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学范文第1篇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是以黄河历史冲积平原和鲁北沿海地区为基础，向周边延伸扩展形成的经济区域，包括东营、滨州[1]两个市和潍坊北部寒亭区、寿光市、昌邑市，德州乐陵市、庆云县，淄博高青县，烟台莱州市，共涉及6个市的19个县(市、区)，总面积2.65万平方公里，2009年末常住人口982.1万人，地区生产总值5014.8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28.1亿元，分别占全省的16.9%、10.4%、14.8%、10.4%。经过多年的开发与保护，黄河三角洲已经具备了发展高效生态经济的良好基础。[2]
中国国务院2009年11月23日正式批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中国三大三角洲之一的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务院通过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我国最后一个三角洲———“黄三角”在被提出21年后，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生态高效
其实，早在1988年，“黄三角”的开发总体战略就首次被专家学者们提出。黄三角的最大亮点是没有走高耗能的发展模式，首次提出“生态高效”的增长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专家徐逢贤告诉南方都市报，黄河三角洲可以在借鉴其他地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发挥后发优势，发展高效生态经济，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最具潜力
在我国三大三角洲中，黄河三角洲被誉为我国“最具有开发潜力的三角洲”。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 黄河入海口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肖金成告诉本报，我国最后一个开发的三角洲———“黄三角”是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边城市的发展基础比较好，“黄三角”发展也就快。 沿海开发
从全国的高度来看，黄三角上升为国家战略，山东这块国家战略的盲区已经扫除，我国沿海开发已经实现全覆盖。徐逢贤表示，我国沿海目前有滨海新区、辽宁沿海“五点一线”经济区、长三角、江苏沿海经济区、珠三角、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加上黄三角经济区，沿海开发从南至北已经连成一线。我国东北部沿海将成为高速发展的经济区，中国经济将有新的跨越式发展。
在旅游产业上将着力打造黄河入海口旅游区，突出黄河入海奇观和原始湿地自然风光，以观海栈桥、天鹅湖温泉度假区和滨海旅游区为重点，开发黄河口入海奇观、漂流、狩猎、骑马、观鸟、科考、温泉等观光与探险旅游项目，打造“新、奇、野、美、特”休闲度假观光生态旅游。
同时，还将发展民俗旅游区，以潍坊国际风筝会为龙头，完善寒亭杨家埠民俗旅游产品，深度开发具有黄河文化、乡村与农耕文化、生态农业文化特色的民俗旅游。
依托黄河百里绿色生态长廊、艾里湖等，开发湿地生态和黄河生态文化观光旅游;开发东营、滨州城市生态旅游。依托观海栈桥和莱州黄金海岸，发展滨海度假旅游;以天鹅湖温泉度假区为龙头，依托地热资源，发展温泉度假旅游等等。
战略定位
依据国务院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战略定位是：建设全国重要的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特色产业基地、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区和环渤海地区重要的增长区域。《规划》明确了发展目标，到2015年，基本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高效生态经济发展新模式;到2020年，率先建成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生活富裕的国家级高效生态经济区。 国务院要求，《规划》实施要以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改善为主线，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着力完善基础设施，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创新体制机制，率先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打造环渤海地区具有高效生态经济特色的重要增长区域，在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参与东北亚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加快发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不仅关系到环渤海地区整体实力的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全局，也关 1
系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到环渤海和黄河下游生态环境的保护。国务院指出，要把《规划》实施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贯彻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保护环渤海和黄河下游生态环境的重大举措，把生态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推动这一地区科学发展。
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尚待开发的大河三角洲，黄河三角洲后发优势明显，在总结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其高效生态的发展模式可能为我国未来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模式。
高效生态是指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保护优先，以环境承载力为依据，严格限制高耗水、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推进节约发展、集约发展、生态发展、高效发展、可持续发展，维护渤海湾和黄河下游流域生态平衡。如果说，珠三角、长三角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那么将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的黄三角将成为我国今后高效生态经济的样板。这正是黄三角的后发优势之所在。
黄河三角洲上升为国家战略，对山东省自身而言，同样意义重大。
首先，黄三角地区涵盖了东营、滨州两市全部以及德州、潍坊、烟台的部分地区。黄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对提升整个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生态水平、科技含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其次，以高效生态为主要特征的黄三角，将成为山东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并改变山东经济大而不强的格局。最后，充分整合海陆资源后的黄三角将成为山东省构建半岛蓝色经济区、连接天津滨海新区、面向东北亚的桥头堡。
科技能力
东营具备大开发所需的科技支撑能力。胜利油田、中国石油大学坐落在东营境内，大批科研机构和高技术人才汇集于此。东营市各类人才总量达到18.6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1%。东营市已建成1家国家大学科技园、4家国家创业中心、1家省级高新区和1家省级创业中心，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大学科技园"生态谷"等科技创新创业平台正在规划建设。根据国家新的认定管理办法，东营市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42家。
战略步骤
生态经济学范文第2篇
摘 要：目前，京津冀流域存在一体性与跨区域性、流域内环境资源分配与生态利益分享的不公性、流域生态空间的有限性与环境保护的严峻性等一系列问题，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确立及深入推进为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充分的政策依据。从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的具体路径来看，首先，要遵循权义公平配置、平等互利以及“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等基本原则；其次，应秉持政府主导的基本模式；再次，应着重解决区际生态补偿主体厘定、区际生态补偿标准制定以及区际生态补偿方式确定等关键性问题。
关 键 词：京津冀流域；协同发展；区际生态补偿制度
作者简介：尤晓娜（1981—），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环境资源法；刘广明（1979—），男，河北任丘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河北大學国家治理法治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经济法、环境资源法。
一般认为，区际生态补偿是指在空间上相邻的不同行政区域因处于某一特定的生态系统之中而存在生态依存关系，从而需要在相应区域间进行经济补偿以平衡区域间利益的生态补偿形式。[1]区际生态补偿适用于流域、大气等诸多领域。区际生态补偿发生的直接诱因在于独立的生态系统因行政区划被分割管理进而导致该区域内环境资源分配与生态利益分享不公，区际生态补偿的实施有助于区际生态利益公平的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持续健康发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确立及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理应被正式提上日程。
一、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的必要性
（一）是由京津冀流域的一体性与跨区域性所决定的
作为水循环最基本的地域单元，流域是一个以河流为纽带、以水资源为核心，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整合了众多生物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元素的复合生态系统。[2]从自然属性来看，流域具有显著的一体性特征，是一个以河流为中心而由分水线包围的独立区域，是一个从源头到河口的完整、独立、自成系统的水文单元；[3]从社会经济属性来看，流域又具有突出的跨区域性特征，由水资源的多功能性、流动性等经济与自然属性所决定，流域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并由此形成多个经济发展区域。京津冀地区大部分处于海河流域，①海河将京津冀连成一体，流域内的多数河流最终都在天津汇入海河并流入渤海湾，位于海河下游的天津因此有“九河下梢”的美誉，而北京、天津境内的河流（如大清河、子牙河以及潮白河、永定河等）则无一例外地流经或发源于河北省。海河流域在自然属性上本是一体的，并因现行行政区划而具有显著的跨区域性特征，“山同脉、水同源”这一描述对京津冀而言可谓实至名归，这也为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客观性基础。
（二）是由京津冀流域环境资源分配和生态利益分享的不公性所决定的
京津冀“以水为媒”，海河将京津冀紧紧连接在一起，但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距、区域功能定位差别以及体制机制惯性等因素的影响，京津冀流域内水资源分配长期实行倾斜性配置，绝大多数水资源为京津两市所占有和利用并由此推动了京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河北省则承担了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重任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进而造成了实质上的不公。有研究者认为，自建国以来，河北省就一直把保障北京、天津两市的水资源供给作为一项任务，其结果就是北京、天津占用了大量廉价的水资源。[4]在计划经济时代，京津两市对于海河流域水资源一直是无偿“索取”。到目前为止，京津冀流域生态利益分享和环境资源分配不公的状况也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京津冀流域内水资源的分配仍是在行政调控下进行的。据相关数据显示：天津市用水的93%、北京市用水的80%均来源于河北省。②在环境资源价值观和生态环境价值论的视阈下，生态利益不是免费的公益品，必须要处理好“栽树”与“乘凉”“打井”与“吃水”的关系。[5]流域内环境资源分配和生态利益分享的不公为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奠定了合理性基础。
（三）是由京津冀流域生态空间的有限性和环境保护的严峻性所决定的
京津冀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三极，海河则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流域并贵为我国七大水系之一，但海河流域的整体生态状况不容乐观：⑴流域生态空间有限，水资源贫乏。受经济发展、气候变化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京津冀流域的水资源承载力已超过警戒线。有研究数据表明：区域内水资源蕴藏量已由20世纪50年代末的280-290亿立方米减少到21世纪初的140-150亿立方米，区域内人均水资源量不足300立方米/年，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7。①京津冀流域用水量占水资源总量的比例高达98.5%，已大大超过水资源可用量为40%的承载能力，②流域内的水资源基本上是“吃光、用过”，不仅没有留下“生态水”，而且存在严重超采地下水的问题，无法保障“子孙水”，由此也危及到了整个区域的生态安全。[6]（2）水污染问题严重，环境保护形势严峻。海河流域水污染问题一直比较严重，目前，劣Ⅴ类水已达40%以上，Ⅵ类水为30%以上，对人类有害的水近80%，海河已经成为一条严重病态的河流。[7]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
水是“生命之源，发展之基”，对于京津冀而言，水资源贫乏且污染严重已成为关系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已有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均已证明，解决京津冀流域水资源问题，必须从流域整体区域角度考虑，针对流域的跨区域性现实，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思路、方式、方法去解决现存问题。[8]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建立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通过经济利益的再调整、再分配以矫正京津冀流域生态利益分享中所存在的不公现象，保护流域生态环境建设（保护）者、流域生态利益受损者的权益，弥补其在流域环境资源分配和生态利益分享中所遭受的损失，补偿其在流域生态建设（保护）中所支付的成本，进而有效调动其积极性，推进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改善，促进京津冀流域区域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四）是由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确立及深入推进所决定的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并作重要讲话，③京津冀协同发展由此被确立为重大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还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七项重点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在已经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完善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合作机制”。[9]此后，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由此驶入“快车道”。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扩大区域生态空间。” 2015年12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环境保护部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提出了三项制度建设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建立健全京津冀生态保护补偿机制”。[10]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是率先突破之域、是核心内容，而包括流域在内的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则是其题中应有之意。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确立及深入推进不仅使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极具必要性，而且极具可行性。
二、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的理路
（一）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的原则
⒈权义公平配置原则。在现代法治社会，权利的公平享有和义务的合理承担是所有主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得以正常行为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经济良好秩序得以维护的必要条件。生态补偿的实践形式就是公平地分配权利与义务，并以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为主线而融入社会整体公平诉求之中。[11]从权利享有和义务承担的角度来看，生态补偿就是多个利益主体（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种权利与义务的重新配置和平衡的过程，实施生态补偿必须要明确各利益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而各利益主体（利益相关者）身份和角色的确定也是以其权利与义务的明确为基础的。[12]要确保生态补偿的顺利开展和有效实施，其前提就是要科学分析、合理界定区域之间、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在环境资源分配和生态利益分享中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确保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均衡统一。[13]由此可见，权义公平配置是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
⒉平等互利原则。平等是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需要遵循的另一基本原则。其原因在于：不同于国家生态补偿和区域内生态补偿，区际生态补偿是由所涉区域的相关主体通过平等协商、互助合作而得以实施的，区际生态补偿中的关键主体——生态补偿支付主体和生态补偿接受主体之间并没有行政管理或行政隶属关系，而是处于平等地位。[14]坚持平等原则，意味着生态补偿的直接利益相关方可以依托于协商机制来实现对生态补偿的充分参与，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主体的能动性，使其在利益机制的引导下，作出最符合社会效率的博弈选择。[15]此外，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还应遵循互利的基本原则。其原因在于：区际生态补偿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区域协调，因此，相关机制和制度的建立要在保障生態利益受损地区或生态环境建设地区应有利益的同时，实现对生态受益地区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维护。[16]如果说平等是区际生态补偿得以存在的基础，那么，互利则是区际生态补偿目标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是区际生态补偿实施的基本遵循。
⒊“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原则。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需要遵循“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在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生态利益受益者应当对生态环境建设（保护）者和生态利益受损者予以相应补偿，而生态环境建设（保护）者和生态利益受损者则有权接受这一补偿。一方面，这一原则的确立是公平正义价值目标的具体体现。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生态利益和环境资源并非是可以任意索取的“免费”午餐，基于公平原则，生态利益受益者理应与生态利益供给者共担生态建设和保护的成本。[17] “谁受益谁补偿”原则的确立可以有效避免在环境资源分配和生态利益分享中出现的“搭便车”现象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上的“公地悲剧”。[18]另一方面，这一原则的确立是由区际生态补偿的本质所决定的。从本质上讲，区际生态补偿就是生态利益受益者对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者或生态利益受损者因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所进行的投入以及发展机会所受的损失进行的经济补偿，其实质是生态产品在不同主体与地区间的平等交易。因此，必须坚持“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的基本原则，以形成对生态利益供给者的长效激励和对生态利益受益者的应有约束，改变以往受益者或受益地区普遍存在的“搭便车”心理，帮助其树立“谁受益，谁就必须付费”的生态产品消费观念。[19]
（二）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的模式
作为生态补偿的核心内容之一，生态补偿制度构建模式旨在解决生态补偿由何种力量主导实施以及遵循何种基本规则开展等问题。在实践中，主要有政府补偿模式和市场补偿模式之别，理论上亦有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之争。一般认为，所谓政府补偿模式，是指在政府主导下，以国家生态安全、社会稳定、区域协调等为目标，通过财政补贴、政策倾斜、项目实施、税费改革和人才技术投入等手段来实现生态补偿目的的补偿模式；[20]所谓市场补偿模式，则是指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相关主体通过平等协商达成环境资源分配和生态利益分享协议，进而实现生态补偿目的的补偿模式。政府补偿模式具有补偿形式的控制性、受益者补偿的间接性以及资金来源的财政性等特点，而市场补偿则具有补偿主体的多元性、平等性以及补偿实施的自愿性等特点。政府补偿的具体形式包括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补偿、生态保护项目实施等，市场补偿的具体形式则包括“一对一”交易、产权市场交易、生态标记等。从生态补偿的发展历程来看，生态补偿实施之初均是以政府补偿为主导的，市场补偿是在生态补偿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的。
一般认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实践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从流域生态补偿模式来看，以政府主导为显著特征，即政府直接参与到流域生态补偿的实施中来，政府行政执行成为推动流域生态补偿开展和落实的主要动力和实施保障。其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政府间强制扣缴、上下游政府共同出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等具体形式。[21]当前，除政府主导模式外，流域生态补偿模式亦有所创新，突出体现在水权交易生态补偿方式的产生与发展上。①就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的模式选择而言，笔者认为，应在借鉴已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京津冀的实际情况，采用政府主导模式，并积极推进以水权交易为代表的生态补偿方式创新。其原因在于：政府主导模式具有启动快、执行力强等优势，而流域区际生态补偿从总体来说还属于新生事物，民众的认知、接受和支持还需要一个过程，市场补偿模式的实施条件和作用环境的形成则需要较长时间。
三、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的关键节点
由于所涉利益主体众多、各方诉求差异较大，加之受生态价值评估技术不成熟、横向协调及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缺失等因素的影响，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基本上处于“说多做少”的状态，实际工作推进缓慢，可谓“知易行难”。[22]就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而言，应在吸收已有实践经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立足于京津冀流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着重解决好以下关键性问题：
（一）准确厘定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主体
作为生态补偿得以顺利实施的基本前提，生态补偿主体的厘定旨在解决“谁补偿”“谁受偿”这一关键性问题，这也是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所需完成的首要任务。目前，学界对生态补偿主体的厘定仍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对“主体”这一概念的界定尚有不同认识，如有的研究者将生态补偿接受主体界定为生态补偿对象或者生态补偿客体。①此外，学界对生态补偿主体的构成、生态补偿支付主体与接受主体的范围等亦存在不同认识。
笔者认为，就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主体的厘定而言，应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在流域区际生态补偿的初创及发展阶段，采用政府主导模式，将政府界定为流域区际生态补偿的关键主体。具体来说，在流域中，作为生态利益受损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地区以及环境资源输出地区的政府应成为流域区际生态补偿的接受主体，①而作为生态利益受益地区、环境资源输入地区的政府则应成为流域区际生态补偿的支付主体。待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对其具有一定的认知度、接受度与支持度之后，民众、企业及社会组织亦应成为流域区际生态补偿的主体。
（二）科学制定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标准
作为关涉生态补偿效果、决定生态补偿能否顺利实施的另一关键性问题是生态补偿标准，其是用以确定生态补偿数额、强度的依据或准则，即“补偿多少”。科学制定生态补偿标准，不仅有助于实现相关主体的利益平衡、所涉地区的协调发展，而且有助于促进环保外部成本的内化。[23]因此，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系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但从生态补偿已有实践来看，其还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生态补偿标准整体偏低、过于笼統与单一、缺乏动态调整等方面。就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而言，在补偿标准的制定上，要综合考量流域水环境治理成本、水土流失防治成本、足额水量获取成本以及发展机会丧失成本等多重因素，并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予以确定，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制定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科学合理。需要强调的是，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还要充分考虑社会认知度和支付主体的接受程度，要确保生态补偿利益相关主体之间进行充分沟通，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使其为标准的制定提供客观、专业的支持。
（三）合理确定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方式
作为支付主体对接受主体进行补偿的具体形式，生态补偿方式旨在解决“怎么补偿”的问题。在补偿标准确定的情况下，不同的补偿方式会使生态补偿产生不同的社会经济效果，在特定情形下，甚至会决定生态补偿项目的成败与否。从生态补偿的已有实践看，在补偿方式的确定上还存在较多问题，突出体现为补偿方式过于单一：⑴已有生态补偿以政府补偿为主导，缺乏市场补偿的应用和社会补偿的参与。⑵已有生态补偿以资金补偿方式应用较多，产业扶持、技术援助、人才支持、就业培训等其他补偿方式未受到应有的重视。[24]⑶已有生态补偿方式重“输血”而轻“造血”，从而不利于生态补偿接受主体或地区的长远发展和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
生态补偿方式的合理确定是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为更好地实现生态补偿的目的，在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首先，要实现补偿方式的多元化，除专项资金这一传统方式外，②实物补偿、能力补偿、政策补偿等间接补偿方式同样不可或缺。唯有如此，才能给京津冀流域生态环境建设（保护）者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态环境保护动力，从而形成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协调的良好态势。[25]其次，要积极创新生态补偿方式，其中，水权交易方式应该成为生态补偿方式创新的重点。所谓水权交易方式，是指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水资源使用权的有偿转让以实现生态补偿目的的生态补偿方式。在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实施中，若要推进水权交易方式的应用，需要从多个方面创造其发挥作用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推进水资源初始产权的界定与分配。
总之，水是京津冀流域生态利益关联的关键性要素之一，海河则把京津冀地区真正串联为一体，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有其充分的现实正当性；而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确立及“稻改旱”①工程试点工作则为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可行性基础。但需要注意的是，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绝不仅限于流域，大气、固废处置等领域亦应建立相应的生态补偿制度，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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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 静）
生态经济学范文第3篇
为更好的发展新农村经济，助力湖区农民发家致富，桓台联社紧紧围绕马踏湖区资源优势做文章，在积极支持白莲藕种植、水鸭养殖等特色种养业发展的同时，加大对以湖区芦苇、蒲草为原料的手工艺术品加工业的支持力度，带动了农民致富。截至目前，桓台联社已经发放助农贷款3亿元。
巩胜贤（化名）是起凤镇鱼四村村民，现年50岁的他承包着100亩湖区，养鱼，种藕，湖滨浅滩种植芦苇。红红火火的生态农业让他如今早已是村里的致富名人。儿女都在城里工作生活，有房有车，家里也盖起了二层小洋楼，虽然如今生活过的富裕有足，可又有几人还记得几年前的他还只是一个天天下地种田，为孩子学费发愁的普通农民呢？
2005年，巩胜贤的大儿子参加了高考，由于成绩一般，只能上一所三本学校，可是昂贵的学费却让他犯了愁。虽然四处奔波，求人借钱，好不容易凑够了孩子入学的钱。可是，家里却负债累累，而且考虑到孩子接下来上学的花费。老巩辗转反侧，常常彻夜难眠，头发都掉了一大把。最后，思虑再三，老巩决定要赌一把。
其实几年前他就看中了村西那片闲置的湖区，但是以前每次只要一想到开发湖区所需要的资金，老巩就只能无奈的叹气。可是，如今已是无路可退，老巩豁出去了。亲戚朋友那已经很难借到钱了，虽然早就知道信用社发放支农贷款，但在老巩的思想里总是不相信的，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怀着忐忑的心情，老巩走进了农村信用社的大门，找到了信贷工作人员，跟他们说明了情况后，信用社的工作人员立即跟他一起到现场考察了情况，并听取了老巩的开发计划，最后一致觉得非常可行。最终，两天后老巩从信用社拿到了他的第一笔启动资金5万元。拿到贷款证的那一刻，老巩泪盈满眶。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老巩总是激动的说：“那不只是一本贷款证啊，那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我以后生活的希望啊。没有它，一想起来就感觉往后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真的谢谢信用社啊！没有他们哪有我的今天啊！”
去年6月份，看着自己的湖区在夏日里凉风习习，朵朵菡萏含苞待放，鱼儿欢快的畅游其间。老巩突发奇想，如此赏心悦目的画面何不让大家共同分享，建一个生态园，让大家一边吃饭喝茶一边欣赏美景，有兴致还可自己亲自钓鱼烹食。老巩很是为自己的想法得意自豪，可是，此时资金还未回笼。于是，老巩再次找到信用社的信贷员，自信满满的向其说明了想法。工作人员也很是看好他的想法。为他新增发放了十万元贷款。如今老巩的生态园每年光纯利润就30余万元，老巩总是开玩笑说做梦都能笑醒了。
通过桓台联社的贷款支持，如今全县各种生态农业发展迅速，如雨后春笋般景象繁荣，同时，辐射带动周边村民就业致富，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健康“绿色”新血液。
生态经济学范文第4篇
摘 要 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经济协调发展，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重点在于如何科学地处理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基于2011—2018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相关统计数据，运用DEA模型对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耦合效率进行了测度并分析。结果表明：1）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经济与环境耦合效率处于较高水平，耦合效率主要受规模效率的掣肘;2）规模效率是提升耦合效率的主导因素，需要进一步推进农业规模化生产，由分散化经营转为大规模经营。
关键词 农业经济;生态环境;耦合效率;DEA模型;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2014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发展上升为国家层面战略，成为湖南省经济发展的四大板块之一。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经济发达，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但在农业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环境问题。例如，近10年以来，湖区发生过2次大面积的“水华”现象;洪水调蓄功能逐年减退，洞庭湖的局部地区充满了泥沙;农药、化肥的过多使用导致土地污染等。由此可见，处理好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尤为重要。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区概况
1.1 文献综述
在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层面，20世纪90年代初Jeroen JCJM等试圖运用动态模拟模型对生态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实现方式进行研究，从系统反馈角度测度生态—经济系统耦合状况并验证2个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机理[1]。国内较早对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进行研究的学者是任继周等[2]，他以河西走廊为例（1994），对山地—绿洲—荒漠农业生态系统进行耦合，并分别计算着3个农业子系统之间的能源和物质的流动方向及流速。此后，国内许多学者受到启发，使耦合扩展到生态环境和经济耦合的研究，并不断应用量化评估方法来评估农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问题。
在耦合协调度方面，主要从耦合双方的关系进行数量测度。如李宗伟（2018）以内蒙古自治区为研究目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耦合度模型评估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2个系统间的关联度、耦合度和协调度[3]。李小娟（2020）基于2009—2018年陕西省相关数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度模型对农业经济与农业生态间的耦合关系进行阐明[4]。高静等（2020）基于2004—2017年全国统计数据，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农业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5]。
在测度耦合效率层面，魏言妮（2017）以黑龙江省为例，为进一步把握系统耦合发展程度，从效率的角度出发[6]。运用DEA模型（数据包络分析）对该省的农业经济、农业生态环境和玉米产业三者之间的耦合效率进行测度。易婷婷等（2020）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和Malmquist指数法，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05—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探索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效率的特征与演进规律[7]。综上所述，国内外对系统耦合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各个层次和领域，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但是，大多数研究都是停留在测度耦合协调度上，未全面反映系统的耦合效果，还需测度子系统间的耦合效率才能继续深化反映子系统之间耦合关系的发展水平和情况。因此，本文基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2011—2018年的数据资料，运用DEA模型对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效率进行测算与分析。
1.2 研究区概况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包括岳阳、常德、益阳3市，长沙市望城区和湖北省荆州市，区域内33个县（市、区）中，有22个商品粮基地县、9个商品棉基地县、13个水产基地县、5个国家级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洞庭湖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经济示范区和大宗农产品生产基地，对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十分迫切，相对的环境维护责任也十分重大。
2 耦合系统及耦合效率
2.1 耦合系统
耦合系统源于物理学，现被学者们广泛用于各个领域，尤其是农业、生态、人文等学科。农业经济的发展为生态环境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生态环境的发展能够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耦合关系，说明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彼此作用，形成了一个综合复杂的耦合系统。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两者相互影响的范围明显扩大，程度显著增强。
2.2 耦合效率
耦合效率能够表征系统的耦合效果，本文界定耦合效率为在一定时间内耦合系统内子系统的投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对其他子系统所能创造出的最高产出[8]。耦合反映了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强弱程度，所以耦合效率反映的是子系统相互作用的效率高低。因此，本文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的耦合效率应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优劣程度直接决定农业经济的投入量程度，形成了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投入导向型耦合效率;另一方面，农业经济的良莠性发展同样对生态环境有着重要作用，直接作用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问题，形成了以农业经济为产出的产出导向型耦合效率。但本文的目的是在保证一定产出的基础上，减少子系统的物质能量等的浪费，使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配置，因此本文选择对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投入导向型耦合效率进行定量研究。
3 指标体系构建、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指标体系构建
DEA评价方法是通过测算不同决策单元（DMU）的效率水平来反映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的耦合效率，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指标的选取。若是选取不当则会大大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考虑投入—产出指标的因果关系，遵循可行性、系统性、科学性、动态性等原则，构建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投入导向型指标体系。本文选取农业经济系统中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农业投资占比作为投入指标;选取生态环境系统中的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人均水库容量作为产出指标（表1）。
此外，产出方面均存在时间滞后问题，但当年投入必然影响当年的大部分产出，所有年份数据都可能收到滞后性影响，所以不考虑时间滞后性问题[9]。
3.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所采用的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湖南省统计年鉴》《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湖北省统计年鉴》《湖南省农村统计年鉴》
3.3 研究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法最常用的基础模型是CCR和BCC模型，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将决策单元生产规模的可变性引入模型中。对于某个具体的决策单元DMU0，判断其有效性的综合DMU模型[10]。综合考虑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生产过程的规模可变性等特点，本研究采用规模报酬可变的BBC模型。
[minθ，s.t.j=1kλj Xij+S?i=θXij，i=1，2，3...，mj=1kλjYrj?S+r=Yrj，r=1，2，3，...，nj=1kλj=1;λj，S?i，S+r≥0，j=1，2，3，...，n] （1）
在公式（1）中，当θ=1时，DMUj的综合效率有效，且当S+和S-同时等于0时，DMUj为强有效，表示决策单元DMUj的生产要素已达到最佳组合，产出效果最佳。当θ=1，S+或S-等于0时，说明DMUj为弱DEA有效，相对综合效率为弱有效。而当0<θ<1时，则DMUj为DEA无效，此时越接近1，则表示效率越接近有效。
4 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DEAP2.1软件，运用投入导向型的BCC模型对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整体的农业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见表2。
“irs”表示该年处于递增的规模报酬阶段，“-”表示该年规模报酬不变，“drs”表示该年处于递减的规模报酬阶段。
为了更直观地研究不同年份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整体的效率变化，绘制了2011—2018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耦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变化折线图（见图1）。由图1发现，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在2013和2018年处于效率前沿面，耦合效率在2013年达到峰值后开始连续下降，直到2016年才呈现回升状态。
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变化程度上来看，规模效率的变化幅度比纯技术效率的要大，这说明规模效率是提升耦合效率的主导因素。
从变化趋势上看，可以分为以下3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1—2013年处于上升趋势，是由规模效率上升引起的，可能原因是2011年“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提案，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协商办理提案。2010年后，洞庭湖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围绕新型工业化（内含新型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推进“集聚化、集约化、集群化”的战略[11]。
第二阶段：2013—2015年呈下降趋势，大部分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的下降。国务院在2014年正式批复《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这标志着洞庭湖地区的开发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推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是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重大举措。这也就说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必须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就是改变单一追求产量的农业生产粗放方式，探索先进的农业技术，这也就说明对于新的生产方式，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纯技术效率下降是在所难免的;其次就是缩小农业生产的规模，退耕还湖。
第三阶段：2015—2018年耦合效率逐渐回升，原因在于2016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设立了专项重点工业污染源排查整治专项行动资金，与此同时，东洞庭湖全面进入禁渔期。农业规模趋于稳定的状态，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结构得到优化，有了资金的支撑，农村基础设备条件得到改善，能实现较少废弃物的生产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从规模报酬角度分析，规模报酬不变代表的是当前投入量为最佳规模，不用进行调整[12];规模递增表示的是农业经济系统投入量的增加，生态环境系统的响应增加的幅度超过了投入量的比例;而规模报酬递减，则是随着投入量的增加，生态环境的产出幅度小于投入量增长的幅度，从而造成了更多的投入浪费。由表2可以看出，只有2016年和2017年是规模报酬递减的，表明在这两年，农业经济系统投入过大，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为保持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双系统之间的健康和谐关系，选取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农业投资占比作为投入指标，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人均水库容量作为产出指标，采用DEA模型来测度2个系统之间的耦合效率。研究表明：在2011—2018年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耦合效率均值为0.957，处于较高的水平，其中在2013年和2018年都处于效率的前沿面。在2014年正式成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后，耦合效率有略微下降，但很快就回升到前沿面。耦合效率受規模效率的影响较大，意味着合理规划农业规模是提高耦合效率的关键。
5.2 建议
1）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今后的农业经济发展必须转变集约化发展形式，在农业经济发展时，注重协调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促进农业的绿色健康发展。2）国家政策对该地区双系统耦合效率有着显著影响，政策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随着改革的深化，区域特色越来越明显。3）对农业规模进行恰当地调整，不断深化产业改革，向农业高质量发展进发。4）根据洞庭湖生态经济上中下游的不同地区地势进行因地制宜地管理、治理，使整体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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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敬廷桃）
生态经济学范文第5篇
[摘 要]生态林业是新型的林业经营模式，加强生态林业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当今社会生态问题的有效方法。生态林业建设可以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然而当前生态林业建设存在很多问题，如相关法制建设不完善、生态林业建设技术落后以及林业市场发展缓慢等问题，本文通过对生态林业建设若干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生态林业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出加强生态林业建设推动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关键词]生态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9.187
社会快速发展，人们对林业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导致的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恶化问题严重威胁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相关政策的出台，相关部门和人民已经逐渐认识到林业资源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理念。促进生态林业建设推动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关注点，国家提出了退耕还林等一系列生态发展措施。基于此，本文对生态林业建设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够为相关部门提供参考。
1 生态林业的含义及建设生态林业的意义
1.1 生态林业的含义
生态林业是通过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生长发育规律进行分析，以此来进行森林的经营和管理。以生态林业为基础的经营模式是新出现的一种经营模式，其对经营过程和理念提出了要求，必须保证生物和地球化学的有效循环，保证森林系统充足的养分供给，只有这样才能保留森林系统现有养分不流失，而森林的养分来源更重要的是依靠自肥和永续经营。一般来说，森林经营要遵循少投入多生产的理念，即以最低的投资获取最高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因此，需要充分认识森林的过去、现状和将来发展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当中必须充分分析森林的演替过程，对每个演替过程进行详细研究。其中要特别注意自然演替过程是否符合森林经营要求。
1.2 建设生态林业的意义
（1）建设生态林业，推动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本质要求。生态林业建设，实现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发展社会生态经济多样化和改善生态环境平衡奠定基础，能够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首先生态林业建设为社会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使经济粗放型发展向现代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其次生态林业建设是现代科技生态化的发展目标，能够有效提升林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
（2）生态林业建设是发展林业经济的重要手段。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紧缺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建设生态林业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我国经济的良好转型提供支持。生态林业建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协调与生态的关系，不再将经济发展当作唯一目标，而是将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有效结合，实现生态林业建设的最大化。
（3）生态林业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持续发展在世界上得到认可和支持，生态林业建设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很好体现，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林业提出的重要要求。因此，将生态林业建设推动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纳入我国的总体经济发展目标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
（4）生态林业建设，推动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举措。林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生态林业建设，有利于推动农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2 我国生态林业建设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生态林业建设发展现状
林业是农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以发展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路线中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同时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林业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社会也开始越来越关注林业发展问题。生态林业建设作为林业发展中先进的发展模式，再次被广泛关注。我国森林资源的匮乏导致生态林业发展基础薄弱，而不合理的森林资源开发使得我国林业发展面临巨大困境，一直未能找到良好的解决办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生态环境质量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再度关注，对林业发展的认识更加全面，为生态林业发展提供较好的政策支持和社会环境。
2.2 发展生态林业建设存在的问题
（1）法律制度不完善。当前生态林业建设的首要问题是法律制度不完善，虽然国家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约束林业建设中的破坏行为，但是并没有起到良好的约束效果。制定的法律内容没有具体化到一些细节问题，人民缺乏足够的林业保护意识。
（2）生态林业发展落后。我国的生态林业建设还处在低级阶段，建设工作还主要停留在造林、育林等初级方面，导致生态林无法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并且我国的生态林业建设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产业链，缺少相应的市场，很多企业并不愿在林业上投资。
（3）林业市场发育缓慢。一方面我国林业市场起步比较晚，发展较缓慢，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林业所创造的经济效益，无法推动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国内林业市场狭小，而市场对林木的需求较大，很多林业产品滞销。当前市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生态林业的价值，例如林业旅游、花卉业等高价值的林业产品。
3 加强生态林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生态林业建设是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生态林业建设的根本目标在于形成良好的生态林业体系，实现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的良好统一。
（1）健全法制，加强对生态林业建设的认识。生态林业建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支持，要想促使生态林业建设良好发展，政府首先需要健全相关法制，使地方政府部门、社会企业和人民认识到生态林业建设的重要性。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森林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对破坏森林现象进行严厉打击，保护林业发展。其次政府也可以制定相关政策来推动生态林业建设，加强法制宣传，在森林资源开采方面对企业和个人进行约束。林业资源是潜在资源，生态林业不但可以提供生产建设需要的木材和各种各样的生物资源，还可以改善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生态林业建设周期长、风险大，同时加上各种乱砍盗伐现象，林业资源的保护和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相当大的难度。因此要充分认识生态林业建设的重要性，发展林业经济，可以将林业和养殖业、种植业等结合发展，实现林业资源的合理利用，推动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应用科技，加强生态林业建设技术。科技兴林战略能够有效实现生态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保护生态环境不受破坏，这就需要依靠科技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在生态林业建设推动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需要落实科技兴林战略，不断提升生态林业建设的技术水平，将林业科技充分运用到生态林业建设中，一方面在林业种植方面积极采用新技术保证树苗的存活率和生长率，另一方面研发新的林业产品，为生态林建设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提升生态林业创造经济效益的能力，实现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
（3）加快生态林业的结构调整，结合生态与经济建设目标。建设生态林业推动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传统林业经济发展思路，加快生态林业的结构调整。保持传统的木材林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林业附加产品的发展，最大化开发生态林业资源，扩大林业市场，扩大生态林业的经济效益。积极培育需求量大、生长迅速、产量高的林木品种；通过对林木的再次加工扩大林业产品的附加值；发展林业旅游业，种植观赏性风景植物，实现林业生态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对林区进行规模化管理，将生态林业与经济林业结合起来，实现林业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生态林业建设中，主要以经济林和速生林为主，采取林果结合的方式，提高经济效益。
4 结 论
总而言之，建设生态林业推动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发展社会经济、改善生态环境的必然要求。生态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对森林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为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提供可持续服务，在此基础上，实现林业产品的经济价值。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建立在生态林业建设的基础上，对于这方面，需要结合政府、相关企业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以科技为发展契机，满足林业市场需求的同时，积极扩大林业市场规模，真正实现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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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生态经济;循环经济;静脉经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作者简介]胡振鹏(1948—)，男，江西星子人，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南昌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水文水资源、资源环境管理研究;(江西南昌 330029)傅 静(1989—)，女，江西临川人，江西水利职业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规划设计研究。(江西南昌 3300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水体流动大型浅水湖泊生境变化对氮磷扩散消减的影响研究——以鄱阳湖为例”(41261053)、江西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团队计划项目“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演变与保护、修复研究”(20133BCB2401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Ecologic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Poya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Zone
Authors： Hu Zhenpeng & Fu Jing
Key words： ecological economy; recycling economy; venous economy;Poya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Zone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江西广大干部群众贯彻十八大精神，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为支撑，以过去积累的技术为基础，学习和借鉴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为实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提出的“高效生态农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工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逐渐居于主导地位……节能减排取得新进展，资源综合利用达到新水平，经济发展方式明显转变;科技创新体系初步建立，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广泛推广，清洁生产机制初步建立”的奋斗目标，努力构建生态产业体系，在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和新型工业体系等方面改革创新，创建了一批生态经济模式。本文结合案例介绍研究几种主要的生态经济模式，并从中总结出一些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和体会。
一、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要求：“坚持用现代手段装备农业，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发展农业，巩固和加强粮食主产区地位，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高效生态农业具有以下特征：(1)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可持续利用;(2)提供高产、优质、安全的农产品，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3)从生产到消费环环相扣的标准化农业;(4)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农业技术有机结合;(5)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县乡财力;(6)推进生态和经济良性循环，取得最大的整体效益。近年来，畜禽规模养殖发展迅速，由此产生的废弃物成为农村主要污染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以畜禽规模养殖产生的粪尿处理为纽带，把农、林、果、牧、渔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生产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有效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一)规模养猪遭遇环境瓶颈
江西有着悠久的养猪历史，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农户利用生产生活的废弃物养猪成为生猪生产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赣南农民创造了“猪—沼—果”生态农业模式①，全省20%农户建设了户用沼气池。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农民增收渠道增多，农户散养生猪逐步减少，规模养猪快速发展。2012年全省生猪年出栏量突破3000万头，其中90%由养猪场提供。按照年存栏生猪500头计算，全省共有规模化养猪场10652个，其中年出栏数达万头以上的258个。
生猪规模养殖是一种专业化生产方式，除了具有规模效益以外，在疫病防治、品种更新换代、销售市场拓展等方面具有农户家庭养猪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生猪规模养殖产生的大量粪尿得不到妥善处置和充分利用，将对环境将产生很大的危害：大多数养猪场仅设置了一个堆粪场和沉淀池存放粪尿，猪场周边蚊蝇成群、臭气熏天;猪粪卖给或送给农民做肥料，剩余的任其风吹雨淋，粪水肆意流淌;猪尿和冲洗猪栏废水经过沉淀池后，直接排放到河道、水库中，污染地表水，进而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有些猪场建在河道或水库旁边，甚至建在四面环水的河流江心洲上，对环境的影响更直接、更显著。有些养猪场修建了沼气池，用厌氧法来处理猪粪尿，在一定程度上降解了污染物质，但是猪粪尿厌氧处理产生的沼气、沼液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沼气朝空中排放，其温室效应是CO2的6～8倍;沼液直接排放到山溪、沟渠、水库或鱼塘中，使得水稻疯长，粮食减产;水库、鱼塘变为臭水塘，鱼儿也无法生存。
猪粪尿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农耕时代一直是种植业的主要肥料来源。猪粪尿厌氧发酵后产生的沼液中含有丰富的可以直接被作物吸收的营养元素;沼渣中除了沼液中所含的营养物质外，还有腐植酸等有机物质。利用沼液、沼渣做肥料或养鱼饲料，建立“农林牧果渔”生态农业生产体系，不仅可以使物质循环利用、生产绿色农产品，而且有效减少了环境污染。与农户“猪—沼—果”生态农业模式相比，利用养猪场粪尿资源发展生态农业具有以下不同的特点。
其一，农户是一个基本生产单元，可以独立自主地支配各种资源，较灵活地组织独立的生态农业体系。规模养猪一般是专业化生产，猪场业主一般不从事其他农业生产，即使对猪粪尿进行了厌氧处理，产生的沼气、沼液和沼渣除了自己使用一部分外，大部分还需要其他企业或农户来使用。利用场粪尿资源发展生态农业，需要政府的引导、有效的组织形式和利益分配机制。
其二，规模养猪是集约化生产，常年产生大量的猪粪尿。许多农作物对肥料的需要具有季节性，需要一定规模、多种形式的产业链才能全部消化大型猪场的粪尿资源。
因此，以规模养猪为基础发展生态农业，不能直接套用或简单放大农户“猪—沼—果”模式，必须根据养猪场所处的地理位置、规模以及当地的农业产业结构和自然资源，从发展现代农业出发，研究种养结合的生态农业发展规律、系统结构、生产模式和组织形式，以沼气、沼液和沼渣有效、充分利用为纽带，使种植业、畜牧业、果业、渔业和加工业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发挥生态农业的整体功能，多次分层利用自然资源，生产出高产、优质、无污染、无公害的农产品，并确保良好的生态效益。
(二)三类典型的猪场生态农业模式
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许多养猪场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猪场产生的粪尿资源带动农林牧渔生态经济发展，形成了许多有效模式，按照猪场规模可以概括成以下三类典型模式。
1.小型猪场的生态农业模式
小型猪场一般年存栏牲猪500头以下，发展生态农业的特点是创新组织形式，将农户“猪—沼—果”模式放大，养猪专业户将猪场分散建设在不同的地方，猪场的规模不大，以便周边村民充分利用猪场的沼液、沼渣和沼气。比如高安县的小型养猪场，投入资金50000元修建2个70m3沼气池和一个20m3的储气柜，猪粪尿和冲栏水全部进入沼气池厌氧处理，抽取沼液代替自来水冲洗猪栏，猪场周边闻不到臭气。通过协议的方式，沼气免费提供给周边村民家用，沼液和沼渣以较低的价格卖给村民做肥料。当地农业生产以水稻、桑蚕、中药材种植为主，秋冬季节水稻不需要肥料时，桑树、中药材仍需要施肥，一年四季沼液都得到充分利用，养猪专业户与村民的关系十分融洽(见图1)。
2.中型猪场的生态农业模式
中型猪场一般年出栏肉猪万头以下。由于猪粪尿数量较多，简单地放大农户“猪—沼—果”模式不能达到物尽其用的目的，厌氧处理后的沼气、沼液需要用多种形式消化利用。萍乡市泰华养猪场采用“猪场+养猪协会+基地+农户”的形式，大力发展“猪—沼—农—果”生态农业。①
泰华猪场位于萍乡市湘东区，当地以水稻种植和生猪养殖为主。泰华猪场的猪舍建在山坡上，南面有一0.4hm2的水塘，是当地农田灌溉水源之一，水塘下面有一灌溉水渠，灌溉全村的水田。猪场一年出栏肉猪4000余头，一般存栏生猪2000头左右。猪场先后修建3个沼气池共270m3。2006年以前，与其他许多养猪场一样，沼气池产生的沼气除了自用外，直接排入大气;沼液排入水塘，农户取水灌溉时，沼液也进入稻田。由于氮元素过多，致使水稻“疯长”，严重影响水稻产量和质量(2004年的减产率高达45.5%)。秋冬季节，稻田不需要灌溉时，沼液顺沟渠直接排放到下游水域中，对沿途水体、土壤造成严重污染。
2007年开始，在当地政府和南昌大学的支持与帮助下，泰华猪场坚持“整体、协调、再生、循环”的原则，结合当地自然、经济和社会状况，优化组合各种先进技术，包括传统农业中的有效技术，构建规模种养生态农业系统，综合利用沼气和沼液。首先，修建储气罐和铺设管道将沼气免费输送给周边100家农户、镇敬老院和一家工业陶瓷公司作为生活用气。其次，将沼液和灌溉水塘、渠道进行分流，修建三级氧化沟自然曝氧处理，农民可以根据作物生长需要在任一级氧化沟出口处取用氮、磷等浓度不同的沼液。第三，把分散的养猪户组织起来，成立生猪协会，协会成员将冬闲田交给猪场，用沼液种植无公害蔬菜。第四，在周边山坡荒地种植红薯、油菜和果树，果树下和田边地角栽种狼尾草，用沼液做肥料，将狼尾草的嫩叶一茬一茬地割去做养猪的饲料。如果还有没用完的沼液，经三级氧化后再向下游排放。系统结构如图2所示。
泰华猪场种养结合生态农业系统，使粪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效益非常显著。沼液三级氧化，并与灌溉水分流，保证了农户根据水稻生长需要来配水配肥，从根本上防止了水稻“返青”现象;沼气免费输送给农户、敬老院和企业使用，建立了和谐的邻里关系。冬季在水田里种植的蔬菜，经检验达到绿色农产品的质量要求，2009年获得利润79850元，同时改善了稻田的土壤结构，增加了肥力，对农户第二年的生产水稻起到有益作用。旱地种植的红薯藤、红薯和狼尾草作饲料喂猪，降低了养猪成本;农户在红壤山丘上栽种的果树年年丰收。表1列出了猪粪尿在厌氧—好氧处理各个环节的废水污染物浓度，最终排放的废水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二级标准，①取得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和协调。
3.大型猪场的生态经济模式
大型猪场一般年出栏肉猪万头以上。由于存栏生猪产生的粪尿数量多，周边地区很难将沼液全部用完。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废弃物，减少对环境的危害，需要采取与中小型猪场不同的处理方法。德安县德邦种猪场是一家规模养猪的省级龙头企业，包括种猪场、商品猪场和饲料厂，共有基础良种猪500头，母猪4000头，另外，视市场情况还饲养一定数量的肉猪，在猪粪尿处理和沼液、沼气利用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对于大型猪场，猪粪数量多，直接厌氧处理，需要大容积的沼气池，沼液运输困难、成本高。为了使厌氧处理的污染物减量化，德邦养猪场首先将猪粪与猪尿、冲洗猪栏废水进行固液分离。购买一辆汽车，将猪粪分送给附近的农户，用农户的户用沼气池发酵处理，生产的沼气、沼液和沼渣由农户利用，不收取任何费用，使闲置了多年的300多个户用沼气池焕发了青春。德邦养猪场建造一个常温发酵池和一个中温发酵池，用来处理固液分离后的猪尿和粪水，生产的沼气一部分用来发电，电能供猪场自用和抽沼液到山上的储液池中，另外的用管道输送到猪场所在集镇上，供集镇居民免费使用;发电使用后的冷却水输送给中温发酵池，用于保温。发酵池生产的沼液分三级抽到山顶的储液池中，从储液池铺设管道到山坡、山下的棉田中，大约20亩左右安装一个水龙头，农民只需在水龙头套上塑料管，就可以给棉花施肥，免费使用(见图3)。
猪粪、沼液、沼气的生产和利用涉及德邦养猪场和一千户以上的农户和居民，粪尿处理和沼液、沼气利用系统由南昌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点提供技术支持，并在当地培养了一批乡土技术人员，随时为用户服务。为了保障猪粪、沼液和沼气能够及时、公平地提供、分配，并做好服务工作，所有用户成立了一个公益性社会服务组织——农民沼气协会，德邦养猪场负责人担任理事长，各村(社区)负责人为理事，一位副镇长和南昌大学一位博士生导师为顾问。
(三)小结
为了追求规模效益，猪场越来越大，产生的猪粪更多。解决规模养猪遭遇的环境瓶颈，用末端治理的方法——将猪粪尿厌氧—好氧处理后排放，受到成本和技术的制约，难以行得通，也不可持续。唯一的途径是发展生态经济，以猪粪尿处理为纽带，变废为宝，农林牧渔果业取长补短、相互支持，争取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
上述三个案例大致刻画了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技术创新轨迹。如果把传统种养模式看做“末端治理”，那么，农户猪—沼—果模式和小型养猪场猪粪尿处理(图1)则属于“绿色技术的工艺组合”，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受益范围仅一家或几十家农户;中型养猪场猪场猪粪尿处理和利用(图2)则成为“可持续产品及其价值链”的产生，技术的推广和受益范围扩大到一个行政村;大型养猪场猪粪尿处理和利用(图3)系统发展到“传统产业改造和技术升级”，这一技术系统在一个乡镇范围内，整合了农户、中小型养猪场的各种绿色技术，在技术创新的同时催生了制度创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更深刻、广泛和显著。
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淘汰高耗能落后装备，突出抓好资源综合利用，按照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利用模式，全面改造工业制造、矿山开发等方面的流程工艺，大力推广清洁生产，着力推进废旧资源及工业废渣、废水、废气再利用，提高矿产的采选率、冶炼回收率。循环经济也是一种生态经济。生态经济着重从整体上把握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根据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本质联系和规律，强调经济活动既要遵循经济规律，也要遵循生态学规律，从宏观的角度将生态和经济相结合，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高效、合理地利用一切可用资源。循环经济根据生态经济理念，侧重于建立起经济系统中的循环组分及过程、运行机制和具体措施，强调物质循环使用、能量梯级利用;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以“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产出”为特征，所有的物质和能源在这个不断进行的循环中科学合理地利用，尽可能降低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循环经济使生态经济微观化、具体化和可操作化。江西铜业公司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效益。
江西铜业集团公司成立于1979年，在国家和江西省政府的支持下，经过三十年的技术创新和开发建设，已成为集采矿、选矿、冶炼、加工和贸易为一体的国内最大、最现代化的铜生产和加工基地，黄金、白银、硒、碲、铼等稀贵金属和硫化工的重要生产基地，以及全国第二大稀土生产基地，成为中国铜工业的领跑者。公司拥有8家矿山，5家冶炼厂，6家铜加工企业，3家稀散金属生产单位，1家稀土公司，以及财务、期货、国际贸易、物流、地勘、监理公司等增值服务体系。2012年，营业收入1759亿，利税101亿，总资产1000亿，净资产488亿，成为江西省首家跻身世界500强的企业。
矿产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铜矿是我国的稀缺资源。作为以矿产资源为基本原料的企业，从1995年开始，江西铜业公司坚持“以未来思考今天”的理念，以节约资源的高度责任感致力于资源综合利用，逐步走出了一条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一)采矿环节的资源循环利用
为了充分利用宝贵的铜矿资源，江西铜业公司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千方百计利用低品位的铜矿，减少矿石采掘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图4简要地描述了采矿环节中的资源综合利用情况，其中双线框表示原来的生产流程，单线框表示发展循环经济新增的工艺流程。
1.降低设计边界品位，增加低品位原矿入选
为了充分利用紧缺的铜矿资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江西铜业公司组织进行了“特大型低品位斑岩铜矿床采选综合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科研攻关，并获得了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一成果将德兴铜矿的可利用的矿石边界品位从0.3%下降到0.25%，原设计应丢弃的1.48亿吨废石(占储量20%)得到利用，多回收铜金属38.3万吨、黄金28吨。
2.攻克“湿法冶金提铜技术”难关，充分利用含铜废石
利用“堆浸—萃取—电积”的湿法冶金技术提取含铜废石中的铜金属，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冶金技术。从1996年开始，在永平铜矿进行难选氧化矿的湿法冶金试验，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取得重大突破。永平铜矿用湿法冶金技术，共生产合格电积铜870吨。1997年江铜在德兴铜矿建成了千吨级生产能力的湿法炼铜厂，从铜金属比率在0.05%到0.25%之间的“含铜废石”中提取合格的电积铜，共生产商品铜5200吨。湿法冶金提铜技术的运用，既有效地回收了废石中的资源，又减少了铜离子对水体的污染。
3.多方面利用尾矿，物尽其用
武山铜矿采用分级尾砂替代江沙充填井下采空区，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减少了堆放到尾矿库的尾矿数量，延长了尾矿库的使用年限，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据统计，1998年以来，武山铜矿用尾砂替代江沙111万吨，产生经济效益1722亿元。银山铜矿以尾砂为原料，开发生产出了钙化砖和绢云母等产品，每年消耗尾砂5万吨，既增加了300万元产值，又减少了尾矿污染。
4.酸性废水处理后循环使用
排土场堆存剥离出的废石中铜和硫遇空气氧化，大气降水后生成含铜酸性废水，这些废水直接排放到周围环境，因污染对周边地区的环境赔付高达每年300万元。后来，投入5000万元资金，引进加拿大技术，成功地解决了矿山治理酸性废水的世界难题，经处理后的废水可以供选矿环节利用。
(二)选矿环节的资源循环利用
我国铜矿的基本特点是矿体复杂，伴生金属种类多，品位低。江西铜业公司从选矿环节开始，采用多种先进技术，提高贫矿、杂矿的金属回收率(见图5)。
1.优化选矿工艺，提高矿山的金属回收率
通过技术革新和完善管理，系统优化采矿选矿工艺，大大提高了“贫、细、杂”矿的金属回收率。2004年，德兴铜矿的选铜回收率为86.60%、选金回收率为62.32%、选银回收率为65.09%，比1995年分别提高了6.6%、0.31%、5.45%，多回收铜金属8503吨、黄金26.63公斤、白银4897公斤，创造经济效益2亿元以上。
2.运用新技术回收钼
公司通过自主创新，研制出“选钼入选原矿预处理技术”，从铜精矿中回收钼，成功地解决了选钼生产成本高、效益低的难题。经加工处理后，进一步生产钼酸铵(见图5第1行品业链)，每年销售收入4亿元以上。公司还对湿法冶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渣进行回收利用，生产出铼酸铵和钼酸钠，为企业增加产值1千万元以上。
3.科学利用矿山废水，提高工业水复用率
采矿选矿需要大量用水，这些水使用过后呈酸性或碱性，对环境的破坏性很大，水污染是选矿中突出的环境问题。公司从改进生产工艺入手，把酸性废水用于选硫工艺，把尾矿库的碱性废水用于选铜工艺，其余酸性废水引入尾矿库与库中的碱性废水中和，达到以废治废的效果。目前，公司的工业用水总量为3.6万吨，其中重复用水率达到8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30%，不仅每年节约取水费用2千万元，而且节约水资源3亿吨，大大减少了工业废水对环境的污染。
(三)冶炼环节的循环经济
贵溪冶炼厂是公司的铜冶炼工厂，建设起点较高，整个生产工艺和厂区环境都是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进行设计和建设，图6中双线框是当时的生产流程，主要产品包括阴极铜、金、银等。为了保护环境，使污染物达标排放，共建设安装“三废”处理设备100多套。从1995年开始，公司就重视资源综合利用，集中力量开展科技创新，把“末端治理”转变为综合利用铜生产过程中各种废弃物，不断延伸产品链，逐步形成了废弃物综合利用的产品网。图6简要地描述了该厂主产品的生产流程和废弃物利用的流程及产品。方框表示生产车间，椭圆框表示产品，带箭头的工艺流程线旁边标示出原料、半成品或废弃物。概括起来，贵溪冶炼厂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发展循环经济产品链。
1.废弃物再利用
冶炼铜金属是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过程，冶炼厂利用相应技术，综合利用炼铜过程的中间衍生物，加工成有用产品。例如，闪速熔炼、转炉吹炼产生大量的SO2气体，直接排放将会对大气造成严重污染。冶炼厂采用洗涤、干燥、吸收、转化等一系列先进工艺，每年用SO2年产100万吨浓度为98%的高品质硫酸，硫的利用率达到96.83%，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66万吨，创造经济效益3亿元。在硫酸制取过程中，又产生有害物质砷滤饼，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砷化物处理不当可能产生的危害，用雾化铜粉作添加剂，从砷滤饼中回收砷，制取亚砷酸，年产量达800吨;残渣返回熔炼，残液进一步提取其他金属，确保了环境安全。
2.伴生金属的充分利用
铜矿中除铜金属化合物外，还伴生许多金属、金属化合物或其他有用物质。公司依靠自身的科研力量和引进技术，攻克从废弃物中回收稀有金属和其他物质的技术瓶颈。利用废渣、残液提取出多种稀有稀散金属，如高纯碲、硒粉、二氧化硒、高纯铼酸铵、铼粉等系列产品和铋、铅粉等重有色金属产品。硒、碲、铼酸铵已进入国际市场。
3.能量梯级利用
闪速炉每小时可产生1380°C高温烟气4.5万m3。为了利用这些余热资源，修建余热发电站，年发电量达1亿KW.h，约占总生产用电量的11%，按现行电价计算，每年节约电费5000万元。发电后的蒸汽温度较低，直接为其他车间的设备供热。
4.废弃物再利用延长产品链
在利用某种废弃物生产某一产品的过程中又有其他废弃物产生，将新产生的废弃物再利用，生产其他有用产品(如图6中硫酸→砷滤饼→亚砷酸→残液→铼酸铵)。这样，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环节利用废弃物生产多种产品，循环经济的产品链得到进一步延展，最终形成废弃物利用的产品网，上一道工序的废物成为下道工序的原料，能量和物质重复利用，企业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
5.消费领域的废弃物再利用
近年来，公司不断开展科技创新，积极发展铜的精加工和深加工产业，产品经营多样化，不断延伸产业链。采用鼓风炉技术回收不易处理的废铜，年产铜2.5万吨(见图6左下方)。对废弃电动轮胎进行回收，翻新后再利用。一个新轮胎价值10万元，而翻新成本只需要1万元。对废润滑油进行提炼，然后再次使用，不仅节约了油料，而且减少了污油对环境的污染。
(四)小结
江西铜业公司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在生产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回收各种资源，不但降低了有害物质对环境的危害，而且使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实现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往每年的投入大概为16.93亿元，在“十二五”期间，每年投入18.26亿元，用于发展循环经济和环境保护，建成“三废”利用与处理装置180余台套;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3项，省级科技进步奖52项。公司资源综合利用的经营收入每年超过100亿元元。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曾分别获得“环境优美工厂”、“环境优美矿山”、“全国绿化先进单位”、“全国工业污染防治十佳单位”等称号。2007年，温家宝总理视察江铜时高兴地说：“你们江铜在再生资源利用方面做得非常好，真正做到了将资源吃干榨尽。”
企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归纳起来，江西铜业集团公司发展循环经济有以下经验。
一是转变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企业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坚持经济增长、环境友好、技术跨越相结合的原则，先节约、后开源，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的理念改善生产流程，实现最优化生产、最大限度利用、最小量的废弃。转变观念，开拓思路，为发展循环经济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二是突破关键技术瓶颈。科学技术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支撑。在铜冶炼的过程中，与铜伴生的铼、铈、锑等很多副产品，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利用传统技术很难提取，循环经济就无法开展。江铜集团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经费超过20亿元以上，组织研究开发具有实用价值的资源减量技术和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延长产业链技术、污染物“零”排放技术、回收处理技术以及降低再利用成本的技术等，许多关键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从铜冶炼还原液中回收錸酸铵技术，不仅使回收铼变为可能，而且一举成为我国最大的铼酸铵生产基地，使我国铼产量增长了6倍。
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资源节约管理制度。加强资源消耗定额管理、生产成本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建立车间、班组岗位责任制，完善计量、统计核算制度，加强物料平衡。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完善各项考核制度，坚持节奖超罚，调动职工节约降耗、废弃物综合利用的积极性，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约了生产成本。
四是完善循环经济产品链，追求整体效益最大。从各个环节变废为宝，形成循环经济的产品链和产品网，用效益较大的产品收益来弥补收益小甚至没有净收益项目，整体上能够取得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某些废弃物生产某种产品可能不经济，即单位废弃物加工成产品的净收益小于废弃物处理后排放的费用。但是，形成了一定长度的产品链或者产品网，在不同环节利用废弃物生产多种产品，所有的循环经济产品的效益叠加，对整个企业而言，发展循环经济的效益还是显著的。贵溪冶炼厂从砷滤饼中制取AS2O3的收益与生产费用基本持平，这一产品基本上没有盈利，由于其他产品的收益替补，整个循环经济的效益相当可观。
发展循环经济是节省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举措，具有积极的外部效益，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因此，各级政府要大力支持，用优惠政策帮助企业降低利用废弃物加工成产品的费用。江铜集团在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在“三废”利用项目建设中，坚持用地优先，除了农民补偿款、拆迁安置费、上缴规费外，地方所得部分全面免收;坚持立项优先，发展循环经济项目优先立项、优先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定了“三废”综合利用奖励政策，从污染治理资金中拿出一定经费，支持企业开展“三废”利用的研究开发;对于利用“三废”制造的产品，按国家规定减免税收等，提高了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
三、积极发展静脉产业
静脉产业是以保障环境安全为前提，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标，运用先进的技术，将社会上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转化为可重新利用的资源和产品，实现各类废物的再利用和资源化的产业，包括废物转化为再生资源以及将再生资源加工为产品两个过程。静脉产业一词最早是由日本学者提出。他们把废弃物排出后的回收、再资源化相关领域形象地称为静脉产业，如同人体血液循环中的静脉一样。其实质是运用循环经济理念，协调当今世界发展所遇到的两个共同难题——“垃圾过剩”和资源短缺，变废为宝，使社会上的废弃物的再循环和资源化利用，以实现物质循环流动，减少环境资源消耗，本质上是社会层面的循环经济。
(一)丰城市的静脉产业
丰城是江西省重要能源基地，丰城电厂、丰城矿务局等一大批能源型企业坐落市内，由此曾经历过资源消耗过大、环境质量堪忧等问题。近几年，丰城市着力探索循环经济道路，努力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社会经济在资源循环利用中持续发展。
丰城电厂是该市主要企业之一，每天排放的粉煤灰就有1500多吨，过去每年要花1000万元以上的费用进行处理;全市超过100万m3的煤矸石山就有13座。2008年，同宇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投产，依靠丰城电厂源源不断的粉煤灰，每天生产800m3的新型环保加气混凝土砌块，一年消化粉煤灰12万吨，生产砌块25万m3，年产值达2亿元，缴纳税收1000万元，同时带来了近800个就业岗位。兰丰水泥厂投资1.8亿元建成新型干法窑项目，年利用煤矸石10万以上，年税收超过1000万元。目前，全市15家关联企业每年可综合利用煤矸石、粉煤灰等废弃物20多万吨，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超过1亿元。煤矸石山消失后，原来的堆渣场堆种上了杨树和葡萄。
养鸭是丰城及周边各县农村的重要养殖业。鸭子加工、食用后，废弃的羽毛到处可见。一些农民专门收集这些废弃的羽毛，精加工后分成毛绒、毛片和毛杆，向羽绒制品企业出售。后来，农民自己办起了企业，引进现代化水洗精加工工艺，对收集的羽毛精加工后，直接生产羽绒制品。
许多地方废旧塑料瓶成为“公害”，在丰城却是“宝贝”。江西三维化纤责任有限公司利用废旧塑料瓶拉丝做成涤纶化纤后，进一步加工成无纺布等产品，年加工废旧塑料能力达1万吨。此外还有兰丰塑业、恒泰塑业等一批以废旧塑料为原料的新型塑料制造企业，使废旧塑料加工业成为丰城市五大支柱产业之一。羽毛和废塑料再利用产业的兴起，带活了全市200多户废旧物资经营户，甚至出现一些废品收购专业村，在上海、广东等地设立收购网点50多个。
丰城煤矿中含有丰富的煤层气(瓦斯)，一直是煤矿安全的重大隐患。丰城矿务局通过技术攻关，突破了煤层气分布零散的难关，掌握了煤层气收集技术。现在，在煤矿采掘之前，将煤层气收集起来，用管道输送到用户，作为城市居民的生活用气;同时还促进了建筑陶瓷产业的快速发展，有效地保护了生态环境，方便了居民生活。
2007年，经江西省发改委批准立项和江西省环境保护厅环境影响评价，江西省丰城市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已着手建设，这是江西省第一个省级再生金属回收利用基地。基地坚持“铝业为主、铝铜并举”的方针和“错位发展、循环发展、科学发展、生态高效”的理念，力争走出一条循环经济和市域经济发展相融合的经济增长特色之路。先后吸引了美国兰通集团、上海古山有色金属公司等28家企业落户基地，收集全国各地的废旧铝制品，进行分类、拆解、冶炼，2010年生产再生铝10万吨、再生铅2万吨、再生铜1万吨，销售收入达25亿元，实现税收1.55亿元，形成了上中下游产业链完备、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取得了江西省工业与信息委员会授予的“江西省再生资源利用产业示范基地”称号，国家工信部已将丰城确定为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十大示范基地之一。到2015年可以形成年产再生铝锭30万吨以上、再生铜棒5万吨以上的生产能力，年销售收入将超过100亿元，年税收10亿元。
丰城市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还吸引深圳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入园，成立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投资3亿元，建立电子废弃物处理工厂，厂区占地面积300亩，以“规范收集、绿色处理”为原则，按照世界先进水平设计，生活用电采用风力与太阳能，生活污水实现完全循环利用，处处体现着“资源有限，循环无限”的理念。作为江西省指定的“家电以旧换新”定点拆解企业，一直坚持“消除污染、节约资源”为己任，推行“由循环而经济，实现企业价值和社会责任相统一”的企业文化，成为中国循环经济领域的代表性企业之一。公司从事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电池等电子废弃物拆解，年处理各类电子废物5万吨，提取塑料和铜、铝等金属，并进行深加工，目前形成了从电子废弃物规范收集系统、绿色分类拆解系统到低碳产品资源化的处理模式，能够达到无废水、废渣和废气排放。
(二)鹰潭再生铜产业循环经济基地
把鹰潭建设成“绿色世界铜都”是江西省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产业布局的重要内容。鹰潭是我国最大的铜生产基地，辖区内驻有亚洲最大的铜业企业——江西铜业集团。江铜自身铜矿资源的原料自给率仅占生产总量的1/3，2/3的铜原料需要从国外进口，资源风险大，制约着江铜的可持续发展。鹰潭市着力提升铜产业发展层次，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型金属材料，着力由铜材料基地向铜精深加工基地转变。同时将创新思路向两头延伸，向上发展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以铜拆解加工区为核心，确保铜原料的供应;向下则由原来铜原料的加工、铜材料的粗加工，开始走向铜的精深加工，一批大企业纷纷落户鹰潭，带动了铜产业品质的提升，铜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2007年，鹰潭市着手规划、建设“鹰潭(贵溪)再生铜产业循环经济基地”，既解决江铜发展的资源瓶颈，又为鹰潭的循环经济和资源再生产业的全面开展创造条件，使鹰潭铜产业包括三个基地一个中心，即全国最大的铜冶炼基地、再生铜循环经济基地、铜产品深加工基地和铜产业物流中心。再生铜循环经济基地为江铜贵溪冶炼厂提供充足的原料来源，冶炼厂出产的电解铜又被铜产品深加工企业消化，全国各地的废弃铜材铜料通过物流中心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路送到鹰潭，当地铜加工企业生产的产品经由物流中心输送到全国各地。
鹰潭(贵溪)铜产业循环经济基地分为拆解区、精深加工区、物流区三大组成部分，2010年基地实现产值100亿元。2011年，江西省工信委为了扶持鹰潭市做大做强再生资源利用产业，进一步推动鹰潭(贵溪)铜产业循环经济基地建设，授予“江西省再生资源利用产业示范基地”称号。基地的拆解加工区第一期面积已达1.25平方公里，形成了再生铜加工这一明确的主导产业，汇聚了日本万宝至、德国埃斯特、台湾光宝、宁波兴业等16家拆解企业，其中9家获得国家环保部定点拆解加工利用企业资质，批准年拆解指标69.5万吨。2013年，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公布，鹰潭铜产业循环经济基地为第四批国家“城市矿产”基地。鹰潭涉铜企业基本实现了铜材料就近取材，年节省运营成本预计达2亿多元。全市铜加工能力达150.7万吨，精深加工项目比重已占全市铜产业的90%以上;铜企业专利技术拥有量达450件，位居全国第一;有50多项产品被列为省级以上重点新产品和自主创新产品。基地建设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整个项目完成后，可形成180万吨的年拆解能力，达到年产废铜60万吨、废钢铁80万吨、废铝20万吨、废塑料15万吨以及其他杂废料5万吨的生产规模，最终建成华东地区最大的铜废旧原料回收利用基地和再生资源集散中心。
(三)小结
发展静脉产业，推进社会层面的循环经济，除了需要企业和各级政府强化责任意识外，在国家层面还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法制建设。
第一，发展静脉产业，除了将企业生产产生的废弃物资源化外，还将生活消费的废弃物加工利用。因此，要在全社会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倡科学、文明和节俭的消费方式，反对大手大脚、恣意浪费，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要从供给和需求关系上建立起需求引导生产的良性循环机制，如国家有关部门制定茶叶、月饼等包装标准，遏制过度包装、浪费资源的现象。
第二，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和分类的中介组织和物流系统是发展社会层面循环经济的重要力量。要建立废弃物集中、分类和流转的机制与体制，利于回收利用。国家要制定垃圾分类堆放、鼓励再生资源回收的法规和政策，对回收、利用废弃物的企业和个人进行税收优惠。在企业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实行排污许可证有偿转让制度。
第三，发展循环经济，科技进步是关键。国家要把发展循环经济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列入科技规划。组织力量研究开发一批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废弃物再利用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如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产业链延长和链接技术、回收处理技术和降低废弃物再利用成本的技术等。
第四，国家要鼓励全社会优先使用循环经济产品，规范利用废弃物加工的产品的质量，加强监管，防止“地沟油”、“地条钢”之类的有害物品危害社会。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