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风险范文第1篇
关键词：香港;离岸金融市场;风险控制
一、香港离岸金融市场概述
国际离岸金融市场是在欧洲美元的基础发展起来的，随着它的不断发展，市场规模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和美洲。其主要业务内容为国际离岸货币借贷业务、国际离岸债券发行交易业务、国际离岸保险业务、国际离岸衍生工具交易业务等。主要市场类型有内外混合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内外分离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分离渗透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以及避税港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1]。
香港演变成一个国际金融市场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香港从一个英属殖民的“自由港”发展成当今亚洲乃至全球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香港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通过外资银行数量的增加来体现，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政府的严格限制，外资银行在香港的发展速度缓慢，到1975年，香港的外资银行只有28家，而到了1980年则上升到了88家，至2007年香港已有138家持牌银行，其中115家的注册地在香港以外。外资银行机构在香港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带动了香港离岸金融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香港离岸货币存款量也因此逐年上升，截至2007年底，香港外币存款规模已经达到27 447亿港元。目前，香港已经成为一个向世界广泛提供借贷资金的市场，是亚洲银团贷款的中心。
香港离岸金融市场是典型的内外混合型[2]。内外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是指离岸业务和国内业务不分离，目的在于发挥两个市场的资金和业务的相互补充和促进作用。这类市场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并不严密，可以向国内流入或从国内向境外流出，对从境外流入资金的利息不征收利息税，外汇资金也不实行存款准备金制度，并且允许非居民经营在岸业务和国内业务[3]。
二、香港离岸金融市场存在的风险
离岸金融市场在运作过程中极易引发金融风险，东南亚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离岸金融市场管理不当所引发的风险。香港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督有其独特的模式，香港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能长期由银行公会，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承担，政府奉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一系列金融政策只在危机时才实施补救，这在一方面提高了市场的自由化和国际化程度，但另一方面，则使市场显得更加的不稳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香港的标准税率一直在低水平上涨落，是世界上最低税率地区之一;再加上香港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东亚和东南亚各地交通枢纽，位于亚太地区中心，所有的这些在给它带来便利的同时，无形中也构成了其众多不稳定因素的组成部分。
香港离岸金融市场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其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
1.信用风险。离岸金融市场最主要的风险形式是信用风险，它是指交易对方违约等导致无力履行合约义务，而给离岸银行带来经济损失的金融风险。传统的信用风险主要来源于交易对手违约造成的损失，即主要集中在离岸银行的贷款业务，但随着现代风险管理技术的进步和风险环境的变化，现代意义上的信用风险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产生了与市场风险相重叠部分，即由于交易对手履约能力和信用水平变化而使投资组合中资产价格下降进而造成损失的风险。另外，交易方的经营能力、资本规模、道德水平、经营的连续性等都会影响信用风险发生的大小。
2.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当商业银行为了向国内企业发放贷款而从离岸金融市场筹措资金时，所在国的外债数额就会扩大，而外债规模扩大的最终结果则会是国内外债规模失控，当大规模的外债到期时，就会引发债务危机并导致本币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而随着外币不断的转换成本币，国内货币扩张的压力就会随之而来，这势必会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运行，甚至导致本币贬值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大量举借外债的过程中商业银行的汇率风险将不断增大，而贷款过程中一旦出现呆账和坏账，将会导致整个银行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出现问题;另外，国内信贷会随着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而迅速扩张，其结果是国内供不应求，进而引起国际收支巨额逆差，此时一旦资金断流，整个金融系统将会有崩溃的危机，甚至经济也将迅速萎缩，即出现所谓的“过度借贷综合症”，在这方面，1997年的泰国金融危机便是很好的证明[4]。
3.流动性风险。离岸金融市场的离岸业务主要以存贷款为主，它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两头在外”，这就使得对于贷款客户的负债结构、经营情况、背景等方面的了解困难重重，这无形当中使得离岸银行的兑现能力大大降低，即存在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再加上有些离岸金融市场的离岸和在岸市场业务不分离，这就可能引起对离岸信贷业务的决策产生偏差，如果没有一套比较科学的离岸信贷风险管理与监管机制，就必然导致防范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大大降低。
4.法律风险。当前的离岸金融市场还处在不断的发展与摸索阶段，相关制度规定和法律条文还不够完善，这便给一些不良商人和腐败分子带来了渔利的机会，而他们的投机活动将大大增加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首先，它为不法分子提供了侵吞国有财产的途径并进一步导致了资本的大规模出逃。这是因为离岸金融市场有着非常便利的资产专业渠道，这极大地方便了不法分子的不法行为。其次，企业可以利用离岸金融市场的便利进行欺诈。这主要是由于企业可以利用离岸市场的信息不透明的特点来虚增资产;另外，由于离岸市场的免税待遇，于是企业可以通过在不引起税收成本增加的情况下虚增自己的经营业绩以达到上市“圈钱”的目的。再次，企业可以通过让其控制下的信息披露义务较高的子公司账面债务水平保持在较低水平，而企业整体的高负债却不对外公开的方式来转嫁金融风险。最后，离岸金融市场因其宽松的金融规则、自由的公司法和严格的公司保密法等成为一些人的洗钱天堂，他们利用这里的各种保密服务，大肆洗钱，隐瞒或掩饰他们的犯罪收益。
5.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通过离岸金融市场，一国的货币可能在境外被积累起来，而一旦这些积累起来的货币被投机者利用，他们就可以通过在外汇市场上的操纵来影响该国货币的汇率和利率。当市场上的在岸资金和离岸资金的利率出现较大差别而又不能有效地渗透时，就会引起资金的大规模套利转移。如果离岸利率较高而在岸利率低，则国内资金会外流;而如果离岸利率低而在岸利率高，则会引起大量的离岸资金流入国内。对于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没有严格分开的市场，就可能会出现有限的外汇资源通过离岸账户外逃，从而给自己国家的外汇管理造成极大的影响。同样，如果一国的外汇价格的市场价格和控制价格不同时，也会引起在岸外汇资金和离岸外汇资金之间的套汇行为，从而给国家的外汇管理带来诸多的难以控制的因素[5]。
三、香港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
1.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针对离岸金融市场容易发生信用风险等情况，建立离岸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审批制度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对想要开办离岸业务的机构要有一套完善的审批程序。视申请人要求的不同、资信状况的不同和资本实力的不同，分别颁发权限不同的牌照，并对它们的业务范围作出相应的规定，同时分别针对持有不同类牌照的离岸银行进行有区别的管理;所有离岸银行都必须以分行的形式建立，以保证每家离岸银行都有各自的总行来作为其最后偿债人，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离岸分行倒闭对所在国金融市场的冲击。对于企图进入的外资银行，我们要着重考虑其总行的资本、信誉、风险控制等是否满足其作为最后偿债人的要求[6]。
2.严格监管离岸业务。根据国际上的有关规定，对离岸银行的各种风险实施管理，尤其要重视资本充足率要求和流动性的要求。2007年以后对离岸银行风险的监管主要是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来进行的。需要指出的是，外资离岸分行的清偿能力监管责任和合资离岸金融机构的清偿能力监管责任分属于不同的监管当局，前者在其母国监管当局，而后者则分属合资方的监管当局。与此同时，要不断地完善离岸银行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在此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对离岸银行的风险资产管理和资产负债管理进行量化指标考核。
3.严格退出监管。退出监管是当风险发生时的一种事后补救监管，通过采取相应措施来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主要包括：第一，危机预警机制。它是指危机发生之前，有关监管当局对可能发生的危机进行特别关注，防止其进一步扩大的制度。第二，存款保险制度。它是指按照一定的比例向特定机构缴纳保险费，当风险发生时可用其来弥补一定的损失，以此来保障相关机构的安全经营。第三，最后贷款人制度。当出现资金困难时，离岸金融市场中的金融机构可以向金融监管机构借贷一定额度的资金，以度过难关避免破产。就目前的情况表明，许多的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对相关的退出监管流于形式，并不像准入监管那样严格，尤其是很多离岸市场为了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而不采取存款保险金制度，这确实可以促进相关离岸业务的发展，但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市场的风险。
4.加强离岸金融机构监管的国际合作。离岸金融市场产生于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为此加强对离岸金融机构监管的国际合作，实现离岸金融机构所在国与母国的监管信息共享，吸取其他国家对离岸金融业的监管的先进经验显得十分必要，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离岸金融业的监管水平，使离岸金融风险能够事先防范或及时化解。
参考文献：
[1] 成华军，雷声隆.我国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J].北京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1)：35-38.
[2] 夏强.新加坡、香港离岸金融中心的比较与启示[J].亚太经济，1994，(6)：43-47.
[3] 刘振芳.伦敦离岸金融市场[J].学术专论，1998，(2)：64-68.
[4] 薛洁.离岸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05.
[5] 鲁国强.加强对国际离岸金融市场风险防范的探讨[J].华北金融，2008，(7)：39-53.
[6] 孙沙沙.离岸金融市场法律监管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1.
[责任编辑 吴明宇]
市场风险范文第2篇
摘 要：本文在剖析交叉性金融业务变动特点、对系统性风险传导路径的基础上，测算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实证分析了交叉性金融业务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2010年以来，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经历了“N”型变动趋势，2015年以来风险处于持续上升通道，且成为历史高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产生与资产管理市场下的交叉性金融业务快速发展密切相关。为了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需要继续加强和完善穿透式监管，实现银行业务“期限错配”的范围合理化，确保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关键词：资产管理;交叉金融;银行系统性风险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9.03.014
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居民财富加速积聚，资产管理渠道急需多元化发展。同时，国家日益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为资产管理业务多元化打开了通道，资产管理行业得以井喷式大发展。原有的证券、基金、保险、信托等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壁垒被打破，各种交叉性嵌套型金融产品不断涌现和发展，涉及多领域金融业务、综合化经营发展的泛资产管理市场格局已经逐步形成。交叉金融性业务极大推动了中国金融市场的繁荣发展，丰富了金融业务产品种类，提高了金融效率，扩大了收益空间，但同时一系列潜在金融风险也悄然而至，表现为风险传递日益复杂、交叉性风险逐步凸显。尤其2007年次贷危机引起全球性的系统性风险，各国监管部门将银行系统性风险纳入了金融监管的核心。2012年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对证券公司资管计划进行了规范。原银监会2014年发布了《关于规范商业银行同业业务治理的通知》，规定商业银行开展同业业务需建立专营部门，其他部门和分支机构不得经营同业业务。2018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多部门正式印发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主要针对我国资管行业现状统一监管标准、规范业务流程、防范防控潜藏和现有的金融风险，为其有效回归本源、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做好准备。
与实践发展相对应，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金融风险再次成为全球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许多学者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形成的原因、影响机制等问题进行了研究。Kaufman（2010）、翟金林（2001）等学者对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定义，从风险蔓延、内外环境冲击、系统功能等角度分析了系统性风险的表现和特点。部分学者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如Borio（2009）认为银行系统性风险本身就存在于银行体系内部，随着银行的发展风险逐渐积聚，使得银行系统发生周期性危机。对于交叉性金融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主要对系统性风险的成因、路径等进行了分析研究。Dierisk（2004）主要从银行集团内部角度研究了银行交叉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他认为为了规避高压态势监管，银行往往通过内部转移资产获得监管套利，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曾刚（2016）对交叉性金融业务迅速扩张和风险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要通过强化监管协调、加强对宏观审慎的关注等方面维护金融稳定。叶文辉（2015）认为交叉型金融业务的风险环节主要有通过“通道”业务为一些金融机构提供融资、通过“过桥”方式使得资金在金融体系里流转。
综上所述，在对交叉性金融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多从风险形成原因、影响机制、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鲜少有从实证角度定量测度交叉性金融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同时，在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成因分析中，多从传统银行自身体系、外部经济环境因素等方面研究，很少将以跨市场、跨部门为特点的交叉性金融业务作为系统性风险的成因纳入研究体系。交叉性金融业务大多交易链条长，业务模式复杂，期限错配、信用转换、杠杆叠加、风险隐蔽等情况突出，对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带来较大威胁，不利于我国金融稳定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在研究分析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和扩散机制的基础上，对交叉性金融业务对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进行定量测度，对建立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成因体系、降低系统性风险、维护我国金融系统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交叉性金融业务发展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内在逻辑
（一）交叉性金融业务的内涵及发展
交叉性金融产品由涉及多类别的资管机构共同创新组合而成，具有跨市场、跨机构的特点。跨市场主要是对资管产品进行资产组合，打破单一市场壁垒，从而使资管领域横跨资本、货币等多个金融市场的子市场，如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等。跨行业则是不同类别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基金、银行之间相互合作，对资管机构产品发起運作。
近10年来，我国交叉性金融业务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为银信合作阶段、银证合作阶段、股债市场盛行阶段、债券市场萎缩阶段、资管规范新阶段。为规避监管，2007年银行机构大力开展与信托合作业务，交易结构较为简单，容易穿透底层资产，但是资产管理较为单一，难以满足多元化需求。2012年，《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发布，资产管理业务得以井喷式大发展，银行与证券合作密切，原银监会2013年发布《关于规范银行业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对资产管理业务加以规范。2014年股票债券市场开始盛行，交叉性金融业务发展十分迅速，由此引发一系列监管套利、期限错配等风险问题。2016年证监会出台“新八条”，对资管业务更进一步规范限制，债券市场呈现下降趋势。2018年，为了规范资产管理业务中普遍存在的多层嵌套、刚性兑付、杠杆叠加等问题，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一行两会、外汇局多部门共同下发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迎来了资产管理元年，开启了资管行业的全新格局。
（二）交叉性金融业务结构与银行经营风险
纵观交叉性金融业务发展历程，资产管理参与主体日益增多，交易结构日益多元化，随着经济环境、国家政策的变化亦不断发展、调整、创新。交叉性金融业务主要由三个核心要素组成，分别是资金提供方、投资管理人、基础资产（见图1）。
1. 资金端业务结构与潜在风险。资金端指银行、信托、券商、保险等机构提供资金支持，根据其收益预期及风险偏好等投资需求选择相应的投资计划。资金端的投资需求及客户群体的融资需求为交叉性金融业务发展提供了最主要的推动力量。随着客户群体融资需求日益旺盛，更多资金提供方参与到交叉性金融业务中，多元化融资服务发展迅猛，极大地推动了泛资产管理背景下的交叉性金融业务发展。目前，银行机构作为开展交叉性金融业务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对促使交易结构持续丰富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银行机构在开展交叉性金融业务时更倾向于通过结构化模式选择投资金融产品。结构化模式是在资金提供方进行优先分级的基础上，对投资产品产生收益进行差别分配。如，希望不承担较大风险同时收益没有过高要求的投资方倾向于选择优先级结构化产品;希望获得较高收益同时可以承担较高风险的投资方更倾向于投资次级机构化产品。
资金端期限错配、刚性兑付、高杠杆等问题突出，易引发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银行在投资时通常采用资金池方式操作资金的流动，在筹集资金时具有长期滚动性和短期高流动性，而在投资时选择流动性较低、期限较长的项目，隐藏风险隐患。一旦理财产品等滚动发售出现问题，流动性风险将会迅速积聚，通过交叉性金融业务蔓延至其他金融机构，最后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流动性风险暴露。
2. SPV业务结构及潜在风险。SPV即特殊目的载体，它同时连接资金提供方和底层资产，扮演着桥梁作用，是交叉性金融业务的主体。特殊目的载体包括资管计划、信托计划、公私募基金等，种类日益丰富，但是随着多元化趋势的发展，合规风险问题日益突出。目前，主要分为单一载体模式和多层嵌套模式，后者交易机构复杂，资金链条较长，底层资产穿透困难，因此是开展交叉性金融业务较为重要的模式。金融机构在使用多层嵌套模式时主要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银行与专业管理机构合作拓宽资产配置渠道。银行机构投资资金充足但是存在投资经验不足的问题，于是选择和其他资管机构比如信托、保险等进行合作，通过多层嵌套，拉长资金链条，获得高额收益。银行机构首先将理财资金投向信托机构，然后再投向保险或者证券公司下的资管计划参与到权益类资产投资，从而获得高额收益。
基于当前经济形势，很多资金提供方选择参与产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主要基于结构化模式，因此聚集不同优先级次资金，通过债权或者股权方式投资某些项目进而获得高额收益。监管规定银行机构不得运用自有资金投资产业基金，为了获取高利润，银行机构通过借助特殊目的载体进行项目投资，形成多层嵌套模式。
二是银行规避监管选择多层嵌套结构模式。为规避监管，银行机构倾向于通过与资管机构合作增加资产多层嵌套，对于监管部门有效穿透底层资产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如，银行机构通过打包不良资产转让给资管机构，资管机构进一步投资于券商，同时银行机构和资管机构也可以将资产通过信托机构投向券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嵌套，从而达到监管套利的目的。
作为扮演桥梁作用的SPV，涉及金融交易主体较多，交易环节也十分复杂，极易引发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为规避监管，银行多选择异地资管机构开展交叉型金融业务，跨地区跨机构开展业务增加了操作和道德层面上的风险问题。此外，交叉性金融业务资金链条复杂，每个参与其中的金融机构主体都有可能存在信用风险隐患，一旦某一个点出现风险，都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银行机构在开展业务时很难准确把握交易对手的风险管控情况。
3. 资产端业务结构及潜在风险。底层资产端是资产的最终投向领域，主要投向货币市场、债券市场、非标资产、私募基金、权益类资产等金融市场产品和工具，底层资产的性质决定了交叉性金融业务的风险暴露情况。目前底层资产种类丰富，风险暴露与多类因素相关。如资产管理者的产品管理能力直接关系到资产收益率。此外，资产投资基金类业务涉及主体较多，交易机构复杂，涉及信用、合规等风险。
底层资产端是引发信用风险的重灾区，银行业机构在资产投资时往往把重点放在收益的高低上，忽视资产最终投向领域问题，某些底层资产领域具有高风险的特点，因此投后管理是银行机构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
三、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测算和分析
（一）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来源
系统性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由于金融制度不健全及市场发展欠规范，经济周期、市场投机、资产泡沫等都有可能带来金融风险，而且系统性风险的形成往往是各種因素叠加的结果。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现阶段最突出的风险之一是以资管业务为主要内容的交叉性金融业务不断膨胀，资金端与资产端期限错配突出，再加上经济形势不利及外部事件影响，极易产生流动性错配风险及信用风险。因此可以判断当前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来源既有银行系统内部的因素，也取决于外部宏观环境和某些特定因素的冲击。内部因素主要产生于银行间债权债务关系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增加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极易引发银行挤兑风险传染和蔓延。
（二）风险测算方法
比较各种风险测算方法可知，GARCH模型法能较好地运用自身暴露的风险状况测算风险，但是没有考虑外部宏观经济因素带来的影响，因此不适合测算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综合分析法在测算风险时不考虑银行机构之间的业务联系，比较适用于金融市场较为繁荣的国家。只有指标变量方法综合考量内外部因素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合内外部因素进行数据分析综合测算风险，比较符合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变动特点。本文选择指标变量法测算我国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指标变量法的要求，本文将选择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相关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主要指标变量。由于变量较多，本文通过因子分析方法进行综合性测算，同时考察不同因素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在选取指标时，选取宏观经济相关指标、国际体系相关指标、银行体系内部指标进行综合性测算。风险测算指标体系见表1。
（四）风险测算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测算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通过分析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提取可以代表整体状况的公因子，通过公因子综合计算风险指数值，进一步分析风险变化趋势。
1. 数据来源。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本文选取了2010年第一季度到2017年第三季度我国商业银行的相关指标数据。其中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率、存贷比、超额备付金率、流动性比率、银行盈利指数、资产利润率、外债负债率从历年《中国金融年鉴》及原银监会网站获取，GDP指数、CPI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银行家宏观经济信息指数、银行业景气指数来源于万得资讯，财政支出、财政收入来源于新浪财经网站，短期外债/外汇储备指数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通过SPSS22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方便比较分析，对各个变量序列进行标准化处理。
2. 相关性检验及特征值。通过KMO和Bartlett检验分析，发现KMO值为0.681，Bartlett值小于0.05，达到指标之间相关性具有显著性的标准，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构建工作。数据处理结果表明，影响因素共有4个公因子，其累计贡献率为82.094%，4个公因子贡献值分别为27.575%、23.159%、20.583%以及10.777%。
3. 因子载荷矩阵。表2是旋转后的矩阵，因子载荷的绝对值越接近1，表示变量表达信息量越丰富，贡献率越大。从表中可知，公因子1包括银行盈利指数、银行业景气指数和外债负债率载荷量均大于0.8，其方差贡献率为27.575%，主要反映了银行业经济状况和外在经济环境对风险的影响较为显著。其中资产利润率以及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荷载量非常接近1，表明其盈利水平以及国内收支情况与其风险有非常强的相互影响关系。流动性比率为0.841，充分说明了流动性指标有较大的影响性，这也是关键性监管指标之一。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荷载量达到0.816的较大值，说明银行家对宏观经济信心值占据了一席之地，对系统性风险有一定的影响。
（五）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状况分析
根据4个公因子权重进行加权，计算出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指数值，通过绘出指数变化趋势图进一步分析不同时段的风险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图2为2010年一季度至2017年三季度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综合指数变化折线图。指数大小代表了测算区间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高低，负值说明风险处于安全可控的状态;正值风险处于较高位置需警惕。
从图中可知，2010年一季度至2017年三季度，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指数呈现明显的“N”型走势。2010年一季度到2012年第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指数为正，且不断上升。这是因为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恶化，对我国金融市场形成负面冲击，但随着2009年我国推出4万亿刺激政策，国内市场开始回暖，风险指数在2011年年中左右开始回落，风险逐渐下降。
2012年二季度至2015年二季度，指数明显下降，说明这段时间风险平均水平处于较低状态，一方面可能与我国采取的一系列紧缩性财政政策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影响有关系;另一方面我国实施有效监管措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控制较好。
2015年第三季度至2017年第三季度，风险指数值快速上升，说明该期间我国系统性风险上升速度很快。这一时期商业银行风险的上升，除了不良贷款暴露较快外，也與潜在风险较大有关，特别是前期我国资产管理业迅速发展，商业银行通过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交叉业务日渐频繁和增加，链式风险传染、期限错配、套利风险日益凸显，成为导致风险爆发的重要因素。
四、交叉性金融业务对系统性风险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认识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来源，以及交叉性金融业务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程度，本文将构建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由于VAR模型参数过多，估计结果往往不能令人满意，本文通过SVAR模型分析交叉性金融业务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资产管理规模（AM）反映我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我国资产管理业务的总体发展情况。每季度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与信托机构相互合作的银信合作规模（BTC），较好地反映了泛资产管理背景下我国交叉性金融业务的发展情况及对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带来的影响。理财业务情况采用银行理财产品续存资金规模（ BF）来表示，银行理财产品一直占据我国资产管理市场的主导地位，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交叉性金融业务，因此把银行理财业务规模作为一项指标变量。银行风险性指数（RISK）即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到的我国2010年第一季度到2017年第三季度银行系统性风险指数作为衡量标准。
综合我国银行业实际情况以及实验样本的合理性，选择2010年第一季度至2017年第三季度我国银行业相关指标作为构建SVAR模型的变量。各指标主要摘取于万得资讯、中国银保监会网站以及各种资管年报等资料。银信合作规模数据来源于中国信托业协会，资产管理规模来源于万得资讯以及我国资管发展年报等资料，银行理财产品续存资金规模主要取自万得资讯。
（二）模型估测结果与分析
1. 单位根检验及滞后阶数选择。由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可知序列BTC、AM、RISK、BF均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变为平稳序列。根据AIC和SC值选取模型的滞后阶数，可知滞后阶数为2。
2. 引入包含4个经济变量的SVAR模型，其中4個经济变量分别为资产管理规模（AM）、银信合作规模（BTC）、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指数（RISK）以及银行理财产品存续资金规模（BF）。为减少异方差干扰，所有数据都采用对数形式表示。SVAR模型可表示为：
3. 稳定性检验。检验可知，单位根倒数全部位于单位圆中，表明模型是稳定的，可以保证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具有可靠性、稳定性。
4.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检验可知，资产管理业务规模、银信合作规模以及银行理财业务是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格兰杰原因，在资产管理背景下交叉性金融业务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产生影响。
5. 脉冲函数响应分析。分析交叉性金融业务发生1个标准单位的冲击对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趋势可以发现，0.5—1.5期交叉性金融业务的发展对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有一个正向明显冲击，在1.5期达到最大值，之后直至到第4期冲击趋向缓解，但期间仍有所微弱波动，在4期之后交叉性金融业务的发展对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冲击趋于平稳。资产管理市场背景下的交叉性金融业务对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正向的影响，当交叉性金融业务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时，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趋于稳定区域（篇幅所限，图略）。
6. 方差分解分析。从图3可以看出，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是银行理财业务，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仍处于上升趋势。银行理财资金大都投向债券市场、金融债、3A级短融以及其他信用品种，产品跨市场、多层嵌套，信息披露不全，存在灰色操作空间，有些产品较依赖于银行内外部评级，一旦遇有信用危机则收益无法保证。结果同时表明，资产管理业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产生了一些影响;目前银信合作占比较小，对系统性风险的冲击力度尚小，但是银信合作业务作为交叉性金融业务的典型代表，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具有持久性。
五、结论与建议
2010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呈现明显的“N”型走势。系统性风险的变化既与国内外宏观形势有关，也与商业银行业务结构密不可分。交叉性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给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带来了一定的风险隐患。
根据本文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继续加强和完善穿透式监管。资管行业必须实行穿透式监管，尤其针对多层嵌套的交叉性金融产品向上必须核查产品投资者，向下必须识别产品底层资产。一方面严格按照标准核查投资者是否合格，销售的产品是否合适，重点监督监管金融产品的宣传以及风险效益等情况，防止因为信息不对称或存在虚假信息等引起两者不匹配的后果。另一方面准确登记交叉嵌套产品的流转和运行状态，认真分析产品的期限结构和资金源头，防止金融机构产生套利行为。（2）确保“期限错配”的范围合理化，有效服务实体经济。资管新规中为了降低期限错配风险，明确规定了资产管理产品的期限，对保护资管产品的流动性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基于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还不完善，短期内很多融资不可避免地还要通过非标准化债权的方式来完成，资金也不可能单纯来自银行表内资金。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逐步引导市场稳健地度过过渡期。在特定情况下，可以适当允许非标资产的期限错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比如国家鼓励发展的PPP项目可适当允许非标资产期限错配，对低流动性资产进行合理性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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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邹静，王洪卫.互联网金融对中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7，38（1）.
市场风险范文第3篇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工商银行面临的风险分析，阐述了中国工商银行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系统性指标和非系统性指标，指出了中国工商银行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预警阀值；介绍了中国工商银行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风险预警信号的形成。
【关键词】中国工商银行；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构建
一、中国工商银行面临的风险分析
（1）市场化的价格使得中国工商银行的收益波动更加大。
随着中国工商银行在国际范围内开展业务，其资产当中外币计价部分所占的比重必然会越来越大，所以资产价值的波动性也越来越高，风险水平提高了。（2）面临金融风险传播速度加快、系统性影响加重的局势。金融创新活动日新月异，投资技术日益复杂，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手段迅猛发展，致使引发银行风险的诸多单个因素称为紧密联系的系统环节，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因素出现扩大趋势，使当前的金融活动的不稳定性更加突出，金融风险的扩散性、隐蔽性和突发性更加严重。（3）引发银行风险的因素出现高度复杂化的趋势。在金融市场高速发展和新产品层出不穷的环境中，日益高度复杂、规模庞大的金融衍生组合技术，使许多中国工商银行经营日趋盲目扩张。
二、中国工商银行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系统性指标和非系统性指标
系统性指标主要由与宏观经济运行基本指标密切相关的一些金融相对量指标构成。系统性指标包括经济增长状况指标、国际收支状况指标、财政货币状况指标和金融状况指标。非系统性指标用来检测各个中国工商银行自身的风险状况，亦即非系统性风险的状况。所谓非系统性风险是指中国工商银行由于经营不善从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非系统性监测指标具体包括信用风险指标、流动性风险指标、资本风险指标和经营风险（又称为操作风险）指标。
三、中国工商银行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预警阀值
指标体系选定以后，要进一步对每一个指标确定不同风险状态的界限值，即预警阀值，它指达到可预兆发生金融危机时金融指标的数值，由安全点增减一定幅度而得到。增减幅度要根据具体指标的具体情况而定，需要参考历史数据、国际通用标准和一些专家的意见。在确定适合中国工商银行风险预警指标的阀值时，可以参照我国在银行经营稳健时期各项指标的数值，也可参照经济、金融背景相似国家在银行经营稳健的各项指标的数值，并根据历史上发生银行危机过程中有关指标数据变化情况来综合分析测定。
四、中国工商银行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风险预警信号的形成
数据处理是为了方便反映风险程度，将指标值映射为标准一致的分位数值。其基本思想就是将各项风险监测指标的可能取值范围标准化到从0%到100%的区间内，然后根据实际状况确定风险阀值以及相应的风险区间（分位数区间），进而用特定的统计方法综合各项风险监测指标所能反映的信息，形成特定的风险预警信号。通常的操作步骤是先统一设置不同风险区间的分数上下限，安全、基本安全、风险和严重风险的分位数区间分别确定为[0%，20%]，[21%，50%]，[51%，80%]，[81%，100%]；然后每一个指标值根据其在不同风险状态的警戒线上限和下限中的相对位置，按照相同的比例映射到分数上限和下限的对应位置。将指标值映射为分数值后，要对分数进行综合处理，用统计方法度量系统和非系统这两类风险，计算出各部分的综合分数，确定其风险程度。另外一类统计方法则是考虑到风险预警指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从而应用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等非线性模型。中国工商银行应当根据实际需求确定使用哪种统计方法。将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指标确定后，就可以对二者进行加权平均而得出最后的风险预警指标的分位数。至于权重的选择，通常认为银行在经济运行中所处的地位非常重要而特殊，非系统性风险足够大时，会足以引发系统性风险，所以非系统性风险指标的权重通常设定为0.6，而相应地，系统风险指标的权重设定为0.4。为了直观地预报不同类型的警情，可以结合国家监测经济预警的做法，对警度采取类似交通管制的绿灯、蓝灯、黄灯和红灯信号来表示正常状态、低度风险警戒、中度风险警戒和高度风险警戒不同等级的警度，其分数范围（分数越大，风险越大）分别为，0%～20%（安全）、21 %～50%（基本安全）、51%～80%（风险）和80%～100%（严重风险）。其中，绿灯正常状态（无警），表示比较保守，风险极小，相应地可能会丧失一些收益机会；蓝灯代表低度风险警戒（轻警），表示风险小，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静态监控即可；黄灯代表中度风险警戒（中警），表示己经出现一定的金融风险，金融机构需要提高监控力度，采取动态监控，及时反馈信息，并采取一定措施尽可能地化解风险；红灯代表高度风险警戒（重警），表示金融机构的风险己经很大，此时应采取一级警戒监控，以防备随时可能出现的严重影响金融稳定的事件。
参 考 文 献
[1]阮女何麋，朱杰，陈权宝.我国商业银行风险预警系统研究[J].科技经济市场.2010（1）
市场风险范文第4篇
商业银行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一般而言,引起市场风险的因素很多,包括政治、经济、意外事件等,这些因素反映在市场上,就造成了市场在很短时间内的急剧波动。市场风险可以分为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股票价格风险和商品价格风险。由于我国银行目前从事的股票和商品业务有限,因此其市场风险主要表现为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利率风险是整个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风险,其最简单的形式是市场利率变动导致固定收益证券价值下降。以存、贷款业务为主的商业银行资产和负债的期限结构上通常是不匹配的,这就意味着利率的上升或下降会带来银行价值和收益的巨大变动。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按其成因可以分为缺口风险(含重新定价风险)、基差风险、内含期权风险、其他风险(包括收益率曲线风险和再投资风险等)。我国利率市场化推进以来,银行利率管理有了一定自主权,利率风险管理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银行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仍然较低,对利率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能力仍然较弱,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工具加强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是必然趋势。汇率风险主要由汇率变动和国际利率波动不同步造成的。银行在经营外币业务和投资一些衍生工具时通常会面临这类风险,也就是两国货币兑换比率的变化而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动的风险。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将走出国门 投资海外,汇率风险也随之增加;同时随着市场全球化和业务国际化,商业银行拥有越来越多的外币资产和负债,金融市场汇率风险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而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加快推进,汇率波动幅度逐步放大则使汇率风险逐步凸显。
总之,在商业银行交易业务规模逐步扩大并逐步成为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同时,其所蕴涵的市场风险也将逐步增大。特别是随着国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风险将更大,也更为复杂,因此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管理工作也日趋重要和紧迫。
市场风险范文第5篇
摘 要：评估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对金融市场监管和深化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MVGARCH模型研究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三个金融市场之间存在风险溢出效应，市场之间存在风险传递。由于风险溢出效应的存在，相关部门应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和相关政策的协调性，以金融市场的全局视角进行政策设计，恰当选择政策实施时机，保证政策实施效果。
关键词：金融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风险溢出效应
一、引 言
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或称波动溢出效应）不仅是重要的金融理论研究问题，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频发等金融危机表明， 金融风险在金融市场间交叉传染， 进而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充分显现了风险溢出对金融体系的巨大破坏，也给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
我国对金融行业的股票、债券和期货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在制度层面为金融市场间建立了防火墙，将风险隔离在各个市场内部，市场间的信息和风险溢出能力较弱。近年来，金融创新加快了市场之间的融合，金融产品的投资标的同时覆盖多个金融市场，证券、银行和期货等金融机构之间业务出现交叉，信息和风险溢出渠道拓宽。研究我国的金融市场风险信息传递是否出现本质变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当信息传递导致的市场联动性较高时，不同金融监管部门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应加强协调性，避免一个市场的不利信息触发其他市场的风险，预防系统性风险。
二、文献综述
金融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类：一是研究不同国家某类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美国、英国和日本之间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间股票市场之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二是跨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如股票、债券、外汇市场和商品市场，多数研究表明市场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
Hamao等[1]采用GARCH模型对东京、伦敦、纽约三大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和市场相关性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纽约和伦敦市场的股价波动都对东京股市有显著的影响和溢出现象，却没有发现东京股市对上述两市场的波动溢出。Koutmos和Booth[2]使用 EGARCH模型研究了纽约、伦敦和东京三大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三个市场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坏消息的溢出效应大于好消息。Miyakoshi[3]研究表明，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股市之间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但美国股市对亚洲股市的影响和波动溢出较小。Diebold和Yilmaz[4]使用VAR模型和方差分解技术研究并发现了美国、英国等全球19个主要国家或地区的股票市场之间收益率溢出和波动率溢出效应。
Abdalla和Murinde[5]研究了印度、韩国、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新兴国家汇率和股票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结果发现两个市场之间存在溢出效应，多数市场参与者仅考虑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波动率溢出效应。Maghyereh和AL-Kandari[6]使用非参数秩检验进行了非线性协整分析，研究表明石油价格以非线性方式影响股票价格。Malik和Hammoudeh[7]使用多变量GARCH模型检验了美国股票、世界原油市场间的波动和冲击传导机制，结果发现美国股票市场和全球石油市场之间存在明显溢出效应。Park和Ratti[8]使用VAR模型研究了美国和其他欧洲13个国家的石油价格冲击对股票回报的影响，结果发现石油价格冲击对美国的股票回报有很强的影响。Malik和Elwing[9]使用双变量GARCH模型检验了美国5个行业指数和石油市场间的波动传导机制，研究表明石油价格与某些行业存在明显的波动传导。Ehrmanna等[10]使用VAR方法研究了美国和欧洲地区之间股票、债券、货币和汇率市场的波动传导，结果表明美国是驱动欧盟金融市场波动的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也对金融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广泛研究。赵华[11]使用向量自回归多元GARCH模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利率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与利率之间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人民币对欧元、日元等非美元汇率与利率之间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陈云等[12]采用BVGARCH—BEKK模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且在汇改前后的溢出方向相反，汇改后主要表现为显著的从股市收益率到汇率变动率的波动溢出。李成等[13]采用四元VAR-GARCH-BEKK 模型分析了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以及货币市场的溢出关系，研究发现，上述市场有很强的波动集聚性和持续性，大多数金融市场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均值溢出，所有市场间均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还发现市场间溢出可能主要来自于市场传染效应。史永东等[14]基于Copula理论研究了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表明，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联动效应总体不显著，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尾部相关性独立。
三、模 型
多变量GARCH 模型由Engle和Kroner[15]提出并给出了估计和检验方法，是目前金融市场间波动率溢出效应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本文使用三变量GARCH模型，该模型比二变量GARCH模型能够更好地在一个完整的框架内同时捕捉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等主要金融市场的二阶矩关系，将更多信息从波动方程中分解出来。
股票收益率Rs，t、债券收益率Rb，t、期货收益率Rf，t之间的收益率溢出效应方程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数据选取和来源
本文使用2005年1月4日至2013年12月31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的每日价格数据，股票市场价格选取沪深300指数，债券市场价格选取中证国债指数，期货市场价格使用商品期货价格，选取中证商品指数。日收益率采用对数收益率计算，方法为Rt= In（Pt/Pt-1 ），Pt为第t日指数，Rt为第t日指数收益率。指数数据均来自Wind资讯金融终端，收益率来自作者的计算。
2数据描述性统计
表1 描述了样本统计特征：一是股票收益率的均值和方差最高，期货次之，债券最低，这表明股票市场的收益率和风险相对较高， 期货次之，债券最低，体现了金融市场的高风险高收益特征。二是股票和期货收益率具有左偏特征，收益率分布会较频繁地出现小收益和一些极大的损失，债券收益率具有右偏特征，收益率分布会较频繁地出现小损失和一些极大的收益。三是债券市场和股票、期货市场均具有尖峰特征，债券市场的尖峰特征更强，出现收益率较大偏离均值的极端偏差的可能性更大。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多变量GRACH方法研究了2005—2013年间股票、债券和期货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之间存在风险溢出效应，金融市场间存在风险传递。金融市场联系紧密，稳定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发展的政策的实施效果，会受到来自另外两个市场的不利影响的抵销。需加强市场监管和相关政策的协调性，以整个金融市场的全局视角进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单个市场的政策设计，恰当选择政策实施时机，保证政策实施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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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风险范文第6篇
国际投资者非常看好中国股票市场。保德信国际投资顾问公司执行董事、首席策略分析师约翰·普利文博士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全球投资人来说，中国A股市场仍将富有吸引力。
国际投资者看好A股市场
保德信提出的投资策略是增持新兴市场的股票，新兴市场主要是指中国和印度市场。约翰·普利文说，新兴市场增长稳固，通胀在可控范围之内，估值具有吸引力，盈利增长强劲。这两个市场具有相当的发展潜力，并将领先于其他新兴市场，
约翰·普利文表示，宏观基本面总体上依然健康，持续均衡的全球性增长可以期待，中国、印度的增长更强于全球，预计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达10％，印度经济增长为9％。
除新兴市场外，他还看好欧元区的股票市场，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高于趋势，公司盈利虽有所下降，但还是比较健康。估值相对于美国和日本有一个折价。
约翰·普利文博士对中国经济发展持肯定态度，对中国央行在控制人民币升值方面的做法表示理解和赞赏。
他说：“虽然A股市场估值感觉有点高，但中国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将超过30％，如果有业绩作支撑，现在的估值还是能够维持下去的。”
保德信国际投资顾问公司隶属于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国际投资部，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是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公司的外方股东的母公司。
从暴跌中恢复
今年2月27日，全球主要股市都出现了暴跌，当时有A股重挫引发全球股灾的说法，而约翰·普利文并不这么认为。他说，A股“是一个触媒而不是主因”。全球投资者对于风险接受程度的再调整才是造成下跌的主因。而由于这次下跌全球投资者风险承受的能力在增强，他们所承受的过度风险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目前多数市场已经从“中国调整”中恢复过来，预计市场将完全恢复，并且由于具有持续、平衡的全球增长，美联储降息以及市盈率的提升，股市会创出新高，投资者获利也将增加。
因此，约翰·普利文对于全球股票市场2007年的整体形势依然乐观，不过，在乐观中也有一些对近期宏观和盈利方面的担忧。虽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总体上依然是健康的，但是短期内存在风险：油价重新高涨、次级房贷问题引发的对美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美国核心通胀率依然保持在高位，美联储降息的不确定性以及趋缓的盈利增长水平。因此，短期内市场波动依然会比较大。
由于全球市场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加，保德信的资产配置策略依然将对股市适度增持，对债市适度减持，而对货币保持中性。
估值仍然合理
除了约翰·普利文博士外，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首席投资总监袁宏隆也对A股市场表示长期看好。
袁宏隆称，二季度市场将呈现震荡走势，长期上行趋势不变。由于盈利预期增长，市场在大幅上涨之后整体估值水平仍处于合理区间。其中，2007年按整体法计算的市盈率只有27倍，对应2008年则降低到2l倍。作为全球新兴市场，由于良好的业绩增长预期，中国股市与境外市场相比，整体估值水平仍处于合理区间。而在流动性过剩和业绩增长预期的背景下，中国证券市场的吸引力并未下降。
对于央行可能的加息，袁宏隆认为，从单因素看，加息提高投资者机会成本，降低市场估值水平。但是，利率只是影响资本市场的因素之一，且利率调整的影响还要考虑经济环境，如资本市场盈利能力、通货膨胀率、国外市场利率和流动性。目前股票资产的盈利能力具有比较优势，实际利率较低，因此加息对市场的负面影响非常小。
股市上涨或下跌主要取决于上市公司本身，他不认为股指期货对市场长期趋势会产生很大影响。由于股指期货具有卖空机制，投资者为防止即将推出的股指期货可能会打压估值相对偏高的优质蓝筹股，部分投资者已经开始提前减仓，这是第一季度部分蓝筹股跌幅居前的主因之一。第二季度可以积极买入优质蓝筹股。
在行业方面，袁宏隆预计，领涨第一季度的重组和小市值类行情在第二季度仍将继续，但不会再度成为影响市场的主导力量。市场持续走强仍需得到明确的业绩支撑，以金融和地产为核心的资产重估类公司和估值洼地类公司将重新成为市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