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风暴影响论文范文第1篇
在美国金融危机蔓延、全球经济动荡的背景下，辽宁外贸出口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金融危机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影响。虽然，2008年辽宁外贸出口实现了既定目标，出口额达到420.54亿美元，增长19v05％，同期全国增长17.2％，辽宁省出口增幅高于全国1.9个百分点。但这是从2008年总体数据得到的结论。从月数据上看，特别是2008年10月份至今，金融危机对辽宁外贸出口的影响突显，各当月出口额明显下滑，同比均呈下降趋势。面对金融危机，如何抵御风险，渡过难关，是当前辽宁外贸出口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2008年以来辽宁外贸出口的基本情况
(一)出口商品结构
2008年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钢材出口增长速度最快。钢材和机电产品对辽宁的出口增长拉动作用明显。2008年机电产品出口160.1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0，68％，增加出口27.4亿美元；钢材出口70.61亿美元，增长59，96％；两类产品增加出口额53.94亿美元，占全省出口增量的80％以上，拉动出口增长15.3个百分点。但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钢材出口出现一定波动，10月出口增幅曾超过70％，11、12月有较大回落。其它出口增长较快的商品还有镁砂(增长52.51％)、石蜡增长(35.40％)医药品增长(49.24％)；纺织品增长14.58％，农产品、成品油、服装均为1位数增长；单品种出口商品中，玉米、钼铁砂、铁合金、钢坯出口下降幅度较大。
2009年上半年，虽然成品油出口下降30.50％，机电产品出口下降11.48％，农产品出口下降11.84％，纺织服装出口下降2.96％，但降幅分别减缓13.06、0.73、2.94和1.70个百分点。塑料制品增长7.91％，水海产品增长1.52％，机电产品中录放音像机零件、船舶出口均实现增长。
(二)出口区域结构
对各大洲出口增长速度各不相同，出口仍以亚洲为主，对非洲、拉丁美洲出口增长较快，对欧盟、美国出口增长放缓。2008年对亚洲出口257.6亿美元，增长17.9％。其中对日本出口92.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14％；对韩国出口56亿美元，增长21.75％。对欧盟和美国出口65.2亿美元和47，2亿美元，分别增长14.5％和14.1％。对非洲和拉丁美洲出口9.8亿美元和17.1亿美元，分别增长71.1％和51.7％。对大洋洲出口6.3亿美元，增长27.7％。除对台湾出口下降外，其它市场出口均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
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作为辽宁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美国、欧元区、日本经济增长均放缓，这就要求辽宁出口贸易必须寻求新的出口市场。因此，2009年的出口区域结构发生了变化，对部分非传统市场出口增长较快。5月份前，辽宁对部分非传统市场巴西、加拿大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对朝鲜、伊朗、非洲出口出现小幅增长，6月份继续保持了对加拿大79A7％、巴西33.81％、朝鲜19.05％、伊朗16.37％的持续增长势头，弥补了5大主要传统出口市场下滑的部分缺口。
(三)出口主体
出口主体多样，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幅下降。国有企业出口保持增长，集体私营企业出口持续较快增长，外商投资企业增速放缓。2008年国有企业完成出口124.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46％，其中北台钢铁集团、本钢、大连东展、东药、抚顺石油等企业出口增长较快，出口额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有鞍钢、大连船舶重工、北台钢铁集团3家，比2007年增加1家。集体、私营企业出口93.09亿美元，增长32.06％，是所有制类型企业增长最快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202.80亿美元，增长14.82％，增幅较2007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其中西太平洋、大连东芝电视、中远船务、今冈船务、沈阳远大等企业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出口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有西太平洋、华路松下2家企业，比2007年增加1家。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集体私营企业对辽宁省出口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27.53％、38.89％和33.58％，集体私营企业已经成为辽宁省出口的重要力量。
(四)贸易方式
一般贸易出口持续增长，加工贸易出口增速下滑。2008年一般贸易出口219.4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26％，对辽宁省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加工贸易出口178.8亿美元，增长8.73％，增幅比2007年下降13.9个百分点。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出口分别占全省出口总额的52.2％和42.5％。
而2009年第一季度1、2月和3月份的一般贸易出口同比分别下降27.1％、25.7％和26.3％；加工贸易出口中进料加工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7.2％、32.3％和38.4％，来料加工出口同比分别下降12.4％、14.5％和15.2％。经历2009年上半年后，加工贸易出口降幅减缓。6月当月加工贸易出口实现增长1.96％，累计出口72.46亿美元，下降14.46％，降幅比上月减少3.63个百分点。
二、金融危机对辽宁出口贸易的短期影响
(一)金融危机爆发，辽宁月出口额下降趋势明显
2008年虽然辽宁在外贸出口方面实现了既定目标，但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参照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各9个月的辽宁月出口数据，从直观上了解金融危机对辽宁外贸出口的影响，图1画出了2008年1-12月及2009年1-6月的出口额变化趋势。图l显示，辽宁外贸出口从2008年8月份为下滑拐点，9月份后的各月出口额就一路下行，2009年的2月份后，辽宁外贸出口有回升的趋势，但同比下降非常明显，而从2009年4月份后同比降幅缩窄，总体趋势上看，金融危机爆发后呈现出u字型的波动趋势。
(二)辽宁各市出口位次格局变化
为分析金融危机对辽宁外贸出口格局的影响，按照出口额对辽宁各市进行排名，见表1。通过2007、2008及2009年上半年各市排名的变化，研究金融危机对辽宁出口贸易空间格局的冲击与变化。从排名看，位于出口前列和靠后的几个城市相对比较稳定，位次变化不大。与2007年排名相比，2008年的排名中排名上升的城市为抚顺(上升3名)，本溪(上升2名)，辽阳(上升1名)；而丹东，锦州，葫芦岛排名均下降2个位次；总体上看，排名下降的城市中，排名在6—10位的城市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特别是葫芦岛、锦州和丹东，出口额2008年比2007年同比下降24.87、23.78和14.43。2009年上半年出口位次波动比较大的是本溪，下降6个位次，鞍山下降2个位次；而葫芦岛上升4个位次，丹东上升3个位次。波动说明了金融危机对辽宁出口贸易格局产生冲击。
(三)金融危机对出口企业的影响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国际市场持续萎靡等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对辽宁出口企业造成较大影响。
辽宁省重点出口企业普遍下滑。2009年上半年，11O户重点出口企业哄出口65.91亿美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6.64％，同比下降31.80％,降幅高于全省6.19个百分点，合计净减少出口30.73亿美元，影响全省出口增长16.18个百分点。其中，涉及钢铁、石化的重点出口企业共减少出口42.23亿美元。出口增长的企业仅25户，占重点企业的22.73％。
各所有制类型企业出口均出现大幅下滑。2009年1-6月，国有企业出口总值34.16亿美元，同比下降31.3％；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值73.59亿美元，同比下降23.86％；集体私营企业出口33.37亿美元，同比下降23.40％。
中小企业受到较大冲击。2008年全省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在前三季度快速发展的态势下，从第四季度起受金融危机等的影响，生产经营指标出现大幅下滑，至年底停产、半停产企业已达20％，其中抚顺、丹东、营口、阜新、朝阳的停产、半停产率分别达到48.9％、41％、33.1％、30.4％和20.8％，规模以下中小企业停产、半停产率则更高。2009年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生产有所恢复，停产、半停产率为6.3％，但规模以下企业停产、半停产率仍居高不下，一些行业仍在困境中徘徊，生产形势依然严峻，不容乐观。
三、辽宁省出口贸易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
(一)引导企业提高认识，充分利用国家出口政策
引导外贸出口企业充分利用好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扶持政策，认真落实国家扶持外贸发展的各项资金和政策，做好国家支持外贸出口政策资金的争取工作。外贸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必须坚定信心，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积极、科学地加以应对。为了支持中小出口企业发展，国家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从2009年11月起重新调高了涉及3486种出口产品的退税率。辽宁也应加大对省内中小民营出口企业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在资金和信贷方面，支持民营企业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创建自主品牌，抵抗金融危机的冲击，培育出一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参与到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去，成为推动全省对外贸易迅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二)积极引导企业开拓市场，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
日本、韩国、东盟、欧盟、美国是辽宁外贸出口的五大主要传统市场，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较大，导致辽宁对其出口均出现了大幅下滑，达29.5％，其中对韩国、欧盟、美国降幅最大，共减少出口27.5亿美元。因此，开拓市场是外贸出口企业扩大出口、规避风险的必由之路。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基础上，不断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显得愈加重要。从2009年第105届广交会成交情况看，对亚洲国家特别是东盟诸国及发展中国家成交相对旺盛，说明由于这些国家开放度相对较低，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因此，辽宁省应当鼓励外贸企业赴新兴市场开设贸易网点和售后服务网点，把南亚、中东、中亚、南美、东欧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市场作为市场开拓的重点，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努力实现出口市场由欧美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目前，我国正同29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2个自贸区，随着自由贸易区网络的形成，辽宁应积极拓宽国际市场空间，增加贸易渠道，分散出口市场风险。
(三)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扶持优势出口产业，培植长久竞争力
2008年辽宁出口总量排在全国第8位，出口量比较大。但主要处于劳动密集的分工环节。辽宁省传统出口产业已经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不等于低附加值产品，要进一步对纺织和服装等省内传统出口产业进行改造和提升，挖掘潜力，形成自主品牌，在新的产品设计、生产流程、新的营销方法等环节实施创新，增加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要积极扶持纺织、机电等传统商品的出口在严峻的国际市场环境下的可持续性增长。从长远看，产业结构的升级，企业的创新，不仅要靠政策引导与支持，市场竞争往往也是企业自主创新的外在动力。国际金融危机将首先造成对工业产品需求下降，而对日常消费品的需求下降相对较小，因此要积极推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多元化，培育更多的优势产品，改变辽宁对外贸易严重依赖钢材出口的格局，努力提升辽宁省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四)熟悉WTO规则，有效应对贸易保护主义
金融危机导致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贸易量剧降，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失业率上升。世界各国为了维护本国的社会安定和政局稳定，纷纷出台了各种救市措施，这其中有很多贸易保护主义的成分。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有22个WTO成员国先后采取了提高进口关税、支持国内产业等多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因此，应高度重视欧美地区的贸易保护行为，充分利用WTO相关规则化解贸易摩擦，防止金融危机的贸易政策传导。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美国经济增长下滑，并影响到欧盟经济，将造成这些国家投资减少，企业利润下降，必然会反映到贸易政策的变化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升温，也必将严重地冲击辽宁的对外贸易，辽宁主要出口商品如钢材、服装、农产品将面临更频繁的贸易壁垒。政府和企业做好预见性的应对措施，熟悉WTO相关规则，在WTO框架内抵制美国等国家通过贸易保护转嫁危机的做法。
(五)鼓励出口企业积极参加出口信用保险，防范汇率风险
为了防范出口货款回收风险，企业应该重视对进口商资信的采集和评估，重视出口信用保险，完善企业财务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开展与信用保险的深度合作，有效规避外贸出口企业收汇风险。由于世界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企业出口收汇风险增大，辽宁省各级外经贸部门要加强与国家出口信用保险部门的联系与配合，鼓励引导企业积极参加出口信用保险，降低收汇风险。辽宁省政府要加强与中国信用保险公司辽宁分公司进行战略合作，使信保对辽宁省出口企业采取更加积极的承保政策，优化承保费率，加速理赔速度，这些将有利于出口企业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分散市场风险，保障出口收汇安全。
全球金融风暴影响论文范文第2篇
1 目前毕业生就业现状
自我国各大高校开始扩招, 每年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都是“严峻的”。然而, 这次全球性的金融风暴下的情况却又是全新的。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次的金融风暴不仅影响到高端政治经济, 而且影响到了基层人民群众的生活, 凸显在高校毕业生上的则是就业问题。结合国家人事部的统计资料, 由于高校持续扩招, 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接近611万, 加上往年毕业而未能就业的高校生, 今年我国高校就业大军高达1000万人。
2 就业困难的原因
目前从金融危机对各个行业的人才需求来看, 许多行业只是放慢了需求增长的速度, 而不是减少了需求。然而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的增长速度并没有放慢, 导致供过于求的现象, 因此大学生就业困难。
金融危机只是减少了一小部分的需求。从现实情况来看, 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就业理念落后, 自我认知缺失
正确的就业理念决定正确的行动, 正确的行动才会产生正确的结果。大学生在目标和角色意识上定位模糊, 即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 也没有明确的求职目标, 而这种自我认知以及对社会认知的缺失, 是导致许多大学毕业生不能顺利就业的原因之一。
2.2 毕业生数量剧增, 就业压力持续上升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校招生规模大幅度提高, 毕业生数量剧增。现在国家虽然已经限制了扩招, 但是这些年扩招的影响依然存在。
2.3 就业指导滞后, 毕业生知识转化率低
在调查中发现, 当代大学生在就业期间缺少社会、校方的指导服务, 更缺乏对就业、择业的自身研讨。我国高校目前基本都开设了大学生就业指导课, 但还处于起步阶段, 还有许多方面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
3 应对金融风暴影响下就业难问题的举措
金融风暴影响下就业难问题不是重复了多年“严峻的问题”, 而是一个全新的就业问题。这需要我们评估金融风暴后毕业生可能出现的就业状况, 以及他们所需要面临的困难, 提前做好准备。
3.1 大学生应该认清形势、准确定位、提高能力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 大学生毕业生们应对就业困境, 首要的就是要树立应对危机的意识, 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 靠个人能力是不能完全解决的;同时, 也要看到个人能力突出者如果正确把握自己, 完全可以做到迎难而上。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 大学毕业生们要做到调整职业规划、降低未来预期。其实, 过低的预期不是对自己未来的不负责, 而恰恰是对于现实问题的充分考虑。在困境面前, 第一位的是生存, 第二位的才是发展。只能先保证了当下的基本生活, 才算有了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而且, 我国经济总体仍然在增长, 虽然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 但大学生发挥自己能力也肯定可以保证一个基本生活。在就业“寒冬”中提高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也是西方历次金融危机中青年大学生常用的应对策略。这种学习不仅是知识和技能的提高, 更应该是社会经验的学习, 是个人软实力的一种提升。“寒冬”中总是蕴藏着新生的希望, 如果能正确把握自己、明确发展目标, 不仅能为自己找到应对困境的办法, 更能为未来的成长积蓄资本。
3.2 高校怎样应对金融风暴下就业问题
从2008年到2012年, 这5年毕业的高校生数量将达到3000万人, 而2000年至2007年, 8年间高校毕业生总量只有1700万。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 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 从那时到现在, 实行双向选择, 实际上是学校带动学生找工作, 而今后, 将是学生主动找工作, 高校的任务不仅要传授知识技能, 还要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 因此, 就业指导课程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需要引起高校的高度重视。
就业指导工作已不再仅仅是毕业生离校前的阶段性工作, 应该是贯穿于高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要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 有针对性的开展就业指导工作。开设就业指导课、成立大学生就业协会、开展各种形式的就业指导活动等, 为大学生的就业、择业、创业提供全方位的指导和服务, 使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自我认识、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创新, 将目标建立在个人优势上, 准确定位使期望与实际相符合, 并使学生在大学期间为就业做好充分的准备。
3.3 政府要大力发展经济, 创造机会
政府要把大学生就业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 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时候必须把大学生就业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说一个城市的建设很重要, 经济发展、GDP发展很重要, 但是这个城市的大学生就业问题解决得怎么样, 毕业生的就业率高不高, 失业率能不能控制住, 应该把这个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指标。政府要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积极的就业政策来促进就业, 通过政策来引导社会各方面、规范社会各方面, 来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就业。要为毕业生提供公平就业的环境。这个公平就业的环境包括对人力资源市场进行规范, 真正保证就业的公平, 反对就业歧视。温家宝总理在北航还讲道, “我们很快就会提出一系列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措施, 包括创造条件让大型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企业多招大学生, 科研院所和学校重大科技专项以多种方式吸收大学生, 引导大学生到基层充实一线工作, 组织大学生继续深造和接受技能培训, 搞好人才市场和招聘工作, 各类企业要想方设法稳定在岗大学生的工作等。我们共同努力, 一定会克服这个困难。”
目前刚出校门的大学生, 自身定位不准, 对于企业所处的地区与待遇要求容易脱离实际, 与失业人员和有一两年工作经验的人相比往往失去竞争优势。加之在经济危机形势下, 沿海企业招聘门槛进一步增高, 导致了毕业生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现象同时并存。正确指导并拓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择业眼光, 使金融危机转“危”为“机”, 是将来二至五年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其下属高校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摘要：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直接影响到我国实体经济, 相当数量企业开始裁员甚至倒闭, 或开始调整和大幅压缩招聘计划, 这造成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面临近年最冷的寒冬。
关键词：金融风暴,就业困难,举措
参考文献
[1] 程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创新[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2] 潘敏.一流大学生培养工作新探[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全球金融风暴影响论文范文第3篇
2007年以来，中国股市出现过“2·27”、“4·19”、“5·15”三次大幅度的暴跌，但每次均在很短的时间里收复失地，甚至强劲回弹，结果反而无意地鼓励投资者更为大胆地入市冒险，散户资金已经以一倍的绝对优势压倒了机构资金。在很多人的眼中，股市的泡沫恐怕早已不是问题，问题只是泡沫什么时候破，以什么方式破。不过，居民仍然将自己大把的储蓄投向股市，推动股票价格急速上涨。对人民银行加息、证监会的风险警示毫不理会，甚至连总理温家宝亲自发出的宏观调控信号也无动于衷。中小股民和中国经济一起为深沪股市而集体狂热，这与10年前的那一波牵动全球的金融风暴何其相似?估价已经太高?还是真的已经失控?
1997～1998年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其导火索就是泰铢一夜之间的急剧贬值。此后随即以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在亚洲地区引发了一系列的癫乱与疯狂。其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的动荡与暴跌，大批金融机构也随之倒闭，失业率激增，经济剧烈衰退，而且还跳出了亚洲之外，迅速蔓延到了世界其他地区，使全球经济在短短的两三年里为之反复起伏颠簸、震荡不已。
素以劳动力密集优势而操纵出口外向型经济的政府往往都将自己的汇率绑定在美元汇率的战车上，唯其马首是瞻，而且尽力在维持低汇率的前提下赢得出口顺差。殊不知，国际间的贸易恰恰就在汇率的相互比对中蕴藏了无限的奥妙与玄机。泰铢的贬值当然有诸多的深层内因，更与汇率的调整密切相关。当其内外交困之时，多方力量便会无意地纠结成利益联盟，迫使泰国政府提升汇率，自1984年以来刻意坚守了13年之久的固定汇率制度终于顷刻坍塌。
东南亚金融风暴虽然肇始于汇率被动提升之后的泰铢贬值，但在短短的数年时间里迅猛席卷了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并迅速冲击到了东亚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朝鲜半岛上的韩国以及毗邻的日本列岛，风暴之余波甚至撼动了遥远的俄罗斯，以及南美洲的巴西等国，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至今令人战栗……
泰铢在盛夏时节雪崩
1961年以前，农业占了泰国国民收入的80%左右，工业仅占5%。1961年，在美国的资助下泰国开始实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自1961年至1990年的30年间，泰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6%，农产品为主的出口也开始转向了制造业。实际上，1986年以后泰国经济突飞猛进。适逢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积极拓展海外投资，以油价、利率、汇率三项“三低”而著称的泰国踊跃吸引外资，放宽了管制，并以逐步自由化的贸易政策进入了连续数年的高速增长时期，而追随美元汇率制度、促进外向出口经济仍然是其一贯的传统。
1984年6月30日，泰国政府宣布实行所谓“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美元的份额占了80%以上，日元11%～13%，其他货币不过10%。显然，泰铢对美元汇率基本固定，维持在1美元兑换25泰铢左右的水平。泰国的汇率制度就是盯住美元制度。1995年以前，美元持续贬值，泰铢的有效汇率大幅下降，泰国的出口竞争力快速增长，成为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
1995年，国际外汇市场形势逆转，美元的货币汇率由贬转升，大幅度升值，泰铢汇率也紧跟美元不断走强，出口竞争力随之削弱。1996年，泰国出口增长从1995年的24%下降到3%。出口下降导致泰国逆差迅速扩大，越卖越赔。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低汇率时可以赢得出口顺差，而一旦出口情势逆转，巨额赤字的累聚不仅伤害出口竞争力，而且屏蔽了汇率风险，使货币投机轻而易举，几乎毫无风险。1995年，泰国的贸易赤字达到162亿美元，超过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8%;而紧紧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除了削弱了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也将自己推到了汇率风险的风口浪尖之上。
日本是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1996年，泰国的经常性出口因为日本经济衰退的拖累而使得逆差骤然扩大，入不敷出，贸易形势日益恶化。为了弥补大量的贸易赤字，满足国内过度投资的需求，外国短期资本大量流入了泰国的房地产、股票市场，房地产经济膨胀，银行呆账增加，泰国经济已显示出危机的征兆。泰铢已经被逼到了调整汇率的最后防线。为了维持固定汇率，泰国中央银行欲强行干预外汇市场的力度来保持泰铢稳定，此举无疑为国际投机资本提供了可乘之机，也为投机性资本流入提供了制度激励。1997年年初，索罗斯等攥着对冲基金的金融大鳄们闻风而动，长驱直入，向泰铢发起了连续攻击，大量的国外投机性资本流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引起了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飞涨，随即形成了资产价格的巨大泡沫。
实际上，1993年泰国股市上的国外投资为30多亿美元，1995年已经上升到了60多亿美元，巨额的出口逆差已经使风吹草动的股市动荡不定，屡见下挫;1996年5月以后，泰国股指下跌幅度超过60%。与此同时，泰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已经达到了35.8%。1996年底，泰国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分别为总贷款的8.8%和24.4%，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海外。1996年，泰国的房地产泡沫迹象已经十分明显，造成商业银行和金融公司经营状况恶化，巨额不良资产使其金融市场更加动荡不安。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和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加剧了市场各方对泰铢贬值的预期。
为了防止泡沫破灭后又形成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泰国央行被迫实行高利率政策。然而，此一政策的出台使风雨飘摇的泰国经济雪上加霜，从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说，正是高利率政策加速了泰国金融危机的到来。不仅抑制了投资和消费，加剧了经济衰退，造成了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而且也加大了企业的债务负担，迫使它们转向国际金融市场寻求低成本资金，再度扩大了对外负债规模。
高利率再度加快了投机性资本暗渡陈仓的动力，毕竟此时泰国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资本的流入与输出并不自由，投机性资本的盈余不但无法弥补其既定的出口逆差，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反而加剧了经济衰退，使流入的资本发生逆转，迫使泰铢大幅贬值的压力骤然加大。可以说，已被人为固定的泰铢汇率失去了调节贸易差额和国际收支的功能，出口账户的巨额赤字迫使泰国政府出此下策吸引国外资本，反倒使投机性资本兴风作浪，毫无风险地套利。
1997年2月，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到期未偿还债务的急剧上升，泰国金融机构出现了资金周转困难，银行挤兑事件频频发生，爆发了第一次泰铢贬值风波，泰国中央银行动用20亿美元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平息了这次风波;3月2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以及其他国际投机者的对冲基金猛烈地冲击泰国外汇市场，引起泰国挤兑风潮，挤垮银行56家，泰铢贬值60%，股票市场狂泻70%;5月，国际金融市场上再次风传泰铢贬值，引发泰铢汇率大幅波动;而索罗斯们对泰铢发动的攻击，更加剧了泰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泰国央行与新加坡金管局、香港金管局联手干预外汇市场，以百亿美元的代价使对冲基金一举遭受到3亿美元的重创，力挽狂澜地把汇率维持在25泰铢兑1美元的价位，但此时的外汇市场出现了恐慌性的抛售;泰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也大幅下降。到1997年6月底，泰国的外汇储备下降300亿美元，彻底失去了干预的能力。
据实而论，泰国最容易遭受到套利外汇交易攻击的是日元，因为日本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又是泰国最大的投资者，而且泰国外债的55%是日元。揣着对冲基金的投机者们介入日元获得资金，然后存入泰铢获取17%的隔夜利率，套利外汇交易随即完成。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老虎基金等，其他炒家如摩根大通、花旗、高盛等投资银行，此时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发起了“五月攻击”。轮番攻击使泰铢成了强弩之末，大规模的投机性攻击只需几个回合即可以将泰国虚弱的金融防卫体系击破。
1997年7月2日凌晨，泰国政府被迫发表声明，放弃固定汇率制，宣称泰铢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放任汇率自由浮动，抛弃此前十余年来紧盯美元的传统。——泰铢随即一泻千里，犹如在盛夏季节陡然爆发了一场雪崩。当天的泰铢汇率最低曾达到1美元兑32.6铢，贬值幅度高达30%以上。泰铢汇率的调整成了一个明显的转折，自此拉开了为期两三年之久的亚洲金融危机帷幕;泰铢大幅度贬值，成为泰国经济的一个转折点。
7月9日，马来西亚股市指数下跌至18个月来最低点;7月11日，菲律宾率先步泰国后尘，宣布货币汇率自由浮动。菲律宾比索当天贬值11.5%，利率一夜之间猛升到25%;印度尼西亚则宣布印尼盾汇率的波幅由8%扩大到12%;而一向稳健的新加坡元也于7月18日跌至30个月以来的最低点1.4683新元兑换1美元;8月14日，印尼也宣布其汇率自由浮动，当天印尼盾应声贬值了5%;8月16日，马来西亚林吉特暴跌了6%，跌至24年来的最低点。
虽然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中央银行直接干预外汇市场，支持本国货币，但同样也是功亏一篑。印度尼西亚饱受此次金融危机的重创之时，经济大幅衰退，为此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7月2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首次启动1995年建立的“紧急筹资机制”，向菲律宾提供10亿美元贷款，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金融风暴给菲律宾经济带来的冲击，其货币比索仍然贬值34%，股市大幅跌落，失业人数增多;但与东盟的泰国、马来西亚相比，菲律宾所受的损失和影响相对较小。
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的高度外向型经济结构与泰国几乎类似，泰铢的暴跌触动了东南亚各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金融风潮迅速推进到了整个东南亚市场。风声鹤唳之时难免前赴后继，飞蛾扑火，挤踩倒踏，伤痕累累。尤其关键的一点是，国际投机者的频频狙击，外汇市场的震荡已经使投资者的信心受挫，外资大量撤离，东南亚股市也因此陷入低迷，泰国货币危机瞬间就演变成了广泛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金融风暴不仅给泰国经济造成重大灾难，将其几十年辛苦积累起来的国民财富悉数搜掠而去，而且迅速波及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整个东南亚地区，一路北上延烧到了韩国与日本，甚至还毫无悬念地牵动了遥远的俄罗斯和巴西，最终引发了震惊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
实际上，抗御对冲基金的泰国差瓦立政府还是采取了种种对策，譬如推出了后来饱受诟病的浮动汇率制;责令资金周转困难的58家金融机构停业;三次改组了总理内阁;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援助;削减下个年度的财政预算……，但最终未能收到预期效果。享有“军中孔明”之誉的总理差瓦立在此次金融风暴中成了众矢之的，被各方指责应对经济危机乏力，必须引咎辞职。在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下，11月6日，执政刚刚一年的泰国总理差瓦立被迫黯然下野。
直到1999年下半年，伤筋动骨的泰国经济得以走出风暴的低谷，全年实现GDP增长4%。2000年6月，泰国宣布脱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经济逐步回升，但受制于金融危机中积聚的私企外债、银行呆账，以及政治动荡等因素，收拾烂摊子显然并不容易。
香港：中央政府援手的保卫战
东南亚金融风暴从泰国爆发之后，与之贸易密切来往的地区也在观望之时受到了出其不意的冲击。有的措手不及，有的落井下石，种种惶恐之状不一而足。然而，崇奉游戏规则而且唯利是图又无所谓道德的对冲基金投机炒家们攻城拔寨，随即就扑向了它们。香港身为国际金融中心，机构投资者众多，一有风吹草动就能牵动全球股市的神经，但香港同样也存在它的软肋，那就是其紧盯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国际炒家于此发起攻击，迫使各国货币贬值而从中牟取暴利。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此时的泰国已经被逼到了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泰铢贬值几成定局。随后，金融危机席卷了东南亚。8月15日，转战抵港的国际投机者就向港币发出了零星的猛烈袭击，矛头直指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刚刚成立的特区政府匆忙调集外汇储备保卫港币;沪深两地股指正值节节飙涨之时，中央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将那些尚未在内地上市、利润丰厚的大型垄断国企推荐到香港上市，以低廉的发行价销售，惟一的条件就是必须使用港币交易。这一举措吸引了欧美投资者踊跃将美元换成港币，诸如1.6港币一股的中石化股票就是明证。此时，价格的合理与否已经不甚重要;低价发行国企股票是否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海外也无暇兼顾，目标就是力挺港币兑美元的稳定。
10月17日，项目盈余、外汇充足的台湾出其不意地放弃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主动贬值。当日，新台币兑美元的汇价即跌至29.5，为10年来的最低水平。——此举无疑使投资者的信心再次备受打击，而国际投机者随之将目光转向了香港。诸多的压力逼迫香港股市急剧暴跌，引发了全球股市大幅度的悲壮跳水。
10月20日起，香港股市连续4个交易日大幅下滑，恒生指数前后共跌去3000点。10月23日，香港的同业隔夜拆借利率一度由7%上升至300%，港元兑美元汇价也一度飙升至联系汇率制实施14年来的最高水平。同日，港股曾两度跌破了1万点关口，恒生指数跌幅高达10.4%，亚太股市、欧美股市受港股的牵累也不同程度地走跌。
香港自1983年10月开始实施联系汇率制，缘于其经济一向依赖进出口贸易，货币绑定在美元上利大于弊，甚至还可坐收渔翁之利。香港金融管理局只要维持港币兑换美元汇率不变即可。其实，联系汇率制虽然有利于进出口贸易，但往往容易忽视利率调整。不过，即使外汇大量涌入或者出逃，监管局只须进场干预使之汇率不变，增加或减少货币的供应就可以改变利率水平了。有研究者认为，联系汇率制是以利率作为人质的调控体系。政府只需维持汇率，因为汇率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且还往往操之于政府之手，偏离经济的基本面本身就是一种常态;当联系汇率制与发烧的股市相互映衬，飙涨的外汇市价和基本面之间的差距就是索罗斯等对冲基金们赚取套利交易的天赐的良机。
1984年至1997年的13年间，香港房价年平均增长超过20%;房价飞涨之时，房地产投机也愈加盛行。1995～1997年两年，香港地产市场升值80%，恒生指数翻了1.4倍，1997年8月7日，恒指甚至到达了其巅峰16673点;而到了10月23日，香港股市的这一切都在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强劲撼动下得以改写。港股的深幅下跌再次击碎了全球投资者的心理承受极限，甚至美联储加息的消息也令市场各方心惊肉跳。10月27日，全球股市几乎同时呈现大幅下跌的景观。28日，香港恒生指数再次下探，突破1万点后继续跌至8775.88点，与8月份相比，港股跌幅几乎过半。
1997年10月的香港貌似平静，没有丝毫的硝烟气息。然而，香港银行同业间的拆借率一度狂升了300%，恒生指数和期货指数下泻1000多点，国际投机炒家第一次大规模冲击香港市场便大获而归。而且，即使在“十月风暴”之后，港币又不断地遭受到多次小规模的狙击。炒家们在汇率、股市和期市之间的漏洞之间大肆投机，毫不避讳地将香港称之为“超级提款机”。香港政府和金融管理局动用了有限的外汇储备进入外汇市场予以干预，又提高了银行间市场的短期利率。香港股市在汇价和银行短期利率高企的影响下，投机沽售力量的冲击使之大幅跌落。
香港股市的涨跌牵动了全球股市的调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稳住了联系汇率，首先应归功于香港经济一贯的良好表现。1991年至1996年的本地生产总值平均增长5%以上;即使风暴氛围中的1997年8月，其外汇储备 850亿美元，居世界第四;在港经营的外资银行中，有85家跻身于全球100大之列。“十月风暴”前后，中央政府默许内地国企来港上市的策略又使香港股市止跌回升，一度呈现出向好的迹象。可是，韩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却再度将东亚卷进了第三波金融漩涡之中。
1997年初，韩国许多大财团先后陷入了破产倒闭的绝境，已经负增长的韩国经济跌到了多年来的最低点。11月，东南亚金融动荡的余波绕过香港继续北上，行进至此陡然重现反弹，韩国金融形势恶化加剧，股市持续低迷，韩元汇价跌出新低。11月17日，韩国政府的金融改革法案未获通过，韩元兑美元的比价突破1000：1大关，股票综合指数跌到了500点以下。
11月20日，韩国中央银行决定将韩元汇率浮动范围由2.25%扩大到10%，——韩国政府此举成了亚洲金融风暴的热点。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稳住了危机的扩散。进入12月以后，东南亚金融危机最危险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甚至渐趋平息之际，朝鲜半岛南部的韩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12月11日，韩国14家商业银行和商人银行被政府宣布停业;15日，韩国政府宣布韩元汇率自由浮动;23日，韩国政府公布其外债1197亿美元的总额约有800亿美元为即将到期的短期货款，外汇储备不足超出了预算，致使当天韩元汇率又暴跌16.4%，较之7月1日，韩元贬值了54.8%。——韩元危机冲击了大量投资韩国的日本金融业，一批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使日本国内的经济形势动荡起伏，坠入风雨飘摇之中。
金融风暴肆虐之际，正是韩国大选之时。经济形势的恶化使执政党备受抨击，为金大中第四次问鼎总统宝座带来了运气。金大中就执政党政府的经济失策予以尖锐批评，呼吁政权的更替;同时宣称自己是“懂经济的总统”，罗列出一堆重振经济的办法，许诺未来5年的总统任期内将使国民人均收入提高到2万美元。12月18日，金大中以40.4%的民意支持击败竞选对手，当选总统。
1998年初，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死灰复燃，愈演愈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奏效。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之后遭到欧美国家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援助。——印尼顿时陷入了政治经济大危机。东南亚汇市风云再起，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妥协，东南亚汇市暂得平静。然而，此时与之贸易密切的日本经济在韩国与东南亚的双重夹击下已经陷入困境。日元汇率由1997年6月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再度一路下跌，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日元的大幅度贬值使亚洲金融危机病入膏肓。
1998年8月初，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美国、香港股市依然动荡。国际投机炒家向香港发动第二轮攻击，索罗斯与国际投机炒家各显身手，三度冲击香港的联系汇率制。他们借人民币贬值的传闻动摇普通投资者对港元的信心，而在外汇市场又大肆抛售投机性的港元沽盘，同时向股市抛售股票压低恒生指数，在恒指期货市场累积大量淡仓，企图在汇市、股市、期市三个市场斩获其利。凌厉的攻势使恒生指数8月中旬一度跌至6600点，港元兑美元的汇率迅速下跌，各大银行门前出现了蜂拥挤兑的人群。
8月14日前，投机炒家们抛售了数百亿元港币，香港金管局动用政府财政储备如数吸纳，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1美元的水平;还将美元购进的港币存放回银行体系，使银行银根宽松，同业拆借率稳定;港股维持在7000点以上大关。自14日起，香港政府动辄调集了港币数十亿乃至数百亿，同时介入股市、期市、汇市。金管局首次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期市，伺机收进蓝筹股票和期票，托升恒生指数;同时提高银行隔夜拆借率，围剿国际炒家;使之在抛空期指的作业中无利可图。8月24日，港府再次主动出击，动用50亿港元入市干预;8月27日，港府注入约200亿港元，使恒生指数稳步上升88点;即日为期货结算期限，若当天股市、汇市能够高位运行或者适当突破，投机炒家们将损失数亿甚至十几亿美元的老本，反之则港府投入的数百亿港元就等于扔进了维多利亚港。——港府扛住了国际炒家的抛售，闭市时恒生指数为7829点，比金管局入市前的8月13日上扬了1169点，增幅17.55%。据测算，港府托市资金超过1000亿港元，收购了多家蓝筹股公司的股票，成为其大股东之一。
1998年8月28日，香港股市当日成交790亿港元，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恒生指数报收7829点。港府围堵国际投机者的行动终以“惨胜”告捷。香港金融保卫战以大量外汇储备干预了香港的股票市场，中央政府派出两名央行副行长，要求所有在港中资机构，全力以赴支持港府扶盘。尽管港府吸纳了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但市值高达2.2万亿港元的港人财富仍然凭空蒸发，负资产人数达到17万，平均每人损失267万港元，百万富翁一夜间变成了百万“负翁”，香港的支柱产业房产业和金融业受到打击。
席卷亚洲各国的金融危机在香港遭遇到了一定的抵抗。实际上，只有香港击退了国际投机者的攻击，捍卫了联系汇率，使国际投机炒家要把香港当作提款机的企图没有得逞。中国政府在出口贸易下降、内地需求萎靡、失业率激增以及特大洪灾肆虐之时舍身饲虎，代价惨重。
莫斯科不再相信卢布
对于俄罗斯来说，东南亚金融危机似乎是空穴来风。不过，1997年秋天，俄罗斯金融市场在大幅下挫之后就让他们感觉到了来自东南亚金融雪崩的寒意。亚洲全面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俄罗斯连连告急，不断发出求援信号，但谁也没料到，俄罗斯的金融体系会脆弱到如此不堪一击。1998年5月，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姗姗来迟，股市顿时陷入危机，卢布在贬值压力的挤迫下死去活来。——金融崩溃一时纠结了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危机，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
亚洲金融危机破空而来，原本以出卖资源、发行国债、举借外债的俄罗斯因为世界石油价格的下跌而使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原本政局动荡、经济低迷、金融失衡、外债结构不合理使俄罗斯入不敷出，贫病交加。
1997年10月至1998年8月，三次金融风波突袭俄罗斯，震荡的间隔越来越短，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深，两届政府在叶利钦的颐指气使与朝令夕改之下轰然垮台。
第一次震荡爆发在1997年10月28日至11月中旬，系东亚金融危机拖累之故。俄罗斯1992年初推行“休克疗法”改革，直到1997年才止跌回升。1996年，俄罗斯开放外资，看好其金融市场的投资者纷纷投资股市和债市，虽然股票面值的定价很低，但回报率平均高达1倍以上;国债的回报率也在20%以上，而且80%是兑现较快的短期国债。1997年俄罗斯经济转轨后吸收外资最多，但直接投资只占30%，70%左右是短期资本投资。
1997年10月，外资掌握了俄罗斯60%～70%的股市交易与30%～40%的国债交易，其中韩资占有了一定比重。韩国爆发金融危机后，韩资急忙大量撤回国内救急，其他外国投资者纷纷跟进。1997年10月28日至11月10日，股票大量抛售，股价平均下跌30%，殃及债市和汇市。俄罗斯央行斥资35亿美元用以维持国债的收益率吸住外资，虽然其收益率上升至45%，但外资依然撤走了100亿美元，几乎占到了俄罗斯1991年以来外资总额的一半左右。
第二波震荡发生在1998年5、6月间。1997年3月23日，叶利钦总统突然解除切尔诺梅尔金的总理职务，引致政府、总统、杜马三方的反复较量。三次杜马表决后任命基里延科为总理。长达月余的政府危机使投资者无心恋栈，开始撤离资金。实际上，1992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存在财政赤字，发行国债、举借外债、拖延支付……，而俄罗斯经济一直萎靡，财政收入少，企业税负重，国际能源价格下降……，基里延科接任总理后披露了财政、债务危机，700亿美元(其中国债达4500亿卢布)内债与1300亿美元外债占国家开支的58%，投资者再度恐慌。致命的是，俄国家杜马修改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规定外资拥有俄公司的股票份额不得超过25%，外资因此抛售股票，国债价格随之急剧下滑，收益率被迫由50%上升至80%，政府还债负担加重;而且美元兑卢布的汇率急骤上升，超过俄央行的最高限额6.1850。——私有化政策的变动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
基里延科政府为了保住卢布汇率，只有提高利率，将贴现率由5月19日的30%不断上调至5月27日的150%。8天内提高了4倍。6月4日降至60%，不久又调至110%。同时抛售美元干预汇率，外汇储备由年初的200亿减少到150亿。其次，基里延科政府以举借外债替代发行国债，试图借长期新债来归还短期旧债，弥补财政赤字。1998年发行60亿欧洲债券，7月13日又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西方大国金融机构贷款226亿美元。然而，俄政府短期旧债的还债高峰集中，政府危机又失去了居民的信任，国债大量滞销，新债老账就在不到一个月后的8月10日激发了更为严重的第三次金融震荡。
为增强投资者信心，基里延科政府决定清偿8月12日到期的国债。8月11日，俄罗斯证券市场的短期国债券收益率激增至100%。财政部将俄政府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中拨出10亿美元用于清偿，原以为会有部分再购债券回笼。没想到债民未购新债券，反而购进美元，或撤出市场，或静待时机。8月13日，索罗斯在报刊上公然敦促俄政府卢布贬值15%～25%。当天，100种工业股票价格指数大跌，跌掉74%。外资银行纷纷要求俄银行提前还贷。此时，俄政府外汇储备仅为170亿美元，既不够偿还240亿美元的内外债，也难以干预外汇市场;7月份税收只征收到120亿卢布，低于每月200亿卢布的预算，内外交困之下，政府惊慌失措地决定8月17日扩大卢布汇率上限为9.5∶1，贬值50%以上，此后数天内跌到了20～21∶1，稳定了3年多的汇率防线立即崩溃。
此外，俄罗斯政府宣布关闭债券市场，将尚未到期的国债转换成3、5年期债券，同时将国外投资者的贷款偿还期冻结90天。俄罗斯债市停盘给了国内外投资者双重打击。旨在减少国家现金支出的计划被投资者视为变相赖账，后来二度上台的临时代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批评其前任政府时指出，让卢布贬值和债务延期同时发生是致命的错误。
卢布汇率失守，股市更是一泻千里。到了8月26日，市场上几乎只有俄罗斯中央银行一家卖出外国货币而购入卢布，没有投资者愿意沽售美元。俄央行不得已连续两日暂停外汇交易，以冻结卢布汇价。后来基里延科政府不敢再让所剩无几的外汇储备流失，干脆宣布任由卢布自由浮动，放弃努力，听任卢布一路奔泻。挤提卢布兑换美元与消费品抢购风潮霎时乱了俄罗斯金融市场的阵脚。
卢布贬值后的俄罗斯股市陷入了疯狂。8月27日收市时大泻17.13%，下探63.2点，大盘两度跌停。德国是俄罗斯的最大贸易伙伴和债权国，金融危机所引起的信用危机随即波及到了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当日，欧洲股市全线大幅下挫。法兰克福股市DAX30种股票价格指数下跌170.77点，巴黎股市CAC40种股票指数下挫167.53点，跌幅达4.28%。伦敦股市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下跌176.9点，西欧及北欧股市也无一幸免;与俄罗斯历史关系密切的东欧股市受害最深：匈牙利股市下跌幅度达14%，布拉格股市跌7%，华沙股市下挫了6%……。受此惊吓，27日的纽约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暴跌357.36点，纽约交易所当天的股票交易量高达20亿股;亚洲市场也引起了连锁反应，28日东京股市又继续下跌，日经指数击穿14000点。到了8月31日，俄罗斯股市已下跌了80%;莫斯科证券交易所内的外资基本上早已撤光，国内投资者财富缩水后几乎无人愿意再下买单。
染指俄罗斯金融市场的美国对冲基金也在俄罗斯8月的汇市大跌、股市崩盘、国债停市中损失巨大。后来的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亏损约330亿美元，其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25亿美元，索罗斯量子基金20亿美元，美国银行家信托公司亏损4.88亿美元。对冲基金借巨资金融投机，一旦失利，提供贷款的银行上门逼债，甚至惊动政府出面救急。
卢布贬值、债券冻结、股价暴跌……三次金融震荡使俄罗斯国内居民存款损失大半，实际的工资收入下降13.8%，商品价格上涨数倍，近1/3的居民掉到了贫困线以下。商业银行曾大量借贷利率较低的外债，兑为卢布后购进国债;卢布贬值之后，国债转期，里外损失巨大，顷刻间不名一文，近半濒临破产边缘，7大金融寡头或被俄罗斯中央银行强行接管，或将商业账户转交给俄罗斯储蓄银行。其政治关系基本被割断，势力大为削弱。如果说第一次震荡是亚洲金融风暴之余波所致，那第二、三次则应该归咎于俄政府的政策失误，以及政府失信于民的恶果，国际投机炒家冲击金融市场是意料中的因素。8月23日，叶利钦总统再次临阵换将，重新任命切尔诺梅尔金为代总理，基里延科政府随之下台;直到国家杜马与总统轮番对峙之后，普里马科夫出任总理，组成了中左势力占据多数的新一届政府。
巴西：政府濒临破产引发金融震荡
1998年8月31日，俄罗斯金融市场崩溃后，美国道琼斯指数一度迅猛下泻，甚至跌破了万点关口，而与之贸易来往密切的拉美国家深受其害。9月上旬，巴西的外资旋即就被撤走了240亿美元，外汇储备骤然缩减为500亿美元。巴西总统卡多佐情急之下，将利率提高到49.5%。11月初，巴西形势再度告急;11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拼凑了410多亿美元贷款紧急援助，热钱又回流巴西享受高额利息。高额利息意味着财富的巨大外流。截至1998年11月13日，巴西背负的外债高达5220亿美元(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410亿美元新贷款)。
巴西是拉美地区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其外国直接投资的60%和金融投资的80%来自美国;而且美国还是巴西最大的债权国，德国次之，法国、荷兰、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紧随其后。1960年代至1970年代，军人政府与独裁统治下的巴西经济连续7年高速增长，堪称“经济奇迹”，也承受了不少于20年的通货膨胀之苦。特别是1970年代，巴西外贸增长了10倍;到了1980年代，巴西已跻身世界经济第8强，但也被巨大的债务危机缠身。1990年3月，巴西政府开始大规模改革：贸易自由化、金融市场开放、投资放宽、公营事业民营化……，招致恶性通货膨胀，社会财富被洗劫一空，民怨沸腾，暴力四起。
“雷亚尔计划”随后在1994年7月出笼，即巴西货币雷亚尔与美元挂钩，稳定其对美元的汇价，限制通货膨胀。同时，大幅度提高利率吸引国际资本，拍卖国有企业，以此支付债务利息，年通货膨胀率从1994年的2166%降至1998年的10%以下。——实际上，“雷亚尔计划”最明显的一点是以高利率吸引外资，到了1995年初，巴西已经赢得了世界上最高利率的声名。高额利率使原先在生产领域循环的资本纷纷流向金融市场。不到3年时间，生产性企业倒闭的比例高达31%。1997年底，圣保罗州的失业率超过了8%。1998年，其国债利率是30%，私人公司借款利率是76%，个人借款或信用卡超支的利率是247%，而年通货膨胀率约为7%。
高利率、高汇率以及贸易管制的解除，巴西的贸易逆差随之上升。高利率既可使国家债务大幅度增加，也可使国债持有人的消费能力增强;高汇率也类似，虽然出口下降，但同样数目的雷亚尔可以购买更多的进口商品。此外，信贷消费大幅增长，从1994年9月至1997年11月，不良贷款额持续上升，从120亿雷亚尔增加到570亿雷亚尔。——消费泡沫已近破灭边缘。
东南亚乃至亚洲金融危机给巴西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外资开始大规模地撤离;随后俄罗斯金融市场的崩溃又加剧了这一趋势。统计表明，1998年7月至1999年1月间，外国投资者从巴西撤走了400多亿美元，使其外汇储备下降到350亿美元。1998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之签订协议，答应三年内注资415亿美元支持巴西，条件是巴西政府必须大幅度削减其65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
1999年1月7日，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宣布该州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联邦政府的154亿美元债务。此举得到了其他各州州政府的响应，纷纷要求与联邦政府再做债务谈判，也使巴西缩小财政赤字的计划顿时泡汤，危及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国际贷款的信心，货币危机一触即发。消息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6%左右，联邦政府的债券价格也暴跌44%，雷亚尔货币汇率持续走弱。1月13日，巴西央行行长辞职，固定汇率的波幅下调，几乎是变相贬值8%，巴西金融市场旋即陷入动荡。各地股市均告大幅下挫。美国道琼斯指数一开市便跌了200多点，英国、德国、法国三大欧洲股市在收盘之时的下跌都超过4%，而亚洲区内股市几乎全线下滑，其中港股的跌幅最厉害。遭受重创的更是拉美区域内国家，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各国股市均呈狂泻之势。
1月14日，巴西的圣保罗股市因央行行长辞职及货币汇率变动而延迟开市，开市后股指持续暴跌10.23%;1月15日，巴西政府宣布被迫放弃了其引以自豪的“雷亚尔计划”的核心——固定汇率制，实行自由浮动，巴西股市当天之内又狂涨33.5%，带动全球股市全线飘红。时隔一天，股市跌涨互见，幅度之大，变化之快，波及面之广，令人莫名惊诧。1月22日，雷亚尔兑美元汇率跌势过猛，巴西央行入市干预，汇市再次波动，迫使巴西央行行长重申政府不会恢复固定汇率制以稳定市场人心。1月27日，雷亚尔汇率已跌至1.90兑1美元，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重挫，股市再度暴跌。
巴西金融市场1个多月的连续动荡直接触发了拉美其他重要国家股市的持续下跌，牵动西方股市的全面下跌，其中美国股市下跌近2%，西欧股市也呈现不同的跌幅;同时导致了美元、欧元、日元汇率和亚洲货币的下跌。巴西金融危机以南美情调的“桑巴旋风”迅猛裹挟了其他拉美国家，并且先后向北美、欧洲、亚洲发起了冲击，全球资本市场为之震荡，欧美国家首当其冲。
实际上，巴西与其他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一样，使用的仍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即提高利率、保待雷亚尔与美元的挂钩及避免资本的大规模外逃。巴西金融危机固然受之于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实质还是其外债和财政赤字日益扩大，贸易长期逆差，经济政策失误等多种因素的结果。雷亚尔实行浮动汇率后，汇率波动的风险增加，私人举借外债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巴西外债不断激增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
全球金融风暴影响论文范文第4篇
在本刊上期正在付印之时，一场全球金融风暴不期而至。对于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而言，这场危机并不远。因为中国早以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甚至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正日益加强。
如今，这场金融风暴在各国政府的一系列救市举措下稍显喘息之机，但认为已经风平浪静未免太过乐观，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你的生活必将受到这场金融风暴的波及。手中的股票怎么办?房子是买还是卖?当前经济形势下是否不适合跳槽?在金融风暴中，你要学会把握自己的财富航向。而我们也希望能透过众多海内外金融专家的声音以及这场金融风暴中近距离体验者的感悟，来为你财务自由的航程中竖起一座灯塔。
全球金融风暴大扫描
当前，一场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无一幸免。由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全球金融风暴都经历过哪些重要时间节点?各国经济都经受了多大程度的冲击?在下面这幅世界地图中将为你一一呈现。(其中，颜色较深的国家代表实体经济受到的冲击较大，较浅的地区意味冲击较小。各地区的股票指数变化为截止10月21日的最近三个月的股指跌幅)
全球金融风暴影响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开放经济条件下“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目标受国际贸易影响愈加明显，作为口粮之一的大米价格剧烈变动成为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与持久-短暂模型（P-T模型）对大米主产国中国、美国、泰国三国大米市场高中低三级大米价格变化的共有因子进行了分析，探索价格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对粮食安全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际大米价格间的互动性对我国粮食安全冲击较大，表现为国际大米价格波动显著影响我国的大米价格，其中，中低端大米市场受到的冲击最大，而我国大米价格对国际高端大米价格的影响较为有限。相比之下，泰国大米市场受国际大米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小，对国际大米价格的影响最大；美国大米市场受到国际米价波动的影响也不显著，受非价格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合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要立足国内，充分应用进口配额调控机制并借鉴粮食强国的生产加工和期货市场经验，不断增强我国大米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 粮食安全；大米价格；持久-短暂模型；共同因子；互动性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23
近年来，全球人口增长引发的缺粮危机和气候异常变化导致的干旱洪涝灾害频繁出现，全球农产品价格快速推高，波动幅度日益增大[1]，粮食安全问题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目标，将国家粮食安全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最重要、最基本的主粮保障上。确保“口粮绝对安全”就是要在数量上实现主粮小麦和大米的98%自给率，在当前国内小麦和大米生产受到耕地约束、水资源紧张、生产收益和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的情况下，通过适当增加进口可以有效利用国际资源提升我国粮食安全。
然而大米作为中国2/3人口的口粮，价格波动一直较大，价格的变异系数将近小麦和玉米的两倍。主要原因是2011年以来，我国大米的进口量逐年增加，尤其是2012年大米进口量达到历史最高的236万t，成为世界第二大米进口国。对世界大米市场的依赖性逐渐增强使得国际间价格传递对我国的影响变大，而全球大米交易过度集中于少数几个生产国[2]使得大米贸易的世界市场被这些主产国左右[3]。出口国的贸易政策随时会影响到全球米价的波动，届时势必波及我国的大米价格，影响口粮安全。因此掌握国际市场大米价格变动和传导规律，对于粮食安全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通过国际间大米价格互动机制来研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借助持久-短暂（P-T模型）对国际和国内大米市场的互动性进行分析，并提出稳定国内大米价格、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建议。
1 文献回顾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粮食安全问题会通过贸易机制影响其他国家，价格起到传导作用。价格一旦不能正确有效地传递出市场供需信号，将带来市场资源配置的无效性和投机活动的增加，从而引致极端的粮食价格和全球性的粮食危机。正因如此，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粮食安全专家小组在2010年末确立了探索粮食价格波动的原因和影响并以此保证粮食安全的目标，时任G-20集团负责人的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也宣称将在其任期内把粮食价格波动作为执政的最高任务，为全球的粮食安全作出努力[4]。
大米市场间的价格互动关系最早由雷尔（Lele）[5]研究，他用市场整合的概念解释了不同的农产品市场间的联系。此后学者们对大米市场整合进行了研究，Ravallion运用动态回归分析检测了后独立时期孟加拉国国内大米市场的整合程度，结果表明大部分市场表现出长期整合关系，但短期内市场分割明显[6]。
Alexander和Wyeth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检验，检验了印度尼西亚国内大米市场的整合关系并得出大米的供给方对整个市场价格的形成起到主要作用，这种趋势在短期整合市场并不显著[7]。查贵庭和王凯运用协整理论证明我国主要的大米（粳米、籼米）市场都存在整合关系，价格变化表现出“销区市场影响着产区”特点[8]。
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市场与各国大米市场在价格上存在传递效应，并对国内粮食安全产生影响。Dawe通过计算2003年到2007年国际米价和国内米价的累积变化，分析了国际米价对亚洲七国米价的传导效应，结果表明国际米价上涨提高了亚洲各国的米价，虽然价格上升幅度为10%-20%，但仍对国内贫困家庭的粮食安全产生严重影响[9]。孙林以大米为例运用EngleGranger检验和脉冲响应，证明大米主产国价格对国际米价有显著影响，其中主产国出口限制政策在短期内推动国际大米价格大幅上涨，对中国而言单纯利用国际市场保障国内粮食安全将不利于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10]。王孝松以大米为例，运用Johansen检验和VEC模型考察了国际价格与国内价格的传导关系，结果表明由于贸易的存在，在长期和短期内国际大米价格对国内价格具有经济意义上的显著影响，需要通过补贴和储备等手段削弱其对国内粮食安全的影响[11]。潘苏以大米为例运用VECM模型分析了入世以来国际粮食价格对国内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得出政府政策的控制使得长期内大米国际和国内市场整合度不高，价格传递不完全；短期内，国际米价对国内米价的影响也较小的结论[12]。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们对世界大米市场的整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重点集中在大米市场整合、价格在不同市场间的传导以及内在的影响程度，但就价格间互动对国内粮食安全的作用机制的研究仍然较少。因此探讨国际价格互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进而研究价格对我国粮食安全的作用机制，是准确认识和把握国际、国内粮食市场变化，实现当前粮食安全目标的前提。
2 中、美、泰的大米生产、存储和贸易
2.1 中国大米的生产、存储和贸易
中国是大米的主要生产国，2012-2013年全国大米产量达14 330万t，占全球产量的30%。长期以来我国大米保持着较大的库存量，2007-2008年中国大米存储量占全球大米库存量的53%，2004年到2009年中国大米期末库存量占国内消费量的比例从 45%增加至55%，是其他国家库存水平总和的三倍。2012年我国期末库存达4 500万t，占全球的43%。
但同时我国也是大米消费大国，2012/2013年消费量达到14 400万t，供求总体保持紧平衡的态势[13]。随着消费需求的增长和国内农业成本的提高，中国大米贸易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的趋势逐渐明显。加入WTO初期，我国大米进口量仅有25万t，占全球大米贸易量的比例不足1%，而到了2012 年，我国大米进口量已经达到 236.7万t，占全球贸易量的比例达到6.6%。进口量逐渐增加使我国与世界大米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一旦出口国遭遇减产或因限制出口的政策而减少贸易，势必会通过价格的波动传导到我国的大米市场，引起供给恐慌，影响口粮安全的保障。
一直以来泰国都是我国主要的大米进口国，从2003年到2011年进口量均维持在30万t以上，占中国大米进口总量的90%，尤其是高品质的泰国香米是中国大米市场的主要进口产品。美国市场作为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进口国的重要补充，其作用也日益显现，2012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精米260万t，进口量创历史新高，较2011年的57.5万t大幅增长。由于国家间粮食安全问题通过贸易以价格进行传导，分析中国的主要大米贸易国泰国和美国的大米生产、存储和贸易情况有利于价格互动的分析。
2.2 泰国大米的生产、存储和贸易
泰国是大米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自2000年以来，泰国水稻的种植面积保持在1 000万hm2左右，年产量高达2 000万t以上，2012年大米产量达到2 430万t。近两年泰国大米的库存量增长迅速，2012-2013年翻了一番，达到1 160万t，供应能力远超国内需求，因此，泰国政府加大出口的补贴力度以鼓励大米出口。目前泰国大米约有一半用于出口，并且连续31年保持世界大米出口“领头羊”的位置。泰国大米的出口市场遍布全球，其中，亚洲和非洲是其主要的出口地，中国和美国是其主要的出口国，从2003年开始泰国每年向美国出口大米达30万t以上，占美国全年大米进口量的60%。
泰国大米是世界大米市场价格的风向标，国际大米价格受泰国政府收储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一旦泰国缩减了世界市场的供应量就会导致全球粮食危机的出现。因此许多学者认为2007/2008年的世界性的大米危机，并不是由于大米的减产和低存储量，主要是由于泰国等国家实行了限制出口的贸易政策[14]。
2.3 美国大米的生产、存储和贸易
美国是美洲地区主要的大米生产国，2012-2013年美国大米产量1.995亿英担，约合1 014万t，占北美洲大米产量的一半以上。同时，美国也保持了较高的大米库存水平，2009-2010年美国大米期末库存为3 980万英担，约202万t，占当年消费总量的30%。
美国大米产量的一半用于出口，是世界第三大大米出口国。近年来全球对美国大米需求增强，其出口市场由加拿大、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逐步扩展到欧洲、日本、中东以及撒哈拉非洲。2013美国加快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谈判进程，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并加紧向亚洲出口大米，同时为从泰国、越南等国家进口大米提供便利。目前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米量逐渐增加，2010年进口量到达430万t，而随着贸易政策的不断升级以及泰国、越南和印度等国限制出口政策的实施，美国作为国际大米市场的有力补充，其竞争力和对我国的影响不断增强。
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本文沿用市场整合的思路，运用持久—短暂（PT）模型研究中国、泰国和美国大米价格的互动性，分析不同大米市场对整体价格共同因子的贡献度以及价格共同因子对不同市场长期趋势的影响程度。Gonzalo和Granger（1995）提出的pt分解的方法是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得到的，它使用Johansen检验代替EngleGranger检验从而克服了Ravallion模型假设的限制，可以用于多个市场整合关系的判断。在Johansen检验的基础上，找到协整价格序列的共同因子，并将时间序列分解成传递不同信息的两个分量——持久分量和短暂分量，借以分析趋势行为和周期行为。由于不同档次的大米对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不同，高端大米的进口配额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小，可以缓解我国大米市场供给压力、完善市场结构，而低端大米对国内市场冲击很大，因此本文将选择高中低三个档次的大米品种进行研究。
3.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wind数据库中中国、泰国和美国高中低档各三种大米2002年8月至2013年6月的月度价格数据进行研究。由于各国的货币单位不同，为方便研究分析，本文使用人民币对美元的月度汇率数据进行换算，统一使用人民币标价。在大米等级的划分标准上，各国也有所区别，尤其是中国的指标相对较少，导致大米分级比较粗糙，增加了横向比较的难度，在此按照国际通用的粒形、研磨程度和碎米率标准将各国的大米分为A级、B级、C级三个档次。
从粒形看，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将稻谷按不同的粒型分为超长粒稻、长粒稻、中粒稻和短粒稻，国际优质大米平均为7.2 mm，据此划分，泰国一类米和二类米（粒长大于6.6 mm）以及美国的中长米都是优质粒型，中国大米粒长相对较短，优质精米平均为6.8 mm，因此并不以此为主要标准，而是按粒质和收获季节分为早籼米、晚籼米、早粳米、晚粳米、籼糯米和粳糯米。
我国大米以精碾程度为主要指标将大米分为碾磨、精碾、适度精碾和普碾四个等级，除美国大米没有特碾等级外，此标准在三个国家的大米品种间实现了较好的对应，中国标一米、美国的碾磨大米和泰国的100%B级都属于同一级别的精碾大米。
以碎米率为分级依据比较合理，国外大都以含碎作为主要指标划分大米等级[15]，虽然不同国家标准不同，但可以实现较好的对应。中国大米标一含碎15%，标二含碎25%；泰国一级大米含碎5%，如100% B级的碎米率为4.5 %，二级大米的含碎率低于10%，如5%碎粒的碎米率低于7%；美国一级含碎为4%，二级为7%，三级为15%。
根据上述指标，本文选出A级、B级和C级三类大米与泰国和美国进行对应，其中A级大米是中国标一早粳米、泰国100% B级和美国南方碾磨中粒米；B级大米是中国标二晚粳米、泰国5%破碎率和南方碾磨长粒米；C级大米是中国标一早籼米、泰国5%蒸谷米和美国南方未碾磨长粒米。
3.2 实证检验
按照Gonzalo和Granger的PT理论，首先需要对这些大米价格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具体结果见表1至表2。平稳性检验需要首先对各价格序列进行对数转化。表2的原假设是指：大米价格序列的协整关系可能为1-5种形式中的一个，检验结果表明，A级、B级和C级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有1个协整关系，符合Gonzalo和Granger提出的PT理论的要求，另外根据AIC和SC准则，A级、B级和C级均应该选择无附加项且无截距和线性趋势的模型。
3.2.1 泰国、美国和中国的A级大米的共同因子和持久、短暂分量
综上可知， A级大米价格共同因子中，泰国影响最大，美国次之，中国最小；B级和C级大米价格共同因子中，中国影响最大，泰国次之，美国最小。但从持久分量分析各国受共同价格的影响情况看，A级大米中，美国受影响最大，中国次之，泰国最小；B级和C级大米价格中，中国最大，美国次之，泰国最小。
3.3 结果分析
通过图1大米价格的共同趋势P和实际价格波动X的对比，以及中、美、泰三国大米价格共同因子和持久、短暂分量的分解，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就不同等级的大米而言，A级大米价格与价格共同趋势最为接近，这说明三级大米中，A级大米价格最容易受到共同趋势的影响。同时，三国的A、B、C三级大米价格对整体价格共同因子均有显著影响。其中A级大米整体价格形成受到泰国影响最大，美国次之，中国最小；B级和C级大米价格受到中国影响最大，泰国次之，美国最小。
就不同国家而言，中国三级大米价格的共同趋势与实际价格最为接近，多数情况下重合度较高，这与中国大米持久分量的绝对值最大、短暂份额非常小有关。因此，中国大米市场最容易受到国际价格的影响，尤其是B、C级大米市场，受国际价格影响更加明显。当国际米价上涨时，中国B、C级大米价格成倍上涨，涨幅大大高于国际价格，不利于我国的粮食安全。泰国的三类大米共同趋势与实际价格只在少部分月份重合度高，大部分月份里面不重合，在持久分量方面，只有A级大米价格受共同因子的正向影响。这明说国际价格上升会引发泰国A级大米价格上涨但上涨幅度小于国际价格的涨幅，而泰国对共同因子的影响力最大，对国际价格的主导性更强。美国三类大米的共同趋势与实际价格重合度更低，就持久短暂分解的结
果看，持久分量对A级大米的作用更强，而短暂分量如天气、气候、期货等非价格变量对于美国各级大米实际价格的影响更大。这说明美国A级大米市场受到国际价格的影响较大，涨幅高于国际价格的变动，但美国大米市场可以通过更多非价格因素调节国际价格的冲击。
4 结论与建议
在全球贸易的背景下，粮食安全数量特征通过价格间的传导得到反映。通过分析大米主要贸易国中国、美国和泰国三种档次的大米价格间的互动性，发现国际大米价格的波动显著影响中国大米价格的稳定，对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产生影响。在中低端的大米市场，我国米价波动幅度超过国际米价的波动幅度，通过价格的传导对中国大米市场的冲击很大，不利于口粮安全的保障。虽然中国大米在世界市场的地位日益增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大米市场，但是相对泰国和美国，仍然没有转化为竞争优势。相比之下，泰国大米市场由于较好的实现了自给，并实施了务实的大米政策，受国际大米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小。美
国大米市场受到国际米价波动的影响也不显著，受非价格因素的影响较大。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保障核心粮食产品的自给率，实现口粮作物大米和小麦的绝对自给。严格执行“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要依靠自己保口粮，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首先，确保耕地红线不被突破，耕地保有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其次，不断提升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投入比例，提高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能力，加快农业机械化发展。再次，提高农民种田积极性，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落实惠农政策、建立各项补贴的长效机制，制定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补助等扶持政策。最后，加快土地合理流转的速度，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并加大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提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和粮食生产效率。
第二，加快中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通过开拓全球农业市场，改善全球粮食贸易关系，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实现粮食的充足供给。首先，积极寻求区域范围内的合作，在区域合作框架基础上建立约束粮食出口限制的机制，建设共同粮食储备体系和粮食安全预警机制[16]，以应对全球性的粮食价格波动问题。其次，完善同南美洲等主要粮食生产国的贸易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谋求
长期合作关系的建立。最后，提升中国在非洲、黑海等国
家和地区种粮的技术投入，开辟粮食运回国内的绿色通道，缓解国内粮食供给的压力。
第三，借鉴粮食强国的生产和管理经验，提升粮食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粮食的生产和加工领域，借鉴泰国大米的质量管理经验，大力推广标准化种植、精良化加工、规模化生产、品牌化推广，稳定地提升产能与利润，增强我国粮食产品在全球高端市场上的影响力。在管理领域借鉴美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分散风险的经验，大力发展电子交易和农产品信息服务，通过套期保值来降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
第四，加强对进口大米的调控，调整进口大米的配额。进口应以高端大米为主，控制低端大米的进口数量，减少或避免低端大米对市场的冲击。同时，严厉打击大米走私行为，维护粮食市场秩序，保持市场价格基本稳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编辑：尹建中）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黄季焜，杨军，仇焕广.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政策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2，3：4-8.[Huang Jikun， Yang Jun， Qiu Huanguang.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rategy and Policy in the New Period[J].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2012，3：4-8.]
[2]Timmer C P.Rice Price Formation in the Short Run and the Long Run： The Role of Market Structure in Explaining Volatility[R].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2009，（172）.
[3]Slayton T.Rice Crisis Forensics： How Asian Governments Carelessly Set the World Rice Market on Fire[R].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2009，（163）.
[4]Bellemare M F.Rising Food Prices， Food Price Volatility， and Political Unrest.MPRA Paper，2011，（6）：4-5.
[5]Lele U J.Market Integration： A Study of Sorghum Prices in Western India[J].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1967， 49：147-159.
[6]Ravallion M.Testing Market Integra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86， 68 ：102-109.
[7]Alexander C， Wyeth J.Cointegration and Market Integration： An Application to the Indonesian Rice Market[J].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4，30（2）：303-328.
[8]查贵庭，王凯.近年来国内主要大米市场协整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06，（5）：34-37.[Zha Guiting， Wang kai.Chinese Rice Market Cointegration Study in Recent Years[J].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2006，（5）：34-37.]
[9]Dawe D.Have Recent Increases in International Cereal Prices Been Transmitted to Domestic Economies？ The Experience in Seven Large Asian Countries[R].ESA，2008，（3）.
[10]孙林.粮食主产国出口限制是否推动了国际粮食价格上涨：以大米为例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1，（9）：86-91.[Sun Lin.Whether the Major Grain Producing Countries’ Export Restrictions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Food Prices：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of Rice.Chinese Rural Economy，2011，（9）：86-91.]
[11]王孝松，谢申祥.国际农产品价格如何影响了中国农产品价格[J].经济研究， 2012，（3）：141-149.[Wand Xiaosong， Xie Shenxiang.How Do Prices of Foreig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ffect Prices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s？[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12，（3）：141-149.]
[12]潘苏，熊启泉.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传递效应研究：以大米、小麦和玉米为例[J].国际贸易问题， 2011，（10）：4-8.[Pan Su， Xiong Qiquan.Price Transmission from International Grain to Domestic Grain： Based on Empirical Study of Rice， Wheat and Cor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2011，（10）：4-8.]
[13]美国农业部，国外农业信息服务[EB/OL].2013. http：//apps. fas. usda. gov/psdonline/psd Query. aspx.[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EB/OL].2013. http：//apps. fas. usda. gov/psdonline/psd Query. aspx.]
[14]Shikha J， Kensuke K.Exogenous Shocks， Policy Responses and Stability： Some Evidence from the Global Rice Market[J].Food Secur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Key Policy Issues and Options，2012，9：17-18.
[15]马雷，张洪程，戴其根，等.中外大米品质标准比较与分析[J].江苏农业科学，2003，（5）：8-10.[Ma Lei， Zhang Hongcheng， Dai Qigen， et al.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Quality of Standards for White Rice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J].Jiangsu Agricultural Sciences，2003，（5）：8-10.]
[16]孙林，唐锋.粮食出口限制、粮食安全与区域合作框架下的约束机制[J].国际经贸探索，2012，（10）： 31-32.[Sun Lin， Tang Feng.Food Export Restriction， Food Safety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Binding Mechanism[J].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search，2012，（10）： 31-32.]
Interactiv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Price for Rice and the Study on Food Security
ZHANG Jing1 ZHOU Haichuan2
（1.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of Forestry Policy and Infor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Beijing 100091，China ）
Key words food security； rice price； permanenttransitory model； common factors； interaction
全球金融风暴影响论文范文第6篇
2011年12月13日，北京第一家台资财险公司国泰产险北京分公司正式揭牌开业。不久前，本刊记者专访了该公司总经理曾繁菁先生。
曾繁菁先生认为，面对全球金融形势，特别是欧债危机，大陆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全球对大陆经济发展依然有所期待。在这种背景下，保险业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国泰产险愿以在台湾50年的从业经验和优秀的企业文化服务大陆市场。
国泰产险于2008年8月在上海成立，为最早进入大陆市场的台资财险公司，股东为台湾地区全球500强企业——国泰金融集团旗下的国泰人寿和国泰世纪产险。其中国泰人寿常被称作台湾寿险第一品牌，平均每3位台湾居民就有一人是国泰人寿的客户，公司总资产超过5500亿元人民币，已连续10年入选全球500强企业。国泰世纪产险是台湾保险业领先品牌，公司于2009年被新加坡亚洲保险论坛评为当年度亚洲最佳财产保险公司。国泰产险成立3年来，经营范围与业务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在大陆的分公司家数在外资财险公司中居领先地位，已在上海、南京、苏州、昆山、福州、厦门、广州、东莞、河源、杭州、济南、北京12座城市设有13家服务机构和6家省级分公司。从环渤海到珠三角沿海主要地区，国泰产险连接起一张快速的服务网，为个人与企业客户提供专业、优质、满意的服务。守法、合规、稳健、永续的企业文化
记者：曾总，首先对贵公司的成立表示祝贺。请问国泰作为台湾大品牌的保险公司进入大陆是出于什么考虑?业务开展如何?作为北京第一家台资财险公司的总经理，您有何计划?
曾繁菁：首先感谢《台声》杂志对鄙公司成立的关注，感谢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也感谢同业和台商朋友们为公司发展提出的宝贵意见。
国泰世纪产险在台湾有50年的成功经验，但台湾地狭人稠，经济已进入成熟期；而大陆经济发展增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逐渐成为亚洲保险业的最佳中心，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国泰决定进入大陆市场。
目前，北京分公司已完成硬体建制和人才的选用与训练，做好了开业的准备。国泰比较熟悉台湾的市场，台湾居民也比较熟悉国泰。在大陆我们是新品牌，因此我们计划业务开展从熟悉的台商开始，夯实业务基础，并且尽量吸纳当地人才，承袭过去的经营理念，通过人才的培育，了解当地市场，寻找发展方向，有效、稳健而有秩序地尝试拓展大陆社会大众甚至机关团体市场。
记者：国泰在台湾获得令人羡慕的成功，经验何在?大陆的经营环境与台湾有所不同，如何应对?
曾繁菁：国泰在台湾的成功第一在于优秀的企业文化，即创办人要求的“守法、合规”，和后来逐步形成的“稳健、永续”；第二在于混业经营，即集保险、银行、证券等多领域服务于一身，通过旗下多专长的服务窗口满足客户对寿险、财险、银行和资产配置等不同的需求。
台湾的地域面积较小，各地差别不大，人的条件、素质也比较平均；同台湾比起来，大陆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方面差异性大，社会不同人群的需求大不相同。作为台资保险企业，在大陆发展必须因应当地不同状况，采取灵活策略，才能取得好的业绩。愿与陆资企业和大陆公众取长补短
记者大陆入世10年来，履行承诺，金融不断开放。曾总作为业内精英，如何看待大陆金融开放的进程和前景?台资企业对此的贡献是什么?
曾繁菁：大陆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市场越来越开放，全球化程度愈加提高，对外资的限制也逐渐减少，外资与陆资企业日趋平等。
关于混业经营，如果一位服务人员有能力或者通过一个窗口即可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这是方便的，是一个福音。当然，这需要各方面条件的配合，我个人对此有所期待，国泰在台湾的成功也在于此。
台资企业对此的贡献是与大陆同仁共同分享台湾经验。大陆的保险业发展时间较短，而在台湾保险业发展的时间比较久，在人才培育和经营理念方面都比较专业。例如，在车险方面，交强险在大陆算是比较新的产品，而在台湾，汽车强制险已有10年的历史，在这方面，我们愿意提供经验。事实上，在开放中，大陆吸收的不只是台湾经验，而是各地区各经济体的经验，台资企业也可以从中受益。由于台资企业与陆资企业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渊源，相互取长补短也更加容易。
记者：有人说，保险业是本土制约性很强的行业，国泰是怎样在大陆拓展业务的?同本土企业竞争，国泰有何优势?
曾繁菁：在大陆初创时期，国泰产险雇用一些有10年以上从业经历的台籍干部，随着业务的开展，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给当地保户，企业逐步过度到仅用台籍干部作股东，而大量吸纳熟悉本地市场的大陆人才，实现了管理和其他业务人才的在地化。这是公司的发展策略。
国泰世纪产险在台湾有50年的历史，有着丰富的成功经验和饱含内功的经营理念，形成了一套经得起考验、有竞争力的运行模式。虽然北京分公司成立初期规模不大，但我们有信心、有条件逐步做大做强。
产险在北京有增长潜力
记者：全球金融形势和大陆宏观经济形势对新开业的北京分公司有何影响?如何看待北京市府的车辆和房地产限购令?
曾繁菁：面对全球金融形势，特别是欧债危机使人们对欧洲经济的未来短期看淡，大陆经济难免受到冲击。然而，大陆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势头，相对全球经济形势而言，人们对大陆经济发展依然有所期待。在这种背景下，资产依然有升值空间，汽车业前景看好，产险在规模和效益上还是有增长潜力的。
来京后，发现城市交通拥塞，继续发展下去会给市民出行造成更大困难。因此，车辆限购令虽是暂时手段，但也是现实举措。北京是大陆的政治文化中心，大量人才涌入需要住房，房地产需求大，价格增速快，每家购一套是合理的，对第二套住房加以限制，避免把住房当做投资炒作的对象，是在维护社会公平。
记者：曾总喜欢大陆的生活吗?作为台资大企业的高管，北京是你理想的城市吗?
曾繁菁：我2009年到福州，2011年来北京。我的印象是，在大陆的不同城市，生活方式是不同的。我个人喜欢北京，首先从季节方面，北京让台湾人知道什么叫四季分明，北京的各种资源和资讯都十分丰富，比如在文化方面，表演艺术舞台丰富多彩，市民享受的资源非常多，什么都可以尝试。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形成了独特的城市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北京人素养高，对外来人非常友善。只是北京消费水准也比较高，市民花在交通上的时间比较多，但北京依然是我的理想城市。
曾先生温文尔雅，侃侃而谈，向本刊记者介绍了国泰的企业文化和保险业的从业经验，分析了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大陆的保险市场。作为福建人的后代，他说很高兴有机会来大陆工作。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在采访结束之前，曾繁菁总经理特别希望通过本刊向广大读者致以新年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