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 本文在阐述东亚经济一体化现状特征的基础上，应用同盟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小国理论等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一些主要国家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战略进行解读，并对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作了预测。作者指出，只有中、日、美三大国加强协调与合作，才能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关键词 东亚 经济一体化 主要国家战略 发展趋势
始于2001年的世贸组织旨在进一步消除产品和服务贸易壁垒的多哈谈判屡遭挫败，2006年6月谈判又一次破裂。而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2005年12月第十一届东盟首脑会议、第九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10+3）会议、第九次三个“10+1”（即东盟与中国，东盟与日本，东盟与韩国）会议、首次东亚首脑会议（即东亚峰会）胜利召开，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东亚经济一体化顿受世人瞩目。东亚经济一体化为何能获得现有的发展成果，其趋势如何，怎样以国际关系理论解读这一现象，是一个值得研讨的理论问题。
一、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状特征
本文所指“东亚”，系指亚洲东南部和东北部国家与地区。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兴起，90年代以后，伴随经济全球化浪潮，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在各大洲蓬勃兴起。然而，东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反应显得比较迟缓。1992年才出现东亚第一个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随着美苏冷战结束，东亚区域形势相对缓和，区域合作发展有了较好的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进一步加快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并呈现如下特征：
1．多边合作与双边合作并行，小国主导，大国参与
东亚国家已经签约和实施的双边与多边经济一体化协定有：日本与新加坡（2002年）、新加坡与澳大利亚(2003年)、新加坡与美国(2004)、韩国与智利(2004年)、日本与墨西哥（2004)、新加坡与印度(2005年)、泰国与澳大利亚(2005)、泰国与新西兰（2005年）、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建成）、《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2005年7月1日起实施）。此外，还有大批由东亚国家组成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正处于谈判或磋商之中。尤其要提出的是，在双边自由贸易区大发展的同时，东亚大区域合作也被提上议事日程，这种大区域合作范围更大，囊括了东亚绝大多数国家，甚至还有来自其他区域的国家加入。1997年12月启动了“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2005年12月召开了前文所述的首届东亚峰会（即东盟与中、日、韩，再加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被称为“10+3+3峰会”，它是“10+3”合作机制的延伸）；2006年底还将召开第二届东亚峰会（已确定俄罗斯加入该次东亚峰会，被称为“10+3+3+1峰会”）。
“小国主导，大国参与”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一个特色。在东亚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协定都有围绕东盟或东盟成员国展开的特点。为了体现东盟在东亚峰会中的主导作用，明确了今后东亚峰会将由东盟轮值主席国主办，并担任主席，与东盟年度首脑会议同期举行。
2．以经济合作为主，逐步向政治、社会、安全合作拓展
东亚大多数的双边和多边经济一体化都以经济合作为目标，但近年来也出现了向更广阔领域拓展的现象。如“10+3”合作机制除了将财政、经济、农林、旅游和劳动等作为主要合作领域之外，还扩展到外交领域。
2003年东盟提出了到2020建成东盟共同体的目标（2005年12月12日又决定提前到2015年实现），该共同体不仅具有经济共同体的性质，而且还是安全、社会、文化共同体。作为安全共同体，是要通过合作来保障区域和平、打击恐怖活动和跨国犯罪，确保区域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根据2005年12月所发表的《吉隆坡宣言》，东亚峰会将着重就政治和安全问题加强战略对话与合作，促进东亚金融稳定和能源安全，推动环境保护、传染病预防及减灾等领域的合作。\"政治和安全\"是首先被提及的领域，这和东亚一系列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区以及\"10+3\"合作机制将经济合作放在首位有着明显区别。
3．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合作并存
所有东亚国家参与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都是采用制度化合作。制度化合作是将所有合作事项与经济一体化步骤由国际协定方式确定下来。而东亚大区域经济合作则坚持开放性、松散性、自愿性、非正式约束性的非制度化合作方式，这是“东盟方式”向东亚的延伸。历来，东盟的合作方式追求协商、共识、灵活、非等级和珍惜主权，不干涉内政是“东盟方式”的核心原则。
二、东亚经济一体化中主要国家与组织的战略取向解读
东盟、日本、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既是积极的倡导和参与者，又是影响深刻的成员；美国虽然不是亚洲国家，但在东亚经济、政治、安全领域有相当的影响，美国东亚战略也是其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分析这些国家与组织的战略取向有助于我们理解东亚经济一体化现状特征的形成原因，并预测其发展趋势。
1．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东盟战略取向
东盟在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一直非常关注自身在区域的主导地位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APEC建立与发展起来后，东盟国家既积极参与APEC合作，又对APEC的迅速发展付以高度的谨慎。东盟担心APEC会过度迁就大国利益，而使东盟小国边缘化。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东盟提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试图通过自身更紧密的合作来提高地区影响力。同时，为了体现东盟在APEC的重要地位，防止被“忽视”，东盟提出了其参与APEC合作的前提条件是，APEC经济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必须每隔一年在东盟国家召开。随着APEC合作进程的加快，东盟也相应在1995年决定提前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某些东盟国家放慢了经济自由化步伐，甚至对原先已经做出的自由化承诺也要求延期执行。为此，新加坡、泰国开始转向与盟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为了保证东盟内部凝聚力，防止东盟分裂，2003年东盟提出建立“东盟共同体目标”，其目的同样是为了加强内部合作，共同对外。
东盟对亚太地区大国分别在经济、安全、政治领域有极大的依赖。然而，东盟国家都有沦为殖民地的历史，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对大国干涉与控制，在经济上既要依赖于大国，又不愿依附于某一大国。
东盟对中国存在着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搭上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顺风车”，另一方面由于历史问题、政治制度差异、领土争端、经济领域的竞争等因素，对中国仍然存在一定的疑虑。对东盟而言，中国已成为东南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一个有竞争但必不可少的伙伴。但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快，还存在领土争端，尤其是国际上反华势力竭力制造和渲染“中国威胁论”，挑拨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伴随中国经济崛起，如何应对中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仍然是东盟国家忧心的问题。
东盟经济对日本依赖较大。东盟经济主要依靠外资带动发展，而日本则是东盟的主要外资来源地。一些东盟国家希望与日本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扩大同日本的经济贸易关系。同时希望日本采取积极的东南亚政策以平衡中国日益增大的地区经济影响。但同时，东盟国家对日本的地区作用也始终保持警惕。由于历史原因，东盟国家对日本增强军事力量和扩大军事作用的担心一直是有增无减的。
就东盟来说，美国是其重要的战略伙伴，一度还是最大的贸易伙伴、投资国和援助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对东南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东盟出于自身考虑还是欢迎美国介入东亚地区的，以维护地区稳定和繁荣，并借助美国的影响力制约其他大国在东亚的支配作用。然而，东盟国家对美国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东南亚，动辄用民主和人权问题干涉东盟国家内部事务非常不满。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推行利己主义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援助为手段干涉东南亚国家内政，使东盟国家开始认识到加强本区域国家协调和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也对美国对东南亚的“负责任”态度表示怀疑。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世界或一个地区完善的均势需要至少三个大国的参与，例如欧洲就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多极体系。但新现实主义均势理论代表人物肯尼思·N·华尔兹却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大国参与数量越少的体系越稳定，而参与者数量越多则不利于稳定。对于小国来说，单一霸权会减少弱小国家的自主性，常常使他们不得不采取跟随战略，这为外部势力干涉小国内政提供机会。而大国间的争斗才给小国带来有利的一面。大国之间的相互牵制才有利于小国生存与发展。
针对经济现状和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东盟选择全方位外交最为有利。因此东盟试图在亚太大国（包括中国、日本、美国）中间寻求有利的平衡点，利用大国矛盾，相互制衡，从中获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从长远看，东盟这一战略态势还将继续保持下去，甚至还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东盟的东亚经济一体化中战略是：加强内部凝聚力以防止被边缘化，促使大国相互竞争与牵制，以保持地区主导地位，求得自身生存与发展。
2．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中国战略取向
中国对外经济联系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中国尤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最为密切。中国很早就认识到，只有整个东亚地区形成紧密的一体化关系，东亚各国才能发展更快，中国经济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依托。因此，中国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历来持积极态度。中国曾支持马来西亚提议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中国曾积极参与APEC合作；中国倡导东亚经济合作，先后提出了数十项建议，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促进作用。中国与东盟签署的自由贸易区协议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直接推动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纷纷与东盟商谈自由贸易协定，从而推动了东亚和泛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自从“10+3”框架诞生以来，中国支持将东亚共同体作为“10+3”合作的长远目标，赞成东盟召开“东亚峰会”，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方针；恪守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尊重别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在加强东亚国家之间的了解和互信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当然，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除了面向东亚这一重点之外，还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例如，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获取能源和原材料的需要，以及与外交政策的配合等。中国要走向世界，必须从区域着手制定战略，而东亚应该是中国由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进而发挥全球责任的战略桥梁。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中国的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是，奉行“与邻为伴、与邻为善”的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以东亚经济一体化为契机，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和多边外交，从区域合作着手走向世界，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地区和世界发挥更多的大国作用。
3．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日本战略取向
日本一向把亚太地区作为其对外拓展的战略重点。早在19世纪中后期，许多日本学者就先后提出“亚细亚主义”、“东亚同盟”等理论。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期间一些学者和政治家还提出进行环太平洋经济合作或东亚经济合作的设想。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对外经济联系和依赖程度有增无减。1989年日本作为首倡国之一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1995年APEC大阪会议上，日本作为会议东道国，不仅将经济技术合作作为主要议题，而且率先拿出100亿日元作为经济技术合作的启动基金；日本与东亚发展中国家态度一致地坚持松散性、自愿性、渐进性、开放性的APEC合作原则，这与美国力图坚持贸易自由化先行以及制度化、互惠性、全面性的合作原则形成鲜明的对照。
20世纪90年代，日本曾两次试图推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方案，但都因美国的强烈反对无果而终。但21世纪初，当中国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设想后，日本对地区合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迅即与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议，并表示愿意和东盟其他国家以及东盟组织谈判自由贸易区事宜。更令人关注的是，2002年初在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东盟国家时，又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并建议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非东亚的区外大国也拉入“东亚共同体”。日本为什么在东亚经济合作中表现出瞻前顾后、若即若离的态度？日本积极推动地区多边合作，不断就地区合作提出建议，力争提高在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和主导作用，但为什么日本又积极拉拢区外大国参与东亚合作？
正如日本龙谷大学教授、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卓南生所说，日本的对外政策有一个传统，即喜欢与一个区域外大国结盟，以便在东亚称霸。对外结盟是日本外交特色。一战时日本曾经与英国结盟；二战时与德国、意大利结盟；战后又与美国结盟。[1]罗伯特·奥斯古德认为，同盟有4个互不排斥的功能和作用，即谋求对外权力的增加、国家内部的安全、对盟国的约束以及对国际秩序的影响。[2]
日本从对外结盟中获得了增加对外权利的好处，结盟外交为日本获得长期的地区性优势并推动日本的崛起和发展。从历史角度看，与日本结盟的大国的视野大多是全球性的，而日本同盟视野则是地区性的。与区域外一个强国结盟，借以维持和加强日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这是日本传统的战略。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日美同盟”一直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石，同盟针对的是在东亚地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冷战结束后，日本仍然把“日美同盟”放在首位，同盟针对的是正在崛起的东亚地区性大国、亚洲地区性不稳定和潜在的冲突地带。2000年1月小渊首相的咨询班子“21世纪的日本构想恳谈会”撰写的报告认为，21世纪的日本首先应该是重视日美同盟的太平洋国家，然后才是基于亚洲立场的亚洲太平洋国家。”[3]日本积极推动东亚一体化，意在抢夺东亚主导权，旨在牵制中国，削弱中国主导能力。于是，日本既要维持和加强东亚的主导地位，又要迎合盟主的意愿，不能在东亚过度扩大其控制力。日本的“外交自主性”只能是在美国宽容程度下的有限发挥。于是就出现了日本在东亚合作中瞻前顾后、若即若离，从消极观望到参加“10+3”首脑会议，进而积极推动中、日、韩合作与“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但日本在积极的同时依然不忘向美国表示态度，如日本拉区外的澳大利亚等大国加入东亚峰会的目的是要表示日本主张开放性合作，让美国放心，日本并没有将美国排除在外的意图。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是，以东亚经济一体化为契机，借日美同盟和区外大国力量牵制中国，在美国允许的范围内尽可以加强日本在亚洲的经济、政治、安全领域的主导地位。
4．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美国战略取向
按照地理界定，美国的身份是一个亚太国家而非东亚国家。但美国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也高度关注。美国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战略是其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作为冷战结束后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一直强调其世界“领导作用”，试图把全球置于其战略控制之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关贸总协定成员数量越来越多，谈判议题增加，矛盾难以协调，美国已从旧有的全球多边战略转向“全球、地区和双边三管齐下”，“进攻性方式推动自由贸易”的新战略。
作为亚太经合组织的积极参与者，美国在1993年利用其作为APEC会议东道国的机会，发起每年一度的亚太经济体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在以后的若干年中积极推进APEC贸易自由化进程。当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的建议时，美国极力反对这一排斥美国的方案。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当东亚国家决定积极组建次区域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区时，美国也不甘落后，应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美国也迅速与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布什政府还发起“东盟合作计划”，表示愿意出资帮助东盟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其经济发展特别是私营企业的发展。“东盟合作计划”从2002年开始启动至今已实施项目20多个，美国耗资达900多万美元。同时，美国还计划逐个与东盟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之所以极为重视东亚地区，主要出于该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其一，美国需要在亚太地区确立地缘政治优势，既要防范和遏制中国与俄罗斯，又要控制日本，不让日本独霸东亚。这是其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其二，东亚有世界重要的海上石油运输线，要确保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和畅通；其三，利用东盟在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依靠其世界首屈一指的综合国力、在东亚的驻军、依靠东亚的盟国以及与东亚各国密切的经济联系，对东亚施加影响。
从同盟理论角度分析，美国与日本结盟为的是对盟国的约束以及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在日美同盟体制下，日本的亚洲外交受美国亚太政策的制约，美国把日本作为其推行亚洲战略的支柱。但美国也担心日本与亚洲联合会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影响，因此密切关注日本在东亚合作的动向。然而近年来美国对日政策有所变化，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使美国担心中国的强大将改变东亚格局。为维护在东亚的利益，美国希望日本经济尽快恢复，并适当扩大日本在东亚的地区作用，以平衡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美优日劣，也使美国对日本的担心有所下降。对于美国未能成为东亚峰会成员国问题，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亚当·埃雷利已表示，“尽管美国未被邀请出席东亚峰会，但美国仍将是亚太地区的一部分。……美国在亚太经合组织及该地区其他一些组织中都有着坚定的盟友和重要的作用。”[4]
从美国主张的经济一体化合作方式看，美国无论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还是在APEC合作中都极力推崇制度化合作方式，但在APEC，美国的制度化合作方式遭到亚洲国家的一致反对。现在美国将这种制度化合作方式带入美国与东亚国家所建立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中。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能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强化这种制度化合作方式的战略意图。罗伯特·基欧汉指出，“对现实主义者来说，战后早期的机制是建立在美国的政治霸权基础上的”，“然而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各国经济恢复、日益加强的欧洲联合力量以及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挑战”，[5] “在不存在霸权的情况下，……多边制度也能像霸权那样给人以确定性和信心。……这表明，国际机制能与后霸权时代相容”。[6]可见，制度是美国在霸权之后继续推行其全球战略所使用的利器。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美国无论是防范中国改变东亚格局，还是支持或反对日本的东亚一体化倡议，或是推行制度化合作方式都是旨在加强美国对东亚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控制力，保证其全球战略的实施。
三、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分析
区域一体化的成功案例——欧盟的经验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要素可概括为：合作理念的确定；轴心国家的确立；利益切合点的适时选择、政策工具的有效实施以及有效的制度约束。[7]我们可以以此来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行考察并预测其发展趋势。
1．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理念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主要是基于以下4个原因：一是适应世界范围内的新地区主义浪潮；二是多边贸易体制在世界经济中的工作能力有所下降；三是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地区合作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四是东亚国家试图通过加强地区内贸易、资本和人力资源的互动给本国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但是恰恰是在构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思想基础——区域认同上，东亚存在着远比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困难的局面。东亚在民族、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显著，同时东亚国家缺乏政治互信。东亚地区历史上曾有过华夷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冷战秩序等对立分裂的国际秩序，东亚许多国家之间存在历史积怨,从未在整个东亚地区形成过平等的多边合作。东亚各国民族意识极强，对于国家主权让渡问题特别敏感。
以上种种表明，要使东亚各国扫清经济一体化的各种政治、观念障碍，走向让步、妥协与认同绝非易事。
2．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轴心国”问题
正如欧盟发展所展示的那样，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有大国的参与，并对进程进行管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轴心国的确立问题。
如前所述，东盟对中、日两个大国都有依赖，但又都有疑虑，同时中、日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在东亚单方面的权力扩大都不符合美国的全球化战略需要。因此东盟与美国都不可能允许中国或日本单方面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轴心国。而东盟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既离不开大国的力量，又希望能在不受大国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地区合作，而要平衡地区大国，美国无疑就是一个合适的杠杆，东盟需要美国在该地区行使地区平衡力的功能，以弥补他们自身力量的不足。加之美国在东亚经济、政治、安全方面的作用已成事实，东亚经济一体化完全排斥美国的阴影也是不可能的。
由于美国并不希望日本强大到脱离自己的控制，因此必要时美国还须借中国来牵制日本，而此时一个虚弱的中国是毫无价值的，所以美国并不希望因遏制导致中国一蹶不振。所以日美排斥中国而结成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轴心国的可能性不大。而中日排斥美国结成轴心国的局面则更难形成，因为日本正是要借助美国的力量防御中国获得亚洲经济的主导权。当然，由于地理的接近，以及中国与东盟经济的整合，共同利益的扩大，东盟国家也不可能追随美国和日本来反对中国，美国与日本遏制中国的政策不可能在东南亚获得多大的支持。
因此，东亚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难以定夺“轴心国”，东盟主导，大国参与的局面仍将持续下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日、美三大国与东盟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差距将越来越大，中、日、美对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作用力将更加明显。三大国如能协调合作，则会大大推进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反之则会极大地阻碍这一进程。
至于新近加入东亚峰会的区外大国则更不可能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轴心国，因为首先这些国家与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相对较弱，他们的利益重心也不在东亚，而且美国必然要遏止俄罗斯在亚洲的作用，日本更不希望有更多的竞争者与之争夺东亚主导权。这些区外大国只是日本和东盟用以牵制中国和表达东亚合作并不排斥美国的一种工具。
3．寻找利益切合点及制度约束前景
提高东亚各国的区域认同是东亚经济一体化是否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要在多样性、复杂性的东亚地区培养区域认同感，首先就需要寻找利益切合点。区域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是在地理条件、相互作用条件、意识条件的基础上得以形成的”，“区域组织的实效性，是由它能否在区域范围内解决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所决定的”，“规定区域范围和特性的条件既有客观的地理、自然条件，也有文化、价值观、意识等主观条件。在这些主观和客观综合条件基础之上，区域作为国际单元而得以存在。同时，与区域特性相对应，形成该区域的特定区域认同”。[8]近年来，东亚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系列合作正是利益切合点逐步趋同的过程。例如，随着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和付之实施，相互开放市场，必将带来有关国家的共同繁荣；共同创建亚洲债券基金，相互签署货币互换协议，这是东亚国家共同防御金融危机再度在亚洲发生的合作行动；共同开发湄公河流域；共同防治禽流感；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活动；共同防止环境污染；共同防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共同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等，相信随着东亚区域利益切合点的增加，区域认同感也将随之提升。
东亚国家在经济上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实力悬殊,经济体制各异，经济管理和运行机制上的不同，使东亚国家在价值观上存在较大差异，加之这里的国家对主权高度珍惜和敏感性，决定了东亚地区尚不能像欧盟和北美那样实行封闭性的、正式约束性的制度化合作。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人的信仰和行为选择的产物。国际社会合作制度的有效建立和维护往往归功于行为者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信息交流。[9]在共同价值观尚未完全确立的情况下，东亚合作不会急于超越现有的“东盟方式”，协商、共识、灵活、非正式、非等级、不干涉内政的“东盟方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
然而，东亚合作坚持的“东盟方式”应该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产物，长期墨守“东盟方式”是没有出路的。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印度尼西亚森林大火发生后，东南亚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协调与共识，每个国家各行其是，分别寻求国际金融机构的帮助。“东盟方式”所造就的“友善的”政治化争端解决方式导致一些东盟成员不按期履行承诺变得合理化，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盟方式”的低效率问题。坚持“东盟方式”的APEC合作近年来徘徊不前，是造成东亚国家纷纷寻求其他地区合作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地区合作毕竟有其普遍的规律性，要形成持续的合作，成员国之间必然需要出让一定的主权，需要建立正式的约束性制度以确保合作的维持，利益和责任的有效分配等。因此非制度化合作只是阶段性的、暂时的现象，而制度化合作将是未来的、必然的方向。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东亚历史发展背景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条件的特殊性，在区域认同上，东亚存在着远比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困难的局面。然而，近年来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正在构筑东亚国家的利益切合点。东亚各国文化中的共同价值观，如和平、和谐合作、公正、友爱、平等、共赢和自由等将构成未来东亚认同的核心。以东盟为主导，地区大国参与的东亚经济一体化特征还将持续下去。但只有中、日、美三大国协调合作，才能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反之则阻碍这一进程。现行的东亚经济一体化采用“东盟方式”有其客观合理性，东亚经济一体化不会谋求迅速超越这一模式。但地区合作的普遍规律告诉我们，要形成持续、有效的合作，制度化合作应该是未来的方向。
注释：
［1］ 曹云华：“论东亚一体化的动力与源泉”，载《当代亚太》2005年第8期。
［2］ 于铁军：“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载《欧洲》1999年第5期。
［3］ 孙承：《日本与东亚：一个变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472页。
［4］ 夏晓阳：“东亚峰会引发的外交角力”，载《文汇报》2005年12月12日。
［5］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7页。
［6］ 同上，第180页。
［7］ 张海冰：“欧洲一体化的历程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启示”，载《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
［8］ ［日］星野昭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的行为主体与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242页。
［9］ 罗晓云：“国际制度理论流派及其争论”，载《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2期。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副教授，上海，200083）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该学科兴起于上世纪70西方经济危机之后，8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学更是在美国得到极大发展，使得该新生学科趋向完善、成熟。作为80年代中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发展者，罗伯特·吉尔平不得不提，其重磅之作《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汲取了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全面地不偏不倚地阐述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各个流派的观点，并渗入了作者自身许多独到的见解，可以说，该论著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是个重大的里程碑。
关键词：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论
回顾世界历史，其实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重商主义盛行的早期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就有不少西欧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当时的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国家主权意识日渐牢固，为强化西欧各国内部刚建起的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结构，各国竞相发展海外贸易，企图通过经济增长来强化自身实力，从而不可避免地政治会与经济发生冲突，因此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像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志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德国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相关对外贸易中实行关税保护的理论学说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间的密切关系。只是后来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潮相继抛弃了政治与经济统一的观点，认为“政治与经济应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结果世界政治和经济关系研究分为彼此孤立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1］
新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研究兴起于上世界70年代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对强调权力、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深刻质疑，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要求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重新评价，在经济等“低级问题”日益向“高级政治”转化的过程中，提倡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方法论的革命，用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关论著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1977）；克劳斯·诺尔的《国际权力：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75）；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1977）等等。到了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到了理论构建时期，作为该理论构建时期重要人物的罗伯特·吉尔平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作为其该时期重要代表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更是对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及流派进行了综合整理，并掺杂作者自身重要的学术思想。使得该书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重要论著。
“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这是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虽然世界绝不可能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存在，但国家和市场的相对影响确实在随时地变化着”，［2］吉尔平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阐述中，开启中了他创作本论著的思想之基。
按照吉尔平本人在该论著英文版前言所说的，他创作本书的意旨在于“对该领域反复探讨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课题的综述，……在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直抒己见的同时，我也吸纳了其他学者的思想和理论，……并加深我闪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3］因此本文思路脉络清晰，每章在重点介绍以前各派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思想观点的同时，适当介入自己的评论，并且不乏许多深刻的思想见解。在《国际关系：国作者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前三章里，作者介绍本书需要讨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问题。第一章从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中引出了国际经济学性质。第二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三大理论观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并进行了批判。第三章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在于结构变革，这种结构变革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经济中心转移；二是经济部门兴衰；三是经济一体化。
接下来的章节吉尔平探讨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的实质问题。第四章中，作者探讨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和持久效率这一主题。五、六两章讨论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等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问题。第七章作者在引用依附相关理论，评价关于国际经济对不发达国家福利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第九章分析国家金融体系在连接国际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维持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的虚弱本质对国际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最后两章作为总结性的两章评价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第九章讨论了国际政治的转变，第十章节讨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领域重要著作，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全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吉尔平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并不是纯粹的、枯燥乏味的空洞理论，无论是在综述别人的思想观点时，还是在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时，吉尔平都时不时地注重理论与现实结合，在书中，可以看到诸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介绍，具体形象的世界经济问题案例让理论显得鲜活而富于可读性。吉尔平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并不是说简单的有理论有案例，他这种结合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让人感觉是理论又是现实，是现实又是理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显吉尔平驾驭理论与现实文字的高超。
第二，引述介绍与自我评论相结合，在综述别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表明自己卓识观点，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在对别人理论思想进行综述时，作者都用单独一节表明自己的批判，并用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对此展开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展示自己的思想之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提出某种代替旧观念的新理论显然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从一点出发，我设法阐明我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间关系的理论。”［4］
第三，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交叉学科的出现是典型的表现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单靠某一学科的知识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来说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充分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充分展示了他丰富的经济、历史知识和政治理论的深刻见解。这些知识学科的综合运用，表明了吉尔平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他企图运用崭新方法来分析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世界。
吉尔平的这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它以发展的视野对长期争执的问题重新阐述。全书紧紧围绕国家与市场这对主角，以丰厚的经济学知识评述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评述中掺入国际政治学，形成了具有吉尔平本人独到见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吉尔平这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的努力对于20世纪80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全书中处处透露着美国霸权思维。在最后一章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中，在谈到关于政治领导问题，吉尔平更是当仁不让地指出，“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运行，需要一个领导。某种管理机制应能提供诸如稳定的货币之类的公共产品，并促进市场开放。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会有一些强大的诱因，驱使一个行为主体进行欺诈和损害其他行为主体，很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发挥管理和执行政策的作用。”［5］“几十年来，这种政治领导（或霸主责任）一直由美国承担着。”［6］这使得吉尔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吉尔平的这种霸权稳定思维实际上在为美国继续其霸权提供理论基础，吉尔平认为单靠美国一国霸权就能维持全球稳定是片面的。霸权稳定论中许多错误假设以点代面，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这是我笔者我不赞同的。当然该书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白璧微瑕，并不影响该书成为一部优秀学术著作。
注释：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345页.
[2][3][4][5][6]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页,第1页,第2页,第355页,第355页.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向东辉（1985- ），男，土家族，湖北省建始县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关系史。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一、 什么是成就感
成就感是指一个人做完一件事情或者做一件事情时，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愉快或成功的感觉。一个有成就感的人做任何事情都会充满干劲，使人的潜能很好地发挥出来，这样就能高效率完成某种任务。
二、初中生的心理特点
1.对困难的处理能力不足
初中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会缩手缩脚，不敢直接面对，承受挫折的能力较差。在面对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时，一方面不知道如何是好，不敢或者是不愿意请教老师；另一方面是逆反心理在作怪，总觉得自己可以独立解决一些问题。然而由于他们处理问题的能力还不足，往往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使自己陷入困境。
2.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初中生還存在一些稚气，在人际交往时往往不够成熟，这就导致了他们在交往中容易与他人发生矛盾。他们不懂得考虑他人的感受，一味的自以为是，结果只会远离集体成为边缘人。
3.放纵心理
初中生自律性不强，不能够自行控制自己的行为，结果导致上课讲话、玩其他事物、打闹等现象，对待清洁卫生也不上心，集体荣誉感不强，更有甚者会出现考试作弊现象。
三、初中政治学科的特点
初中政治学科包括人文性、语言性、针对性、实用性等特点。初中生正确的价值观，很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政治课来树立和养成的。如果学生不爱上政治课，那么这将对学生的学习和个人的成长非常不利。初中政治课包括初中生心理和生理的发展、基本法律知识、基本国情和体制等几大板块，可见，学好政治课对青少年的成长至关重要，对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起着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
四、运用成就感教学
1.传统教学
纵观我们当前的政治课教学，大多还是延续了过去的“填鸭式”传统教学，枯燥、难以理解的概念和知识点都是通过反复记忆的方式来加以掌握的。这样就会导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收效也就不大。
2.成就感教学
成就感教学能促使学生对本科目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学好本科目的愿望，进而发挥自己的潜能，更加高效地学习，从而推动各个学科的学习；也有利于学生产生正面的思想，保持积极的心态，对待事情从容而客观，能用客观而积极的态度对待同学。这样的状态，很容易接受教师的引导，从而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3.成就感教学的实施
（1）教师的素质
教师，毋庸置疑就是教学的主导者。实施成就感教学的教师，应该摒弃以往“说教式”的教学方法，充分注意到学生。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没有主体参与的课堂是不合理的课堂。所以教师要培养自己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的能力，加强自身修养，提高教学水平。
（2）实施方法
首先，要培养学生的兴趣。教师要适当引用一些身边的事例来激发学生的兴趣。有了兴趣，学生就能感受到课堂原来离自己不远，就在自己的身边。有了活生生的例子，学生才会觉得这门课有意思，才会想学、想听，从而会产生学习的欲望。其次，教师在上课和评讲练习时，要有目的地让学生产生成就感。比如，在讲到某个知识点时，让学生列举类似的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例，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太难，要让学生一提到这个知识点就会有很多话想说。对要提问的学生教师也要心中有数，这就要求教师对本班学生有一定的了解，要让问题的本身尽可能的符合被提问者的性格、经历等。刚开始学生可能还不大敢于表达，教师要给予他们鼓励，渐渐的情况会好转。这样的教学，学生会感觉到教师的关注和鼓励，自己也能在同学面前表达自己的看法，从而产生一种成就感。这种正能量对于初中生来说是巨大的。在评讲练习的时候，练习中简单的问题，尽量让成绩较差和比较内向的学生回答。如果他们做不出来，就给他们一点时间思考，这样应该也能做出来。还有在提问了某个学生后，可以适当叫全班学生举手选择。比如，某学生选择了B选项，很明显是正确的，那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说：“选A的同学请举手……选B的同学请举手……”这样差不多全班学生在选择B选项的时候都会举手，而之前回答问题的那位学生就会产生一种成就感，从而会更加喜欢课堂。教师要经常在课堂上表扬学生，让学生感觉到学习的快乐，从而产生正能量。
五、结语
在教学中让学生产生成就感是一种让学生发挥自身潜力的好方法，有利于实现高效教学。
（责任编辑 袁 妮）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17年全球最重磅的经济事件莫过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税改方案获得美国参议院通过，这意味着美国将展开一轮大规模的减税潮。
12月2日，北京时间下午三点左右，美国当地时间周六凌晨两点，特朗普税改方案以51：49获得参议院通过。从通过票数比例可以看出，该方案的通过经历了长时间且激烈的辩论。
这是美国31年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企业所得税将从35%下调至20%，税改还鼓励美国公司把海外利润带回美国；在为中产阶级减负方面，个税标准扣除额几乎翻倍。个税从七档减至四档，分别为12%、25%、35%和39.6%。预计特朗普会在2017年底之前正式签署批准税改立法。
该税改方案的通过尽管会给美国财政带来负担，但无论对国家还是特朗普本人应该说是利好。那么，对全球尤其是中国经济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国将如何应对？《财会信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专业人士。
意义
巩固特朗普执政地位 重振美国经济
在2017年圣诞节到来之际，特朗普减税法案终获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并从2018年开始实施，这既是特朗普执政一周年的重大改革成果，也是给美国和全世界投下的一枚重磅炸弹，因而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反应。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张广通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分析，首先，特朗普击败威望甚高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以来，其“商人总统”的执政背景、“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特立独行”的执政风格一直倍受质疑，而且在否定前总统奥巴马改革成果基础上推出的系列改革计划也是一波三折、争议不断。在执政即将一周年之际，特朗普雄心勃勃的减税计划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这对巩固其执政地位、消除人们对其执政能力的种种怀疑具有强烈的“镇定剂”作用，对共和党再赢得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和特朗普争取下届总统连任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特朗普减税法案的通过，表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将终结，积极财政政策正式走向前台，成为美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角。
第三，特朗普减税法案的影响力可与1986年里根总统的减税法案相媲美。当时里根税改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减税浪潮，使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保持了20年的繁荣稳定，并将前苏联这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挤出了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央，但也以持续十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疗伤而宣告终结。特朗普减税法案在新时代、新背景下开启了新一轮全面减税的序幕，标志着美国和全世界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到来。
第四，美国联邦税法体系以所得税和社保税为主体，特朗普减税法案将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作为改革重点，并兼顾遗产税等财产税，其减税范围和减税力度都是空前的，对吸引海外资本、技术和人才向美国回流，振兴美国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强化美国的传统优势、实现特朗普“美国优先”执政理念具有重大意义。
第五，特朗普减税法案是美国政府对冷战结束后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进行深度调整或再平衡的重大举措之一，将对重构21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重振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产生重要影响。
影响
短期导致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压力 长期影响减弱
美国目前依然是全世界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一举一动都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张广通认为，特朗普减税法案的顺利出炉，既给美国一个重振雄风的机会，也给其他国家带来重大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特朗普减税法案在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恢复产生积极刺激作用的同时，也给其他发达经济体（如欧盟）和新兴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带来巨大压力。所有国家将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在深度调整的世界经济格局中重新寻找自己的站位；普遍减税无疑将成为潮流，列入各国发展与改革计划的优先选项，但税收收入短期大幅减少也会导致财政赤字的扩大、债务规模的扩张，有可能把刚刚走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债务危机、政局危机的国家再次拖入危机的泥潭。
二是当今国际局势与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改革时期明显不同，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已基本让位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让位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美国在这个重大历史转变中，综合国力下降，“一强独大”的局面受到严峻挑战，其发展的可持续性明显不足，因此对特朗普减税法案的短期效果不能低估，但对其长远影响也不能评价过高。
三是特朗普执政以来，奉行美国优先、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执政理念，美国政治趋向保守化，这与美国传统价值观、作为世界第一大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和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产生了明显背离，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第一大国形象，恶化了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不仅让世界变得不稳定、不安全，也让美国自身变得不稳定、不安全。这种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偏颇做法必将使特朗普重振美国雄风的努力遭受各种挫折，也给其通过大幅减税吸引人、财、物回流美国的美好愿望蒙上陰影。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有鑫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开始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不足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持续而长久的支撑。特朗普希望通过大幅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吸引产业资本回流，重振美国经济雄风。从之前里根、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减税周期看，减税在短期内均起到提振经济的作用，但长期效果不及预期，“中性减税”的情况在前两次税收改革中也没有出现。
王有鑫认为，特朗普税改可能会对美国经济增长、就业和跨境资本流入带来一定刺激作用，但也会加剧贫富分化、引发全球竞争性减税、增加美国财政负担。因此，特朗普税改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短期，长期或将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上升的困扰，经济增长可能短升长降。相应地，特朗普税改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冲击也集中在短期，长期影响将逐渐收敛。
近几年中国在直接投资领域面临一定挑战，一方面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增速放缓，另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加。王有鑫指出，如果特朗普税改付诸实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内资外流、外资撤回等危机，伤害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王有鑫具体分析，首先，短期将面临资本外流压力。由于美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先进的科技和人才优势，近年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据商务部统计，2014～2016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额分别为76亿美元、80.3亿美元和169.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96.1%、5.7%和111.5%。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美累计投资605.8亿美元。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统计的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数据则更高，2014～2016年，我国企业对美投资总额为725亿美元，比商务部数据多一倍以上；2016年，中国所拥有的美国机构也由2015年的1 900个上升到2016年的3 200个。可见，近几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热情高涨。
美国税改付诸实施后，企业成本大幅降低，部分中国企业可能将加速在美投资，短期中国资本外流压力将加剧。根据美国荣鼎集团统计数据，2000年～2017年二季度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累计金额1 348亿美元，流入的前五个行业分别是不动产和饭店、交通和基础设施、信息通信技术、能源以及娱乐业，占比超过70%。交通、电信、银行等行业将在减税过程中明显受益，因此，中资企业将进一步增加这些行业的直接投资，强者愈强。尽管美国消费零售、媒体娱乐业也是减税重要利好行业，但考虑到国务院于8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将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列入境外限制类投资，预计这类投资将大幅减少。此消彼长之下，预计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总额不会急剧飙升，利好更多是在短期，表现在股权和债权等间接投资和热钱流动上，长期直接投资不会出现剧烈变化。
其次，人民币短期贬值压力增加，但“通俄门”抵消了税改通过对人民币汇率的不利影响。人民币汇率在短期更容易受市场预期和突发事件冲击，因此，在特朗普税改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正式公布前后，市场会对税改效果寄予较高期望，投机性的跨境资本会先于长期产业资本行动，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短期压力。然而，此次参议院税改通过当天正好曝出美国“通俄门”最新进展，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向FBI认罪，对特朗普执政和美元走势带来冲击。因此，税改通过后美元指数并没有明显提升。而且减税后如果美国政府长期面临财政赤字，美元的货币信用会有所下降，美元可能会受到削弱。1986年里根和2001年小布什减税期间，巨额财政赤字造成美元指数大跌。随着市场逐渐消化减税利好，国内跨境资本流动也会更加理智。同时，政策制定者也不会坐视不理，会出台相应减税降负措施吸引资本留在境内。因此，中长期看，特朗普减税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将递减直至消退。
第三，中国税制将面临指责，改革压力增大。从特朗普竞选期间宣称减税，再到税改每一次出现重大进展，我国媒体都进行密集报道，反映国内企业和居民对美国税改的关注，换个角度看也说明市场主体希望国内也能跟随减税。去年底，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在一次采访中对中美经济进行了对比，加之其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开办玻璃工厂，对国内产业资本外流的担忧将国内减税讨论引向高潮。背后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税收制度还存在改进空间，宏观税负和企业税负较美国高，在特朗普减税背景下，可能会伤害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因此，特朗普税改引发了国内广泛关注，将对中国下一步税制改革和制度设计产生一定的紧迫感和压力。
第四，对中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体系影响相对间接，需要视美联储和全球其他央行加息速度和节奏而定。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节奏与美国经济复苏程度相关。减税若最终付诸实施，对美国经济短期有提振作用，将刺激投资和生产，因此，美联储货币正常化将继续推进。在全球货币政策转向之际，未来我国货币政策也将跟随趋紧，未来可能采取“加息+降准”的政策组合，一方面，价格工具趋紧，使中美无风险利率保持在安全边界上，确保资本流動和汇率稳定；另一方面，数量工具放松，确保国内流动性充裕，市场利率不至于大幅上行，支撑实体经济发展。
重庆睿捷税务师事务所技术总监王敏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特朗普税改法案虽然可能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特朗普的口号就是让海外制造业重回美国）， 但鉴于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现在预测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还为时过早，需要观察一定时间后再来判断。
应对
当前减税非最优选择 金融安全是重中之重
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体量和质量以及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很大的跃升，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和快速结果，使中国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能力大大增强。
但对于特朗普减税带来的冲击，张广通认为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盲目乐观，应采取以下策略加以积极应对。一是继续推进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制定科学、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做大做强，支持信息经济和服务经济加快发展，支持科技创新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持续提高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是加强顶层设计，深入推进财税改革，稳步推进税收法治化进程，加大税制改革力度，着力弥补地方税改革的短板，优化税制结构，不断提升税收征管和服务效率，降低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整个社会的创业创新活力。
三是发挥中国地广、人多、市场大、朋友遍天下的优势，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由不合理国际秩序的被动顺从者逐步转变为国际规则的主动制定者。
四是调整完善各行各业应对特朗普减税及其他政策出台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的预案，有效防范在财政、金融和经济领域出现系统性风险，同时化挑战为机遇，积极找寻发展机会。
五是与美国政府保持良好沟通，扩大共识、缩小分歧、加强合作，尽最大努力挫败其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图谋，为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特朗普稅改无疑给中国带来了严峻挑战，我国唯有客观正视，积极应对，才能在新一轮全球减税浪潮和产业资本配置中把握主动权。”王有鑫建议，第一，加快推动税制改革，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变。我国企业税负比美国高，重要原因在于我国以间接税为主，征收对象主要是企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我国税制改革基本方向是从以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化。近年来，通过大力实施营改增，我国税制结构已有明显改善，间接税数量已从三个下降到两个，在全部税收收入中占比也由过去的65%左右下降到2016年的57%。未来，可通过继续降低间接税比重，逐步搭建直接税框架，为企业减负。对于已开征多年的个人所得税，应以强化征管为重点，推动其向“综合与分项结合”方向转变。对于房产税，应通过扩大试点，挑选成熟经验适时向全国推广。对于遗产税，应加强研究，逐渐积累社会共识，探索建立合适的制度框架。
第二，整合企业所得税优惠条款，降低名义税率。虽然世界银行测算我国企业总税率（68%）远高于美国（44%），但其中所得税部分（10.8%）明显低于美国（28.1%）。这样的结论看上去矛盾，是因为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过程中，各级政府出台了形形色色的税收优惠政策，所得税优惠是其中重要一项。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决定了企业可将其缴纳的大部分税收，通过价格渠道等方式转嫁出去，企业真正承担的税负并没有直观感受那么重。我国应全面、深入梳理企业所得税的各类优惠政策，将此前适用某类行业、地区甚至产业园区的税收抵扣内容，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以此，既可以缩小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差异，也可以收敛我国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间缺口，优化税收结构。
第三，整顿和规范税外收费。我国收费体系庞大而复杂。按主体分，有行政事业性收费、中介组织收费、行业协会收费以及“准市场主体”收取的经营性收费。按名称分，包括费、基金、社保、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各类收费种类繁多，缺乏透明度和总体控制，增加了企业实际税负成本。对此，应加大正税清费力度，逐渐推进行政零收费。对已经存在的收费项目，要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将确有必要保留的项目归并到相应税收之中，正税清费。除此之外的收费项目，可以考虑借鉴广东、湖北等地经验，推广“行政零收费”。取消行政收费后形成的财政支出缺口，可以通过正常的预算安排予以解决，确保地方政府财源稳固。
第四，加强国际税收协调，避免恶性税收竞争。特朗普税改计划公布后，英法等发达国家已流露跟随减税迹象，全球范围减税大战一触即发。这样做不仅会使国际税收秩序陷入混乱，伤害出口导向型和外资依赖型发展中国家，更会使业已形成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等反国际税收恶性竞争成果缩水。我国政府应积极应对。跟随减税不是最优选择，国际税收竞争应该是合作中的竞争，而不应以邻为壑，恶性竞争。一方面应立足本国国情，继续完善税收体制，规范税外收费，降低企业税负。另一方面，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国际税收协调，加强国际反避税合作，完善税收立法，加强反避税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国际反避税信息共享。
王敏则表示，不能将美国税改看成孤立的税改行为，而应视为美国包括缩表（资产负债表缩小）、加息在内的一系列组合拳动作，这是一场可能会引发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全球大战，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制定出综合应对方案，保证我国经济和金融安全是重中之重。
王敏建议，我国应继续加强资本管制，防止资金可能出现的加速外流行为。对外投资方面，应严格加以控制，对于有利于发展我国实体经济的投资项目，比如有助于我国科技实力提升、能源安全等继续加以鼓励；对我国实体经济提升没有多大帮助的项目应严格限制。对金融领域，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重点在于严格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对于金融创新，应持谨慎的态度，以是否真正有利于实体经济提升为判断标准；继续花大力气清理整顺地方债务，防止地方盲目冲动的建设行为；对于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比如REITS）等，应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对真正的民生项目可予以支持，重点在于防止金融风险。
部分人士认为我国应马上大规模降税以应对，但王敏认为我国目前进行规模性减税并不现实，也存在一定困难。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美国不一样，我国是大政府，参与了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的工作，地方的债务问题已相当严重，不太可能像美国那样大量发行国债解决财政问题，因此，我国不可能采取大规模减税政策来应对，应该继续立足于结构性减税政策，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对有利于实体经济提升的税收优惠政策应继续加以完善，调整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建立完善的地方税收体系。对新税种的推出应持慎重态度，应多征求各方意见，尽量完善制度。
此外，王敏表示，在税收征管方面，应该立足于为纳税人创造和谐宽松的税收环境。既要依靠金税三期等工具大力提高征管效率和强度，又要多考虑纳税人存在的客观情况，考虑其历史形成因素。创造和谐的税收环境，而不是激化矛盾，应给纳税人一定时间进行规范和完善。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一、提高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核心素养的原因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陶先生认为学识渊博的人成为老师，只有行为端正的人才能成为典范，这无疑对教师的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思想政治教师除了传授学生政治知识之外，还承担着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因此思想政治教师的素养高低无疑十分重要。但是当今教育现状中，一些原因导致了部分思想政治教师素养没有跟上发展的要求。下面笔者将从两方面分析提高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核心素养的原因。
（一）提高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核心素养的重要性
1.有利于落实高中生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
2017年版《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首次凝练了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提出“通过思想政治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具有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包括：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影响学生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落实的因素有很多，而思想政治教师作为课程改革的一线执行者，可以说思想政治教师提高自己素养，无疑对学生落实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具有重要作用。
杜戎和教授在《讲授学》中提到教师在授课时要经过二度消化，教师要使学生落实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思想政治教师需要对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进行“二度消化”，使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结构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结构，从而帮助学生发展高中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构建自身的素养体系。因此，教师的教学核心素养的非常重要，是学科核心素养落地生根的关键。
2.有利于促进高中思想政治教师专业化发展
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内涵非常的丰富。在《教师角色新探索与教师发展》一书中，叶澜教授明确指出，教师专业化指的是教师群体专业素质的提升，是一个动态发展与提高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深化的过程。2017版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凝练了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要求教师必须提高自身的核心素养，这从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角度讲，将促进高中思想政治教师专业化发展，通过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和法治意识，在此过程中使教师专业化得到发展。
（二）当前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核心素养存在的问题
1.思想政治教师的社会地位有待提高
初中的道德与法治课在某些地方中考时不考试，导致学生认为其不重要，到了高中，在选课时很多学生更是认为这门课程枯燥而不选这门课程。这样的现象也导致了思想政治教师的社会认可度的影响，这从一定意义上讲会削弱思想政治教师的积极性以及进行自我发展的动力。
2.部分思想政治教师的反思评判意识不够
思想政治教师具有反思批判意识非常重要，如果具备，教师的教育理念将会得到持续更新，他们将拥有专业自主发展意识。相反如果思想政治教师缺乏反思批评意识，教师只能安于现状或者简单照搬各种教学参考资料、机械执行有关部门行政指令。这样不利于落实新课程标准的新要求，也不利于落实学生的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
3.部分思想政治教师的专业知识厚度不够
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许多思想政治教师认为只要掌握了政治方面的专业知识就可以了，不去汲取相关学科的知识。但是从新课标对学生的要去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政治认同素养而言，要求思想政治教师要明确我国真实的历史，而法治意识则要求思想政治教师明确我国的法律知识并明确其最新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知识结构是呈现网状结构的，因此思想政治教师只把课本上的内容弄清楚是远远不够的。
二、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核心素养提高的措施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提高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性以及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下面笔者结合上述分析，提出了几点措施。
（一）提高思想政治教师社会地位，提供促进其发展的相关保障
思想政治教师不仅承担着传授学生思想政治知识的使命，还承担着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导向，一方面通过相关政策吸引优秀的素养高的人才进入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另一方面也要定期组织思想政治教师研讨会，围绕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组织教师技能大赛，激励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核心素养。
除了政府外，学校的相关部门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思想政治教师核心素养的提高。学校与学校之间应该加强资源共享，可以定期组织本地区各学校的思想政治教师进行交流，不同学校的教学资源是不同的，各个学校之间不应该是敌对的关系，地区教研员应该定期组织各个学校的思想政治教师进行交流分享，建立网络资源共享库，以此促进思想政治教师素养的提高，进而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
（二）思想政治教师提高核心素养的需要不断自我反思
2017年版《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提出了“构建以培育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为主导的活动型学科课程”“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改进教学方式”“建立促进学生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评价机制”的基本理念。这对教师的教学的教学与评价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意味着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必须立足于具体的情境之中，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不断对自己所惯用的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进行反思，看其是否仍然适合新课标下的要求，在反思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素养。
（三）思想政治教师提高核心素养的需要终身学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教师工作是一种“专业”“学习的专业”“终身学习的专业”。学习的专业需要专业的学习。知识经济与信息社会不仅要求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而且教师也要成为终身学习者。思想政治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思想政治学科的与时俱进性更为突出，往往教材的变化跟不上现实的变化，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师不断的学习，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从而有利于帮助学生落实“政治认同”的学科核心素养。同时前面我们分析到部分思想政治教师缺少知识的网络结构，导致知识的深度不够，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师除了汲取政治相关的知识外，还要不断学习与之相关的知识，保持对学习的热情，做终身学习者，这也为自己的学生做终身学习的踐行者做出了榜样。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政治建设一直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制定正确的政治纲领，把握政治方向，确立政治路线，站稳人民立场，建立党心与民心的血肉关系。中共政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一是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二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党的政治建设的立足点;三是突出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全方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四是立足“初心”，践行“使命”，抓住党的政治建设的灵魂。
【关键词】政治建设;统领地位;初心;新中国;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是指马克思主义政党为确保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围绕坚持政治方向、政治路线、政治原则进行的自身建设，是直接关系党的宗旨，直接影响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直接决定党在政治上成熟程度的根本性建设”。a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一直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中，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明确了其统领地位。正是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制定了正确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确定了政治目标，才使社会主义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引起全世界注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是坚强有力的。因此，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政治建设的历程及创新，总结其经验，以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远大理想与近期目标的统一：把握政治纲领，确定政治方向
任何政党都要承载政治使命，实现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其先进性的本质体现。习近平说：“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所在。”b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一般都在党的政治纲领中得到明确表达，因而，党的纲领在党的政治建设中从来都居于首要地位，它规定着党的奋斗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行动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时非常重视党的政治纲领，认为党的纲领“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c这说明，党的纲领表明党的性质，是一个政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标志。所以，制定党的纲领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进行政治建设的基础。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纲领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近百年历程中，制定了鲜明的政治纲领，以阐明党的政治主张。党的纲领既包括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制定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包括确定长远目标的最高纲领，两者相互联系，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明确宣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共二大制定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经过28年的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党的最低纲领，开始了为实现最高纲领而进行的艰苦探索。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1953至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大大解放了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开始由理想变成现实。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所说：“解放后前八年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在于共产党确立的目标与它使用的方法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觉察到的不相容之处。”a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中共对当时国家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判断，遗憾的是在随后的国家建设中，在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上，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作用，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挫折。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并经过艰辛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二大明确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b中共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将其写入党章。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习近平对中共十八大精神作出高度概括：“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c十八大以来，在中共领导下全国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面对国内外深刻复杂的形势变化，中共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明确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性方向性问题。十九大报告也成为新时代兴党强国的政治纲领。当前，从政治上加强党的建设，核心就是一定要弄明白党的纲领和根本任务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毋庸置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一，二者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有助于涤荡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增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必须要经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践中，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二）坚持问题导向，确立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政治纲领的制定尤其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确定，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一些党员干部表现出一种“打江山坐江山”的心态，出现贪污腐化、不团结的现象;另一方面，党的组织发展太快，影响了中共先进性的彰显。因此，中共中央緊紧围绕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实现，号召全党继续保持革命时期的战斗精神。1951年，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的共产党员八个标准中，第二个标准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在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以后，还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彻底实现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a在“大跃进”高潮时期，中共中央提出党的组织工作要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这一阶段党的政治纲领大大激发了民众热情，提高了民众政治认知能力，巩固了新生政权，顺利完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因为没有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间的关系，没有正确处理好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使党和国家的建设经受了重大波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共确立了“四位一体”的党建布局，强调制度治党。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在“四位一体”的党建布局上又增加了反腐倡廉建设，构建了“五位一体”的党建布局，及时解决了党内出现的突出问题，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在新形势下，中共自身建设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尤其一些党员干部不仅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消极、模糊、动摇，甚至政治立场、政治原则产生了严重偏差。这些对党的前途产生严重影响问题的存在，与一段时间以来党的政治建设软弱、不到位密切相关。对此，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发表讲话，告诫全党，要抓住党的政治建设这个根本。为此，中共中央在全党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要求党员在事关重大是非、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等重大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理想。……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语焉不详”。
正是从政治建设的高度思考问题，中共十九大报告将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对此作了解释：“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因此，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把准政治方向。当前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党的纲领，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说明，紧紧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制定正确的政治纲领，从理论和实践上正确处理共产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阶段关系，中共的政治方向就不会发生偏差，就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和国家的建设就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政治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中共的纲领规定了其最终目标和各历史阶段的近期目标，党的政治路线则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指明了具体的途径和道路。党的纲领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党的政治路线是实现党的纲领的保证。因此，无产阶级执政党要从政治上加强党的建设，不仅要确定正确的奋斗目标，而且要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以保证党的奋斗目标的实现，二者紧密相连。
（一）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生命线
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有无成效，决定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决定着党的自身建设的命运，因此，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毛泽东曾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d他在《矛盾论》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e可见，制定一条不同历史时期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
新中国建立后，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正确的政策，认真实行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随后，毛泽东把握时机，制定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推进“一五”计划的建设。至1956年，中国不仅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取得初步成果。因此，中共八大指出：“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a八大的决议充分显示了中共超强政治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水平。新中国初期七年，中共比较好地处理了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问题，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顺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但在随后二十年的建设中，在处理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矛盾、经济建设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上逐渐偏离了中共八大的政治路线，出现了失误，其教训就在于中共没有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执行了“左”的方针和政策。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治方向，制定了经济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说：“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就是搞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b叶剑英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c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了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指出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d经过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中共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路线问题逐渐有了较深入的认识。1987年，中共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将其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共十三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国情认识的精准把握，再次显示了中共高超的政治领导能力和政治智慧。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要求“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e无疑，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来进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党内思想政治工作出现的问题，江泽民强调全党要“讲政治”，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揭示了“一定要讲政治”的深刻内涵。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根据党的建设新情况指出：“讲政治，最根本的就是要全面、正確、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出现什么干扰，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三）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2012年11月，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全党在实践中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他强调：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进步，就会沦为一句空话;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进入新时代，党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并要求全党要“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习近平在推进管党治党的过程中，多次强调“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b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就要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开展党的各项建设工作，保持政治定力，切实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探索和实践证明，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将党的基本路线上升到党和国家能否经受生死考验的高度来认识，还是视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来看待，都足以说明中共制定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多么不容易，要经过许多困难和曲折，进行不断探索和经验总结，才能认识和掌握它。但先进理论一旦被真正掌握，就会变成强大的正能量，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
三、党心与民心血肉相连：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从政党理论来说，政党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通过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的表达获得选民或民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历程，就是一部不断践行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历史，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历史，就是党心与民心紧紧相连的历史。1944年，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说道：“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c这段话鲜明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及其内容。
（一）党的政治建设一定要站稳人民立场
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首先要把握根本政治立场，即站稳人民立场。党在制定政治路线、方针、政策时，党员干部在进行决策和执行工作时，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个人、集团或政党利益的最大化为工作的出发点，这既是中共根本宗旨的体现，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追求和价值追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战争年代，中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革命实践中更多是解决政权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是让广大人民获得解放，翻身做主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共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巩固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让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的生活。因此，这一时期党群关系主要体现为党领导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纲领与路线。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广大人民过上小康生活。进入新时代，中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利益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日益复杂，与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党群关系更多表现为服务群众，与群众沟通，建立民主、协商、平等的党群关系。但不管时代如何发生变化，中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没有变，变化的是在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过程中，根据时代要求在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着力点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评判各项政策成败得失的根本依据、党员干部工作实效的根本衡量尺度、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党员受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公仆”意识淡化，背离群众路线，漠视群众心声，无视群众利益，严重损害党的形象。面对改革开放复杂的局面以及中共党内建设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标准，相信人民的力量和智慧。邓小平甚至认为中国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第一条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a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社会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邓小平更提出“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评判各项政策成败得失的根本依据”。b心中有人民，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邓小平用极为通俗、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实践标准，至今成为检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效的基本遵循。沿着这个基本遵循，江泽民强调，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也要以此作为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从而将这个评判标准进一步上升为党员干部工作实效的根本衡量尺度。随着中国发展路径的创新，胡锦涛则将其作为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并在人民是否拥护、赞成、高兴、答应的基础上，要求“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c这既体现对广大人民群众权利的尊重，又切实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
（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广大群众对党内存在的作风问题表达强烈不满。习近平明确指出：“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d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告诫全党：“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e他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f从这些表达中不难看出，习近平对党风建设超常重视，将其与中共的生死存亡、民心向背紧紧联系在一起。
找到问题后，破题是关键。中共十八大后，中共中央紧紧抓住民心政治，从党内脱离群众比较严重的现象、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入手，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据统计，自2013至2018年，“中央纪委共通報曝光40批23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形成强有力的警示和震慑”。g这些举措消除了广大群众的疑虑，使其认识到中央执行八项规定不是运动式的，而是中共政治生活的常态，从而极大提升了中共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
中共十九大报告总结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不仅明确要求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而且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调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在此共识基础上，习近平特别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h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宗旨和政治本色。习近平这段话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宗旨的内在逻辑关系，说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的落脚点和归宿点。
四、党的政治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一）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
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党历来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从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都表明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这说明，在近百年风雨历程中，政治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重要组成部分从来没有缺位，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不断发展和创新。
一方面，从理论维度来说，政党是政治组织，这注定了一个真正意义的政党天然具有政治属性，它必须讲政治，否则何为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更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即使没有将“政治建设”概念单独表述出来，并出现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但是有关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要义——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则一直贯穿于党的各项建设中，起着党的建设的政治引领作用，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以及加强自身建设的始终。
（二）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党的政治建设的立足点
邓小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就是当前中国的最大政治;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习近平强调，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政治建设历程就是紧紧围绕人民的幸福线而展开的，其立足点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1956年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说道：“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b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当改革遇到阻力时，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从而将改革成效落实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切身感受上，落实到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上。同样，习近平也强调“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c进而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程说明，一代又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在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这都依赖于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
（三）突出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全方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对党的建设的政治引领作用得到了很好的发挥，这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贯彻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得到了印证，但正式提出“党的政治建设”范畴，并明确其在党的建设中的统领地位，是在中共十九大上，确立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是习近平对党的建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习近平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中共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大案要案，紧紧抓住问题的本质，指出这些案件不仅说明党员干部在经济上存在严重问题，更暴露出他们在政治上也存在严重问题。“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a在指导党的建设工作中，习近平逐渐形成了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系统思维，从“两个务必”到“两个永远”，杜绝“七个有之”，坚持“五个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等，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的话语文库，如政治属性、政治方向、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政治根基、政治定力、政治能力、政治意识、政治原则、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政治本色、政治风险、政治追求、政治使命、政治标准、政治教育、政治训练等等，并赋予了其深刻的内涵。在习近平的指导下，中央颁布了一系列涉及中共政治建设的党规党纪，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等。所有这些加强中共政治建设的举措，不仅突显了政治建设的首要地位，彰显了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而且体现在将有关中共政治建设的具体内容落实到中共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以及反腐败斗争的全过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网络建设系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不断走向完善与成熟。
（四）立足初心，践行使命，抓住党的政治建设的灵魂
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风雨，已成为一个拥有9000多万党员、461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大国执政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总体上是好的，但也有一些党员淡化甚至背弃了党的宗旨和信念，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松懈，政治立场不稳，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另外，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出现了代际消减，一些年轻党员思想平庸化、庸俗化。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截至2018年底，35岁以下党员共有2211.6万，b占党员人数的24.4%。青年一代的党员生活在物质文化比较丰富的环境下，其中的一些人对“理想信念”“吃苦耐劳”“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话题不感兴趣，甚至对这些理念的应有宣传进行讥笑，这些人的政治方向是迷茫的，思想意识是动摇的，忘记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历程，忘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出征。为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會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c中共十九大报告更是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大会的主题内容。
坚守中共的性质和宗旨，坚定理想和信念，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灵魂;背离了初心，政治建设也就失去灵魂，党的各项建设无从谈起，党的使命更无法实现。初心，是中国共产党的血脉相承，是全面加强政治建设的目的和归宿。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从其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已彪炳史册，习近平运用历史思维，站在历史高度，透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忘初心”的政治话语，提出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熊秋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