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思想范文第1篇
[关键词]消费文明；生态文明；生态消费伦理
[作者简介]刘志飞(1973－ )，男，江西永新人，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生态伦理、生态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研究”之子课题“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阶段性成果(07&ZD020)；江西省社科规划课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08ZX13)；江西省软科学课题“江西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2009DR00800)。
[收稿日期]2010－02－10
消费不仅是一个经济学与社会学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生态伦理学的问题。在生态视阈中，消费文明既是主体文明的显现，又是社会文明的表征，也是生态文明的标志。人类作为大自然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自然生态构成人类自身存在的客观条件。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看，消费必须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目前，建设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安邦治国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略。对于消费方式而言，建设生态文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消费思维方式、新的消费理念和新的实践逻辑。从一定意义上说，生态文明的重要表现是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即生活方式的绿色化。改变人类不健康的、非绿色的消费方式，全面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是实现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
生态文明是现代文明的概念，是由生态问题(eeo-problem)或生态危机(eco-crisis)、生态困境(eco-predica-ment)衍生而来的，是专门用来表明人类活动与自然关系的概念，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不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
一部人类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演化史。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始文明阶段、农业文明阶段和工业文明阶段。在原始文明时代，以直接利用自然物为特征的采集和渔猎活动，是人们主要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以人们对于自然的基本价值态度是崇拜。在农业文明时代，以利用和强化自然过程为特征的农耕和畜牧活动，是农业文明主要的物质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活动的成果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相互配合，因而人类对自然的基本价值态度是敬畏。工业生产(包括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是工业文明的主要生产方式，其基本特征是通过科学技术来控制、改造和驾驭自然过程，制造出在自然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的产品。由于工业生产基本上摆脱了对自然力的依赖，因而征服和占有就成为人们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传统的工业文明单纯地把自然界看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索取对象，只是一味地征服自然、主宰自然，忽视了自然资本的亏损以及对自然发展的维护。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工业文明向自然吹响进军号角的同时，却也向人类文明敲响了警钟。
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明，第一次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尽管20～21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期，但同时又是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地球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经济增长了近百倍，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迅猛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二是人口大爆炸，据美国2009年8月12日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11年，世界人口总数将突破70亿，且增长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并且仍以每年9200万以上的速度增长(王薇、杨晴川，2009)；三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污染物质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世界面临着人口、环境、资源、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的“世纪难题”的严峻挑战。正是人类的消费行为对自然产生了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生态环境频频向人类发出警示。可以说，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所经历的文明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不断消耗自然资源并持续地向生态系统排放废弃物的过程，因此，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类的消费行为、消费方式与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和破坏的关系。尽管我们不能绝对地说自然生态的变化均由人类消费行为所致，但是面对全球积重难返的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人类的消费无疑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正是近现代社会以来人类不良消费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生态环境，并严重腐蚀和影响着我们的社会风气，不受限制的消费欲望在逻辑和现实中必然造成人与自然的对峙，并进而导致环境危机和资源枯竭。面对这种挑战，如何看待现有的消费观念及方式，怎样更新消费理念并倡导全新的消费方式，这是关系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大问题。其实，联合国《21世纪议程》早在1992年就指出。全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是传统工业文明非持续的消费与生产模式。建设生态文明，要以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以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的转变为手段。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理念的回归与超越。生态文明是人类历经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所要建立的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它克服了工业文明的弊端和缺陷，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体现的是一种更广泛、更具有深远价值意义的平等，即人与自然的平等、当代人之间的平等、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平等。生态消费伦理正是基于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生态危机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消费伦理。它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是人类对旧的消费观念的一种批判，是一种建立在生态价值观基础上的消费伦理，它要求人类在生产、消费的过程中要体现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伦理观(陈桂香，2007：32－35)。生态消费伦理是对现代西方消费伦理的超越，是以一种更为理性的方式去自觉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目的直指未来，从而在更为合理的层面上规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消费具有适度性、持续性、全面性、精神消费第一性等特征。在一定意义上，生态消费也叫适度消费，它是消费观念、消费方式
乃至生存方式等的革命，反映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的价值观和消费观。生态消费伦理作为生态文明的道德支柱，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由其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决定。其一，生态消费追求绿色、环保、低耗消费，崇尚适度消费，反对过度消费，因此会直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也许每一个消费者的生态消费行为对地球生态环境保护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但地球上近70亿消费者作为一个整体，其累积的生态消费行为必然对生态环境产生重大保护作用。其二，生态消费通过对生产的引导作用，能间接地减少资源消耗、保护生态环境。由于商品之间的替代性，消费者对于一种消费需要的满足，往往有多种选择途径，既可以选择一种资源消耗多、对生态环境危害大的非环保商品，也可以选择另一种资源消耗少、对生态环境无害或者危害较小的环保商品。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型经济，显然，如果消费者选择环保商品而排斥非环保商品，这将会引导企业甚至迫使企业减少或停止非环保产品的生产而转向环保产品的生产和清洁生产，这就是消费者“货币选票”的威力。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说得好：“市场经济下，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要。”(1981：111)因此从最根本意义上说，生态消费模式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终极支撑。
消费方式决定了生产方式，有什么样的消费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消费建立在人类、自然和社会和谐统一的基础上，它要求人类的消费符合物质生产与生态生产的发展水平，它是在对生态环境给予保护、爱戴与贡献的前提下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一种理性的消费理念。生态消费蕴含着平衡、协调、发展、相互促进之意，是生态文明与道德伦理的双重交融，更加体现了人文关怀意识，有助于实现“天人合一”的和谐空间，从而营造自然和社会、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和谐。由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今天，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消费模式，建立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生态化的消费模式——生态消费模式。与传统的消费观相比，生态消费是基于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平衡严重失调等问题的出现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它把人类的消费纳入生态系统，接受生态系统对人类消费的约束，使之与生态系统协调统一，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消费领域的具体体现。生态消费伦理所倡导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正是对生态文明下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反映。生态消费伦理必将导致人类社会走向生态型的生产方式，要求人们从传统的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中解脱出来，转向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式。因此，对生态消费伦理进行研究也就是探寻一条从消费模式的角度来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二
生态危机的实质不是技术和经济问题，而是文化(思想)诉求和价值取向问题。在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被称为“天人合一”。作为古代思想家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遵循“天人合一”会产生一种渗透于自然万物的关切情怀和生命体验，从而自觉地与自然同体同德，与自然万物和睦相处。当然，这一境界的到达，需要唤醒人的道德自觉，在对待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要有宽广的胸怀与视野，在不破坏自然、善待自然的同时使之自由发展。西方传统生态哲学同样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智慧。“万物是活的”，这是早期西方人看待宇宙的基本眼界。世界是一个自身有生命、渗透着神性、处于生长过程的有机体，世间万物都由其生长而来(魏义霞，2002：43)。受自然万物和人是同一始基所生的哲学构思的影响，古希腊哲学家始终把人与自然万物看做是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在这种生态文化的自然观中，没有主客二分的观念，它强调人类借神力来弥补自身力量的缺乏，人类对自然之母爱恨交织，畏惧难辨。这种自然观对人类的实践认知产生了久远的影响。随着牛顿力学的不断发展及其向各个学科领域的渗透，对自然进行机械、还原的分析处理成为一种方法论和世界观；同时随着人类理性的觉醒和主体性的张扬，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成为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至此，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深受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影响，而且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孕育发展了现代科技。在现代科技的武装之下，现代人日益认为人是宇宙的主宰，是上帝；只有人才是主体，非人的一切都只是客体，主体可通过认识客体而操纵与征服客体。在这样的思维框架内，人们无法体认人对自然的责任，无法体认人类也应该做对自然有益的事情，无法界定“自然或自然物的利益”这样的概念。主体、客体被看做是完全不同的存在，主体是高级的，意味着能动、主动、积极；而自然界的事物，也就是客体，则是低级的，处于被动、受动、消极、受控等地位。这种思维意味着对主体的高度赞扬和对客体的极度贬抑，意味着自然界没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只是一个完全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利用、改造、操作、处理、统治的对象，成为人类达到自身目的的工具、手段。无疑，这种价值思维与现代生态伦理学建构格格不入，更是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一大障碍。
活跃于19世纪中期与晚期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作为当代人类精神的导师和伟大理论家，他们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的眼光对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已有所分析与预见。尽管他们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但已构架了生态文明和生态消费的理论基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1975卷3：926－927)；“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马克思、恩格斯，1979卷20：373－374)；“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马克思、恩格斯，1979卷3：508)实践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实践观包含着浓厚的生态消费意识，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指导与重要资源，给当代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以深深的启示，即对消费异化的扬弃——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引导主体自觉追求生态觉悟，树立生态道德观，唤醒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强化生态环境意识，提高爱护、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从而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家园。
今天，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或全球化市场的形成，正在把全人类的力量整合起来，但这种整体力量也通过工业扩
张，以更强的力度破坏着生态环境。现代性所张扬的扩张性、宰制性的主体性虽因“冷战”的结束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得到了抑制，但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非但未得到抑制，反而得到加强。而这种加强了的扩张性和宰制性又随时可以再表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国情看，目前我国发展模式的选择和消费增长受到资源和环境的严重制约。有资料显示：“在世界144个国家的排序中，我国的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很靠后，土地、耕地、森林等均排在100位以后，淡水资源量排在55位以后。矿产资源中的石油、天然气、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我国环境问题也十分突出，温室气体排放已是世界第一位，全国酸雨面积扩大，频率增加，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37.1％，沙化土地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而且还在继续增长。森林覆盖率经过多年努力才达到18.21％(世界平均为29.6％)，草地退化面积达2／3。”传统的消费模式受资源的制约越来越突出，当地球资源、能源、淡水都严重短缺，适于人类生存的空间也日趋紧张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又会一触即发。人类若还一味张扬扩张性、宰制性的主体性，就可能自毁于生态灾难和核战争之中。早在1962年，美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著《寂静的春天》中就说：“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条叉路一一条很少有人走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1979：292)卡逊在这里所说的舒适的路，即我们习以为常的工业文明所坚持的无限增长、最后引起生态危机的灾难之路，而她所说的另一条路，则是唯一可选择的保住地球环境的生态文明之路。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的第82章“抚今追昔，以史为鉴”地写道：“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它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2001：529)卡逊与汤因比以其远见卓识，从当代生态哲学的“生态圈”的理论高度，再一次提出人类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给人类以深刻的警示：人类经济发展中的短视行为给生态带来极大的危害，人类的消费行为和传统消费模式是全球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交换系统，任何消费都要受自然条件的制约，要考虑自然的供给能力和承载能力；过度地追求近期目标，满足眼前需要的短视行为使资源逐渐枯竭，子孙后代面临无法发展的窘境。正如温家宝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5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集中出现。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给人民生活和健康带来严重威胁。”有人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0％～15％，至于人的身心健康甚至丧生带来的损失，更是无法估计了。”(尹世杰，2007)因此，当今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旧式工业化道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不应当也不可能模仿发达国家以挥霍资源为特征的消费模式。
生态危机呼唤生态消费思维。理性反思人类消费行为，构建积极的、健康的、与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相和谐的当代消费伦理，不仅是消费伦理研究的现实需要，更是时代赋予的责任。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制度与技术手段控制的问题，更需要有主体伦理道德的参与，需要从伦理价值上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共识，形成善待自然的生态文明意识。作为生态文明孕生的一种根本不同于本体思维的新的思维方式，生态消费思维超越了人与自然之间主客二分、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确立了一种从整体到局部的思维定向，把对局部的思考纳入到对整体的思考之中，遵循着系统的、发展的、联系的认知模式，强调世界是以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方式存在的。因此，从生态思维的视角来审视，人作为有意识的社会性存在，在能动地利用、改造和消费自然的同时，也应该珍惜养育着人类的自然界，自觉地承担起修复、治理、保护、建设生态环境的责任。
三
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它不仅追求经济发展、社会的进步，而且追求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与进步，是一种人类与自然协同进化的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意义重大，它关系到人类共同的福祉，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构建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是人类的自我救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合理消费，实现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如前面所述，工业文明条件下的消费模式，其典型特征是“挥霍性、浮华性、铺张性、新奇性，讲体面、讲排场、讲阔气”(刘湘溶，1999：115)。与其相反，生态文明要求的则是有利于人类在自然中不断存在下去的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保持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必然要求人们以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求把这些关系置于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思考之中，使发展朝着生态化、人文化方向发展，养成生态化的绿色生存方式，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奠定基础。生态消费伦理所倡导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正是对生态文明的反映。生态消费伦理必将导致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走向生态型的生产方式，要求人们从传统的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中解脱出来，转向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式，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生态消费模式。我们认为，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塑造消费文明，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必须科学认识消费与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是社会生产总循环过程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环节，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消费本来是人类自身的自我实现过程，而生产则为此目的而进行：“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因而“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1979：卷46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消费观要求，消费要和
生产相适应，这是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塑造消费文明的基本指导思想。
2、必须正确选择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当前社会上存在高消费、铺张浪费、奢侈挥霍等不合理的消费现象，原因很复杂，但忽视国情教育，忽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教育是一个重要因素。邓小平说：“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奋斗，后来日子稍微好一些，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上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对于艰苦奋斗，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1993：306)江泽民向全党发出了“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坚决反对奢侈浪费”的号召。他指出：“对于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来说，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说到底是牢固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观、人生观问题，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党的艰苦奋斗的好传统才能在自己的思想上和作风上真正扎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2003：5－6)尽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生产力得到大解放，已有几十种产品的绝对产量居世界首位，但是人均占有的产品数量还很低。根据我国的国情，我们没有条件去追求高消费、高耗能的豪华生活方式。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因此，我们要建立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使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浮逸为耻”的社会道德规范成为构建和谐消费伦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准绳。
3、必须大力加强生态理念教育，提升消费文明意识。生态消费模式的建立需要通过消费教育对消费理念进行重新塑造，从而促进消费行为的根本转变。一方面，我们要继承我国传统消费理念的合理成分，即以节约为原则，重视精神消费，剔除其中某种程度上存在的抑制消费尤其是抑制正常物质消费的不合理因素。传统消费理念的精神内核是正确的，对建立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结合国情，借鉴合理因素，克服过度消费、奢侈消费、一次性消费的弊端，进行适度、合理、符合节约精神的消费模式的教育和灌输。另一方面，政府应以生态消费伦理观念进行调控规范。《中国21世纪议程》中强调要加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灌输，摒弃自然资源取之不尽、消费越多越幸福的错误认识。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消费教育对理念的更新十分关键，而理念的更新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又至关重要。消费教育要从小培养，要从娃娃抓起，比如在日本，小孩子从小就在家里和学校学习分类丢垃圾，培养重复利用和回收利用的意识。学校要大力提倡“生态文明”理念，让孩子接近自然、热爱自然、理解善待地球的重要意义。要通过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使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行为得到强化，最终落实到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去，形成全民参与、文明消费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人们走上和谐消费的健康之路。要把生态消费的理念植入每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观念中，让绿色消费成为消费主流，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消费者消费行为的转变，并最终实现生态文明。这是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塑造消费文明的前提。
4、必须大力加强促进合理消费的制度建设。一方面，国家要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大力倡导厉行节约、文明生产，对节约能源和资源的企业及个人予以奖励，对节能降耗的技术、设备、产品予以推广，对达不到标准者予以惩罚。要建立规范、公开、透明的项目准入制度，从水、土地、环境等资源方面制定较高标准，满足标准的项目才能上，否则就不准上。要建立落后产品、工艺、设备淘汰制度和重要耗能产品的市场准入制度。推行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调节消费运行，这对于提升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维护消费安全、构建节约型社会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要强化政府引导消费行为。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行为需要政府的引导，通过制度规范强化人们的行为方式，达到理性消费的目的。在这方面，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大规模回收垃圾运动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如纽约市率先通过的“退瓶法”，鼓励消费者将空饮料瓶退给商家。据统计显示，1985年纽约有2／3的空饮料瓶被直接送到垃圾场填埋。通过“退瓶法”的实施，到1998年，有80％的啤酒瓶、85％的易拉罐、50％的塑料瓶都实现回收再利用。面对白色污染的挑战，我们也欣喜地看到，随着2008年6月1日我国“限塑令”的出台，社会上每个成员都将无法置身事外，从而对自己的生活习惯进行了一场“自我革命”。在唤起公民意识的同时，也必将催生一种全新的“绿色生活”理念，扭转被消费主义所左右的不健康生活方式，树立起个人对环境的道德义务感，这是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形成健康与合理的消费模式、塑造消费文明的关键所在。
5、必须用科技引导合理的生产消费，实现科技生态化转向。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们不仅要引导合理的生活消费，还要规范生产消费，切实构建保护消费环境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并和节约资源、建设生态文明紧密结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促进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就必须紧紧依靠科学技术，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引导合理生产消费、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动力和基础，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促进资源利用由“资源一产品一废物”的线性模式向“资源一产品一废物一再生资源”的循环模式转变，形成生产生活中的废物生产减量化、废弃物的再利用和资源化消费，降低消耗、节约资源、提高效益，促进清洁型生产，并充分考虑自然对污染物吸收力的有限性，提倡适度消费和文明消费，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尽量减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化(余谋昌，1999：231)。用科学技术引导合理的生产消费，实现科技生态化转向，使人们不仅关注经济利益的获取，同时也注重改善人的生存环境和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支撑。
四、结语
今天，我们建设生态文明不仅仅是一个制度与技术手段控制的问题，还需要有主体伦理道德的参与，更需要从伦理价值上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共识，形成善待自然的生态文明意识与消费文明意识。从现实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形态的一种价值实现方式，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的社会效用在于：在以求真为特质的、科技知识型为基础的、物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还需要以求善的文明消费伦理价值为其提供正当性的价值辩护，而失却文明消费价值合理性的社会在一定意义上不能达到生态文明社会的美好境界。生态文明无论是在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亦或是政治文明理性表达的方式上，都体现着生态消费的价值内涵，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且注重整体的协调发展，以实现共赢。人既有改造自然的权利与自由，也有保护自然的义务与责任：以尊重和保持生态环境为宗旨，以未来人类继续发展为着眼点，强调人的自觉和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存共融；不能急功近利，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经济的暂时发展。为此，要建设生态文明，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形成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塑造消费文明，我们就应该记取奥尔多·利奥波德的金玉良言：一切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事情都是对的，反之是错的(1997：192－197)。如果能恪守这一是非标准，我们就有了生态良知，就实现了“良心的革命”。
责任编辑：王俊(日韦)
生态伦理思想范文第2篇
【摘要】文章初步介绍、分析了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及其表现和危害，用旅游伦理的眼光来看待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并着重指出旅游生态伦理观念的树立是内化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的一个有效途径。
【关键词】外部性；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旅游生态伦理
【中圖分类号】 F592
一、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
所谓外部性，按照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的解释是“当某个人的行动所引起的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时，就存在外部性。”[1]从旅游业的角度来考虑，也就是说某种旅游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一定在其自身的成本或收益上表现出来，但却会给其他个体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好处或坏处。当旅游活动的结果能给他人或社会带来好处时，被称为旅游业的外部经济性(如改善旅游区的交通，受益者不仅仅是旅游业，也是整个旅游地区)；反之，则被称为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如旅游业造成的旅游资源损坏)。
二、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的表现及危害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包括旅游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和旅游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旅游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旅游供给者(开发建设者和旅游经营者)在开发旅游产品过程中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可称为旅游生产的外部费用。具体表现及危害是：（1）由于我国旅游资源管理体系还不够健全，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旅游地的资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如旅游地的水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滥砍滥伐行为导致山区森林植被破坏；城市景点和市郊景点空气污染严重；旅游地垃圾污染已成为各风景旅游区的极大公害；它直接影响旅游地的旅游质量，影响旅游地的声誉，对旅游地环境造成极大危害。（2）在旅游资源开发中，由于缺乏科学的整体规划，经营者盲目建设，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为了旅游而搞旅游，不注意综合治理，无视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和旅游价值，造成了景观污染和文物古迹的破坏等。
旅游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旅游者在从事旅游活动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又可称为旅游消费的外部费用。具体表现及危害是:（1）旅游者在旅游景区、景点游览过程中产生损坏景区环境和景观质量的行为，如在游览过程中随意丢弃各种废弃物、乱攀乱爬、乱涂乱刻乱画、随意采摘等。这类不文明行为会导致旅游景区(点)环境污染，景观质量下降并最终造成旅游景区整体吸引力下降，旅游价值降低。（2）当旅游地接待的旅游流量长期达到或超过其合理容量值（即旅游饱和或旅游超载）时，其最直接和直观的后果就是旅游污染（如我国著名旅游风景区黄山、桂林等地，每逢旅游旺季，因旅游饱和与旅游超载所导致的水体污染现象就会趋于严重）或拥挤（旅游地到处充斥着游人，旅游者会感觉拥挤不堪，不能获得应有的旅游气氛，旅游的体验质量大打折扣）.所以说，长期的旅游饱和与超载，将对旅游业造成致命的消极影响，因此西方有人称之为“旅游摧毁旅游”。[2]
三、用旅游伦理的眼光来看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
旅游业发展到21世纪，“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抉择：是立即采取行动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未来，还是坐等观望，任环境和经济的衰退毁灭其赖以生存的资源。”[3]为了使旅游对环境和文化传统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同时使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利益最大化，1999年世界旅游组织制定了《全球旅游伦理规范》[4]。进入21世纪，旅游伦理的研究又伴随着生态旅游、旅游可持续发展等旅游新思维的推进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旅游伦理研究是21世纪旅游学和伦理学共同面临的一个前沿课题，正日益成为各国政府、旅游组织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同时也是我国政府、旅游企业和旅游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爱尔维修曾说过：“利益支配着我们对各种行为所下的判断，使我们根据这些行为对于公众有利、有害或无所谓，把他们看成是道德的、罪恶的或可以容许的；这个利益也同样支配着我们对于各种观念所下的判断。”[5]我们知道，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同样，旅游利益和旅游道德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旅游伦理的基本问题。利益是道德的基础，这既是18、19世纪西方功利主义伦理学派反复论证的一个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结论。在旅游利益结构中，共同利益和个别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更多的表现为矛盾运动，特别是在旅游日益普及化、大众化的今天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利益冲突以及环境利益冲突和社会文化利益冲突，充分反映出了旅游利益矛盾运动的客观性。解决这一系列旅游利益冲突，单凭政治、经济乃至法律手段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发挥旅游伦理的调节功能，尤其需要旅游伦理正确的价值导向。旅游伦理意识要求旅游企业及其相关从业人员充分认识到：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若要充分发挥旅游的积极作用，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旅游的外部不经济性予以改善和克服。但在实际旅游经济活动中，受经济利益最大化、个人效用最大化等价值目标的影响，旅游生产者和消费者极力追求自身的最大满足，而不管自己的利己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外部影响。因此，对所有与旅游有关的人员，即旅游业、公共部门、旅游地居民和旅游者进行相关行为准则教育，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伦理观念，特别是树立旅游生态伦理观念，是内化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途经。
旅游生态伦理就是指人类通过旅游行为，把伦理目光投向大自然，建立人与自然之间完整、美丽、亲善、和谐的伦理关系。它倡导人类──旅游主体与旅游媒体（包括旅游开发、经营者）不再破坏旅游客体和旅游客体赖以存在的自由整体环境，进而保护这个生态共同体。
孔子赞扬“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孟子说“仁民而爱物”，把“爱物”看成是“仁民”仁义之行和美德.在那个时代美与善几乎是同义的，古代哲人更是赋予自然事物—山川﹑溪谷﹑草木﹑禽兽以伦理美的色彩，并将爱护大自然﹑爱山爱水视作是“成教化”、“助人伦”的道德修养过程。[6]今天，如果旅游者能以这种生态伦理的眼光去旅游；去感知旅游中的“美”与“善”；去领悟人与自然的亲密﹑和谐，就自然会兴起一种崇高的情怀：关心他人，怜悯万物，爱护生命，感谢大自然。忘情于山水之中，旅游者得到了心灵的净化，道德的升华，自然之美与人伦之善才能真正达到和谐与统一。
《可持续旅游发展宪章》中还指出：“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体，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使许多旅游目的地各具特色，旅游发展不能破坏这种脆弱的平衡关系。”因此，旅游业的发展必须考虑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符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道德规范，使自然和文化资源得到保护，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扼制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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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爱尔维修.18世纪法国哲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3.
[6]刘光明.经济活动伦理研究[J]. 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6，（1）.
作者简介：查军（1971-），男，江苏南京人，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经济伦理。
生态伦理思想范文第3篇
摘 要：随着“价值理性”时代的到来，自然环境的价值得到重视，环境问题也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外部环境问题的紧迫性以及企业的生态本质性，决定了建立生态伦理视角下企业环境业绩评价的必然性。文章在回顾国内外关于环境业绩评价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从生态伦理视角研究了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维度及各维度下评价指标初步构建思路。
关键词：生态伦理 企业环境绩效评价 评价维度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各种环境问题不断涌现，使得我们必须考虑企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如何衡量该影响及如何判断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生态环境必然成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已成为共识。人不仅是自然的人、生物的人，更是社会的人、伦理的人，企业亦如此，企业不仅是经济的主体、社会的主体，更是伦理的主体，相应，企业角色也必然会由“经济人”、“社会人”向“经济道德人”进行转变。
“经济道德人”的企业新角色要求其必须重视生产经营对环境的影响，回归生态本质，这必然会对企业绩效评价提出新要求。回顾企业业绩评价的演进历程，从最初的将本求利到财务评价模式，到以EVA为基础的价值评价模式，再到以平衡计分卡为基础的战略评价模式，经历了单一财务指标、以股东利益为主的财务指标、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并重的演变过程，企业绩效评价正向着兼顾企业利益相关者及社会各方利益的方向发展，但上述评价模式尚未将生态因素纳入评价范畴，近年来，学界以及政界逐步将评价维度进行扩展，但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二、国内外环境绩效评价的研究现状
1.国外关于环境绩效评价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国外各组织便开始了对企业环境绩效评价较为系统的研究，并相继提出了各评价标准，主要有加拿大特许会计协会（CICA）、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世界可持续发展企业委员会（WBCSD）、GRI以及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等，其中CICA在《环境绩效报告》中分行业列示了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指标；GRI从原料、能源、水、生物多样性、废气污水和废物、产品和服务、法律遵从成本、运输、环保投资等9大方面列示了环境绩效评价的17个核心指标和13个附加指标；ISAR提出对每单位净增加值的能源需求量、水资源耗用量、臭氧损耗量、产生的废弃物以及对全球变暖的影响5种环境变量进行计量、确认和披露，评价其生态影响；ISO将环境绩效评价指标分为组织周边的环境状态指标和组织内部的绩效评价指标两个部分，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环境绩效评价指标的选择范围；WBCSD提出的企业生态效益指标框架分为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创造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产品或服务的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三大类。
2.国内关于环境绩效评价的研究。随着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等理念的提出，我国学者也基于不同角度对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维度进行了研究。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进行的研究，温素彬（2005，2007）提出了企业三重绩效评价模型，在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中加入了“生态绩效”的维度；张亚连（2007）从企业产品对环境的“无害性”、企业生产工艺的“清洁化”、企业排放的“低三碳”化、企业支柱的“高科技化”、企业发展的“可持续化”五个维度对企业的环境绩效进行评价。从低碳经济角度进行的研究，王士伟（2010）从生产工艺清洁化、产品无害化、支柱产品新型化、“三废”排放最低化、企业发展可持续化五个维度对企业环境绩效做出评价；秦娟（2011）提出从财务活动层面，经营效益层面两个维度构建企业环境业绩评价体系。从循环经济角度进行的研究，刘建胜（2011）提出资源利用、循环特征、生态效率三个维度下建立企业环境业绩评价体系。赵茜（2012）等在平衡计分卡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加入了内部环境管理维度对企业的环境绩效进行评价。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国外各组织对环境绩效评价标准的研究，仅仅为企业环境绩效的评价提供参考标准和指标选择范围，尚缺乏理论深度的研究。国内从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低碳经济以及循环经济的视角对企业环境绩效的评价维度进行研究，大都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尚未从深层次的价值观角度进行分析。实际上，伦理学作为哲学的重要分支，是其他学科的基础，近年来，生态伦理学正逐步成为哲学中的“显学”，本文拟从生态伦理视角对企业环境绩效评价进行完善研究。
三、生态伦理视角下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维度
1.生态伦理内涵及对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影响。生态伦理将传统伦理观念下的人际伦理拓展到人（此处的“人”是泛指个体）与生态环境的伦理关系，具体来讲是指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的伦理信念、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的观念体系，是一种尊重自然的价值和权利的伦理价值系统。它以道德为手段去协调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其实践内容主要包括保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合理使用自然资源以及人类保护生态的道德责任等。企业作为道德的主体的，企业的生态伦理理念建设是推动生态伦理观念发展的主要力量。
从国际上看，全球生态观念的转变影响着生态伦理与企业伦理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浅绿色”生态观念下的生态伦理与企业伦理联系较少，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经济的发展仍处于分裂状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企业管理伦理运动与生态伦理运动相结合，并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后“深绿色”生态观念下，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经济的发展以及人类的发展相结合，生态伦理也与企业管理伦理相交融，作为企业管理伦理最新的发展逻辑。
纵观历史，我国古代大量的哲学思想中就蕴含着生态思想以及生态智慧，从儒家孔子的“天人合一”、“仁爱万物”，孟子的“性善论”、“天时、地利、人和”再到道家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知足知业，可以长久”，这些思想无不强调着人仅仅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者。毋庸置疑，企业作为由人组成的组织，必然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具有生态本质性。
纵观企业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企业具有“外部不经济性”的传统，该传统使得企业自始至终没有将环境责任作为其应承担责任的一部分，企业在产生初期或许并没有预料到其发展会对生态环境带来怎样的影响，伴随着企业的成长、发展，几乎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察觉到企业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且几乎所有影响都是负面的，正如理查德·T.德·乔治在《经济伦理学》中指出的“世界各国都已认识到自然界所能提供的资源量并非无限，在全球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整个生态系统处于一种如此精致平衡之中，我们对其造成的每一次改变都会引起诸多连锁反应，而其中一些有害的结果并非出于我们的本意。”哈丁“公地的悲剧”就是这一传统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果仍然对其生态影响置之不理是不理性的也是不被允许的。其次，生态伦理的发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内容，生态伦理要求企业将生态环境作为利益相关者，承担生态责任。因此，企业应该完善环境业绩评价内容，把涉及生态伦理的相关指标纳入其中，以突出企业对生态责任的承担。
2.生态伦理视角下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维度分析。生态伦理理念是处理人与生态关系的伦理原则、规范、实践的总和，是企业伦理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以企业生态责任为核心，坚持生态效益、生态友好两大基本原则，以清洁生产、绿色管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具体的伦理价值规范。其中，生态效益原则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其经济效益更要关注其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企业要力求使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最大化。生态效益原则要求企业合理高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肩负生态使命。生态友好原则是从观念层面对企业的要求，企业应从企业文化入手以生态友好为基本原则使生态伦理观念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中。
生态伦理视角下企业的环境绩效评价以生态效益、生态友好两大原则为依据，以生态伦理体系的四项规范为评价维度。如图1所示：
（1）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是指在满足人们的需求的同时又能够合理有效的使用资源、能源并保护生态环境的生产技术和措施，其包括清洁的生产和产品两大方面，从实质上讲，其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供、产、销整个过程。
清洁生产的目标是使得资源的使用效率最大化、污染的产生最小化，这就要求企业最大限度地保证原料的无害性；生产废弃物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生产后产品使用过程和回收处理过程的低污染甚至无污染。即保证企业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都能够充分考虑到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因此，该维度下企业环境绩效评价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以定量指标为主，从原料的采购、投入、使用效率、耗费程度、生产产品所产生的废弃物以及最终的废品率等角度进行该维度下指标的设计。
（2）绿色管理。绿色管理主要是对企业观念层面的要求，绿色管理就是企业在政府政策以及群众舆论下能否自觉主动地将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观念融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的决策之中，从企业文化的层次来植入生态伦理观。该维度下考虑主要从企业产品的设计理念、生产技术、营销观念、环保监督机构的建立、企业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遵守情况、企业环境报告的发布等方面进行定性指标的设计。
（3）节约资源。自然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往往使得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不注重对资源的节约，但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使得我们必须考虑如何使得资源的使用和配置达到最优，合理地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更是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通过节约资源，既可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又可以减少污染和生态破坏，从而可以体现公司的绿色管理，保障清洁生产的实现，因此，节约资源应该贯穿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全过程。该维度下应该从定性、定量两个方面进行指标的设计。定性方面主要考虑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公司的经营理念、公司生产所用原材料的可再生性、有害性等；定量方面主要考虑公司资源能量的耗用率、公司资源的周转循环率、公司产品的残次品率、使用寿命及回收率等。
（4）保护环境。企业的环保投入是保护环境的主要体现，其要求企业主动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在追求企业生产经营利益之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行投资，主动尽到企业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基于该规范的要求，该维度下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指标设计：企业营销方式的环保程度、环保教育、培训费用投入力度、环保型设备投资占比、环保活动费用比、企业的环境成本、环境负债比例等。
以上四个方面的指标设计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绿色管理是企业文化制度层面的体现，清洁生产、节约资源以及保护环境是企业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双重体现。
总之，企业的生态本质性决定了企业必须树立生态伦理观念，对其生态影响进行量化，承担生态责任。企业承担生态责任是由外部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的紧迫性以及企业内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追求共同决定的，因此，建立生态伦理视角下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是企业的必然选择。
【本文为青岛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QDSKL1301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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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美]理查德·T.德·乔治.李布译.经济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6] [美]芭芭拉·沃德等.《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译.只有一个地球—对一颗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会计学系 山东青岛 266071）
（责编：贾伟）
生态伦理思想范文第4篇
( 一) 佛教的善恶观
1. 佛教关于善恶的定义
善与恶是宗教伦理学中最重要的一对范畴。关于善恶的定义, 佛教从宗教信仰的立场出发, 自有其一套理论体系。
总的说来, 佛教认为善就是“顺益”。[1]顺是指一切的思想言行要符合佛教的宗教教义。“益”就是一切的思想言行要有利于佛教的修行和实践。佛经明确指出: “顺理为善, 违理为恶。” ( 《大乘义章》卷十二)
2. 佛教关于善恶观的内容
( 1) 善的内容。唯识学派将善分为自性善、相应善、等起善、胜义善等四类。其中自性善十一种, 详细地从心理上对善作了分析。它们是: 信、惭、愧、无贪 ( 不贪求) 、无嗔 ( 不仇恨) 、无痴 ( 不愚昧) 、精进 ( 努力修行) 、轻安 ( 心情舒适) 、不放逸 ( 不断努力) 、行舍 ( 心情放松) 、不害 ( 不杀、非暴力) 等等。[2]
( 2) 恶的内容。佛教认为, 违背常理的, 与佛教教义学说不相符合的, 都是属于恶的。[1]恶的根源就在于贪、嗔、痴“三毒”。除此之外, 慢、疑、恶见三种也被归于“根本烦恼”之中。
概括的说, “慢”是指傲慢, 对有德行之人的不尊重和怠慢。“疑”是对佛教所讲的道理持有一种怀疑态度。至于“恶见”, 是从根本上颠倒佛教的理论基础, 阻碍了人们对“真谛”的正确认识。
( 二) 佛教的人生观
1. 佛教关于人生的本质
佛教在对人生现象的形态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中, 也逐渐对人生的本质进行了探讨。涉及此问题的概念主要有四个, 即苦、无常、无我和不净。[3]苦是佛教产生时提出的基本概念之一, 《中阿含经》把人的一生概括为“八苦”: 苦圣谛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五盛阴苦。之后佛教又进一步衍伸出了无常和无我的观念。无常即非永恒, 无我说是指在一切事物中不存在一个主体, 因为不存在永恒之物没有至上的主宰者, 因此世间万物也不是由主宰者创造和生成的, 要放弃对“我”的执着, 才是符合佛家真谛的行为。
2. 佛教关于人生的目的
佛教的最高目的是追求涅槃。在这里,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对于涅槃的追求也略有不同。小乘佛教注重个人的解脱, 而大乘佛教则以普度众生为终极目标。另一方面, 小乘佛教始终将遵守佛教教义放在首位, 对教义戒律持绝对的肯定, 但大乘佛教强调“不执著”。
二、佛教经济伦理的基本内容
( 一) 佛教的“自利利他”思想与商业交换行为
“自利利他”是佛教中一个重要的思想。“自利”是指有利于自身, 为了使自己得到解脱, 消除自身的痛苦和烦恼而进行修为实践。“利他”是指对他人有利, 为了普度众生, 消解众生的痛苦。在佛教看来, 自利与利他是相辅相成, 辨证统一, 相互渗透的关系。
佛教的“自利利他”思想体现在商业交换活动中, 就是有利于实现“共赢”的局面, 是一种合作精神, 这有利于解决现代商业活动中的恶性竞争等不公正现象。
( 二) 佛教的“平等”、“慈悲”观念与社会财富分配
“平等”的观念渗透于佛教伦理思想的各个方面, 强调“佛性本有”的众生平等观。“慈悲”是佛教反复强调的观念, “慈”指使众生收获幸福和快乐, “悲”指接触众生的烦恼和苦痛。
佛教中的“平等”、“慈悲”观念也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有着积极的影响。为了践行平等和慈悲的观念, 佛教倡导人们主动拿出部分财产去行善事, 普度众生, 使得社会财富得以均衡分配。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的均衡并不等于平均, 而是按照需要适度合理的分配。
( 三) 佛教的“清心寡欲”与物质消费观
佛教讲求清心寡欲, 认为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并摈弃贪求物质财富的念头, 时刻保持一颗纯净的本心, 只要满足保证基本生活的衣食住行的需要就足够了。
佛教的清心寡欲的思想对防止当今社会的过度消费有着积极的意义, 提倡勤俭节约, 建立合理的消费结构, 有利于实现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 四) 佛教的“业因果报”和经济增长方式
因果报应是佛教的又一重要思想。概括的说, 就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在经济伦理层面, 是告诫世人在经济活动中要遵守德行。业因果报的思想在社会经济活动领域, 主要体现在经济的增长方式上。佛教提倡经济的增长要取之有道, 否则人类最终会吞下自己亲手种植的恶果。
三、结语
佛教的善恶观和人生观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和方向; “自利利他”思想为营造和谐良好的商业交换关系提供了精神动力; “平等”、“慈善”的思想又进一步推广了慈善事业; 佛家提倡“清心寡欲”, 对人们形成正确的物质消费观产生了积极意义; 因果报应的理念更是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立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佛教作为我国的主要宗教之一, 它的伦理思想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的善恶观和人生观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基础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善恶观,自利利他,平等慈悲
参考文献
[1] 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2] 袁震.佛教善恶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青海师范大学, 2012.
生态伦理思想范文第5篇
摘要：生态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理论来源。根据科学发展观的伦理要求，以人为本伦理观、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生态经济伦理观以及和谐伦理观这四条伦理原则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体系。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天人合一”文化；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伦理内涵体系
传统意义上狭义的“生态”概念，是指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而从人与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的整体关系角度看，广义上的“生态”指的是人、一切生物系统共同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包括了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制度环境等。“文明”是指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综合进步因素的总和，因而“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1]。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来源
在诸多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来源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生态社会主义（也称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和深层生态学等。
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解释和批判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危机，在生态观上对马克思主义起着补充作用。具体来讲，它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出发，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制度鼓励人对人、国对国、人类对自然环境资源的侵犯和掠夺，从而引发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危机。
“生态危机本质上表征的实际上是人们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危机，只有通过合理调整人们在生态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生态危机才有可能得到根本解决。”[2]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化解危机的唯一出路在于进行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重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列宁后来所指称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才是能够彻底实现“人与人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实现人、自然与社会和谐统一的生态文明社会。马克思曾作过解释和总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生态失衡、精神迷失等现代性负面问题来源于现代社会男权主义的过度膨胀和不平等的父权统治逻辑架构。基于对女性和其他受支配的自然环境的关爱与认可，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重视女性精神和女性价值，要求重新建立男女平等、人与自然平等的新型关系，进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处。
深层生态学理论“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生物的绝对平等性，否认人的特殊价值，认为人类只是所有物种中的一种，既不更好也不更坏，众多物种在整个生态系统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没有任何区别和分界线，坚持宇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4]。依据这种观点，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鼓吹“主客对立”、经济零增长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试图剥夺发展中国家发展进步的权利。
由上可知，生态社会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是我国当前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科学发展观要求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要求通过更好更快地发展去实现人与自然以及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所建设的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现代经济文明观，它不只是一种经济发展观，也是一种价值伦理观。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内在的伦理涵义。
（一）以人为本伦理观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出发点与归宿。以人为本规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人本精神，落到实处就是要求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尊重民智、服务民生、实现人民幸福。
为了解决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西方生态中心主义提出了“主客对立”、经济零增长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这实在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我们认为，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通过更加科学的发展来解决。一方面，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因而“建设生态文明，绝不是人类消极地向自然回归，而是人类积极地与大自然实现和谐。人类既不能简单地去‘主宰’或‘统治’自然，也不能在自然面前消极地无所作为”[5]。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存在“制天”的思想。荀子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生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的基本意思是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它和《易传》提出的“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基本上是同一意义。“制天说”绝对不是要求人们盲目地征服和改造自然，而是强调“制天”的前提是“顺天”。这是与西方近代的“征服自然”的思想所根本不同的。
另一方面，发展经济是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并非人类发展的目的本身。人类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联合国在1990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明确告诉我们：“在人类发展的视角下，发展被定义为扩展人的选择范围的过程；其关注的焦点是人的生活质量，人所享有的实质的自由和机会，人实际能做些什么和能成为什么；经济发展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其本身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6]这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以人为本伦理观和民生伦理观作了深刻的注解，强化了以人为本伦理观的现实意义。
（二）可持续发展伦理观
《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易”是自然创化的本质，是自然的事实。而自然的创化是自然生生之德的实现，是自然的价值。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其中可持续是指发展进程要有“持久性和连续性”。这就要求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包括两方面的伦理要求。从纵向看，它遵循“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要考虑下一代以及子孙后代的需要，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的人类代际平等原则[7]。从横向看，它遵循“‘人——自然’共同体的协同进化与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伦理关系扩大到自然，赋予自然应有的道德地位”的人与自然平等原则[7]8，实现人、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的永续生存、发展和繁衍创造出良好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财富基础。
（三）生态经济伦理观
怎样追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状态，是我们在高歌猛进的经济活动中被迫进行反思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生态与经济的双重危机背景下，社会精神生态的异化问题尤其突出。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并消除人的现代性精神危机问题。
随着现代性危机尤其是生态危机日益加重，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和生态经济学之间逐步进行着交叉渗透、补充论证和有机融合，具体讲就是发生了“生态伦理学向经济领域延伸的趋势、经济伦理学向环境领域拓展的趋势以及生态经济学向道德领域渗透的趋势”[8]。为“生态经济伦理”概念的形成及其理论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我们所说的‘生态经济伦理’主要是指人们在发展生态经济过程中自觉协调和平衡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三重价值追求的努力中所体现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的总称，或者主要是指生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的总称。”[8]7
生态经济伦理观认为，经济发展（经济合理性）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生态合理性）之间的关系是协调统一的，致力于消解生态危机、资源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的精神危机。它主张统筹兼顾生态伦理（即环境伦理）、资源伦理、经济伦理、消费伦理、财富伦理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追求，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最佳的生态效益的统一。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随着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人类对自然资源服务价值的需求会越来越高，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遵循生态经济伦理规律，能够实现人的发展、经济社会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合理、动态、健康、开放的平衡关系。
（四）和谐伦理观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调谐，不仅对于解决当今世界和中国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由于异化和无限制地膨胀欲望而带来的道德污染、心态失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天人调谐思想是思辨、实践与审美的高度集成。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向来主张亲近自然，重视自然，人在倘佯山水、寄情自然之际，可以参禅悟道，领会宇宙、社会、人生的奥秘，是人类应该努力争取的未来。
在科学发展观看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关涉和谐伦理观的社会范畴，从人——自然生态——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构成和谐的“人——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追求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资源的和谐，实现人、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在生生不息的天地间、万物中，人应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将仁爱之心推广天下，泽及草木禽兽有生之物，达到天地万物人我一体的境界，天、地、人合德并进，圆融无间。这就是天人调谐的最高境界。
马克思主义真正把握了“和谐”理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和谐是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具体、动态、辩证的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是具有差异性的不同事物的统一共存即“和而不同”。“和谐”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属性，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保证。
和谐伦理观是对人、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是我们践行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所必须遵循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其中，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包含了人的精神空间（知情意结构）、人自身与自心、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其目的和归宿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尤其是实现人的内在精神空间的完满、和谐与自由，从而优化人的竞争合作观和成功成才观，进而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9]。人是不能脱离生态系统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要求遵循整体的生态系统思维，呵护共同的绿色家园。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资源的和谐，要求解决诸如自然环境恶化问题、生态气候失衡问题和资源能源安全问题等。
“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未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短视的、狭隘的思维，是一种不可扩展的、片面的、自私的精神品质的反映。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和谐伦理观主张在追求合理高效的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反对不合理的人类欲望膨胀，要求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利用和征服自然）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忽视人的积极价值）两种极端思维，坚持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破解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人的精神异化等难题。
三、生态文明伦理内涵体系的内在关系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伦理要求，以人为本伦理观、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生态经济伦理观以及和谐伦理观这四条伦理原则，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体系。
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体系中，四条伦理原则的相互关系、所处地位是什么呢？以人为本伦理观居于核心位置，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的，是原则问题和方向问题，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属性。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和谐伦理观都是基本要求和评价标准。生态经济伦理观是特色，是实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的基本途径、根本方法和主要手段。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体系的本质中。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是促进发展、推动进步的活力，但也会引起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因而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既紧迫又重要。这就决定了我们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生态、和谐的人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只有把握机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刻变革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 潘岳.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J].绿叶，2006，（10）：17.
[2] 王雨辰.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中国视野[N].光明日报， 2011-01-04（11）.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97.
[4] 于文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N].光明日报， 2011-01-04（11）.
[5] 俞可平.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5，（4）：5.
[6] 刘民权，俞建拖.环境与人类发展：一个文献述评[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45.
[7] 林红梅.生态伦理学概论·前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8.
[8] 向玉乔.生态经济伦理初探[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02：1.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8-39.
责任编辑：罗振建
生态伦理思想范文第6篇
1.仁爱孝悌
“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孔子说“仁者爱人”。既然中国的伦理道德体现的是一种家族宗法关系，这“爱人”主要就体现在“孝”和“悌”两个方面，所以孔子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孝”是人子对父母、晚辈对长辈要尽孝道。中国古代有“二十四孝图”，为元代郭巨敬辑录古代所传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后来又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注：舜1，孝得天下;陈侃2，五世同堂;子路8，百里负米;王祥10，卧冰得鱼;董永12，卖身葬父;潘岳14，弃官事母;缇萦22，上书救父;沈云英24，忠孝双全。(郭巨埋子，老莱子娱亲)
悌，敬爱兄长。宗法制有嫡长子继承制，决定了兄长的地位。“融四岁，能让梨”。
古代家国一体，孝悌则必能忠君爱国，在人际交往中，也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故《孝经》(儒家经典之一)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
2.谦和好礼
礼有两个意思，一，礼是对人身份地位行为的规范，即所谓“礼制”，它是和西方的“法制”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礼记·礼运》认为，上古天下为公，是为大同，这时候是不需要“礼”的;后世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为了确定君君臣臣的关系，这才需要“礼”。制定了礼并且能够执行，天下恢复秩序，这就是小康。
所以制定“礼制”和制定“法制”目的是相同的，区别在于“法制”采用强制的手段，而“礼制”则更强调自觉，由此引申出“礼”的第二层意思，即立身之“礼”。《礼记·冠义》曰：“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今天我们所说的“礼貌”“礼节”“礼让”等都属于这层意思。
教材又用“谦和”来解释“礼”。“谦”即谦虚，古人讲谦虚，有在礼制规定的身份地位上再稍稍屈尊一点的意思，比如“将相和”的故事中，蔺相如因完壁归赵以及保护赵王，避免使赵国受辱等功劳，被封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然而当廉颇寻衅时，却能再三忍让。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中，刘备为拥有一支军队的将军，又有汉家帝胄的身份，但他对于一介书生诸葛亮故意表露出来的无礼行为却能再三忍让。这样的谦虚都有明显的功利目的，也即所谓“仁者无敌”，最终能够成大事。所以老子以江海处下而为百谷王的比喻(成语有“虚怀若谷”)，为欲成帝王之业者出谋划策。周易“谦卦”云：“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小心谨慎，谦之又谦，君子用这种态度跋涉险川，最终才能无恙。)系辞上释“谦卦”云：“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谦卦”是让君子恭敬谨慎，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俗话说“满招损，谦受益”，落脚点也在“受益”二字。
这些听起来都有点象今天的“厚黑学”。所以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还需要批判继承。今天我们讲谦虚，不是为了互相利用，而是为了建立一种平等的人际关系，就是“和”。需要强调的是，“和”并不等于不要原则，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里的“同”便是指没有原则的庸俗关系。
3.诚信知报
《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做人要真诚，不要自欺欺人，反复无常;对人要坦诚，不应互相利用，尔虞我诈;对国家对事业要忠诚，不能朝三暮四，心怀二意。
“信”者信用，“仁义礼智信”被称为人生“五常”。“信”也是做人的立身之本，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从构字法看为人言，《春秋谷梁传》曰：“言而不信，何以为言”。所以又有“一诺千金”、“一言九鼎”这样的格言。中学语文选《陈太丘与友期》(《世说新语·方正1》)：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
市场经济活动中尤其需要诚信的品质，一个企业是否诚信，甚至成为一种无形资产。中国入世，最大的问题的是商业信用，中国入世，“狼来了”并不可怕，怕的是国内一些企业像那个撒谎的牧羊人。 4.精忠爱国
精忠爱国更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大德，大节。杭州就有岳飞，岳母刺字曰“精忠报国”，真所谓“人有慈母而后家有孝子，家有孝子而后国有忠臣”。于谦，杭州人，明英宗时，瓦剌族统一蒙古，进攻明朝，英宗率领50万军亲征，在土木堡遭袭击，全军覆没，英宗被瓦剌所擒。瓦剌兵临北京城下，在危急关头，当时的兵部侍郎于谦请英宗的弟弟出来主持朝政，是为景泰帝。于谦率全城军民保卫北京，打退瓦剌。瓦剌不得已送回英宗，与明朝议和。后英宗复辟，反以“大逆不道”罪加害于谦。于谦诗有著名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碎骨粉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张苍水……
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民族矛盾，民族英雄，中国和中华民族都是逐渐融合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爱国英雄和民族英雄;二是忠君与爱国，古代家国一体，不能要求古人超越自己的时代。对“愚忠”要分析。 5.克己奉公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家天下”文化，家族是这种文化的基本元素，而家族利益又是和整个“天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比较：西方的个性中心社会，写信封、署名的顺序。)
这种文化必然要求克己奉公，把天下利益，家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背私之谓公”(韩非说："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 私，背私之谓公，公私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极端时(如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毛泽东号召“大公无私”，邓小平认为不能作为普遍性号召。但是应该也可以做到大公小私、先公后私。
(范仲淹“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对先公后私的最好诠释。)
今天进入现代化社会，“克己奉公”仍然必要，人是文化动物，社会原来就是因为单个个体无法生存，才有原始群、有氏族、有部落、有部落联盟、有国家的。今天西方社会也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也重视国家利益，甚至提出“地球村”概念，这是有人类以来最大的“公”。
今天中国虽然还在建设小康社会，但是不能丢掉“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6.修己慎独
如何才能达到“克己”的境界?途径就是“修身”。《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第一章);《中庸》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第二十二章)。
礼记·大学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修身的方法有：慎独、内省、自讼、主敬、集义、养气等。
慎独
就是在自我独处时严于律己。说到"慎独"，很自然地要联想到《后汉书·杨震传》中的一个故事。东汉期间人称"关西孔子"的杨震向朝廷举荐过才华出众的王密为昌邑县令，后来，王密于深夜献金百两为报答，杨震拒收说："怎么能这样?"王密说："这深更半夜的没有人知道。"杨震更生气了，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这亦是人们所常说的"慎独"。
注：学术界有争议，认为“慎独”不是说没有人时仍然谨慎自律，而是说要慎于内心修养。内心别人是看不见的，故谓之“独”，心虽然看不见，但是会通过言行表现出来，所以不可不谨慎。也就是《中庸》所说的：“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类文革时的“狠斗私心一闪念”。)
内省
最有代表性的是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自讼
孔子说："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冶长》)。"内自讼"即内心自责，自我反省。
资料
启功先生在十年前的《学林漫录》第十三集(中华书局，1991)上发表《自讼二则》一文，谈到自己在同刊第十一期上的《坚净居随笔》(1985)中，误将清人汪容甫墨迹小立轴上所抄录的柳宗元的两段文字当成书者自己的了。他在这篇文章中向发现这个问题的黄永年先生深致谢意，又向读者深致歉意，并且十分诚恳地分析了自己所以致误的原因。
将书者所书当成书者所作，这其实是极容易发生的事情，古代后人所编前人诗文集中常混入他人之作，往往也就是这个原因。但是，这毕竟又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一般人难以发现，能发现的人又未必会注意。黄永年先生也是私下告知的，启功先生完全可以不写这篇文字来自曝其误。但他不仅原原本本地写了，最后还不无幽默但又是绝对真诚地说，他的这段文字，“是自1957年、1966年以来，真有错、最诚心的一次自讼"。 7.见利思义
“义”和“利”(概称为“义利观”)，集中体现了中国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孔子说“见利思义”，荀子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孟子的论述最为人们所熟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当然，舍生取义的极端情况不是总会发生的，大多数情况下，要做到的是“见利思义”和“先义后利”。孔子说“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也不是说君子不需要利，而是说对君子而言，谈论“义”更能明白，因为君子是在“义”的前提下谋取“利”，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讨论：商品经济社会要理直气壮地讲“利”。资料：“杭州人形象讨论”中，有人主张用“义”来藐视上海人的“利”。关键是“理直气壮”，亦即取之有道。 8.勤俭廉正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略)。传统美德讲“俭”，不是简单的经济考虑，而是从人格修养着眼。诸葛亮《诫子》书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故后人总结说：治生之道，只须守一“俭”字。一切动用，朴素些，简淡些，安静快活，有什么不好?须知世间罪恶，都从多欲中来。不俭则奢，奢则多欲，做官的必贪，居乡的必盗，非至胡为速祸、败家丧身不止!奢用惯了，在物诱势迫之下，即使心想廉洁，也难自主。因此古人说：“俭是养廉之法”。 9.笃实宽厚
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一个农业经济的社会，笃实宽厚是农民的本色，我们不能因为已进入现代社会就抛弃这种传统美德，现代人追求的“反朴归真”就是要回归这种本色，因为这是最接近自然，最接近人的本性的。
“笃实”是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做老实人，老老实实做学问，老老实实干工作。上升到治国平天下也是如此，空谈丧国，实干兴邦。
“笃实”是对己，“宽厚”是对人，古人概括为一个“恕”字。"恕"是由孔子最早提出的，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现代人常感觉人际关系复杂，彼此缺少理解，正是丢失了这种恕道。(注：武侠中的“冤冤相报何时了”，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社会背景，伦理的范畴与法的范畴。) 10.勇毅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