：“借问珍馐何处有？ 老饕手指‘福满楼’”。这样的处理不禁令人拍案叫绝！ 可见，在跨文化广告的翻译中，不能局限于原文的句型，而更应以变通的方式来处理。
二、广告翻译中的跨文化因素
1.价值观点
中西文化中差异化的价值观就会体现在语言的不同使用中，从而体现在广告语的使用上。美国著名广告语“just do it”在中国香港地区电视上播放时，译成“想做就去做”，这一广告主题在标榜个性自由的美国，是不会大惊小怪的。再来看三则英汉公益广告：严禁酗酒（No alcohol allowed 而不说Don’t drink alcohol） ;不准停车（No parking 而不说Don’t park） ;严禁超车（No overtaking 而不说Don’t overtake）。这些语气差异说到底是由于文化差异中的价值观不同。因此，我們只有注意到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才能在翻译广告语中收获更多的认同。
2.社会历史背景
文化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受社会发展的制约。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条漫长的河流。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反映在广告翻译上也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广告语中，都体现了译者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历史在前进着发展着变化着，社会也在悄然变化着。我们对广告语的翻译必须是顺势而为，符合一个国家的国情特色，这样的广告语才能欣欣向荣，富有生命力。
三、文化差异对广告语的影响
1.尊重心理差异，迎合消费者的观念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可能对相同的事物具有截然相反的联想，因而广告翻译要实现其目的，译者必须熟悉译语文化，翻译时发挥译语的文化优势，转换商品所承受的负面意义。Started ahead 成功之路从头开始，这是飘柔洗发水的广告语。当消费者看到ahead这个词汇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去保护自己的头发，而且一切美好崭新的事务都意味着要从头开始。The choice of a new generation.新一代的选择，这是百事可乐的广告语。其中a generation 即年轻一代人的选择和体验。我们会看到这是消费者的希望去选择百事可乐，或许不同年龄不同时代的消费者喜好不一样，那么我们作为广告语的译者，就应该能做到迎合大众口味，并不断追求创新。因为时代赋予了年轻一代更多的选择，不进则退，不变则落伍。
2.求同存异，积极发挥广告语的作用
广告翻译最重要的目标是让广大消费者通过译文“一劳永逸”的记住自己所代表的商品，建立长久深远的销售网。因此，广告翻译就必须朴实规范，形象生动。然而目前市场上很多广告译名又长又不知所云，难以起到沟通商品与消费者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销售与消费。当消费者的眼球被吸引到，那么此商品就可以占据一席之地。
四、结束语
广告语的准确翻译对我们的生活起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务必用准确的语言，贴近实际的内涵来表达商品的内在传播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译者的翻译水平，翻译方法以及在实践中的运用是有导向性的，是有感染力和渲染效果的。真正明白了中英文化中的语言差异，并能够恰当运用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同效果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理论学习中反复推敲反复研究探讨的话题。
作者简介
张燕（1981—），女，汉族，湖北武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文化差异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道德经》博大精深，思想深邃，蕴含中国文化精神。《道德经》版本的多样性及其阐释的不确定性使得其“译”彩纷呈。费孝通提倡的文化自觉理念，为翻译理念的铸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它要求译者首先要对《道德经》有“自知之明”，其次要对英语世界文化环境有透彻的了解，最后就是要有文化自信。对《道德经》三次英译高潮的代表性译本的研究表明，《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旅行以基督化开始，先是发展为“文字翻译”，而后步入“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并举阶段。在这一历程中，《道德经》与西方文化由不平等对话逐渐发展为平等协商。《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飞散过程就是文化自觉翻译理念逐渐发展为译界主导理念的过程。文化自觉翻译理念有助于推动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道德经》英译；文化自觉；文字翻译；文学翻译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道德经》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哲学、宗教、政治、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德经》的现代通行版本分为《道篇》和《德篇》，共81章，虽然仅五千余字，但富含哲理，涵盖宇宙论、人生论、价值论、政治论、军事论等。《道德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十分广泛，其英译历经数次高潮，依然方兴未艾。《道德经》英译本数量众多、内容繁杂，有的译本由于受到特定历史阶段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操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输出《道德经》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本文拟以文化自觉理念为指导，以《道德经》英译不同阶段代表性译者及其译本为参照，探究《道德经》英译的文化自觉历程，以期推动《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飞散，有效输出中国传统文化。
一、费孝通文化自觉理念概述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提倡的一个重要理念，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特定文化群体对其文化生态环境要具有“自知之明”，要充分发挥认知文化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清晰认知文化的起源、发生、发展、交流等过程，明晰文化在不同生态环境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文化自觉并不是要实行文化割据或者文化霸权，而是要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掌控文化的发展方向[1]；文化自觉理念的核心思想在于不仅要对“我者”文化做到自知，也要深刻认知“他者”文化，应当以正确的态度处理“我者”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关系。
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的实现是一个艰巨的过程。他指出，“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他将文化自觉的历程归结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各美其美”论述的是特定文化群体对“我者”文化所持的一种欣赏心理，“美人之美”是指特定文化群体要尊重和包容“他者”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强调的是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要求同存异、良性互动、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文化自觉的实现需要特定文化群体深刻理解自己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把握“我者”文化的发展态势，同时要尊重“他者”文化，尤其是要包容“他者”文化的差异性，洞悉“他者”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在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吸收“他者”文化的精华，促进“我者”文化的自主转型，使其适应不断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
文化自觉理念是促进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基本准则。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美文明等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已经成为必然，正确处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同一性的关系已经成为世人不容回避的现实课题。人类的历史经验和当前文明的发展态势都表明文化自我中心主义会导致异质文明彼此冲突，无论西方中心主义或者东方中心主义都会产生文化交流中强势文化的霸权和弱势文化的抵抗，导致以“我者”文化的独特性殖民“他者”文化的差异性，造成异质文化相互排斥。冲突不是处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正确路径。文化自觉理念主张摈弃“唯我独美”的“自我中心主义”，消解“文明冲突论”，尊重不同文化的多样形态，包容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合，实现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秉承文化自觉理念，实现多元文化的多元并存与多元互补，有利于实现世界的和谐发展。
二、《道德经》英译的文化自觉翻译理念翻译理念不仅是文化的重要元素，而且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因子，翻译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不同文明对话的深度和广度。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翻译理念的发展先后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功能对等、篇章等值、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等语言学派的翻译理念“过于关注语言的确定性，刻意寻求所谓的转换规律，而忽视了语言文化间的差异性尤其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2]。操控论、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文化学派翻译理念，初步确立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但有的文化翻译理念过于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对原文本的客观性缺乏应有的尊重，对原文本所蕴含的文化独特性缺乏应有的包容。
费孝通文化自觉理念为翻译理念的铸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文化自觉翻译理念要求译者在《道德经》英译的过程中首先要对《道德经》具有“自知之明”。作为中国文化经典，《道德经》不仅体现了老子的思想，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代表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它不仅思想深邃，而且具有独特的诗学特色和美学特色。因此只有深刻理解《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特色，才有可能在英语世界准确传输其文化因子和文学因子。其次，文化自觉翻译理念要求《道德经》英译者对英语世界文化环境具有透彻的了解。译者只有洞悉英语世界文化环境才能以“他者”的视野观照“我者”，更准确地领会《道德经》的内涵，理解老子之“道”，从而在翻译的过程中不把其等同于《圣经》等西方文化经典中的基督之“道”。对英语世界文化环境的清晰认识还有利于译者把握接受者的审美心理，以更有效的方式使《道德经》进入接受者的期待视域。最后，文化自觉翻译理念要求《道德经》英译者要具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是盲目的文化自大，而是建立在对“我者”文化和“他者”文化理性把握基础上的文化自觉。一方面，《道德经》英译者要尊重“我者”文化和“他者”文化，包容《道德经》与西方文化经典的不同文化底蕴，尊重不同文化经典所蕴藏的不同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交际模式；另一方面，译者需要自信地译介、宣扬《道德经》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特色，以平等对话的态度促进中西文化的交融。
《道德经》英译者应在文化自觉翻译理念引领下，在对中西方文化“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坚持平等对话的原则，就文化的差异性进行协商，顺应英语世界文化环境思维模式和交流模式，着重输出《道德经》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促进《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化环境中旅行和飞散，以译介的路径推动中西文化间的相互交流、碰撞和融合，消解中西文化间的抵抗，避免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以实现多元文化的共生。
三、《道德经》英译的文化自觉历程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旅行起源于1868年湛约翰所译《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律之思辨》的出版。[3]《道德经》英译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开始于1868年，结束于1905年；第二次高潮开始于1934，结束于1963年；第三次高潮开始于1973年帛书《道德经》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后。笔者以文化自觉翻译理念考量《道德经》英译历次高潮中具有代表性的理雅各译本、韦利译本和韩禄伯译本，阐述不同译者对待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态度，以及对文化互动产生的影响，探究《道德经》英译的文化自觉历程。
理雅各是近代英国知名的汉学家、《道德经》英译第一次高潮中译者的代表人物，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和来华传教士的身份影响着理雅各对《道德经》的翻译。以“道”的译介为例，《道德经》不同注本对“道”有不同的注解，在吴澄注本中“道”被阐释为“路”。理雅各采信并盛赞吴澄的注本，将“道”最基本的含义归结为“道路”。在理雅各看来，“道（the way）”和西方基督教经典《使徒行传》中“the Way”的字面含义是一样的，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后者的首字母是大写的。但是，《使徒行传》中“the Way”特指耶稣所布之道，也就是说，理雅各是从上帝的视角审视老庄之“道”，用《新约》核心概念比附《道德经》之“道”，刻意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西化为基督之道。理雅各对《道德经》注本的选择及其对“道”的译介使其顺利地将“道”纳入到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之中，这就容易使西方受众误以为中国宗教也信仰上帝，甚至产生《道德经》是东方的福音书、老子是上帝派到中国传播福音的使徒的错觉。面对中西文化差异，理雅各以解读老庄原意为途径，向基督徒们呈现出另一种理解 God 的方式，一种通过消解——而不是征服——他者而达至唯一性的方式。[4]理雅各把基督教教义作为审视《道德经》的标准，在其译文的引言中提出《道德经》中许多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思想内容是不正确的。在基督教与道教的对话中，理雅各将《道德经》作为辅助传教的工具，用基督教文化消解中国文化，没有凸显中国文化的特性，不利于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不仅理雅各译本如此，《道德经》英译第一次高潮中的其他译本也都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在该阶段，以理雅各为代表的《道德经》译者以西方文化为中心，试图以西方文化同化中国文化，没有将《道德经》蕴含的中国文化置于与西方文化平等的地位进行对话，没有能够体现文化自觉翻译理念。
第二次《道德经》英译高潮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学者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悲观情绪，促使许多西方学者反思西方文化。这就使许多西方学者有可能放下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在其他文化中寻找医治西方危机的良药。《道德经》所蕴含的清静无为、道法自然、和谐相处等思想为西方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韦利的《道德经》英译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韦利指出，“原文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文学性，而在于其言说的哲理，我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在细节上准确地再现原作所说”[5]。韦利致力于对《道德经》的“文字翻译”，而不是“文学翻译”，换言之，韦利译本的目的在于忠实传递文本的内容，而不是文本的语言形式。受其西方汉学家文化身份的操控，韦利的《道德经》英译不可避免地给一些中国文化术语附加了西方文化的意义。然而，与理雅各的译本相比，韦利的译本基督化色彩较为淡薄，比较精细地传达了《道德经》的内涵。韦利的译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方学者对于自身文化发展的焦虑，迎合了当时西方学者对于《道德经》哲学意义的诉求，在英语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韦利对于《道德经》的“文字翻译”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英语世界的飞散，较为准确地向西方受众传递了《道德经》的内容。从文化自觉翻译理念来解读，韦利以一种趋于平等的文化身份与中国传统文化展开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中国文化的异质元素，较好地激发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互动，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共鸣，使西方学者意识到“老子思想对于消弥人类的占有冲动、缓和人类社会冲突所具有的时代性意义”[6]。与理雅各译本相比，韦利译本虽然没有能够重现《道德经》的语言美，但是较为理性和忠实地再现了《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化自觉翻译理念。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文本《道德经》的出土再一次点燃了学术界对老子研究的热情，《道德经》译介随之又一次进入了高潮。《道德经》以散文诗体陈述哲学，意境幽深，韵味厚重，语言艺术性极强。《道德经》的诗学特色和美学特色等文学因子在该阶段受到译者的重视。韩禄伯（美国达慕斯大学教授，中国家教与思想文化研究者）对于帛本《道德经》的翻译与研究在该阶段具有重要的影响。韩禄伯的译本“力图保持原作的形美和音美，有时也根据需要，从句子的构造、行文的语气方面做出一些变化，尽量忠实于原文，文字表达凝练，可谓既信且美”[7]。如韩禄伯将“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翻译为“Disaster is that on which good fortune depends.Good fortune is that in which disaster’s concealed”，准确地向英语世界《道德经》接受者展示了原文的辩证之美。再如，韩禄伯将“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译为“Fierce winds don’t last the whole morning；Torrential rains don’t last the whole day”，让英语世界读者充分领略了原文的对偶美。在《道德经》域外传播历程中，韩禄伯以帛文本为原文本，向西方读者展示了《道德经》版本的多样性。韩禄伯深刻理解《道德经》的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其译文不仅尊重《道德经》的表达内容，而且尊重其独特的表达形式，以平等协商的态度再现了《道德经》的意美、形美和音美，在《道德经》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保留了中国文化特性，体现了文化自觉翻译理念，实现了中国文化的高度保真，促进了中西文化间的交流和发展。
四、结语
《道德经》博大精深，思想深邃，蕴含中国文化精神。《道德经》版本的多样性及其阐释的不确定性使得其“译”彩纷呈。对《道德经》英译三次高潮的代表性译本的研究表明，《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旅行以基督化开始，先是发展为“文字翻译”，而后步入“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并举阶段。在这一历程中，《道德经》与西方文化由不平等对话逐渐发展为平等协商。《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飞散过程就是文化自觉翻译理念逐渐发展为主导理念的过程。文化自觉翻译理念有助于推动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1]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2]廖晶，朱献珑.论译者身份——从翻译理念的演变谈起[J].中国翻译，2005（3）：16.
[3]刘静.《道德经》英译的缘起与发展[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120.
[4]夏歆东.《道德经》译者理雅各的理解前结构探析[J].外国语文，2014（2）：156.
[5]Waley，Arthur.The Way and Its Power a Study of the 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1：III.
[6]辛红娟，高圣兵.追寻老子的踪迹 ——《道德经》英语译本的历时描述[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82.
[7]冯晓黎.帛书本《道德经》韩禄伯英译本刍议[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9（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