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范文第1篇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020-85212252
lyzh@scnu.edu.cn 1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引言
在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特例。在100余年的历史中，中国与奥林匹克结下不解之缘：在近代，中国曾因奥林匹克而蒙羞，有过疑虑、对峙、隔阂，近代中华民族遭受侵略、奴役的历史及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迫使中国与奥林匹克靠拢。发生在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态出现的，而是与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同时出现于中国社会的。而到上个世纪末，中国与奥林匹克重修于好，实现了相互选择和理解，消弭了冲突，促进了融合，中国终因奥林匹克而重获殊荣和辉煌，而奥林匹克终因中国的介入更成功、更完满。
一、两种不同体育文化的建构与运行
如果把古代体育分成东西对峙的两大高峰的话，那么东方古代体育以中国为主，西方古代体育以希腊称雄。由于地理交通的阻隔，这两大高峰没有得到聚首，因此，便按照各自的文化逻辑建构并运行着本民族的体育文化，形成了世界体育文化的参商二星。20世纪60年代初，战败国日本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举办了东京奥运会，试图重塑国际形象;80年代末，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主要受到经济发展的鼓噪，举办了汉城奥运会，试图在国际市场亮相。这两届奥运会也都一定程度展显出了东方文化色彩，但毕竟是在广义的儒家文化的边缘地带进行，与中国的原文化擦肩而过。虽然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上增加了柔道、跆拳道两个项目，并把这两项运动推到了世界范围，然而这毕竟不过是在奥运会上打了两块东方补丁而已。而2008年奥运会终于使两大文明会聚北京，其深远的文化意义不言自明。
(一)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迥异的文化基因
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性因素。古代希腊政治和文化因素支持着自身的体育发展，并导致了古代奥运会的诞生。在古代希腊，如果说民族政治因素对奥运会的诞生，体育的普及起了内因作用，其宗教文化因素起了外因作用，那么产生这种“里因外合”效应的是它特殊的地理环境。
希腊是一个面积非常狭小的岛国，资源贫乏，人口不多，土地贫瘠。生活在这种地理生态环境中的希腊民族，形成了特殊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主要来源于民族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近海居民主要依靠捕鱼、制盐和经商谋生;山地居民从事游牧业;平川居民从事农业。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发达的商业贸易，进而形成频繁的人际交往，平等人际交往是自由民广泛存在的前提，自由民之间形成契约式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萌发了相对自由的信仰和行为，最终导致科学、艺术与 2 体育的繁荣。
与希腊不同，中国文明依托的不是狭长的半岛，而是相当宽阔的平原;不是海洋，而是河流。中国的四周是高地、沙漠和无法跨越的大海，形成了一个西高东低的簸箕形状的地形特征，造就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适宜的温度、平坦的地势和肥沃的土地，是中国发展农业文明的理想条件。农业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对土地的绝对依附，而且越在古代，生产力越不发达，这种依附就越显著。中国农业生产中的生产单位是“家”，发展到后期便成了氏族单位的一种有内在血缘联系的广义大家庭。这样，中国社会的血缘机制的退化便十分缓慢而不彻底。血缘社会中各种民俗规矩不是被逐一消除，而是不断修改和完善，中国的“周礼”与孔子的“礼”与“仁”都是这种修善与发展的标志。这为宗法等级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等级制的延续和发展致使凡不遵循差等制度的文化因素都不能发展，因为这都可能对森严的等级制度形成冲击，给专制统治造成不稳定因素。体育，尤其竞技运动的根本特征就是对抗双方必须在法律意义上的形式平等，因此它是等级制度的天敌。
在古代中国，由于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以及民众对土地的绝对依附，使民族的意识形态中，不可避免地重视渗透、协调、和谐与中庸而反对斗争、冲突与对抗。中国体育更多重调节、轻冲突、重关系、轻实体的特征，而很少有“更快、更高、更强”的色彩。中国体育中找不到赤裸裸的你争我夺，以及激跃的跑、跳、投。因此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和复杂的文化机制下，难能成长出以普遍的争斗和征服为特征的运动竞技。
(二)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相向而行的体育文化逻辑
古代奥运会诞生时期，正好是希腊原始氏族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逐步形成的历史时期。在只有1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就建立了200多个城邦国家。尽管有的城邦民不盈万;国家政权也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里，但这些城邦都是各自独立的自治体。与此相应，在希腊自由民的核心概念中，有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极其重视个人价值。希腊人发展了他们独特的信念，认为人之可贵绝不在于作为一个万能统治的工具，而在于人的本身潜力，因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完善自己。政治上的民主，人民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再加上与此有直接关系的观念信仰，为古代奥运会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近代西方体育的再度崛起和壮大繁荣埋伏了历史条件。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讲，古代希腊体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遇到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那种君临一切的专制制度，这是希腊体育的幸运。
与古代奥运会诞生发展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是我国的春秋时代。这时的中国已处于奴隶制开始解体并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在社会形态的演进上中国已远远领先于古代希腊。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强烈变革，教育中也一样高度重视体育，如“六艺”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前4项都是重要的体育活
3 动内容。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颇有希腊斯巴达的军事教育色彩。这些活动内容理应在中国产生高度发达的体育运动。但是，这一极为重要的条件却被强大的封建“专制政治”抑制了。后来孔子所极为倡导的“礼”与“仁”便是这种宗法等级的翻版和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国一直缺乏支撑自身体育发展的民主政治，即使到明清时期也仍然如此，因此到近代欧洲体育重新勃兴的时候，而中国体育一片萧条，特别是竞技体育几近于零。
(三)不同的宗教观念造就了不同的体育理念
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众神居住在希腊北部巍峨的奥林匹亚山上，那里有12位巨神在维持着天地之间的秩序。希腊人认为，诸神平时在山巅上欢宴作乐，有时则离开他们的宝座下降凡尘，参与人事。有时还因人事之故，各主一方，明争暗斗。人们只有同这些神灵建立恰当而和善的关系才有利于生存，这样，祭祀神灵便成了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希腊人以各种活动表示对神的崇敬和感激。因此，体育竞技便以祷告神灵、祈求福祉，寄托意愿的方式纳入了整个希腊民族的精神表述之中。古希腊的奥运会就是这种精神表述的集中表现，是希腊人内在精神(对神的崇敬)的外在表现(用形体动作)。
远在史前的上古时期的中国，各氏族部落在战争、狩猎、采集活动之前也有专门的宗教仪式，这些活动也一样是指望获得某种成功而企图使神灵对自己发生好感的献媚。而中国原始宗教的这些活动内容与希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是宗教活动不是由于欢乐的心情所导致的快乐行为，而是由于恐惧祈求上苍显灵，从而具有巫术性质;活动内容则是求欢悦的歌舞，而不是寻冲突的竞技。
马克思在对古代各文明古国进行分析时，用形象的语言讲道：“有营养不良的小孩，也有早熟的小孩，也有发育不健全的小孩，在古代氏族中属于此类范畴者甚多;唯有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希腊人那种天真烂漫，赤身裸体，酷爱体育的作派，与尚武卫邦，崇尚力量等奥林匹克精神不无关系。而中华民族的“早熟”不能不说是与体育文化的少年老成息息相关。
二、中国对奥林匹克文化的选择与融合
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变得越来越频繁，这一过程充满了冲突、选择、改造、变异、融合等变数，或从善如流，或狭路相逢，或长期对抗，或强权征服，然而高势位文化总要向低势位文化流动，先进文化总要起到主导作用。奥林匹克文化就起到了这样一个领头羊和征服者的作用。
(一)奥林匹克文化具备强者文化的特质
近现代奥林匹克是欧洲各工业帝国为全人类选定的一种游戏方式。19世纪中叶，希腊人企图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努力的落空了，因为希腊人已经沦落了，
4 不再是强者。而英国人在英伦三岛创建了许多室外竞技运动的方法，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时严谨的德国人不失时机地走出来，对奥林匹克遗址的开发，使近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披上了“文艺复兴”的外衣。浪漫的法国人紧随其后，对奥林匹克精神和原则做出诗人般的诠释，为近现代奥林匹克确定了当时作为强者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山姆大叔对奥林匹克的夸张式的投入和商业运作，推动了奥林匹克的高速发展。而美国对国际奥委会的粗暴控制，再一次显示了强权政治的特征。
100多年以来，国际奥委会之所以能从一群欧洲绅士的午餐会演变成庞大的国际组织，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能从以欧洲中心主义为藩篱的区域性体育比赛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潮流，奥林匹克主义之所以能为世界多数民族接受，成为一个足以震撼全球的奥林匹克运动，就在于它具有巨大的融通性。这种融通性不仅表现为奥林匹克运动已经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科技、文化、教育等融为一体，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力量。同时，融通性还体现在它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充分兼收并蓄上。奥林匹克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将民族体育文化进行世界化的提升和推广。
从国际奥委会两份具有里程碑价值的文件中不难看出奥林匹克运动肩负的责任和敏锐的目光：一份是《奥林匹克宪章》，一份是《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她们是姐妹篇，相距100余岁。如果说姐姐关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妹妹则倾心于人类与自然的相处。如果说《宪章》是一篇关于和平的宣言，那么《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则是一篇关于发展的倡议。而和平与发展珠联璧合，构成人类未来的两大主题。
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于19世纪末叶，那时黑暗、沉闷的中世纪刚刚结束，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晨曦中，迎来了充满希望的20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经济的交流，文化的沟通，注定了20世纪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世纪，此时应运而生的奥林匹克必定不再是区域性的文化，而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作为殖民主义时代的后遗症，世界性的战争阴云从世纪初就笼罩着这个蕞尔小球，上个世纪人类的两场浩劫和无数次局部战争，把世界搞得满目苍痍。奥林匹克充分意识到必须融入世界的和平潮流，才能获得生存权和话语权，也才能赢得注意力和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全家福”如此看重，而对各种“抵制”行为万般厌恶的缘由。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合国第48届大会第36次全体会议上会一致通过“奥林匹克休战”提案的理由。
20世纪过去了，人类还没有摆脱战争的漩涡，又遭遇了新的麻烦，在强大的工业生产和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美丽的地球被放肆地涂鸦，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居住地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地球变得十分脆弱，人类陷入万分无奈。于是，奥林匹克的大脑再度陷入沉思。1999年国际奥委会修订通过了新版的《宪章》，在阐述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时添上了这样的字句：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落实到《议程》中就赫然写上了“可持续发展”五个大字，如果说奥林匹克在20世纪以追求和平为主要
5 宗旨，那么，21世纪就要以“美好”为中心主题来做文章，因为和平的世界还未必美好，美好的世界要以和平为前提，还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准。
因此可以说，奥林匹克这个强者维护了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正因为此它成为了强者，拥有了无数的追随者。奥林匹克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种民族文化的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能力。奥林匹克又是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标志，各个国家与民族都在努力汇入这一世界体育文化的潮流。
(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奥林匹克文化的支撑
获得了民族解放的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奥林匹克文化?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地不惜代价要得到奥林匹克的承认呢?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强者的文化，还是一种强者向往的文化，更是一种向往成为强者所追求的文化。中国是这个世界上，继希腊文化为核心的欧美文化走上现代化后，在21世纪最有希望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复兴文化，强国强种为己任的民族。因此，中国选择与奥林匹克文化的结缘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失之交臂，那将是与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进程脱节，也是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相悖的。可以说，奥林匹克的介入，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强大的粘接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形象化扩展与延续。
奥林匹克这种强者文化在中国的普及，对创造这种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重要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缺乏竞争意识、民主精神、开放态度和科学观念的，也是缺乏培养和发展个性的环境和条件的。这些既是发展奥林匹克运动所欠缺的，更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现代人的心理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接受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次全民现代化观念的基本训练，因此与奥林匹克融合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奥林匹克在中国的大踏步前进，使一代自立、自强、自信的新型人格成长起来，取代了自我贬抑、自我萎缩的君子人格。新一代人不尚空谈，讲究实效;不追求虚名，而注重务实。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奥林匹克的渗透变得更有生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有奥林匹克的介入将充满活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奥林匹克关于“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精神的提倡，奥林匹克强调对青少年所起的教育作用，以及奥林匹克对尔虞我诈欺骗行为的坚决抵制，都可以为社会树立良好诚信的道德规范，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优质的道德平台。奥林匹克是一种全世界共同遵守相同规则的活动。它在选材、训练、管理及资源配置等方面需要尊重客观规律，要求严格地遵守“游戏规则”的特点，与市场经济颇有相通之处。认同人类共同遵守的规则来进行游戏、接受公平竞争的观念并担当起增强民族自信心的角色，非体育莫属。
高水平竞技运动本质上是人类竞争意识的最公平、最公开、最公正的较量。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的东西——人与人平等的权利、个 6 人自由选择与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市场经济满足个人欲望，可以带来巨大的创造社会财富的推动力，同时也必须用道德和法律来制约个人私欲的破坏性。宣扬这种权利，把行使这种权利的过程加以规范，体育竞赛是最好的榜样。
体育规则的制定，竞赛的组织、胜负的判断、人才的选拔都有充分的民主性，这常常令许多社会活动家们羡慕不已，视为一种民主程序的典范。在这里，每位运动员都享有参与与退出、选择与被选择、解释与申辩等民主权利。每个运动员力争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战手，同时又要承担义务允许对手在平等地位上与自己竞争。这一点恰是一个民主法制社会成员必须具备的心理品质。
中国的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对外开放，必然要清除长期封闭和僵化给民众带来的昏聩麻木的情绪，鼓励奋发进取，使中国迅速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社会。通过体育竞赛所获得的胜利来振奋民族精神，实质上是树立一种和平竞争的国际化观念，有利于国民积极参与开放型的竞争，接受机遇和挑战。随着体育文化交流的率先启动和日益增加，国外丰富的体育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使体育中蕴涵的一部分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挥发了启蒙功能。改革开放初期，体育充当了“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开路先锋。体育在全社会建立和发扬开放的观念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奥林匹克文化是对中国传统平均主义思想的逆反。追求过程的平等，容忍结果的差异，是一种需要公众接受的理念。正如市场经济必然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不参与竞争的人无论怎样妒忌、愤怒、哀怨、漠然，都无济于事。因此，体育对竞争观念的宣扬，有着重要的迁移价值。
在古希腊著名的德尔菲神庙的门口，竖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这样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就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就在这样一个人类主体意识开始巨大觉醒的时代，产生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言而喻，现代奥林匹克仍然高举着主体精神的旗帜，它高度重视参加者自身的内在需要，高扬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可以说，我们今天提出的“人文奥运”就是对奥林匹克做出的关于人的积极应答。
(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与奥林匹克文化融和的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运动并非格格不入，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对吸收奥林匹克和接纳奥林匹克运动有着不少天然的有利条件：
首先，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做贡献的强烈愿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天性”，推动了与奥林匹克的结合。在历史上，中国曾为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出过大力，包括恢复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在吸取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完成的。中国辽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悠久的文化、壮大的实力，决定了我们中国必须对世界文化，做出更多的贡献。在体育运动领域，我 7 们不仅要参与奥运会，而且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我们不恐惧外来异质文化的介入，而具有较小的排他性。从中国传统文化良好的兼容性的特质来看，对奥林匹克是持欢迎态度的。奥林匹克是全世界共有的价值体系，中国对奥林匹克的态度，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延续，是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标志。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和平思想是与奥林匹克主义一脉相承的。民为邦本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之一。它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特色。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贵和持中，看重和谐，坚持中道，是渗透中华民族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这些特征与奥林匹克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解决
任何异质文化发生碰撞，都要产生火花，这两种文化在碰撞后，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鉴的一面，而后一种倾向随着各种联系的加强必然会趋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文化是人类对愚昧的否定过程”。任何一个勇于克服愚昧、发展自身的民族，终将会学习和接纳先进的外来文化，并将自己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近现代奥林匹克对中国的传入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体育文化曾对它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重新恢复在奥委会的合法地位，才真正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文化相结合这一新阶段的开始。而80年代末，中国决心承办奥运会则标志着这一结合进入了一个高度自觉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思索，终于悟出：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任何坚持封闭型模式的民族文化都将无法克服愚昧，摆脱导致自身的灭亡的厄运。因此13亿现代化建设者大军接受了奥林匹克的挑战，这是历史积郁下来的勇气，也是时代感召出来的精神。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开始承认、接受、消化、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的技术方法，在短短的五十多年里，我们基本完成了西方体育的体系化建设，在更短的二十年时间里我们完全按照奥林匹克的面貌改造了中国的体育。一向以怀疑、排斥、抵制西方文化而著称的近代中国，竟然在一个“全盘西化”的领域，遵照西方的游戏规则，沿用西方的技术方法，实现了“升国旗、奏国歌”的愿望，而表达的是一个东方民族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这在文化交流史也是十分罕见的。
(一)世界体育文化单一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
在历史上，西方体育文化曾搭乘在殖民化的轧道机上，把东方各国的原体育文化推挤到边缘，几于湮没。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体育文化又如同割草机一样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修剪得整整齐齐。各种民族体育文化作为弱
8 势文化，在“弱肉强食”的规律面前，变得如此苍白。各种民族文化与奥林匹克之间形成了一种绝对不对称的文化关系。
当今，奥林匹克作为一种强者文化，对各种民族体育文化的产生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作用，正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着、渗透着、弥散着，成为世界体育发展的座标系。而其他国家、民族的体育文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成熟的，还是萌芽态的，无论是单一民族的，还是跨国的、多民族的，都只能归于“亚体育文化”，或“准体育文化”。
由于体育文化所特有的传播范围的广泛性，扩散倾向的世俗性，变异改造的保守性，以及流行普及的易接受性，这一主体体育文化一旦占有了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具备了专制主义文化的特征，而这种文化是以欧美价值观念为基调的，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从而使体育文化的多元性受到极大的伤害。今天奥林匹克与卫星电视、互联网、微软、好莱坞、百老汇、可口可乐、NBA、迪斯尼、摇滚乐、柯达等文化产品纠合在一起，在全世界涌动着，呼啸着，成批成批地倾销着，进入人们的生活方式，闯入各国的精神世界，使许多弱小几乎民族忘记了自己民族体育文化的过去，使多数青少年不知民族传统体育为何物。
(二)中国体育文化对重建体育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结果是文化的单一化，文化单一化的灾难性后果是扼杀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使文化走向枯萎和绝灭。谁也不愿意看到体育文化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逼近这样一个黯淡的前景。
那么，人类的这一文化困境如何解脱?
纵览世界体育发展的历史，审视各国体育文化的现实，只有中国体育文化可以站出来为保留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化做出尝试和努力。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几千年没有缺环的悠久历史，造就了源远流长且不断演化的体育文化，在中国体育文化的历史长卷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积淀了体育文化的厚度;第二，中国辽阔的版图和多民族的文化结构，生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世界，中国的体育文化不仅有汉民族的，还有少数民族的，不仅有宫廷的，还有民间的，不仅有军事的，还有娱乐的，不仅有养生健身的，还有竞技休闲的，这一体育文化的大千世界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第三，中国众多的人口负载了巨大的体育文化力度，因为体育传统文化积淀的力度是与该文化活的载体的人口数量成正比的，人口越多，体育文化的创造性和传承性就越好;第四，中国又是一个实现中外文化交流具有自觉性和较少功利性的国家，虽然在近代历史上曾实行过短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从整体上讲，我国从汉唐以还，一直在吸收着外来的体育文化，也将中国的体育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去，中国既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经验，也有输出中国文化的勇气，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涵养、改造具有顽强的毅力、海纳百川的宽容和天衣无缝的技巧;第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不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而且在国与国的关系上，都表现出那种雍容、和平、温良、宽柔的品格，这种亲和力是其它类型文化所欢迎的。
9 这对中国体育文化走向世界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世界众多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寄予希望，英国罗素先生在《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说：“中国人已经发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不少世纪，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采用，它将会造福于全世界。”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先生在比较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之后，也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讨论未来世界发展时说：“面对21世纪，我们的中国学所当承担的课题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批判经济至上主义的风潮，并且与利己及追求利润的原理相对抗;如何将中国思想中作为深厚的传统准则积蓄下来的仁爱、调和、大同等道德原理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出来„„”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二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中国体育文化对于平衡西方体育文化的偏颇，可以起到一种难能可贵的互补作用。从哲学意义上讲，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西方体育文化努力追求的是人类的可能性，即人类可以做到什么;而东方体育文化则要说明人类的必要性，即人类应该做到什么，因此西方体育主张“永无止境”、“超越极限”、“全力以赴”，而东方体育强调“适可而止”、“点到为止”、“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这两方面对于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
西方体育以追求功利作为发展动力，在形成巨大的社会文化运动的同时，要动用、消耗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因此走上商业化、职业化和滥用违禁药物是必然的。而中国体育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目标是修身、养性，主张是内外俱练、神形兼顾、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等平衡统一的原则。中国体育文化更具有业余的性质，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人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当世界走向老年化的时代，它理应受到老年体育的青睐，在讲究健康和休闲的今天，它的体育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文化交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而需要是文化交流的动力来源，对中国体育文化的需要是21世纪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
中国正在实现“和平崛起”，崛起的涵义决不仅仅是自身实力的强大，而在于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被普遍接受。古代希腊之所以永恒，就在于它的文化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全世界，其中包括奥林匹克文化。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族舞蹈、中国画、中医、中草药已经大踏步走出国门，逐渐被西方接受，即便是100年前从西方引进的电影艺术也开始反哺世界。那么，中国体育文化何以不能融入世界体育的潮流，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呢?
进入奥运会，举办奥运会，在奥运会上称雄，固然重要，但这毕竟只是体育善假于物表现出的一个侧面。我们要调整体育的价值观和体育政策，开展多角度的研究，将中国体育文化推介到世界上去，让全球了解中国的体育文化，无论哪一代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对世界体育文化的贡献，将载入史册。
(三)对“东方运动会”的殷切期待
今天我们不仅要把过去的文化遗迹保存下来，继续向西方传播，让世界真正全面地认识中国，而且要以中华文化为基元，在现实文化的基础创造上成为当代无可争议的国际典范。这就要把中华文化过去的运行规范、习惯方式推到新的境界，需要当代中国文化人做出新的努力，其中包括体育文化人。这就要求体育文化人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参与世界文化建设的眼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影响力的加大，中国承担起复兴东方体育文化的责任已经众望所归。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谋求霸权，不搞以我为中心。但是在建设代表先进文化方面需要为世界做出实际贡献，包括体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标志，笔者曾建议将中国的民运会与全国体育大会合并，逐渐加入中华文明圈的国家或地区，再加入亚洲地区各国，最后在推广到其他东方国家，创办一个全新概念的“东方运动会”。
东方运动会不是奥运会的对立物，但一定是一种新的文化创造，而任何一种具有新的文化个性的东西在诞生的一刻，都会遭遇阻力，只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只要勇于挑战现代世界体育主体文化的权威，只要在体制上有所创新，一定会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上走出一条新路。
东方运动会决不是东方民族体育的简单叠加和集成，而是一种新型体育文化的再创造，这也许是东方运动会得以问世和赓延的文化难点。但我们深信具有东方智慧的民族，团结起来一定会取得成功。
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范文第2篇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020-85212252
lyzh@scnu.edu.cn 1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引言
在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特例。在100余年的历史中，中国与奥林匹克结下不解之缘：在近代，中国曾因奥林匹克而蒙羞，有过疑虑、对峙、隔阂，近代中华民族遭受侵略、奴役的历史及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迫使中国与奥林匹克靠拢。发生在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态出现的，而是与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同时出现于中国社会的。而到上个世纪末，中国与奥林匹克重修于好，实现了相互选择和理解，消弭了冲突，促进了融合，中国终因奥林匹克而重获殊荣和辉煌，而奥林匹克终因中国的介入更成功、更完满。
一、两种不同体育文化的建构与运行
如果把古代体育分成东西对峙的两大高峰的话，那么东方古代体育以中国为主，西方古代体育以希腊称雄。由于地理交通的阻隔，这两大高峰没有得到聚首，因此，便按照各自的文化逻辑建构并运行着本民族的体育文化，形成了世界体育文化的参商二星。20世纪60年代初，战败国日本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举办了东京奥运会，试图重塑国际形象;80年代末，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主要受到经济发展的鼓噪，举办了汉城奥运会，试图在国际市场亮相。这两届奥运会也都一定程度展显出了东方文化色彩，但毕竟是在广义的儒家文化的边缘地带进行，与中国的原文化擦肩而过。虽然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上增加了柔道、跆拳道两个项目，并把这两项运动推到了世界范围，然而这毕竟不过是在奥运会上打了两块东方补丁而已。而2008年奥运会终于使两大文明会聚北京，其深远的文化意义不言自明。
(一)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迥异的文化基因
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性因素。古代希腊政治和文化因素支持着自身的体育发展，并导致了古代奥运会的诞生。在古代希腊，如果说民族政治因素对奥运会的诞生，体育的普及起了内因作用，其宗教文化因素起了外因作用，那么产生这种“里因外合”效应的是它特殊的地理环境。
希腊是一个面积非常狭小的岛国，资源贫乏，人口不多，土地贫瘠。生活在这种地理生态环境中的希腊民族，形成了特殊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主要来源于民族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近海居民主要依靠捕鱼、制盐和经商谋生;山地居民从事游牧业;平川居民从事农业。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发达的商业贸易，进而形成频繁的人际交往，平等人际交往是自由民广泛存在的前提，自由民之间形成契约式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萌发了相对自由的信仰和行为，最终导致科学、艺术与 2 体育的繁荣。
与希腊不同，中国文明依托的不是狭长的半岛，而是相当宽阔的平原;不是海洋，而是河流。中国的四周是高地、沙漠和无法跨越的大海，形成了一个西高东低的簸箕形状的地形特征，造就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适宜的温度、平坦的地势和肥沃的土地，是中国发展农业文明的理想条件。农业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对土地的绝对依附，而且越在古代，生产力越不发达，这种依附就越显著。中国农业生产中的生产单位是“家”，发展到后期便成了氏族单位的一种有内在血缘联系的广义大家庭。这样，中国社会的血缘机制的退化便十分缓慢而不彻底。血缘社会中各种民俗规矩不是被逐一消除，而是不断修改和完善，中国的“周礼”与孔子的“礼”与“仁”都是这种修善与发展的标志。这为宗法等级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等级制的延续和发展致使凡不遵循差等制度的文化因素都不能发展，因为这都可能对森严的等级制度形成冲击，给专制统治造成不稳定因素。体育，尤其竞技运动的根本特征就是对抗双方必须在法律意义上的形式平等，因此它是等级制度的天敌。
在古代中国，由于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以及民众对土地的绝对依附，使民族的意识形态中，不可避免地重视渗透、协调、和谐与中庸而反对斗争、冲突与对抗。中国体育更多重调节、轻冲突、重关系、轻实体的特征，而很少有“更快、更高、更强”的色彩。中国体育中找不到赤裸裸的你争我夺，以及激跃的跑、跳、投。因此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和复杂的文化机制下，难能成长出以普遍的争斗和征服为特征的运动竞技。
(二)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相向而行的体育文化逻辑
古代奥运会诞生时期，正好是希腊原始氏族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逐步形成的历史时期。在只有1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就建立了200多个城邦国家。尽管有的城邦民不盈万;国家政权也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里，但这些城邦都是各自独立的自治体。与此相应，在希腊自由民的核心概念中，有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极其重视个人价值。希腊人发展了他们独特的信念，认为人之可贵绝不在于作为一个万能统治的工具，而在于人的本身潜力，因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完善自己。政治上的民主，人民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再加上与此有直接关系的观念信仰，为古代奥运会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近代西方体育的再度崛起和壮大繁荣埋伏了历史条件。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讲，古代希腊体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遇到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那种君临一切的专制制度，这是希腊体育的幸运。
与古代奥运会诞生发展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是我国的春秋时代。这时的中国已处于奴隶制开始解体并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在社会形态的演进上中国已远远领先于古代希腊。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强烈变革，教育中也一样高度重视体育，如“六艺”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前4项都是重要的体育活
3 动内容。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颇有希腊斯巴达的军事教育色彩。这些活动内容理应在中国产生高度发达的体育运动。但是，这一极为重要的条件却被强大的封建“专制政治”抑制了。后来孔子所极为倡导的“礼”与“仁”便是这种宗法等级的翻版和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国一直缺乏支撑自身体育发展的民主政治，即使到明清时期也仍然如此，因此到近代欧洲体育重新勃兴的时候，而中国体育一片萧条，特别是竞技体育几近于零。
(三)不同的宗教观念造就了不同的体育理念
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众神居住在希腊北部巍峨的奥林匹亚山上，那里有12位巨神在维持着天地之间的秩序。希腊人认为，诸神平时在山巅上欢宴作乐，有时则离开他们的宝座下降凡尘，参与人事。有时还因人事之故，各主一方，明争暗斗。人们只有同这些神灵建立恰当而和善的关系才有利于生存，这样，祭祀神灵便成了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希腊人以各种活动表示对神的崇敬和感激。因此，体育竞技便以祷告神灵、祈求福祉，寄托意愿的方式纳入了整个希腊民族的精神表述之中。古希腊的奥运会就是这种精神表述的集中表现，是希腊人内在精神(对神的崇敬)的外在表现(用形体动作)。
远在史前的上古时期的中国，各氏族部落在战争、狩猎、采集活动之前也有专门的宗教仪式，这些活动也一样是指望获得某种成功而企图使神灵对自己发生好感的献媚。而中国原始宗教的这些活动内容与希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是宗教活动不是由于欢乐的心情所导致的快乐行为，而是由于恐惧祈求上苍显灵，从而具有巫术性质;活动内容则是求欢悦的歌舞，而不是寻冲突的竞技。
马克思在对古代各文明古国进行分析时，用形象的语言讲道：“有营养不良的小孩，也有早熟的小孩，也有发育不健全的小孩，在古代氏族中属于此类范畴者甚多;唯有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希腊人那种天真烂漫，赤身裸体，酷爱体育的作派，与尚武卫邦，崇尚力量等奥林匹克精神不无关系。而中华民族的“早熟”不能不说是与体育文化的少年老成息息相关。
二、中国对奥林匹克文化的选择与融合
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变得越来越频繁，这一过程充满了冲突、选择、改造、变异、融合等变数，或从善如流，或狭路相逢，或长期对抗，或强权征服，然而高势位文化总要向低势位文化流动，先进文化总要起到主导作用。奥林匹克文化就起到了这样一个领头羊和征服者的作用。
(一)奥林匹克文化具备强者文化的特质
近现代奥林匹克是欧洲各工业帝国为全人类选定的一种游戏方式。19世纪中叶，希腊人企图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努力的落空了，因为希腊人已经沦落了，
4 不再是强者。而英国人在英伦三岛创建了许多室外竞技运动的方法，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时严谨的德国人不失时机地走出来，对奥林匹克遗址的开发，使近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披上了“文艺复兴”的外衣。浪漫的法国人紧随其后，对奥林匹克精神和原则做出诗人般的诠释，为近现代奥林匹克确定了当时作为强者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山姆大叔对奥林匹克的夸张式的投入和商业运作，推动了奥林匹克的高速发展。而美国对国际奥委会的粗暴控制，再一次显示了强权政治的特征。
100多年以来，国际奥委会之所以能从一群欧洲绅士的午餐会演变成庞大的国际组织，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能从以欧洲中心主义为藩篱的区域性体育比赛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潮流，奥林匹克主义之所以能为世界多数民族接受，成为一个足以震撼全球的奥林匹克运动，就在于它具有巨大的融通性。这种融通性不仅表现为奥林匹克运动已经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科技、文化、教育等融为一体，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力量。同时，融通性还体现在它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充分兼收并蓄上。奥林匹克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将民族体育文化进行世界化的提升和推广。
从国际奥委会两份具有里程碑价值的文件中不难看出奥林匹克运动肩负的责任和敏锐的目光：一份是《奥林匹克宪章》，一份是《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她们是姐妹篇，相距100余岁。如果说姐姐关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妹妹则倾心于人类与自然的相处。如果说《宪章》是一篇关于和平的宣言，那么《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则是一篇关于发展的倡议。而和平与发展珠联璧合，构成人类未来的两大主题。
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于19世纪末叶，那时黑暗、沉闷的中世纪刚刚结束，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晨曦中，迎来了充满希望的20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经济的交流，文化的沟通，注定了20世纪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世纪，此时应运而生的奥林匹克必定不再是区域性的文化，而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作为殖民主义时代的后遗症，世界性的战争阴云从世纪初就笼罩着这个蕞尔小球，上个世纪人类的两场浩劫和无数次局部战争，把世界搞得满目苍痍。奥林匹克充分意识到必须融入世界的和平潮流，才能获得生存权和话语权，也才能赢得注意力和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全家福”如此看重，而对各种“抵制”行为万般厌恶的缘由。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合国第48届大会第36次全体会议上会一致通过“奥林匹克休战”提案的理由。
20世纪过去了，人类还没有摆脱战争的漩涡，又遭遇了新的麻烦，在强大的工业生产和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美丽的地球被放肆地涂鸦，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居住地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地球变得十分脆弱，人类陷入万分无奈。于是，奥林匹克的大脑再度陷入沉思。1999年国际奥委会修订通过了新版的《宪章》，在阐述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时添上了这样的字句：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落实到《议程》中就赫然写上了“可持续发展”五个大字，如果说奥林匹克在20世纪以追求和平为主要
5 宗旨，那么，21世纪就要以“美好”为中心主题来做文章，因为和平的世界还未必美好，美好的世界要以和平为前提，还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准。
因此可以说，奥林匹克这个强者维护了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正因为此它成为了强者，拥有了无数的追随者。奥林匹克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种民族文化的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能力。奥林匹克又是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标志，各个国家与民族都在努力汇入这一世界体育文化的潮流。
(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奥林匹克文化的支撑
获得了民族解放的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奥林匹克文化?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地不惜代价要得到奥林匹克的承认呢?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强者的文化，还是一种强者向往的文化，更是一种向往成为强者所追求的文化。中国是这个世界上，继希腊文化为核心的欧美文化走上现代化后，在21世纪最有希望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复兴文化，强国强种为己任的民族。因此，中国选择与奥林匹克文化的结缘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失之交臂，那将是与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进程脱节，也是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相悖的。可以说，奥林匹克的介入，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强大的粘接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形象化扩展与延续。
奥林匹克这种强者文化在中国的普及，对创造这种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重要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缺乏竞争意识、民主精神、开放态度和科学观念的，也是缺乏培养和发展个性的环境和条件的。这些既是发展奥林匹克运动所欠缺的，更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现代人的心理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接受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次全民现代化观念的基本训练，因此与奥林匹克融合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奥林匹克在中国的大踏步前进，使一代自立、自强、自信的新型人格成长起来，取代了自我贬抑、自我萎缩的君子人格。新一代人不尚空谈，讲究实效;不追求虚名，而注重务实。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奥林匹克的渗透变得更有生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有奥林匹克的介入将充满活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奥林匹克关于“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精神的提倡，奥林匹克强调对青少年所起的教育作用，以及奥林匹克对尔虞我诈欺骗行为的坚决抵制，都可以为社会树立良好诚信的道德规范，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优质的道德平台。奥林匹克是一种全世界共同遵守相同规则的活动。它在选材、训练、管理及资源配置等方面需要尊重客观规律，要求严格地遵守“游戏规则”的特点，与市场经济颇有相通之处。认同人类共同遵守的规则来进行游戏、接受公平竞争的观念并担当起增强民族自信心的角色，非体育莫属。
高水平竞技运动本质上是人类竞争意识的最公平、最公开、最公正的较量。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的东西——人与人平等的权利、个 6 人自由选择与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市场经济满足个人欲望，可以带来巨大的创造社会财富的推动力，同时也必须用道德和法律来制约个人私欲的破坏性。宣扬这种权利，把行使这种权利的过程加以规范，体育竞赛是最好的榜样。
体育规则的制定，竞赛的组织、胜负的判断、人才的选拔都有充分的民主性，这常常令许多社会活动家们羡慕不已，视为一种民主程序的典范。在这里，每位运动员都享有参与与退出、选择与被选择、解释与申辩等民主权利。每个运动员力争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战手，同时又要承担义务允许对手在平等地位上与自己竞争。这一点恰是一个民主法制社会成员必须具备的心理品质。
中国的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对外开放，必然要清除长期封闭和僵化给民众带来的昏聩麻木的情绪，鼓励奋发进取，使中国迅速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社会。通过体育竞赛所获得的胜利来振奋民族精神，实质上是树立一种和平竞争的国际化观念，有利于国民积极参与开放型的竞争，接受机遇和挑战。随着体育文化交流的率先启动和日益增加，国外丰富的体育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使体育中蕴涵的一部分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挥发了启蒙功能。改革开放初期，体育充当了“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开路先锋。体育在全社会建立和发扬开放的观念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奥林匹克文化是对中国传统平均主义思想的逆反。追求过程的平等，容忍结果的差异，是一种需要公众接受的理念。正如市场经济必然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不参与竞争的人无论怎样妒忌、愤怒、哀怨、漠然，都无济于事。因此，体育对竞争观念的宣扬，有着重要的迁移价值。
在古希腊著名的德尔菲神庙的门口，竖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这样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就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就在这样一个人类主体意识开始巨大觉醒的时代，产生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言而喻，现代奥林匹克仍然高举着主体精神的旗帜，它高度重视参加者自身的内在需要，高扬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可以说，我们今天提出的“人文奥运”就是对奥林匹克做出的关于人的积极应答。
(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与奥林匹克文化融和的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运动并非格格不入，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对吸收奥林匹克和接纳奥林匹克运动有着不少天然的有利条件：
首先，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做贡献的强烈愿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天性”，推动了与奥林匹克的结合。在历史上，中国曾为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出过大力，包括恢复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在吸取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完成的。中国辽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悠久的文化、壮大的实力，决定了我们中国必须对世界文化，做出更多的贡献。在体育运动领域，我 7 们不仅要参与奥运会，而且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我们不恐惧外来异质文化的介入，而具有较小的排他性。从中国传统文化良好的兼容性的特质来看，对奥林匹克是持欢迎态度的。奥林匹克是全世界共有的价值体系，中国对奥林匹克的态度，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延续，是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标志。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和平思想是与奥林匹克主义一脉相承的。民为邦本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之一。它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特色。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贵和持中，看重和谐，坚持中道，是渗透中华民族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这些特征与奥林匹克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解决
任何异质文化发生碰撞，都要产生火花，这两种文化在碰撞后，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鉴的一面，而后一种倾向随着各种联系的加强必然会趋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文化是人类对愚昧的否定过程”。任何一个勇于克服愚昧、发展自身的民族，终将会学习和接纳先进的外来文化，并将自己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近现代奥林匹克对中国的传入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体育文化曾对它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重新恢复在奥委会的合法地位，才真正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文化相结合这一新阶段的开始。而80年代末，中国决心承办奥运会则标志着这一结合进入了一个高度自觉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思索，终于悟出：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任何坚持封闭型模式的民族文化都将无法克服愚昧，摆脱导致自身的灭亡的厄运。因此13亿现代化建设者大军接受了奥林匹克的挑战，这是历史积郁下来的勇气，也是时代感召出来的精神。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开始承认、接受、消化、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的技术方法，在短短的五十多年里，我们基本完成了西方体育的体系化建设，在更短的二十年时间里我们完全按照奥林匹克的面貌改造了中国的体育。一向以怀疑、排斥、抵制西方文化而著称的近代中国，竟然在一个“全盘西化”的领域，遵照西方的游戏规则，沿用西方的技术方法，实现了“升国旗、奏国歌”的愿望，而表达的是一个东方民族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这在文化交流史也是十分罕见的。
(一)世界体育文化单一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
在历史上，西方体育文化曾搭乘在殖民化的轧道机上，把东方各国的原体育文化推挤到边缘，几于湮没。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体育文化又如同割草机一样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修剪得整整齐齐。各种民族体育文化作为弱
8 势文化，在“弱肉强食”的规律面前，变得如此苍白。各种民族文化与奥林匹克之间形成了一种绝对不对称的文化关系。
当今，奥林匹克作为一种强者文化，对各种民族体育文化的产生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作用，正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着、渗透着、弥散着，成为世界体育发展的座标系。而其他国家、民族的体育文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成熟的，还是萌芽态的，无论是单一民族的，还是跨国的、多民族的，都只能归于“亚体育文化”，或“准体育文化”。
由于体育文化所特有的传播范围的广泛性，扩散倾向的世俗性，变异改造的保守性，以及流行普及的易接受性，这一主体体育文化一旦占有了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具备了专制主义文化的特征，而这种文化是以欧美价值观念为基调的，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从而使体育文化的多元性受到极大的伤害。今天奥林匹克与卫星电视、互联网、微软、好莱坞、百老汇、可口可乐、NBA、迪斯尼、摇滚乐、柯达等文化产品纠合在一起，在全世界涌动着，呼啸着，成批成批地倾销着，进入人们的生活方式，闯入各国的精神世界，使许多弱小几乎民族忘记了自己民族体育文化的过去，使多数青少年不知民族传统体育为何物。
(二)中国体育文化对重建体育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结果是文化的单一化，文化单一化的灾难性后果是扼杀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使文化走向枯萎和绝灭。谁也不愿意看到体育文化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逼近这样一个黯淡的前景。
那么，人类的这一文化困境如何解脱?
纵览世界体育发展的历史，审视各国体育文化的现实，只有中国体育文化可以站出来为保留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化做出尝试和努力。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几千年没有缺环的悠久历史，造就了源远流长且不断演化的体育文化，在中国体育文化的历史长卷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积淀了体育文化的厚度;第二，中国辽阔的版图和多民族的文化结构，生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世界，中国的体育文化不仅有汉民族的，还有少数民族的，不仅有宫廷的，还有民间的，不仅有军事的，还有娱乐的，不仅有养生健身的，还有竞技休闲的，这一体育文化的大千世界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第三，中国众多的人口负载了巨大的体育文化力度，因为体育传统文化积淀的力度是与该文化活的载体的人口数量成正比的，人口越多，体育文化的创造性和传承性就越好;第四，中国又是一个实现中外文化交流具有自觉性和较少功利性的国家，虽然在近代历史上曾实行过短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从整体上讲，我国从汉唐以还，一直在吸收着外来的体育文化，也将中国的体育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去，中国既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经验，也有输出中国文化的勇气，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涵养、改造具有顽强的毅力、海纳百川的宽容和天衣无缝的技巧;第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不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而且在国与国的关系上，都表现出那种雍容、和平、温良、宽柔的品格，这种亲和力是其它类型文化所欢迎的。
9 这对中国体育文化走向世界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世界众多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寄予希望，英国罗素先生在《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说：“中国人已经发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不少世纪，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采用，它将会造福于全世界。”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先生在比较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之后，也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讨论未来世界发展时说：“面对21世纪，我们的中国学所当承担的课题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批判经济至上主义的风潮，并且与利己及追求利润的原理相对抗;如何将中国思想中作为深厚的传统准则积蓄下来的仁爱、调和、大同等道德原理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出来„„”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二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中国体育文化对于平衡西方体育文化的偏颇，可以起到一种难能可贵的互补作用。从哲学意义上讲，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西方体育文化努力追求的是人类的可能性，即人类可以做到什么;而东方体育文化则要说明人类的必要性，即人类应该做到什么，因此西方体育主张“永无止境”、“超越极限”、“全力以赴”，而东方体育强调“适可而止”、“点到为止”、“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这两方面对于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
西方体育以追求功利作为发展动力，在形成巨大的社会文化运动的同时，要动用、消耗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因此走上商业化、职业化和滥用违禁药物是必然的。而中国体育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目标是修身、养性，主张是内外俱练、神形兼顾、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等平衡统一的原则。中国体育文化更具有业余的性质，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人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当世界走向老年化的时代，它理应受到老年体育的青睐，在讲究健康和休闲的今天，它的体育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文化交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而需要是文化交流的动力来源，对中国体育文化的需要是21世纪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
中国正在实现“和平崛起”，崛起的涵义决不仅仅是自身实力的强大，而在于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被普遍接受。古代希腊之所以永恒，就在于它的文化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全世界，其中包括奥林匹克文化。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族舞蹈、中国画、中医、中草药已经大踏步走出国门，逐渐被西方接受，即便是100年前从西方引进的电影艺术也开始反哺世界。那么，中国体育文化何以不能融入世界体育的潮流，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呢?
进入奥运会，举办奥运会，在奥运会上称雄，固然重要，但这毕竟只是体育善假于物表现出的一个侧面。我们要调整体育的价值观和体育政策，开展多角度的研究，将中国体育文化推介到世界上去，让全球了解中国的体育文化，无论哪一代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对世界体育文化的贡献，将载入史册。
(三)对“东方运动会”的殷切期待
今天我们不仅要把过去的文化遗迹保存下来，继续向西方传播，让世界真正全面地认识中国，而且要以中华文化为基元，在现实文化的基础创造上成为当代无可争议的国际典范。这就要把中华文化过去的运行规范、习惯方式推到新的境界，需要当代中国文化人做出新的努力，其中包括体育文化人。这就要求体育文化人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参与世界文化建设的眼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影响力的加大，中国承担起复兴东方体育文化的责任已经众望所归。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谋求霸权，不搞以我为中心。但是在建设代表先进文化方面需要为世界做出实际贡献，包括体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标志，笔者曾建议将中国的民运会与全国体育大会合并，逐渐加入中华文明圈的国家或地区，再加入亚洲地区各国，最后在推广到其他东方国家，创办一个全新概念的“东方运动会”。
东方运动会不是奥运会的对立物，但一定是一种新的文化创造，而任何一种具有新的文化个性的东西在诞生的一刻，都会遭遇阻力，只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只要勇于挑战现代世界体育主体文化的权威，只要在体制上有所创新，一定会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上走出一条新路。
东方运动会决不是东方民族体育的简单叠加和集成，而是一种新型体育文化的再创造，这也许是东方运动会得以问世和赓延的文化难点。但我们深信具有东方智慧的民族，团结起来一定会取得成功。
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范文第3篇
前不久，观看了一场《吉林日报》报社党委书记邴正先生的关于“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报告，深感自己身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身背国家文化建设与传承的重大任务，我们理应冷静下来仔细分析，在日后的学习工作中不断提升自己。故此有几点感悟列出与各位探讨。
一·何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自觉是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中的觉悟和觉醒。顾名思义，自觉地把握古今中外的文化发展脉搏，深刻总结文化在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制定出在现今社会正确的先进的文化发展策略，并且牢牢抓住未来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三点的总和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
从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新中国的建立到如今我们国家的蓬勃发展。应该说中国从自尊到自强，从独立到富强，任何一步都离不开先进的正确的文化力量的支撑。从战争年代的革命思想到建国初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三个代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到如今当得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新审视。无不体现出我们党，我们国家对文化建设的极大地重视，同时也正是由于文化上的持续快速的发展，才有了今天我们国家经济政治方面的繁荣景象!
二·文化建设对于全党全社会的重要作用。
翻开历史的长卷，古往今来，我们会发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在文化上达到发达的地步，才能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从唐朝的开元盛世到贞观之治，从明代的永乐之治到清朝的康乾盛世，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治世无一例外的都体现出了高度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再看国外，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国内经济，政治，均被瓦解的支离破碎。可是没有过多少年，这两个国家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他们靠的也正是发达的文化软实力。而面对文化改革发展的新形式，党中央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文化建设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大学生应该如何切实为我国的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我们是当代大学生，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建设归根究底是我们的使命。作为高等院校的大学生，我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等等无不影响着文化建设的方向。那么我们大学生应如何切实做到为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而贡献我们的力量呢?考虑再三，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出发：首先，作为高素质的大学生我们不可以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如今社会对我们普通高校的大学生的评价虽然不如以往，但是我们不能看低自己，盲目自卑不思进取。相反我们应该心系国家，以自信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之中，并切实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以扎实的专业基础投身到国家的文化建设上来。其次，我们应该加强理论学习，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最后，我们大学生应牢牢把握文化前进的方向，紧紧跟随先进文化的步伐，面向世界文化，不关门闭户，不拒世界先进文化于门外，学习借鉴世界文明当中
适合我们国家国情民情的先进文化。
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范文第4篇
摘要: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与消费结构的不断变化,我国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近五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现状出发,结合相关统计数据,运用相关性分析等方法,识别出文化消费的关键影响因素,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文化消费;文化产业;相关性分析
Cultural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TONG Ru-qiong,WANG Yong-gui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Key words:cultural consumption; cultural industry; correlation analysis
作为文化产业链上的最终环节和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文化消费对于拉动文化生产、提高国民素质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文化消费是指“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①。一般可以按照消费品的表现形态、消费阶层、消费性质和消费方式等不同标准对文化消费进行分类,本文所说的文化消费涉及居民在健身娱乐、教育、图书、电影、广播电视、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消费。借鉴有关学者的观点,本文主要依据消费目的和性质把文化消费划分为文化娱乐消费和教育消费。
一、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现状
随着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迅速提升。与此相应,居民的消费范围也不断扩大,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提升传统物质消费层次和改善物质生活质量的同时,文化消费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正迅速增加。
(一) 文化消费的总量分析
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对旅游、教育、娱乐休闲等文化消费的需求显著增长。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 280元上升到10 493元②,而恩格尔系数却由0.394下降到了0.367,伴随而来的是:城镇居民消费领域的持续扩大与消费热点的不断更迭。结果,大部分城镇居民已开始由传统的、以实物消费为主导向“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特别是文化消费)并重”转变。从城镇居民主要消费支出数据来看,尽管各类消费性支出都呈现出增长趋势,但在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支出增长却更为明显。例如,从教育文化娱乐支出的增长来看,在2005年,城镇居民的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支出已经是1995年的3.5倍,增长速度仅次于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明显高于居民在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与服务以及居住方面的支出增长。同时,文化消费在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已经从1995年的8.8%增长到2005年的13.8%(在2002年曾到达15.0%),已经超过“衣着”而上升到仅次于食品的第二位。
(二) 文化消费的结构分析
按照不同的消费目的和性质,可以把文化消费区分为趋于“休闲”倾向的文化娱乐消费和趋于“学习”倾向的教育消费。其中,前者主要包含文化娱乐用品及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支出;后者则主要包括学杂费、教材和托幼费等项目。在文化消费整体快速增长的趋势下,这两部分文化消费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这主要表现在:
1.教育消费依然是文化消费的主体。近年来,我国的家庭教育需求出现了三大转型,即从义务型转向自主型、从标准化转向个性化以及从单一性转向多元性③,并由此引发了教育支出的大幅度增长。但尽管教育支出的绝对值依然在逐年增加,但其增长速度已逐年趋缓,并且在文化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教育消费将逐渐趋于理性。在经历了盲目、非理性的扩张之后,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负担率已经很高。而与此同时,高校扩招、社会对大量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以及我国人才消费及评价的理性回归,使得高学历与就业机会之间的相关性有所降低,高额的教育消费支出并没有完全满足人们的效用预期。因此,合理定位的、与自身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教育消费,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
2.文化娱乐消费稳步上升。城镇居民的文化娱乐消费不但在绝对值上逐年增长,而且在文化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与教育消费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随着多媒体、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兴起,文化产品传播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并进而引发了文化消费方式的变革,从而大大刺激了城镇居民对手机、MP3、PSP和数码相机等文化娱乐用品的需求。同时,伴随互联网的发展与手机功能的换代升级,通信运营商与SP和CP提供的彩铃、图片、报刊杂志订阅等无线增值服务与网络游戏以及网络视频音乐下载服务等,也大大拓展了文化消费的内容范围。此外,近年来,我国大部分省市都将进一步完善城市的文化功能纳入到城市发展的规划之中,加大了文化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新建了一大批图书馆、博物馆、艺术表演场所、文化馆和艺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从而拓展了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消费的渠道和途径。
二、文化消费的关键影响因素剖析
实际上,文化消费产生影响的因素有许多,有学者研究表明消费者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最强(雷五明,1993);还有学者认为,在既定的经济条件下, 文化消费主要取决于消费者的素质、文化生产的状况、社会时尚和宏观消费环境等(李金蓉,2001)。下面将重点对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总体生活水平、收入的相关弹性和其他消费热点以及文化产品供给和消费环境等因素对文化消费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及总体生活水平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其文化消费能力的主要支持性因素。首先,在一般情况下,可支配收入的水平越高,文化消费的能力也就越强,文化消费量也就越大;其次,文化消费从属于与物质消费相对应的精神消费领域,与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和消费层次也存在着很大的关系。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只有在满足了低层次的基本生理需求后,才能产生社会、情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要。因此,也只有在人们的生活水平较高,其收入满足了低层次的物质需要之后,才会更多地投向满足精神需要的消费领域。
1.文化消费与可支配收入及恩格尔系数的相关性分析。我们收集了2000年到2005年有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人均年文化消费的数据。恩格尔系数代表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为了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可知,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与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恩格尔系数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前文所强调的文化消费与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文化消费的增长必须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低层次的物质需要的满足为前提。
2.文化消费与收入的相关弹性分析。利用相关数据,计算出2001-2005年间我国城镇居民各类消费的收入弹性以及文化消费结构中两类文化消费的收入弹性。通过相互比较,我们发现:(1)对于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言,文化消费是富有弹性的。这意味着,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涨幅,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2)医疗保健与交通通信消费的收入弹性,要高于文化消费的收入弹性,即由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所引发的前两项消费的增长,要大于文化消费的增长。这意味着,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量中,用于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这两项消费的比例要高于文化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文化消费的贡献率;(3)在文化消费结构方面,文化娱乐消费的收入弹性仅小于交通通信的收入弹性,远大于食品、衣着、居住、医疗保健,特别是教育消费的收入弹性,而且大于1。这说明:近年来,娱乐休闲类文化消费日益成为一种时尚,受到城镇居民的青睐,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与此相对,城镇居民的教育消费则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其收入弹性仅为0.91,年均增长率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涨幅,这与前面有关教育消费日趋平稳和理性的判断也是一致的。
(二)其他消费热点对文化消费的影响
目前,住房、医疗和汽车等消费热点持续升温,必然导致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向这些领域转移。例如,在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消费占总支出的比重由1993年的6.6%增长到10.2%;而1993年至2005年的12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年均增幅则高达21.7%,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幅高9.3个百分点④。这样,下面就选择医疗和住房两项主要消费作为代表,来考察热点消费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为此,我们收集了从2000年到2005年城镇居民的居住消费、医疗保健消费和人均年文化消费的数据,然后对其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与医疗保健消费和居住消费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是因为:第一,在某种程度上,医疗保健消费与文化消费可能代表着类似的消费意愿与消费倾向,即对于个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追求。例如,在文化消费中的旅游与运动类娱乐休闲同日常保健类消费,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居民对于身体健康的关注与追求;其次,居住消费、医疗消费与文化消费也代表着类似的消费层次,一般较为富裕的家庭可能会注重追求更高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因而愿意在改善这类生活条件方面投入得更多;最后,为了遏制医疗保健和居住支出的增加所带来的沉重负担,某些城镇居民家庭可能会有意识地增加日常文体娱乐活动,从而扩大了家庭在这一方面的支出。
(三)文化产品供给及消费环境
文化消费的繁荣一方面取决于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文化产品的供给。(1)文化产品的供给主要依赖于文化产业的产出。2004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3440亿元,占GDP的2.15%。而当年,日本和美国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分别达到了21%和28.5%⑤。由此可见,我国文化产业的规模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2)文化产品供给的增加将有效的促进文化消费的增长。2005年,我国故事片产量达到历史最高的260部,比2004年增加了48部;与此相应的,2005年,全国城市影院票房收入达到20亿元,比2004年的15亿元增长了33%⑥。(3)我国的文化市场目前还处于成长阶段,市场化程度低,再加上我国文化产业的立法相对滞后,导致目前的市场环境中存在诸多不利于文化消费的因素。尤其在价格这一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方面,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尚不健全,许多文化产品,如电影、文艺演出等票价的定价方式死板且往往偏高,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同时,对于新媒体、新文化业态,如,手机短信、网络音乐影视下载、移动无限增值服务等的立法空白点较多,使得公民在文化消费中的权利和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诸如垃圾短信、短信欺诈、网络增值服务的收费陷阱等都对消费者的利益造成了直接的损害,从而影响居民文化消费的积极性。
三、 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性启示
(一) 确定正确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以满足居民多层次的文化消费需求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消费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及消费结构存在着密切地联系。鉴于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上的差异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确立多元化与多层次性的发展战略,提供从高端精品到低端普及型的系列文化产品,以适合不同收入阶层对文化消费的个性化需求。同时,政府应考虑城镇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之间消费能力的差异性,引入宏观调控手段,利用财政、税收等政策合理调节、引导文化产品的生产及价格,采取差别定价,票价补贴等多种方式,降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成本,促进文化产品的消费均衡。
与此相适应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继续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体制改革,使市场机制在文化资源合理调节与配置、文化产业结构调整上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在积极改造传统产业领域的同时,适时抓住机遇,开发尚未得到有效利用的文化资源,积极发展新兴文化业态,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产品。
(二)政府应着力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建立和完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1)政府应努力完善文化产业的宏观管理政策,保证文化产业快速、健康、协调发展。(2)文化企业的发展往往需要雄厚的资金依托,因此,政府应积极筹措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基金,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同时,调整相关的税收政策,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3)为了扩大城镇居民家庭的文化消费,形成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循环,政府部门应进一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控制城镇房地产价格,减轻居民的医疗负担,从而降低消费热点对文化消费的挤出效应。
2.完善与文化产业及文化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制度体系。(1)文化产业是为大众提供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重要力量,发展文化产业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文化利益的重要途径。几年来,我国先后颁布了一些涉及娱乐场所、音像出版业及演出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这对于维护市场秩序,打击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文化市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文化产品、服务的内容与形式不断更新,新的消费载体不断涌现,现有的法律法规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在消费知识化条件下,某些消费者权益受损造成的危害可能比在单纯物质消费条件下所造成的危害更大,因此,文化产业立法应积极保护居民享有的文化服务和文化消费的权利。(2)文化产业是以创意为核心的产业,这使得文化消费的对象具有特殊性,这其中就必然涉及到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我国虽已制定了以《著作权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并对文化产品维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近年来许多新兴媒体的出现,引发了诸如网络下载、卡拉OK中涉及的侵权问题等,因此必须注意提高这些法律法规对现实的适应性并及时填补实践中出现的立法空白。
3.加强文化消费市场的制度建设,建立文化产业的市场化运作机制。(1)应建立健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维权机构,加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维权力度。(2)应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文化消费的交易成本。(3)应当建立针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交易平台并完善产权交易体系,为企业投融资和产权交易提供高效、便捷和规范的服务。
四、 结语
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作为相互影响与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已经成为今天人民生活的和社会经济的重要内容。文化消费内容的变化与载体的拓展必将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升级,并最终引发居民文化消费的新热点与新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从宏观上扮演指导者的角色,为文化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注释:
① 徐淳厚.关于文化消费的几个问题[J].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4):45.
② 中国统计年鉴——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③ 李向南.2004年七大热点市场展望(5):教育需求三大转型[N].经济日报,2004-02-13.
④ 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tjshujia/zggqgl/t20061101_402365447.htm[EB/OL].
⑤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70914/07341666429.shtml;http://www.china.com.cn/chinese/jingji/1215153.htm[EB/OL].
⑥ 《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7-2008年中国影视产业分析及投资咨询报告,中国投资咨询网.
参考文献:
[1] 冯义涛,邹晓东.上海市民收入变化对文化消费发展的影响[J].上海经济研究,2000(11):22-27.
[2] 邹晓,苏永军.上海文化消费相关因素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2000(3):67-71
[3] 李金蓉.关于我国文化消费领域主要问题的分析及宏观引导的思路[J].消费经济,2001(3):39-42.
[4] 雷五明.九十年代城市文化消费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J].消费经济,1993 (3):24-25.
[5] 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2001-2006.
(责任编辑:刘春雪)
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范文第5篇
摘要：在文化转型与教育转轨中，名校文化面临着艰难选择。名校文化发展意味着逐步克服文化与人的割裂与对立，形成文化与人的积极互动，促进文化世界与文化生命的同步优化。名校文化发展的深层机制在于办学者自身的文化更新，它迫切要求办学者跳出文化小圈子反观自身，提升自身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能力，同时善于捕捉文化冲突中蕴藏的发展契机，处理好文化的适应性与超越性的关系，调控好稳定与改革的运行节奏。
关键词：文化转型；名校文化发展；策略
近些年来，教育界不时拂过丝丝怀旧之风，《逝去的大学》、《过去的中学》、《北大旧事》以及《老大学故事丛书》等相继问世，背后究竟隐含着人们对教育的何种情怀与期待？我们是否在盼望追寻一所所名校的流风遗韵以获得些许慰藉？确实，教育史上虽有一些常春藤般的老牌名校，但也有不少曾经的名校却处于静悄悄的衰变之中。一位研究者曾于２００５年来到他魂牵梦萦的春晖中学作过一番考察，“猛然感到我来到的不是当年那个洋溢着创造乐趣、以求知为最终目标的春晖，而是全封闭教学、以考分决高下的春晖”，“白马湖的水已不像当年那样纯净，古人说物是人非，如今恐怕是物也非，人也非了。”［１］对此评论或许另可商榷，但它的警示是重要的：一切皆流，名校文化更如逆水行舟。名校文化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特别需要一种旨在“发展”的文化自觉。
一、文化转型：名校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
当代中国面临着的文化转型，包含着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整体性的变革，其实质是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自在自发的经验型的文化模式正为工业文明条件下的自由自觉的理性文化模式所取代，即通常所说的文化现代化或人自身的现代化。回顾历史上每一次文化转型，人们最终都会将视线集中于人自身。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点，就经历过从器物到制度、到观念、再到人自身的由表及里的进化过程，经历过从“洋务运动”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新民运动”。当代英格尔斯关于“国家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的论断以及提出的现代人的１２条特质，启发各个文化领域都在按照自己的理想构思、设计和追寻“新人”。“随着人对自己的全新的形象的塑造，人同时也就给自己提出建构一个全新世界的任务，于是，人和他的世界就一起都被崭新化了。我们从总体上称这种崭新化为‘文化转型’”。“任何一场文化转型，在其实质上应该是人按照更崇高、更美好的自我意识的标准对自己进行自觉的自我教化的过程，是人据其对自身进行更完善、更理想的形象塑造的文化过程。所以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变革，都应该把启发人自觉地为建设自己的新人格和塑造自己的新形象而奋斗作为根本任务”。［２］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转型，意味着基于自然经济的传统文化精神将逐步转化为以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现代文化精神，它具体体现在我们近期（２０２０年）的奋斗目标之中：坚持以人为本，使人民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业活动蓬勃开展。我们尽管面临许多矛盾和困难，但正坚定不移地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向着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目标前进［３］。
当代文化转型，在教育领域称为从观念到实践层面的“转轨”、“转向”、“变革”、“改革”，主题即是“素质教育”。１９９３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先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２０１０年颁发的《教育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克服应试教育倾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这里明确提出以优化人的素质为核心的教育文化转型的“战略主题”，以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面临着教育文化转型，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名校”理所当然地要发挥某种示范和带头作用。然而实际上，由于推进素质教育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新旧矛盾交织，体制性障碍与政策性问题并存，教育内部与社会环境相互影响，升学竞争压力高居不下，众多名校文化转型步履极其艰难，其所拥有的悠久历史和良好社会声誉常常成为沉重的包袱。前文引述的对春晖中学的评论后面还有一句话：“这不是春晖中学的悲哀，普天之下莫不如此，春晖不能幸免”。有些地方尽管推出了一些素质教育的“典型”，但常会引起置疑与争议，难以让人心悦诚服。有的“名校”早已背离了“宁丢几分，不丢方针”的办学传统，其文化精神发生了可悲的“逆转”：“不少儿童在尚未进入成人社会之前，就已经在学校中、在课堂中、在班级这个特殊的小社会中经历着被忽视乃至被歧视的漫长过程，体验着‘边缘’的惆怅与‘底层’的痛苦。对他们而言，学校还是乐园吗？教育还是道德的吗？”［４］
在文化转型中，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生活中的种种重要变化，诸如传统意识形态的淡化，精神追求的迷失，民主和权利意识的增强，经济利益的凸现，竞争精神的强化以及文化产业的崛起，大众文化的兴盛，西方生活方式与生活情趣的流行等等。新旧文化的差异与对立，使得那些曾经神圣与崇高的信仰纷纷消逝于世俗化的文化进程之中，文化的多样性与开放性中掺杂着大量文化失范乃至以“文化”为名的反文化现象，主流、逆流与潜流，浪花与泡沫，精华与糟粕，交互混杂，扑朔迷离。在教育界，明目张胆的应试教育已成过街老鼠，多被精心包装成素质教育模样以鱼目混珠。能否准确识别这种种现象，正确判断本校文化中何者应当坚持并强化，何者应当调整与改革，是名校文化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正如车子转弯时总有一些人要被甩下来一样，文化转型是对每一所名校的敏感性、适应力和主动精神的严峻考验。对社会环境的绝对顺应，必然会付出丧失自我的代价；拒斥社会环境的要求，一味地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则会失去对社会的适应，甚至失去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在两难选择面前能否开辟“第三条道路”？能否在与社会的积极互动中有效地保持和强化自身的个性特征？此外，对历史名校的另一重压力是，文化转型与教育转轨使得众多的一般学校面临难得机遇：在“重新洗牌”中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乘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一大批本来名不见经传的一般学校（例如江苏省的洋思中学，山东省的杜郎口中学等）迅速崛起，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先进典型，成为新兴的文化名校。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的是一条无法改变的铁律？
二、名校文化发展之内涵
按照“文化是一种生活样式”的理解，文化发展就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的“可能生活”前进。“文化的基本功能是可能性文化的建构，这就是重构文化，文化是在走向可能生活的过程中不断接受挑战而创造的整体性的生活方式。”［５］我们无法离开学校真实的日常生活去“重建”文化，无法一边日复一日地过着习惯而舒服的常规生活，一边去“创造”新的生气勃勃的先进文化。创造有文化情调、有精神气质、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无疑需要物质条件的优化和生活环境的美化诗化，但不应忘记生活方式改进的深层含义是人的本性的改变，换言之，文化发展的根本归属在于客体文化向主体文化的转化生成。“文化的发展和前进性运动，其意义的确定并不在于文化表象的千变万化上，而在于对深层文化结构的根本改造”［６］，亦即在人的生命存在的优化上。
文化学者曾试图将纷繁陈杂的文化概念分为两大类：功能性文化概念和主体性文化概念。前者侧重于将文化理解为人所创造的、为人所利用的文化成果，即“客体文化”。后者侧重于将文化理解为人类的存在方式，理解为人的内在素质，即“主体文化”。康德将两者区分为“文明”与“文化”：前者指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性、物质性、精神性的外化形态，后者指构成人类本质力量的精神性的内在性的因素。因此康德将“文化”定义为“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７］，此种创造直接指向人的理性、道德和审美为标志的内在人格的完善。可以说，文化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完善。然而长期以来，文化世界出现了“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相脱节、相失衡的局面，甚而导致“我们文化的灾难”。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说：“客体文化突飞猛进，主体文化却不能增进……外界事物正变得越来越有文化，而人却越来越没有能力从客体的完善中获得主体生命的完善。”［８］客体文化包围着我们，陷我们于越来越不自由的境地。眼花缭乱的信息，名目繁多的活动，应接不暇的检查，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轮番主宰着我们的现实命运，使我们难以集中精力对文化理想作深层次的理性思考。“与我们在物质上的非独立性一样，我们在精神上的非独立性程度也日益加深。”［９］
马尔库塞强调，“文化”应是与“物化”相对立的对人的一种“肯定”，在根本上是人的解放的尺度。人的解放不仅表现为人的本能压抑的解除和潜能的开发，同时表现为通过艺术与审美追求实现真正的幸福——“文化应当关注个体对幸福的要求”［１０］。就学校文化而言，其价值不仅仅是传递知识而在于“唤醒生命”，教育应当“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教育之根和文化之根的寻求，只能通过人的灵魂的唤醒才能实现”［１１］。学校文化固然要全方位地体现在学校建筑设施上，体现在形成传统的教育与管理活动模式上，但更应该致力于将特定的文化要素内化为本校师生的文化品格。简言之，学校文化的根本目标就在于促进客体文化向主体文化有效生成，使物质、符号、制度承载的文化转化为以人为载体的“活”文化。这至少意味着：学校中的课程教学、图书资料、实验仪器、体育器材、活动场所等所有文化活动和文化设施真正具备“为人的”的品格，能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优化人的生命存在；学校的所有规章制度和传统习俗，无论从主观动机和实际效果上都不应该成为人的发展的束缚，而是有助于人的发展的“弹跳板”；学校文化建设从重视人的文化符号（校徽、分数、证书、奖状、称号）到关注文化本体（人）的品性，关注全体师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直接目的。
学校文化的发展最终目标促进人的“向文而化”，这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而其起始则是一个从内向外的过程。文化世界优化与文化生命优化之间的动态循环，是从人“形成新的意识开始的。首先是人对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最终意义的重新设定，然后在这个设定的基础上，重新形成新的人性规定和人格形象，重新形成新的伦理准则和新的道德规范，重新形成人对物质事象世界以及文化实体结构世界的崭新关系，从而形成新的世界图景和新的社会理想”［１２］。因此可以说，名校文化发展当以办学者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程度”为起始环节。就是说，要发展文化，先得发展自己。只有以先进文化“更新”或“重建”自己，才能“更新”或“重建”学校文化，才能以一个全新的“我”去发展一所全新的学校。乌申斯基说：“教育的力量仅仅来自人的个性这个活的源泉。任何规章制度和纲领，任何人为设置的机构，不管它设想得多么巧妙，都不能取代教育事业的个性……只有个性才能影响个性的发展和定型，只有性格才能养成性格。”［１３］人的自我意识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最深的发源地，也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办学者只有立足于自我意识和整个意识领域的变革，只有自觉地认识到对自己内心的文化世界进行改造的必要性并自觉自愿地推进这种改造，同时形成相当的“文化能力”，才能有效地推进整个学校文化的进步。就推进素质教育而言，只有办学者真正具有对素质教育的深刻理解和迫切的内在需求，只有坚信素质教育是当代名校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素质教育才能在该校得到真正实施。在此之前，办学者为了显示“文化发展”，为了显示自己实施的是“素质教育”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有可能陷入名不副实的形式主义，导致非文化甚至反文化的恶果。
三、名校文化发展的基本策略
１．跳出圈子，以“他者”眼光反观自己
“文化自觉”的基本含义是对本文化的自知之明，这对于名校文化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名校文化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圈。一般而论，圈内人对于自己继承和创造的文化总有一种特殊偏爱，沉浸其间，怡然自得，在自享其成的同时发生着接受与同化，在自己身上留下本校文化的鲜明印记。此时的学校文化便具有了超越主体的客观形式，成为独立于每个个体的外在力量，并且会以自身固有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反过来控制和束缚学校主体，使之丧失某种创造活力。学校文化越是强大，越有影响，便越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可变更，也就越难对它进行改进和超越。特别是它面临挑战时，圈内人会本能地作出“保护性反应”，“这种反应与母亲保护自己婴儿的反应没有区别”［１４］。例如在教育改革中，“校委会常常最保守，因为他们总是由那些在已形成的制度中一帆风顺的人所组成”［１５］。打破封闭保守的惟一出路是开放。“我们往往对自己的文化不假思索，视为理所当然，这是因为它早已和我们自身溶为一体，无法分割了。……只有当我们拿自己与其他社会的人们相比较时，才会意识到人们在文化方面的同和异。”［１６］这就需要名校有计划地采取“走出去”或“请进来”的方式进行比较分析，特别要善于以“他者”的立场反观自己的学校，从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转变为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形成自我发展的新的冲击力。这里既要求准确地看出本文化的深层缺陷与弊端，更要求善于汲取圈外的文化营养，为自己的文化生命注入新鲜血液，以新的文化活力推进文化创新，实现新的自我超越。有时候，模仿借鉴的意义并不亚于无根基的“翻新”。当年蔡元培提出“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主张，就是一次成功的借鉴和移植，至今仍具现实意义——他借鉴的是西方大学的精髓。
２．捕捉文化冲突中蕴藏的发展契机
名校固然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但作为一个微型文化圈，一个不同文化汇聚交流的场所，文化的异质性蕴含着学校变革的潜在动力。学校内部新旧价值间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的冲突，社会主流文化与学校亚文化的冲突，外来文化与本校文化传统的冲突，围绕课程（教师与课程、学生与课程、课程内部等）的文化冲突，围绕组织机构制度的文化冲突以及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文化冲突等，常常不期而遇。从组织文化角度看，“变革是在学校日常活动中自然产生的现象，而不是由外力强行施与的东西。成员每天在学校组织中与他人互动就会有新经验产生，而成员重组经验的过程就是组织的变化过程”，换言之，学校变革“产生于成员行动与学校情境不断交融的过程中”，“是学校成员与环境互动的生活本身”［１７］。师生员工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萌生的新思想和创造的新事物，都会构成变革的动力源。只要学校领导尊重师生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保持敏锐的感知能力，保持对变革的开放灵活的心态，细心呵护新生事物的幼芽，就能抓住内部生成的每一次发展机会。因而，办学者要善于发现这些冲突中常常蕴藏着的新的文化元素和萌芽，善于发现其中蕴藏着的发展可能性和巨大的发展潜能，果断地不失时机利用其中的契机，促进冲突各方相互吸收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因子或文化体系；善于通过关联、联结、协调、平衡，逐步理顺各文化型式间的关系，形成一体多元，既有核心价值引领又有多元文化繁荣昌盛的局面。
３．调控好稳定与改革间的运行节奏
文化因适应和满足人的需要而产生和延续，适应性是其天性。名校文化是师生共同创造的，师生置身其间会产生一种如鱼得水的舒适感。在这一相对和谐的“家园”、“港湾”、“诗性的栖息地”，一切教育教学活动按部就班，日复一日，有如月落日升、斗转星移。文化的适应性维系着学校秩序的稳定，给每个师生以安全感、归属感和精神的滋养，同时实现文化对人的潜移默化。另一方面，文化在总体上具有超越性和创造性，具有自由自觉的特征。人的躁动不安的本性决定他们不会长期安于现状，他们会逐渐发现文化环境中不如人意之处，并会创造出新的文化（物质和精神的），满足自己的新的需要和新的适应感。“人的文化精神的每一次新的觉醒，每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都表现为对原有的人们习以为常的自在的文化模式的冒犯和超越”［１８］，表现为自觉的理性文化对自在的经验文化的革命和超越。
文化的适应性与超越性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而两者之间的循环交替则构成了文化发展的现实节奏。在稳定状态下，建构和巩固文化规则是文化意向的总体趋势，而在文化转型时期，原有的文化规则（制度、学说、原理、规章、标准、规范等）因对人的发展产生日益明显的障碍和束缚而发生合法性危机，需要加以变革和创新。“这种创新性过程，实际上就是人对自己的人格的不断地重新塑造，对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不断地重新组织，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世界的不断地重新建设。”［１９］稳定与改革相反相成，不可或缺。片面强调和谐稳定容易导致文化保守主义，过度的改革创新则会动摇自己长期积淀成的文化根基。“变是发展的契机，但成长的锁钥却在变中保持不变。所有文化的成长都是承续与变迁的结合。”［２０］名校文化稳定健康的持续发展，需要办学者善于权衡利弊，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空间和时间上掌握好改革的强度与节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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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ｍｏｕ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ＵＮ Ｋｏｎｇ－ｙｉ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Key words: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ａｍｏｕ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范文第6篇
我们都知道，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重要支撑。人类社会发展史既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在今天，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所以，我们要准确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天下大势，不失时机地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首先，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要准确把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环顾全球，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很多挑战。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全球经济治理出现新变革。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个国家各种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多，对我国的文化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然存在，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和地区热点此起彼伏，气候变化、生态恶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特别是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新情况下，国际社会发生的各种变动、各种信息已经可以通过扁平、快捷的信息传递方式，即时传到我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在尊重世界文化发展多样性的同时，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有效应对全球发展面临的挑战，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其次，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们要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在继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夯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同时，进一步坚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我们民族自强能力的重大考验。
再次，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为了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迈出关键步伐，我们要准确把握各族人民精神生活的新期待。改革使得中国人民在物质生活上富裕起来，同时人民希望改革能够使我们在精神生活上也富足起来。到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的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期待。据有关部门介绍，在过去五年改革实践中，为了让全体人民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我国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并已经取得初步进展。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行业国有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基本完成。全国已经核销事业编制17.2万多个，中央直属单位就核销了近2万名，全国共注销事业单位4300多个。公益性文化单位内部改革也在不断深化。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重要进展，责任明确、行为规范、富有效率、服务优良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形成。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成效也比较显著。新闻出版和广电系统实现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进一步转换，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怎么样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怎么样坚持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两手抓、两加强”;怎么样让人民群众看到更多的文化精品和传世力作;怎么样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怎么样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确保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怎么样坚持以人为本，维护职工权益，妥善解决社会保障衔接、人员分流安置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总之，我们要按照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准确把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准确把握各族人民精神生活的新期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奋力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
从中可以看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今天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任务和现实奋斗目标。明确这一点，不仅可以使得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有了一个高起点，而且可以使得我们在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中规划和推进我国的文化建设。那么，怎么样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呢?
十七届六中全会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全会还按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号召全党全国为实现这个目标共同努力，不断提高文化建设科学化水平，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为此，就要在增强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染力、传播能力等方面开拓创新，推进文化的繁荣发展。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首先要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一盘散沙的民族和国家是没有国际地位的，一个没有文化凝聚力的民族和国家是没有文化软实力的，也不会被人尊敬的。这种文化凝聚力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整个文化建设中居于统摄和支配地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与此同时，我们要通过文化体制改革，一手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一手抓文化产业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们一定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使得中华民族以一个具有强大民族凝聚力的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同时取决于我国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大力推进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创新。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特点，审美情趣、欣赏习惯、评价标准等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上、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创造。与此同时，在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如何让我们的文化能够为各个国家具有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们认同，并为他们接受和喜欢。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深入经济建设最前沿，深入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真实表现普通群众的喜怒哀乐，热情讴歌普通群众的精神风貌，使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另一方面要在了解世界文化发展特点的同时，充分挖掘我国历史文化宝库，大力弘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增强文化的表现力，使之以更具吸引力、感染力的新的文化样式展现在当代人面前。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还必须大幅度地提高我国的文化传播能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大力推进传播手段创新。文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我们都知道，在当今信息社会，谁的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我们必须花大力气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使我国文化传播能力有一个大的提高。同时，要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完善和落实鼓励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政策措施，培育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和对外文化中介机构，积极开展对外文化贸易，努力扩大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的份额。为此，既要树立现代营销理念，掌握国际市场规则，抓紧构建营销网络，充分利用各类国际性文化博览会、影视节、出版物展销活动等平台，做好文化产品的推介和营销，又要培养一批了解世界文化需求、懂得文化营销的专门人才。我们要抓住国际上研究东方文化、了解中华文明兴趣不断增加的有利时机，加强与国外知名文化机构的合作，不断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渠道，进一步扩大我国文化传播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