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数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城市公路建设不仅是公益性项目还是一种经济投资行为，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城市公路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公路建设后进行经济评价关系到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利用科学的方法和原则对其进行经济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城市公路建设 经济评价 原则和方法
1 我国城市公路建设的现状
最近几十年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保持着持续稳定发展的状态，城市公路建设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公路建设项目每年的投资规模都在不断扩大，“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如今已基本贯通，城市公路建设作为我国公路建设项目的核心部分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这期间的发展过程中，高速公路项目从无到有而且发展迅速，沪嘉高速公路是我国国内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于1988年建成通车，到2012年底，国内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达八万公里，并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势头[1]。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呈下降趋势，为了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家通过财政政策投资4万亿元来刺激经济，这些资金主要投放到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因此我国迎来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新高潮，公路尤其是对城市公路建设项目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此后，我国公路建设在国家的扶持下积极推进，进一步完善了国家的公路网建设，路段扩容以及对原有公路的道路改造。
城市公路项目建成后，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有些公路建设项目虽说花费了巨资，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社会经济效益，这主要是由于有些项目并没有通过前期论证和进行后期的经济评价；另外，一些决策者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主观臆断盲目立项，亦或是建设单位为了赶进度和抢业绩；其中也不乏一些公路项目虽说进行了后期的经济评价，但因未进行深入的调查，对公路运输的发展状况把握不准确，效益预测以及项目经济评价的方法科学性不高，致使评价数据没能反映项目的真实状况，从而导致在判断和决策上的失误。因此，为最大程度的发挥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区域经济及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对公路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应予以足够的重视，通过客观准确的项目经济评价，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2 城市公路建设后经济评价的重要性
2.1 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城市公路建设的最大受益者应属交通运输业了，而交通运输业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人们对交通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内外部需求的刺激下，通过城市公路建设这一途径来提升交通运输业质量具有很高的可行性和实用价值[2]。交通部在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中，对交通运输业发展新时期面临的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表示交通运输业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在服务性行业中处于战略地位；各级政府对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以及人民群众对交通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高，中央的方针政策上对交通运输的倾斜力度也在加大，所以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而在这个新的机遇期为了保证公路建设后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必然要对其项目的建设和实施进行经济评价。
2.2 城市公路建设自身价值实现的要求。对于一个城市公路项目来说，它的建设必然承担着重大的社会效益目标和社会责任，只有不断提升公路的实用性和安全性以及其使用周期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城市公路的效能，发挥其作用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共效益，从而实现公路的自身价值；与此同时，城市公路作为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还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保障交通运输者的安全，排除安全隐患，避免发生重大的意外事故。因此，有关政府部门和项目建设单位都应该对城市公路进行必要的经济评价，分析公路建设所要花费的成本投资和收益，建设难度和实施的可行性，建设过程中的质量监管以及后期的养护，通过科学的评价来保证城市公路建设自身价值的实现尤为重要。
2.3 城市公路建设的重要经济意义。公路建成后不仅可以带来直接的给用路者带来的经济效益，而且还间接影响着公路沿线经济发展，公路在城市发展中起着解决城市内居民交通和企业需要以及连接周边城市的作用，但城市公路建设实质上还是一种经济投资行为，并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经济连锁反应。城市公路的建设有利于城市与城市之间连结，促进城市间的人员、企业沟通和交流，推动经济发展的辐射力度，加快工业转移的进程；另外，还能够刺激供求关系扩大，降低交易费用，合理的公路网布局使居民消费更加便捷，还能潜在地刺激现代交通工具和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增加。但是只有具有良好的经济价值的城市公路才能够带来以上所述的经济效益，而要分析公路的经济价值必须对其进行经济评价才能确定，所以为了判定公路经济价值的高低必然要进行科学合理的经济评价。
3 城市公路建设后经济评价的原则和方法
3.1 城市公路建设后经济评价的原则
经济评价一般分为国民经济评价和财务评价，而在道路交通规划过程中只需对项目进行国民经济评价，分析交通运输网的经济价值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包括费用与效益对应一致原则和效益与费用的计算采用“有无对比法”原则[3]。其中费用与效益对应一致原则指的是将费用与效益放在相同的范围内计算，采用科学合理的计算方法，分析确定公路建设项目的投入成本以及预测后期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并编制现金流量表，分析效益与费用的利弊，根据所得出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及时调整经营成本和营业收入，提高成本的利用价值，实现公路运营效益大于实际投入费用。而“有无对比法”指的是将建设项目建成所要花费的费用和效益与建设项目未建成所要花费的费用和效益进行对比，分析该项目在“有”和“无”两种情况下的效益与费用的差额比较，识别项目建成所要投入的成本是否能够带来更大的效益，从而确定该项目建成所需要的各种效益和费用，以便于准确衡量建设项目将带来的净收益。对项目进行经济评价必须遵循这两个重要原则，其主要目的还是為了权衡利弊，择优选取建设项目，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3.2 城市公路建设后经济评价的方法
城市公路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应以“费用效益分析”为核心对项目进行经济评价，可以对效益直接进行计算分析，即效益与费用相比较的理论方法，以寻求最小的投入来获取最大的产出，并结合效益与费用一致性和“有无对比法”的原则，计算项目的费用和效益，将费用和效益具体化，采用影子价格理论来估算项目建成后所带来的各项效益和费用。对效益和费用进行经济分析的同时不可忽视费用效益分析参考参数的应用，这些参数包括社会折现率、贸易费用率、影子汇率、影子工资系数和残值等，只有将现有费用效益分析标准和这些参考参数结合起来，从国家的角度来分析投入成本与效益才能使经济评价更具科学性、规范性和全面性[4]。
总结：城市公路建设后的经济评价是一种社会化行为，关乎到我国交通运输的发展和经济的提升，重视公路建设项目的经济评价是对社会和国家负责的表现，正确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遵循经济评价分析的原则才能够使城市公路建设项目的经济评价更加权威和科学。
参考文献
[1]李壮.公路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研究[D].天津大学，2011.
[1]李俚.论公路建设中工程经济分析的重要性[J].华章，2013，07：66
[1]林晶.公路建设项目国民经济评价应用研究[D].长安大学，2012.
[1]王光毅.高速公路项目经济后评价研究[D].天津大学，2008.
经济数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基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基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模型，运用我国1996－2008年间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两者的协调发展比例。研究发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比例是动态的变化，我国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处于较正常的波动区间。研究结果表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模型能较好地反映经济演化趋势，协调发展比例能对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起到一定预警作用，可以根据实际比例与协调发展比例的关系制定有效的货币与财政政策。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Logistic模型
经济数学论文范文第3篇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煤炭消费真的已经达峰了吗？》（1月22日）
2017年，中国的煤炭消费情况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煤炭价格急剧上升，煤炭产量和消费量增长，煤炭存储量急剧下降，煤炭消费发生了反弹。很多专家开始担心中国去碳化进程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一些学者仍然对中国煤炭消费量是否已经达峰存疑。对此，布鲁金斯学会发文称，尽管煤炭仍是中国的主要能源，但依靠煤炭驱动的经济增长已经终结，未来数年中国的煤炭增长依然乏力。
首先，在宏观经济层面，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大可能高于2017年设定的目标。第三产业将继续替代建筑业与制造业等传统高耗煤行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其次，地方政府正深陷债务泥潭，无力再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最后，中国坚持改善能源结构。太阳能发电成本再创历史新低，以至于可以和煤电竞争。如果弃风限电问题得到解决，风电也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煤改气政策、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等政策，也将减少煤炭消费。
新时期中柬经贸合作可从对柬直接投资入手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李克强总理日前访问柬埔寨，强调要大力发展中柬经贸合作。新时期中柬经贸合作，可从大力发展对柬直接投资入手。其中，可先从劳力密集型产业着手。柬埔寨劳工价格低廉，且当地市场规模有限，购买力弱；中国企业到柬埔寨投资，可将在柬生产的产品通过马六甲海峡运到欧洲市场，或直接通过南海运往美日。
相对比泰国和越南，柬埔寨目前的物流成本较高，因此克服当地落后的基础设施十分重要。事实上，柬埔寨政府正大力投资，努力改善基础设施。近年来，柬埔寨政府每年都投资十亿美元用于改善基础设施。这个数目从绝对值上看不是很大，但从相对值来看，它占了柬埔寨政府每年财政支出的8%以上，力度不可谓不大。因此，不必过分忧虑。（1月18日）
平台化战略可帮助企业突破增长瓶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零售启发：效率依赖于共生平台系统》（1月18日）
Interbrand是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品牌咨询公司。近年来，在该公司评选的“全球最佳品牌”中，全球排名前五的企业中有三家是平台化企业。这些企业拥有自己的生态系统，其企业优势在近十年来平稳上升，而且越来越显著，挤占了诸如能源、金融等传统企业的领先位置。
在当今整体经济下行、企业内涵式增长愈发受限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大中型企業已开始思考利用平台化战略在企业内部进行二次创业，帮助企业突破增长乏力困局。企业搭建平台时有两种选择方向：
第一，对于具备突出相对竞争优势（如产品标准化、创新、供应链管理、品牌影响力）的企业，可选择搭建跨界型、外向型平台。将核心优势资源对等为平台价值，并设计市场机制将平台价值与外部共享，通过对外部企业开放平台实现资源的互换、合作，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产业链延伸、跨界合作。
第二，对于具有一定竞争优势，但优势不明显的企业，可选择搭建面向现有行业的整合型平台。通过总部平台对下属经营单位提供服务，并通过市场化的交易机制设计，明确集团总部与各业务板块之间、业务板块之间及业务板块内部的利益分配、内部交易机制，以合伙人改造的方式大规模整合、整合行业内企业、团队，形成众多扁平化、自组织的经营单位，将经营重心下沉，释放组织整体效率。
特朗普太阳能进口税或限制美国光伏产业发展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特朗普太阳能进口税弊大于利》（1月23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立法，将对从世界各地进口的光伏组件征收高达30%的关税。关税旨在刺激美国光伏制造业，提高本国光伏产业与亚洲（尤其是中国）同类产品制造商的竞争水平。但事实上，关税政策并不足以振兴美国光伏产业。这主要表现在威胁就业和限制创新两方面：
一是就业方面，随着征税后光伏产品成本的提高，其需求也会随之下降，对光伏电池的安装需求也将缩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美国光伏产业绝大多数的就业岗位并非出现在制造业，而是在光伏组件安装行业，因此，就业机会将大大削减。美国太阳能产业协会预测，今年将有2.3万个就业机会因此流失。未来将缩减更多安装光伏组件的工人数量。
二是创新方面，由于美国无法在大规模光伏产品生产中发挥优势，因此创新一直是美国与中国竞争的着力点。目前，美国有两家光伏制造商通过创新实现了与中国生产商同样的竞争水平。其中美国太阳能巨头SunPower是世界上生产最高效率的硅太阳能电池的公司，其生产基地设在东南亚，不幸未能躲过征税。由于研发创新是该公司的竞争优势，在关税实施后，高价位面板需求减少，利润的损失将直接影响该公司继续研发的能力。因此，关税可能会限制美国对光伏技术的创新。
2018年中国经济应防范灰犀牛
沈建光瑞穗证劵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鉴于2017年我国经济成就，有乐观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周期，2018年中国经济会持续反弹。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传统以债务扩张刺激高速投资的旧模式，虽然短期内稳住了经济增长，但金融风险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债务、金融与实体经济高杠杆以及房地产泡沫的隐忧是影响中国经济巨大的灰犀牛，去杠杆背景下，2018年中国经济仍可能充满不确定性。
首先，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小视。近日来，天津、内蒙古等地曝出数据挤水分，修正前后的数据变化之巨让人惊讶。如内蒙古下调2016年财政收入四分之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调减四成。
其次，金融去杠杆背景下，风险事件正在增多。近一两个月以来，严厉资管新规出炉、互联网金融监管加深、对消费贷进入房地产领域的专项整治加紧以及对通道业务等证实了预期，说明强监管风暴的到来。
最后，平稳化解房地产泡沫是另一大难点。此次房地产泡沫难以通过房价-收入螺旋式上涨的模式化解。一是当前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指标已接近国际最高水平；二是近年来收入增速下滑在短期很难追赶前期上涨的房价。（1月24日）
现行网络支付平台体系存在两大短板
周子衡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法定数字发行与运行之前，一系列的网络支付平台体系、准数字货币或私人数字货币的运行，部分地起到了即将到来的法定数字货币的功用，但是，它们存在致命的“短板”或“缺陷”，无法自我完善，须待法定数字货币来根本突破。具体言之，主要有二：
第一个“短板”：割裂乃至对立的“对私场景”。网络支付平台体系（或网上第三方支付体系）相互间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往往自我设限，相互之间不能实现互联互通。事实上，这也决定了电商与网络支付商相互绑定的格局，亦即网络支付商的板块分裂促成了电商板块的分裂。支付体系事实上的裂化也使得支付商与诸如物流商等之间时常处于紧张状态。根本上说，供给商之间矛盾的焦点或冲突的发力点或策源地正是支付商分立、分裂所带来的，其所营造的是一个不贯通的对私场景。
经济数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ECFA；内涵；规律
摘 要： 两岸ECFA是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核心构件之一，其有效运行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成熟发展，反映出如下主要特征：大陆与台湾共享文化与价值观念是深层心理动力；大陆与台湾获益或失益预期是直接行为动力；一个中国原则是内在要求；两岸公共权力正向有效介入是关键。
On the Connotation and Its Growing Laws of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Cooperation Regimes
LIU Ge(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066004, China)
Key words: 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Cooperation Regimes; ECFA; connotation; laws
2010年6月29日，海协会与海基会举行第五次会谈，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分别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上签字，这是构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如何确保ECFA有效运作，促进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制度化和自由化发展，构建完善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依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拟厘清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基本内涵，探讨ECFA实际运作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性。
一、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内涵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在汉语中是一个新术语。汉语中 “机制”一词起源于外文翻译，最初对应的英文是“mechanism”，意指机械系统或生命有机体的内部结构、功能及其活动规则。后来，西方的人类学家、心理学和社会学家在各自研究中借用了这一概念，泛指事物的内部结构、功能及其运行规则。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把“regime”一词作为描述国际和区域合作现象的内在原理、中介组织及相关规则的一般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将“regime”翻译为“机制”，并逐渐广泛使用。“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提出可追溯到1993年4月，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曾不公开地协商过两岸经济合作机制问题，并有“设立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会议制度”的提法，为此双方还成立了工作小组，但没有后续成果。［1］2002年1月，钱其琛在纪念江泽民《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讲话发表七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两岸双方已先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进一步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的新契机……为推动两岸经济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愿意听取台湾各界人士关于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密切两岸经济关系的意见和建议。”［2］这是中国大陆官方首次公开运用“两岸经济合作机制”这一术语。钱其琛讲话之后，关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研究在两岸悄然展开。2005年4月和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会谈后所发表的新闻公报中都明确提出了共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两岸党际交流高端的重视，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注入了强大的政治和舆论力量，指出了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引发了两岸官产学界对构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关注，在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目的与可行性、问题与途径、意义与影响以及制度化安排等领域取得多项研究成果，推动了构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实践活动。无论是2005年9月在上海举行“第一届两岸民间菁英论坛”，还是已成功举办六次的“两岸经贸论坛”（自第三届改名为“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两岸经济合作机制都成为核心议题之一。2008年6月以来，随着“海协会”与“海基会”商谈机制恢复，五次“江陈会”的成功举行又将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构建带进一个新阶段。
根据《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辞典》的解释，“regime”的本意是指一种特定的政权或统治体系，它之所以被西方学者引入国际和区域合作研究，可能在于其广泛的外延空间和描述现实经济、政治合作现象的涵盖能力。总结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政治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机制”（regime）可以定义为：行为体（actors）围绕一定问题领域的共同利益预期，基于该问题存在发展的客观规律，设立或不设立特定的中介组织机构，约定一系列明确或不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过程和体系。其中原则是指对事实、因果关系和诚实的信仰；规范是指以权利和义务的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规则是指对行动的专门规定和禁止；决策程序是指现行的决策和执行集体选择政策的习惯。［36］这一定义表明，机制在时间上表现为一个过程，在空间上表现为一个体系，其内涵至少由四部分构成：一是行为体；二是行为体在一定问题领域的共同利益预期；三是媒介组织；四是行为体互动行为的伦理规则体系。
机制是任何合作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其约束与作用的对象是在一定的问题领域内任何具有一定利益诉求和行为能力并寻求合作的行为体，这些行为体都在或简单或复杂、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机制并受其影响。机制的存在形式多样，可以表现为超国家、国家间、区域内或区域间乃至个体层面行为体之间以区域或问题为维度的多种互动合作机制。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是一个国家主权下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机制，其内涵是：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为在经济领域实现互利双赢，基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规律以及共同利益预期，设立特定的中介组织机构，共同确立并遵守一系列经济合作的原则、准则、规范和决策程序的过程和体系。作为一个过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分阶段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作为一个体系，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不仅是制度框架，还包括行为体、共享文化价值、中介组织机构等重要构成部分。［78］
二、两岸ECFA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性
两岸ECFA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共同的规律性。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机制产生与发展的原初动力都在于行为体的利益动机。行为体文化价值观念的互动整合以及相伴随的利益预期的形成为机制产生和发展提供原动力。为了保证行为体之间合作的顺利进行，减少合作中的欺骗与不确定性，参与合作的行为体需要设立特定的中介组织或机构，约定一系列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由此机制便得以存在和发展，这是机制形成的一般规律。ECFA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种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第一，大陆与台湾共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是ECFA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产生与发展的深层心理动力。任何机制都不是既定的，而是人为创造的结果；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进化的和学习的过程，其中知识、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主观因素对机制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无形的重大影响。知识塑造了行为体对现实的认知，并向行为体传达关于因果联系、方法手段与行为结果的信息；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塑造了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取向、利益内容、相互利益平衡方式以及对应的行为规则与规范，并进而塑造机制的形成与变迁。行为体对特定领域事务、相关环境事实以及对其他行为体在该特定领域所表现出来的主观价值取向（或利益诉求）的认知，既是行为体之间冲突与合作的起点，也是行为体最终协调立场、平衡利益、确立合作共识以及一系列行为原则、规则、规范和执行程序的终点。因而，行为体能否在互动中形成共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将决定机制能否产生以及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
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两岸经济合作一直缺乏正式的、双方共同制定与遵守并有效执行的制度框架。然而，20多年来两岸经贸关系却能够在此背景下迅速扩展，取得巨大合作成果，主要是得益于两岸同胞同文同种、基本价值观念一致。两岸经济合作，无论是共识凝聚，还是立场协调与沟通磨合，主要是通过民间途径，在亲情、友情和乡情的基础上，在一种近乎“一切都在不言中”的非正式的、不明确的规则中进行的，这恰恰反映了两岸同胞共享文化价值观念对两岸经济合作所产生的巨大心理动力效应。
第二，大陆与台湾获益或失益预期，是ECFA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产生与发展的直接行为动力。无论是获益预期还是失益预期，都是行为体采取行动的直接动力。获益预期促使行为体采取进取行为，失益预期则促使行为体采取规避行为。无论是进取还是规避，都涉及到行为体的理性政策选择。通过对一定利益关系中现实的或潜在的获益或失益的发现，行为体借理性弱化或强化自身立场，最终达到自身利益与其他行为体利益平衡，这一利益平衡点往往就是行为体共同利益所在。为了在共同利益中实现自身利益，行为体就要围绕共同利益约定共同遵守的行为原则、规则、规范，并确立实施、修正、监督这些原则与规范的组织、机构和程序，机制从而得到确立。
20多年来，两岸经济合作在缺失制度框架的情况下取得巨大发展，离不开两岸同胞共享的文化和价值观基础，更离不开两岸同胞追求的巨大利益动机。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大陆逐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为了解决内部资金不足、技术落后和相关材料缺乏的问题，需要大量外来投资和对外贸易。与此同时，随着欧美国家纷纷把对外贸易与投资的重心逐渐转向亚太地区，台湾企业也受到来自全球或区域的巨大竞争压力，台湾有识之士普遍意识到，若不积极利用大陆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腹地，台湾就难以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过程中保持竞争优势。为了促成产业升级和经济国际化，在竞争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台湾企业积极利用与大陆的特殊关系和优惠政策扩大投资，不断推动两岸经济合作。
两岸开展经济合作，对双方都有巨大好处。对台湾而言，正是在大陆发展的巨大经济利益促使了台商对大陆的投资不断出现新高潮，投资规模逐渐扩大，投资产业呈现多元化，特别是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电子行业以及具有重大经济影响的金融保险业等。巨大的经济利益推动着台商对大陆投资不断朝集团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大陆台资企业盈利面一直在60％以上，其中以投资经营工业生产项目为主的台商企业盈利面高达70％以上。根据中国大陆商务部统计，截至到2010年7月底，台商投资大陆项目总计达81 668个，实际到位资金达509.6亿美元；1978年1月-2010年7月，两岸总贸易额累计达10 454.2亿美元，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累计达6683亿美元。
对大陆而言，来自台商的巨大投资、先进技术以及外向型管理与营销经验也大大地拉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大陆经济现代化、国际化。
第三，ECFA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个国家主权下两个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机制，一个中国原则是其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1987年两岸打破隔绝后，中国大陆和台湾国民党当局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岸经济合作在政府协调和民间推动下迅速发展，大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保护台湾同胞来大陆投资兴业的法律法规，台湾国民党当局也做出有益的协调，共同推动最初两岸经济合作模式、协商管道以及相关运作规则的形成与发展。1990年和1991年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和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相继成立，1992年11月海基会与海协会达成“九二共识”，首次开辟了两岸协商制度化的道路，签署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四项文件，不公开地协商了两岸经济合作机制问题。这表明，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得以健康发展。
李登辉执政后在国际场合宣扬“台独”理念，提出“两国论”，致使两岸关系出现严重倒退，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受到严重干扰，海协会与海基会的制度性会谈也被迫中断。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不断在台湾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搞“法理台独”活动，导致两岸关系乃至海峡和平受到严重挑战，两会商谈中断十年，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发展停步不前。2005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围绕反对“台独”和全面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等重大问题展开党际交流，重申共同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为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2008年3月国民党再次执政以来，海协会与海基会商谈机制正式恢复，两岸直接“三通”正式启动，两岸ECFA正式签署，使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和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ECFA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四，ECFA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种政治经济领域的“公共物品”，其有效运作和形成发展的关键在于两岸公共权力的正向有效介入。公共权力在机制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通过影响合作的舆论环境、公共物品提供、促进共识形成、财富与资源分配政策等，强有力地影响着特定问题领域机制的成长和存在性质。公共权力作为一个权威体系,更有能力主导制定相关行为的基本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它对治下的行为体的权威可以直接转化为行为体接受这些机制安排的约束力量。与此同时，作为公共物品的当然提供者，公共权力可以行使民间组织无力承担的舆论职能和资源配置职能，付出民间组织无力或不愿付出的协调成本。两岸深化经济合作所涉及到的经济纠纷、货币金融、关税税收、技术标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民间力量难以解决的，必须有两岸公权力的正向介入和积极推动。只有两岸公共权力充分沟通合作，分不同阶段，每一阶段针对不同的问题，形成解决方案和处理安排，才能真正建立并有效运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
在两岸经济关系20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大陆公共权力强力推动两岸经济合作，一直以来单方面出台大量惠及台湾同胞的政策法规，为两岸经济合作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公共物品支撑。相比较而言，受“台独”势力的干扰破坏，台湾方面公共权力正向有效介入两岸经济合作还有待进一步扩充。在很长时间里，正是由于两岸公共权力未能和谐对称地正向介入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构建，纵有大陆的强力支撑和两岸民间的倾力推动，但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的“瓶颈”一直难以打破。2005年两岸开启党际交流后，推动公共权力正向介入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构建逐步成为主流共识。2008年3月后，国民党执政团队务实推动台湾公共权力正向介入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两岸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特别是今年两岸ECFA的正式签署，充分展示了两岸公共权力对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构建的关键作用。
三、有效运行ECFA推进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完善的原则
两岸同胞在经济合作中结晶出ECFA和不断成熟的经济合作机制并非易事，体现了民族理性和政治智慧。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是一个具有专门含义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是有效运行ECFA并推进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成熟与完善需要遵循的。
（1）加强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不断提升中华民族软实力。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相互认同的根本，是维系两岸同胞感情的心灵纽带，更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家园。两岸同胞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可以凝聚民族共同价值，提升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和软实力，推动理性和谐的政治与经济机制的结晶与传承。
（2）坚持两岸互利共赢，把推动两岸同胞的整体利益福祉作为一切行动、规则和程序的出发点和归宿。两岸经济合作不是利益博弈的零和游戏，而是互惠双赢的良性互动。只有坚持为两岸同胞谋福祉，增进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才能确保两岸ECFA和经济合作机制良性运作，行稳至远。
（3）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自觉抵制“台独”势力的干扰破坏。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华民族现实而根本的利益所在，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民族的真正兴旺发达，就没有高层次的民族政治文明可言。“台独”违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不但救不了台湾经济，反而会葬送台湾来之不易的经济建设成果和发展机遇，最终牺牲台湾同胞福祉，损害大陆同胞利益。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ECFA和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运行与发展，不是宣示立场的政治戏码，而是务实解决两岸经济合作中的问题，切实为两岸同胞谋福利，彰显中国人解决自己问题的民族理性和政治智慧。
（4）确保公共权力积极正向介入两岸ECFA和经济合作机制的有效运行与发展。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探索过程，需要两岸官产学界鼎力合作，其中代表公共权力的官方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两岸同胞应该不断探索公共权力良性介入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构建与发展的现实途径，进一步完善两岸党际交流、“两会”商谈和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这三个重要管道，形成官导民进的多层次、多维度互动交流体系。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两岸经济合作机制非特指自由贸易区［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1/30/content_260951.htm.
［2］ 钱其琛.在纪念江泽民主席“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重要讲话发表七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1/24/co ntent_253000.htm.
［3］ Stephen D. 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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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舸，张三南.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概念分析［J］. 台湾研究, 2010,（3）:28-32.
［8］ 刘舸，王坤. 博弈论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构建［J］. 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2）：58.
责任编辑：陆广品
经济数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针对“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如何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发展循环经济模式、逐步完善逆向物流，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而循环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
【关键词】“十三五” 循环经济 政府职能 闭环供应链
只有发展循环经济，才能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是一个人口总量多、人均资源分布不均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处在传统阶段，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凸显，资源消耗量大、利用率低、回收率低等问题造成了资源环境破坏。目前，原材料以及能源的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总体经济规模扩张的主要因素，粗放型资源开采、有限资源耗费过多等使得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我国污染物排放量较高，如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气体排放量超标情况较多，工业废水大量排放，废弃物数量较多，国家在治理环境方面也投入较大，但只有通过加快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过渡到循环经济发展阶段，才能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不仅要加强企业生产、产业布局、社会消费等方面的循环建设，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政府的支持。目前，我国国有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政府的推动甚至是直接的投入。对企业而言，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承担更多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其目的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这决定了其在循环经济中多处于被动消极状态，往往需要政府在法律及政策上给予扶持。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新型模式，主要由资源开发生产和废弃物回收利用两方面构成，企业仅依靠自身是难以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的，只有在政府的引导支持下，才能完成整个循环经济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发展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经济模式的改进，政府是否能够制定科学的法律、法规、政策来进行规范和约束，对循环经济发展尤为重要。因此，政府要充分起到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实现社会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决策。
“十三五”时期政府在循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相比于以往时期的经济发展态势，“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发展充满机遇与挑战。从国际角度来看，外部需求、能源供应与应对气候变化三个方面不容乐观。我国一次能源，如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在2016年已经高达64.4%，能源成本直接受到国际能源价格变化的影响。同时，发达经济体纷纷研发新能源以应对全球环境污染现状。中国作为一个能耗大国，同时也是一个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未来在提高能效和减排方面需要更多的投入。从国内角度来看，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仍待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广阔，但不持续、不协调问题仍旧显著，使得加快实现产业优化转型、提高能源资源使用效率的需求更为紧迫。
我国为应对“十三五”时期发展中存在的挑战，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是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在保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改善总体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与循环式生产体系的发展，加强废弃垃圾回收系统的完善，推进生产与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强化各类指标的规范性，实行资源数量与强度两方面管制，减少资源过度浪费消耗现象的发生，提高利用效率。
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职能如何发挥
近年来，由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外观、价格、体验等要求越来越高，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加快。被市场淘汰的产品数量增多，从而产生大量的工业和生活废弃物，加快了环境恶化的速度，威胁着公众的生活。因此，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整体环境下，要将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上，减少各个产业的环境污染。由此，一种新型物流方式应运而生，即不同于以往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相反方向的物流过程——逆向物流。逆向物流的主要目的是使資源利用率实现最大化，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通过对处于被淘汰或废弃状态的产品采用不同的技术方法，进行反向流体活动，实现资源整合以及回收循环利用或无害化处理的整个物流过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来规范和促进企业逆向物流网络的建设。
借鉴国外成功立法经验。逆向物流领域的立法目的主要是：明确系统中的废弃物以及相关技术等对应的工作主体，并约束其行为，促使企业从生产流程的源头开始尽可能地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并加强废弃物的循环回收利用。国外在逆向物流立法方面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有许多值得我国研究学习的地方。日本已经颁布了多部有关回收循环方面的法律，阐明生产商、零售商和消费者在废弃物生产、回收与处置利用过程中的责任分工。日本政府为鼓励支持研究人员在循环经济方面的探究，制定了有关的津贴补助。德国在《包装废弃物处理法》中对包装材料回收利用率的具体数值作出了明确规定。美国出台的《2005年国家能源政策法》鼓励企业使用新型技术来提高能效，明确了在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率方面的责任与义务。美国加州颁布的《综合废物管理法令》具体规定了各个城市在减少废弃物方面的任务，以及未完成规定目标的惩罚措施。
制定优惠政策。根据已有的经验，政府可通过下列几种方式支持企业逆向物流工作的开展。首先，政府应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协助特定符合标准的有关企业做好逆向物流工作的开展。其次，应对逆向物流相关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如实惠方便的融资贷款。再次，政府应对逆向物流企业制定专门优惠政策，如直接减免营业税或所得税等，使其直接或间接地享受税收优惠。同时，就企业而言，政府要引导其树立绿色循环的生产观念，增强充分利用、回收利用资源的意识。政府要通过各种途径帮助企业扩展逆向物流网络建设，如企业独立自建、联合建立以及逆向物流的外包工作，对于具体的构建模式，应该依照企业自身的情况以及所处地区的客观环境条件，进行多方面考量。
从“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可以看到，加快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走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是今后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依照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我们必须选择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逐步建立完善逆向物流，而由于逆向物流的外部性使得政府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借鉴已有经验，政府应该通过优惠补贴等政策加以引导，积极培育企业、区域产业建立闭环供应链，并根据不同产业领域及区域特点实行不同措施，同时要建立健全法律规章制度，培养经济活动过程参与者绿色、循环、低碳、经济的发展观念，营造循环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利用更多的定量模型分析政府具体政策的实施效果，并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完善相关数据库。这些将为我国逐步实现循环经济模式、应对新时期的挑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作者分别为山西省运城市运城学院经济管理系副教授；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2016年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点课题 （课题编号：SSKLZDKT201613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张洁清、彭宁：《大气污染防治的全球行动及我国的参与建议》，《环境保护》，2017年第4期。
②黄友文：《基于供应链的铸造企业逆向物流系统研究》，《市场论坛》，2017年第1期。
③朱红伟、刘园、齐宇、刘倩：《循环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及其关系探讨》，《中国发展》，2005年第1期。
责编/贾娜 美编/于珊
经济数学论文范文第6篇
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是世界范围内从古至今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古今中外的经济史表明,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经济现象和规律。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虽然是由聚集经济引起的,但是,其根源在于某一地区因非移动性要素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绝对或相对优势,而导致该地区聚集经济的形成,并通过其自我增强的初始循环和累积循环过程,使该地区经济增长持续地高于其他地区并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关键词]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聚集经济
程启智(1953—),男,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管制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汪剑平(1973—),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江西省发改委工业处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管制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湖北武汉430073)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内陆省份明显加快了发展步伐,但区域经济发展明显地表现为非平衡发展和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由此引起了人们对非平衡发展问题的高度关注。本文从理论上深入分析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表现形式及其根源,对于缩小差距,走“共同富裕”之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非平衡发展: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
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并非一国一区域的经济现象,而是世界范围内从古至今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
上古时期,四大文明古国分别发源于尼罗河、两河流域、印度河和黄河,即是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早期例证。中世纪,世界大部分地区尚处于教会统治的黑暗时代,愚昧而又落后;而此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空前繁荣,在许多方面都居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世界上的农业经济中心。但是,明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窒息了内部的经济活力,同时,随着欧洲商业文明的产生,地中海沿岸因其优越的港口地理位置而垄断了东西方贸易,于是,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相继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中心。
产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它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变革使英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工业中心、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随之世界经济中心也由地中海沿岸转移到了英国。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出现了“英国病”,其经济出现停滞并开始走向衰落。此时,由于发电机的发明,德国率先开启了电气化时代,其经济呈高速发展态势。于是德国想取代英国的中心地位,据此前后挑起了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两次世界大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因遭受战争的破坏最小,并趁机大发战争横财,其经济实力得以迅速上升。
二战后的初期,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经济实力均受到了严重削弱,美国则独霸世界经济之首,其工业生产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1/2以上,出口贸易占l/3、黄金储备约占1/4。但在世界经济非平衡发展规律支配下,在随后的50多年里,随着德、英、法、意等西欧国家和日本经济的逐步恢复与发展,它们之间的实力对比也就相应发生了改变。基本态势是:美国经济增长逐步下降,英国经济继续衰落,法国和意大利经济有所增长,日本和联邦德国的经济增长快速而呈跳跃式上升。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日本,其次是联邦德国。战后,不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呈现出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规律性,而且,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表现出发展的非平衡性规律。继日本之后,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崛起。
在经济非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当今世界更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舞台。伴随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四小龙”增长奇迹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进入21世纪以来,被誉为“金砖四国”(BRICs)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因其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而受世人瞩目。高盛公司甚至预言:BRICs将于2050年统领世界经济风骚。
经济非平衡发展规律不仅体现在世界范围内,而且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如中国经济发展中也表现出其绝对的规律性。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实际上早在古代和近代就存在。宋代以前,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在北方,但从东汉末年开始,由于北方长期处于战乱,南方相对稳定,从而导致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向南转移。近代由于国外资本主义经济首先从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的港口侵入中国,使这些地区的现代商品经济比内陆地区发展得更早更快,至此,中国开始出现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国际政治局势的考虑,国家向北方的内陆省份投资倾斜,于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南北问题”,即北方较南方发展更快。但实践表明,撇开政治因素,这一倾斜政策并不成功。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由于在优惠政策支持下获得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加上自身的区位优势和商品经济传承优势,而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相对而言,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滞后。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表现在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上,而且还表现在省域经济内部的发展差距上,后者不平衡性甚至比前者更大。据肖金成对2001年中国22个省域内(除4个直辖市、港澳台和5个自治区外)的经济发展差距研究,发现省会城市所在地区与该省人均GDP最低的地区的平均差距为4.45倍①。由此可见,经济发展差距最大的既不是东中西部的差距(2001 年东西部的平均差距为1.44 倍),也不是城乡之间的差距(2002 年城乡之间的平均差距为3.1倍),而是省域经济范围内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差距。
通过以上古今中外粗略的经济史分析,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经济现象和规律。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公平发展的价值观,但是公平发展的价值观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表现形式和原因,对于缩小差距,走“共同富裕”之路,显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经济非平衡发展的表现形式:经济聚集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聚集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讲,城市就是聚集的结果,因此它是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为有利于探讨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几个概念我们有必要界定清楚。
聚集不仅是系统要素的一种特征性组织结构,也是系统进化的特征性演变过程。一般系统进化理论将这种过程称为会聚(Convergence)②。它意味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趋向于连锁,超越原有组织层次的功能复杂性优化极点,从而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系统,并且有选择地“忽视”下层系统的动态细节。
经济聚集,静态而言,是指资源、技术、人口、资金、信息、经济活动等构成经济增长的要素在某一地理空间位置即区域的集中;动态而言,是指构成经济增长的要素向某一地理空间位置即区域的移动过程。聚集经济则是指资源、技术、人口、资金、信息、经济活动或者企业、产业向某一特定区域集中而产生的好处和成本节约的经济现象,亦称聚集经济效益。所以,两者在通用的情况下,前者是因,后者是果。由于要素的有限性,经济增长的要素集中在某一地区,相对而言,其他地区的要素就会减少,集中程度就会弱化,从而导致该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之间不平衡发展和差距扩大。也就是说,经济聚集的必然结果是所谓的极化效应。为什么经济聚集会导致经济非平衡发展?这是由于聚集经济效应作用的结果。
(二)聚集经济效应
聚集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第一,某些指向性相同的或者前向、后向关联性企业集中在一个地区,可以节约生产成本。比如,炼钢企业与炼焦、炼铁、轧钢、重型机械等企业聚集在一起,可以节约劳动力、运输费用和燃料等。第二,相关产业集中于某一区域,可以共同利用某些辅助企业而降低成本。第三,各种产业在某一区域的集中,可以共享该区域如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第四,人口和产业在地理上的大量集中,将扩大该区域市场的潜在规模。第五,人口和产业的聚集,将使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于是,不仅企业可以很方便地雇用到自己所需要的熟练劳动力,而且也使这些劳动者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企业和工作岗位。第六,工商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可使经营者之间面对面地打交道,这有助于他们增进信任,以更为有效的方式进行交往,从而使信息和思想得以自由交流。第七,经济高度聚集的大城市,一般是区域性的金融中心,聚集了各种金融机构,如大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它们给所有的企业提供了高效而便利的金融服务。第八,企业和产业在地理上的集中,促进了商业信息的快速交流和技术扩散。如果聚集的企业和员工的数量越多,交流思想的机会也就越多,创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实际上,上述几个方面的聚集经济效应还具有不断自我增强的累积效应。一般来说,企业总是希望在最大的市场中生产,以节约运输成本和获得规模经济及其外部经济的好处,但是市场规模的大小一方面依赖于企业和产业进入的数量和规模,另一方面依赖于居民数量和收入水平,而他们又反过来依赖于其工作和消费的可获得性。企业和产业的集中既提高了该区域的经济规模,又提高了工作和消费的可获得性。同时,大量企业和产业的集中,使得该市场区内产品种类丰富而多样化,且价格便宜,消费者由于偏好的多样性和追求生活成本最小化,而选择在该区域内集中,居民的集中进一步扩大了市场容量和消费水平,进而又吸引企业和产业进入。这种因果循环累积的自我增强机制,便是聚集经济得以形成的重要微观机理。③
三、经济聚集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聚集的外生动因
关于聚集经济原因的外生解释,我们可以从要素禀赋和区位差异以及外部经济两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
按照新古典主义贸易理论,经济活动倾向于集中在最适宜的要素禀赋区域和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也就是说,企业和产业将根据对要素的需求、价格以及区位条件来选择其投资与开展经济活动的区域。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集中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地区,采掘业倾向于集中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由此而形成其社会分工,并相互交换其产品,以获得比较利益和绝对利益。应该说,这一理论是能够解释古代和近代的许多经济聚集现象的。例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兴盛,是和大河流域优越的地理环境相关的;近代许多港口城市如中国香港、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是因为它们拥有便利的交通区位条件。
但是,如果对以非自然要素为对象的产业进行分析时,我们将发现要素禀赋差异无助于说明其产业聚集现象。例如,制造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我们虽然可以用资本的区域禀赋差异来解释制造业在该地区的集中,但如果要进一步解释这种禀赋差异是如何形成时,我们却是难以给出合理解释的。因为资本禀赋的区域差异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外部性,是指某个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对其他微观经济单位所产生的非市场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经市场交易而对其他微观经济单位造成的成本或收益的影响。其中,有利的影响被称为外部经济;不利的影响被称为外部不经济。这两者也统称外部经济,它最早是由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由于经济聚集具有收益递增效果,但这又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相冲突,所以外部经济是马歇尔用来协调两者矛盾的产物。他认为,经济聚集的发生源自于三个方面的:第一,聚集为具有专业技能的工人提供了劳动力共享的市场;第二,聚集可以为企业提供廉价的专门化的中间投入和服务;第三,聚集有利于信息传播,使企业从技术外溢中获利。
在区域经济学中,人们把这种外部经济在空间结构中的作用分为局域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前者又称地方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cs),是指同一行业的企业或一组密切相关的行业由于聚集在一个特定地点,通过产业功能联系所获得的外部经济。但是,对于该行业来说,这种影响则是内部经济效应。当聚集经济对于企业和产业而言都是外部经济时,就出现了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cs),是指由多个行业(产业)向城市地区集中所形成的聚集经济。城市化经济使得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在大范围内得到共享,而这种共享有效地降低了城市区域内的所有企业的成本,因而使得那些小型企业也有条件从事专业化生产或专业化服务。
(二)经济聚集的内生动因
20世纪7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相继涌现出了一大批聚集的“新产业区”,这些在地理空间上高度聚集的新产业,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竞争力的典型代表。这促使人们对聚集经济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并开始抛弃新古典理论不现实的假设,通过引进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因素,内生地解释了聚集经济的形成原因。
如用内生理论来解释经济聚集的原因时,马歇尔的关于劳动力共享和知识外溢的外部经济理论便与规模收益递增不再相冲突。当一定规模的劳动力和企业在某一地区集中时,劳资双方都能获得递增规模收益。首先,地域性的劳动力共享市场可以减少雇主和雇员双方的搜寻成本。经济聚集程度越高,劳动力市场就越大,而劳资双方的搜寻成本则越小,搜寻活动的效率也就越高。其次,地域性的劳动力共享市场可以有效地降低劳资双方的市场风险。从雇主方讲,由于较大劳动力市场总保持着绝对量较大的求职者,因此,当市场不确定时他可以采取富有弹性的生产方式,而无需保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储备。对工人来说,一方面,在经济活动集中的区域工作虽然将面临较强的就业者竞争,失业可能随时发生,但他同时也面临较多的就业机会,一旦失去工作他可以很快地找到新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经济集中的区域也给就业者提供了更多的跳槽机会和发展机会。所以,即使在不确定的市场,劳资双方也因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集中而都能获得递增的收益。
聚集经济的外生理论把知识外溢的作用看成空间成本的降低。但实际上,随着交通、通信技术的改进和效能的提高,其空间摩擦成本越来越趋于下降。所以,空间成本不能充分地解释知识外溢对经济聚集的好处。但从内生的理论来看,知识外溢对经济聚集的作用,是和知识扩散机制相联系的。知识扩散机制主要有三条途径:(1)第一条途径是通过厂商扩大投资实现的,而这时,知识并没有扩散到其他地方,因而知识外溢与空间成本降低无关。拥有新知识的厂商扩大投资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新产品生产获得了较多的利润即创新租金;二是其高额利润诱使其他低利润领域的资本通过市场流入这一新的生产领域。(2)知识扩散的第二条途径是所谓的模仿。当一家企业因拥有新知识而获得成功后,其竞争对手将会想方设法地找出其成功的原因,并进行模仿。(3)第三条途径与第二条相似,即模仿,但实现的机制不同,它不是通过有意地投入资源而获取有关的新知识,而是由于随机的原因,例如通过人员的流动实现,也就是所谓的传染病机制。我们知道,知识分为公共知识和私人知识。对公共知识,通过第一种模仿扩散机制途径是很容易实现的。但对于私人知识来说,该途径就难以获得,而需要通过“边干边学”机制才能实现。阿罗说:“私人知识在很多生产领域的作用都非常突出,其中包括高科技领域。……边干边学是复制私人知识的一种途径,这种复制并不是通过任何直接的资源投入获得的,而是作为生产副产品或联合产品形式出现的。”④实际上,边干边学机制不仅在企业中存在,而且它通过生产联系存在于整个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之中。所以,空间成本不一定是知识扩散的障碍,但知识扩散的机制和实现方式却使它具有空间聚集的意义。
(三)经济聚集的根源
通过以上对经济聚集的内生和外生动因分析,我们发现,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地理空间的聚集,从而使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因素,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要素禀赋因素;二是分工和专业化因素,它与规模经济及其收益递增有关;三是一定规模的外部经济因素,因为当达到一定经济规模时,经济活动便会产生收益递增,所以它也是内生的。然而,如果进一步追问:分工和专业化,从而一定规模的外部经济,为什么在该地区发生,并形成聚集经济?这必将使我们陷入循环论证和同义反复之中,因为只有经济活动聚集到一定规模后,才有可能产生收益递增的分工和专业化及其内外部经济。所以,即使是内生的理论并不能在根源上对聚集经济的形成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们认为,要想冲出循环论证的怪圈,还需要回到古典的要素禀赋理论上来,但同时需要冲破新古典主义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
现有的理论在分析要素禀赋时,通常把生产要素分为自然要素和非自然要素,前者如自然资源、土地、位置等;后者如资本、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包括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等等。这样分类,显然无助于分析经济聚集形成的根源,因为:前者虽然基本上是不可移动的要素,但是有些资源如矿产资源,从投入要素来说,它也是可以移动的,即通过开采,它们是可以流动到其他地区;后者除制度、基础设施等因素不可移动外,大多都是可以移动的。这些可移动的要素既然可以流动到其他区域,那么,它们本身就无助于说明这些要素何以流动到该区域而不是它区域聚集,并形成一定的规模,从而产生外部经济效应。所以,我们认为分析经济聚集的根本原因,需要把要素按可否移动性,而分为移动性要素和非移动性要素。
本文所说的非移动性要素,是指那些与特定区域的地理空间相联系的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而流动到其他区域,或者难以在其他区域复制的各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果这些非移动性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区域性的绝对或相对优势,那么,由于其特定的区域空间性质,使其拥有了某种垄断性,从而在经济增长中便可以产生超额利润。于是,因其非移动性优势而使该区域对其他可移动性要素和经济活动产生了聚集力,并形成聚集经济,这才导致增长极的形成和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所以,非移动性要素才是解释经济聚集从而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根源。对于非移动性要素,我们可以概括地分为以下四大类:
(1)区域性制度,即广义的制度因素。它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主要是指政府组织及其制定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和政策法规等,例如深圳特区的优惠政策,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在20世纪80—90年代具有独特的区域优势,而导致全国的生产要素向该地区聚集,从而带来了该地区超速发展。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文化、创业精神等等,例如,温州地区的创业精神和传统,对温州的率先发展所产生的经济聚集作用。
(2)地理位置即区位因素。这主要与交通和区域性贸易有关,比如深圳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贸易关系,其他地方也是无法相比的;近代世界各国优良的港口城市无不率先发展,并产生聚集经济效应,从而成为当时乃至今天都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增长极,如纽约。
(3)社会和自然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当它们在某一区域出现并具有绝对和相对优势时,也是不可移动或难以复制的。前者如社会稳定,是影响经济聚集从而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什么中东地区难以形成聚集经济,就是因为该地区战乱不断。不仅近现代如此,在古代也一样。例如,为什么在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古代经济的重心不断南移,即经济向南方聚集?就是因为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而南方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自然环境因素,虽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如果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更不用说经济聚集。所以,它是经济聚集和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尤其在现代。
(4)软硬基础设施因素。这里的软基础设施不包括制度,主要是指为经济增长提供优良服务的行业如金融业。为什么区域性的增长极往往出现在大都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与其他地方相比,它有着优越的软硬基础设施先决条件。基础设施虽然可以复制,但在一定的时间内是难以复制的,尤其是当软基础设施的优势如金融服务中心形成后,更是难以在其他区域复制。
需要说明的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非移动性要素在既定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还可以分为可变和不可变的非移动性要素。例如土地数量和地理位置在既定的社会与技术条件下是不可变的,但是,基础设施、制度、社会和自然环境等要素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却是可变的。在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会增加,制度会改进和完善,环境会变得更好,等等,这将使该地区的聚集经济效应累积性地自我增强。当然,可变的非移动性要素也会向不利的方向变化,例如,过度发展会使环境变差,政府不自律会导致寻租日益猖獗,等等。显然,前者将增强该地区聚集力,而后者将减弱其聚集力,甚而导致聚散力的出现。
四、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
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具体表现为某一地区如中心城市相对其他地区所获得的一个优先而持续的经济发展过程,从而造成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和收入的差距扩大。这个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该地区聚集经济不断自我增强的循环过程,它在时间顺序上可以分为初始循环和累积循环两个阶段。
初始循环,是指某一地区由于其不可移动性要素禀赋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绝对的或相对的优势,即具有较强的聚集力,而导致其他地区的可移动性要素纷纷向该地区聚集,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并促成该地区分工和专业化的初步发展,从而使该地区形成某一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或优先发展的循环过程。所以,区域经济的初始循环,必须要依托该地区不可移动性要素的天赋优势及其垄断效应才能实现。否则,即使你有再多的移动性要素优势如人才和技术优势,但因其他地区的聚集力而使该地区留守不住,最终这些可移动性要素必将“孔雀东南飞”,即流动到有聚集力的地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内地大量的具有优势的移动性要素如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纷纷流动到东南沿海地区,就是其证明。所以,增长极或增长中心形成的真正原因,存在于非移动性要素禀赋之中。
累积循环,是在初始循环的基础上由于其分工和专业化而形成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收益递增优势,并促进非移动性要素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累加(例如:某地区经济获得优先增长即增长极的形成,必将带动该地区基础设施的增加和制度的完善),由于这两个方面优势的累积,而使其聚集力不断自我增强,从而导致该地区经济获得良性而持续发展的循环过程。所以,累积循环与初始循环不同,它主要不是靠非移动性要素天赋的垄断优势产生的聚集力,而是靠后天的分工和专业化及其规模经济与外部经济优势实现的。
我们在理论上把区域经济的聚集效应及其优先发展过程,分为初始循环和累积循环,不仅仅是为了便于深入探讨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及其聚集效应形成的真正原因或初始原因,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分析区域经济怎样才能获得持续发展。也就是说,虽然某一地区因其非移动性要素的优势而获得优先发展,但是经济聚集如果没有后续的累积循环,是不可能获得持续发展的。至此,我们就可以直观地给出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原因的一个综合性理论框架图。(见图1)
五、两点简单结论
(一)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在现象上表现为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在某一地区或中心城市的聚集,从而导致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持续地高于其他地区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聚集,探究其根源,是由于该地区的非移动性要素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绝对或相对优势,并通过自我增强的初始循环和累积循环过程而形成。
(二)21世纪以来,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内陆省份明显加快了发展步伐,因此,省域经济如何选择优先发展的区域即具有非移动性要素优势的区域至关重要;但同时,还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强化这一优势,以获得聚集经济的累积循环,走上持续发展之路。
注释:
①转引自肖金成著:《省域中心与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载于《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22—26页。②E•拉兹洛著:《进化——广义综合理论》(中文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③ Krugman,P.R.:“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1991,P.490.④Kenneth Arrow: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See Gerald Silverberg and Luc Soete,The E-conomecs of Growth and Technical Chang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4, P.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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