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要素范文

经济增长要素范文第1篇

以广西代表性的竞争性行业和垄断行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情况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验证并解释了以行业垄断程度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即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分割因素在该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广西要大力发展竞争性行业、垄断行业要实行适应市场的用工制度、放宽对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准入，允许引入民间资本、积极应对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对就业带来的挑战的建议。

关键词：

行业垄断程度;劳动力市场分割;经济;劳动生产率;就业

F2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根据奥肯定律中的经验法则：失业率每增加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比潜在国民生产总值减少2.5%左右;反过来，如果要使失业率降低1%，则国民生产总值就必须比潜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2003年至2011年，广西GDP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6%，同期就业人口平均每年增长1.25%，呈现“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情况。但是，从一些学者的研究情况来看，学者陆燕春、杨喜孙在对广西1985年至2005年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广西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时并不完全意味着就业增长呈同向变化，在不同产业的就业弹性情况下，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存在不同方向的变化。从全国范围看，曹建云研究得出1978-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呈现微弱的负相关关系，二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015，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人口数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关系，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不是就业增长的Granger成因，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有效地促进就业增长。

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究竟是以怎样的机理，需要进一步探究。目前，广西存在着不同行业垄断程度，即以竞争性行业与垄断性行业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由于这些分割因素的存在，使得广西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正相关影响弱化。同时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研究，得出劳动生产率也是影响就业提高的重要因素，为使分析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更全面，使研究更贴近实际，因此在研究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同时引入劳动生产率这一调节变量进行分析，本文将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以广西代表性的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的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就业增长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建立数学模型，对广西代表性的竞争性行业、垄断性行业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内在作用机理。

2 研究理论与假设

2.1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先后提出的产出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数量的增加，劳动与产出的模型为：W=P×L，W是产出，P是劳动生产率，L是劳动力数量。柯布和道格拉斯根据美国的经济数据提出了投入与产出关系的模型：Y=λKαLβ，其中H代表产出，K代表资本，L代表经济中的劳动，α是产出的资本弹性，β是产出的劳动弹性，索洛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建立了技术进步情况下的索洛模型：

Yt=A0eλtf(Lt，Kt)

函数中Yt，Lt和Kt依次为t时期的产出、投入劳动量和投入的资本量λ、A0、α、β为参数。其中，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λ代表技术进步率，eλt代表技术进步因子。该模型证明，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具有一致性。

我国学者陈晓毅通过建立变参数模型，应用卡尔曼滤波估计研究得出，广西经济增长对于就业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且经济增长有利于促进就业提高。吴雨对广东省经济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得出广东省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有促进作用。陈琭婧研究发现贵州省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李海东对福建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相关性进行分析时得出福建省近年来存在“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情况，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存在非一致性。从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大体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有促进作用，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在此提出假设：

假设1：广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有促进作用。

2.2 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的关系

刘勇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就业增长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从短期看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就业之间是对立的逆向相关关系，但从长远来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王忠通过研究得出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就业增长率将会下降。

王林辉、董直庆利用MS-VAR模型分析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存在非一致均衡特征，二者存在替代效应。田成诗、王婵对辽宁省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数据进行分析时得出辽宁省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就业增长具有非一致性，有替代效应。因而在大量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广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劳动生产率提高会使就业率下降。

2.3 劳动力市场分割及其调节作用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可以追溯到约翰·穆勒和凯恩斯，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有非竞争性的特点。现代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学者们认为传统理论无法解释劳动力市场的诸多现实问题，他们摒弃了竞争式分析方法，强调劳动力市场具有分割属性，制度与社会因素对劳动力市场有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相关的学说和不同的分支。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Doeringer&Piore，1971)与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Doeringer&Piore，1971)是两个重要的基石，其中皮奥里(MRore)和多林格(Doeringer)最早完整提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dualthory)是分割理论中被引述得最多的一种并成为分割理论的代表。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不是完全竞争和统一的。

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问题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存在不同的观点。许经勇、曾芬钰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城乡分割、行业分割、地区分割。

聂胜认为1990年以来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非国有经济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单位间的流动性加强，所有制分割不断弱化。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大多数行业引进市场竞争机制的同时，仍对某些行业实施行政垄断，开放与垄断行业的劳动用工、工资福利制度不同，收入水平差异日趋明显。王大鹏认为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阻碍着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限制了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造成了效率损失。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以行业垄断程度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在广西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的相关关系中有调节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04年至2012年广西统计年鉴数据，对于数据中垄断性和竞争性行业的划分，Demurger、Fournier、Li and Wei(2007)的研究中把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作为竞争行业，把金融业、水电煤气水生产供给行业划分为垄断性行业。马欣欣在分析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时把地质勘查、水利环境业划分为垄断性行业。并且很多学者在对中国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进行研究和分类时，大多把农林牧渔、制造、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划入竞争性行业，通常把金融、通信、水利电力煤气等行业划入垄断性行业。因此本文在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后，本文中的数据选取广西代表性的垄断性行业为：(1)电力煤气水生产供给行业。(2)金融业。(3)科学、地质综合技术服务行业。(4)水利、环境行业。竞争性行业为：(1)农林牧渔。(2)制造业。(3)建筑业。(4)批发零售业。(5)住宿餐饮业。并求出2004-2012年各年垄断性行业、竞争性行业不变价增加值总额、劳动生产率、就业人数总和。同时为了消除价格变化的影响，采用“平减指数”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数据如下表1、2所示：

3.2 研究模型与变量解释

本文基于假设1和假设2建立线性回归分析方程模型：

W=αX1+βX2+C

其中W为就业人数是因变量，X1为增加值，X2为劳动生产率，C为常数，α为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回归系数。β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回归系数。

基于假设3，为了更好地验证不同行业垄断程度，即竞争性和垄断性的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因素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分别要建立竞争性行业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模型：

W1=α1X11+β1X21+C1

垄断性行业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模型：

W2=α2X12+β2X22+C2

此外，两个模型中的系数α1与α2、β1与β2有显著的差异。

3.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Eviews7.1软件对数据进行最小二乘OLS回归分析，并直接对比观察广西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的数据，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主要内容有：(1)检验统计数据的拟合优度，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2)通过回归分析，验证上文提出的广西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之间关系的两个假设。(3)通过对比数据，总结归纳，验证上文中以垄断性和竞争性行业和制度为表征的市场分割因素在广西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的相关关系中有调节作用的三个假设。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增加值、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研究

表3、表4、表5显示了全部行业、竞争性行业、垄断性行业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变量即经济增加值、劳动生产率与就业之间的数据回归结果。

从表3-表5中各表中调整后的R2可以看出这一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好，且3个模型均通过通过F检验，在整体上显著。

从单个变量的情况来看，全部行业的经济增加值X1对就业人数W的回归系数α为0.73，且在与P小于0.0001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就经济增长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有效带动就业人数增加0.73个百分点。全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X2对就业人数W的回归系数β为-0.17，且在与P小于0.0001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劳动生产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就业人数减少0.17个百分点。

对于竞争性行业，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带动就业人数增加0.79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得就业人数减少0.18个百分点。

对于垄断性行业，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0.13个百分点的就业人数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对于就业人数影响则甚微。

综合以上数据结果显示，在广西全部行业，或者分垄断性和竞争性行业，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正相关关系显著，且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有促进作用，因此假设1成立。同时从广西全部行业来看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劳动生产率提高会使就业率下降，所以假设2成立。因而这一结果也说明要解决就业问题，关键还是大力发展经济，但同时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也发现竞争性行业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要远远高于垄断性行业，竞争性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就业人数减少也要多于垄断性行业，这需要在以下内容中做进一步的探究。

4.2 以行业垄断程度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的调节作用

从上文表3-表5中的数据结果来看，不同的行业垄断程度即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的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可见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由于行业垄断程度的不同，竞争性行业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垄断性行业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应，且竞争性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替代作用也要高于垄断性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产生的效应。垄断性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回归系数β2仅为-0.00005，而竞争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回归系数为-0.18。产生这样的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两大类：行业自身原因和劳动力个人的特征。文章主要讨论行业自身的因素，因而从行业自身因素来判断，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存在着用工制度和管理上的差异，在用工制度上垄断行业多为国有和集体企业，多为存在着“铁饭碗”的情况，在企业生产能力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时，企业并不采取裁员的措施来进行劳动力调节，这样垄断性行业的就业规模就比较稳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替代作用就较小，这会引起企业的用工效率下降，增加成本。而竞争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替代效应则较大，这表明了竞争性行业对市场更具有适应性、用工制度更灵活易变，竞争性行业企业的用人效率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也跟着提升，这可以从表1的统计情况中得到验证。

结合表3-表5在全部行业中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系数为0.73和-0.17，而在竞争性行业中，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的系数为0.79和-0.18，在垄断行业中，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对就业的系数为0.13和-0.0005，垄断性行业对应全部行业的系数相比差异则较大，可见在广西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的共同背景下，竞争性行业的经济增长能够带动更多的就业机会。

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3，即以行业垄断程度为表征的市场分割因素在广西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的相关关系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5 结论启示

本文以广西代表性的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为研究对象，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研究了广西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证实了广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广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且验证广西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的存在，并解释了以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分割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上述两个相关关系中发挥了调节作用。综合全文得到以下启示。

5.1 大力发展竞争性行业，促进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增长

在相同条件下，经济增长更能带动竞争行业吸纳就业人数，通过大力发展竞争性行业，能够有效的促进就业;因此政府应当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而竞争性行业中多以中小企业为主，由此政府可以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有利于其发展壮大，从而吸纳更多人员就业。对比发现竞争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要远低于垄断性行业，因此，对竞争性行业要加大投入技术研发和管理创新，如发展现代农林牧渔业。如餐饮、住宿行业，企业也要加强自身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能力的培训和提升，提高竞争性行业从业人员的经营管理能力。

5.2 在垄断性行业实行合理的、适应市场化需求的用工制度

广西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以行业分割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垄断行业享有更高的工资，因而劳动力在就业时会优先考虑进入垄断行业，即使一时无法就业也会宁愿选择暂时性失业。因此要促进就业，就应创造一个公平、有效率、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在竞争行业中，企业的竞争会促进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竞争。同时实行合理的用工制度，适应市场化需求，有利于降低人力资源成本，提高企业劳动生产效率。

5.3 放宽对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准入，允许引入民间资本

为了解决广西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呈逐年波动下降的问题，提高广西垄断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市场竞争力，政府和企业应着手对部分垄断性企业的改造，使之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放宽对一些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准入，例如放宽对金融行业的市场准入，允许引入民间资本和外商投资，从长远来看这对于广西金融业的发展和完善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能增强广西金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金融行业的过高收入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但是这需要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秩序加强监管力度。

5.4 积极应对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导致失业率提高的挑战

从短期看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会对广西就业增长产生不良影响，但从长远来看由于技术进步、会刺激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会促进社会物资财富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会使人们的需求产生同向增长，从而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本来生产，从而促进就业。因而为了应对短期的不良影响，政府应当完善社会就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在加快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应该投入更多资金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和培训，从而提高他们适应技术进步变化的能力，反过来，由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又会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

参考文献

[1]陆燕春，杨喜孙.广西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J].海南金融，2008，(5).

[2]曹建云.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8.

[3]朱晓东.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实证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0.

[4]陈晓毅.基于变参数模型的广西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统计教育，2008，(8).

[5]吴雨.广东省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1.

[6]陈琭婧.贵州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08.

[7]李海东.福建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及就业相关性分析[J].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11，(9).

[8]刘勇.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扩大劳动就业之间矛盾的对策[J].经济纵横，2006.

[9]王忠.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就业增长替代关系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9).

[10]王林辉，董直庆.技术进步和就业增长关联效应：基于MS-VAR模型的动态分析[J].社会实践战线，2011，(1).

[11]田成诗，王婵.辽宁省就业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7，(3).

[12]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3]LEONTAR ID I R M. Segmented labor markets：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998，(12)：63-101.

[14]许经勇，曾芬钰.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分割[J].当代财经，2000，(8)：9-13.

[15]Demurger，S，M.Fournier，Li Shi and Wei Zhong.Economic Liberation with Rising Segmentation in China’s Urban Market[J].Asian Economic Papers，2007，5(3)：58-103.

经济增长要素范文第2篇

经济结构调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移、体制和组织创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我国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发发展为目标，积极主动、全方位地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在物质上保证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实现，从而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

一、第

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一是，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更好适应全球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一度带来严重冲击。这种冲击表面上是对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对过多依赖外需的增长结构的冲击;二是，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进口的依赖程度明显上升，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

经济增长要素范文第3篇

1 煤炭消费和经济增长特征

1.1 煤炭消费特征

在我国的工业消费当中, 其中发电和炼焦行业对煤炭的需求量是最大的, 这两个行业的煤炭消费每年要占据全国开采煤炭量的一半以上。另外, 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对煤炭消费有着极大的需求, 但是随着其他新兴的能源的发展, 我国在生活上面对煤炭的消费逐年在降低, 转由天然气等资源代替煤炭资源。

1.2 经济增长特征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 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1957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068亿元, 到2016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72万亿元, 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率超过9.9%。我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也由1957年的168元增长到现在的49351元, 并且在201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2 煤炭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煤炭经济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煤炭消费的增长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 我国的经济增长对煤炭经济有一定的依赖性。第二, 国家经济的增长是煤炭消费发展的前提, 只有经济增长才能够促进煤炭消费的进一步增长和煤炭资源科学合理的开采与利用。虽然煤炭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 但是经济的增长不能过于依赖煤炭资源的开采, 煤炭资源虽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种动力, 但是过于依赖于煤炭资源会严重阻碍我国的经济的发展, 因为煤炭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 过度的开采会带来煤炭资源的耗竭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

2.1 煤炭消费影响经济增长

社会经济的增长需要煤炭资源的投入使用到产出, 煤炭资源为我国的工业生产提供了保证, 利用煤炭资源能够推动工厂的机器生产。因此, 煤炭资源的供应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在工业生产中, 没有煤炭资源的支持, 就不会顺利的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生产产品的产出。在一定的程度上, 煤炭资源的消费能够推动我国的经济增长, 煤炭资源是国家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之一。

2.2 经济增长影响煤炭消费

国家的经济增长离不开的煤炭资源的支持, 但是煤炭资源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 国家不能够对其随意开采, 应该科学合理的进行开发利用。经济的增长能够为煤炭的消费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推动了煤炭资源的需求量, 只有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才会对煤炭资源产生更大的需求。经济的增长也为煤炭的开采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在开采的过程中更加的科学化, 更加的注重到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

结束语

煤炭资源是我国的工业生产中的必需品, 煤炭经济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作用, 经济的增长同时也促进着煤炭资源更加科学合理的开采。但是我国的经济不能过于依赖煤炭资源的消费, 应该向现代化、科学化的行业转型。只有协调好煤炭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才能够促进我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 提高煤矿开采的质量和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

摘要：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有限的自然能源对我们生活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煤炭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所必须要的物质基础之一, 煤炭经济与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联系。我国的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山西省, 山西省的经济增长很大的程度上都是依赖于煤炭资源, 在短期时间内山西省的经济离不开煤炭资源的开采。因此, 山西省应该要提高煤炭的勘探、开采以及清洁净煤的技术, 节约煤炭资源。我国对于煤炭资源的合理发开和利用, 能够极大的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本文通过研究我国的煤炭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分析煤炭经济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煤炭经济,经济增长,关系

参考文献

[1] 车亮亮, 韩雪, 赵良仕, 等.中国煤炭利用效率评价及与经济增长脱钩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 (3) :104-110.

[2] 吕连宏, 薛婕, 杨占红, 等.中国省域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生态经济, 2016, 32 (11) :47-52.

经济增长要素范文第4篇

摘要：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的一致性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经验。但对于我国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关系，则存在较大的争议。系统回顾了学界的研究进展，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

经济发展；就业增长；就业弹性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就业弹性来表示。就业弹性描述的是经济增长1%所带来的就业增长率。其计算公式为：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一般是正相关的。无论是处于竞争均衡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还是处于结构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进程都证明了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的这种互动机制。然而，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是否也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则存在很大的争议。有论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从1979年的0.44下降到2001年的0.18，分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也显著下降。即经济增长对扩大就业的作用逐渐减弱。

2 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1962年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用来近似地描述失业率和实际GDP之间的交替关系。其内容是，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约1%。即该定律说明了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二者呈反向变化的关系。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奥肯定律”似乎“失效”了。有论者指出，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是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失业率并存（赖小琼，2001）。我国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就业的相应增长。1981-1985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77%，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32%；1985-1990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89%，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1%；1991-1995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56%，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23%；1996-1999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30%，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96%。可以看出，1991年以来，我国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与前期相比有较大幅度的降低，较高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利用1978年-2001年中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数据，龚玉泉、袁志刚（2002）发现，尽管随着劳动要素市场配置机制的作用不断强化，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

性程度在不断下降，同向变动的趋势逐渐明显。但是经济增长与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相关性一直不明显。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具有明显的向下“刚性”。从GDP就业弹性来看，自1978年以来基本上呈下降趋势，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GDP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他们提出，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挤就业的。

以胡鞍钢为代表的学者坚持认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无就业增长”。高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带动高就业率。通过对就业增长与GDP增长的回归分析，胡鞍钢等（2004）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9年），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315；第二阶段（1990年-2000年），高经济增长率与低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112。

3 经济发展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机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虽然在对就业弹性的具体测度上存在差异，但学界普遍持有的看法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非一致性。进一步地，围绕这种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

早期，对于两者之间的这种非一致性，有论者利用技术进步加以阐述。虽然技术进步可以通过其内在的创新和扩散机制不断扩张经济社会的生产力前沿边界（即GDP潜在增长率）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TFP），但利用技术进步因素来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就业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来看，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是双重的。从技术冲击的短期效应来看，由于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同量产品和资本的所需的劳动力投入会逐步下降，从而产生技术进步的就业挤出效应。但从技术进步的长期影响来看，技术进步能大大增加社会产出，提高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并导致社会消费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尤其是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技术进步在长期又具有就业增长效应。其次，从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数据实证来看，以高技术和新经济著称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GDP就业弹性明显高于中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韩国，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高，而在大多数年份，其GDP就业弹性几乎是我国的2-3倍。

龚玉泉、袁志刚（2002）认为，上述的解释并未对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阐释。他们指出，要正确理解和识别中国经济增长和实际就业增长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和衡量劳动投入，尤其是名义劳动投入和有效劳动投入。有效劳动需求量是指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约束下、以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价格（工资成本）为原则的劳动力使用量。有效劳动需求量反映了就业的有效性和利用程度，名义就业人数反映了企业中在编人数的多少，仅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数量概念。在我国，统计上的从业人员是指名义就业人数，统计上的就业增长也是以此指标计算出来的。在我国，有效劳动需求量和名义就业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和在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实行安置型就业的计划经济时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往往小于名义就业人数，其表现是企业对劳动力的低效率使用、人浮于事、“有职无工”，即隐性失业；在市场经济改革初期，有效劳动需求和名义就业人数的数量偏差逐步缩小，而当经济增长带来有效劳动需求量增加时，名义就业人数并不一定随之增加，而是表现为企业对冗员的充分利用，即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名义就业人数的增长；当市场经济改革完全到位时，经济增长与有效劳动需求量就会出现协同变动，而且所有就业人数均为有效就业者。

胡鞍钢等（2004）认为，从1992年至今，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的中期。这一时期全面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需要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在这种部分行业、部分经济类型出现衰退，另一部分行业和经济类型不断崛起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调整，所以这一时期的就业形势显著地表现出“创造性摧毁”的特点，同时也进入了高失业、低就业、高增长阶段。一方面在新兴产业（指IT信息服务业、旅游业、金融保险业、文教卫等）、新兴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另一方面在传统正规部门中（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大量摧毁旧的工作岗位。这是一个典型的“创造性摧毁过程”，但创造的速度远远低于摧毁的速度，造成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

4 结论性评论

我们看到，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进行了具体和系统的研究。这对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价值的。具体而言，对于中国的就业弹性是否偏低，以及导致其变化的原因，仍存在广泛的争论。我们认为，从一般的角度看，最为关键的是要对“就业弹性”的概念以及它的适用范围有更为清晰、明确的认知。宋长青（2006）从6各方面阐述了在计算就业弹性时应当注意的问题。（1）就业弹性只有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够显现出来；（2）就业弹性的计算范围应该是一个国家或一个较大的地区，而不是一个企业或一个范围较小的地区；（3）不宜计算分城乡的就业弹性；（4）计算的时间应该是一个时期（即若干年）的数值，而不宜仅计算一个年度的数值；（5）就业弹性计算所依据的数据要精确，但计算结果不必追求太精确；（6）应计算一个时期年均增长的就业弹性。

我们相信，在正确看待“就业弹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和制度变迁，才能对我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关系有一个更为准确的理解。进而，才能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明确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方向。

参考文献

［1］梁庆文.我国人口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状况的关系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0，20，（5）:14-18.

［2］赖小琼.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J］.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43-46.

［3］龚玉泉，袁志刚.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机理［J］.经济学动态，2002，（10）:35-39.

经济增长要素范文第5篇

摘要: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克服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必须关注社会公平｡现阶段我国的政策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大力强调收入分配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进行再度探讨｡

关键词:公平;效率;基尼系数;收入分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效率优先的政策倾斜,传统的公平受到了现代公平的挑战,懒散的公平受到了竞争公平的挑战,且后者“力大无比”,最终战胜了前者｡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今天,将如何在注重效率的条件下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是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公平与效率的含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公平是一个处理事情的原则,公平即平等相待｡在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中,我们围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一个命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里着力解决的是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突出矛盾｡

何谓公平,理论界目前占主流的观点认为“公平”主要表现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收入差距大小适宜的公平观｡

第二,按劳分配的公平观｡这种公平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所形成的不同收入的“天然特权”,要求废除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第三,机会均等的公平观｡

第四,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的公平,不仅仅表现为结果的公平,而且要求竞争机会的公平,分配的过程以及尺度和规则的公平｡

关于效率｡近年来讨论的效率是指经济效率,指资源投入和生产产出的比率,是资源的有效使用和配置｡

公平与效率关系,一直是引起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的课题｡经济学家更强调效率,而社会学家更强调公平｡西方学者从机会成本视角出发,普遍把公平与效率看作是替换关系｡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而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某些效率｡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经济哲学的视野提出,公平与效率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二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但不是没有任何矛盾｡矛盾性表现在:一方面公平对效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效率开始提高了,旧的公平观仍居于主导地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为了一个目标,需要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它们的统一性表现在: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促进效率,分配公平合理能够使各个阶层的劳动者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能够促进社会稳定,从而全面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

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大量经济效益只有凭借效率才能取得,因此人们会优先考虑经济效率,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也造成我国居民收入不断拉大的现实,贫富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二、我国现阶段，由于政策向效率倾斜造成的有失公平之处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都享受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特别是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的实惠｡但世界银行专家计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47｡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的水平｡

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的百万富翁有300万人,占总人口的0.23%,美国的百万富翁为350万人,占总人口的2.5%;城市的工薪阶层极少数先富的农民占总人口的35%,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8%｡

社会主义最大的社会公平,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这种公平,但同时也反对把效率绝对化,如今我们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应着力寻找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点以及最优平衡点,以实现更加注重公平｡

三、在现阶段更加注重公平，寻求公平与效率的最优平衡点的政策调整

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求得社会和谐,需要在政策上有所调整｡我国目前的分配结构呈现“金字塔”结构,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需要构建一种“椭圆”形状的稳定的收入分配结构,就要采取适当的提“低”､扩“中”的政策｡

首先,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这是解决当前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关键,也是“十一五”规划重点提出的政策｡对于城镇低收入者可以采取适时适度提高最低生活费､最低工资等“救命钱”,发布工资增长指导线等措施来解决｡目前,全国各省､市､区已普遍建立最低工资制度,23个省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还有33.9万个企业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其次,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这部分人在中国以公务员为代表,应当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使他们的技术､资本､管理等要素在收入中进一步得到体现,从而提高收入水平｡通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范围｡

调节还是限制高收入群体收入,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敏感话题｡政府不能以行政手段对高收入加以限制,而只能通过税收手段来调节和保证收入的合法性,甚至可以选择遗产税和赠予所得税､奢侈品消费税等手段来缩小收入差距｡我们还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加大宏观管理力度:

1.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可以针对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流入,加大对西部及东北等相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支出,增加教育投资,引导多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

2.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努力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国民收入分配要向农业和农民倾斜,进一步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改革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政策,让进城农民工享有城市居民同等待遇;确实保护好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防止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通过动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和财富增量部分,向农村倾斜,为农村人口获得均等的收入创造机会提供必要条件｡

3.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加快推进电力､石油､铁路､民航､电信等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强化垄断收益分配管理,调整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制度,建立垄断超额利润上缴制度,将其收归国家财政｡

4.加大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跟踪和监督｡健全和完善居民收入统计调查制度,建立居民收入分配的监测预警体系，建立城乡贫困监测体系｡

社会公平可以分为“效益公平”和“道义公平”｡前者释放社会能量,后者保障社会稳定,都不能偏废｡为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失公平现象的发生,要制定一系列公开､透明､维护社会公平的政策､法规和制度,让公平问题变得有章可循｡我们必须从现时起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过渡,并且要一定程度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1］ 潘家耕.浅谈公平与效率的关系［N］.安徽日报,2006-02-06.

［2］ 宋圭武.公平､效率及二者关系之我见.经济学家网站,http://www.boraicl.com

［责任编辑孙莉艳］

经济增长要素范文第6篇

【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多维度考查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测算出比较接近湖北实际的人力资本存量,分析人力资本发展状况与趋势,测算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并通过与上海的对比研究,获得促进湖北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存量

1 前言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领域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资本决定论到技术进步决定论,再到人力资本决定论。从一系列的理论演变来看,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的研究曾多次证明了不同时期人力资本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巴罗、萨拉伊马丁等经济学家对世界上98个国家从1960年至1985年间人均GDP增长率的比较分析也证明教育投资的增长是人均GDP增长的重要原因;当代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戴维•S•兰德斯在其名著《国富国贫》中曾经写到:“国家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首先是制度和文化,其次是钱,但从头看起而且越看越明显的是,决定性因素是知识”。这说明,在现代国家的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要素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

一、经济增长模型的介绍

由于本文研究的经济增长是包含人力资本这一变量的,故本文采用沈利生、朱运发在《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定量研究》所用的计算模型。该模型为:

2 指标的选取和计算

2.1 经济增长指标的选取和计算

要评价某一地区或某国的经济增长,就应当选择与地区经济增长有关的指标。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有很多,从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我们可以选择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判断增长的基础指标。本文采用的数据是湖北统计年鉴中历年GDP当年价数据,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我们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GDP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可比价GDP值见表1。

2.2 物质资本存量的测算

资本投入量应为直接或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或简称资本存量),它既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種物质产品和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活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如住房等。估算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最常用的方法一般为:(1)通过普查或根据一定的假定估算出某一计算基期的全社会资本存量;(2)取得各年份产业部门的投资数字,并将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各年投资额分别换算成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投资额;(3)按每年投资额中各类资产的投资构成,以专门调查测算的各类资产的平均使用年限为依据,测算出每年资本报废的价值,并予以汇总;(4)从历年投资额中扣除报废总值,得出各年资本的实际增量;(5)根据上年资本存量加本年资本增量等于本年资本存量的原理,推算出历年资本存量的数字。

计算资本存量K常用的方法是永续盘存法,该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利用统计年鉴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资料,而且可以任意选取某一年作为基期往后逐年递推,因此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广泛被应用。本文运用这种方法的步骤是:

(1) 首先对1992-200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均用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处理;

(2) 采用Hall和Jones(1999)的方法计算出1991年基期的全社会资本存量;

(3) 确定固定资产折旧率,并从各年资产中扣除报废总值,得出各年资本的实际存量;

(4) 逐年资本存量相加,得出历年资本存量数字;

本文以1992年为资本存量基期,采用Hall和Jones(1999)的方法模拟当年的资本存量,即

〖JZ〗L92=L92/(g+δ)

其中I92是199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g是1992-2007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几何平均数。δ为重置率。本文假定重置率等于折旧率。Hall和Jones(1999)模拟世界127个国家资本存量时采用的6%的折旧率,本文参照了张军(2004)在资本相对效率呈几何递减的模式下求得的各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9.6%这一数值。

然后采用永续盘存法公式:K(t)=K(t-1)+I(t)-K(t-1)

即当年资本存量等于上一年净资本存量加上当年投资额,其中t是年份。数据来源为1992年-2007年各年的《湖北统计年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物质资本存量的计算结果见表2。

3.2 人力资本对湖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

根据经济增长模型所得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各个阶段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年均增长率,计算各个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得结果见表3。

根据经济增长模型的结果,在近16年来,人力资本对于湖北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为32.21%,资本的贡献占61.58%,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不高。分阶段来看,1997-2001年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最高,达到了43.58%,1992-1996年最低,为22.69%。资本的贡献在1992-1996年和1996-2000年分别达到了66.23%和67.5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很高。

4 人力资本对湖北和上海经济增长贡献的对比

根据上述的计算方法,我们收集了上海的GDP、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数据,应用经济增长模型计算了各要素在上海经济增长中的产出弹性和贡献率,见表4。

根据经济增长模型的结果,在近16年来,人力资本对于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为49.58%,资本的贡献占45.30%,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较高。分阶段来看,2002-2007年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最高,达到了57.26%,1992-1996年最低,为39.75%。资本的贡献在1991-1995年和1997-2001年分别达到了54.23%和40.95%,呈下降趋势。

据表3和表4,可以发现,湖北与上海的GDP增长率相仿,均为14%左右,就1992-2007年来看,后者的物质资本要素的贡献较低,而人力资本的贡献较湖北高出17个百分点。从近16年的上海经济增长来看,经济增长速度略有下降,但是投入要素已趋于合理,经济的增长更多的依赖人力资本的投资。

5 结果和建议

5.1 计量结果解读

根据上面的计量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结果:

(1) 湖北物质资本驱动经济增长明显。根据表3,对1992-2007年湖北经济增长来说,物质资本存量的贡献高达61.58%,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为32.21%,余值贡献为6.22%,充分说明湖北经济投资驱动的发展特征。特别是2002-2007年间,人力资本的贡献出现下降趋势。对比上海的人力资本存量贡献(见表4),可以看出,上海已经开始转变了投资模式,逐步走上了依靠人力资本投资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如果湖北经济想要缩小与上海的差距,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物质资本投资转变为依靠人力资本投资。

(2) 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要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效率。表面上看,湖北物质资本存量的贡献为人力资本存量贡献的2倍左右。但是我们看一下湖北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就可以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占GDP的比重远远小于固定资产占GDP的比重(见表5)。从总量上来看,固定资产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5倍左右,而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人力资本的2倍,这就说明投资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远远高于投资于固定资产。而且,上海的经济发展也说明,上海1992-2007年平均物质资本投资大于人力资本投资,但其贡献却小于人力资本贡献,说明了物质资本投资会产生边际递减,如果一味的偏重物质投资,而不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只会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沈利生(1999)曾对人力资本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模拟预测,结果也显示,平均来说,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并相应的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方向的。

5.2 政策与建议

人力资本的开发已成为落后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特别是在科技迅猛发展,世界经济已进入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新的发展阶段,人力资本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特殊资本。为了更好的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本存量,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发挥人力资本效益,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改善投资的结构和效率

首先,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最重要方面,政府应该增加教育方面的投资,完善义务教育,向正规培训以及职业培训提供补贴。培育教育投资多元化主体,要实行多渠道、多形式的全民教育,除社会团体、海内外人士募捐外,国家、企事业单位和受教育者个人都按一定的比例共同负担,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应实行多种办学投资形式,通过“转制”等多种途径加大社会民办比例。其次,加大卫生保健投资,提高劳动者身体素质。卫生保健投资应当分层推进,统筹安排。

(2) 改善人力资本配置方式,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人才管理、流动、激励、保障机制

第一,我们必须革除原有的僵硬的人才流动制度,建立统一的、完善的、具有竞争活力的人力资本市场体系。人力资本的合理配置会给人力资本所有者个人带来直接收益,如收入提高、生活改善等。当下,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把流动本身看作是一项收益显著的人力资本投资。从社会宏观角度看,人力资本配置其实是通过投资己经形成的人力资本在地区、部门、企业之间的相互交流,其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相应的市场体系和机制的各个环节的匹配程度。

第二,要改革现有的人事制度,建立面向社會化服务管理的市场中介机构,使人事管理适应专业化人力资本流动和人才市场运行的要求。应当认识到,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是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市场化流动的关键。我们要鼓励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一些民间社团组织共同参与到专业化人力资本流动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来,加强专业化人力资本流动和人才市场的宏观调控。政府应从法律规范上和政策措施上为企业家人力资本市场化流动提供宽松适宜的外部环境,建立健全企业家注册制度、档案和技术级别认可制度、任职资格制度和任期业绩评估制度及相应的中介组织体系。这样才能使人力资本的作用得到更大的发挥,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

(3) 完善保护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

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取决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大小、投资的效率和结构、流通是否畅通等等。外部因素就是指人力资本在有效发挥对经济增长作用时所需具备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外部条件对于提升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有时起着关键的作用。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严密的对物质资本保护的制度体系,但我们对人力资本却依然缺乏重视。事实上,人力资本的浪费、损耗以及配置不当的现象时有发生,这迫切需要建立人力资本的法律保护制度。其主要内容应该包括:明确规定人力资本的法律地位;规定人力资本浪费的惩罚条款;规定鼓励高效配置人力资本的行政性法规;建立对人力资本所有者保护的相关法规。

参考文献:

[1]王超、罗然然,《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2007(4).

[2]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

[3]王金营,《对人力资本定义及涵义的再思考》,《南方人口》2007(1).

[4]王蔚东,《人力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考》,《商业研究》,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