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一、网约车使用情况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共发放517份，回收509份，有效问卷490份。个人访谈，选择10位乘客和5位网约车司机。
（一）网约车用户分析
被试中网约车用户452位，占比92.2%;非网约车用户38位，占比7.8%。在同年龄段中，45岁以下的被试网约车使用率非常高，25岁以下、26-35岁、36-45岁网约车使用率分别为87.7%、93.5%、92.2%;46-55岁的被试，网约车用户占79.5%，占比也较高;56岁以上的被试，网约车用户占40%，相对较低。38位被试未使用网约车的原因，有其他代步工具的占44.7%，习惯用巡游出租车的占28.9%，对手机打车软件不了解的占10.5%，认为网约车价格高的占7.9%，其他(如有安全顾虑等)占7.9%。
（二）网约车使用意愿分析
被试选择使用网约车的原因，占比最高的为“方便快捷”，其次则是“赶时间”，占比分别为77.6%及57.9%;定时出行和去火车站、机场的比例分别为23.7%、22.4%;车辆限行和商务出行的比例分别为5.3%、3.9%。在452位被试中，平常出行时经常使用网约车的占55.8%，不经常使用的占44.2%。每个月使用网约车的频率，3次以内的占64.2%,4-9次的占23.2%,10次以上的占12.6%。影响网约车使用频率的因素主要有收入水平、是否有私家车和消费习惯。有的受访者表示，买不了私家车，每天上下班都使用网约车费用太高，定制巴士人太多也没有合适的线路，希望平台能够推出定制网约车产品，2-3上下班顺路的用户共同负担车费，这样自己就可以不用每天挤公交和地铁了。
（三）网约车使用类型分析
在452位被试网约车用户中，平时选择最多的网约车类型，快车占50%，出租车占35.9%，专车占10%，其他占4.1%。影响网约车类型的因素，除收入水平外，还有消费习惯。有的用户，在价格和舒适中更看重舒适，所以一些收入10万元以下的被试使用网约车时仍首选专车;也有一些收入20万元以上的被试首选快车和出租车，他们表示，能够快速便捷到达目的地就可以，没必要一定坐专车。
（四）对网约车及平台的认同分析
关于网约车的优势，“使用便捷”普遍被用户认同，占96.2%;“价格合理”的认同度也较高，占79.8%;对“网约车能够缓解交通压力”的认同占61%。
关于乘坐网约车的安全性，认同“个人安全有足够保障”的占54.71%，认同“个人隐私安全有足够保障”的占53.2%。认为“最近发生的各种事故影响自己使用网约车”的占53.6%，认为“各种事故对网约车行业发展有影响”的占78%。如果网约车使用安全便利，78%的被试表示愿意使用网约车。
关于“你使用最多的网约车平台”，88.1%的用户选择滴滴;关于“你认为使用什么约车软件安全性更高”，93.6%的用户选择滴滴;关于“你认为这款软件安全性更高的主要原因”，选择“公司资质好”的占22.4%，选择“对司机监管严格”的占22.2%，选择“没用过其他软件”的占44.2%，其他占11.2%。
通过上述四方面的情况分析，得出以下五点结论：一是社会对网约车的认可和使用度很高，网约车不再只是年轻人的时尚消费，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成为网约车用户。在年轻人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网约车平台需要更加关注中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以争取更多的新用户。二是用户最看重网约车方便快捷和赶时间的优势，但在车辆限行、商务出行、去机场和火车站等场景，网约车的优势发挥不够，使用率还不高，仍有较大市场潜力可以挖掘。三是影响网约车车型选择的因素，主要是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快车和出租车的优势在于价格便宜，专车的优势在于高端服务，网约车平台通过进一步的市场细分，提供更多的车型，可以更好地满足乘客的不同消费需求，兼顾商业性与公益性，实现平台、司机与乘客的三方共赢。四是社会对网约车的便捷性和价格合理性认同度较高，但对网约车的安全性认同度不高，安全性成为影响网约车发展的重要制约。五是绝大多数乘客在选择网约车平台和约车软件时首选滴滴，近半数的乘客不会轻易更换用车软件，市场占有率不高的中小平台，需要更加关注网约车新用户和消费需求尚未被满足的老用户，通过提供更为独特更为精准的特色服务，吸引更多的用户，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
二、网约车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查问卷、访谈和查阅相关资料，当前网约车发展中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一是乘车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存在隐患。从调查问卷汇总情况看，个人信息泄露、车辆信息不一致、发生交通事故、司机疲劳驾驶等问题反映较为突出，半数左右的用户表示遇到过类似问题。二是司机服务差。有近三分之一的被试反映，网约车司机存在与乘客争吵、随意取消乘客订单、开车打电话看手机、边开车边接单、不熟悉路线过分依赖导航等问题。三是等候时间过长。有84.2%的被试表示遇到过此问题，有的是叫车时间过长，主要是在上下班高峰、恶劣天气时或偏僻地点会遇到;有的是叫车后等车时间长，主要是软件派的车距离自己较远，APP上显示的预计到达时间不准确(如显示3分钟，结果15分钟才到)。四是乘坐网约车议价。在一些极端天气或者上下班高峰期，网约车很难叫到，一般需要议价后才可能叫到车，接近30%的被试对此不合理，认为是变相涨价。
（二）原因分析
网约车使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不完善。地方政府出台的有关规范网约车发展和网约车经营行为的政策规定，有的比较原则，缺乏细化的操作办法;有的虽有细化规定，但实施落地需要一定时间;对一些违反规定的网约车及平台处罚措施缺失。二是网约车平台存在管理漏洞。有的平台管理制度不健全，对车辆和司机资质审查把关不严格，对乘客投诉做不到及时有效处理，对网约车议价行为缺乏约束;一些平台派车软件不好用，定位不准、更新不及时，派的车较远，乘客等候时间较长。三是有的网约车司机素质不高，未经过专业培训，缺乏服务意识;平台对司机服务缺乏有效的考核监督，对司机失信和不礼貌行为等缺乏处罚规定或处罚不够。四是乘客维权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仍然不足。调查问卷显示，31.9%的被试乘坐网约车遇到问题时会选择“忍气吞声”，10.5%的被试表示乘坐网约车时不会采取任何风险防范措施。
三、对网约车使用和发展的建议
通过上述对网约车使用情况和存在问题及原因的分析，对网约车使用和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政府部门完善政策、加强监管，引导网约车健康发展
网约车行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政策引导和有效监管。政府部门要切实履行规范发展网约车的主体责任，尽量细化相关政策规定，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现有的政策规定尽快实施落地，使网约车运营“有规可循”;同时加强监督检查，建立常态化的网约车安全检查机制，杜绝非法运营，将所有网约车及驾驶者纳入合法合规运营监管范围，确保“违规必究”。
（二）网约车平台加强安全风险防控，确保用户乘车和信息安全
网约车平台作为经营主体，在确保用户乘客和信息安全中负有不可推卸的主体责任。尽快落实国家对于车辆和司机管理的政策要求，确保车辆和司机都能做到持证运营、合规运营。加强运营中安全风险防控，制定相关制度，通过平台及服务终端，对接单司机进行人脸识别，对车辆运行实时动态监控，避免出现线上线下车辆信息不一致、注册接单司机和驾驶员不一致问题。优化完善一键报警功能，避免或减少伤害。严格限制用户信息采集和使用范围，除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外不得向第三方随意提供用户信息，确保用户信息安全。
（三）网约车平台改进服务，满足更多用户品质化个性化需求
一方面，网约车平台通过市场调研，加大对网约车使用率不高的服务群体和服务场景服务力度，比如推出针对中老年群体的特色产品，推出针对私家车车主限行时的特色产品，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另一方面，加强管理、改进服务，提升服务品质和用户乘车体验，比如，加强对车辆司机的培训考核管理，强化司机的服务意识，加大对司机失信行为和不礼貌行为处罚力度，严厉打击司机拒载、绕路、挑客、乱收费行为;优化APP软件功能，合理派单减少用户等待时间，司机载客运营时平台不得推送新的运营信息;完善乘客投诉处理机制，投诉的服务质量问题限定在10日内答复解决。
（四）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促进乘客提高安全意识和维权意识，加强安全风险防范
通过网络、电视、海报等宣传方式进行宣传，增强乘客的安全意识、维权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引导乘客在使用网约车服务时认真检查核对车辆信息是否与线上接单车辆一致，检查车辆和司机是否持证运营;在夜间和偏僻路段及时告知亲友车辆信息;学会使用一键报警功能等。面对个人权益受到侵犯时，选择报警或向平台及有关部门投诉，监督平台尽快解决问题、堵塞漏洞。
摘要：目前社会对网约车的认可和使用度很高,但网约车在部分群体和特定服务场景使用率还不高,需要平台提供更为精准的特色服务,更好地满足人们品质化个性化的出行需求。网约车使用中主要存在乘车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存在隐患、司机服务差、等候时间长、乘坐网约车议价等突出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不完善、网约车平台存在管理漏洞、对网约车司机培训和考核监督不到位、乘客安全意识不足等。为促进和引导网约车健康发展,需要政府、平台、乘客等多方面共同努力,政府有关部门要完善政策、加强监管,网约车平台加强安全风险防控和改进服务,乘客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和维权意识。
关键词：网约车,平台,用户,报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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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组友,李颖,刘组军.大学生网约车出行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01):48-51.
[3] 李强治,刘丽文.完善网约车平台治理的反思与建议[J].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2019,3(03):17-19.
背景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在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国家从战略高度上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工作, 因而在人工智能的大浪潮下, 构建一套有效的人工智能背景下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 人工智能也在会计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科技成果。德勤的财务机器人 (RPA) 的出现大大地节省了基础会计业务的成本, 使会计工作变得更加精确高效。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成果能够被熟练、有效地运用到社会各个行业的发展和运营之中, 这已经足够使我们远观到不久的将来, 一个成熟、有序、稳定、依赖人工智能而高效运作的人类社会。
大多企业看重的是应聘者的实操能力, 而高校会计人才培养还存在着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脱钩、教学内容过时、缺少人工智能相关课程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就这一问题调查国内部分高校实际情况得出结论, 并针对改善这一情况提出相应的建议, 对今后国内高校有效应对人工智能浪潮有好的借鉴意义。
二、项目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
调查基本情况分析
调查目的:深入了解和分析在人工智能推动下, 高校会计人才培养方案的现状及应对措施
调查时间: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16日
调查对象:我国各地域各层次高校在校会计类专业大学生
调查内容:我国各层次各地域高校大学生对于人工智能的接纳和了解程度以及高校会计人才培养方案
调研方式:系统抽样调查、网络调查。
调研区域:抽取我国部分不同层次不同地域高校的学生
样本分布:本次应调查的样本量为747份, 实际回收有效样本747份, 有效回收率为100%
三、调查数据的分析
(一) 学校部分
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 各大高校为了能够培养出不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高端会计人才, 学校相应地采取了:修改了会计人才培养计划, 举办相关讲座、学科竞赛, 开办相关国际项目班级等等措施, 保证会计学生升学率。经过调查多所高校人才培养, 及对上百名对应高校学生进行调查 (以问卷形式) , 分析并总结了以下假设及分析。
1. 学校等级与应对人工智能行动成正比
财务会计以及其特色班:在调查的所有问卷中, 有71.75%的高校仍保留传统财务会计的基础课程, 这其中又有53.8%的高校设有财务方向的特色班ACCA。调查数据显示, 专科学校开设数量名校超过重点院校和普通本科高校。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专科院校最大的目的便是提高升学率, ACCA证书含金量较高, 所以有很多职业院校都开设了ACCA专业。
在所有调查问卷中只有27.5%的学生的高校中开设了有关管理会计的课程。分析其主要原因可能是, 管理会计尤其是CIMA引入中国时间很短, 也都还没有成熟的人才培养, CIMA证书通过率有非常低, 专科学校均没有把握开设相关的特色班级。
为了促进并且有效监测学生有关人工智能方面的知识及其灵活的运用, 各大高校相应的举办了竞赛, 因为有关人工智能的发展还并不是很成熟, 高校内了解人工智能的程度不一;再加上学校层次越高, 相关经费也会越充足, 举办人工智能的竞赛也会越多, 所以调查结果显示学校等级越高举办的学生竞赛就越多。
2. 综合类院校相比财经类院校应对人工智能行动更全面更深入
调查发现综合类院校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率的降低, 采取的开设就业率特色班级/管理方向班级、相关人工智能讲座和课程约63.54%, 远远超过财经类院校36.46%。具体分析每一份调查问卷发现, 财经类院校现仍开设传统财务会计课程一是因为先例少, 不敢开设有关管理与人工智能方向班;二是因为开设特色班级尤其是国际项目班级, 耗资巨大, 财经类院校较之同水平综合类高校, 得到的政府经费相对较少, 开设欲望不大。
(二) 学生部分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给学生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他们需要不断努力提高自身各种能力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 很多因素都影响着学生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度以及接纳程度。
1. 重视能力培养, 提升自身素质
调查显示, 学生认为创新创意能力的培养最重要, 说明学生已经认识到在人工智能时代, 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以防止被人工智能取代。
2. 家庭情况与应对人工智能的行动程度成正比
父母或亲戚的工作性质 (与人工智能的相关性) 和应对人工智能的行动程度成正比, 调查显示, 父母或亲戚的工作与人工智能相关性很强的学生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度以及接纳程度更高, 而父母工作与人工智能相关性小的或者不相关的学生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度以及接纳程度很小。家庭富裕程度与应对人工智能的行动程度成正比, 家庭年收入30万以上 (富裕) 的学生应对人工智能的行动程度比家庭年收入5万以下 (贫困) 的学生应对人工智能的行动程度高很多。
3. 自身兴趣和努力程度与应对人工智能的行动程度成正比
与老师以及学姐学长交流学习与应对人工智能的行动程度成正比, 经常与老师以及学姐学长交流学习的学生应对人工智能的行动程度比偶尔和从不与老师以及学姐学长交流学习的学生应对人工智能的行动程度高得多。经常拿奖学金的学生应对人工智能的行动程度比从不拿奖学金的学生应对人工智能的行动程度高得多;参加竞赛或者讲座的学生应对人工智能的行动程度比偶尔和从不参加竞赛或者讲座的学生应对人工智能的行动程度高得多。偶尔和从不参加竞赛或者讲座的学生应对人工智能的行动程度差不多。
四、建议部分
(一) 健全高校会计人才培养体系, 为人工智能发展下的会计人才培养奠基
紧抓课程体系转型, 打通实践领域, 建设网络平台。加强跨学科选课力度, 增加实践课;开设优质网络课程, 实现数字化人才培养。增加新技术课程、复合型课程以及实践性课程, 如《大数据在会计中应用》、《电子发票运用》等等。采用多种网络学习平台学习, 诸如MOOK、尔雅超星、智慧树等。
建设智慧教师团队, 完善学校智能设施平台。教师队伍的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选拔优秀教师出国学习, 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团队, 为双语教学、延伸教学做好准备。强化学校管理, 为智慧化、数字化教学提供设施和平台。高校应及时及时跟进人工智能教学平台的建设。随着财务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实习生越来越难以接触到企业的核心会计资料。高校应采取措施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如建立会计审计实验室、沙盘推演实验室等, 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加强家校合作, 强化数据意识, 优化学习环境, 实现精准培养。结合学生不同家庭背景, 根据大数据推算, 为不同层次、不同目标的学生制定个性化培养计划。促使各类学生在人工智能的时代都能有独特的一技之长, 足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环境。
(二) 促使学生实现自主学习, 实现人工智能下的快速转变
理论与实践结合, 提高知识可迁移能力。转变只懂得读书的观念, 积极加入学生会、社团等组织。参与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时代科技接近的学习竞赛活动、讲座等。积极听取老师的指导, 实现活学活用, 培养良好的尚学氛围。
坚守职业道德, 紧抓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优势。学生应谨记会计从业道德, 坚守职业底线。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使会计人员具有独立的判断力, 能有解决更加复杂、多变、非常规的问题。高校可开展“免监考诚信考试”、设立“诚信班级”等形式, 形成高校道德标兵模范。
(三) 实现校企联合, 共造优秀人才
增强校企沟通, 培养应需人才。全面推进校企联合, 择取应用人工智能进行会计操作的企业与学校进行合作, 聘请合作企业的财务专家开展人工智能会计知识讲座、为校内实训基地提供专业技术指导。此外, 高校可按照企业的要求进行“会计人才定制”, 保障学生在毕业后能够适应“人机合作”的工作模式。
强化健全职业素养, 培养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会计人才。良好的职业素养是专业人才服务社会的最基本要求。结合社会企业的要求, 通过专业平台的规划管理, 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 形成正确的职业道德素养。加强师生交流沟通, 引导学生塑造优良的职业道德。
摘要：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 财务机器人的出现标志着会计行业进入了新一轮的发展与改革。随着科技不断地进步, 越来越多的基础财务工作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因此传统的高校会计人才培养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对于会计人才的要求。本文从人工智能入手, 尝试探讨目前高校对于人才培养所存在的不足, 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人工智能新时期背景下高校会计人才培养新模式。
关键词：人工智能,会计人才,高校,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
[1] 云虹, 王俊霞.基于人工智能的会计人才培养模式构建.[J].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9.
[2] 王慧.“互联网+”与大会计时代专业人才培养的路径探索.[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 (09) .
[3] 祝珊.人工智能与会计人员.[J].现代商业化, 2016 (15) .
背景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公共服务供给与民众需求出现的不均衡，通常为供给不足，而供给不足的原因有多种，一是及时有效了解民众需求，但受限于公共服务资源有限，依然无法满足民众实际需求，即市政公共服务供给的增长相对民众需求的增长较为滞后;二是政府对民众实际需求的了解不全面、不到位，致使公共服务供给偏离了实际需求;三是民众需求的心理预期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存在较大的偏差，也可理解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的心理预期的偏差。这些问题都会影响民众对市政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因此对民众满意度进行调查，发现其问题症结，对提升民众满意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一、市政公共服务中民众满意度调查
（一）民众满意度衡量指标
在针对民众满意度的调查中，为确保民众回复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满意度衡量指标的构建需遵循客观性、系统性、科学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具体指标如下。
1. 宏观因素
义务教育服务、娱乐和文化服务、社会保障服务、交通服务、公共安全与环境。义务教育服务包括义务教育服务质量、满足孩子发展需求程度、收费与师资;娱乐与文化服务包括公共娱乐场所提供、健身设施提供、社区服务、文化设施提供等;社会保障服务包括保障水平、覆盖面、医疗服务、医药价格等;交通服务包括公共交通拥挤程度、公交硬件设施、公交服务水平、交通路线等;公共安全与环境服务包括社会治安、城市卫生、民警服务、食品安全、居住环境等;
2. 微观因素
1.服务效率、服务管理、服务环境、服务态度、行政人员素质、信息化水平。服务效率包括行政成本、机构设置、办事效率等;服务环境包括布局、整洁、交通便利等;服务管理包括服务监督、投诉率与应答、依法行政等;服务态度包括主动交流、礼貌用语、反馈沟通等;行政人员素质包括着装仪表、业务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信息化水平包括在线服务、在线事务处理、在线信息发布、在线交流等。
（二）满意度调查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问卷设计流程为：确定所需信息→确定问卷类型与问题内容→确定问题措辞→确定问题顺序→问卷测试→问卷确定。在问卷设计完成后，以我市城区民众为调查对象，采用委托发放的方式，在3个月时间内，按照年龄阶段、性别结构、学历结构等因素，共发放1000分问卷，共计回收有效问卷847份，有效回收率84.7%。问卷回收后进一步筛选，检查问卷答案的完整性，剔除随意作答的问卷，保留答案明确的问卷，之后进行统计分析。满意度采用1—5分制，1—5分，分别表示“不满意”“不太满意”“基本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
（三）结果分析
1. 微观因素方面
满意度最高的指标为服务环境中的整洁程度，满意对最低的为服务态度中的反馈沟通。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服务环境、信息化服务水平、行政人员素质、服务效率、服务管理、服务态度。从具体指标来看，硬件方面的指标满意度较高，而软件指标的满意度较低，尤其是服务态度与服务管理两个方面，比如反馈沟通、主动交流、服务监督、投诉应答、业务素质、办事效率等，由此可见，公共服务的态度与素质需要提升。
2. 宏观因素方面
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公共安全与环境、交通服务、娱乐和文化服务、社会保障服务、义务教育服务。社会治安与公共交通的满意度较高，而食品安全、医疗相关服务与药品价格、义务教育的各项指标等，民众满意度较低，医疗、卫生与教育也是民众关注较多的方面，对这方面的不满意说明这方面的公共服务还需进一步提升。
二、民众满意度提升建议
（一）明确市政公共服务基本要求
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中，需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号召，要以民众需求为导向建设服务型政府。在具体工作中，要加快职能转变，树立服务意识与“以民为主”的意识，通过不断提升服务意识来提高民众满意度。
政府需加快建立由公众参与的政府咨询制度，建立健全专家咨询机制，积极支持相关的民间咨询机构，拓宽人民群众的反馈渠道，并主动提高反馈效率，建立健全咨询决策信息系统。要建立沟通反馈机制，提升服务态度，强化日常反馈沟通渠道建设，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开通“24小时自助式服务”等。建立切合民众需求的政府回应机制，强化互动性与监控性措施建设。
（二）强化公共服务中民众参与
政府必须做到“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鼓励民众参与公共服务，赋予民众一定的监督权。充分发挥群众自主建设，积极鼓励和引领民众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发挥民众积极性，真正实现公共服务的平等化、平均化。要建立公众表达的渠道，并保持渠道畅通，比如政府可允许民众建立民众协会，合法表达公共利益需求，政府对协会进行合理的指导。民众以协会的形式参与公共服务，与政府建立平等沟通，这有利于使公共服务体现民众的意愿。此外，还应建设合理反映民众需求的机制，提高公众组织化程度，广泛收集民众意见，并将这些意见用于市政公共服务优化建设中，从而提升民众满意度。
（三）加强市政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建设
首先，政府应结合实际情况，从服务市场的视角出发，建立多元主体形式，废除公共服务行业垄断，允许社会主体参与，政府把关。事业单位需体现自身重要位置，实现服务与管理的双重性质，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尤其是医疗卫生与教育单位，应不断改进服务，增大公共服务供给，以满足民众的实际需求。
其次，政府应确立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政府的主体职责，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处在主体位置，市场则起到辅助作用。因此应建立一个完善的公共服务基本体系，健全公共服务提供系统，建立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责任制，尽可能的满足民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最后，促进大量供给主体参与到公共服务中去，应该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加入非政府组织以及市场营利组织，提供更为丰富多元的公共服务，以满足不同需求的民众。此外政府还应主导建立一个竞争机制，形成多主体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局面。
摘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转型的背景下, 日益增长的公众需求和政府公共服务供给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满意度。为探讨市政公共服务中民众满意度, 以及提升民众满意度的策略, 本文运用民众满意度调查的方法, 通过调查分析, 从基本要求、民众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为提升市政公共服务中民众满意度提供工作思路。
关键词：公共服务,民众满意度,民众参与
参考文献
[1] 王佃利, 宋学增.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实证研究——以济南市市政公用行业的调查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 2009,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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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根据调查衡阳农村人口占的比重较大, 经济发展滞后于湖南其他地区, 新农村建设的步伐缓慢。体育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发展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农村的发展。因此, 本文选取衡阳地区的农村体育发展做调查研究, 其研究的结果在理论上可以给衡阳新农村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所以, 找到并解决衡阳地区农村体育建设存在的问题将对湖南省的新农村建设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对象是衡阳地区3个乡, 5个街道下属的77个行政村和27个社区的村民。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即通过互联网、图书馆查阅并收集有关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体育的文献资料, 并对资料进行整理和概括, 为本文的研究、设计和构想提供坚实的基础。
1.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 我们针对此次研究设计“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衡阳地区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现状调查问卷”, 采用随机抽样法进行调查, 本次随机抽样的对象包括了农村打工人员, 务农人员, 闲散人员, 可认为本课题调查对象反映了衡阳地区农民这一群体的基本状况与特征。
1.2.3 专家访谈法。
对村委会有关领导及有关专家进行访谈, 了解村委在开展体育活动过程中要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难题, 并对他们提出的有利于农村体育活动开展的建议编辑到我的研究内容中, 为有关决策部门提供相关资料。
1.2.4 数理统计法。
对调查获取的有关数据进行统计, 运用办公软件Microsoft Excel2003进行数据录入和数理统计, 得出有效和有用的数据, 才能更有效的开展农村体育活动。
2 结果与分析
2.1 村民闲暇时间的活动情况
从调查数据来看, 衡阳农民闲暇时间的主要活动内容为打牌、串门聊天、体育活动所占比例为40.1%, 32.1%, 14.5%, 依次排在前三位, 并且闲暇时间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很少。当前农民玩牌和聊天为主要休闲活动。衡阳农民闲暇时间较多, 但对闲暇的利用尚处于较低的水平。如何让村民的闲暇时间进行体育锻炼这一习惯培养出来,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问题。
2.2 村民对自身健康的认知和对体育活动作用的理解
2.2.1不同文化程度对于“新农村建设”“终身体育”“全民健身纲要”的认知情况。
从调查数据来看, 文化程度与村落农民对“新农村建设”、“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及“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了解程度有关, 且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文化程度越高的村落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上表现出的关注性越高, 反之, 则越低。具体表现为:具有高中以上和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村落农民对以上政策的了解和认知水平上优于其他群体, 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村落农民对政策的了解和认知程度上选择“不知道”选项的比例占有绝对优势。
2.2.2 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影响自身健康因素的理解。
从调查数据来看, 不同的文化程度对影响自身健康因素的理解存在差异, 文化程度高的群体对于自身的健康看法比较全面、具体, 而文化程度低的群体对自身健康的看法相对偏颇。这与自身的科学文化知识有一定程度关联。
村民的文化程度对其在自身身体健康影响因素的判断上产生影响, 具体表现为:具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村落农民认为“医疗保障"是最重要的;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认为“体育锻炼”是最重要的, 可见, 知识结构的不同, 对体育锻炼的理解也不同, 在体育本身最直接、基础的健身作用上的认知也存在差异, 因此, 提高村落农民的知识积累有利于体育在农村的开展。
2.3 衡阳地区农村体育活动的状况
2.3.1 衡阳农村村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现状。
从调查数据来看, 参加体育活动的有153人, 占总人数的32.9%, 其中男性43人, 占被调查男性的30.9%, 女性110人, 占被调查女性人数的33.7%。不参加体育活动的共有312人, 占总人数的67.1%。男性不参加体育活动的有96人, 占被调查男性的69.1%, 女性不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有216人, 占被调查女性的66.3%。从调查结果看, 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在衡阳农村中偏少。
2.3.2 衡阳农村人口的体育消费情况。
从调查数据来看, 每年没有任何体育消费的有69人, 占调查人数的14.8%, 每年消费在100元以下的有203人, 占调查人数的43.7%, 每年消费在100~400元的有168人, 占调查人数的36.1%, 每年消费在400元以上的有25人, 占调查人数的5.4%。数据表明衡阳农村村民的体育消费水平比较低, 甚至一部分人没有体育方面的消费。
2.4 村民参加体育活动的场所选择
从调查数据来看, 村民进行体育锻炼的体育场地依次是公路、自家庭院、田野或河边, 而选择附近中小学的体育场地或者公共体育场地进行体育活动的相对较少, 选择收费体育场地进行体育活动的更少。在调查中发现, 大部分农村可以开展体育活动的设施、场地数量罕见, 受经济发展水平等一些因素的影响, 不同地区的场地设施资源不均衡。
2.5 衡阳地区的体育活动组织管理
2.5.1 衡阳地区体育活动的经费来源。
从调查数据来看, 衡阳体育活动及场所建设的资金筹集主要来源于民间组织的募集。45%的人认为经费来自于民间组织的募集, 20%的人认为经费来自政府或村委会的拨款, 16%的人认为经费来自企事业单位的赞助, 14%的人认为经费来个体工商的赞助, 5%的人认为来自于村民的集资。由此可见, 民间组织在资金的募集方面发挥大巨大的作用。
2.5.2 衡阳地区的农村体育组织管理的状况。
从调查结果显示的数据来看, 衡阳地区的农村体育活动的组织以应付上级检查为主。通过对有关领导的访谈, 发现基本上很少有乡镇有体育管理机构, 更没有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 当然也没有专门负责体育工作的干部, 只有少数村安排有干部兼职体育工作。总体来说, 衡阳地区村落体育的组织化程度比较低,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6 影响村民参与体育训练的主客观因素
2.6.1 主观因素。
从调查数据来看, 影响村民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观因素是“没兴趣”“怕人笑”, 这说明村民参加体育活动受农村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大。因此, 逐渐改变农民的体育观念仍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2.6.2客观因素。
从调查数据来看, 影响村民参与体育活动的客观因素是没场地、没时间, 由此可知, 加强农村的基层体育场所建设、改变农民传统观念和提高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是改变目前衡阳地区农村体育现状的主要措施。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衡阳农民对于“新农村建设”“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终身体育”“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国家推行的相关政策和法规的认知程度低, 而且各群体间存在差异。
农村体育人口比例较低, 各个群体间的体育人口数量分布不均衡, 文化程度高的优于文化程度低的。
村民的闲暇时间较过去更多, 但是, 他们在闲暇时间选择的活动方式以看电视、聊天、打牌为主。
村里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村民大都在大路上、自己庭院、田间和小河边等一些非体育场所进行体育活动。
农村体育活动组织严重缺乏, 绝大多数行政村没有体育组织。
村民的体育活动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民间组织的募集和政府拨款, 仅靠这些经费的投入远远不能够满足当前农村体育活动开展的需要。
政府部门对于农村体育组织管理的“缺位”造成农村集体体育活动少, 村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3.2 建议
3.2.1 以国家大力推行的新农村建设为契机, 加大宣传力度, 建构多元宣传服务体系。
各地政府部门应通过各种宣传方式, 采用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对“新农村建设”“全民健身工程”“终身体育”“全民健身纲要”等相关政策进行宣传。通过宣传带动农民树立“健康就是财富”, 参加体育锻炼就是投资健康的观念, 使参与体育锻炼成为农村居民的自觉需要。
3.2.2 建立健全衡阳农村的体育场地基础设施。
调查中发现衡阳地区的农村很少行政村有体育基础设施。场地设施是农村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物质基础。长期以来, 由于受到体育场地设施的影响, 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受到抑制。新农村体育事业要想有长足的发展应以体育基建为突破口, 结合本地的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 将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与当地农村基础设施规划统筹。另外, 依据资源共享原则, 农村中小学的体育场地可以充分利用起来, 规定在学生不在学校期间向群众开放, 提高体育场所设施的利用率。
3.2.3 建立高效灵活的组织管理体系。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和达到的。因此, 发展新农村体育事业, 离不开一个健全的组织。笔者认为, 完善当前衡阳地区的政府体育组织管理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 要做到“高度重视、责任明确、统筹兼顾”, 对本地区范围内的农村体育进行规划和协调;二, 把农村体育事业纳入到本地发展规划中去, 保证农村体育事业经费和基本场地建设经费的落实, 不断改善农村体育设施条件;三, 村民委员会是开展农村体育建设工作的最基本前提, 充分认识和发挥村民委员会在农村体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会让衡阳农村体育的实施顺利进行;四, 为改变当前衡阳农村地区体育指导员紧缺的现象, 政府应发现和培养热心体育、精于业务的体育专干, 让这些专干下去培养农村体育积极分子 (初高中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 , 通过对他们的培养带动其他人参加体育活动和体育锻炼, 从而推动衡阳农村体育向前发展。
3.2.4 建立多元融资体系。
近年来, 随着国家对农村体育发展的重视, 广大农村地区群众体育事业较以往进步明显, 但在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上, 当前办法不是很多, 所以要转变观念, 拓宽思路, 建立多元融资体系是衡阳新农村体育发展的可行之道。多元融资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加大政府体育金投入向农村地区倾斜的力度。二、以衡阳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引导, 为新农村体育文化建设添砖加瓦。三、积极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新农村体育文化建设。四、“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鼓励农民自筹资金发展新农村体育文化。
摘要：本研究以衡阳地区的基层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 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实地观察、数理统计和逻辑分析等方法对衡阳农村体育的现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 根据调查结果可知, 目前衡阳地区的农村体育的基本现状是:村民对于“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新农村建设”“终身体育”“全民健身工程”等政策和法规的认知度不高, 且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村民体育消费水平偏低;参与的体育活动项目内容简单枯燥, 多选择一些对场地要求简单的项目进行;政府部门的缺乏相应的体育专职机构;农村体育场地设施极度匮乏;农村体育活动的经费不足等。依据衡阳当前农村体育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相应的对策, 以便为衡阳市农村体育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衡阳市,新农村体育,现状,对策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地方人口普查公报[EB/OL].http://www.stats.gov.cn/tjgh/rkpegh/dfrkpegh/index.htm, 2006-03-30.
[2] 2009年湖南统计年鉴.
[3] 钟贤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若干问题的研究[D].2009, 04, 01.
[4] 朱学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管理民主问题研究[D].2007, 04, 08.
背景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一、大沙镇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情况
今年，大沙镇认真制定《大沙镇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方案》等方案，规划引领，严格实行先整体布局规划和仔细审议，通过土地盘活合理利用与重新布局开发、人居环境的深度合理整治、生态可持续发展保护，对接下来的整体振兴工作做出了具有实质性和可行性极高的计划。
目前，大沙镇大塘面村巷道及雨污分流设施已完成建设，进行了村庄外立面改造，新建设了符合国家规定处理规格的污水处理站，实现了村内污水处理能力的极大提高;2018年至今已完成“厕所革命”公厕改造28间，计划开工建设25间;已完成户厕改造40家，计划开工建设84家;已完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63座，计划开工建设85座，持续实施“四好农村路”三年攻坚行动，加快推动自然村村内道路硬底化;聘请村庄保洁员，实施村庄保洁制度，并完成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20个，采购发放环保电动垃圾三轮车42辆;美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已完成立项、设计工作。
二、对于人居环境治理的有效的针对性举措
（一）从根源做起，建设绿色村庄
全域禁止禽畜养殖，截止到2018年，全面清拆禽畜养殖场场口;全面落实“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环境整治任务，实行长效持续且分步有序进行的制度;大力开展生态林扩面和林相改造工作。
（二）加大环境整治，建设“整洁乡村”
全面开展生态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雨污分流建设;探索建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和农村卫生保洁长效运营机制，在每条自然村建有简易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站。通过与村民进行缔约并且进行明文规定施行村庄自主保洁的制度，同时通过村委教育培养好村民自主保洁的主动性与习惯，并且要定期更新垃圾运输设备，使垃圾的运转有效并且高效，做到垃圾不长时间滞留村内，能保证高效的运送效率。
（三）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监管制度，确保工作的真正高质落实
通过制定任务清单，实行倒逼管理机制，探索“党组织+乡村理事会”模式，发挥最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人翁引领带动作用激发驻村助跑能力。驻村干部发挥先锋带头作用，积极地与村民做好沟通，配合政府的工作，上下联动、整体促进和推进好各项工作的平稳顺利完成，形成良好有助于各级工作高效进行和推进的机制。
三、人居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工作思路
一是农村建设和发展是短板，历史欠账多，规划理论欠缺、建设起步较晚，如今从头赶上如何开展整治，如何走出合适发展路线，尤其是规划先行方面，均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继续探索。二是“三清三拆”不够彻底，部分自然村主要针对村前村后开展整治，村中间清理不够彻底，仍存在脏乱差死角以及应拆未拆的问题。三是农村基础设施仍需完善，部分自然村未实现巷道硬底化和雨污分流，污水处理、农村公厕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四是管护长效机制有待健全，保洁人员配备不够合理。五是村民保洁意识仍需提高，一些地方还存在家禽散养、杂物乱堆乱放等现象。
四、人居环境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增加资金投入
一是加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力度。完善各类垃圾处理及运输的各类设施设备。二是深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立污水处理监管人员，对现有的污水处理设施设备运行进行维护监管，确保农村生活污水处置设施正常达标。三是加大村容村貌治理。清理乱推乱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淤泥和禽畜粪污，加大对村中的危旧土房等违章建筑的拆除力度。
（二）增加卫生教育，加强宣传教育力度，
一是以村为单位，加强教育宣传。利用村公布栏、宣传栏，宣传垃圾分类、日常保洁、统一清运和处理的好处。二是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引导作用。进一步修订村规民约内容，加入环境卫生方面的内容，通过奖励机制引导村民加入到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管理。
（三）加强环境监督力度，提升农村综合环境质量
由村民组成督察小组，定期对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进行督查，着重检查村道沿线、沟渠和水库边和房屋前后的美化绿化，落实以畜禽养殖染防治、生活垃圾和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的村庄环境整治。
乡村振兴并不是一蹴而就和一劳永逸的，而是有效并且持续进行的工作，人居环境建设是乡村建设的一大“重头戏”，大沙镇大塘面村的村委工作人员必须以百分之百的精神与村民共同努力去进行好这一环节，针对各种环境建设问题有针对、有效地进行合理整治，不畏艰辛，为成就大塘面村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和真正振兴添上自己一份汗水!
摘要：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是我们乡村振兴和推动乡村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深入研究的一大环节, 需要我们立足生态环境这一根本“对症下药”, 实事求是, 力求能把农村的人居环境建设做得尽善尽美。
关键词：乡村振兴,人居环境,农村环境
参考文献
[1] 成青青.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农村环境整治研究-来自海门市九个村的调查[J].上海农村经济, 2018 (07) :46-48.
背景调查报告范文第6篇
1 宅基地理论概念
1.1 城镇化的概念
通常人们对城镇化的理解有两种。传统型城镇化是指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但是, 仅用人口转移的程度来反映城镇化是远远不够的。城镇化更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综合性标志。
1.2 宅基地及宅基地退出的概念
本文所采用学者关于宅基地的概念如下:就归属, 农村宅基地被包含于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就用途, 主要用于农民用于房屋建设以及依附于房屋的一系列的设施建设;就法律, 公民依法获取农村宅基地,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侵害、损害。
2 宅基地调研实践
数据来自2016年8月对六安市裕安区莲花庵村、晏公村、淠河村、江堰村4个村318户农民家庭所做的调查问卷。以调查员入户结构式访问的调查方式为主。共计设计了318份调查问卷, 回收310份, 排除5份无效问卷, 有效问卷共305份。受访群体的身份类型多样, 包括有务农农民、乡镇企业员工、个体经营户、乡镇村干部、打零工者等。样本调查情况见表1。
3 不同因子对宅基地退出补偿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情况分析
3.1 变量选取
3.1.1 户主的人口特征变量。
宅基地首要基础功能是保证人们居住。由于农民群体年龄收入、年龄、地域等情况不尽相同, 意愿将有所不同。因此更可能会选择住房安置等非货币性安置方式。
3.1.2 家庭特征变量。
理论上, 土地的承包量越多, 就越容易获得更高的收入, 那么放弃宅基地产生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家庭人口越多, 对稳定的宅基地的意愿会更强烈, 更可能选择非货币补偿模式。由于农村社会的传统观念和习俗的影响, 如家庭有男孩, 更有可能选择住房安置模式。
3.1.3 农民分化特征变量。
在农民中, 以从事农业生产作为收入主要来源的, 对宅基地的保障功能意愿更强, 选择住房安置的概率更大。替代效应, 是指当农民的收入较高时, 对于宅基地退出获取的货币补偿收入在乎程度可能相对削弱。
3.1.4 制度特征因素。
农民如参加了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 选择货币化补偿模式的概率会增大。
3.2 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假设如下:
假设一:年龄越大, 健康状况越不好, 家庭人口数越多, 家庭中拥有男孩的农民选择货币化补偿模式的概率较强, 而拥有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的农民, 不大可能选择非货币化补偿模式。
假设二:农民分化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宅基地退出补偿模式的选择。在城镇中没有拥有住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 更有可能选择非货币化补偿模式。
3.3 模型建立及变量描述
3.3.1 回归模型。
规定农民宅基地退出补偿模式选项为“非货币化补偿”与“货币化补偿”。分别将“非货币化补偿”、“货币化补偿”赋值0、1。建立如下的二元Logisti模型对变量进行分析。
为常数项, Pi是农民i选择货币化补偿的概率, xij是影响农民选择货币化补偿意愿的第j个解释变量, 茁j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m是解释变量的个数。将农民选择货币化补偿的概率与非货币化补偿的概率的比值件发生比做对数变换, 故模型表达式如下:
3.3.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有两种货币化补偿意愿, 非货币化模式、货币化模式分别, 取值0、1, 农民选择货币化补偿模式的概率与非货币化补偿模式的概率的比值通过估计出来的发生比率来表示。见表2。
3.4 实证分析
在回归分析中, 先将农民分化特征变量带入了模型Ⅰ, 然后将所有解释变量带入模型Ⅱ进行分析。见表3。
4 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4.1 基本结论
总体数据表明, 超过3/4的农民选择非货币化模式, 剩下的有近1/4的户主选择的另一货币化补偿模式。通过回归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可得到以下结论:
4.1.1 负向影响宅基地退出货币化补偿模式选择意愿的因子
(1) 家庭人口数和子女中是否有男孩
(2) 户主年龄和是否为高中及以上学历
(3) 空间流动情况
4.1.2 正向影响宅基地退出货币化补偿模式选择意愿的因子
(1) 户主的社会保障程度
(2) 非农就业、家庭年收入和是否在城镇拥有住房。
4.2 政策建议
政府要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在制定合适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模式之前, 充分考虑农民的分化特征, 充分了解农民的诉求和意愿;其次不断完善法律法规, 尽快明确赋予农民宅基地权能, 使农民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可究。
摘要：本文基于2016年六安市裕安区305户农民家庭的问卷调查, 通过建立回归模型, 对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模式选择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 进而了解农户的真实利益诉求。根据问卷调查结果, 家庭年收入、是在城镇中是否拥有住房、非农就业, 以及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等因子能够显著影响到农民宅基地退出模式的选择情况, 且呈正向性。
关键词：城镇化,补偿模式,回归模型
参考文献
[1] 马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研究[D].南京工业大学, 2014:1-71.
[2] 刘东玲.城镇化背景下宅基地退出中政府 (组织) 行为研究[D].广州海洋大学, 2015: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