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

2023-09-20

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第1篇

第一节

认真研究方案,部署创新工作

市人口计生委即将下发的《关于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实施方案》。

一、明确目标任务

(一)市内跨县漏管流动人口控制在500人以内。

2011年报表(2011全年流动人口、育妇、出生情况)统计为:各县(市、区)统计三明市内流入人口53943人、流出62690人,流出比流入多8747人。

任务艰巨!要从8747人减少到500人以内。 对县、乡的要求:

1、本市外县流入地已做流入管理登记的,户籍地要做流出登记;

2、户籍地做流出登记的流入地也要做流入登记(流入地经过核实确实查找不到的要通知户籍地删除流出登记记录)。

关键是:

1、乡镇流动人口信息操作人员的责任心

2、社区、小区计生管理机制和管理员、协管员队伍

(二)城市社区人口计生工作上新水平。在创新服务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经济开发区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等方面取得突破。

每个县都要树立服务管理创新的典型。

(三)人口信息化建设有创新发展。实现新全员人口信息系统、技术服务信息系统、流动人口信息系统“三网合一”平台建设。

各县都要使用“三网合一”后的软件(平台在政务外网上)。 目前:

1、流动人口程序在政务外网中试用,3-5月为外网和政务外网两套一起使用

2、技术服务软件在乡镇级使用,还没有用的要尽快开始使用

二、创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理念

1、对流入人口,在发展政策、宣传教育、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便民维权、帮扶救助等方面给予同城同待遇。

关键就是出台均等化服务文件并落实到位。

2、对流出家庭,侧重当好留守儿童家庭、空巢老人家庭服务的桥梁,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用亲情感化他们,使流出人员理解和支持人口计生工作。

关键就是服务,以情感人,带动工作的落实。

3、实现工作理念由管理为主、为生育过程服务为主、为计划生育家庭服务为主向多样化、个性化、均等化为主的全员人口的生命全程服务转变。

可以有以下一些内容和项目: 出生后优育、早教 小学、中学就餐补助

留守儿童家庭孩子教育帮促 中考加分 考上大学补助 就业技能培训支持 创业扶持,贴息贷款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生育关怀、生育保险 养老保障

三、创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模式

实行“网格化管理、市民化待遇、亲情化关怀、个性化服务”的“四化” 服务管理工作新模式。

(一)推行“网格化”管理。积极探索建立“网格化定位、全城区覆盖、职业化管理”的城市社区人口计生工作服务管理新模式。

1、搭建网格工作平台。按照“六普”小区划分,每个小区作为一个网格,利用卫星遥感地图,将网格内的所有单位和房屋、住户的基础信息进行区分定位,绘制平面图,录入微机,与全人口系统、流动人口系统、技术服务系统对接,实现人口信息“一次采集、多次使用、多家使用”。

统计口径与“六普”一致,人口的管理统计是按实事常住地进行,不按户籍地统计,本县内乡镇流动到城关镇的,城关镇要纳入统计管理。小区的划分与“六普”一致。

对于每个楼栋的每个房间号,都有以下人员的信息: (1)本房间号的户籍人员(现在何处、何时流出);

(2)现居住在本房间号的非本户籍人员(户籍地在哪、何时流

入)。

网格信息化管理: 两个程序结合:

(1)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福州市勘测院、省统计联合开发) (2)“三网合一”后的新程序

数据记录条数估计要增加30-50%,汇总数据口径有两个: (1) 计生统计原来的口径 (2) 统计局的“六普”统计口径

2、服务队伍支持:

组建网格服务团队。整合社区资源,每个网格配备一名懂计生、肯吃苦、会服务的计划生育协管员。每个社区组建一支计生服务团队,一支社区志愿者服务团队,常年为社区群众提供生活全方位、生命全过程服务。

3、工作机制保障:

建立网格工作机制。明确计生协管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加大对网格计划生育协管员的业务培训和指导,建立计生协管员例会制度、考核奖惩制度。

通过推行“网格化”服务管理,为市民建造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快捷服务通道、药具发放多元服务通道、生殖健康知识快速传递服务通道、维护合法权益法律咨询服务通道、生产帮助与生活救助服务通道“五条绿色服务通道”。

(二)实行“市民化”待遇。为解决流动人口创业办证难、务工就业难、落户安家难等现象,着力打造公平的创业环境、舒适的居住环境、和睦的人文环境。在政府层面上,要建立和完善相关政策,实现与户籍人口同服务、同管理、同待遇;要积极引导、理性对待流入人口,流动人口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者,当然也应该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在户籍人口层面上,要认识到城市的繁荣建设,离不开流入人口,要在心理上接纳流动人口。在流动人口层面上,要自觉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之中,融入城市市民之中,要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提供“亲情化”关怀。建立计划生育法规咨询、流动人口管理咨询、儿童免疫咨询、宣传服务咨询、落户咨询、证件办理咨询六个方面的公开服务承诺,做到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诺必践。采取送进门、送进家、送到人的方式,把一张计生联系卡、一份登记

表、一份宣传资料、一本人口计生条例、一份计生合同等各类计生宣传品送到流动人口经营或活动的场所,使流动人口在各种场合都能接受到人性化的计生宣传服务。

(四)实施“个性化”服务。依托市、县、乡人口和家庭公共服务中心,设立流动人口服务平台,通过12356人口计生阳光服务热线、移动信息服务和市人口信息网,建设网上生育审批服务平台,接受群众人口政策咨询、网上生育办证服务,实时或通过移动信息服务,当好留守儿童家庭、空巢老人家庭服务的桥梁,为常住人口、流动人口、留守家庭和空巢老人家庭提供个性化的计划生育、避孕节育、优生优育、家庭服务等项目的服务。

四、创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机制

1、深化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一盘棋”工作机制。加强户籍地和居住地之间、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从协调相关政策、加强队伍建设、规范工作程序、统一服务标准、完善工作制度入手,落实各项服务管理责任,规范和巩固基层基础工作。通过 “三网合一”,在网上及时交流、通报、反馈市内流动人口信息,做到市内流动人口不漏管、失管。

2、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出台《三明市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意见》,探索建立“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互通信息、协同管理、综合服务”的工作机制,落实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受计生技术、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方面的免费技术服务,强化综治、城乡建设、教育、公安、民政、财政、人社、卫生、工商、计生等部门的衔接配合,合理配臵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推进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障、技术服务、就业、培训、居住、就学、就医等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实行以从业地管理为主、居住地配合、户籍地协助的服务管理机制。加强经济开发区人口计生工作,实行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和开发区、产业园工作机构“双重”考核。在流动人口聚集、条件较成熟的经济开发区、企业、商会等,建立流动人口计生协会,协会与工会积极配合,维护外来职工的合法权益,主动联系当地计生部门定期上门集中开展生殖健康、孕环情检查和办理婚育证明,为企业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各种便民服务。加强私营企业人口计生工作, 全面落实企业法定代表人计划生育责任制,建立健全计生服务管理制度,依法承担起企业计生管理责任。

4、建立社区负责、民警配合、物业协助、业主参与、协会推动“五位一体”的管理机制。深化城区住宅小区流动人口计生管理服务,督促物业公司把好业主入住登记关、业主迁出登记关、业主计生动态信息关。推行门栋长、单元长等计生管理信息员制度,将计生工作纳入业主公约中,实现新建住宅小区人口计生工作的共建共管。

五、分类指导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模式创新

1、梅列、三元、永安要探索实行流入人口网格化管理、均等化服务、新市民之家等服务模式,加强经济开发区、产业园流动人口计生工作,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加便捷、完善、高质量、高品位的服务。

2、沙县要在流入、流出人口两个方面探索完善服务管理模式。在流入人口方面服务管理上,探索实行流入人口网格化管理、均等化服务、新市民之家等服务模式,在凤岗街道、金沙园区(或物流园)培育示范点;在流出人口服务管理上,进一步完善、提升驻外工作人员管理流出人口经验做法,开展流动人口留守儿童家庭、空巢老人家庭“诚信计生〃幸福家庭”创建活动在夏茂镇、高桥镇培育示范点。

3、宁化、尤溪要探索加强流出人口服务模式。重点开展流动人口留守儿童家庭、空巢老人家庭“诚信计生〃幸福家庭”创建活动,当好留守儿童家庭、空巢老人家庭服务的桥梁。要通过为流出人员提供技能培训、外出就业指导、司法援助,为留守家庭提供子女上学、老人医疗保健、家庭生产、生活、关怀关爱等服务,创建流动人口留守幸福家庭,创建流动人口留守幸福家庭示范村(居)、乡(镇)。

4、泰宁探索实行流出人口驻外协会服务模式,流动人口诚信计生与旅游经济相结合服务模式。

其它县结合本县实际开展创新活动。

六、开展创建流动人口诚信计生服务管理示范街道、社区、小区活动

拟培育市级精品示范街道1-2个、精品示范社区5-8个、精品示范小区12个,每个县(市、区)培育县级精品示范街道(城区镇)1个、精品示范社区1个、精品示范小区2-3个。

各地在培育典型中一定要结合精神文明建设、新农村建设、基础工作较好、队伍力量叫强等情况,来精心选好点。

七、进度安排

1、制定方案。3月份制定全市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项目

实施方案,各县(市、区)结合本地工作实际,制定本地项目实施方案,细化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模式和均等化服务内容。3-4月份出台《关于加强城市社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意见》和《三明市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意见》,确定“三网合一”的信息化建设方案。

2、调研布点。3-4月份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选点布好流动人口诚信计生服务管理示范街道、社区、小区。

3、项目推进。5-9月份,深入示范点进行督促、指导,培育示范典型,拟选择1-2个工作进展快的地方召开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模式创新或均等化服务现场会,推动工作开展。

4、总结提高。10月份左右,总结提炼各地示范点好经验和好做法,通过各种形式,在全市进行推广。

八、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

2、重视队伍建设。每个社区居委会要根据人口规模按每3000人配备1名计划生育专职人员,按照网格小区配备计划生育协管员,计划生育协管员数量原则上不少于辖区流动人口数量500:1的比例。可以对现有计生协会小组按网格小区进行整合,协会小组长兼任网格小区计划生育协管员。机关、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楼栋要设立人口计生工作信息员,员工数量较多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大中型企业要配备专(兼)职计生管理员。

3、提供经费保障。认真落实国家、省关于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经费投入要求,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按照财政体制,及时拨付,保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创新发展的需要。

4、强化工作督查。每季度对各县(市、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中队伍建设、信息收集、通报反馈、均等化服务等问题进行通报,要求限期进行整改反馈,督促提高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水平。

5、改革考核办法。按“六普”小区划分和“六普”统计口径,加大抽查考核力度。严格服务管理责任,凡流入地没有发现或没有通报的,主要责任在流入地;凡流入地已通报、户籍地不及时抓落实的,主要责任在户籍地。凡从业企业服务管理不到位和没有及时通报的,主要责任在从业地。各地也要通过完善考核办法,促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落实到位。

本节小结:

一、选点: 选好典型示范点

二、清查:按“六普”口径结合联网清查调查后网格化管理的人口数据信息,这是基础

三、信息:使用好两个程序

四、制度:文件规范,经费、队伍人员保障

五、开展服务:项目、内容、具体个案、初步成效

第二节

学习规范,抓好落实

《福建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规范》于2012年2月17日下发,请各地抓好学习和贯彻落实。

一、机构、人员配备要求

市、县两级应设臵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机构,根据本辖区流动人口规模配备所需编制人员,在编在岗人员最少应保证有3人以上。 村(居)按辖区流动人口数量500:1的比例配备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管员。

乡级以上配备流动人口信息管理所需计算机操作人员。

二、经费投入保障

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所需的工作经费、国家规定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经费、药具经费等,应列入本地财政预算予以保障,按户籍人口计划生育人均标准投入并保持每年同步递增。

三、县、乡、村人口流动人口工作职责

四、信息管理要求

县级以上人口计生部门对FJFIS运行情况实行定期通报制度,同时应加强信息动态监测和综合分析,指导基层提高信息管理和应用水平;乡级人口计生机构应建立流动人口个案信息采集和登记管理制度。

重点服务管理对象信息协查和反馈,协查信息应在个案信息登记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交。县(市、区)、乡(镇、街道)及村(居)流动人口信息管理人员每个工作日必须访问FJFIS,接收和查阅本地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交互信息,做到即接收即处理,有协查必反馈。

网络化协作。现居住地已为育妇落实孕环情检查服务的、办理一孩生育服务证的、落实计划生育手术服务的信息均为通报信息。现居住地应在

落实以上服务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通报。户籍地应在15个工作日内接收现居住地通报的信息,核实无误后更新至FJFIS。

五、均等化服务

向育龄群众免费提供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口计生有关部门为需要出具《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的已婚育妇,免费出具和邮寄报告单。

六、目标管理考核

现居住地重点考核婚育证明查验、流入人口建档、流动人口符合政策生育、计划生育手术免费落实、流动人口免费孕环检、流动人口重要信息及时更新情况以及流动人口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满意度等;户籍地重点考核流出育妇《婚育证明》办证、流出人口计划生育登记、流出已婚育龄妇女避孕节育措施落实、信息反馈和“查无此人”真实情况、流动人口符合政策生育等情况。

明确协作责任:

(一)下列情况由户籍地承担责任:不按规定采集上报流动人口信息资料,造成流动人口信息登录不及时、档案资料不完全、不规范的;不按规定管理流动人口信息系统,个案协查、信息反馈、信息统计上报不符合要求的;对现居住地提出个案协查、协作处理申请未能有效配合,因时间拖延不能落实补救措施,导致违法生育等不良后果的;在办理《婚育证明》等服务工作中故意刁难、搭车收费、强制已婚育龄妇女返乡孕检以及在流入地设点收费的;发现流动人口在流出前已怀孕,未采取有效措施,又未告知现居住地而导致违法生育的;违反法律法规或未履行相关职责,以及违反本规范规定的其它相关情形。

(二)下列情况由现居住地承担责任:不按规定采集上报流动人口信息资料,造成流动人口信息登录不及时、档案资料不完全、不规范的;不按规定管理流动人口信息系统,个案协查、信息反馈、信息统计上报不符合要求的;对户籍地提出的个案协查、协助处理申请未能有效配合,因时间拖延不能落实补救措施,导致违法生育等不良后果的;落实免费技术服务不到位,违规收取服务费的;对在现居住地居住30天以上的流入人口,未实施有效服务管理的;对政策外怀孕对象,采取了消极驱赶措施的;违反法律法规或未履行相关职责,以及违反本规范规定的其它相关情形。

本节小结:

按照规范要求:

一、配好队伍、人员

二、落实经费保障

三、落实信息化管理、均等化服务等相关工作

四、明确考核要求,以考核督促工作的落实

全省流动人口会议近期召开,到时有新的精神,各地要结合抓好落实。

第三节

规划统计工作要求

一、尽快适应新全员人口信息管理系统运作方式

1、报表信息上报模式转变

由原来乡-》县-》市的方式,变为:乡-》市

县里不要再收集数据、汇总报表上传市里,而是查询使用报表。

2、每月6-12日,系统自动汇总报表数据,12日形成最终的报表,县乡只能查询。

3、本市内迁出要迁入方同意才能做迁出

三明市内总人口、出生等都可以通过程序查询到,本市内管理交接单、出生上报证明可以不要了。

出生不报就做迁出的行为已经行不通了! 迁入地在迁入时要严格把关,对方已经生育的认真看看出生有无上报,没有上报的可以不同意迁出方的迁出申请。

要求:《福建省全员人口信息服务和管理系统应用规则》

1、县:

(1)每天进入程序,查看有无迁移方面的申诉,有的马上询问具体情况,给予判定;

(2)6日-11日,县里要每天进入程序查看本县乡镇数据变动登记情况并审核报表数据,督促乡镇做好变动登记工作,确保报表不出现逻辑差错。

2、乡:

(1)每天进入程序,查看有无迁入申请,有的马上核实,4天内答复是否同意接收;

(2)9日前做好报表,10日修改个别差错,11日内乡镇一定要做好本月报表,12日半夜三点后修改的数据就是下个月的数据了。

二、适应考核变化

(一)对县考核

《三明市“诚信计生•幸福家庭”创建工作考核方案》,考核150分中分为三个项目内容、人财物保障、目标责任和加减分内容,最后计算时折算为80分,20分为平时工作督查和业务工作分数,由市人口计生委领导和各科室评定。

要完成市下达各项任务、工作要有创新加分才能取得好的成绩。 另外:省各处(室)对县也有进行打分,各县要抓好省、市布臵的常规性工作的落实。

平时上报数据资料主要有:

1、信息数据质量:

(1)全员人口信息数据质量、报表数据质量(逻辑关系) (2)流动人口信息数据质量 (3)技术服务软件使用

(4)农村系列奖励扶助五项制度数据质量(2011年沙县、永安差错很多)

都是网络上的、省里都掌握到的数据,只要责任心强、用心都是能够做的好的。但有些地方就是做不好,总是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里要提醒几个县(市、区):

沙县、清流、永安、梅列:统计人员有待加强,否则迟早出问题! 将乐是流动人口统计问题! 提高全员人口信息数据质量,本月底前要求乡镇努力修改完所有差错信息。

目前数据信息差错很严重! 比如:

常住人口数据库280万条,全市共有差错32万条,占11%,清流18%、梅列16%、尤溪、沙县15%、宁化11%。

身份证号码差错17万条,占6%,沙县10%、宁化、尤溪、大田7%。

有3万3千多条姓名和身份证号重复的记录。

乡(镇、街道)微机人员要进入程序中提取差错信息,并认真进行修改。

程序中进入“交换及数据维护”中的“信息质量检查”,共有13个检查内容,要逐一进行检查,双击差错数会出现具体人员名单。

2、各科室上报省资料

所有上报省、市的数据,局长都要亲自审阅把关。

3、临时性的调查

比如:2011年全省独生子女调查 批评:沙县大洛!(全省唯一一个没有及时将点差数据录入到省服务器程序中去的单位)

(二)对乡考核

1、《三明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推行人口计生重点管理乡(镇、街道)的实施意见》(明人口计领[2011]7号)

简单介绍近几年出生的变化趋势:

一孩出生数量决定,分析13-15年为全市的生育最高峰期。 全市平均生育一孩年龄,2011年全员信息数据中统计为24.87岁,实际应该只有24岁多一些。(梅列区为27.5岁,实际应该只有27岁左右)

2012年2月(5个月)报表,全市出生比上年同期增加13.5%,初婚增加15.2%。

2、各县对乡镇的考核方案

3、准备下发的2012年市人口计生重点管理乡镇考核方案

(三)经得起人口变动调查的检验

三、配合做好每年一次的人口变动调查(11月1日-10日)

(一)明确做好人口统计调查工作的重要性 每年一次的人口变动调查是衡量各级党委、政府人口责任目标完成情况和政府人口绩效工作情况的重要依据。

1、各县(市、区)调查的出生人口政策符合率要在责任目标之上;

2、经得起省、市抽查验收

有的地方,不负责任,坐在办公室照抄计生数据资料,这肯定是要出大问题的。

局长要高度重视人口变动调查工作!

全市完不成90%的出生人口政策符合率,后果很严重: (1)省对地市考核,三明将为倒数 (2)绩效考核,三明为倒数

哪个县(市、区)调查数据影响全市完成90%的出生人口政策符合率,后果很严重:

(1)市对县考核,将为倒数 (2)绩效考核,为倒数

哪个乡镇调查数据出问题,后果很严重: (1)完不成出生政策符合率指标 (2)完不成出生统计准确率指标

(3)被市里列入重点管理,严重的单列管理。

(二)明确调查统计口径

1、常住人口不同:

人口变动调查将调查时点流入且流出户籍地半年以上的人群作为常住人口统计,流出半年以上的人群不作为常住人口统计。

2、出生人口不同:

人口变动调查是将调查时点流入且流出户籍地半年以上人群中的出生要统计,流出半年以上人群中的政策内出生不统计、政策外要统计。

各县要结合本年建立流动人口网格化管理的培训,将“六普”统计口径进行认真的培训,并进行实践操作。

(三)抓住重点,积极主动参与做好人口统计调查工作

1、做好统计口径对接。

2、积极主动参与调查。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要根据统计调查工作需要,组织基层计生干部和计生管理员、协会小组长参与、配合每年的人口变动工作。认真核实每户调查对象的真实情况,尤其是流动人口的情况,流入、流出的时间要具体,统计口径的掌握要准确,确保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在人口总量、出生、出生人口政策符合率、出生人口性别比等方面能真实反映当地的实际情况。

3、实时掌握人口变动调查数据。县、乡要及时掌握人口变动调查的总人口、出生个案数据,并按要求及时上报市级。

本节小结:

一、适应新程序,督促乡镇做好报表和信息差错的修改

二、研究考核要求,落实好各项工作

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第2篇

1 社会经济分层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1.1 社会经济分层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意义

首先, 社会经济分层打破了原有用人体制和范围的局限, 促进了人才流动, 在客观上有利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 也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

解读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单位”, 对于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来说, 找到一个单位就等于在社会体系中寻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传统用人体制下, 每个人被局限于某一个固定的单位中, 工作、学习、生活、休闲等都严重依赖于单位, 人才流动很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 人们对于某一固定单位的依赖性大大减小, 人才的社会流动大大加快, “炒鱿鱼”和“跳槽”现象十分普遍, 各种各样的人才招聘会、猎头公司为人才的社会流动推波助澜。人才流动作为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社会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知识结构的优化与整合具有重要作用。常言道,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向较高的社会层次流动是人之常情。尽管这种流动并不能使人才完全摆脱对于单位依赖, 但是相比传统用人体制而言, 其可供选择的空间明显扩大, 对自身命运的把握能力大大增强。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优势和兴趣, 相对自由地选择职业。这些都有利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对于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 这样的社会经济分层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 社会经济分层打破了原有分配体制的平均主义, 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在客观上有利于大批人才的出现, 也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计划经济体制下, 在收入分配上主要是搞平均主义, 尽管也存在人与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别, 但总体上差别很小。这种分配原则曾经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但是其弊端也是明显的。分配上的“大锅饭”政策极大地抑制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结果导致“共同贫穷”。在这种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 也引发了社会阶层的分化。“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刺激了人们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欲望, 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 并在客观上促进了竞争氛围的形成和大批人才的涌现, 这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励原则是相符合的, 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

1.2 社会经济分层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

其一, 社会经济分层扩大了贫富差距, 促使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加剧, 在客观上容易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从而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有效发挥增加了难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 而这一功能的有效发挥正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分层的加剧和贫富差距的扩大显得越来越困难。据测算, 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左右, 表明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表现在三个系列上:一是区域性差异的扩大;二是城乡差距的扩大;三是城市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据调查, 我国83%的人认为阶层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84%的人认为一个社会应该存在收入差距, 又有76%的人认为差距太大了。这说明虽然人们总体上倾向于承认入差距, 但心理承受能力还是有限的, 至少对目前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并不认可。

其二, 社会经济分层过程中产生新的阶层, 利益的多元化容易引起人们思想意识的多元化, 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受到严峻挑战。在当代中国, 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困难群体。如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经济分层带来贫富分化加剧和利益格局新变化, 导致高校贫困生迅速增多。思想意识的多元化状态, 客观上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认真研究教育对象, 把握教育对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消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空白点、薄弱环节, 扩大覆盖面, 适应社会阶层变化的新情况、新要求。这对于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无疑是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其三, 在社会经济分层过程中出现的非正常现象, 容易引起民众对于社会经济分层本身的合理性的质疑, 进而影响执政党的声誉和执政的合法性。这对于作为上层建筑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无疑也是巨大的挑战。社会经济分层过程中的非正常现象, 比如腐败、社会治安恶化、社会分配不公等不利于社会稳定。调查表明, 社会绝大部分阶层把腐败问题列为影响中国社会稳定最严重的问题, 民众对“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的反应是最为强烈的。民众的支持是执政党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当社会经济分层中的非正常现象积聚到一定程度, 引起民众对于社会经济分层本身的合理性产生怀疑的时候, 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也会受到怀疑, 也就是说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受到了怀疑。这对于以维护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为己任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 无疑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面对社会经济分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应对策略

社会经济分层是现在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润滑剂, 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分层不是为了在短时间内消除社会阶层, 不是为了急功近利的实现社会大同, 而是通过对社会经济分层的了解采取积极措施,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 发挥思想教育的积极影响正面积极的引导社会经济分层。具体说来, 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2.1 把握社会经济分层的趋势, 完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体系

高校要积极探讨社会经济分析的发展趋势和和思想动态, 正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不同的社会阶层要了解其不同的思想动态, 针对这种特殊性采取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在教学内容和教育目标以及教育侧重点要有所区分。在教育的过程中, 不能仅仅的进行机械式的灌输, 要让学生在教育的过程中加强思辨过程的教育, 让学生不仅仅掌握理论, 同时也学时如何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思考问题。同时, 思想政治的教育不能局限在大学内, 各方面要完善教育机制, 确保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在个体的整个人生中, 做到思想政治教育想终生教育的趋势发展, 活到老, 学到老。

2.2 思想教育要结合民主发展建设双管齐下

民主法制建设是我国思想政治建设和教育的前提和基础, 要在坚持效率的前提上, 兼顾公平, 积极引导社会经济分层中的民主氛围。所以, 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要积极推动我国的民主进程, 完善我国法制建设, 只有社会治安稳定了, 各个阶层的利益能在法律的保障内才能正确引导社会经济分层, 才能保证政治教育能够有针对性和效率。

2.3 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社会保障体系

要坚持以人为本, 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尽管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职能, 但是如果站在全社会的角度来考察, 它无疑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而且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影响很大, 因而必须被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野。

2.4 追求理论创新

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走向多学科的整合, 借鉴国外对社会经济分层的研究成果, 做到兼收并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跨学科整合成为当今科学发展的重大趋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多学科整合就是指吸收包括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采用信息论、系统论等科学方法论, 使之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现代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要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 为我所用, 把社会经济分层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放到全球视野中去考察。

社会经济分层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是历史进步的产物,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化, 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要能迅速适应。我们要学会用缩短思想差距的方法, 来减少由政治、经济的差距所造成的社会不平衡和不稳定, 为社会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同时也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得到洗礼。

2.5 以世界眼光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分层问题, 从多学科融合的视角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重点

从世界范围看,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 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在这一背景下, 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许多社会科学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型。许多过去看来只是一国内部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放在全球的联系中进行考察, 社会经济分层问题也不例外。在当今社会, 我们不可能指望一个完全没有“细菌”、“病毒”的纯粹洁净的发展环境, 但是我们必须具备足够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来防止其对社会的侵害。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不仅在于如何促使社会稳定, 而且在于如何防止社会不稳定。这里我们要着重研究社会稳定的临界状态, 有人称之为“社会预警”, 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除了借鉴国外对社会经济分层的研究成果以外, 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借鉴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成果, 加强对社会经济分层和社会稳定的研究, 为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开拓新的渠道和领域。

摘要:社会变革为社会经济阶层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这一方面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机遇, 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抓住机遇, 采取有效措施, 完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体系, 追求理论创新。

关键词:社会经济分层,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1] 李辽宁.中国社会分层与思想政治教育[J].许昌学院学报, 2005 (1) .

[2] 王雪梅.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3] 刘文政, 王艳.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状况调查分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4 (4) .

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第3篇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舆论引导方式已不适应现代传播语境。从公共空间角度研究可以发现,谋求共识应成为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的支点。鉴于谋求共识是社会和谐与政治民主的需要,是对以社会生活成员的“相互承认”为前提的“主体间”思维方式的体现与张扬,也是尊重公众意愿、体现社会公平的有效方式,因而新时期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是一种明智选择。

关键词:舆论引导;共识;双向对称传播;“主体间”思维方式

收稿日期:2008-04-26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方式研究”(2006BXW002)

作者简介:张福平(1967~),女,河南商丘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

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以及手机和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当今世界所呈现的开放性和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媒体的生产、发展空间与过去大不相同,政治化的传播状态已经逝去,通过舆论引导使社会思想一体化已不适宜。舆论引导如何适应新的形势,是我国思想宣传战线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方式研究”被列入2006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招标项目。从常规角度研究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方式的成果已有不少见诸报刊,但从公共空间角度切入以寻求舆论引导有效途径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笔者从2002年开始进行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相关研究,在陆续发表的系列研究成果中讨论了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品格与价值核心,并从政治发展、大众需求、文化建设等角度对开放条件下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现实意义进行了论述,指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其本质是以对话、互动、服务于公众的方式涉入公众的普通生活,以改善公众与媒体的关系,提高媒体对社会的动员能力,从而实现其引导舆论间接维护政治统治的目的。从与官民关系看,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其公共精神表现为对上负责但不迎合,相对独立但不同避主流,贴近下层但不从俗。社会公正是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之价值核心。从传播模式来考察,“双向对称传播”是公共空间视域中大众传播的精髓和本质体现,实现组织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组织与公众的“双赢”是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所追求的目标。从大众传媒在公共空间中的地位与作用来考察,大众传媒既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又是活跃公共空间的主要手段,它既影响公共空间的结构,又统领整个公共空间。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重要部分与手段,具有促进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培养民众的自主意识、责任意识和参政能力,加强政治认同、建设公民政治文化的功能,此外,它还是人们交流思想、观念、意识的重要场所。这一交流场所的优势在于:更为关注人本身,更有利于满足人们的交往需求、尊重需求与认同需求;鉴于其是着眼于让公众舆论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更有利于满足公众政治参与的需求;鉴于其更为关注人的生存与处境,更有利于公众增强社会联系,缓释精神压力。长期以来,我们在舆论引导工作中只是强调大众传媒的“喉舌”作用,而忽视、甚至看不到它是现代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公共空间,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革命党”思维模式依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随着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大众传媒仅作为“喉舌”显然已不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伴随,我们的宣传模式尤其是大众传媒的传统定位也必将发生重大变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众传媒于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之外,将更加注重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建设力量。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重要部分与手段有利于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先进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播。本文立足于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重要部分与手段的思想,反思传统舆论引导方法,提出将谋求共识作为当前舆论引导的支点,以期为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现实问题提供一种切实有效的方案。

一、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是社会和谐与政治民主的需要

“双向对称传播”是公共空间视域中大众传播的精髓和本质体现,实现组织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组织与公众的“双赢”是大众传媒所追求的目标:所谓“双向对称传播”,是指作为对称的双方,组织与公众互为传播的主体与客体,因而作为传播一方的公众的参与不可或缺;进而要实现组织与公众的“双赢”,谋求共识就成为必需。所以,公众参与、谋求共识是开放条件下舆论引导的题中应有之义,公众参与是方式和手段,谋求共识则是着力点和归宿。

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就是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和文化消费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进一步开放意见市场,利用媒体营造公共领域,变“训导灌输式”舆论引导为“交流沟通式”舆论引导,沟通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找到上层意志与公众利益的交汇点,实现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两股舆论的合流,在充分尊重人们言论自由、允许各种不同观点和意见发表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引导,培养会思考、有理性的公众,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和民主素质。

所谓共识,其实质是一种民主的、理性的、合法的、合作的、共享的文化。任何一个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不可能是完全同质的社会,必定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群体或阶层。他们如果愿意共存于一个共同体,就必须合作地生活,对于不同意见,不是回避,而是在某种融通妥协的基础上寻找相对一致的意见,即“求同存异”。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收入分配政策及方式的调整,以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各社会阶层的人们,由于从事的职业不同、收入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等,他们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也会不同;不同利益主体围绕公共资源竞争而展开博弈所造成的社会分歧日益增多。在新时期比较复杂的社会环境下,面对多样化的生存格局、多样化的社会角色、多样化的利益群体,要想有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就要谋求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利益,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与协商,而不是对峙与纷争。也就是说,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要达到“和”的目标,就必须协调各种利益,综合不同意见,化解复杂矛盾。而这些都必须以尊重各种利益存在的合理性为前提,以求各层面都有利益表达的机会,在多变互动和利益博弈中达成共识,形成利益共同体,由此才能形成社会多元条件下的和谐共处。谋求共识不是局限于某一特定集团之内,而是致力于沟通不同地区、不同集团、不同阶层的关切,从而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汲取各方智慧的某种一致,它多是通过平等的对话、理智的讨论,最终达到消除争议、协调行动之目的。

在多数情况下,达成共识并不是达成意见的绝对一致,而是以民主、和睦、协作、共赢为宗旨,通过平等友好坦诚的对话、交流与协商,增加相互理解、信任与尊重,以便最大程度地达成一致;对不同的意见采取包容和开放的态度,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通过平等互利的合作,谋求各方最大的共同利益,达到“双赢”或“多赢”的目的;力求减少各方的分歧和不同,消除误解与成见,化解对立情绪,对双方暂时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则采取搁置争议、着眼未来的方针。

谋求共识可实现从单向度向交互性、非中心化转变,促成的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依赖共生关系。互惠与信任是谋求共识的核心追求。作为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本,互惠与信任是管理功能正常发挥以及整个社会良性运行不可缺少的润滑剂: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互惠与信任可以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联盟成员之间的互惠与信任可以使组织间的谈判顺利进行;组织之间的互惠与信任可以促进系统间的沟通交流。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是自由的、开放的和交互的,是多元的、宽容的,能够容纳异质性的行为和观念,有利于形成开放的精神气质、多元化的思想和民主的氛围,有利于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价值公平。在谋求共识的过程中,个人精神和个人理性得以彰显,在人与人的交流、沟通与互动中能激发彼此思想的火花,获得心灵的共鸣;可以使人们更方便地了解社会现实与社会热点,激起人们参与社会事件、解决社会问题的热情,从而使一种公共精神自然生成。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其寓意一是要畅通舆论表达渠道,二是要促进各方积极对话,三是培育共识,即通过为意见千差万别甚至彼此冲突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发言的空间,促进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为其搭建相互了解、谋求妥协的平台,促进有序竞争、有序参与,在平衡不同群体利益、统筹兼顾各方关切中促进公平正义,从而弥补政府所建立的正式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的不足,这显然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谋求共识的过程也是人们学习和体验民主的过程。在社会转型期,个体特征业已受到重视,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深化,人们对社会公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有效地引导公众学会独立自主地思考、诚实自信地表达,学会尊重其他社会成员、倾听不同的声音,是当今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传统上看,中国古代专制的政治文化统治与传播两千多年,使得民众养成了顺从与臣服的心态,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人们确实被教化了,由此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自治能力、反思能力亦逐渐弱化。这种传统社会固有的文化惯性至今仍有遗存。我们的民众曾经习惯于埋藏自己的真实诉求而按照某种“需要”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也习惯于为了某种“需要”而对别人的意见横加指责甚至肆意抹杀,这些都不是一个理性社会所推崇的。中国公民应当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下者、臣民或服从者的身份认同向平等个体、公民或主人公角色转变,从传统上对管理(决策)者的依赖、对公共生活的冷漠,转向公民自主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这种转变,有待于社会中每个成员公民意识的觉醒,有待于公民的自主精神、法制观念、参与意识的萌发,有待于管理理念的革新与相关部门角色的重新定位。而在谋求共识的过程中,大家通过平等交流,会感悟到国家法律的尊严、建设的艰辛、管理的繁杂和社会的多样,进而学会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各种存在的合理性,学会运用多元价值判断来看待事物,甚至学会从对立面分析问题,这就会很自然地增进对政府和有关方面的理解与配合;在交流激辩中会促进学习、提高素质——由于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反对强制性单向灌输,允许和鼓励公众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公共问题提出批评与合理性建议,进而在对自己的观点给予充足的论证并赢得人们广泛支持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相关政策,因而,在这一对不同观点的质询、批评、辩驳与论证的过程中,参与者不仅可以学习很多相关知识,而且也需要了解、学习和思考权利与义务、个人与群体、平等公正与互利合作等有关原则,这必然会丰富公众的知识素养,增强公众通过对话、沟通了解他人立场和影响他人观点的能力以及民主参与能力等整体素质,这无疑是一个促进人的发展的过程。

此外,民主意味着公共决策最终取决于多数意见。众所周知,民主的经典定义和本质特征是,公众广泛参与并由多数人决定问题。因此,在决策前就应当扩大公众参与,通过公共讨论,平衡有关各方,谋求社会共识,以取得最佳方案。多数意见之形成不仅要具有大致相同的利益基础,而且应当发生在公共讨论的空间中,公众要在谋求公共问题的解决中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共识不是强加于每个社会成员的,而是通过讨论交流形成的。这就意味着公民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对于公共问题之意见的讨论交流,不仅是平等的,而且是自由的,否则共识便是虚假的而不是真实的、基于强力的而不是基于自愿的。民主政治应当而且必须建立在自愿达成的真实共识的基础之上。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舆论的实质乃是“公意”,其诉求方向具有最大的公正性和正义性。有理性价值的、能够真正反映和协调全社会利益的舆论有赖于社会意见的充分交流、争论和磋商。民主的精神需要培育,民主的素质需要锻炼,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正是抓住了这个根本,是在谋求“公共的善”——使媒体成为一种催促发动人们追求幸福和自由的生存空问的平台:为人们提供表达对抗性和忠诚性的机会;成为操练民主的舞台,促使民主成为公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体现于良性互动的社会交往与生活设计之中。

二、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是对“主体间”思维方式的体现与张扬

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元化、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方兴未艾,它在带来文化开放、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生活面临诸多新的困境。面对当前多元的文化样式、多极的政治主张和多样的价值观共存的事实,人类在价值观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相对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倾向,其最大危险就在于否定普遍的正义法则和普遍的道德原则。这种状况使得舆论引导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传统的以“单向意见整合”为特征的舆论引导是建立在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主体性”思维方式之上的。在这种思维方式主导下,社会生活的普遍性规范基础是由某些特殊的“主体”决定的。这种“主体”是社会公共生活的普遍性规范的“立法者”和“奠基者”,它有权“对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做出仲裁与抉择,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由此出发,它进而对社会生活的理想状态和终极目的作出规定。现代社会的根本特点是“分化性”和“非同质性”,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呈现出相对独立性并追求其各自相对自主的规范。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理性的分化”,理性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其原初的统一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烈的

自主、多元的自我意识,因此现代社会已不存在统御一切的“统一”和“忠诚”,它已被分化为“多个参照系统”,而每一个参照系统都有它自己的理解方式和理性标准。在此情形下,任何试图从“单个主体”出发去谋求无条件的、绝对同一的普遍价值规范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另一方面,“主体性”不仅无法真正整合社会生活,成为其规范性标准的源泉,反而有可能成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使社会生活系统陷于更加严重的冲突状态。这种冲突体现在社会生活中,“主体”不可能以一种真正平等的方式来对待别人,而只能把他人“客体化”与“对象化”,因此形成对他人的剥夺。在“主体性”哲学思维方式主导下的传统伦理学的普遍主义诉求,已经无法担当多元化时代人类生活的规范原则之重任,一种新的伦理学和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主体间”思维方式应运而生。

“主体问”思维方式以社会生活成员的“相互承认”为前提,它认为世界的本质不是单纯的“一”,而是“多”中之“一”,是认同矛盾性和差异性基础之上的“和而不同”。这种“共识”是建立在对个性和多元性的承认之L的,是通过自由对话、相互沟通来深化人们对生活的理解从而使人们对异于自身的个性和生活方式有更多宽容而达成的,并以此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与“联合”,从而创造一种愿意对话和倾听、相互辩论和理性说服的共同生活形式。在“共识”形成过程中,每一个人的视角、观点和利益都将得到平等的承认和尊重,同时,每一个参与者又能超越种族、阶级、阶层、职业、性别等中心主义的“自我”,实现“去中心化”,时刻向他人的观点保持开放,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他人的立场和观点,以一种宽容的气度,“包容一切边缘群体,并相互尊重”,在其中只有“潜在的参与者”,没有“绝对的陌生人”。任何人,不论他的出身、地位如何,都可以发表言论,没有人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人为地制造界限。言说者用话语的正义性和多元性制止极权的非正义性和强制性,并且自愿地承担与他者一起寻求真理的义务。与思维方式的转向相对应,如今的舆论引导再也不可能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立法者”,为所有人的生活和所有文化规定统一的样式,而只能以一种平等、开放、宽容的文化精神,在各文化主体(个体、群体、民族、国家和区域共同体)保持其基本文化立场的前提下,通过理性的商谈,达成某种“共识”,从而在这种每个成员既保持自己的个性又与他人的开放性相融合的关系中,形成合理的舆论方向,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

陈旧的制度与文化系统规定,在主客二分的架构中,主体永远是主动者,客体永远是被动者;主体永远是传播者,客体永远是接受者。二者的不平等与不对话,是先验地被确定好了的。“主体问”思维从根本上否定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那种因上下、长幼、贫富、尊卑之别而形成的不平等关系,而正是这种不平等关系使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单向传播和指令性的舆论引导失去其存在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主体间”思维与共识性引导是互为表里、合二为一的:“主体间”思维是“里”、是“因”,共识性引导是“表”、是“果”;理解“主体问”思维并把握其真谛,才能真正坚持以谋求共识为支点的开放条件下的舆论引导。人们熟知的哲学原理告诉我们,在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中,个性是共性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个性就不会有所谓的共性;共性是对个性的概括和抽象,是个性中最普遍、最一般的东西。“主体间”思维是诸多个体各自作为主体的思维,是原生的、独立的、生动的、内容极其丰富的个性思维,其中蕴涵着宝贵的创造性。显然,建立在“主体问”思维基础上的共识,是人们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极易为广大公众所接受。

三、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是尊重公众意愿、体现社会公平的有效方式

舆论引导立足于谋求共识还是立足于服从指令,是一个是否顺应“要求承认与尊重、呼唤公平正义”的世界潮流的大问题,谋求共识顺应了这一潮流。

首先,共识基于个体内心意愿表达,易于得到认同,产生自律,因而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更为有效。真正有效的舆论引导不是外在灌输的结果,而是人们源自内心认同而产生的自律,它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引导的自觉认同。得到人们认同的,必然是经过人们独立思考之后认为是合理的。因此,媒体若想使公众发自内心地、而不是被迫地接受舆论引导,就需要使其合理性得到理解和接受,进而内化为公众意志。传统的以“单向意见整合”为特征的舆论引导忽视了公众的能动性,没有认识到未经个体理解和认同的所谓舆论引导不可能奏效,因而使舆论引导变成了一个无视公众意愿与要求的单向灌输过程。事实上,只有当人们发现舆论引导中包含有保障、维护和促进自身发展要求的内涵时,才会更积极主动地支持和自觉自愿地接受舆论引导。通过平等对话而达成共识的舆论引导,正是反映和包含了群体中个体成员的愿望和要求,是个体成员实现自己合理意愿的保障,也就是在为实现个体成员的发展目标创造条件。这就使得舆论引导的方向与公众的内在要求相一致。所以它不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灌输过程,而是一个公众在对话与实践中不断交流与沟通,逐步形成共识、达成一致的过程。与传统的舆论引导不同的是,它并不强迫公众接受某种既有观点,而是鼓励大家根据自己的思考提出看法和意见,进而通过对话、讨论、质询、相互辩驳等方式来谋求达成对最具合理性的思想的认同与共识。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与传统舆论引导的另一点区别在于,这种通过对话所获得的共识并不被看作是一个最终的结论,而被看作是开放性的、可以修正的。随着人们实践经验的增长、认识水平的提高、利益要求的变化,可以对在原有认识基础上达成认同、但已经不符合现实需要的某些认识提出新的质疑,进而通过与相关各方的对话和讨论谋求修改与完善。

其次,传统的以“单向意见整合”为特征的灌输式舆论引导,多是在人们不理解、未认同的情况下强制人们接受某种信条。因忽视人的主体性,把公众看作被强制灌输和塑造的对象,不能公平地对待来自各方的诉求,不能把相互尊重、平等待人的原则贯彻其中,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缺乏文化上的吸引力与凝聚力,因而难以取得好的效果。而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则通过平等对话、共同探讨达成共识,体现了作为公共空间重要部分与手段的大众传媒之价值核心——社会公正。

公平正义已成为近代以来人类的基本信仰。它意味着人们有权公平地分享权利,而不是只有个别人握有颁布行为准则的特权,其他人只有服从的义务。按照公平正义原则,人们有权参与制定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为准则,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来自他人的要求。由此可见,公平正义原则较好地体现了客观要求与主观愿望相统一、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理想。据此,人们在制定行为准则的过程中,来自他人与群体的要求与来自个体内心的意愿都应得到充分的表达,从而使所制定的行为准则能够全面反映群体成员的利益要求,并成为实现这些利益要求的保障。为此必须在经常性的自由讨论中不断检查和发展对基本需要的共同认识,以公正地对待所有人的需要,而运用大众传媒这一公共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与协商,进而形成共识,正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一条重要途径。

总之,舆论引导的关键在于促进和鼓励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就必须反映个体成员公平合理的利益要求,并保障其实现,从而使人们积极支持、自觉接受。显然,与传统的舆论引导方式相比,立足于谋求共识的舆论引导可取得好的引导效果,是现代社会应有的舆论引导方式。

[责任编辑 姬建敏]

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第4篇

摘要: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而社会治理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加之西部民族地区自身的特殊性,在社会治理上必须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本文分析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相关部门在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上给予了大量的政策倾斜和支持,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得西部民族地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也正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逐步暴露了西部民族地区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基层地区,各种问题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使得社会矛盾越来越突显,这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西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必须转型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要不断的探索创新、与时俱进,这对于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水平、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至关重要。

一、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效,但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传统的治理模式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治理观念不能与时俱进,社会治理主体缺位,社会治理法治化程度低、治理方式和手段单一等是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治理理念稍显落后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治理奉行高度一元化的管理模式,管理上高度集权,在动员社会各方和集中利用社会资源进行国家重大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成分多元化和经济活力增强,尤其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转型加快,社会事务增多,传统的一元化社会管理模式解体,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不再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面临的情况相同,“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基本上囊括了我国西部的民族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迎来新的机遇,社会发展正在快速追赶东部、中部较发达的地区。但是目前西部大部分民族地区对社会治理缺乏应有的认识,很多地方习惯用传统理念进行社会治理,又或者更愿意用传统习俗认可的方式和手段解决社会冲突、纠纷及相關问题。西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念转变的自觉性稍显不足。在基层社会治理上,西部民族地区有些基层干部把社会治理简单等同于社会治安,认为只要不出事,社会治理工作就做得很好。有的基层干部队伍不去探索社会治理方法,在处理重大、紧急事件上没有完备的应对措施。同时,很多西部民族地区基层干部队伍很少外出学习,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不能与时俱进。

(二)治理主体缺位,公众参与度低

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将社会治理的主体分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众四类,政府是其中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主体。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以政府为主导,“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就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提出了要求,社会组织要有治理社会的能力和担当社会责任的勇气。社会组织数量不足是民族地区面临的相同困境。根据中国社会组织大数据展示显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数量远少于东、中部地区。一些地区的社会组织参差不齐,多家社会组织年检不合格。社会组织的作用无法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另外公众的积极参与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西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群居现象普遍,少数民族与非少数民族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相熟的公众之间彼此了解,约定成俗的解决方式比较普遍。基层公众参与度低,尤其是农村地区,有的完全依靠政府,公众几乎是漠不关心,不能真正发挥公众参与的积极作用。

(三)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程度较低

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基本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在一个基层治理单位中,大部分人或存有血缘关系,或有相同宗教信仰。基层事务的处理上“情”在“法,理”先的情形多于“法,理”先于“情”,在甘肃省临夏州就曾出现一村民不满村干部合理决策触犯自身利益,私下举报报复的行为。再有一些偏僻地区,自治组织的领头人甚至会因某些小利益包庇违法行为。

(四)治理方法落后、治理手段单一

我国目前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方法落后、治理手段单一。在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主要集中在政府权力部门的运用上,运用国家权力机关强制治理,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很少参与。长此以往,打击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人民群众对于基层社会治理不理解、不参与,即使有好的建议也不愿意提,基层治理方法手段的创新得不到支持,基层社会治理单一一元化的治理方式也就得不到改变。

二、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西部民族地区有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治理观念不能与时俱进,社会治理主体缺位,社会治理法治化程度低、治理方式和手段单一等问题在西部民族地区普遍存在,其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独特的自然环境,制约经济的发展

西部民族地区包括西南五省和西北五省以及广西和内蒙,其中西南五省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和重庆;西北五省包括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和陕西。从西部民族地区的地形特征来看,西部民族地区地理复杂多样,西南地区山川纵横,西北地区辽阔无垠,青藏高原起伏跌岩、严寒高拔。西部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对西部民族地区人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习俗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西部民族的地区基层生产力落后,产业发展不平衡和发展受限,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东中部地区相比较为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和贫困发生率高,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难以得到充分的满足,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也就很难提高。

(二)民族地区社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影响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西部民族地区有多样化的社会组织,且这些组织是在各民族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对民族成员有较强的心理认同和文化认同。这些独特的社会组织用极富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社会规范维系本民族的社会秩序。另外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大多保有自己原始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作为精神信仰深刻影响一个民族的情感、心理、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民族认同,一旦形成不会轻易改变。这导致民族地区在基层社会事务上,更习惯于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解决社会问题,法治化手段让位于社会规范。

(三)社会治安的不稳定性制约了其他治理主体积极作用的发挥

西部民族地区宗教文化盛行,宗教在规范其成员的社会行为的同时,由于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会造成彼信仰与此信仰、信教者与非信教者的冲突和矛盾,一些非法的宗教活动始终存在。给当地的社会稳定带来挑战,社会治理的环境非常复杂,需要政府的强制力来制约群众,缓解冲突和矛盾,这也使得政府在治理过程中更加积极。社会组织、市场和公众无法调节激烈的冲突和矛盾,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也就无法有效的发挥。

(四)长期历史习惯制约了社会治理方法、手段的创新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西部民族地区独特的思想文化。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靠近边境线,生活着不少的跨境民族,境外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西部民族地区受地缘环境的制约,与东部、中部思想的交流碰撞有限,受限于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独具特色的民族观念,在基层社会治理上传统历史影响较大,在治理方法和治理手段上具有历史传承性,制约了社会治理方法、手段的创新。

三、创新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索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一环,关乎社会治理整体实效。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需要创新基层治理理念,探索基层治理新的路径,建立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机制,更要坚持“法治化”原则。

(一)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强化教育引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治理观的指导。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治理思想在经济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对物质生活的依赖程度降低,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社会观念随之转变,有利于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其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的指导地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族文化中的引领作用。最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指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推动民族认同,为西部民族地区的民族融合提供坚实基础。

转变社会治理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观。基层社会治理涉及到社会关系的调节、社会行为的规范以及社会矛盾的化解,而这一切都与人有关,都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归根到底,社会治理中人是关键,所以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观,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二)明确治理主体,建立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机制

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党的领导,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领导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要不断强化基层政府在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改革目标的实现需要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配合才能实现。社会治理研究专家俞可平提出:“中国的治理主体已经多元化,但是在所有治理主体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4]他又指出:“无论从历史传统看,还是从现实生活看,政府和公共权力部门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公共治理或政府治理对中国社会来说,其作用甚至比西方社会更重要。 ”[5]因此,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要坚持党的领导。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政府要努力解决好民生问题。要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基层人民群众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对基层人民群众来说至关重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吃得饱、穿得暖、睡得好。另外,基层社会治理工作需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社会组织的参与和支持,要充分发挥好居委会、村委会的积极作用。也要充分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宗教信仰有利于化解西部民族地区的某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特定环境中积极将宗教信仰转化为社会力量,推動国家方针政策的落实。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政府应当提供多种形式的公众参与决策途径,尤其是涉及基层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应该多听听人民群众的声音,了解基层人民群众的真实想法,争取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再做决定,这样既能充分体现民主,又能更好解决问题。

(三)坚持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西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要紧紧围绕这个布局,把法制建设贯穿基层社会治理的始终,实施源头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逐步形成多样化、多元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坚持依法治理,提高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针对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要牢牢把握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在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举办法律知识讲座,组织基层干部队伍学习法律知识,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强化基层干部队伍和基层群众的法律责任意识。

强化公共服务部门公共服务意识,建立完整的考核机制体系,与基层干部队伍薪资和晋升挂钩;同时,加强监管,针对个别干部服务表现开展全员学习教育警示。

(四)创新治理方法和治理手段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新的治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得以迅速发展,科学技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之现在是信息时代,基层社会治理要充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计算机等先进技术,整合社会信息,形成统一的信息交流平台,构建新的社会治理体系。

创新基层干部队伍社会治理的方法和手段。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情况,基层干部队伍要开动脑筋,建立源头治理、依法治理、系统治理、动态治理和综合治理的思维方式,切实创新社会治理的方法和手段。

促进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向透明化转变。社会环境在变,基层政府的治理方式也要与时俱进,不能停滞不前。基层政府的权力运用要透明化,要有完整的监督体系,要让基层政府的权力运用经得起检验、耐得住检验;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要透明化,基层政府要提供完成、准确的办事指南、服务过程和服务结果都要展现在公共视野下。

参考文献:

[1] 马正业.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以积石山县为例[J].中国民族报报,2017(7).

[2] 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4(1).

[3] 沈忻昕.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基本思路.[J].辽宁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2015(3).

[4] 俞可平.中国治理30年(1978-2008).[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9) .

[5] 俞可平.中国治理评估框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研究,2008(6).

[6] 王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历史考察[J].科学社会主义,2013(6):102-106.

作者简介:

孙再护,男,1995.09.19,汉族,云南,硕士在读,北方民族大学,中国民族政策与民族地区发展

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第5篇

摘要:在我国经济学教育中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主要专业基础课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要理顺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应当从开设这两门课程的目的出发,界定二者不同的教学内容,进而解决影响这两门课程之间关系的主要认识问题,以明确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并且在坚持同时开设这两门课程的前提下,采取理顺二者之间关系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目的;教学内容

在我国高校经济类专业课程体系中,最大问题莫过于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主要专业基础课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学生最大的困惑莫过于为什么要同时开设这两门课程。自从西方经济学由被批判的对象转变为与政治经济学并列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以后,关于二者的关系,即以谁为主的讨论或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直到现在,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原因,在于讨论或争论中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混淆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概念或术语的内涵和外延。以及我国高校课程设置所赋予的这两门课程的特殊含义与教学内容。二是混淆了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同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在我国高校经济学类专业课程体系中应当以谁为主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三是脱离了我国高校开设这两门课程的既定教学目的。本文从这两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出发,界定二者的教学内容,进而分析当前要处理好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以确定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并对如何理顺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提出具体的建议。

一、从教学目的看这两门课程的教学内容

讨论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统一论域。“无论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是在西方经济学著作中,都曾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作为通用词使用过”,这确实是事实;“西方经济学”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我国改革开放前,这两个概念实际上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政治经济学特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简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特指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改革开放后,在学术界,政治经济学概念的使用领域已更加宽泛,西方经济学概念在使用过程中也往往不再被赋予“资产阶级”这一限定。就学术领域而言,这两种倾向本身是无可非议的。需要强调的是,从课程设置的目的看,我国高校课程体系中这两门课程的实际内容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实质性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的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即,要使学生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理解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这里所说教学目的没有变,是相对于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资本主义部分而言的,不涉及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是否应当设置社会主义部分及是否应当附加其他目的的问题)。需要变化的只是过去那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和脱离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的教学方法。其次,改革开放后,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目的虽然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而开设这门课程,但相对于过去的“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课程而言,其讲授的内容基本上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仍旧是通常所说的微观和宏观两大部分。其原因在于,将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的目的,是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分析方法,理解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尽管有的教师在课堂上或教科书中仍然称其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有的则回避其阶级属性问题,有的甚至公开宣称并论证这门课程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其讲授的内容并没有也不可能因此而产生差别(是否有批判的内容,不是这门课程本身内容上的差异)。

二、要处理好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的看,要理顺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必须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两门课程之间是否存在以谁为主的问题

洪银兴老师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偏重研究经济关系,西方经济学偏重研究经济变量。这两个方面对现实的经济分析都是需要的,而且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分析层面上,也不是对立的。”因此,对于“学习经济学的学生来说,都是需要掌握的”。这就是说,从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不同的功能看,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以谁为主的问题。我们强调开设这两门课程的目的不同,也就是为了说明它们之间实际上不存在以谁为主的问题。同时,从课程设置的角度看,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某一门或某一些课程更为重要一些,如专业基础课比专业课更重要一些,但这不是以谁为主的问题。何况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类专业的本科学生而言,是同一层次的两门专业基础课,以谁为主更无从说起。否则,在逻辑上就说不通为什么要同时开设这两门专业基础课。当然,如果像刘国光老师那样,认为这种“双轨制”的课程设置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并主张“只能有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另当别论。因为,在此前提下讨论以谁为主的问题,至少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不过,我们认为,所谓“双轨制”的课程设置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从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者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目的或角度看,开设这两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并不存在雷同之处,因而其教学内容也不应存在相互重复的问题,而且在我们的课程体系中也不存在与这两门专业基础课相平行的两组专业课。提出这两门课程应当以谁为主的问题,实际上是以这两门课程之间存在矛盾或对立为出发点。洪银兴老师指出,所谓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讲西方经济学就是“要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这种矛盾实际上只是一个“假象”而已。从开设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的目的看,这种矛盾确实不存在。从逻辑上讲,如果真的存在这种矛盾,那么,所要讨论的也就不是以谁为主的问题,而是将其中哪一门课程停开的问题。所以,我们并不否认在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面,存在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导的问题,但在高校经济学类专业的课程设置问题上,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却不存在以哪一门课程为主的问题。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是否应当赋予双重目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本来应当只有一个目的:“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但改革开放以来,这门课程在教学实践中往往被赋予了双重目

的或“承担着双重任务”。然而,正是这种双重目的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经济学教学陷于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难以理顺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赋予了双重目的或任务。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双重目的是导致两门课程以谁为主问题产生的根源。从逻辑上讲,如果两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及其内容不存在雷同之处,所谓以谁为主的问题是不会产生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在教学实践中被赋予了双重目的后,导致这两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及内容事实上出现了雷同之处,所谓以谁为主的问题也就应运而生。第二,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双重目的必然导致学生产生“到底应当听谁的”等困惑。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赋予双重目的后,必然出现两门课程争讲同一个问题的局面,即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讲市场经济如何运行及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无论教师的主观愿望或其在教学中的自我感觉如何,学生面对两门不同名称的课程讲授同一问题的感受必然是无所适从。当我们讨论“以谁为主”时,学生考虑的则是“我们到底应当听谁的”。因为,如果某一门课的任课教师或某一权威人士宣称应当听从其中某一门课程,那么学生的正常思维就是:既然如此,何必还要开另外一门课程呢?第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双重目的是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重要内因之一。尽管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原因有很多,但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角度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双重目的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因之一。有人认为,这种内因主要源于“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解中”的“三种不良倾向”,即“附加的理解”、“教条的理解”和“曲解”,其后果之一就是有人“滥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名义,以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局部性结论来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本文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同时认为,“滥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名义”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实际上不讲或少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别人不让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在课程设置上取消政治经济学课程或压缩其课时,这是外因;我们自己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实际上不讲或少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内因。

在我国,政治经济学无论是作为公共政治理论课开设,还是作为经济学类的专业基础课开设,都是一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正如陈承明老师所说,“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也就是说,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要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因此,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在教学实践中赋予政治经济学以双重目的,其结果必然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也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在客观上助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开设没有必然联系。

(三)西方经济学是否比政治经济学更加联系实际

改革开放前,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最大问题是脱离实际,即脱离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及其运动规律。因此,改革开放后,该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教学实践中,这种改革出现了一种偏差:似乎政治经济学只有去讲市场经济如何运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发挥作用等现实问题,才称得上是理论联系实际。于是,政治经济学教学就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名义下被赋予了双重目的。陈承明老师指出,在我国,存在着将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西方经济学原理奉为“圣经”的两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并认为,现在“人们克服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又导致了对西方经济学的教条”。笔者认为,确实存在这两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即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都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然而,目前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教条主义倾向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克服。丁堡骏老师指出了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一种现象:“不仅不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反而硬要加进一些名为‘市场经济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容,并在批‘左’的旗帜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横加指责和批判。”因此,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要脱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去讲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现在讲经济危机,不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说明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还要分析二战结束以后出现的危机、“滞胀”及最近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西方经济学也并非天然地理论联系实际,在教学过程中同样也应当运用基本原理与方法分析当今世界和中国经济中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像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这样的热点问题。所不同的是,其分析现实问题所运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是西方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和方法。

(四)西方经济学是否比政治经济学更有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社会上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学习西方经济学比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作用更大,甚至认为学习政治经济学毫无用处。这确实是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面对这种错误观念,我们不应采用改变教学内容的办法来证明政治经济学教学也是有用的。因为,这种办法不仅违背了我国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目的,而且在客观上也默认了上述错误观念的实质,即混淆了课程的有用性与实用性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否认,在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讲授有限资源如何有效配置及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的西方经济学,比政治经济学课程更具实用性。但这并不能说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功能或作用比政治经济学要大。因为一门课程的功能或作用,是由该课程所属的学科性质决定的,与这门课程是否具有实用性毫无关系。如,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显然比国际贸易理论课程更实用,难道因此就说国际贸易理论课程不重要吗?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其实用性不仅不如国际贸易实务,而且也不如国际贸易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师也没有必要去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态度去对待政治经济学课程。

(五)是否有必要和怎样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当年批判庸俗经济学的原因是庸俗化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不研究“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从是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联系的角度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基本上还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即只研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和辩护性是完全必要的。不过,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联系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运行及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而是为了

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马克思虽然也研究了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问题,但他关注的“主要不是关于市场经济如何运转”,而是“强调这种运转不是永恒的,不是人类本性中内在的,而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创造出来的,是特殊的社会组织的一种产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另外,马克思也不否认资产阶级政府通过采取干预手段能使经济危机得以缓和,但他“不赞成这种危机调节机制能永远运作下去”,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可见,马克思所批判的并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这一问题的研究本身,而是他们将这些理论“宣布为永恒的真理”的态度或伎俩;也不是他们对政府应当如何发挥作用问题的研究本身,而是他们认为政府干预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万世千秋的错误观念。所以,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应当像马克思当年那样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即批判他们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的蓄意掩盖,批判他们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看成或宣扬为“天然合理的”和“永恒的”,以及将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理论“宣布为永恒的真理”的态度,而不应去批判其关于市场经济如何运转及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论本身。

然而,虽然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没有必要去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经济如何运转及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论本身,但这并不是指我们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当无条件地接受这些理论或将其作为教条。关于这一问题,不仅西方经济学者内部存在着分歧,我国理论界也同样存在着分歧。因此,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任课教师或教材编写者可以而且也有必要介绍西方经济学者之间的分歧、国内外理论学者之间的分歧以及国内理论学者之间的分歧;既可以表明和论证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对自己不赞同的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进行学术性批判。但从政治经济学课程特殊的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看,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没有必要进行这种可能导致“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的学术性批判。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是否也有必要对其庸俗性和辩护性进行批判呢?从原则上讲,这种批判也是必要的。但应牢记,进行这种批判并不是现在开设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目的。如果对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每一个具体内容,我们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去逐一批判,那么,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出现的因双重目的而顾此失彼的后果,也可能会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出现。这就是说,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也要防止“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因此,本文认为,在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导言部分中,应专设一节讲解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使学生明确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及其与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在这一部分,可以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和辩护性进行总体性批判,然后告诫学生在即将讲解的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具体内容时,均以此为既定前提,一般不再一一进行具体的批判(这不是指前面所说的学术性批判)。当然,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提出如何理解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课程中某些相关的问题,如,如何理解均衡价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等,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任课教师也应当给予正面回答。

三、理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之间关系的具体措施

以上分析说明,在我国,从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以谁为主的关系,即“两者关心的主题不在同一平面上,不具有替代性”,“可保持一定的共处关系”。但在教学实践中,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却没有理顺,并事实上成为我国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怎样才能理顺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呢?本文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一)坚持对经济学类各专业本科生同时开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

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经济学类四个专业的主要课程均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排在最前面。尽管我们可以对这种安排提出异议,并在学术上展开讨论或争论,但在这种安排没有改变之前,教育主管部门应明确要求各高校的经济学各专业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停开其中某一门课程,即使有些学校已经用“经济学原理”或“微宏观经济学”名称取代了“西方经济学”,也不能因此而停开政治经济学课程。

(二)坚持将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讲授

政治经济学必须放弃目前事实上被赋予的讲授市场经济如何运行及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第二目的或任务,应当坚持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的内容,以从根本上杜绝两门课程争讲同一问题的状况。因为,不管教师的主观愿望或具体理由如何,两门课程讲授相同内容都是违背教学规律的,也是学生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三)在政治经济学中剔除所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就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程合并为“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并将原政治经济学中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分解出来,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现已被“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所取代)讲授;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又一次改革中,由于“缺乏能够独立承担‘马克思主义原理’课教学的师资”,曾一度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又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程,但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不包括所谓的社会主义部分;在新世纪进行的再一次改革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被合并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笔者认为,这种将社会主义部分从作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政治经济学中剔出的改革,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所讲授的内容,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产生的社会主义,而是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而这种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用邓小平的话说还是一种“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此,在政治经济学两大部分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逻辑与历史的错位。然而,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法之一。所以,目前依然在作为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中存在的所谓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也应当将其剔除,从而更加充分地体现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的特征。另外,既然公共政治理论课已经包含有关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内容,如果继续

对经济学类专业的学生讲授所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也会导致两者教学内容的重复。

(四)规范研究生教育中政治经济学学科专业研究方向的设置

导致学生以致青年教师难以理解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课程之间关系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我国经济学研究生教育中,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专业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往往是交叉的。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同属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两个二级学科。这本来在形式上与本科课程设置中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是相一致的,但从一些高校政治经济学专业所设置的专业方向看,人们很难将其与西方经济学专业区分开。如,在某些高校政治经济学专业名下设置的研究方向有:“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研究”等,甚至还有“西方经济学前沿问题研究”等。这也难怪有学生经常产生疑问:政治经济学专业与西方经济学专业到底有什么区别?因此,有关方面应明确规定政治经济学学科专业的研究方向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或将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名称改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举办有关两门课程之间关系的师资培训班

要从根本上解决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教师。目前,在承担这两门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陈承明老师所说的“盲目‘反对’”和“盲目‘拥护’”这样两种倾向,即“不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不懂西方经济学的人反对西方经济学”;“不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拥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不懂西方经济学的人拥护西方经济学。”为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些知名高校几乎每年都要分别举办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师资培训班,这对消除“盲目‘拥护”’倾向、提高两门课程的教学质量,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这种各自为政的师资培训班,对消除“盲目‘反对’”的倾向,使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正确理解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却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在继续分别举办两门课程的师资培训班的同时,应举办有关两门课程之间关系的师资培训班,将分别承担这两门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集中在一起,讲解或讨论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举办这样的师资培训班,有利于促进承担这两门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之间的沟通,消除相互之间的误解,从而为从根本上理顺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奠定基础。此外,本文所讨论的是在我国高校经济学类专业课程设置中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作为教师,在这种讨论中,应当更多地从学生的角度即如何提高教学效果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仅仅从纯学术的角度考虑问题;应当考虑的是如何提高这两门课程而不仅仅是其中某一门课程的教学效果。

(责任编辑:杜磊)

经济政治与社会范文第6篇

11月,乐平市场蔬菜行情稳定,菜源充足,品种齐全,供需两旺,市场交易异常活跃,蔬菜价格继续稳中有降,但有些菜品下滑太低,随之可有上扬之趋。其交易量仍渐上升,本月交易量为27.10万吨,环比增长2.19%。

据统计数据分析:本月选取的16个主要蔬菜品种为5升11降,其平均价为每公斤1.43元,比上月的1.59元每公斤减少了0.16元,环比下降10.06%。上升品种数黄瓜、莴笋为最大,分别陡升84.62%和51.94%,其次是茄子、小幅上涨14.19%,青椒和马铃薯涨幅分别是1.44%和0.74%;下降品种数大白菜最大,骤降53.40%,其次是洋白菜、白萝卜和油菜,分别大幅下降42.70%、40.74%和32.18%,菜花和西红柿小幅下降18.48%和13.33%,冬瓜、芹菜、胡萝卜、莲藕和豆角行情稳定,下降幅度较小,降幅在8.60—4.13%之间。

受气候和温度影响,一些地产菜生长迅速,加快了上市量,故有些菜价急剧下降,随着天气的变化,预计这种现象不会延续太久。进入12月,价格也许逐渐上扬。最近,交易量仍在逐日上升,给市场带来了繁荣,其价格将会相对稳定。

16种平均菜价与上月对比趋势图

新闻录入:jxy 更新时间:2011年12月9日

 本周末即将迎来国庆节,三季度也将结束,但CPI的“暑热”似乎仍凉不下来,市场预期9月的数据仍将处于高位。

“目前菜价还是没便宜下来,猪肉又回到了16块钱一斤,中秋节过后刚见价格有点儿往下掉就又涨回去了。”正在北京蒲安里菜市场买菜的李大妈告诉《每日经济新闻(微博)》记者。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随着秋季深入,很多蔬菜产品产季已过,蔬菜市场供应会有所减少,价格有可能进一步上行。

从多家机构给出的预测来看,一致预期9月CPI不可能低于6%,但在会不会超过8月份6.2%的问题上则存有分歧。包括兴业银行和中金公司在内的一些机构认为,9月CPI将可能达到6.2%~6.3%。

9月食品周涨幅节节走高

与前几个月一样,令9月CPI不容乐观最显著的原因依然是食品价格涨势。 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8月29日至9月4日,1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比前一周涨1.5%;9月5日至9月11日上涨2.6%;9月12日至18日上涨3.7%;9月19日至25日上涨4.2%,环比涨幅有逐步扩大之势。其中,西红柿、大白菜和圆白菜价格涨幅达到两位数,分别上涨13.6%、12.7%和10%。

除蔬菜外,上周粮油零售价格也出现小幅上涨,其中花生油、菜籽油、豆油分别上涨0.3%、0.2%和0.2%;大米、面粉分别上涨0.3%和0.2%,鸡蛋零售价格上涨0.1%。8种水产品平均批发价格也小幅反弹。

肉类价格走势略显乐观,除猪肉价格下降0.6%外,其他涨势也趋弱。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牛羊肉消费开始进入旺季,猪肉消费也相对较旺,主要缘于北方地区有“贴秋膘”一说。作为衔接双节的9月,强劲的需求将使得食品价格环比上涨的趋势难以停止。

“综合来看,农业部9月前4周价格较8月均值环比上升1.7%,商务部前3周食品价格较8月均值环比上升1.9%,统计局9月中上旬食品价格较8月均值环比上升2.2%。预计9月CPI中食品类价格环比涨幅为1%,同比涨幅为13.2%。”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微博)表示。

另外,非食品价格涨价步伐也没见放缓。以房租为例,北京中原地产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北京市中高档住宅的租赁指数为145.91,单位平均租金为53.35元/平方米/月,环比上涨了0.57%,同比上涨了3.80%。

9月CPI仍将处于高位

自7月创下CPI同比上涨6.5%的今年高点之后,大家普遍认为8~12月CPI涨幅将逐步回落。但9月不断上涨的物价又使之前的判断遭受质疑,不少机构认为,9月CPI将超过8月6.2%的水平。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8月食品价格环比上涨可能在1.2%附近,非食品类价格环比涨幅约为0.4%,进而推算9月CPI环比增长0.5%至0.8%之间,中值为0.65%。他认为,由于9月翘尾因素与上月相比有望下降0.5至0.6

个百分点,所以预计9月CPI同比涨幅将落入6.2%至6.4%的区间内,中值为6.3%,较上月上行0.1个百分点。

中金公司的判断与鲁政委如出一辙。该公司报告也称,9月CPI同比涨幅可能回升至6.2%至6.4%。

报告称,9月前三周食品价格的上涨具有季节性,主要反映中秋节和国庆节前夕对食品需求的拉动效应。预计到9月底前食品价格难见显著回落,环比涨幅可能高达1.5%至2.0%。

不过,李迅雷仍坚持认为,9月CPI的同比涨幅约为6%,其中食品价格同比增长13.2%,非食品价格同比增长2.9%。他称,7月物价或已达到年内峰值,未来通胀回落趋势基本确定。短期内通胀降速会慢于预期,9月CPI或仍在6%的高位,10月很可能会降至5.4%,而11月以后则有望进一步回落至5%以下。

“在劳动力成本长期看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然高位徘徊、政府调控长效机制有待完善以及国内通胀预期依然较强等因素的影响下,年内物价回落幅度可能有限,”交银中心分析师唐建伟表示,目前通胀压力减轻主要是因为翘尾因素回落,11~12月的CPI同比涨幅可能仍居4%左右,预计全年CPI平均涨幅为5.2%。

秋雨绵绵菜价上涨 雨过天晴菜价回稳

作者:袁琳 刘…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59 更新时间:2011-9-23 16:04:47

近期,我市受连续20多天阴雨天气的影响,不仅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许多不便,也给蔬菜的生产和供应造成了不小的影响,部分蔬菜不能及时运出菜田,出现销售断档,上市量明显减少,造成鲜菜旺季不降反涨。在调查的25种鲜菜品种中,香菜、菠菜、油麦菜等叶类蔬菜价格上涨明显,土豆、洋葱等价格未出现较大波动。上涨幅度达两位数的有油菜、黄瓜、茄子、青椒、四季豆、油麦菜,上涨幅度分别为10.4%、65.7%、20.2%、22.2%、20.5%、17.5%。

据监测结果显示:今年8月18日到9月20日每周蔬菜加权平均价依次为每公斤2.15元、2.39元、2.23元、2.41元和2.43元,城区整体菜价在市场价格波动的正常范围内呈平稳上升趋势。9月城区菜价与8月相比上涨12.98%,与去年9月同期相比涨幅仅为0.62%,表明当前菜价仍处于较稳定的状态。

连日阴雨,我市城区不少蔬菜基地受灾。9月以来,城区露地蔬菜同比减产10%—20%。其中,以黄瓜、苦瓜、丝瓜、豇豆、四季豆、茄子、西红柿、青椒为代表的瓜果类蔬菜减产10%,而以大白菜、小白菜、空心菜为主的叶类蔬菜则减产15%—20%,设施蔬菜损失较小。此外,“倒茬”也是导致蔬菜产量低的季节性原因。由于“倒茬”,秋季蔬菜在国庆前后才开始种植,因此市场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本地蔬菜减产、外地蔬菜进入十堰的难度和运输成本增加,城区蔬菜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大部分蔬菜价格出现持续上涨,在蔬菜价格普涨的情况下,也有部分蔬菜出现降价的情况,出现降价的蔬菜主要有芹菜、莲藕、毛豆等。这可能与前期存货较多,后期雨水天气影响储存,菜商急于出货有关。

为确保我市“菜篮子”供应不断档,市政府蔬菜办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市场供应。市政府蔬菜办组织各县市区安排多批技术人员深入各受灾区,积极组织和引导农民加强田间管理与病虫害防治、清沟排水、补苗改种、抢收受灾瓜菜,同时,抓好新辟蔬菜基地建设,提前做好秋种准备工作,搞好救灾菜种供应调剂和种源信息发布等,同时协调神定河蔬菜批发市场,已紧急从山东、河南、陕西等地调运蔬菜,保障蔬菜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9月21日后连续的雨水天气将正式结束,蔬菜生产、加工、流通等各环节均逐渐恢复正常,与前几日相比,大部分蔬菜价格的增长幅度已开始下降,预计蔬菜市场价格在近两周内可以恢复到降雨之前。

附:城区蔬菜加权平均价变化趋势图

广州规范平价商店管理 蔬菜至少便宜15%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新浪 点击数:131 更新时间:2011-9-23 15:42:27 为稳定食品价格,广州力争年内建设200家产销对接的平价商店。昨天上午,广州市物价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平价商店管理规范,要求独立设立的农副产品平价商店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平价商店平时以低于市场价格销售农副产品,蔬菜类单个品种价格应低于当地平均价格15%以上等。

据了解,凡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具有合法经营资格者,均可申请认定农超对接平价商店。对于平价商店的监督和管理,价格主管部门要定期和不定期考核,如果被发现不按照规定经营平价农副产品、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稳价惠民义务、没有做到明码标价或者标价不规范的,先责令整改,逾期仍未整改的则撤销平价商店资格。如果被发现伪造申报材料恶意骗取补贴或其他政策优惠、补贴资金挪作他用、农副产品质量不符合相关质量安全规定,或者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直接撤销平价商店资格和摘牌。

关键词:面积

平价商店必须有相对独立且具备一定规模的经营场所,原则上应达到以下要求:独立设立的“农副产品平价商店”,不少于100平方米;农民专业合作社、农副产品生产企业以直销门店设立的“农副产品平价商店”,不少于20平方米;在商场、超市等零售网点内设立的“平价农副产品专营区”,不少于50平方米,在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内设立的“平价蔬菜交易区”不少于300平方米。

关键词:品种

平价商店主要面向普通消费者及低收入人群,因此,商店内经营的品种也有所要求,一般以粮、油、肉、菜、禽、蛋等基本生活必须的农产品为主。除农民专业合作社、农副产品生产企业直接设立的平价商店外,均应签订农超(产销)对接合同或协议,且以农超(产销)对接的形式供货的农副产品数量不少于农副产品总量得50%。

关键词:价格

平价商店内所售的平价农副产品在价格上也有明确规范,暂定为:蔬菜类单个平价品种价格低于当地同品种、同规格、同等级农副产品市场平均价15%以上,粮、油、肉、禽、蛋类单个评价品种价格低于5%以上(以广州市物价局价菜篮子价格为参考标准)。

平价商店的经营者须自愿服从政府价格调控管理,所销售的平价农副产品实行明码标价,在市场价格发生异常波动时,按照与政府的协议履行稳价惠民义务。

关键词:笑脸

市民如何识别平价商品?

广州市物价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称,平价商店使用全市统一的标识,店内的平价商品在标签上都会有一个笑脸,市民只要寻找笑脸就能买到平价肉菜。“这也意味着,并非平价商店内的所有商品都便宜过外面,一些没有‘笑脸’的、不属于平价品种的,就遵循市场规律自由定价”。

摘要:2010年以来,北京市蔬菜价格出现了持续上涨的趋势。引起蔬菜价格上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受到宏观经济、生产成本、流通成本等方面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出平稳蔬菜价格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蔬菜CPI物流价格

一、北京市蔬菜供应的构成

北京市是一个大型的蔬菜消费城市,常住人口2000多万,按照人均日鲜菜消耗量1千克计算,北京每天的鲜菜需求量为2000万千克,一年是730万吨。北京市所需求的蔬菜由于种类上和数量上的繁多,京郊所生产的蔬菜很难满足,因此外地蔬菜供应是北京蔬菜供应一个重要的环节。

截止2010年底,本市基本菜田面积为58万亩,其中芹菜、生菜、菠菜等叶菜类占到总量的60%左右,番茄、黄瓜等果类蔬菜约占18%,蔬菜全年平均自给率为28%左右。预计到“十二五”末,本市蔬菜总面积可达到70万亩,蔬菜年总产量达到450万吨,蔬菜自给率由28%提高到35%。目前北京72%左右的蔬菜依赖河北、山东、辽宁等其他省市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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