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范文第1篇
1 煤炭消费和经济增长特征
1.1 煤炭消费特征
在我国的工业消费当中, 其中发电和炼焦行业对煤炭的需求量是最大的, 这两个行业的煤炭消费每年要占据全国开采煤炭量的一半以上。另外, 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对煤炭消费有着极大的需求, 但是随着其他新兴的能源的发展, 我国在生活上面对煤炭的消费逐年在降低, 转由天然气等资源代替煤炭资源。
1.2 经济增长特征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 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1957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068亿元, 到2016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72万亿元, 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率超过9.9%。我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也由1957年的168元增长到现在的49351元, 并且在201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2 煤炭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煤炭经济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煤炭消费的增长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 我国的经济增长对煤炭经济有一定的依赖性。第二, 国家经济的增长是煤炭消费发展的前提, 只有经济增长才能够促进煤炭消费的进一步增长和煤炭资源科学合理的开采与利用。虽然煤炭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 但是经济的增长不能过于依赖煤炭资源的开采, 煤炭资源虽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种动力, 但是过于依赖于煤炭资源会严重阻碍我国的经济的发展, 因为煤炭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 过度的开采会带来煤炭资源的耗竭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
2.1 煤炭消费影响经济增长
社会经济的增长需要煤炭资源的投入使用到产出, 煤炭资源为我国的工业生产提供了保证, 利用煤炭资源能够推动工厂的机器生产。因此, 煤炭资源的供应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在工业生产中, 没有煤炭资源的支持, 就不会顺利的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生产产品的产出。在一定的程度上, 煤炭资源的消费能够推动我国的经济增长, 煤炭资源是国家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之一。
2.2 经济增长影响煤炭消费
国家的经济增长离不开的煤炭资源的支持, 但是煤炭资源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 国家不能够对其随意开采, 应该科学合理的进行开发利用。经济的增长能够为煤炭的消费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推动了煤炭资源的需求量, 只有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才会对煤炭资源产生更大的需求。经济的增长也为煤炭的开采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在开采的过程中更加的科学化, 更加的注重到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
结束语
煤炭资源是我国的工业生产中的必需品, 煤炭经济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作用, 经济的增长同时也促进着煤炭资源更加科学合理的开采。但是我国的经济不能过于依赖煤炭资源的消费, 应该向现代化、科学化的行业转型。只有协调好煤炭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才能够促进我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 提高煤矿开采的质量和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
摘要：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有限的自然能源对我们生活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煤炭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所必须要的物质基础之一, 煤炭经济与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联系。我国的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山西省, 山西省的经济增长很大的程度上都是依赖于煤炭资源, 在短期时间内山西省的经济离不开煤炭资源的开采。因此, 山西省应该要提高煤炭的勘探、开采以及清洁净煤的技术, 节约煤炭资源。我国对于煤炭资源的合理发开和利用, 能够极大的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本文通过研究我国的煤炭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分析煤炭经济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煤炭经济,经济增长,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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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范文第2篇
以广西代表性的竞争性行业和垄断行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情况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验证并解释了以行业垄断程度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即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分割因素在该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广西要大力发展竞争性行业、垄断行业要实行适应市场的用工制度、放宽对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准入，允许引入民间资本、积极应对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对就业带来的挑战的建议。
关键词：
行业垄断程度;劳动力市场分割;经济;劳动生产率;就业
F2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根据奥肯定律中的经验法则：失业率每增加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比潜在国民生产总值减少2.5%左右;反过来，如果要使失业率降低1%，则国民生产总值就必须比潜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2003年至2011年，广西GDP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6%，同期就业人口平均每年增长1.25%，呈现“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情况。但是，从一些学者的研究情况来看，学者陆燕春、杨喜孙在对广西1985年至2005年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广西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时并不完全意味着就业增长呈同向变化，在不同产业的就业弹性情况下，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存在不同方向的变化。从全国范围看，曹建云研究得出1978-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呈现微弱的负相关关系，二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015，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人口数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关系，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不是就业增长的Granger成因，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有效地促进就业增长。
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究竟是以怎样的机理，需要进一步探究。目前，广西存在着不同行业垄断程度，即以竞争性行业与垄断性行业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由于这些分割因素的存在，使得广西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正相关影响弱化。同时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研究，得出劳动生产率也是影响就业提高的重要因素，为使分析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更全面，使研究更贴近实际，因此在研究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同时引入劳动生产率这一调节变量进行分析，本文将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以广西代表性的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的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就业增长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建立数学模型，对广西代表性的竞争性行业、垄断性行业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内在作用机理。
2 研究理论与假设
2.1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先后提出的产出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数量的增加，劳动与产出的模型为：W=P×L，W是产出，P是劳动生产率，L是劳动力数量。柯布和道格拉斯根据美国的经济数据提出了投入与产出关系的模型：Y=λKαLβ，其中H代表产出，K代表资本，L代表经济中的劳动，α是产出的资本弹性，β是产出的劳动弹性，索洛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建立了技术进步情况下的索洛模型：
Yt=A0eλtf(Lt，Kt)
函数中Yt，Lt和Kt依次为t时期的产出、投入劳动量和投入的资本量λ、A0、α、β为参数。其中，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λ代表技术进步率，eλt代表技术进步因子。该模型证明，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具有一致性。
我国学者陈晓毅通过建立变参数模型，应用卡尔曼滤波估计研究得出，广西经济增长对于就业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且经济增长有利于促进就业提高。吴雨对广东省经济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得出广东省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有促进作用。陈琭婧研究发现贵州省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李海东对福建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相关性进行分析时得出福建省近年来存在“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情况，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存在非一致性。从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大体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有促进作用，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在此提出假设：
假设1：广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有促进作用。
2.2 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的关系
刘勇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就业增长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从短期看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就业之间是对立的逆向相关关系，但从长远来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王忠通过研究得出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就业增长率将会下降。
王林辉、董直庆利用MS-VAR模型分析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存在非一致均衡特征，二者存在替代效应。田成诗、王婵对辽宁省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数据进行分析时得出辽宁省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就业增长具有非一致性，有替代效应。因而在大量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广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劳动生产率提高会使就业率下降。
2.3 劳动力市场分割及其调节作用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可以追溯到约翰·穆勒和凯恩斯，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有非竞争性的特点。现代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学者们认为传统理论无法解释劳动力市场的诸多现实问题，他们摒弃了竞争式分析方法，强调劳动力市场具有分割属性，制度与社会因素对劳动力市场有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相关的学说和不同的分支。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Doeringer&Piore，1971)与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Doeringer&Piore，1971)是两个重要的基石，其中皮奥里(MRore)和多林格(Doeringer)最早完整提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dualthory)是分割理论中被引述得最多的一种并成为分割理论的代表。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不是完全竞争和统一的。
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问题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存在不同的观点。许经勇、曾芬钰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城乡分割、行业分割、地区分割。
聂胜认为1990年以来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非国有经济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单位间的流动性加强，所有制分割不断弱化。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大多数行业引进市场竞争机制的同时，仍对某些行业实施行政垄断，开放与垄断行业的劳动用工、工资福利制度不同，收入水平差异日趋明显。王大鹏认为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阻碍着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限制了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造成了效率损失。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以行业垄断程度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在广西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的相关关系中有调节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04年至2012年广西统计年鉴数据，对于数据中垄断性和竞争性行业的划分，Demurger、Fournier、Li and Wei(2007)的研究中把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作为竞争行业，把金融业、水电煤气水生产供给行业划分为垄断性行业。马欣欣在分析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时把地质勘查、水利环境业划分为垄断性行业。并且很多学者在对中国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进行研究和分类时，大多把农林牧渔、制造、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划入竞争性行业，通常把金融、通信、水利电力煤气等行业划入垄断性行业。因此本文在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后，本文中的数据选取广西代表性的垄断性行业为：(1)电力煤气水生产供给行业。(2)金融业。(3)科学、地质综合技术服务行业。(4)水利、环境行业。竞争性行业为：(1)农林牧渔。(2)制造业。(3)建筑业。(4)批发零售业。(5)住宿餐饮业。并求出2004-2012年各年垄断性行业、竞争性行业不变价增加值总额、劳动生产率、就业人数总和。同时为了消除价格变化的影响，采用“平减指数”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数据如下表1、2所示：
3.2 研究模型与变量解释
本文基于假设1和假设2建立线性回归分析方程模型：
W=αX1+βX2+C
其中W为就业人数是因变量，X1为增加值，X2为劳动生产率，C为常数，α为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回归系数。β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回归系数。
基于假设3，为了更好地验证不同行业垄断程度，即竞争性和垄断性的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因素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分别要建立竞争性行业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模型：
W1=α1X11+β1X21+C1
垄断性行业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模型：
W2=α2X12+β2X22+C2
此外，两个模型中的系数α1与α2、β1与β2有显著的差异。
3.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Eviews7.1软件对数据进行最小二乘OLS回归分析，并直接对比观察广西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的数据，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主要内容有：(1)检验统计数据的拟合优度，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2)通过回归分析，验证上文提出的广西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之间关系的两个假设。(3)通过对比数据，总结归纳，验证上文中以垄断性和竞争性行业和制度为表征的市场分割因素在广西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的相关关系中有调节作用的三个假设。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增加值、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研究
表3、表4、表5显示了全部行业、竞争性行业、垄断性行业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变量即经济增加值、劳动生产率与就业之间的数据回归结果。
从表3-表5中各表中调整后的R2可以看出这一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好，且3个模型均通过通过F检验，在整体上显著。
从单个变量的情况来看，全部行业的经济增加值X1对就业人数W的回归系数α为0.73，且在与P小于0.0001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就经济增长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有效带动就业人数增加0.73个百分点。全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X2对就业人数W的回归系数β为-0.17，且在与P小于0.0001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劳动生产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就业人数减少0.17个百分点。
对于竞争性行业，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带动就业人数增加0.79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得就业人数减少0.18个百分点。
对于垄断性行业，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0.13个百分点的就业人数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对于就业人数影响则甚微。
综合以上数据结果显示，在广西全部行业，或者分垄断性和竞争性行业，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正相关关系显著，且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有促进作用，因此假设1成立。同时从广西全部行业来看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劳动生产率提高会使就业率下降，所以假设2成立。因而这一结果也说明要解决就业问题，关键还是大力发展经济，但同时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也发现竞争性行业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要远远高于垄断性行业，竞争性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就业人数减少也要多于垄断性行业，这需要在以下内容中做进一步的探究。
4.2 以行业垄断程度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的调节作用
从上文表3-表5中的数据结果来看，不同的行业垄断程度即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的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可见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由于行业垄断程度的不同，竞争性行业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垄断性行业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应，且竞争性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替代作用也要高于垄断性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产生的效应。垄断性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回归系数β2仅为-0.00005，而竞争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回归系数为-0.18。产生这样的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两大类：行业自身原因和劳动力个人的特征。文章主要讨论行业自身的因素，因而从行业自身因素来判断，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存在着用工制度和管理上的差异，在用工制度上垄断行业多为国有和集体企业，多为存在着“铁饭碗”的情况，在企业生产能力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时，企业并不采取裁员的措施来进行劳动力调节，这样垄断性行业的就业规模就比较稳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替代作用就较小，这会引起企业的用工效率下降，增加成本。而竞争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替代效应则较大，这表明了竞争性行业对市场更具有适应性、用工制度更灵活易变，竞争性行业企业的用人效率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也跟着提升，这可以从表1的统计情况中得到验证。
结合表3-表5在全部行业中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系数为0.73和-0.17，而在竞争性行业中，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的系数为0.79和-0.18，在垄断行业中，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对就业的系数为0.13和-0.0005，垄断性行业对应全部行业的系数相比差异则较大，可见在广西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的共同背景下，竞争性行业的经济增长能够带动更多的就业机会。
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3，即以行业垄断程度为表征的市场分割因素在广西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的相关关系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5 结论启示
本文以广西代表性的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为研究对象，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研究了广西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证实了广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广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且验证广西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的存在，并解释了以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分割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上述两个相关关系中发挥了调节作用。综合全文得到以下启示。
5.1 大力发展竞争性行业，促进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增长
在相同条件下，经济增长更能带动竞争行业吸纳就业人数，通过大力发展竞争性行业，能够有效的促进就业;因此政府应当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而竞争性行业中多以中小企业为主，由此政府可以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有利于其发展壮大，从而吸纳更多人员就业。对比发现竞争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要远低于垄断性行业，因此，对竞争性行业要加大投入技术研发和管理创新，如发展现代农林牧渔业。如餐饮、住宿行业，企业也要加强自身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能力的培训和提升，提高竞争性行业从业人员的经营管理能力。
5.2 在垄断性行业实行合理的、适应市场化需求的用工制度
广西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以行业分割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垄断行业享有更高的工资，因而劳动力在就业时会优先考虑进入垄断行业，即使一时无法就业也会宁愿选择暂时性失业。因此要促进就业，就应创造一个公平、有效率、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在竞争行业中，企业的竞争会促进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竞争。同时实行合理的用工制度，适应市场化需求，有利于降低人力资源成本，提高企业劳动生产效率。
5.3 放宽对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准入，允许引入民间资本
为了解决广西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呈逐年波动下降的问题，提高广西垄断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市场竞争力，政府和企业应着手对部分垄断性企业的改造，使之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放宽对一些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准入，例如放宽对金融行业的市场准入，允许引入民间资本和外商投资，从长远来看这对于广西金融业的发展和完善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能增强广西金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金融行业的过高收入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但是这需要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秩序加强监管力度。
5.4 积极应对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导致失业率提高的挑战
从短期看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会对广西就业增长产生不良影响，但从长远来看由于技术进步、会刺激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会促进社会物资财富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会使人们的需求产生同向增长，从而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本来生产，从而促进就业。因而为了应对短期的不良影响，政府应当完善社会就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在加快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应该投入更多资金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和培训，从而提高他们适应技术进步变化的能力，反过来，由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又会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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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范文第3篇
经济结构调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移、体制和组织创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我国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发发展为目标，积极主动、全方位地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在物质上保证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实现，从而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
一、第
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一是，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更好适应全球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一度带来严重冲击。这种冲击表面上是对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对过多依赖外需的增长结构的冲击;二是，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进口的依赖程度明显上升，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
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范文第4篇
【摘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问题一直是研究学者们的关注焦点之一，而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国内外经济学界的争论较大，论文数量众多。本文通过研究和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文献资料，对国内外观点进行归纳总结，综述过程中笔者做出适当的评论。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综述
前言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金融与经济发展二者关系的研究探讨始终未曾远离人们的视线。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扮演的角色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
熊彼特1912年曾在他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因素，并认为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对推进技术的进步，进而影响经济的增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如此，人们认为熊彼特是比较早关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经济学家之一。
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里，可以说，金融已拥有了现代经济的核心地位！对于金融在经济增长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比金融与经济增长二者相关关系的研究成果，争议较多，但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不同意见：
一、无关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这种金融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观点也被称为需求导向，赞成这一理论的研究人员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金融的发展只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被动反应。金融发展的这种反应可以解释为，经济主体伴随经济增长而对金融服务产生的需求。早期的研究如Joan Robinson（1952），莱文（1993），帕特里克（1966），Robert Lucas和Stem（1989）等[1]。
Joan Robinson（1952）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它只是被动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Khan和Senhadji（2003）通过对比一些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和经济数据后发现，银行的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起的作用简直可以忽略不计[2]。
国内研究方面，谈儒勇通过研究中国的股票市场和经济数据后发现，中国的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明显的负相关。孟猛也认为金融深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不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而经济的增长对货币化程度的起促进作用，但其对非金融机构能够取得的贷款量几乎没有影响。赵玉龙和庞晓波也做过类似的研究工作。他们通过对动态数据的发掘，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我国的因果性关系比较弱，这说明我国金融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因而我国的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可以通过完善金融相关服务，提升金融的效率方面获得[3]。
韩延春（2001）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增长基本没有太大作用，而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二、促进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
这一类相关的文献著作比较多。熊彼特提出了别具特色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有赖于金融的相关因素结合产业资本。指出银行的信用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196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Raymond W.Goldsmith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这一著作中，首次将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进行了比较，开创性地提出了一套指标用于衡量一国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并对35个国家1860～1961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得出了“在大部分国家中，假如对最近数十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不难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大致平行的。”这一结论。
King和Levine（1993）对80个国家1960～1989年间相关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不仅有联系，而且有很强的相关关系。他们认为由于社会中存在着信息成本以及交易成本，这些因素的存在推动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产生和发展，金融体系通过自身的中介桥梁作用，发挥了强大的功能，促进经济社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从而使得经济得到增长[4]。
在国内，对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实证层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1999），他采用1993～1998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关的季度经济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线形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证明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呈现较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米建国和李建伟检验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金融抑制以及金融深化问题，他们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无论是金融抑制还是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的增长，而实现经济最优增长的前提是金融的适度发展[5]。
丁晓松通过单位根和协整检验考察了1986～2002年间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间的关系。他的研究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比较积极的作用，但是，经济增长对于金融发展而言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6]。
运用产出增长率模型，赵振全和薛丰慧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我国金融发展之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揭示，我国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而对信贷市场的作用则较大[7]。
三、抑制论：金融发展抑制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这一观点被大部分的研究学者所认同，但是，仍然有部分学者对此种观点提出异议，在他们看来，金融的发展将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Van Wijnbergen（1983）和Buffie（1984）等人认为有限的金融信贷额度会因为金融体系的发展而使得国内厂商可得的份额减少。即社会投资和生产率会因为金融中介与国内厂商之间的竞争而降低[8]。
Diamond（1983）、Krugman（1998）等人认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供求的弹性较低并且经济结构上的刚性，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供给以及相应需求的不足，这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尤为突出；而市场供给及相应需求的不足又使得与之相对应的价格参数不能行之有效地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要求。按此循环，必然会使得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形成相互阻碍的关系[9]。
也有一些学者分析提出，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其分担风险的能力大为增强，如此一来必然会使得用于预防风险的储蓄相对减少，储蓄率的降低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可以推导得出经济增长延迟的结论。
四、互为因果关系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贷款利率是资本成本这一观点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比较低的贷款利率有利于促进投资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但是McKinnon和Shaw提出金融抑制论却对此持不同观点：政府对金融活动的过度强制干预，而受到政府压制的金融又会反过来阻碍经济的成长和发展。
Mckinnon（1973）和Shaw（1973）基于这一观点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从中分析了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金融抑制”现象作为考察重点。Mckinnon和Shaw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金融约束行为和金融压抑现象。
Mckinnon的金融抑制论理论认为：对于经济发展而言金融变量与金融制度并非中性因素，它不仅能起到促进作用同样也能起到阻滞作用，关键因素在于政府决策部门的选择。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即金融资产的积累速度快于非金融资产的积累速度。他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从金融领域入手进行经济改革，金融市场应该减少人为的因素干预[10]。
在国内，陈军和王亚杰通过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同时深入研究了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我国现阶段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双向的因果关系[11]。
康继军，张宗益，傅蕴英通过对比东亚三国：中、日、韩的经验发现，实证中从长期因果关系上来看，日本GDP的增长中有金融中介发展和股市发展的带动因素，检验结果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假说提供了支持；韩国的GDP增长与股市发展不仅促进了金融中介的发展，而且，股市的发展也从GDP增长和金融中介的发展中受益，韩国的检验结果对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对中国的检验发现结果异于日、韩，在长期中，可以得出GDP增长和金融中介的发展对股市发展起带动作用这一结论，反过来，也能得出金融中介和股市的发展对GDP的增长起促进作用的结论，然而，这种关系只在长期中存在，在短期内并不存在，但是，这个结果揭示了长期均衡中的状态[12]。
五、小结
各个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差异巨大，且制度背景各异，研究手段的差别会使得研究得出结论会差异巨大。本文通过研究国内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研究资料，大体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与现状。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的深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的关系也会愈发复杂，对这一领域的探讨研究也会不断完善。
实证研究方面，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还处于发展的阶段，目前为止尚且没有哪一种计量方法可以在实证上做出对错判断。这主要是因为：
1.“金融”这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很难也没有人能够做出一个较为完整而且准确的定义，在经济和金融创新日益发展的大背景下，金融也处于剧烈的发展变化当中。因此，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键因素也较难确定，建立于历史研究数据的可靠性和由此做出的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推敲。
2.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中除了金融发展这一因子以外还有其他众多的因子，并且，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这也使得我们很难以去否定其中的某一种假设。
总而言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是永无止境的，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证考究都还路途漫漫。只有不断地完善理论研究体系，补充其中的不足，进而指导实践，从实践中发现并解决问题，才能使理论和实践得到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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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圣达.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9（10）：5-22.
[10]朴松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2009（21）.
[11]陈军，王亚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2（8）：48～51.
[12]康继军，张宗益，傅蕴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因果关系—中国日本韩国的经验，金融研究，2005.10.
作者简介：梁峰华（1986-），男，广西玉林人，广西大学商学院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齐鲁晋（1986-），男，广西南宁人，广西大学商学院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与投资管理。
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选取2005-2014年西安统计数据，从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福利四个维度构建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分析西安市经济增长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2005-2014年间，西安经济增长数量迅速扩张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也在稳步提升。具体来说，经济增长效率波动较大，经济增长的结构总体呈上升趋势，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稳步提升，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人民。
关键词：西安；经济增长质量；主成分分析法；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经济增长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在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200多年历史中，一直把经济增长的数量问题当作是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探讨如何实现经济数量上的增长，但却忽视了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在中国经济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的背景下，西安经济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西安经济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研究如何更好地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合理评价区域经济增长质量，为提升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奠定理论研究基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研究综述
国外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增长质量的某一个维度出发来探讨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一些学者从结构优化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如Chenery，1960；L.L.Pasinetti， 1981；BeasonandWein-stein，1996）；一些学者从经济波动的视角来考察经济增长的过程（如AghionandHowitt，1992；RameyandRamey，1995；Bar-ro，1996；TurnovskyandChattopadhyay，2003）一些学者从收入分配入手来探讨经济增长的结果问题（如Murphy，ShleiferandVishny，1989； AlesinaandPerotti，1996；Barro，2000）；一些学者从资源环境方面来研究经济增长的代价（如DonellaH. Meadows， 1972；Donella H. Meadows， 2004；Scholzand Ziemes， 1996；Schou，2000；GrimaudandRouge，2003）。
国内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通过一个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来实现，这其中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构成指标体系的各维度的选择与确定，这取决于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其二是各基础指标的合成，目前相关研究文献主要采用熵值法、相对指数法（赵英才等， 2006）和因子分析法（彭德芬， 2002；刘海英、张纯洪，2006）。
综上，现有文献只是从经济增长数量视角出发，把除增长数量以外的各种因素都纳入到经济增长质量的范围之中，这就造成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无法得以确定，由此相应的度量也就无法进一步展开。因此现有文献中对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指标的选择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使得对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测度结果也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由于受到数据等方面的限制，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实证研究较少，特别是对某一特定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实证研究就更为薄弱。
二、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出发，将经济增长质量内涵分解为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福利四个维度对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情况进行评价。在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构建各指标体系的内容。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10个基础指标。
（一） 效率指标
经济增长效率本质反映投入产出的过程，魁奈最早提出经济效率的概念，我国经济理论界关于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早期沿用了马克思劳动生产率的概念，经济效率是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去的最多的使用价值。经济增长本质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具有较高的投入产出效率，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单位GDP能耗代表资源能源使用效率，GDP增长率直接代表了投入产出水平。
（二） 结构指标
结构指标反映资源和要素的结合关系与配置情况。合理的经济结构是较好经济增长质量的成果体现和重要特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伴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投资结构等。
（三）稳定性指标
经济增长稳定性是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平稳特征。经济增长平稳性包括产出、物价、就业等方面，具体指标包括经济增长波动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等。
（四）福利性指标
经济增长的福利性既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又是经济增长的结果。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表现为经济增长能够改善全社会成员福利状况，其指标包括人均GDP、恩格尔系数、人均可支配收入等。
三、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测度分析
本文以西安市为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2005～2014年为研究时间段。数据来自《西安统计年鉴2015》。恩格尔系数取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平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取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平均数。
正向指标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正相关，逆向指标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负相关。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对逆向指标采取倒数形式使其正向化。为避免各指标单位不一致，采用均值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采用eviews7.0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二）测度结果
从表2反映出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自2005年以来，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升，2014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较2005年增加了7.39，说明西安市经济总量增长同时，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让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
四、西安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判断
本文通过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的构建，通过对西安市2005-2014年以来的基础指标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改革以来西安市在经济增长数量迅速扩充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也在稳步提升。
西安市经济增长效率波动较大，原因在于单位GDP能耗较高，制约了经济增长的效率。如何降低能耗是西安市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需要应对的问题之一。
西安市经济增长的结构总体呈上升趋势，2009年受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略有降低，其他年份基本呈现上升态势。主要原因在于：在西安市产业政策的支持下，能源、航天等特色产业发展迅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西安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稳步提升，得益于近年来西安市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态势，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较小，较好地控制物价。西安市经济增长福利指数稳步上升， 2014年福利性指数较2005年增加4.42，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人民。体现在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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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与经济发展范文第6篇
非常荣幸参加2017宁波发展论坛，尤其是在十九大刚刚结束以后，来讨論一下十九大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跟我们宁波发展的机遇。大家知道，十九大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里程碑的大会。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且宣示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道路，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目前处于中国现代史上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伟大时期。
为了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我们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面临两个百年之交，确立未来的发展，明确了从现在到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2020年到2050年分两步走，要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这样一个总体的框架下，中国在未来的发展，根据我个人的分析，有三点是不变的，有三点是变化的。
一、“改革进行时”的基本判断、经济增长潜力巨大，以及中美合作共赢的基本态势不变
1.“中国改革永远在路上”这个基本判断没有变。
大家知道，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从1978年到2016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0%左右，贸易增长速度达到14.8%，这是在人类经济史上，从未有过这么高的速度，在这么长时间段上的经济发展。在这样的高速增长态势下，我们从1978年人均GDP连原非洲国家平均数三分之一都不到，到2016年人均GDP达到8100美元，变成中等偏上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七亿人摆脱了国际贫困线——也就是每天1.25美元的生活费用值，我们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并且，中国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唯一一个没有出现系统性经济危机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好的经济总体表现呢？
最主要，我们的改革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我们是根据中国国情、中国实际，像十九大报告说的，走自己的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有很多落后的、效益低的大型国有企业，当时我们采取了“老人老办法”，继续给大型国有企业以必要的转型期保护，经济维持了稳定。同时对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采用“新人新办法”，不仅允许准入，而且政府还积极因势利导。另外，就是搞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工业园区，在全国基础设施普遍不好的情况下，在这些园区里集中把基础设施搞好；在全国营商环境还不太好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些园区里面实现“一站式服务”；为了让产品快速进入国际市场，我们用招商引资的方式，把一些原来在国际经济生产价值链上生产的港资企业、外资企业招商引资到国内。由此，我们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苏联东欧采取一次性从计划经济跳到市场经济的方式，他们经济崩溃，危机不断。
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方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一方面取得全方位的亮丽成绩，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就是在“老人老办法”中，为了保护效益稍逊的国有企业，在转型期过程中保留了一些对市场实施干预的做法。例如金融，我们是以大型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这样的金融体系是结合当时大型国有企业的需要，能够给它提供资金；并且为了保护大型国有企业运行，资金和主要的运营成本是人为地压低。这样的好处是，使这些大型企业能够在转型过程中维持稳定；但其结果是，占大多数的一般中小企业得不到资金的扶持，而且资金的价格是压低的。随着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很多民营企业也变大，而我们那种以收入比较低人群收益补贴收入比较高的大型企业这种做法，也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且，因为行政垄断，干预资金，出现了寻租行为。金融是这样，矿产资源产业上也是这样，在大型的服务业，像电信、电力产业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为了维持转型过程中的稳定和快速发展，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收入差距扩大的代价。
改革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们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在大型国有企业运行过程中，转型期的“老人老办法”，给予必要的保护，这是雪中送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金、资本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短缺。原来很多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制造业，今天由于我们的资本积累，这些企业只要有好的管理就可以获得资金；这些企业原来缺乏自身生存的能力，到今天，应该已经有了自己生存的能力，这样保护补贴的性质，就由过去的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
2013年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后，我们深改组，推出各个领域的一千多个改革方案，但是这个改革方案的落实，需要一段时间。而一旦这些改革方案都落实了以后，是不是改革就完成了？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随着我们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进展，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上层建筑也不断随着经济发展、经济基础的提升，必须不断要有相适应的调整、相适应的改革。这样，我们的经济发展才能不断地前进。
从这一点认识来讲，我们改革将会永远在路上，绝对不会说，到了哪一天我们的改革会停止。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地在路上——这是第一点认识。
2.经济增长潜力巨大的基本态势没有变
我们的改革开放持续了38年，平均每年有9.6%的增长。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他们都曾在一个阶段取得了经济快速增长，也曾经像我们一样达到每年平均8～10%的增长，但是维持的时间，一般也就是二十年，二十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从8%变到6%，降到5%甚至是4%。而我们现在，已经是38年了，这可以说是超常规、超快速的、超长期的发展。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潜力到底有多大？这些年来在全世界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有人认为，那些跟我们处于同样阶段的经济体，维持8%的增长速度也就二十年，我们已经38年，将近两倍了，我们还能维持高速增长吗？尤其从2010年以后，我们的增长速度节节下滑，去年增长速度为6.7%。在这种情况下，国外有不少学者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从9%点多降到6%点多，降到5%点多，甚至是4%点多。国际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部长，同时也是拿克拉克奖的，他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常规增长速度是3%，他说中国正在向3%的速度滑去。
要分析这个看法，必须要先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经济增长的本质，当然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靠的是现有产业技术的创新，每个劳动力可以生产越来越多的东西，质量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高。因此，不断涌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把原来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劳动力、土地资源、资本配置到附加值高的产业，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两种必要的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一样：发达国家维持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靠的当然是提高新附加值产业不断的涌现；发展中国家或者像我们处于中等偏上国家，也是这样。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本质的差异：发达国家现在收入水平处于世界最高值，产业技术是处于世界最高值，他的现有产业价值也是世界最高值。在这种情况下，他要继续增长，就必须发明新技术、发明新产业，要发明新技术、新产业投入巨大，但失败的概率很大。发达国家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一百年来平均每年的收入增长2%，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大约是2%，加上人口增长的因素，发达国家过去100多年来，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大约是3%。
我们改革开放38年，是怎样以高于发达国家三倍的速度增长的呢？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有一个后来者优势，你现在用的技术比过去好，就是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有差距，就代表技术有差距，把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比你好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就是技术创新；你现在的产业，只要比过去的产业附加值高，就是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靠后来者优势，有可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发展。这个道理很简单，但真正能用这个道理的国家不多。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0多个经济体，只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持续二十五年或更长时间人均GDP发展为7%或更高的成绩。改革开放以后的我们，是这13个经济体之一，而且我们表现是最好的，我们增长速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
那我们发展潜力还有多大？有人认为已经发展了三十多年了，已经没有什么潜力了。但是我认为，判断的方式不是看已经用了多少，而是你跟发达国家产业差距有多大。怎样判断你跟发达国家产业差距？当然要看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因为这代表着你的平均技术水平，你的所在产业平均附加值。从2010年公布的2008年以前世界各个经济体人均GDP指标看，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是美国21%。这相当于什么水平呢？相當于日本在1951年，那时候他人均GDP也是美国的21%。相当于新加坡1967年跟美国的差距，我们台湾在1975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韩国在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这四个经济体，就是我谈到二次大战以后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后来者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日本从1951年到1971年，维持二十年，平均每年9.3%，新加坡1967年到1987年，台湾是1975年到1995年二十年的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都是懂得利用后来者优势取得发展的13个经济体中的几个，他们维持了二十年，大约平均每年是8%到9%的增长。
从这个角度——我们从后来者优势看，应该从2008年以后，我们还有二十年8%增长速度的潜力。
当然有人说，你有8%的增长潜力，这些年为什么一直往下滑，滑到现在6.7%、6.9%？增长潜力是从技术来看，从供给侧来看的，实际上增多少，还要看需求侧。从2008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经济进入到比较长期的疲软，例如我们出口比较多的国家有些产能过剩；当然，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也有自己内部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导致增长潜力不能完全发挥。我想这是主要因素。
如果从实际增长看，2008年到2016年我们实际增长平均是8.3%。从这个角度，从潜力来看，我觉得我们在未来十年左右，或者稍微更长一点，这个潜力还是有8%可以继续挖掘。从这一点来看，这个基本国情不会变。
3.中美合作共赢基本态势不会变。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被计算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们的贸易总量是世界第一。我们的经济增长潜力巨大这个基本态势没有变。也就说，我们还是会以比发达国家更快速度的态势来发展。我相信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会不断提高，我们的经济总体规模也会不断扩大，到2035年，无论用哪一种指标，中国都会是世界第一大国。美国目前还是世界最强国，而我们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我们经济基础在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就有所谓“世界老大”和“老二”位置的变化。
从过去情形来看，老大和老二位置互换的时候，会发生一些矛盾。像周围一些国家的问题，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甚至跟印度的问题，背后都有美国的煽风点火。这一点大家从报纸上看，也是非常清楚的。
对我们来讲，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外部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是跟美国的关系。中美之间到底能不能维持一个基本和谐稳定的态势，这也是大家关心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老大、老二的位置固然要变化，但是决定两国关系的最重要因素还是经济。中美之间，经济上是共赢的。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经济规模我们超过美国，但是我们只是规模超过美国，人均GDP水平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因为我们人口是他的四倍。按通行算法，美国现在人均GDP达到57000美元，我们是8100美元，只有他的七分之一，这样的收入水平代表了不同的劳动生产率，代表不同的产业水平。我们有优势的产业，但相对来讲，还是处于附加值比较低的。美国产业水平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在附加值高、资本技术比较密集的点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跟它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当然希望维持他的国际老大地位，但美国老百姓、企业，关心的是经济不断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样，一方面就要有技术的不断进步，第二方面，必须要有不断扩大的市场，能够把他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出去，才能实现它的价值。我们知道，从2008年以后，按照购买力评价，我们是世界最大市场，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世界的最高点，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也就是每年全世界市场扩展的30%以上在中国。从美国自己的经济利益来讲，如果没有中国这样扩张的市场，他的经济态势会很差，他的就业水平会很低。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他每四年要选举，选举要花很多钱，要选民支持。在美国，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如果要站稳董事长、总经理的位置，必须要交出一个亮丽的企业盈利成绩单，他不能没有盈利。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跟美国的发展是共赢的。
特朗普上台之前，在选举过程中将很多矛盾焦点都聚焦在中国，把美国的问题都推给中国，他提出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增收关税，到现在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对墨西哥，说要建长城，说建就建。最主要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是符合他们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美关系，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国际影响交叉变化的过程中，矛盾是不能避免的，但只要我们保持自己的定力，继续发展我们的经济，我相信这一切都将会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当然有一天，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了，我们的产业跟美国在同一个水平了，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这种关系能不能维持？我觉得还是能够维持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如果我们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大家知道，美国现在人均收入水平跟欧盟国家相比，他们的产品是同一个档次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关系是怎样的？有竞争。在国际贸易理论上，同一收入水平国家的比较优势，是靠每个国家的专业分工专精化而达到规模经济，然后向其他国家出口。在这种情况下，欧盟跟美国最主要的经济合作方式是大家互利共赢：你生产的产品卖给我的市场，我生产的产品卖给你的市场。如果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我们经济关系的原则，就會变成分工进行合作，所以互利共赢还是不会变。
第二，如果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跟美国的同一水平，我们的经济规模跟美国比较会怎么样？人口是美国的四倍，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四倍，我们的实力就是美国的四倍。到那个时候，我相信美国就像拳击运动员一样，轻量级选手不敢挑战重量级选手。因此，只要我们保持定力，充分利用我们的发展，中美关系基本是稳定的，基本还是可以保持比较好的状态。
这三点，我认为无论就未来中国与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过程中的中国来看，都是基本不变的国情。
二、人们需求、外部环境、国际治理等三个方面的变化及其影响
1.人们需求发生的变化
我们知道，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的需求会变化。按照马斯洛理论：收入水平低的时候，要满足的是温饱；温饱解决以后，是满足安全问题；安全问题解决以后，要满足在和谐社会里生存的需求；再上一个层次，不仅要和谐，每个人要得到尊重；最后，每个人要追求自我的实现——就像王阳明讲的，追求每个人成为圣人的自我追求。
目前，我们属于收入中等偏上的国家，相信到2025年左右，我们就会进入到高收入国家，到2035年，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需求跟过去的需求就不一样了，就是十九大所讲的主要矛盾变化。我们要不断满足人民比较高层次的需求，包括环境优美，生活要有质量，食品要安全，人要得到尊重，并且在各种事务上要有更大的发言权、参与权。尤其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跟过去不同，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是一个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微信的时代。因此，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自然问题，很容易被宣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各种治理，社会治理、政治治理必须与时俱进来改善，才有可能实现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2.外部环境的变化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我们能不能实现8%的增长，这在宁波应该感觉得更深刻，因为宁波是一个开放性的港口城市。发达国家过去平均每年增长3%，从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能不能恢复到3%的增长？发达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的，然后到欧洲。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如果爆发金融经济危机，它内部一定有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发达国家爆发经济危机有很多内部的深层次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该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结构性改革，在我们国内是大家都熟悉的词，在国外也是琅琅上口的词。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一直喊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去年杭州G20峰会上，也把结构性改革作为一个共识。但是我想，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相当难。主要原因是什么？发达国家必须要降低一般工人的福利，金融机构必须要去杠杆进行改革，政府必须要减少财政赤字，这是发达国家面临的结构性改革，如果这些能落实到位，他们会有好处。但是，工人福利水平降低，等于收入降低；如果金融机构能去杠杆，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就会弱；政府财政赤字减少，碰到外部冲击的时候，政府利用短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能力就不够。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就远低于3%，现在只有1～2%，失业率已经处于历史高位。如果降低福利，就要减少需求；金融机构要去杠杆，就会减少信贷；政府财政赤字减少，投资就会减少——这样，失业率会更高，经济增长幅度会低。在这种情况下，哪个国家愿意呢？所以对这种结构性改革，他们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像日本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到现在的经济低迷期，进入经济增长1%、2%左右的徘徊。现在大家觉得美国经济好，实际状态是怎么样呢？按照世界银行测算，2016年美国增长只有1.6%；2017年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从1.6%增到2.1%；2018年预测美国增长速度是2.2%，还是达不到3%；2019年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1.9%。我想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欧洲、日本都是这样。
世界经济发展慢，出现各种问题。比如英国脱欧，实际上是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经济增速放缓，当地居民和移民的矛盾放大，他就想脱离欧盟。美国特朗普上台，实际上也是因为美国经济的问题。各个地方爆发的一些恐怖袭击等等，实际上也是由经济发展的问题引发的。
在国内经济发展不好的背景下，美国、欧洲特别容易把矛头转向我们，所以像我们周边的问题，他们常常会煽风点火。
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过程中，很可能面临各种外部环境。相对和平、相对稳定、相对友好的外部环境，这是我们的心理预期。当然，我们也必须保持定力，来发展我们的经济。
3.国际治理发生的变化：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
现在的国际治理体系，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所制定出来的，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这种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治理结构，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二战以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治理结构，反映的是美国的理念、发达国家理念。但同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也必须承担一定的道义上的帮助。所以，成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援助。此外，还有很多来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双边援助。据统计，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达到3万亿美元，从资金数量来说并不少，但是实际的效果怎么样？二次大战后，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只有两个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一个是我们的台湾，一个是新加坡，到2035年，很可能中国会成为第三个进到高收入的国家。1960年时，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到高收入，其中有8个是西欧国家，像希腊、西班牙，或者是石油资产性国家，另外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就是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框架带来的结果。与此同时，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低收入陷阱或者是中等收入陷阱。二次大戰后，发展中国家普遍摆脱殖民统治，开始追求他们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但实际上成功的不多。在和平框架下，应该是发展的好机会，但为什么成功的不多呢？因为现有国际治理框架和认识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自己经济的时候，普遍按照发达国家理论制定政策，走发达国家给他们建立的道路，而不是走自己的道路。他们认为可以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理论，这就违反了要素比较优势，没有针对自己的发展阶段来制定政策。
而第二波——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则过于忽略政府的作用，把制度看做是万能的，认为发达国家最好的制度必然对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好的，没有考虑各自发展阶段的不同。那么，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经济发展不好？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造成发展中国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么充分的市场经济，所以导致了失败。当时提出的看法，就是推行华盛顿共识。
二次大战以后，少数发展比较好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的发展道路、转型道路基本上都是走自己的道路。二次大战后少数几个真正赶上发达国家、缩小差距的国家，首先是日本，他们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开始，当时这样的发展路径被认为是错误的，但他们却发展起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进行转型的时候，当时很多理论，说计划经济要转型要改革，中国采取“渐进-双轨”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被认为是错误的。但现在看，少数在转型期维持稳定和发展的国家，像中国、越南、柬埔寨，都是渐进的方式，当时都被认为是错误的。实际上，在美国为首的这些国际治理体系，反映的都是以发达国家做参照系，代表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出发点很好，但是效果不一定好。王阳明说“知行合一”，发达国家提出这些理论，好像都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但是你按照他的理论，却得不到明显的效果。
当今中国地位越来越高，在国际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中国除了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资金，还应该提供经验：我们怎么样从一个原来连非洲人均收入三分之一都达不到的国家，变成一个稳定发展的新型经济，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的。所有理论都来自于实践。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理论，看起来很好，但这是以发达国家的前提、条件作为基础的，拿到发展中国家来必然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机会，总结中国的经验，提出怎样让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不断发展经济。
未来发展的选择是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条件跟我们一样，把我们这个理论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我想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也会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目前为止，全世界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15%。中国变成中高等收入经济体以后，发达国家人口将达到34%，全世界还有66%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他们跟我们一样，会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我想，来自中国的理论，有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现代化的梦想。这是未来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的第三个变。而这个变化，我相信对发展中国家会有很大的帮助。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的问题就是发展缓慢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输出我们的发展经验，这对发达国家也好，对发展中国家也好，都会是一个合作共赢新时代的到来。
宁波改革开放以后，其业绩一直在领跑。我今天上午算了一下：改革开放38年来，我国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是9.6%，宁波增长13.3%，比全国高了3.7个百分点，是了不起的。宁波现在人均GDP按照人民币计算超过11万，按照美元计算已经达到1.8万美元。1.27万是高收入经济体，所以宁波已经是高收入经济体了。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巨大的，中国经济增长还在持续。我希望宁波能够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中，继续领航全国的发展。
宁波过去的发展中，我觉得有各方面都做得好的许多经验。如果从共享的角度来说，宁波本来有这方面的优势；绿色也是宁波的优势；协调，宁波各种制造业非常发达；创新，“中国制造2025”示范试点城市，宁波是第一个，如果抓住“中国制造2025”示范试点城市的机遇来进行创新，我相信宁波的未来一定会维持比较好的发展水平。宁波可以抓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继续领航全国的发展。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