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研究生培养方案范文第1篇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 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 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5年经国务院授权,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全面阐述“一带一路”建设的内涵。其基本理念是通过中国企业、社会组织和人民“走出去”, 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发展;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在“一带一路”国家重大战略的背景下,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一系列国际金融机构的组建, 我国金融专业培养模式面临互联网加金融、国际金融市场跨界行走、科学定位理论实践应用等人才需求和挑战。
我国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旨在探索培养复合型金融人才, 然而目前我国金融人才的培养还存在着差距。其中, 金融人才培养面临着实践教学不足, 忽略了微观实践技能训练等短板。如何培养金融专业人才应用专业学科理论进行实践应用为当前迫切的问题。如何在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形塑专业学科理论与实践应用相结合, 从专业学科理论实践、应用的角度去分析本科院校专业人才培养之路, 或为当前我国教育层面关注问题之一。本文以温州商学院计量经济学课程为例, 从基于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视角, 探析教学课程和国家政策或议题结合;借由评估“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金融、经济、产业、贸易产生的效益, 使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当前国家重大战略结合。通过专业核心课程知识, 培养学生的学术、科研分析以及实践技能。使金融学专业人才在金融、经济、产业分析能力的培养奠定坚实学术能力基础, 做到理论延展至实践、实践应用自理论相结合。
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2.1 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
陈红、杨鑫瑶 (2011) 提出我国高等院校教育已经从高等教育阶段转变到了大众教育, 和现今金融体系对应用型、复合型金融人才需求的两大背景下, 目前实行的单一学术型、研究型金融学专业培养模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严佳佳、苏毅鸿 (2017) 提出“十三五”建设进程的开展以来, 我国对金融行业的改革力度逐渐加大。金融行业的应用型人才如何和当前建设结合是当前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点。
2.2 专业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应用
王美今、林建浩 (2012) 基于国际计量经济学界对可信性问题, 厘清了计量经济学探索客观经济世界过程的本质特征。提出针对应用研究中存在的滥用和错用现象, 从计量经济模型的随机性设定、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识别以及模型的统计适切性评价等三个方面阐述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靠性来源。毛薇 (2017) 提出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师资培养等方面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复合型金融人才的培养模式。武以敏、高凤伟 (2017) 提出我国新兴应用型本科院校计量经济学教学中, 增强学科理论与实践是对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和实际应用能力提升的基础。
3 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的原则
构建实践教学体系要按照“重基础、宽口径、强训练、综能力”的要求, 考虑到“一带一路”经济区开放后, 我国承包工程项目、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呈现快速增长走势, 显示“一带一路”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角色。然而, 目前在本科院校专业人才培养上几乎没有应用专业课程就一带一路带动的经济影响进行理论实验或微观实践。为促进金融学人才专业和人才培养, 实践教学遵循以下原则: (1) 金融学专业人才能力培养:在校内通过计量经济学理论和应用优化金融学专业人才实践能力, 通过网络资料检索、统计年鉴梳理、国际经贸数据库调查、计量经济方法教学应用对金融学专业人才进行能力培养, 优化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2) 金融学专业人才核心课程优化:优化多变量分析、财政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理论教学和实证方法应用课程。核心课采取集中讨论备课、计量方法应用评析的方式, 将专业能力分块融入专业核心课当中, 同时提高专业核心课的实践环节, 提升学生的能力。 (3) 优化科研分析和实践教学模式:透过专业核心课程知识与实证评析“一带一路”对于国内外经济层面的影响, 优化教师与学生的科研分析能力, 为金融学专业人才后续在就业中在经济、产业分析能力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做到理论延展至实践、实践应用自理论相结合。
实践教学体系是由实践教学活动各个要素构成、整合, 通过课程理论教学、统计数据和学理文献梳理以及实验上机软件操作等部分构成。以计量经济学实践教学为例, 温州商学院金融学专业计量经济学教学结构如图1所示。
4 从教学课程结合“一带一路”的视角进行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4.1 设计教学环节
金融市场跨界行走、科学定位理论实践应用等人才培养以实践、应用能力为重点进行, 实践教学可由理论教学、应用探析教学并行。我校在基础技能模块、专业技能模块, 通过课内实验、课程实训等方式来完成, 实践教学环节、课程与实践能力。
4.2 搭建实践教学环境
培养金融专业人才主要通过三方面: (1) 优化人才培养目标。通过国内外金融、经济和产业统计数据整理, 掌握金融学人才在产业调研、经济评析的能力要求。实践教学将从国内公布的各类统计年鉴;国际与“一带一路”相关金融、经济和产业数据、应用计量经济学理论教学和实证方法对金融学专业人才的能力要求角度, 建立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2) 优化专业核心课程。根据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能力, 着重建设计量经济学理论教学和实证方法应用课程, 体现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的专业核心课程, 并在核心课程中开发相应的理论、实证模块、增加计量经济方法实验学时, 为金融学专业人才核心能力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3) 重视科研分析实践。从计量经济理论、实验和“一带一路”建设前后产生的经济效应相结合, 促进理论与实际结合;为金融趋势、经济分析、产业调研开展技术服务等方法来提高专业教师与修课学生的理论、实证方法能力, 进一步强化教师与学生的科研分析能力, 为金融学专业人才就业后在金融、经济和产业分析能力应用奠定基础。在专业课程实践中, 透过多变量分析、财政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理论说明和方法实验、验证进行国内外金融和经济分析、产业调研、贸易趋势预测, 并借由课程教学应用优化金融学专业人才核心能力的培养。
4.3 实践教学管理策略
(1) 重视实验教学, 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重视实验教学, 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选取适合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需要的经济学管理软件, 温州商学院实验上机室除了EViews、STATA、SPSS之外, 还要在实验教学中增加相关数据库的设置。同时, 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应用科学的方法将理论知识与实验进行充分的结合。例如, 组织学生利用所学计量经济学知识对于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 对于我国各省以及海外合作经济体国民生产总值产生、带动的经济效应进行建模, 进而锻炼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提高学生对相关软件的操作水平, 借由实验、实践应用培养符合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专业人才需求。
(2) 优化课程设置。优化课程结构, 使课程设置实现多样性和层次性要求, 满足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金融学本身就是一门学理性以及应用性较强的学科, 计量经济学又是集微观经济学、统计学、概率论、高等数学等于一体的学科, 在进行课程设置时一定要保证在做好先导课程的教学的基础上, 再进行计量经济学的教学, 提高金融学专业课程教学的层次性和系统性, 为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保障, 使课程改革的实效性也得以提升。通过评估“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金融、经济、产业、贸易产生的效益, 使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当前国家重大战略结合。应用专业核心课程知识, 培养学生的学术、科研分析以及实践技能。以利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 强化学术能力应用, 使其未来毕业进入劳动市场可借由过往学习成果优化产业活动。
(3) 以应用为导向, 改革成绩考核制度。传统的专业学科学期成绩评定主要通过笔试考试, 然而考虑到计量经济学笔试方法要求学生必须记住大量冗繁枯燥的公式, 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且这类数理的推导在实际分析经济问题过程中应用得比较少, 并不适合产业分析、政策评估等实践应用。因此, 应改革现有的考试方法, 一方面, 加大平时成绩的比重, 引导学生独立的完成老师布置的研究项目, 鼓励学生参加课堂讨论, 让学生掌握计量分析模型和基本理论并灵活运用。另一方面, 加大实践操作在操作中在考核中的权重, 学生需在实验室机房独立完成计量分析报告。另外, 在课程中引入我国、海外研究者的相关应用经济、应用金融学研究论文和期刊发表学术文章。依修课人数规模以小组分组的方式进行论文评析, 并借由这些论文的评析, 要求学生进行应用和延伸, 完成一至二篇计量经济学应用, 研究“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金融、经济、产业、贸易产生之影响的论文报告, 并进行报告的答辩。经由相关的实践教学管理策略, 提高学生的综合运用水平和应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摘要：2013年起我国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 在“一带一路”国家重大战略的背景下, 我国金融专业培养模式面临实践人才的需求和挑战。我国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旨在探索培养复合型金融人才, 然而目前我国金融人才的培养还存在着不足。本文以温州商学院为例, 从专业课程和国家政策或议题结合的视角, 探析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对学术能力导向的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关键词：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一带一路”,计量经济学
参考文献
[1] 陈红, 杨鑫瑶.高等院校金融学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初探[J].金融教育研究, 2011 (6) .
[2] 毛薇.“一带一路”背景下复合型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探析——以广西大学中国—东盟学院金融学实验班为例[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17 (3) .
[3] 王美今, 林建浩.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信性革命[J].经济研究, 2012 (2) .
金融学研究生培养方案范文第2篇
一、“互联网+”金融管理专业发展的必要性
(一) 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十三五”时期是内蒙古自治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金融业作为支持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必须相应发展。自治区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金融业。在新兴技术影响下第三方支付、P2P网货、众筹、大数据征信、互联网基金、互联网保险、电商供应链金融、区块链等, 一些互联网金融创新商业模式正蓬勃发展也正日新月异地改变着金融产业格局。金融业正面临一波前所未有的跨界型、创新型变革, 竞争对手市场格局、金融产品服务流程都正在被重新更迭。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充分把握产业结构调整动向, 充分了解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在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创新成果大量涌现、区域经济大发展的新背景下, 扎实做好金融专业人才培养工作。
(二) 教育形势发展的需要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15-2018) 》对于高职教育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
高职院校要加强专业建设, 凝练专业方向、改善实训条件、深化教学改革, 整体提升专业发展水平。应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教学, 促进泛在、移动、个性化学习方式的形成。推广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实时互动的远程教学。推动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三) “互联网+”时代发展的需要
自2013年腾讯CEO马化腾在演讲中提出“互联网+”的概念后, 互联网就如火如荼的与各行各业相加起来, 形成p2p、众筹、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互联网保险、消费金融等业态, 并形成了更高层次的产业升级, 尤其在商业领域, 逐步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形态。
二、金融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需求定位
从“互联网金融”元年开始, 5年来, 互联网金融逐渐由一个跨界的行业成为了主流金融中的一大类, 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网络等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 将资金实现线上线下融通, 互联网金融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当前, 经过大量的网络调研、校企合作企业调研, 通过对于数据的整理和统计, 我们将金融管理的人才培养定位于内蒙古中西部区域内的村镇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主要从事客户服务、理财规划、信用卡等具体业务咨询与受理等工作, 以及互联网金融产品运营师、金融产品风控师、投资、理财顾问等岗位工作。除此以外还面向上海、北京、江苏及内蒙地区的金融外包服务机构, 提供可以胜任银行、金融机构的信用卡服务、催收、账单分期、电话营销等工作的人才培养。
三、金融管理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具体思路
(一) 课程设置方面的互联网+
在课程设置方面, 我们在金融领域三大传统支柱产业基础之上, 增加了互联网金融系列课程, 《互联网思维》、《新媒体营销》、《第三方支付》、《Axure原型设计》、《互联网金融产品运营与推广实践》等, 进而培养熟悉金融基础知识, 具备互联网金融思维、能够运用互联网工具进行理财、运营、营销咨询等的复合型人才。
(二) 教学内容的互联网+
通过每学期教师深入的下厂实践、外出培训等, 形成对于当前金融岗位的深度认知以及互联网金融前沿知识、技能的理解和领会, 进而反复推演各课程内容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推进教师基于成果导向进行课程内容的甄选, 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设计, 如按照业务操作类、产品营销类、产品运营类等金融业中岗位特征来设计课程模块和内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将各大金融机构的线上产品业务, 作为案例引入课堂, 进行体验式教学, 让学生感受实际工作内容, 保证技能培养与实际需求不脱节。同时做好校企合作课程的开发, 如面向区域经济中的金融外包服务机构, 合作开发《电销话术》、《催收话术》等沟通交流类的课程内容, 在课上让学生反复训练、演习, 以掌握实际工作中的技巧。
(三) 实训基地的互联网+
充分利用校内外实训资源, 为学生提供各类最新的实训环境、条件和机会。在校内, 甄选具有系统性、实战性的整体、分类实训项目, 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反复的实训模拟演练, 使其具备金融管理思维和互联网金融工作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在校外, 通过校企合作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引企入校, 建立校中企, 将实践的课堂搬到校中企中, 实现学生足不出校即可完成企业实习的工作任务。学生在企业中服从企业管理要求, 由学校和企业共同管理, 直接从事金融服务管理工作。工作中运用的知识和技能, 一方面来自学校教师的讲授, 来自学哥学姐的传授, 也来自于企业管理者的引导, 逐步储备知识、技能与经验。
(四) 教学手段的互联网+
充分利用当前的线上线下混合课程模式, 将理论知识通过精品的在线课程呈现给学生, 将大量的线下课堂教学时间留给学生的技能提升、拓展训练, 如, 通过课上引导学生熟练使用、操作当前各类金融理财、银行、证券、保险以及第三方支付等金融App工具, 并通过这些工具与客户进行良好的业务沟通与交流。在掌握知识的同时, 将技能的培养和提升贯穿于课堂教学的每一个环节。
综上所述, “互联网+”背景下, 为了更好地服务内蒙古中西部区域经济, 更好地围绕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的应用, 更好地培养高职金融人才, 我们需要从人才培养工作的方方面面上进行教学改革, 进而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摘要：新的时代背景下, 区域经济发展、教育形势的发展等都要求人才培养工作紧跟时代步伐, 要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实训建设、教学方法等各环节实现互联网+, 培养出高素质的金融专业技能型人才。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高职,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
[1] 柯戈, “互联网+金融”高职校企合作课程开发研究, 现代经济信息, 2017.1
金融学研究生培养方案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投资建设的热潮高涨，在建筑行业中由企业短期借款水平引发的存款、贷款双高问题日益突出。本文采用199682013年深、沪两市建筑业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通过行为金融学理论研究了企业的代表性原則偏误对其短期借款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代表性原则偏误影响短期借款决策，偏误程度越大则短期借款水平越高，并且这种关系因企业上市年龄的增长而得到强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能够弱化代表性原则偏误对短期借款水平的影响，同时，也降低了上市年龄对代表性原則偏误与短期借款水平之间的关系的强化程度。
[关键词]行为金融；代表性原则偏误；企业短期借款
一、引言
自有效市场理论诞生以来，大量学者通过对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实证检验，发现市场存在众多与有效市场假说不符的异象。针对金融市场中出现的异象，不少学者发现，实体产业在生产经营中也会出现类似金融市场的投资异象，企业生产经营中的资金存贷双高就是典型的投资异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并形成了投资建设热潮，在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建筑行业的存贷双高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企业在经营中出现的存贷双高问题往往受企业短期借款管理水平影响。这容易使企业陷入营运资金周转困境，增加财务风险。因此，行为金融理论能否适用实体产业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关心的话题。
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行为金融理论还没有形成统一体系，而针对投资决策行为，较为成熟的理论是代表性原则偏误理论。代表陸原则偏误是指人们在做出决策时会受到记忆中类似事件的影响而忽略事件的真实概率，也就是说，人们总是根据过去刻板的印象来做判断。代表性偏误理论认为，由于受到有限理性的影响，当面对不确定事件时人们往往会采用一些简单的处理方法做出判断，从而导致代表性原则偏误。代表性原则偏误在金融学领域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探索代表性原则偏误如何影响证券投资行为，并用其来解释证券市场中存在的各种投资现象；（2）分析代表性原则偏误的产生根源，其中主流的观点认为代表性原则偏误的根源是刻板印象，并对误解产生的根源从语言内部和外部进行了深层面和多角度的挖掘；（3）对代表性原则偏误在特定专业背景下是否成立进行实证检验，从而使研究更加细致和具体。
现有文献鲜有涉及代表性原则偏误对企业投资异象的研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投资行为不容易观测。但是，由短期借款管理水平决定的存贷双高问题作为企业投资中的典型异象相对比较容易被观测。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以银行融资为主。其中，建筑业由于资金需求量大，资金进出特征明显，因而在企业资金管理中，短期借款水平更容易受到代表性原则偏误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1996—2013年深、沪两市建筑业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通过行为金融学理论研究了企业的代表性原则偏误对企业短期借款水平的影响，以及上市年龄和市场化程度在这一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一）基本理论模型
借鉴Barberis等关于股票市场损失回避理论模型的构建思想和方法，本文采用企业借贷资金使用效益的累积效应作为代表性原则偏误的替代变量。由于资金借贷管理决策主要取决于借贷资金使用效益的累积效应，据此可建立借贷资金管理和代表性原则偏误的函数关系。
用X表示代表性原则偏误，C表示借贷现金量，i表示金融机构，R表示资金收益率水平，从t时刻到t+1时刻代表性原则偏误的变化为：
（二）研究假设
我国的融资体制长期以来以银行借款为主导。尽管国有银行从2003年开始进行产权改革并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但在中国的金融生态环境中，银行在企业的融资渠道中仍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企业偏好向银行借款融资，特别是短期借款，从而形成了刻板印象，这一刻板印象往往存在于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与此同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启了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由于建筑业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等特点，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仅靠国家财政投入无法满足，所以，由建筑企业垫资施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并导致了建筑行业的企业大多都在高负债率下运行。
由此可见：一方面，在银行长期来占主导地位的融资模式下，广大建筑企业形成了依靠银行融资的刻板印象，即选择性偏误；另一方面，建筑企业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不得不面临巨大资金特别是短期资金短缺的压力，而银行短期借款成为权宜之计。那么，代表性原则偏误与短期借款之间可能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企业代表性原则偏误越大则短期借款水平越高。上市年龄是上市公司主要的异质性特征之一。我国对IPO的要求相当严格，这意味着上市较早的企业往往是禀赋比较优秀的企业，也就更容易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获得天然的优势。作为优质企业的上市公司与偏爱低金融风险的银行之间形成了独特的信用关系。另外，上市较早的企业更能代表政府的政绩，因而也更能依靠地方政府来获得大量的银行信贷支持，特别是短期信贷支持。
从行为金融学来看，上市较早的公司在利用金融资源时往往具有较强的投资冲动，对企业扩张的追求超过对投资回报率的追求。银行为了尽量规避违约风险，更倾向于以短期借贷的方式支持企业融资。这成为企业短期借款水平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展开，在市场监督和利润最大化的约束下银行信贷不再轻易向企业提供政府扶植性贷款，同时，贷款的期限也得到控制。这导致企业短期借款水平进一步上升。较早上市的企业在宽松的融资政策下倾向于向银行借贷，不但更容易形成代表性原则偏误，还更进一步推高来自银行的短期借贷水平，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依赖银行短期借贷的原则性代表偏误不断被巩固。根据图1，当d<1时直线斜率较小，代表年龄较大的上市公司向银行直接融资的依赖程度即银行融资的黏性较大；当d>1时直线斜率较大，代表年龄较小的上市公司虽然银行融资黏性较小，但是表现得更加灵活。
假设2：上市年龄较大的企业代表性原则偏误对短期借款水平的影响程度更强。我国企业所处各区域发展的非平衡性构成了企业异质性的环境特征。尽管金融资源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但各区域的金融要素因金融组织形态、融资意识、政府支持力度的差异而不同，这也导致区域性金融发展不平衡。我国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一般比东北和中部地区高，更远远超过我国西部地区。
从行为金融学来看，我国东部地区市场化进程较快，金融发展程度较高，企业融资手段呈现多元化趋势，在相同条件下有更多可以替代银行借款的融资方式；相反，我国中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较慢，金融发展程度较低，企业融资观念比较传统，银行融资方式的刻板印象影响比较深远。从图1可知，当d<1时直线斜率较小，这代表一类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向银行直接融资的依赖度即银行融资的黏性较大；当d>1时直线斜率较大，这代表一类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虽然银行融资黏性较小，但表现得更加灵活。在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建筑企业在这一方面的表现更加突出。
假设3：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其代表性原则偏误对短期借款水平的影响较弱。从上述假设可知，上市年龄和市场化程度虽然都调节了代表性原则偏误与短期借款水平之间的关系，但调节的方向是相反的。当综合考虑上市年龄和市场化进程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调节途径时，代表性原则偏误与短期借款水平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对复杂。本文认为，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日趋完善，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意味着企业决策日趋科学与合理化，财务行为日趋理性化，短期借款水平受代表性原则偏误的非理性影响程度将会大大减弱。相较而言，这一市场化进程的调节力量将远远超过上市年龄的调节作用。
假设4：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代表性原则偏误对短期借款水平的影响受上市年龄的强化调节程度显著降低。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4.市场化程度。本文采用樊纲等提供的市场化指数设置虚拟变量，如果某一年某地区的市场化指数排在前10名，赋值为1，否则为0。鉴于樊纲等提供的市场化指数缺少1997年以前和2009年以后的数据，本文采用如下方法补齐：若在1997—1999年中某地区至少有两年进入前10名，则该地区1997年以前的数据赋值为1，否则为0；如果在2001—2009年某地区连续9年进入前10名，则该地区2009年以后的数据赋值为1，否则为0。
5.其他控制变量。借鉴Coles等L14）和胡国强等L15）的研究，负债水平、现金流能力、成长机会、收入效应、企业规模、年份与行业效应也可能影响企业借款水平，本文将它们作为控制变量。负债水平等于上期末总负债除以上期末总资产；现金流能力等于上期未经营现金净流量除以上期末总资产；成长机会等于上期末总资产市场价值除以上期末总资产账面价值；收入效应等于当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减去当期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所得之差除以上期末总资产；企业规模等于上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年份若属于观测当年则取值为1，否则为0；按照2012年《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建筑业分为4个子行业，包括建筑安装业、房屋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装饰及其他建筑业，企业i属于某一子行业取值为1，否则为0。
（二）模型构建与系数预期
由于企业本期的短期借款水平可能受到前期的代表性原则偏误、负债水平、现金流能力、成长机会、收入效应、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影响，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本文将上述6个解释变量采用滞后1期。计量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STB表示短期借款水平，RH表示代表性原则偏误，LCA表示上市年龄，Market表示地区的市场化程度，Lev表示负债水平，CF表示现金流能力，TobinQ表示成长机会，Invest表示收入效应，InSize表示企业规模；E47表示房屋建筑业，E48表示土木工程建筑业，E50表示建筑装饰及其他建筑业，本文以建筑安装业为参照组，在回归时不进入模型；Year为年份，ε、δ、θ、μ分别为不同模型中的残差项。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深、沪两市1996—2013年的建筑业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在18年不退市且连续保持建筑业属性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少，不具有统计意义，无法适用平行面板模型。同时，有大量的建筑企业连续几年不属于建筑行业，即间隔期较长，不完全适用不平行面板模型，所以本文采用不同年度的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根据代表性原则偏误变量的测度方法以及个别变量滞后1期的要求，某一公司样本应该至少连续3年属于建筑行业。按照上述标准，并剔除掉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本文共得到423个年度的观测样本。
四、回归结果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所有连续变量都在1%和99%水平上进行winsorize极值处理。由于交叉项IEA×RH与其他变量存在着严重的共线性，所以对其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1。
表1中，代表性原则偏误的均值为-0.091，极大值为6，极小值为-8，标准差为2.066，表明在不同企业间存在较大差异。
（二）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来缓解异方差性，在参数估计时以残差项绝对值的倒数为权重。表2给出了四个模型的输出结果。
从表2中的第①列和第②列可知，RH的系数分别为0.013和0.012，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并且当控制变量进入模型后RH的系数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这意味着建筑企业代表性原则偏误越严重，则短期借款水平越高，假设1通过检验。短期借款资金的使用效益经过长期的积累形成了代表性原则偏误，影响着管理层借款决策，成为建筑企业短期借款水平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并极易引发企业财务危机和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第③列和第④列中，RH的系数分别为0.008和0.011，中心化后交叉项LCA×RH的系数分别为0.016和0.009，且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的进入不影响上述变量系数的基本特征。上市年龄较大企业的代表性原则偏误对短期借款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02（由0.011+0.009得到），比上市年龄较小的企业高0.9%。这表明，建筑企业代表性原则偏误对短期借款的正向影响随着上市年龄的增长而强化，即上市年龄越久，代表陸原则偏误对短期借款水平的影响程度越高，假设2得到了验证。企业的上市年龄成为代表陸原则偏误进一步影响短期借款水平的推手。
第⑤列和第⑥列是对假设3的检验结果。RH的系数分别为0.018和0.023，交叉项Market×RH的系数分别为-0.012和-0.017，且呈现较高的显著性。比较第⑥列与第②列可以发现，代表性原则偏误的系数在不考虑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时为0.012，而在考虑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的代表性原则偏误系数降低到0.006，比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低1.7%。上述证据表明，代表性原则偏误对短期借款的正向影响受到市场化程度的负向调节作用，也即，若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则代表性原则偏误对短期借款水平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弱，假设3得到了验证。这一结果揭示出市场化程度的纠正作用。
表2中的第⑦列和第⑧列给出了对假设4的检验结果。在这两列中，RH的系数分别为0.016和0.015，中心化后交叉项LCA×RH的系数分别为0.016和0.020，交叉项Market×RH的系数分别为-0.031和-0.033，交叉项Market×ICA×RH的系数均为-0.002。上述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能够使上市年龄的正向调节作用减弱。具体来说，尽管随着企业上市年龄的增长，代表性原则偏误对短期借款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强，但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代表陸原则偏误与短期借款水平的关系受上市年龄的强化调节程度却显著降低。假设4通过了检验。市场化程度能够显著地纠正和消除上市年龄的部分消极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考察了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差异是否影响代表性原则偏误与短期借款水平的基本关系。国泰安CSMAR数据库自2003年开始有企业性质信息，本文采用了2003—2013年的344个年度观测样本对三个模型重新回归。结果显示，当企业所有权性质作为影响企业短期借款水平的因素进入模型时，前文的四个假设依然成立。特别地，将企业性质与代表性原则偏误的交叉项进入基本模型（5）后，其系数并不显著，表明无论是国企还是非国企，代表性原则偏误对短期借款水平的正向影响程度并无显著差异。上述结果意味着本文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建议
在金融学领域，代表性原则偏误大多用来分析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的行为决策，较少有文献关注企业内部财务决策中存在的代表性原则偏误问题。本文采用1996—2013年深、沪两市建筑业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研究了企业代表性原则偏误对企业短期借款水平的影响，以及上市年龄和市场化程度在这一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代表性原则偏误是影响财务决策的主要因素之一，代表性原则偏误程度越大则短期借款水平越高，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因企业上市年龄的增长而得到强化；但是，市场化程度能够反向调节代表性原则偏误对短期借款水平的影响。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代表性原则偏误对短期借款水平的影响程度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上市年龄对代表性原则偏误与短期借款水平之间关系的强化调节程度较低，市场化程度的提升能够有效降低上市年龄的消极调节后果。研究结果表明，代表性原则偏误的存在可能使企业管理层做出非理性的财务决策，从而增加财务风险，但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非理性程度，纠正代表性原则偏误对财务决策的不良影响。
1.重点关注和治理管理层的代表性原则偏误。一方面，企业应该持续不断地向管理者提供学习的机会，开展系统性的职业化培训项目，使管理者通过有意识的学习来牢固掌握科学的决策方法，改善管理者自身的心理因素和决策行为特质，并将获得的信息和经验转换为正确的认识，从而降低和克服心理偏差所导致的非理性程度，提高营运资金管理和决策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另一方面，不断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通过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的结合，协调企业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发挥公司治理对企业管理者的有效监督作用，适度提高企业运营管理决策的民主化程度。
2.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上市年龄的消极调节效应。上市年龄是企业的特质之一。类似于人的年龄，无法被改变，但是可以通过其他管理手段消除上市年龄过长导致的并发症。企业年龄的增长之所以强化了代表性原则偏误对短期借款水平的影响程度，实际上是由年龄增长并发症导致的。例如，长期以来形成的固定决策模式、持久的思维定势、不能与时俱进的企业文化、相对稳固的组织结构甚至个人的领导风格等。因此，为了应对上市年龄的消极调节效应，应该围绕着“创新”二字做足功课，使企业保持年轻和活力。
3.充分发挥市场化程度的积极调节效应。一方面，国家应该继续提高我国各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着重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促进要素市场发育，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充分释放市场化程度对代表性原则偏误与短期借款水平之间关系的反向调整功能。另一方面，企业尤其是上市年龄较长的企业更应该注重利用市场化进程所提供的外部环境，充分抵消上市年龄带来的消极调节效应。
责任编辑：张友树
金融学研究生培养方案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内涵;关系;现实选择
在当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实力的进步与金融产业的推动息息相关，而促进金融行业发展的能源就是创新。从世界金融发展史来看，金融行业发展较好的国家一般创新实践能力较强;与之相反，如果这个国家不具备创新意识与能力，那么它的金融行业发展自然十分缓慢。金融创新作为人们物质文明的发展成果，带给金融监管的不仅仅是机遇，还有各式各样的挑战。因此，仔细探究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对推动我国金融领域发展、避免金融风险有重要作用。
一、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内涵
1.金融创新的内涵
广义上理解的金融创新指的是为了进一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而打造出新的金融市场、建立新的金融机构与制度、创造新的金融商品与金融工具、形成新的金融手段与监管方式等。而在狭义角度上来说，金融创新单纯是指金融工具的改变与创新。总的来说，金融创新是指金融中介为适应经济活动的需要改变原有的金融操作方式，利用新型技术改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发展，以此来形成新的金融市场，使金融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2.金融监管的内涵
金融监管是出于保障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的目的，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与管理条例对金融领域的一系列活动——包括金融机构的相关业务、资金的流动、市场的走向等提出限制条件。从监管方向来看，金融监管可分为行政监管与风险监管两个方面。行政监管主要负责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设置、撤并以及其他活动按照特定的法律程序进行批审，对非法的金融产业进行取缔并打压，解决非法集资问题。而风险监管是指对监管对象实施全方位监控，将可能出现问题的源头扼杀在摇篮里，保证其资产的合法性，确保金融活动的正常经营，不让其做出有损社会及他人利益的事。
二、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金融领域亘久不变的话题，两者处在事物的对立面，自然免不了会出现矛盾。
首先，金融创新代表的是一个金融机构的动力。一个金融企业如果想得到更好的发展，就必须要学会创新。金融创新也是金融机构生命力的体现。然而金融创新并不是说毫无底线的创新，它需要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一步步践行，对于以违法手段实现的创新我们应该予以摒弃。
其次，金融监管让一切金融活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不能超出法律规定的界限。然而总是有些金融机构为了追求自身的发展，不断躲避相关监管活动，试图进行不被允许的创新活动。减轻监管力度并不意味着放弃监管任务，而是有目的地进行宏观调控与管理，有侧重点地进行管理。
三、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选择
我国的金融创新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从我国的实际发展情况出发，认真学习和借鉴他国的发展经验，最终找到了适合我国发展的新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金融体制。该体制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要领导核心，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结构，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金融体系。人们的金融资产贮存形式从以往的银行储蓄变成多种资产并存。就现在的发展状况分析，金融技术的创新速度十分迅速，尤其是在电子金融方面。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完成了一个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的初步构建。但是不得不承认，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始终落后于经济水平的提升，金融产业无法迅速适应经济体制的变革。就这种现象来看，我国目前金融行业的发展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为促进其发展，提出以下的几条可行性建议：
1.不断创造出新型的切合我国实际的金融工具
目前我国现有的金融工具种类较少，数量也不够多，各方面的性能与质量都不能很好的满足市场的要求，所以金融工具的完善对促进金融产业的发展很重要。在创新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尽管某些国家的金融工具较为发达，但是不适合我们照搬照抄。我们应该结合我国实际发展状况，有选择性的借鉴他国经验。
2.逐步建立开放型金融市场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呈现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所以我国在开展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到国际市场，不能固步自封，只关心自己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看到国际金融业务的流程，争取打造出一个对外开放的金融市场。
3.健全完善金融法规
目前金融机构的违规操作较为严重，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监管力度不够大以及监管制度的不完善。因此，相关的监管部门应该针对这些违规操作现象做出相应的监管制度调整，创新监管方式，以此来实现进行监管的目的，努力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4.确保创新活动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在当下这个社会发展阶段，由于我国市场金融体制的不完善与相关约束机制的不健全，很容易给金融创新带来负面的影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说，为了保证创新活动的规范性和安全性，应该对创新活动采取正确的引导与监管。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通过之前的金融危机得到经验教训，客观看待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作用，协调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缓和两者之间的关系。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都是以推动我国金融产业的发展为主要目标，所以它们两者没有根本上的矛盾，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那将会对我国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产生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除此之外，别国的发展经验自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是也是从我国实际状况出发，对国外的技术有选择性的借鉴，以促进中国特色金融体制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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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健.我国市场化改革中的金融创新现状及效果分析.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1996(4).
[3]高山.金融创新、金融风险与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研究.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
金融学研究生培养方案范文第5篇
一、大数据思维在金融学研究中运用的价值和意义
(一)金融信息更加丰富
在金融学科的领域中,传统的金融学相对比较单一,它的结构与模式都相对简单,数据来源也很片面。大数据思维的产生使得金融学得到很大的改变,它的信息更加多样化、丰富化、创新化,研究内容更有深度,使用效率得到空前提升。
(二)针对性和准确性提高
随着金融学范围的不断扩展,传统的金融学经济结构和财务基础已经很难满足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网络的普及与大数据思维的渗透,不仅降低了金融样本搜集的难度,还凸显了大数据思维在金融学中的价值和意义,使得金融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准确,并且具有针对性,有利于金融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三)强化金融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金融学一直不是单独存在的学科,它与其他的很多学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大数据思维的引进使得金融学研究与数学学科、逻辑推理学科等并不是很靠近的学科都有了很强的关联性,可以通过互联网将数据和信息通过推理和智能分析进行整理和归类,除此之外,他还与各个领域的学科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有利于大数据思维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二、大数据思维在金融学研究中的运用前景分析
传统的金融学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完全脱离了传统财务的束缚,不仅改进了,银行证券股票等各个数据的研究方向,还给整个经济市场带来了全新的活力。大数据的多样性、丰富性、综合性、海量性、智能性,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金融研究数据中的一些失误和风险。其次,大数据库的建立能够给客户以及企业带来益处,双方都能够从数据库中找到对于自己有利的信息资料,企业可以更好的提升自身的决策质量,并对客户建立更好的服务。客户则能够从信息中得到有效的资料,对于企业的选择和消费方式也有很好的指引价值。
三、大数据思维在金融学研究中的运用
(一)建立有效的金融研究平台
构建积极有效的数据平台是信息整合与拓展的渠道和前提,通过手机移动或者电脑网站等方式利用平台进行科学合理的筛选与分类,同时还要保证平台的数据分析处理以及保存功能,为企业和客户提供良好的参考平台。
(二)降低数据的误差和风险
现代经济社会中大部分的金融产品都是存在金融风险的,金融产品不仅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也能够因为细小的误差和失误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金融学研究下的大数据思维方式就为此提供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它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误差和风险,还能够极大限度的提高它的准确度,避免了企业的重大损失。例如银行对一家企业进行放贷工作时就可以利用大数据,对于这家企业进行信息数据分析和整合,从而对它的放贷数额进行评估。
(三)推进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新发展
随着科技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网络的运用会越来越先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结果,也是社会经济时代发展的产物。金融业和互联网在双方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大数据的思维模式,将金融业中的各项功能更加完善,从而提高它的信息筛查效率、投资风险测评等能力,提升金融产品的稳定性,提高了金融学自身的研究价值。
(四)利用大数据提供多样化服务
大数据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是前所未有的,它几乎占据了所有可控的信息和数据,它所整合和处理的信息数据是企业与客户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源。为了更好的满足广大客户的需求以及企业更加长久的发展,企业都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来找到自身的劣势与不足,从而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而客户可以通过大数据的分析,降低自身投资的风险和误差。金融学中大数据思维的应用,不仅能够为客户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还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保障。
(五)为金融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保障
金融学的研究和发展需要不断的探究和发展才能够使它更好的运用于社会。为了提升它的应用效果,不仅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还要学习和引进最新的科技对它提供保障,除了资金技术的保障力度以外,还应该加强金融学中的人才培养的力度,不断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性与综合性,除了要具备传统上的工作能力以外,还要吸收和学习最新的网络运用和技术分析,需要培养出专业的数据处理人才以及风险评估人才等专业技术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强化和保障金融学中大数据思维的研究运用。
结束语: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各种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金融学中大数据思维运用的重要作用。大数据作为现代社会新时期的重要信息技术和发展方向,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运用自身的价值和能力,金融学大数据思维研究的具体运用体现在了专业平台的搭建、对于误差与风险的掌控、互联网金融的推动,以及金融学的发展人才培养等等方面,它不断发展与进步,影响着我国经济模式,为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网络技术的进步,大数据的运用越来越成熟,空间越来越广泛,大数据的技术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仅如此,在科学领域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进步,给金融行业带来很大的贡献。本文从大数据在金融学研究中的价值出发,探讨和研究大数据思维在金融学中的研究运用。
关键词：大数据思维,金融学,研究,运用
参考文献
[1] 贺宇琳.金融学中大数据思维的应用分析[J].科技经济导刊,2018,26(10):166.
[2] 朱佳琦.大数据思维在金融学研究中的运用策略浅议[J].纳税,2017,(07):83.
金融学研究生培养方案范文第6篇
摘 要：文章对比分析了2010—2020年国内外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研究脉络，选择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和CNKI部分数据库2010—2020年科技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定量统计、聚类分析、突发关键词探测等方法，结合可视化软件CiteSpace、VOSviewer和Excel绘图功能，实现国内外成果转化领域的知识图谱比较分析。文章研究发现，2010—2020年国外平台更集中在成果转化链条的末端研究，国内平台更偏向成果转化的顶层设计研究和经验模式的探索。研究预测，围绕高校为主体的成果转化多维度研究将是国内外研究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成果转化;技术转移;可视化分析;知识图谱
DOI：10.19881/j.cnki.1006-3676.2021.07.07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Sci-tech Achievements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2010—2020）
Gan Tian1 Ju Bangqing1 Li Ying2
（1.Hunan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Hunan，Changsha，410001;2.Xu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Jiangsu，Xuzhou，221018）
Key words：Achievements transfer;Technology transfer;Visualization analysis;Knowledge map
科技成果的创造和转化是科技管理工作的核心问题[1]，是创新能力提高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明确表示，要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产业和产品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2]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生态日益成熟，逐步完善的政策法规催生了更加活跃的成果转化活动，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单位和成交的成果转化合同金额屡攀新高。[3]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仍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如核心科技成果转化率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科技成果“三权”改革还处于深水区、科技成果转化金融支持力度不足等。
从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上升到国家科技战略高度以来，我国学界针对该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蔡跃洲[4]辨析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内涵边界，全面探讨了科技成果转化的诸多環节;储蓉月[5]剖析了高校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影响因素，并对转化路径提出了优化策略;刘宇等人[6]以SWOT-QSPM模型制定了重庆科技成果转化发展竞争战略及实施方案。为借鉴吸收国际科技成果转化经验，不少学者对国外科技成果转化的模式进行了分析。陈俐等人[7]总结了英国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主要路径及重大举措;李玲娟等人[8]梳理了美国技术转移政策的发展历程、构成体系和典型制度;董洁等人[9]介绍了以色列科技创新体系中成熟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近年来，针对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文本的挖掘分析逐渐增多，杜宝贵等人[10]对我国各地区、各部门1978—2018年颁布的311部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政策，进行了内容分析与定量统计;赵睿等人[11]采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的方法，对全国31个省份（港澳台除外）2007—2019年颁布的金融支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展开研究;司晓悦等人[12]绘制了2000—2018年间CSSCI成果转化中文文献的知识图谱;许琦[13]对2015—2019年中国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研究的中文核心期刊文献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从国内平台看，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文本挖掘多以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对该领域整体研究态势的可视化分析较少，尚没有涉及对国内外研究态势的对比分析。笔者强调基于国内外知识平台的文献信息，运用定量统计、聚类分析、突发关键词探测等方法，结合多种信息可视化软件以知识图谱的形式呈现近10年国内外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脉络，找准差距、判别热点、辨析前沿，希望为我国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我国对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重视程度及科技领域成果转化的发展水平都有了明显突破，结合国内外科技创新竞争形势，笔者选择检索年限为2010—2020年。国际文献选择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以“achievements transfer”“technology transfer”“technology transaction”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5053篇外文文献;国内文献选择CNKI的EI、北大核心、CSSCI、CSCD数据库，以“成果转移”“成果转化”“技术转移”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1560篇中文文献。
（二）研究方法
笔者首先借助Python命令进行数据清洗，包括过滤筛选重复记录、空记录等无效数据，拆分预处理部分字段。基于数据统计分析概念（TOP N统计、数量分布统计、关联统计等），使用可视化软件CiteSpace[14]、VOSviewer和Excel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形成可视化知识图谱用于国内外对比分析，展现国内外科技成果转化研究进程中较为重要、关键的有效信息，以识别研究趋势。
二、科技成果转化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年度发文量对比分析
2010—2020年，国内外平台科技成果转化年度发文量趋势如图1所示。国际平台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国内平台发文量波动较小，与国际平台的研究差距逐渐拉大。中文、外文文献差距的不断拉大，并不代表国内科技成果转化研究发展缓慢，笔者通过进一步对国际平台文献的国别分析发现是部分国内学者倾向于使用外文在国际平台发声。
表1所示为2010—2020年国际平台科技成果转化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地区）。从数量上看，中国发文量约占全球发文量的10%，仅次于美国，与英国相当，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大都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创新型国家。但从合作交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中介中心性仅为0.03。中介中心性是测度节点在合作网络中重要性的一个指标，由此可见，虽然我国发文量较大，但在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合作度不高，英国和美国的中介中心性均超过0.1，体现出两国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做法处于先进水平，并受到全球的认可。俄罗斯虽然发文量仅91篇，数量上不属于前列，但其2017—2020年间突变权重最高（8.87），可能与俄罗斯政府在《2020前俄罗斯联邦创新发展战略》中列出的鼓励措施有关。[15]
（二）期刊分布统计
国内外平台发表科技成果转化文章排名前十的期刊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文章的发文量如图2所示。这排名前十的期刊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文章的载文量占所有外文期刊的15%左右，排名前三的分别是《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RESEARCH POLICY》《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中文排名前十的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文章的期刊载文量占所有中文期刊的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文章的48%左右，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科技管理研究》《中国高校科技》《科技进步与对策》。国内外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文章的投稿刊物均以科技服务管理、创新发展及公共政策研究等管理类学术刊物为主。
（三）科学合作现状对比分析
利用CiteSpace作者合作网络分析有助于了解科技成果转化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的合作关系，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可以明显看出，国际平台作者合作网络的核心人物有：Mike Wright（英国，帝国理工学院）、James A. Cunningham（愛尔兰，爱尔兰国立大学）、Mirjam Knockaert（比利时，根特大学）、David B. Audretsch（美国，印第安纳大学）、Maribel Guerrero（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等。国际研究以欧美研究学者为核心，已形成了较广泛的合作网络，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十分紧密，国内学者尚未在国际合作研究中进入核心圈。国内平台作者合作交流程度明显较弱，仅可判断出两个早期的合作子网络，即以南昌大学喻登科为核心的研究团队，与意大利圣安娜大学Andrea Piccaluga有合作的国内高校研究团队（包括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
（四）研究机构现状对比分析
笔者通过对国内外平台科技成果转化研究领域的研究机构发文量进行统计，得出表2。结合内容分析，以国内外机构综合对比来看，欧美高校对科技成果的应用与转化关注度普遍较高，权威交流研究广泛且有一定深度。我国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在国际平台发文较多，二者在《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18》统计的科技成果合同金额居前三位，均设有独立机构从事科技成果与技术转移工作，开展了大量探索性研究与实践。清华大学积极构建“四类专员”技术转移队伍，倡导开展科技成果处置尽职调查，并规范兼职兼薪与离岗创业等要求。中科院注重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源头设计，其加大对科研人员的奖励力度、健全考核评价体系等一系列举措大幅提升了研究人员的成果转化动力。
从国内平台主要发文研究机构可以看出，除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和中国科学技术战略发展研究院两所国家权威智库机构外，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工作多集中在高校。高校是创新主力军，也是科技成果产生的聚集地。2020年，教育部科学技术司通报了11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典型经验，而这11所高校中仅有2所进入国内平台发文量前十。该结果表明，我国要进一步鼓励有关机构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进展和成效进行总结凝练后的开放性研究。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研究充满热情和活力，多所院校、科研机构都在对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进行深刻探讨并提出不少宝贵建议。
（五）基于内容关键词的研究热点对比分析
比较研究热点有利于发现国内外研究的重点和关键问题，而对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笔者利用VOSViewer 工具实现对国内外平台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得到图5和图6所示的研究热点图谱。由图5可知，国际平台研究热点有：1.基于高校、企业层面技术创新后延伸的技术转移、产业化或商业化的模式与影响研究;2.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转移效应的影响等;3.针对技术转移的政策研讨与技术转移生态体系的建设研究等。从国内平台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热点图谱（图6）可知，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关注面较广、思维较开放。研究热点有：1.针对特殊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与机制研究，如产业角度、创新主体角度和创新产出成果角度等;2.探讨知识产权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关系;3.围绕技术转移的创新中心建设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4.科技成果转化对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及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分析等。
对关键词出现频次和中介中心性进行统计，国内外平台科技成果转化研究领域排名前十五的关键词如表3所示。总体上看国内外研究方向大体一致，都围绕成果转化或技术转移的相关政策、影响因素、绩效表现等方向及其辐射角度如自主创新、知识产权、高校转化模式等进行研究。当然，由于国内外创新基础条件、研发实力差距和开展技术转移的时差等因素，在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差异也十分明显。国外较早就开始重视科技产业化体系的建设，多举措构建高校产学研创新体系，科技产业园区生态完善、发展态势良好。因此，国际平台与产业化相关的关键词出现较多，如industry（产业）、firm（企业）、commercialization（商业化）、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和entrepreneurship（创业精神）等，已经跨越到科技成果转化链条的末端研究范围。我国更偏向于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顶层设计研究和经验模式的探索，表3中国内平台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也体现出，当前我国研究热点仍然是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本身展开的。反观国际平台，technology transfer（技术转移）虽然出现频次最多，但其中介中心性比关键词innovation（创新）低0.02，此外中介中心性超过0.1的关键词还有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发）。可以看出，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研究最终还是要支撑和促进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的提升，从源头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
三、基于突现关键词的研究前沿对比分析
突现关键词是指一段时间内增速突然加快或频次突然增多的关键词。利用CiteSpace可以将突现词从海量关键词中探测出来，利用突现词的动态变化来展现该领域的研究发展脉络和前沿方向。[16]
国内外平台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突现关键词按照突现起始时间先后排列的演进序列如表4和表5所示，其中突现权重越大代表该关键词在突现的起止时间段内研究热度越高。关键词的突现时间段越靠近现在且权重越大，越能反映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研究方向。
从突现时间段对比分析来看，我国的研究前沿点比国际平台出现较晚，2017—2020年突现的关键词如职务科技成果和协同创新，分别对应国际平台2010—2013年突现的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open innovation。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起步晚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我国2015年前主要是借鉴国际技术转移的经验并探索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体系建设。2016年，国家完全下放科技成果的使用、处置和收益权，随之出现了职务科技成果的研究热潮。当前，各地方、各部门仍在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改革，可以预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政策工具、职务科技成果、“三权”创新改革、转化模式和绩效等将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此外，參考国际平台突现关键词演进图谱可以预测我国该领域的研究方向还有：1.面板数据分析。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制度于2017年开始实施，对时间序列上200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数据的统计分析已然可以着手研究。2.技术市场的设计。近年来，我国以技术合同成交额衡量的市场增速和规模持续呈现高增长态势[17]，但仍存在不少缺陷和不足，技术市场体系建设还有提升空间。3.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多维度研究，如大学科技园规划与运营、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影响因素等。
国际平台2017—2020年突现的关键词分别是market（市场）和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结合世界各国政府、高等院校、跨国公司等在创新发展的新政策、新模式的探索，判断国际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趋势主要有围绕高校为主体的实践概念验证中心、市场化技术转移公司的设计与运作模式研究。
从突现权重对比分析看，国际平台上突现词权重最高达13.526 5且普遍都在[5，9]区间内，而国内平台上突现词权重最高仅4.139 9，其他均在3左右徘徊。这表明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前沿上研究力量不足，可能与国内平台的年文献数量不多有一定关系，应该鼓励研究学者在该领域多形成一些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以供决策参考。
四、结论与展望
笔者对2010—2020年科技成果转化研究领域的中外文文献进行了定量分析与知识图谱展现，经对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2010年之后国际平台科技成果转化研究大体呈上升趋势，以欧美研究学者为核心已形成了较广泛的合作网络;而国内部分学者首选外文平台发表，国内平台该领域研究保持稳定，与国际平台的研究差距逐渐拉大，合作交流程度明显较弱。目前，国内创新形势良好，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显著，预计“十四五”期间国内相关研究将掀起高潮。
第二，由于国内外创新能力及科技成果转化起步时间的差异，国内外平台的研究热点有明显特征。国际平台更集中在对成果转化链条的末端研究，国内平台更偏向于对成果转化的顶层设计研究和经验模式的探索。
第三，研究前沿方面，相似的研究前沿点国内平台出现均晚于国际平台，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围绕以高校为主体的成果转化多维度研究将仍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国内在政策工具、职务科技成果、“三权”创新改革、转化绩效等方面的研究也是目前国内学者研究的主要发展方向。
总体来看，我国在科技成果转化研究与实践等方面都有明显突破，正逐渐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链上各个环节面临的难题，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生态。在新时代背景下，要支撑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世界科技强国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还需要有进一步的突破，要再往细处、往深处进行研究和构建，如成果转化专业服务机构与人才的培育机制、考核评价体系、转化模式与路径等很多方面，都值得学者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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