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投资经济效应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是参与方最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组建区域经济集团的实践是颇具争议和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运用统计数据对东亚和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关键词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拉美地区共同市场 经济绩效
东亚与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起点不同，拉美是世界上最早探索经济一体化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地区之一；而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则非常滞后，1967年成立的东盟真正开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间是1976年。然而，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践，两个地区经济整合的绩效却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
区域一体化的贸易绩效比较
1、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
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最显著和直接的效应是由贸易创造效应带来的区域内贸易量的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是世界上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1980－2009年的30年间，东亚地区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3.7％上升到28.01％；同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这一数值由15.29％上升至2000年的19％，2009年又下降至12.9％，欧盟则从41.4％下降到36.6％。虽然在1980年，东亚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还小于其余两大经济体，远远低于欧盟，可是到2009年，却已经超过了NAFTA，目前东亚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约为28％。另一方面，东亚地区也是区域内贸易发展最迅猛的地区。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1980－2009年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额从773亿美元上升到3，48万亿美元，累计增长约45倍，而东亚与区域外的贸易额仅增长了10多倍，东亚区域内贸易比重从22.4％稳步上升到44.67％，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占比则由77.6％降至55.3％。克鲁格曼认为，当地区内部贸易占该地区贸易总量的比重大于或等于50％时，这个贸易区才是有效率的。显然，按照此标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有效率的。
贸易结合／密集度指数是衡量区域内各经济体贸易关系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根据我们的计算，中日韩及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指数绝大多数都超过1，一些经济体之间的指标甚至超过3。而且，从总的趋势来看，中日韩及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在从1995年到2006年的10多年间基本上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说明东亚地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依存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密。东盟内部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也是显著上升，到2006年两者都超过了4。在东亚，这四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结合度普遍上升，这同地理上相互接近、签署FTA以及跨国公司加强了域内分工网络等有密切关系。
2、拉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创造效应
拉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区域贸易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各国之间逐步相互降低关税、限制非关税壁垒，以实现区域集团商品的进口自由化，同时成员国还采取提供优惠待遇、将税收列入贸易自由化计划、对区域外商品实施共同对外关税制度等措施鼓励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以拉美自由贸易同盟(LAFTA)为例，该组织11国在1962－1973年12年内，消除了大部分关税和其他限制，互惠贸易协定使得拉美各国在LAFTA区域内的出口和总出口都有明显的增加。LAFTA总出口由1962－1964年的平均82.5亿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平均753.2亿美元，在20年的时间里增加9倍多，各国区域内部的出口总量则从1962－1964年的平均6.24亿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的104.7亿美元，更是增加了15倍多。而LAFTA区域内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从1962－1964年的平均7.6％上升到1979－1981年的平均13.9％，提高近2倍。此阶段，区域内的出口和区域外的出口都有大量的增加，说明此阶段的贸易额主要是因为一体化协定的签订而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因为排斥区域外国家的贸易导致区域内的贸易转移。安第斯集团内部关税减免率达75％，相互间的贸易额从1969年的0.78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4亿美元，约增长17倍多；1960－1980年期间，中美洲共同市场(五国)地区内出口总额从0.30亿美元增至9.94亿，增长31倍，中美洲共同市场地区内部贸易额已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20％；加勒比共同体地区内出口总额从2130万美元增至3.5亿美元，增长15倍。整个拉美地区内出口总额从7.49亿美元增至138.82亿美元，增长逾18倍。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事件和政治动荡导致了拉美经济一体化的停滞和倒退，使得一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解体或名存实亡。在80年代债务危机期间，拉美区域内贸易下降了36％，恢复到60年代初的水平。1990年以来，拉美区域一体化在开放地区主义指导下得到恢复和强化。从1990年开始到2000年，拉美区域内部大部分团体的内部贸易每年的增长率都接近和超过10％。这期间整个拉美区域内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比重达到19.5％。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拉美地区的一体化进入良性快速发展的阶段。拉美区域内出口增长的幅度超过了对外出口的增长速度，比如2004年拉美区域内出口增长达到34.3％，高于同期区外出口增长17.5％的增速；2006年区内出口增长为25％，也超过了21％的区外出口增长幅度。然而，开放的地区主义在弱化拉美经济一体化的“封闭性”的同时，也稀释了区域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1997年南方共同市场的区域内贸易额相当于各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5％，而2006年这一比例只有14％。目前整个拉美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国间的贸易额大约为其对外贸易总额的15％左右。而东盟2000年区内贸易比重为24.7％，2005年上升为28％，比1990年FFA成立前的18.8％增加近10个百分点。
3、对两地区域内贸易扩大的比较和解释
东亚的区域内贸易比重比拉美的区域内贸易比重高得多，但是在区域一体化组织东盟内部，其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却与拉美一体化组织的水平相近，这说明区域贸易协议并非是推动区域内贸易发展的唯一成因，例如跨国公司的分散化生产也是促进东亚区域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跨国公司将一种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个部分或环节，并根据各部分或环节的不同特点将其配置到最有优势的区位，其最直接结果是大量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导致中间产品贸易量迅速增加。因此，衡量一体化过程的贸易创造效应需要用更加精确的模型进行测算，但从逻辑上看，由于相互之间降低关税、减少贸易限制措施，两个地理上相邻且贸易密切的国家达成贸易协议更有可能产生贸易创造效应，而不是贸易转移效应。
在实证研究上，郑昭阳等人(2003)基于引力模型所作的研究表明，截至20世纪末期，东亚区域内贸易水平比普通标准水平高出115％，而与区外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则分别比标准水平低约11％和30％。他们认为这种较明显的区域内贸易
倾向对日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具有导向性，区域内贸易和一体化构成了互为因果的联系。对拉美一体化贸易绩效的实证研究则有所差异，Erik Ringborg(2006)采用重力模型测算了南美洲地区贸易协议对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安第斯共同体和南锥体共同市场等一体化组织对贸易都产生了显著和正向影响，地区集团内的实际贸易结合度比经济规模和地理位置等自然禀赋所能解释的贸易结合度大得多。但也有研究表明拉美地区一体化协议未能增进贸易，区域内贸易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国家总体贸易的自由化措施。如Stein and Wei(1995)，Soloaga and Wingtexrs(2001)的研究认为，南美的区域贸易协议在1980－1996年内，并没有在总体贸易自由化效应之外增加区域内贸易的广度。
拉美地区都是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生产或出口一些或多或少相似的产品，这限制了相互间产品贸易的增长潜力。只有制成品贸易与工业合作才能为拉美地区内部贸易的长期增长提供源泉。从表1可以看出，拉美区域产业关联度比较低，区域内产业分工程度远低于东亚地区，表现在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集团内部零部件贸易比重不仅远低于东亚地区，而且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只与南亚国家联盟相当。这是拉美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比东亚地区远为逊色的根本原因。
区域一体化的投资绩效比较
经济一体化理论认为，区域一体化组织成立后，由于投资壁垒的平均保护水平上升，或FDI的数量受到一国国内市场最初规模限制的放松，从区域外流向区域内的FDI会增加，更大的市场使区域成为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地。也有学者从成本角度考虑，认为一旦若干个国家结成稳定和繁荣的贸易区或签订其他经济协定，由于边界更加开放、运输和管理成本更低、并且可能有更廉价的劳动力，外国投资者会增加对这些区域的直接投资。在东亚和拉美的一体化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都保持逐渐增长的趋势，可以认为这是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积极影响。
1、区域一体化导致FDI增加
东亚的投资政策总趋向是逐渐放宽对投资的限制，从限制性向更为自由化和激励措施中性化的方向变化，各国和地区继续向来自外国的直接投资开放自己的经济，因而，东亚的FDI增长迅猛，吸引了全世界FDI总额的10％－20％。
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例，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区内保护水平降低，促使现有进口企业寻找更有竞争力、更具效率的合作伙伴。同时，随着中国一东盟之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撤销，各成员间的贸易更加便利，整个地区成为一个更大的大市场。这些都对外国投资者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从中国一东盟吸收FDI的情况来看，2000年以后双方吸收的投资额都有了大幅的增长。从2000－2008年，中国一东盟吸收的FDI从642.56亿美元增加到1529.96亿美元，增长了2.38倍。中国一东盟双向投资效应也逐渐显现。根据统计数据，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从1999的32.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51.06亿美元，年增长率达到20％，2008年底，东盟对我国的投资达520亿美元，占我国吸引外资的6.08％。中国对东盟投资从1999年的0.63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4.8亿美元，从2006年起年增长率超过100％。从1999年至2008年底，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总额为52亿美元。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把东盟国家作为主要投资目的地。
拉美国家吸引FDI的历程则经历了三个阶段。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前，FDI主要作为规避进口税的途径之一，投资在一个产业较为集中，FDI的目标市场是拉美的国内市场；拉美经济一体化是进口替代政策的产物，所以，在对待外资方面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在1969年安第斯条约组织成立后立即通过被称为“第24号决议”的协议，确立了对待外资的共同规则。决议规定所有外资企业必须在15年过渡到合资企业，即国内企业股本必须占51％以上。这一决议提高了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谈判能力，但遭到所有国外投资者和商会的反感。因此，这一时期拉美利用FDI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利用外资间接投资即外债的比重却上升很快。结果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以及长达10年的资本外流时期。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走向市场自由化的进程中，各国都逐渐放松了对外国资本的控制。这一时期的FDI主要投资于拉美的自然资源领域，制造业部门的外资企业进行的生产不再仅瞄准内部市场，而且也以出口为目的。服务业部门和基础设施部门也出现了大量的FDI。另一个特点是南南之间(区域内和超区域)的投资也在增加。总之，90年代以来是跨国公司在拉美急剧扩张的时期。在1990－2000年，世界上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都在拉美国家设立了分公司，在拉美市场占有率空前高涨：它们在拉美地区的销售额从1990年的27％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41％，其中在制造业的分额高达58％，在服务业的份额占38％，在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初级产品部门，跨国公司的份额也达到17％。在拉美地区最大的200家出口商中，跨国公司的份额从1990年的18％猛增到2000年的50％。从2000年到2008年流入拉美的外资从778亿美元增加到1196亿美元，年均增长4.88％。这一时期是拉美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外资的重新进入对拉美经济的恢复增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区域内投资一体化趋势
东亚地区的FDI在逐渐增加的同时，区域内投资一体化，即区内成员的相互直接投资也呈发展态势。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东亚10个经济体间的相互投资年均为271.37亿美元，占其引进FDI总额的27.0％，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相应的数字进一步增加为351.36亿美元和28.6％。其中日本对其他9个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同期由104.5亿美元增长为135.83亿美元，增长了39.98％，亚洲“四小龙”对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也由142.33亿美元增长为177.12亿美元，增长了24.4％。这里主要以东亚最大的区域经济组织——东盟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例进行分析。
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大投资区计划出台后，随着区内保护水平的降低和一体化带来的市场规模效应的逐步显现，东盟区域内的资本流动也在加剧。1995－2006年东盟接受区内投资总额达到305.13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区内总的相互投资量有一定的增加，但是各国有增有减，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增幅较大；危机之后，投资先减后增，2001年扭转了下滑势头，区内的相互投资流量迅速增加，到2006年达到62.42亿美元，比1997年增长了57.5％。东盟区域内的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来自新加坡，其次是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这是因为在东盟各国中，新、马、泰等国属于经济领先的国家，它们国内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所以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新成员
国，从而成为新成员国的主要区内投资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新老成员国增进了解提供了一个平台，东盟投资区将使成员国问的相互投资政策更加开放。
东亚区域内，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相互投资也呈现上升趋势，从表2和表3中可以发现，东亚区内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东盟和中国的投资基本呈增加趋势。但是，两者的FDI主要来源又有所区别，日本对东盟的投资大于对中国的投资，中国香港和台湾则是中国大陆的最大外资来源地，其对中国的投资远远大于对东盟的投资。同时，东盟对中国的投资要多于中国对东盟的投资。
拉美的区域内相互投资在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也逐渐增多。根据John和Jeffrey等人(2007)的研究，拉美国家的FDI政策是拉美区域化和企业全球化的辅助政策，一方面，一体化的目标之一就是推动区域内的FDI，另一方面，拉美国家采取了增进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竞争能力的战略。数据显示，1990－1994年间，来自拉美国家的FDI总额在拉美大国中均有明显增加。在FDI的数额中拉美国家所占部分一般增长2－3倍，在秘鲁和委内瑞拉增长5倍，阿根廷则增长10倍。从所占比重来看，拉美国家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和委内瑞拉的直接投资均有所增长，其中，多数国家增长了1倍以上。2003年以后，拉美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大幅增长，从2003年的70亿美元增加至2006年的45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投资发生在拉美区域内。目前，拉美国家的区域内FDI投资比重已经从总投资的5％增加至10％，主要归因于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等国在拉美地区设立了一大批跨国公司。根据拉美经委会发布的投资报告数据，巴西是拉美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投资国，2008年其28％的投资流向美国，25％的投资流向了加勒比金融中心，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则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12％，主要流向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智利对南美洲地区的直接投资占其总投资额的72％，主要投资流向国为巴西和秘鲁；哥伦比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40％流入拉美地区之内，主要流向国为巴西、巴拿马和墨西哥。
3、两地区域一体化的投资效应比较
在比较东亚与拉美区域一体化投资效应时，需要回忆一下东亚最早的区域合作组织东盟与拉美的安第斯条约组织早期的工业合作计划。1976年3月东盟经济部长制定了第一个工业合作计划(AIP)，包括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尿素项目、新加坡的柴油机项目、菲律宾的富磷肥项目和泰国的纯碱项目。每个项目投资2，5亿至3亿美元，由东道国负担60％股本，其余40％由其他成员国分摊。1977年第二批AIP项目被提交给吉隆坡东盟首脑会议进行审议，包括印尼的高强度橡胶轮胎、马来西亚的金属切割工具、菲律宾的新闻纸和电镀锌版、新加坡的彩色显像管，以及泰国的钾碱矿和鱼类养殖。由于这些计划实施困难，1980年10月东盟签署了《东盟工业互补基本协定》(AIC)。1981年6月东盟提出一个简化形式的AIC，即东盟工业合资经营计划(AIJV)，它是一种生产一个产品的不同零配件的简单垂直分工计划，但主要通过私人投资活动来实现。由于引入市场机制并放宽了股本限制以及鼓励区域外来投资，这个AIJV计划比AIP计划简便易行，因此，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工业合作计划。但其实施进展仍然异常缓慢，效果也不理想。
拉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制定了一系列地区投资计划。拉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协议性区域分工解决一体化收益分配和规模经济效益问题，因为工业发展部门规划被认为是制订工业计划和实现一体化成员国之间利益公正分配的主要直接手段。拉美工业合作计划以安第斯条约组织最为庞大，它们将可贸易品的1／3纳入地区投资计划。第一个工业发展部门规划于1972年获准通过，它包括了冶金、机械部门的一些重要部分(估计1980年约占总需求的1／3)，主要涉及机械工具、采矿设备、电器设备和仪器。争议最多的是石油化工与汽车制造部门的合作计划。经过多年谈判后，在1975年和1977年分别就石油化工与汽车工业发展规划达成协议，并在1978年进行了修改。第二个工业部门发展规划需要巨额资本投入，具有极高的资金产出率，并且只能提供很少的就业机会，主要是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但这个规划因缺乏技术支持和利益协调困难而无法付诸实施。拉美的经验表明：要按照协商一致的专业化计划来进行生产，规定什么国家生产什么产品，形成区域内产业分工是有问题的，东盟的地区性行业方案也遭到了失败。小岛清的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的有效性似乎难以在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中找到佐证。
20世纪90年代东亚和拉美的区域投资计划更多地转向能源和基础设施，为区域内投资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而将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投资则留给了市场力量。但两者相比仍然可以发现三点差别。(1)拉美国家主要投资于邻近国家。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将比在国内投资承担更大的风险，为降低风险，企业将投资于地理和文化条件相近的市场。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等国家都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并且在一体化贸易协议的作用下，这种投资关系得到了加强。(2)从行业投资来看，目前拉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自然资源的生产部门，以及石化、肉制品等行业。因此，主要的拉美对外投资在于寻求市场扩大，还有一些拉美地区内投资仍然以保障原材料产品的出口以及保障石油资源的安全等为目的。这一点与东亚区域之间的投资有较大的区别，东亚的区域内投资有很大部分是出于产业转移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的目的。(3)拉美区域内投资以产业间投资为主，而东亚区域内投资则经历了80年代以前以产业间投资为主向90年代后以产业内投资为主的转变。这反映了两大地区产业分工与资本积累的差异。东亚地区产业分工程度比拉美地区发达和深化，形成了发达的区域生产网络；同时东亚地区的资本形成和积累率也比拉美国家高，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对外扩张能力比拉美企业强。
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的深层动力来自资本的扩张性，而经济一体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当前，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重要载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推动力量，其推动力量来自资本扩张的本性。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不足，没有形成足以跨国生产和行销为目的的巨额资本，国内生产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型产业为主，产业、产品和工艺技术同构性强，生产分工水平低，无法形成紧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关系。这样，彼此间对对方的产品必然不会产生强大的需求，贸易创造效应很小，难以分享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同时也无法形成旨在提高规模经济效益的协议性分工。同时，发展中国家都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足的国家，对外部投资的需求很大，而成员国彼此间的投资效应必然很小，即使有协议性分工，也难以执行。拉美南方共同市场和东盟有关产业分工规划和共同投资的计划最终归于失败也就不难理解。
经济增长与福利增进绩效比较
1、东亚一体化的福利改进效应
自1955年以来，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高于世界的平
均水平和全球其他地区，保持了长达35年的群体性持续高增长，从而被称为“东亚奇迹”。其产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东亚地区持续进行的产业转移，依托投资和贸易的高速循环，在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又把东亚各经济体紧紧结合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东亚经济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5％－6％的平均水平，远远高于当时世界经济增长2％－3％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经济率先起飞，以近20年的高速增长奠定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基础；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抓住美日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70年代起，东盟四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开始吸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和投资，发展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工业，大约用了20多年时间改变了落后状况，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从1978年开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吸收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以及海外华人的投资和产业转移，也步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在随后的30年时间里保持了平均9.8％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福利的改善，降低了贫困人口的比重。以泰国、越南和中国为例：泰国的贫困率从1990年的27.2％降低到1996年的11.4％，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泰国的贫困率有所回升，但与收入增长一起稳步地趋于下降，目前处于10％左右。如果收入分配趋于改善，泰国贫困率会进一步下降。越南在改革前人均收入只有200美元，贫困率在70％以上。最近10年经济的急速增长不仅使国家收入增加，也降低了贫困率。贫困率从1993年的50％降至2002年的28％。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成效显著，贫困人口从1990年至2002年减少了2亿人，贫困率从31.5％降低至12.5％。但中国与越南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状况明显恶化。中国的吉尼系数从1988年的0.38上升至2002年的0.45，越南的吉尼系数则从1993年的0.35扩大至2002年的0.41。日本学者江崎光男根据CGE世界模型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削减影响的分析表明，东亚FTA一般对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具有正向增长效应，收入分配也得到改善，因此贫困削减效果也是正的。但对中国而言增长效果却不明显，甚至还有负的可能性，远不如APEC水平的FTA增长效果大。
2、拉美一体化的福利改进效应
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也是促进拉美工业化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世纪50－70年代是拉美一体化蓬勃发展的阶段，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合作，有力地推动了拉美经济的增长。在1950年到1974年期间，拉美主要国家的GDP的平均增长率基本上都是在3％－10％之间，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特别是在1965－1974年期间整个拉美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其区域国家的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6.7％。巴西的发展速度更是达到了10％，哥伦比亚、墨西哥的也达到了6.4％和6.6％的平均增长率，被称为经济奇迹。1974年到1980年期间的债务危机爆发前，拉美的GDP的增长率也处于相对快速的发展过程，比率基本保持在2％－6％之间，这个时期拉美一体化还在继续发展，但是相对前一阶段速度有所减缓。中美洲共同市场在20世纪60－70年代也保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1960—1969年中美洲6国的实际GNP平均增长率达到5.7％，1970－1979年为5.3％。尼加拉瓜60年代实际GDP增长率高达7.4％，多米尼加共和国70年代也达到了8.2％。
20世纪80年代是拉美经济一体化和增长的停滞阶段。据统计，拉美1981－1990年的平均GDP的增长率仅为1.1％，中美洲约为1.2％。这与拉美一体化的停滞和倒退是密切相关的。90年代以来，拉美区域一体化进入复苏阶段，据统计1991－2000年拉美地区的平均GDP的增长率达到3.3％，与整个的80年代相比，其GDP平均增长率提高了2.3％。
进入21世纪，拉美一体化和拉美经济增长进入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除了2001－2002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为－0.5％外，2003年以来整个拉美连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2003年GDP平均增长2.1％，2004－2007年期间，GDP增长率接近或超过5％，其中2004年高达6.2％。有些国家(如委内瑞拉等国因能源价格高涨)有些年份的增长率达到两位数，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有的高速增长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2003年以来人均GDP的累计增长幅度已经达到20.6％(平均年增长率达到3％以上，其中2004年高达4.8％)。拉美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拉美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而拉美一体化又反过来促进了拉美经济的增长。
与东亚地区相比，拉美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改进与经济增长效应差距较大。东亚地区经济增长与一体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相联系，即东亚地区各成员通过投资和贸易联系，促进东亚区域内产业持续转移和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同时因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始终具有开放性，从而能够利用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寻求发展。拉美区域一体化战略是一种进口替代政策，是一种扩大的内向型发展战略，具有区域保护主义的封闭性。这使它们在实施经济一体化政策时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包括以区域内贸易扩散来代替外部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如中美洲共同市场为了保护2300万贫穷人口的市场，其有效率的出口工业被进口替代工业所取代。社会的精华部分(制造业和公共服务业中的职工)以牺牲农村地区和城市贫民窟中居民的贫困化为代价大量攫取财富。这是导致区域性战争及共同市场解体的重要原因。
结论
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成效相比，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无论在贸易效应、投资效应，还是经济福利改进方面都不如东亚。究其原因，一是东亚地区一体化是在市场机制或单边投资和贸易政策改变的驱动下，由区域内私人企业通过贸易和投资来主导的，甚至不需要建立区域性的制度安排。而拉美地区一体化由政府主导，虽然制订了宏伟计划，但由于缺乏市场主体——企业的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成效反而不如东亚成功。二是由政府来制定某些产业的国际分工不可取，虽然政府的协调可以避免区域同类产业的恶性竞争。安第斯条约组织和东盟都制订过一体化工业发展规划，但因为投资来源和利益分配问题而无法付诸实施。而亚洲区域国际分工是在市场机制驱动下，企业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投资形成的产业转移和区际生产网络，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这些发展中国家一体化实践有两个主要经验教训：一是区域一体化可能取得某些成效，但不宜期望过高，也不能急于求成，必须循序渐进，否则欲速不达。这是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是由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分工程度决定的，在工业化程度不高时应避免盲目追求经济关系的高度一体化。二是发展中国家区域一体化不能搞成封闭性集团，必须对世界其他国家保持开放。发展中国家最成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东盟的合作机制有两个重要特点，即协调一致和开放性。协调一致虽然没有使合作进展变得更加容易，但却保证使它不至于因意见分歧而破裂；而开放性则保证其对地区外经济因素特别是外国投资持开放态度，从而与外部市场联系密切，避免因自我封闭而窒息。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在各国实行开放政策，特别是对外资和贸易持开放态度，通过市场机制驱动的贸易和投资所带动的产业转移来实现的。
(责任编辑：张晓薇)
对外投资经济效应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 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合作, 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首先, 企业通过对外投资, 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产品市场, 提高销售额度, 提升企业的经营利益。其次, 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 可以通过合资等方式直接获得其他企业的先进技术, 为自身的发展提供技术保障。与此同时, 还有利于引进更多优秀的人才, 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鲜活力。最后, 企业采取对外投资方式, 可以及时有效地得到更多重要的经济信息。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的相关活动时, 可以根据各种渠道, 以及有利的国际市场条件, 快速掌握对企业发展有利的经济信息, 从而促进企业的良好发展。
二、企业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 缺乏清晰明确的投资规划, 对于对外投资的认识程度不够
从目前来看, 我国许多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 由于对其的了解程度不够, 缺少明确的投资规划, 这样的盲目投资不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反而会带来很多严重的损失。与此同时, 有些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活动, 仅仅是为了得到投资补贴等这样的短期目标, 虽然从短期来看得到了一些利益, 但是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这是不益于企业长远发展的行为。
(二) 企业自身内部管理水平不够, 技术水平较低
首先, 企业缺少对外投资的经验。就当下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来看, 其规模并不大, 自身的发展水平不高, 缺少一定的对外投资经验。其次, 企业自身的内部建设力度不够。我国一些对外投资的企业, 其自身的管理工作不到位, 没有制定科学的对外投资规划, 缺乏合理的发展目标。同时, 在进行对外投资之前, 也没有做到充分的市场调查, 对于投资活动缺少合理的分析, 而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时候会使对外投资以失败而告终。最后, 在进行对外投资时, 一些企业的技术水平较低, 导致投资活动缺少技术的支撑。
(三) 缺乏相关的复合型人才, 企业对的培训工作不到位
企业在经营与发展的过程中, 人才是核心竞争力, 然而, 我国许多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 并不具备高素质的人才, 外加自身的培训工作不到位, 使得人才匮乏成为企业有效对外投资的一个制约问题。企业对外投资需要更多综合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等复合型人才, 但实际上, 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活动中却是严重缺少这方面的人才, 影响了对外投资的效率, 从而对企业的持续发展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四) 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管理制度不完善
一方面, 立法方面还存在滞后的问题。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对外投资活动也在明显的增加。但就目前来看, 关于企业对外投资的相关法律却并没有健全, 使对外投资的企业缺少相关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 没有健全和完善管理制度。由于相关的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导致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 会出现审批程序复杂、审批时间过长的问题, 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投资效率。与此同时, 我国的优惠政策仅是重视了国外对内的投资活动, 而对外投资的企业却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优惠政策。
三、企业加强对外投资的对策
(一) 必须提高我国企业对投资的正确认识, 增强对外投资的管理理念
由于我国一些企业缺乏对外投资的相关认识, 导致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些投资方面的问题, 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所以, 企业需要加强对对外投资的了解, 树立对外投资管理理念。具体来看, 首先, 企业需要深刻认识到对外投资的重要性, 掌握对外投资和海外技术以及国际市场之间的关系。其次, 企业需要认识到对外投资对于自身的益处, 例如, 对外投资可以促进企业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最后, 企业需要认识到对外投资是满足时代发展要求的重要选择, 是保证自身紧跟国际市场步伐的有效举措, 同时也是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的方法。为此, 企业领导者需要把握机遇, 参与国际分工, 积极进行国际合作, 不断扩大投资市场。与此同时, 企业领导者还要制定科学的规划, 有效地分析对外投资的一切情况, 保证投资活动可以顺利进行。此外, 企业还要提高风险预警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提高自身在国际市场中的经营收益, 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从而为我国经济的良好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二) 企业需要加强自身的建设力度, 提高管理水平
首先, 企业需要优化投资结构。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的时候, 需要在原有产业的基础之上, 不断调整和优化投资发展结构。例如, 企业可以在发展传统产业的过程中,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并将二者进行有效的结合, 建立完善的对外投资产业体系。其次, 企业需要调整自身的经营模式想, 提高管理水平。由于我国进行对外投资时, 自身的管理存在一些问题, 为此我国企业需要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以及国内外的市场要求, 建立高质量、高水准的管理模式。同时, 对于管理部门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综合素养也要加强重视, 能够有效地与国际市场进行沟通, 创新企业内部的管理模式, 推动企业的持续发展。最后, 企业需要提高技术应用水平。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 需要在投资新技术时建立新的体系, 为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发挥重要意义。所以, 企业在对外投资时需要充分借鉴成功企业的发展经验, 不断调整自身的技术发展战略, 提升技术应用水平。与此同时, 对于高新技术产业, 需要提高对其的控制力度, 避免技术泄露的情况发生, 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技术支撑。
(三) 提高对人才的培养力度, 建立人才引进机制
人才是企业得以长久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进行对外投资时亦是如此。企业需要专业水平高、业务能力强以及工作经验丰富的复合型人才, 为此, 企业应该合理利用自身的发展优势, 培养更多优秀人才。首先, 企业在进行人才招聘的过程中, 可以用丰厚的待遇来吸引人才, 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人才保障。并且, 企业还要加强培训力度, 不断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 更新其知识结构, 使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可以满足企业的发展要求。其次, 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对于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颇高的管理人才, 企业可以给予一定的激励, 同时对于产品研发的科技人才也需要对其进行充分的肯定。在这一过程中, 可以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增强工作责任意识, 使自我完善与企业的发展目标有效的结合起来, 从而为企业的长久发展提供更多积极作用。最后, 企业还可以充分利用对外投资的国际市场条件, 建立人才引进机制, 积极引进更多优秀的人才, 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 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进程, 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
针对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 我国需要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进程, 并不断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一方面, 我国需要加快立法的进程。具体来看, 我国要加快建立企业对外投资的相关法律法规, 为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提供法律保障。由于我国当前关于对外投资的法律比较少, 法律体系并不完善, 所以需要提高对投资活动、经营管理、以及人才科技等方面的重视, 为有效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 而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定, 并逐渐形成法律条例, 保证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另一方面, 需要不断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首先, 我国需要提高相关审批程序的工作效率, 进而保证企业对外投资活动的效率。同时, 企业还要完善相关的优惠政策, 针对对外投资的企业, 给予一定政策性优惠, 让其享有更多有利机会。其次, 企业自身要根据经营特点, 合理调整内部的管理结构, 避免在对外投资时出现法律问题。并且企业还要时刻关注现有法律法规的变化情况, 使企业的对外投资得到有利保证。最后, 企业在国际市场进行投资活动的时候, 需要掌握当地的法律法规, 了解市场发展的规则, 避免出现因不了解而触犯法律内容的情况, 使得企业在国际中的发展可以更加持续。
四、结束语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不仅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同时也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就目前来看, 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缺乏明确的投资规划、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不够、人才培训力度不够等, 这些问题影响了企业更好地进行对外投资。所以, 企业需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力度, 提升管理水平, 大力培养相关的人才, 制定科学的对外投资规划, 提高自身的发展优势, 从而更加有效的在国内外市场中发展下去, 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重要意义。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贸易国际化、投资自由化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我国企业为了在这种背景中持续的发展下去, 需要积极实施对外发展的战略, 不断参与国际分工, 加强国际合作, 采取对外投资的发展模式, 牢牢把握国内外的市场机遇。为此, 本文首先叙述了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重要意义。其次, 分析了企业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最后, 为了提升企业对外投资的水平, 提高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企业,对外投资,投资规划,投资风险
参考文献
[1] 景奉雷, 王福俭, 任苹.关于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的思考[J].国际工程与劳务, 2018 (10) :58-60.
对外投资经济效应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印度；跨国公司
从20世纪60年代起，拉美、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陆续向国外和境外直接投资。70年代中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进而转向直接投资。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小企业纷纷走上跨国经营的道路，不少企业还直接打入了发达国家的内部市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迅速成为一股强大的国际经济力量。同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竞争优势和动机上出现了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明显不同的特征，这就对原有的垄断优势、产品生命周期等国际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因此一些学者展开了针对后发展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条件的研究。
一、后发展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
1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英国经济学家邓宁在80年代初提出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给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流出数量级标准以及投资构成的结构。其中心命题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取决于：(1)经济发展阶段；(2)该国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域优势。”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邓宁区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只有少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并且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00—1500美元之间，外国对本国的投资量有所增加，而本国对外直接投资量仍然是零，从而净对外直接投资(NOI)呈负数增长。在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500—4750美元之间，在这一阶段，外国直接投资量仍然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处于经济发展第四阶段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750美元以上)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呈正数增长。
2 小规模技术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L.T.Wells)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具有三方面的优势：一是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优势。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开发了满足小规模市场的劳动密集型技术而获得了竞争优势。二是具有在当地采购和提供特殊产品的优势。为了减少因从工业国进口技术而造成投入增加，被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也渴望得到那些着眼于使用当地材料的革新成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便寻求用本地供应来代替。三是具有接近周边国家市场、低价营销的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通过较低的市场价格来进行促销。由此推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象主要是具有市场规模小的周边发展阶段相对落后的国家。这个结论只能解释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3 技术地方化理论。牛津大学的印度经济学家拉奥(Sanyjaya Lall，1983)在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关于第三世界跨国公司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虽然第三世界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在规模小、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等方面，但这些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形成自己的“特定优势”。这是因为当一些发达国家过时的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小规模生产要素和资源禀赋相匹配时，能够产生适用于当地的技术优势；在购买力水平较低时，由于消费者偏好差异也可以开发出非名牌但却有竞争力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与成本优势以及民族或语言的联系，也会形成竞争优势。这个理论较好地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解释了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现象，但仍没有涉及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投资的问题。
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等从小规模市场、低成本、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偏好的差异性以及民族特点等方面解释了适用而非绝对先进的技术会在小规模、低成本和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对优势，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对相对更落后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这与传统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因为拥有垄断优势从而可以对较低发展程度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是异曲同工的，仍然是以发展中国家企业有其独特的竞争优势为前提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了飞速发展，出现了新的特征，如向发达国家的投资等，这与“传统”的工业化国家在所有权优势、动机、产业和区位分布上有着显著不同，这些都需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近年来学者发现技术劣势反而成为促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之一，因而获取优势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成为研究热点。这种观点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都找到了实证案例，如Kogut和Chang(1991)、Neven和Siotis(1996)、B|onigen(1997)发现日本和美国、美国和欧洲之间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源于技术获取动机，而不是企业自身的内部化优势。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处于技术劣势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正逐渐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在国际上寻求技术优势的有力工具和手段。对于由相对较不发达国家向较发达国家的FDI，一般称为逆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这类FDI本身不一定具备垄断优势前提。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对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当地的技术资源优势获得逆向技术转移，并可以向母国进行“返流”和传递。
二、新世纪以来印度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
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发展中大国，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继续着90年代中后期的发展势头，在以跨国并购为主导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浪潮中也获得了迅猛发展。在投资行业上，除传统的制造业外，服务业发展迅速，占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60％。制造业集中在钢铁和制药领域，而服务业则集中在IT、通讯、软件、传媒、出版等领域，这些领域均是印度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此外，印度企业对能源领域的投资也在迅速发展。在投资方式上，除传统的合资、独资以外，兼并与收购(并购)逐渐增多，并逐渐成为印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印度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投资量增大。就投资量而言，不论是单个项目的投资，还是总的对外直接投资量都有了显著的增长。2004年，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出资17亿美元，购买俄罗斯萨哈林油田20％的股权，投资量如此大的一笔交易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印度企业来说是不能想象的。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资料，在2001—2002年度，印度批准境外投资905项，协议金额30.256亿美元，实际投资9.749亿美元；2002—2003
年度，批准境外投资1029项，协议金额14.703亿美元，实际投资8.472亿美元。印度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由1996年的6亿美元增长至2003年的51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4位。其中2001—2003年期间年均FDI流出量达到ll亿美元，这个数字与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不相上下，是欧洲国家希腊的两倍。按照印度储备银行公布的数字，2003—2004年度印度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到15亿美元，使对外投资总额达到66亿美元。从2000年3月到2006年3月，印度批准境外直接投资由2204项增加到8620项，投资存量由协议金额41.51亿美元增加到163.95亿美元，实际投资存量由7.94亿美元增加到81.81亿美元，分别增长了295％和930％。
2 投资行业分布广。进入新世纪的头几年，尽管大部分的印度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尤其是制药业上，但流入到非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占到了总量的36％。在服务业领域，印度的信息技术(IT)公司积极向海外扩张，建立分支机构以扩大市场或更好地为海外客户提供服务。印度排名前15位的软件企业及提供相关服务的企业都已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而且大多投资于发达国家。此外，印度的呼叫中心和业务流程外包公司(BPO)也在海外建立了广泛的业务。
3 区位上，大力增加对发达国家的投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化，更多的印度跨国企业选择进人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美国是印度最重要的海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从1996—2003年，流向美国的直接投资占印度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9％。同时，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也正在成为印度重要的直接投资目的国。至2004年，印度企业在英国共有440个投资项目，而且大部分集中在IT及相关产业中，印度已经成为英国第八大投资者。
4 投资方式多样。进入新世纪，印度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更趋多样化。跨国并购成为近几年印度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模式，同时也成为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这也符合当今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潮流。2000—2003年期间，印度企业参与全球跨国并购案例182起。2003年以来，印度各行各业海外收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不管是汽车零部件、制药、运输还是电信业、软件业，印度企业正显示出在世界市场上展开竞争力的愿望和能力。
据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统计，仅2005年头8个月，印度企业就收购了62家海外公司，耗资17亿美元，相当于2001年全年的4倍。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感叹道：“印度公司正在悄悄的蚕食世界经济。”
印度企业从2006年开始又大幅加快了海外并购投资的步伐。无论是在信息产业还是在制造业领域，都曾多次出现大手笔，一年当中总共有超过120家海外企业被印度公司收购兼并，总价值超过100亿美元，占据了印度进入新世纪以来海外收购总额的50％以上。到2006年底，仅钢铁业龙头塔塔集团一家便累计收购了21家海外企业，其中，塔塔集团斥资80亿美元收购欧洲康力斯集团更被视为展示印度企业实力的经典之作。而印度制药业的龙头老大兰巴克西有限公司也同样不甘示弱，与一家私营企业联手共同收购了德国大型制药厂默克集团旗下的公司。到了2007年，印度企业的海外并购势头丝毫不减。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2007年堪称“印度海外并购年”，这一年印度公司海外并购案1070起，并购额达到722亿美元。在印度海外并购大军中，不仅有塔塔等大公司，还有很多中等企业；甚至身价只有百万美元的小公司也参与其中。最近一次让世人瞩目的海外并购就是2008年3月印度塔塔集团下属的塔塔汽车公司以23亿美元买下全球豪华汽车品牌“捷豹”和“陆虎”。一时间，国际很多媒体惊呼：印度企业就像下山的猛虎，要通吃天下!
三、印度跨国公司崛起的理论解释
90年代以来，随着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一大批印度跨国公司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舞台的重要角色。结合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印度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既可以用传统垄断优势理论来解释，也可以从学习型等对外直接投资中找到理论渊源。
根据垄断优势理论，企业到国外直接投资，主要原因在于其特定优势，这种“企业特定优势”即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垄断优势。而发端于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则认为，一个企业只要拥有超越它在国外经营成本的特定优势时就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种优势并不一定是垄断优势，它可以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比较优势或称相对优势。所以，比较优势原则是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基本原则或核心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途径均是各国如何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获得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结合到印度的情况，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企业不像西方发达国家巨型跨国公司那样，具有垄断地位的雄厚财力、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印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国际化经营并在海外求得生存和发展，靠的是自己独特的相对竞争优势。这些优势主要有：
1 适用技术的优势。突出地表现在小规模生产和劳动密集型的中等适用技术。此外，印度企业具有较强的吸收和改造引自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能力。
2 适销产品的优势。印度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主要生产中低档同质产品。由于人力资源等成本较低，因而产品在价格上极具竞争优势。如印度企业投资生产的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就很有优势。此外，印度的制药和软件产品，由于物美价廉，就非常受欢迎。
3 企业管理优势。首先，印度企业的管理经验和技巧根植于印度的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因而更适合第三世界的实际情况，这就使得印度企业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更能有效地在发展中国家运作。其次，印度企业的管理人员一般薪水较低，因而企业的管理成本低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第三，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企业，尤其是大型私人财团特别注意引进高素质、国际化的管理人才，这使得企业在进行跨国经营时具有管理上的优势。
4 其他优势。主要有两种：一是财团所有权；二是族群纽带。印度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大多属于印度国内的财团或大型家族企业，如塔塔(Tata)、比拉(Birla)、信实(Reliance)财团等。这就使得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金保障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同时也便于技术、管理、市场、信息等在财团内部的转移。此外，由于所属财团的背景，企业也还有可能获得某些政治上的支持。族群纽带使得印度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某些民族产品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印度企业在肯尼亚和马来西亚的印度人社区开办餐馆和报馆等。
印度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从发展中国家非垄断优势的FDI研究成果中找到理论渊源。其中，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印度跨国来说最为显著。学习型直接投资就是指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没有优势的情况下，通过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方式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弗斯福瑞(Fosfuri)和莫塔(Mot—ta)在1999年提出了无优势跨国经营的看法。他们认为，技术落后的企业对某个国家直接投资的目的不
是发挥自己的优势，而是在地理上接近该国技术先进的企业以获得技术外溢和扩散的好处。技术不仅仅是由跨国公司向东道国扩散，也可以是东道国企业向外国设在本国的跨国公司扩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技术上处于劣势，它们要获得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一般有三个途径：第一，引进发达国家企业的直接投资；第二，进口发达国家企业的先进技术；第三，对发达国家企业直接投资。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一直采用前两种方式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引进发达国家企业的直接投资可以学到一般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但是学不到核心技术。另外，发展中国家以技术贸易的方式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需要支付很高的费用，甚至还需要在很长的时间里支付专利费和特许费。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第三种方式，即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来获得先进的技术。90年代以来，印度跨国公司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欧美等发达国家。印度跨国公司增加对发达国家的投资，除了发达国家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法律制度和基础设施等软硬环境)外，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打破发达国家对高新技术的垄断封锁，获得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知识成为主要的动机和原因。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学习型直接投资一般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兼并和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通过对该企业的控制来掌握该企业核心的技术。另一种方法是在发达国家建立研究和开发机构，将本企业的研究和开发阶段转移到发达国家，雇佣当地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研究与开发，以掌握先进的技术。而这两种都已成为印度跨国公司近年来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以并购为例，进入21世纪，印度企业大胆地掀起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收购活动。如信息系统技术公司以2300万美元收购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塔塔集团斥资80亿美元收购欧洲康力斯集团等。同时，一些印度跨国公司纷纷在发达国家建立它们的研发中心。如Satyam计算机服务公司在澳大利亚建立了除印度本土之外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心；维普罗以及兰巴克西公司都在美国建立了它们的研发中心。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近年来一些针对对外直接投资条件的研究已经从企业竞争优势更多地转向企业外部条件和非竞争优势，如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国际化因素等等。在这方面，后发优势理论较为突出，也能够在理论上部分解释印度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发展。后发优势是指后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迟缓所形成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后发优势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发展和追赶发达国家非常重要。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相比而言，投资规模小，产品技术含量低，缺少名牌产品等。如果不能利用后发优势，难以实现进一步的成长和发展，发展中国家FDI也难以实现持续快速地发展。因此，把后发优势假说引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将其作为现有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的补充，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现有理论的以比较优势原则为理论核心的不足。
在后发优势理论当中，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是最为关键的作用机制。由于知识和技术具有溢出效应，学习与借用知识和技术能够带来后发利益。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从发达国家中获取已有的知识和技术，大量节省下来的研发费用、创新成本或探索成本，包括时间节约和经验教训等，就可以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巨大后发利益的一种表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转换成本上也存在着一定的优势，通常发达国家企业的转换成本要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发达国家大多数企业设备较先进，使用年限不长，固定资产投资尚在回收之中，应用新技术而报废现有设备必然遇到很大阻力，而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生产设备陈旧，资产存量小，软系统也不稳定，转换成本小，采用新技术的阻力小。因此，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尽可能多地采用先进技术，跨越某些发展阶段，以比较低的转换成本形成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有效追赶。印度跨国公司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加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充分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促进了自身的技术实力，使得一些大型企业在各个方面都缩小了与西方跨国公司的差距。
此外，政府干预和制度变迁也是后发优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能够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投资活动的效率，激励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最终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较大发展。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制度学习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的根本性手段。发展中国家往往学习技术比较容易，学习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人或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发展中国家会倾向于技术学习。然而，政府的推动，技术的学习和进步，能够在发展初期带来比较好的效果，但如果没有制度变革作为保证，这种增长很可能是不能长期维持的。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印度逐渐减少了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制度上的障碍。中央银行减少对外汇的管制，政府设立相关机构促进印度企业对外投资，并对海外投资企业在财政、税收、信息等诸多方面进行帮助。这些都成为印度跨国公司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后发优势。
最后，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也成为不可忽略的推动力量。早期印度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采取税收优惠等财政性鼓励政策吸引外资。同时，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不断增长的市场容量。此外，六、七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进口替代的工业政策，对制成品进口采取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印度企业通过在国外投资建厂，就地生产和销售，就可以绕过这些壁垒，维护并扩大出口市场占有份额。近年来，印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多集中在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较为自由和开放的市场条件，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印度跨国企业通过在发达国家的经营，可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构建国际市场营销网络。而英联邦国家和周边国家由于在地理、历史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和印度极为接近，也成为印度跨国公司充分利用的区位优势。
责任编辑：张 旭
对外投资经济效应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文章选取江苏省1992-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FDI）、教育经费支出以及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对江苏省FDI、教育经费支出以及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也有相应的影响，同时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与教育财政投入的关系比较密切，两者互为因果。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教育投入；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以年均超过9%的增长率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所以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之一。
在国外的研究中，Romer（1986）以及Lucas（1988）等提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可以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一种能够促进其知识以及人力资本增长的正向的外溢效应［1-2］。Benhabib和Spiegel（1994）在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所推导出的简化公式，选择人力资本和实体资本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确实会影响经济的增长［3］。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8）研究发现，FDI能否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达到一定的临界水平的时候，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才能够充分被发展中国家所吸收［4］。Bin Xu（2000）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把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了20个发达国家和20个欠发达国家，研究这40个国家的FDI吸收情况，结果显示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效果较好，然而欠发达国家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主要是因为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去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5］。
国内的学者也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何洁（2000）从联动效应的角度考察了1993-1997年FDI对我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只有建立在当地基础设施完善、自身技术水平进步、市场规模扩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正向的外溢效应才能产生［6］。沈坤荣、耿强（2001）通过构建内生增长模型，选取1987—1998年间国内29个省、市及自治区的相关数据，采用Panel Data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可以提高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7］。赵江林（2004）研究表明，我国现有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吸引外资的结构、规模、质量以及效果有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8］。代谦、别朝霞（2006）在一个两国内生增长模型中分析研究了发达国家FDI产业选择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问题，结果表明：发达国家FDI产业的选择依赖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FDI能否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依赖于发展中国家自身人力资本积累的情况［9］。周应春（2010）通过构建以受教育年限法为基础、以累积效应的人力资本为测度的模型，对我国的人力资本和FDI外溢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初步形成人力资本与FDI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10］。
不论是物质资本投资，还是人力资本投资，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生产性投资，并且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要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因此，我国应该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努力全面提高人力资本的整体素质，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吸收FDI技术转移能力的瓶颈，最终增加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所以本文以江苏省为例，选取1992-2009年相关数据，分析FDI和教育财政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这对于促进江苏省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与数据的处理
本文选取江苏省1992-2009年的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原始数据来自《江苏省统计年鉴》（1993-2010年）。以GDP、FDI和EDU分别表示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教育经费支出。由于时间跨度较长，存在物价的变动，所以以1992年为不变价格对1992-2009年的数据进行了缩减，以消除物价对数据的影响因素。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仅不会改变其原有的协整关系并能够使其趋势线性化，而且还能够消除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的波动异方差现象［11］，所以本文对经过不变价格处理的GDP、FDI和EDU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表示为LnGDP、LnFDI和LnEDU。数据处理工具方面，均使用Eviews6.0对所选取的数据进行处理。
（二）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运用计量软件Eviews6.0，对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教育经费支出相关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得到三者的相关系数矩阵。LnGDP和LnFDI、LnEDU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69730和0.996103，LnFDI和LnEDU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63280，这些数据表明三者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
但这三者之间具体的相关关系的得出，需要建立合适的回归方程。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的时候，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在实践中遇到的经济和金融数据大多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12］，如果直接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所作的回归极有可能是一种“伪回归”，所以为了克服“伪回归”这一现象，准确判断时间序列是否平稳性，必须要对序列中的各变量进行检验。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前提是检验各个变量是否服从单位根过程，也就是变量序列是否是一阶单整过程（平稳性）（Integrated of order 1），记作I（1）［13］。检验时间序列是否平稳的方法有很多种，本文主要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检验各变量是否平稳，是否包含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LnGDP、LnFDI和LnEDU三个变量的原序列都存在单位根，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但是其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序列，即所有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变量，即它们是I（1）过程，满足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的前提条件，因此可以进一步对LnGDP、LnFDI和LnEDU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三）协整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的模型事实上是对非限制性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得到的VAR模型，该模型的滞后期影响非限制性VAR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14］。当前常用的协整关系检验方法主要有两种，即EG两步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EG两步法主要针对的是两个变量的单方程，对于多个变量的协整检验则通常选择使用Johansen检验。本文涉及三个变量，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并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来确定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其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评价最佳滞后期的5个指标中有4个认为应该建立VAR（3）模型，即最佳滞后期为3。接下来对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首先计算回归方程的迹值，然后与不存在协整关系、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和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等假设前提下的迹值比较，如果回归方程的迹值大于假设条件下的临界值时，那么就拒绝其前提假设；反之，则接受其前提假设［15］。Johansen协整关系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拒绝了三个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和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前提，迹值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存在三个协整向量，即LnGDP、LnFDI和LnEDU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三个协整关系，这表示LnGDP、LnFDI和LnEDU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Johansen协整检验可知，LnGDP、LnFDI和LnEDU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并没有得出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需要进一步对变量LnGDP、LnFDI和LnEDU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检验因果关系比较好的一种方法，由于Granger因果检验对滞后期的选择比较敏感，所以本文选择由VAR模型确定的最佳滞后期3作为Granger因果检验的最佳滞后期，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表5的检验结果可知，FDI是GDP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是GDP不是FDI变化的原因；GDP变化是引起教育财政投入变化的原因，同时教育财政投入变化也是引起GDP变化的原因，也就是说GDP与教育财政投入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关系；FDI是教育财政投入变化的原因，但是教育财政投入不是FDI变化的原因。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江苏省的FDI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对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也有相应的影响，同时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与教育财政投入的关系比较紧密，两者互为因果。
三、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根据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江苏省FDI、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次，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江苏省的FDI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对教育投入的增加也有相应的影响，同时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与教育财政投入的关系比较紧密，两者互为因果。深刻认识FDI、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制定针对性的外资策略和人才培养政策，提高人力人本利用外资的效率，突破吸收技术转移能力的瓶颈。因此，为了推动江苏省经济更健康、更快速地发展，提出下列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政府对FDI的扶持和引导，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
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基础条件，所以江苏省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的硬环境和软环境，主要包括加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与FDI服务相关的一系列配套产业；促进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简化外商投资的审批手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等等。
（二）鼓励跨国公司组织的培训活动
由于江苏省FDI对人力资本的提高有一定的贡献，所以政府可以适当的对跨国公司提供一些优惠政策，降低其培训的费用，鼓励跨国公司多组织一些培训活动，支持跨国公司常与江苏省的研究机构和大学进行合作与交流，努力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吸收培训的外溢效应，并将学到的先进知识和技术运用在国内的企业里，以促进其更好更快地发展。
（三）继续加大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教育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性质，其社会效应远大于私人效应，因此政府对教育进行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以，江苏省政府应该继续增加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力度，提高教育经费在政府财政投入总额中的比重，不断地提高人力资本整体的教育水平和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高水平、高质量的FDI进入江苏省，从而通过FDI外溢效应进一步促进江苏省的经济增长。
（四）重视教育投资结构
根据以上的分析看出，江苏省教育财政投入培养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江苏省在增加教育投资力度的同时，还需要重视教育的分配方向和投资结构，优化教育投资的资源配置，站在充分吸收FDI外溢效应以及提高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角度来考虑投资结构，促使江苏省的教育投资结构与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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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经济效应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发展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基于此视角，本文选取多个指标，从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社会建设、科技活动、环境保护五个角度对中西部省份发展进行评价。发现经济水平的提高会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将是地方发展的重点。同时，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明显，自然环境对区域发展仍有较大束缚。发展落后地区应发现自身优势，避开劣势，探索出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从而改变当地落后面貌，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五位一体 区域发展 评价体系 中西部省份
一、绪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孔雀东南飞”的情况在中西部省份十分常见，人才的流失进一步加深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新世纪初，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提出的，同时，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中，并且，我国在过去有过西部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1]，此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显得十分重要。而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中部崛起“的政策，并在之后的几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有提及。中部地区承接东西，连接南北，是我国十分重要的粮食基地与交通枢纽，因此中部地区的充分发展，是搞活全国经济的必要条件。
在国家政策支持与东部发达省市的帮助下，中西部地区大力发挥自身优势，迅速提升经济水平，建设了诸如“青藏铁路”等一大批对区域及国家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基础设施。可是，在这十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能源的大肆开采，甚至是对自然环境的无休止破坏。西北地区的沙尘暴、西南地区的水污染、长江中游的洪灾、酸雨，都是粗放式经济发展的恶果。
党的十八大关注到了生态环境问题，并把治理污染与恢复生态环境提到了與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等一样的高度，充分说明了生态治理迫不容缓。从此，地方政府不再唯GDP论，而更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水平。本文根据“五位一体”的新时代发展理论，选取多个指标对中西部省市自治区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衡量评价。
二、文献综述
区域发展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研究内容，从东部到中西部区域发展不协调的情况一直存在，并且从我国明确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以来更加突出。学者们纷纷针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提出建议与破解办法，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部分学者从区域规划方面进行研究。李爱民（2019）研究了国家“十一五”以来的政策发布，探讨政策层面反映的区域规划发展问题，发现国家政策从多层次、中央地方共同推进等方面促进区域内外一体化发展，起到了一定效果[2]。李国平（2007）则对区域经济政策入手，研究了中部崛起过程中区域政策的实施主体及空间对象，并对结果进行了评价[3]。崔万田（2018）研究跨度较广，通过总结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区域经济政策演进与创新，发现现有的区域经济政策问题，为区域经济政策创新提供建议[4]。
也有学者从指标体系的角度进行区域发展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某地区的发展进行研究。胡健等学者（2018）测度了“一带一路”沿线64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可持续发展、竞争力和开放读三个方面进行测度与评价，对我国对外投资战略提供了参考[5]。李旭辉等学者（2019）根据近几年提出的“五新”发展理念，构建五大节点，对16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进行分享评价和综合评价，总结了所研究城市在五个维度方面的优势与不足，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建议[6]。高迪（2017）以新常态为背景，结合经济与能源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构建了能源与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对能源、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了建议[7]。
综上，现有的区域发展研究多集中在宏观的大背景下，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对外开放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但是关于微观视角的人民生活水平质量则很少有学者纳入评价指标体系，对于此方面的区域发展有待研究。
三、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评价指标选取
“五位一体”要求将五个维度的发展水平统统纳入地区发展的评价之中，这对选取指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为综合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了指导。
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选取了地区生产总值这一传统指标，但是生产总值并不能完全反映当地的经济发展质量，消费最终是高质量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加入了居民消费水平这一指标来衡量当地的经济发展质量。而我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确立市场在生产要素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指标体系构建中，将市场的开放与自由水平加入衡量体系中极为重要，经营单位所在地进出口额、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两个指标即可反映市场的自由与对外开放程度，而市场主体越多，纳税的数额就会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就会相应减弱，地方财政收支比很好的反映了市场主体的活力。
环境保护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晋艺波（2019）在评价武威市区域旅游与生态环境关系时，使用了很多反映生态环境系统的指标[8]，此处从中选取和城镇农村居民生活最紧密的两个指标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来衡量环境保护水平。
而对于社会建设方面，我们从卫生服务与知识普及两个角度进行衡量。卫生技术人员数反映了该省人民医疗健康保障水平，人均拥有图书馆藏量则反映了该地区文化发展水平。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科技投入是最重要的一个评价角度，企业在其中充当了最主要的角色，因此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作为一个评价指标，选取的另一个指标技术市场成交额同时将非企业类的研发活动也纳入其中。
综上所述，本文选取以下十一个指标对区域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二） 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的评价指标较多，为了避免在评价时使用过于主观的权重，因此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降维处理，以避免指标间出现的高度相关性可能带来的误差。
一般地，设有K个指标，分别表示为X1、X2、…、Xk，这K个指标构成了K维随机变量，可以表示为X=（X1、X2、…、Xk）。设该随机变量X的均值为，协方差矩阵为[9]。对X进行线性变换，可以构成新的综合性变量，用F表示，也就是说，新的变量可以通过原来的变量线性组合来表示，满足：
并且，满足此条件：λ2i1+λ2i2+…+λ2ik=1，（i=1，2，…，k）；其中，F1，F2，…Fk之间互不相关；F1是X1、X2、…、Xk方差最大的，依次类推。
根据此原则确定的综合变量指标F1，F2，…Fk就是原始指标的第一、二、…、K个注册后主成分。在分析中，第一主成分为方差最大的，一般选取特征值大于1或者累计贡献率为85%的，但是实际分析时，可以根据情况适当调整，不拘泥于传统的要求。
四、数据处理及评价结果
（一）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选取了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重庆、湖北、河南、湖南、山西、安徽、江西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7年的统计数据。
由于各指标单位不同，数值差异也较大，因此采取去除量纲的方法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具体方法为求出某随机变量下的极差，然后用每一个指标减去数值最小的指标，再除以极差，就得到去除量纲后标准化的指标。通过这种方法处理，每一个随机变量取值范围都为[0，1]，有利于进行主成分分析。
（二）实证过程与结果
1、相关性检验
以下数据处理过程均通过SPSS 22.0软件进行。首先进行KMO于Bartlett球形度检验，得到KMO值为0.720，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性水平<0.0001，说明选取的个体指标样本充足且具有相关性，适合于主成分分析。
2、主成分特征值及其贡献度、累积贡献率
一个主成分的贡献率代表此共同因子反映原始指标中的信息量，而累计贡献率就说明对应的几个共同因子反映原指标的信息量。计算主成分贡献度：
表 2 总方差解释表
总方差解释表中，前两个成分贡献度只有72.748%，第三个主成分特征值却未大于1，因此求出碎石图来判断第三个成分是否可以作为纳入主成分。观察碎石图，从第三个组件开始，折线趋于平缓，之前都较为陡峭，第三个组件可以纳入主成分。
3、计算载荷矩阵及得分排名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所选取的11个指标在三个主成分上的载荷分配量，得到如下的结果：
从主成分载荷矩阵表可以看出，主成分1主要反映了这七个指标的信息，反映了企业与政府在地区地区发展中对经济增长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可以命名为区域财富指数。主成分2则反映了三个指标，反映了个人在区域发展中所能享受的利益，可以命名为区域幸福指数。最后的主成分3，反映了一个指标，反映了区域发展中对地区居民健康的关注度，可以命名为区域健康指数。
通过载荷矩阵求得每一个主成分的评分系数。对于综合系数，则选取每一主成分的贡献度作为系数，即为：F=0.54356F1+0.18392F2+0.08649F3。设得分系数矩阵为：M11*4=（F1 F2 F3 F），原去除量纲的指标数值矩阵为X18*11，则最终得分矩阵为R18*11=X18*11*M11*4。
五、结论及建议
根据综合得分，将这18个中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为三组，湖北省、河南省、四川省、陕西省、湖南省和重庆市为高度发展区域，安徽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江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山西省为中等发展区域，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贵州省、甘肃省和西藏自治区为落后发展区域。可以发现中部地区发展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西北地区落后于西南地区。
观察三个主成分得分排名可以发现其顺序基本一致，同一区域在三个主成分排名之间无较大差异，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仍是地区发展的主要引擎。因此区域发展仍需要经济增长的带动，只有经济水平提高了，其他的软硬件服务设施才可以同时提高，并且环境保护意识也才能增强。
落后发展区域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多山地；（2）荒漠化；（3）高海拔。说明自然因素仍然是制约区域发展的重要束缚，落后发展区域应重点考虑如何打破自然环境制约，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发展当地的经济、社会与文化。例如新疆、云南两地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开展陆路贸易，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经济发展；贵州、西藏两地应多发展现代新兴技术产业，避开自身发展瓶頸。而甘肃、青海两地应优先治理环境，可以考虑绿色生态农牧业，通过治理环境的方式发展经济，开创一条荒漠高原地区发展的新道路。
区域发展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我国学术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也将成为地区政府的重要任务。随着东部沿海地区新一轮开放热潮的兴起，东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协调性很可能再度加剧，未来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将成为国家政策的重点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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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经济效应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引入垄断竞争、信贷约束等非完全竞争因素，考察了我国政府投资对房地产和非房地产部门效应的非对称性及其传导机制。参数校准后，模拟分析发现，政府投资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明显负相关，与房价表现为初期负相关、后期正相关，两者呈现非对称性；政府投资与房地产投资呈现明显的正相关，与非房地产投资初期负相关、后期正相关，这两者也呈现非对称性。同时分析表明，在我国政府投资对房地产和非房地产部门的非对称效应的传导机制中，政府投资的正外部性、负财富效应、居民理性收入预期和土地财政担当重要角色。
关键词：政府投资；房地产；非房地产；非对称；DSGE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1998年以后，住房的实物分配制度成为历史，按揭政策正式实施，房地产业亦突飞猛进。房地产业除了作为居民的住宅需求之外，还被一些社会闲置资本用来投机，进而引发全国范围的炒房行为，资产配置不公平所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严重威胁我国的社会稳定。“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也写入了十九大报告。近期，在住房投机需求遭遇国家行政限购干预的情况下，不仅购房数量出现短期下降，而且房价上涨态势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遏制，然而，房地产部门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潜在风险。我国政府通常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分强调大政府的作用，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不容乐观，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被政府广泛采用以谋求经济发展。2003年至今，我国的房价居高不下，尽管政府出台了密集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但收效甚微，开发商拿地建设房地产的意愿越来越强，房价泡沫也越来越大。过热的房地产投资导致一些房地产企业资不抵债，一些地级市的楼盘建设一半就因为资金问题被搁置，虽然房地产的投机需求近期有所下滑，但是购房的刚性需求难以抑制。由于房地产作为当代宏观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力量地位的削弱，给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房价高企、楼盘空置以及居民购置房地产受限，这些不合理的经济现象引发了社会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非房地产部门的发展态势却一直不佳。此外，政府投资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必然对房地产和非房地产部门产生非对称性的影响。
国外关于非对称性的大量研究表明，经济周期在扩张和收缩过程中，常常具有显著的非对称特征，伴随着经济周期的动态协同演变，作为经济稳定器的财政收支也呈现出相应的非对称性[1]。近年来，国外学者的研究侧重于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乘数效应，财政政策的“挤出”和“挤入”效应学术成果颇丰，缺乏针对财政政策效应非对称性的研究，探讨政府投资对房地产和非房地产部门效应的非对称性文献更是屈指可数。Sorensen和Yosha[2]研究认为财政政策的非对称性是由政府机构遵循预算平衡导致的。Christiano等[3]和Woodford[4]研究发现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名义利率降为零，政府投资拥有较大的财政乘数，直观来看，是因为当经济萧条时，政府扩大投资必然对私人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入效应。理论上，财政政策减缓经济衰退相比抑制通胀更加有效，财政政策效应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都具有非对称性，而且国外学者认为财政政策非对称性效应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流动性约束[58]。
同样，国内学者对于非对称性的研究也主要在货币政策上聚焦[910]，针对财政政策非对称性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在研究视角和模型使用上存在较大差异。针对财政政策非对称性内涵界定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首先是指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的响应不一致。刘金全等[11]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收支和预算盈余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非对称性特征明显。储德银和童大龙[12]认为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凯恩斯效应。其次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也就是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对产出和价格所产生的宏观调控效果有明显差异。王立勇和李富强[13]认为我国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
房地产周期和经济周期的趋势整体一致，房地产繁盛时期，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房地产萧条时期，经济发展步步维艰，所以房地产问题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同时，为了研究我国政府投资对房地产和非房地产部门效应非对称性的传导机制，笔者遵循研究经济冲击传导机制的通常做法，选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框架来研究。国内学者研究政府投资对房地产影响的成果不多，董昕[14]发现政府对房地产的投资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出效应。同时，国内外有关房地产问题的研究中几乎还没有在DSGE框架下来讨论政府投资与房地产问题。
在国外，有关研究房地产的宏观模型主要选取的是Iacoviello[15]构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参照国外通行的房地产宏观模型构建，本文也采用Iacoviello的模型进行研究。但本文对此模型作了三方面的拓展：首先，选择财政视角来讨论房地产问题，尤其是有针对性的研究我国相关热点问题。其次，假设房地产产量内生，而不是外生给定，房地产部门是一个生产部门。最后，引入土地要素在生产函数中。目前，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还仅仅是“吃饭财政”，地方政府财权严重不足，事权支出责任又没有减少，土地财政便成为地方政府弥补财力不足的重要手段，所以在政府收入行为中考虑土地财政。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一个包含中间品厂商、最终品厂商、没有借贷约束的家庭和有借贷约束的家庭的DSGE模型；第三部分涉及模型的参数校准；第四部分着重分析政府投资冲击的脉冲反应结果，以及讨论政府投资冲击的效应传导机制；第五部分进行总结和说明。
二、 理论模型
（一）模型的经济背景考察
这部分将在DSGE模型分析框架中，按照国内研究通常做法，主要引入垄断竞争、粘性价格[1617]、政府投资的正外部性[1820]、居民消費习惯或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21]、投资调整成本[22]、融资约束[2327]等不完全竞争因素，分析我国政府投资对房地产和非房地产部门效应的非对称性。同时，高然和龚六堂[28]参照Iacoviello，Iacoviello和Neri[29]，以及Liu等[30]的模型，建立一个比较贴合我国实际的DSGE模型，探讨我国土地财政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王频和侯成琪[31]也在Iacoviello的模型基础上，建立包含消费品和房地产部门的具有我国特征的DSGE模型，研究预期对住房价格和宏观经济总量的效应。由此可见，在Iacoviello的模型分析框架下，引入我国的一些非完全竞争因素对我国房地产市场问题研究具有解释性或匹配性，这意味着借用他的模型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经济主体的行为
1.最终品厂商的行为
假设该厂商在价格水平Pw生产出总产品，总产品通过使用劳动、房屋、资本以及土地生产出来，总生产函数设定为CD形式：
Yt表示总产出，At表示技术水平，K1t-1表示資本要素投入，ht-1表示厂房或房地产也作为一种投入要素，N′表示来自没有借款约束家庭的劳动要素投入，N″表示来自有借款约束家庭的劳动要素投入，L1t表示土地要素用于生产最终品厂商的投入。μ、ν、φ分别是产出对资本、房地产以及劳动的弹性大小，而α表示N′和N″作为投入要素之间的权重大小，1-μ-ν-φ就为产出对土地的弹性大小。
三、 参数校准
（一）居民偏好参数
参照梁斌和李庆云[32]，笔者将没有借贷约束的家庭效用主观贴现率设置为β=09926，根据Iacoviello，有借贷约束家庭的效用主观贴现率β2取值095，这里假设两种消费者的劳动供给弹性是相同的，依据王云清等[33]，对它们取值为η=15126，政府投资对家庭具有外溢效应，按照黄赜琳，针对政府对家庭作用取该系数值为αG=037。
（二）厂商生产参数
依据Iacoviello，最终产品厂商的效用主观贴现值γ=098，最终产品厂商产出对资本的弹性系数大小为μ=026，最终产品厂商产出对劳动的弹性大小为ν=003。王云清等文中调整成本弹性系数为ψ=44166，参照陈昆亭和龚六堂，资本折旧率δ=0025， 依据Iacoviello，中间品厂商的稳态加成值为X=105，αE=037，依据陈昆亭和龚六堂，取中间品厂商保持价格刚性的比率为θ=060，没有借贷约束家庭提供的劳动对最终产品生产劳动贡献的权重α=064。
在房地产厂商的生产函数中，假设只有资本和土地这两种投入要素，我国资本对产出的比重一般取值050附近，而且我国房地产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在我国房地产函数中资本对收入的弹性大小应该在050以上，为此笔者假设房地产产出对资本投入的弹性为αH=060，而房地产产出对土地投入的弹性为1-αH=040，同时，假设政府投资对房地产经济具有正外部性影响，在此笔者假定产出对政府投资的产出弹性为βH=035。
（三）政策偏好参数
依据梁斌和李庆云利用我国数据进行贝叶斯估计的结果，在此，本文泰勒规则中利率的权重rr=075；通货膨胀的权重rπ=260；产出的权重rx=060。根据我国年度数据，笔者将政府投资占产出比重取值为G/Y=020。按照王文甫和王子成[34]的做法，作为政府投资冲击的一阶自回归系数ρG=057，其对应的标准差σG为376%。
综合以上分析，居民偏好参数、厂商生产参数和政策偏好参数的校准值汇总如表1。
四、 脉冲反应结果分析及其传导机制
（一）政府投资冲击的脉冲反应结果分析
按照以上参数值进行模拟，分别得到房价、非房地产投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房地产投资对政府投资冲击的动态响应图形，其中qhat表示房价、Ihat表示非房地产投资、phat表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Hhat表示房地产投资，分别见图1和图2。
图1中，首先分析房价对政府投资冲击的响应。房价在当期大约下降12%，然后以较快的速度上升，在第4期左右达到峰值，上升大约4%，第5期后房价逐渐下降，在14期以后收敛到稳态附近。然后对政府投资就非房地产投资冲击的影响进行观察。非房地产投资当期大约下降37%，然后以较快的速度上升，在第6期左右达到峰值002，然后以较缓的速度下降，在第15期左右收敛到稳态附近。
图2中，首先观察政府投资冲击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当期以较快的速度下降，在第6期左右达到拐点，下降大约50%，第10期以后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值。接着说明政府投资冲击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房地产投资在当期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在第8期左右达到峰值0035，然后以较缓的速度下降，在第100期左右收敛到稳态附近。
总的来看，一方面，政府投资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强负相关，对房价表现为初期负相关、后期正相关关系，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房价呈现非对称性特征；另一方面，政府投资对房地产投资具有强正相关关系，对非房地产投资表现为初期负相关、后期正相关的关系，对房地产投资和非房地产投资呈现非对称性特征。在此得出的结论与国内学者的主流观点基本吻合，地方政府投资对商品房价格、房地产价值均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3538]。
（二）政府投资冲击的效应传导机制讨论
首先，来看政府投资对非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效应传导机制。政府投资对非房地产投资首先会有负向的阻碍作用，第5期后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在第15期左右收敛到稳态附近。政府投资促进房地产投资持续增加，第7期之前促进作用效果明显，第7期之后促进作用减缓，在第100期左右收敛到稳态附近。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投资会使消费者和房地产企业的行为产生一正一负的效应。郭庆旺和贾俊雪认为财政收支分权对地方政府投资规模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影响[39]。李永友认为中央财政支出政策的调控效果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40]。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政府投资对消费者和房地产企业行为一正一负的效应。首先是正外部性。一般政府投资对消费者和企业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4142]。公共领域是政府投资的主要范围，包括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投资。刘生龙和胡鞍钢[18]发现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消费者对房地产的需求和房地产企业对房地产的供给均产生正效应。其次是负财富效应[43]，因为作为政府融资方式的税收和公债水平的提高，主要源于政府投资的增加，促使消费者收入和企业利润下降，消费者和企业对非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需求也会相应减少，从而引起非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下降。
接着，来看政府投资对房价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效应传导机制。政府投资对房价在第2期之前是负相关的关系，在第2期之后变得正相关，第15期左右收敛到稳态值。政府投资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整体负相关，在第6期左右达到拐点，第10期以后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值。政府投资对房价的促进作用，也主要得益于政府投资的正外部性，由于政府投资侧重于公益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周边基础设施自然会受到政府投资的正外部性影响而受益，居民居住环境的美化必然导致房价进一步提升。政府投资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负相关，表明从消费情况来看，尽管政府投资的政策刺激不断加大，由于房价长期以来居高不下，居民的理性收入预期比较低，导致居民缺少充足的消费理由。我国的经济发展从源泉上缺乏消费和民间投资的内生动力，主要源于政府投资资金没有真正意义上进入相关领域，实体经济的政府投资资金流入严重不足，一部分政府投资资金进入了比较热的楼市和股市等领域。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依然处在通货紧缩区域内，居民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扩大消费。因此，政府投资对房价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效应的非对称性影响由政府投资正外部性、居民理性收入预期降低综合而成，从而表现出，政府投资增加的同时会导致房价长期呈增长趋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整体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