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循环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亚里士多德用大树做比喻，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个部分：树根部分是最基础的第一部分，它是一切知识的奠基，即metaphysics，中译《形而上学》；作为主体的树干部分是第二部分，即物理学；表现为树枝的第三部分是其他自然科学。这个树根，也就是这个基础，即亚里士多德的being as being，就是古典哲学中至高无上的第一哲学。由于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分化自哲学，所以现在全世界都是显学的经济学，本质上就是一种哲学，是我们认识经济现象或解释经济活动的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
说经济学是一种哲学，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经济学的发展趋势非常不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的主流经济学追求的是向物理学等所谓的“树干”科学的靠拢，表现为去哲学化或去形而上学化的与树根的分离。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哲学》，就是这一过程中这位英国古典经济学传人以卡尔·波普的方法论和科学价值观为基础向“树根”回归的努力。
罗宾逊夫人是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传人，也是自希克斯之后英国剑桥经济学派的掌门人。在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她有过三次革命性创新，即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提出、对有效需求理论的阐释以及对正统资本理论的毁灭性抨击。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只是“一种突破”。由于“革命”是指“改变了对基本问题的思考方式”，而“突破”是指“没有颠覆传统的看法或结果，只是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开始”，因此，尽管罗宾逊夫人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谦虚地认为该书只是“提供了一箱分析工具”，但因为不完全竞争“为置身于荒凉地区的人们提供了旅行指南”并填补了“垄断与竞争之间的中间地带”；而凯恩斯经济学的阐述和资本理论的争论使罗宾逊夫人确立了新剑桥学派分析方法，所以，罗宾逊夫人是“革命”，而非仅仅止步于“突破”。罗宾逊夫人本人也认为她是“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论和模型做了一次春季大扫除。抛弃所有自相矛盾的命题、不可度量的量以及无法定义的概念，并重新建构一个分析基础”。
《经济哲学》是一次更为彻底的“春季大扫除”。
《经济哲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全书由罗宾逊夫人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系列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成。虽说罗宾逊夫人在书中使用了非技术性语言以争取更多的读者，但因为该书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检讨从斯密到马克思以至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基本原理（罗宾逊夫人的另一本著作《经济学的异端》则从历史演变角度对相同问题进行了检讨），所以读者必须首先具有古典正统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知识背景，才能完全读懂该书。
经济哲学是经济学最本质的部分，是经济学构建自身科学大厦的基石。如果理解了维特根斯坦的那句话：上帝准许哲学家洞悉置于每个人眼前的事物（《文化与价值》），那么，经济哲学就是对那些无法用数学公式和统计图表来解决的经济事务和经济制度的性质做的智性思考。由于罗宾逊夫人一直认为“任何一种经济体系都要有一组规则，一种能对经济体系进行评价的形而上学，一个存在于个人心中并迫使他遵循的道德心”，因此罗宾逊夫人的形而上学讨论由来已久，由她挑起的那场两个剑桥资本之争，实质上就是一场形而上学争论。虽然两个剑桥争论的对象是资本，但从那时以来，资本就没有再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出现过，并一直是当代经济学理论中最为无用的部分。用形而上学概念解决形而下问题的古典分析方法，也在经济学分析中失去了踪迹。贴近物理学分析的形而下分析成了当今显学。在这一过程中，罗宾逊夫人的身份日渐复杂，主流经济学家的身份逐渐模糊，非正统经济学家的形象日渐显现。
表面上看，两个剑桥之争表现为同是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两个学派对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争论，究其实质，却是如何进行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在罗宾逊夫人看来，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虽然有效需求不足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组成，但消费需求不足是主因，引致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则是社会分配不公。因此，罗宾逊夫人主张从分配入手，对价值、效用以及积累和发展等进行概念式分析，以解决现实问题。萨缪尔森对凯恩斯理论的理解与罗宾逊夫人不同。萨缪尔森也认为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构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危机的根源。但萨缪尔森是根据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以及消费倾向等因素来探讨提升有效需求的途径。因此，使用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现实进行干预的形而下手段，是美国剑桥学派的凯恩斯主题。
不同的分析方法反映了经济学家基于价值评判的不同经济分析指向。
在罗宾逊夫人眼中，“历史不断产生出新的问题，旧的（经济学）讨论马上就成了问题”。因此，经济学要采用包括过去的论证方法和观察世界的方法在内的各种方法来解释现实问题。经济学借以获得发展的第一个问题是重商主义关于国际贸易的讨论，重商主义关注的是海外贸易商人，斯密的经济学虽然从批判重商主义的国际贸易论调开始，但和李嘉图一样，捍卫的是资本家的利益；马克思则将斯密和李嘉图的论点转过来为工人辩护。到了马歇尔，基于贷款利息收入的食利阶级成了理论的主角。鉴于此，罗宾逊夫人认为古典经济学过去采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从魁奈开始，经济分析的基本对象就是农民、地主和手工业者，斯密只不过将这幅中世纪图景改成了由工人、资本家和地主组成的社会结构。由于三个阶级有三种不同的收入，所以总产品在他们之间的分配决定了经济的发展。斯密之后的李嘉图指出，“确定这种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
罗宾逊夫人认为李嘉图的阶级讨论比斯密纯粹。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支出时间决定，不过商品要由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者分配。在分配中，劳动者得到相等于满足劳动者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即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润；地主得到地租。因此，在劳动生产率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想提升利润，就必须实行自由贸易，用进口廉价粮食的方式压低满足工人生存所必需的粮食的价格和地租。
很多人据此认为，罗宾逊夫人的分析是回归李嘉图，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是回归斯密。理由很简单，罗宾逊夫人重视分配，所以她以李嘉图的分配为分析起点；新古典综合则以斯密的分工为分析起点，重点讨论分工以及专业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交换的均衡。但这里有个矛盾。罗宾逊夫人一直认为“经济学缺少爱”，她的经济学不仅要反映现实问题，还要为社会送去爱。基于这种观念，罗宾逊夫人认为，斯密的经济分析“是以自然规律为依据的道德哲学，他不赞成人们之间的关系缺少人情味”，相反，“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表明他非常重视道德，并且当然希望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伦理基础”；但是，“功利主义者李嘉图认为，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关系”。正统经济学承续李嘉图分析，认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必将导致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道德问题被一笔勾销。虽然道德问题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密切相关，但是既然正统经济学告诉人们，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没有利害冲突，那么，大家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追求个人利益了。在罗宾逊夫人看来，正统经济学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斯密本人的学说与正统经济学的斯密理论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从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上看，与其说罗宾逊夫人回归李嘉图，不如说罗宾逊夫人回归到了真正的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斯密理论。
但是罗宾逊夫人又不太看得上斯密对剩余产品在利润和地租之间分配的讨论，尤其不屑于斯密借原始森林中的猎人以鹿交换海狸所做的关于价格与交换的讨论。在罗宾逊看来，斯密的这个“自然价格”不太自然，应该是有了交换才有价格；有了专业化分工才有交换；有了有组织社团才有专业化分工。“自然的”技术成本根本不能脱离组织生产的社会形态而独立地决定价格。因此，斯密根据原始条件下“自然的”劳动耗费（时间）比对而产生的互利交换决定的分工，显然不符合罗宾逊夫人对“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认识。
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说法充分体现出罗宾逊夫人对经济学的认识，罗宾逊夫人认为，经济学不是中性科学，经济学理论与概念受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驱动。从价值观念向效用概念的发展，就不仅仅反映出经济学从古典劳动价值论向边际效用论的演变和发展。
严格地说，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是一个循环论证且无懈可击的形而上学概念。众所周知，消费者带着收入进入市场购买效用。他们不会把全部收入都花费在一种商品上。消费者如果有理性（他们当然有理性），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经济学的最大化原则，将花费在各种商品上的一元钱的边际效用（预期从购买数量的增加所获得的效用增加）和节省一元钱的预期效用的边际效用均等化，从而使自己获得最大量的总效用。理性人都这么做！
但麻烦来了。因为每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会随着购买量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因而从这里推出的逻辑是：我们手中全部收入能给我们带来的边际效用（钱总是用来花费的），一定会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收入而不断下降。
那么，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所以马歇尔就说：“对一个富人而言，一个先令所能度量的愉悦和满足，比一个穷人要小。”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平均主义最符合经济学原则，再往下推，富人们都把自己的钱转给穷人好了。正是因为如此，威克塞尔才说：“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彻底的革命纲领’。”但是埃奇沃思不同意，他觉得“享受能力是进化的特征，是文明的根本标志”。帕累托则认为，将不同的效用加总计算，从而证明一个富人花费一元钱得到的效用小于穷人的做法没有意义。
不管有没有意义，对效用概念进行逻辑推理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更为根本的干预经济体系的手段，放任因商品分配的不公平而使商品的效用凭空消失，就证明了工会和累进税以及福利国家这类公平原则的正确性。但从另一方面看，效用的逻辑也证明了自由放任的正确性。每个人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花费自己的收入，一旦他将每一先令的边际效用均衡地花费在每种商品上，他就获得了最大的福利。再往下推论，对每个个人来说，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为了获取利益而自利的行为。“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做的努力，就是一种保卫力量。”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斯密，但却是“与教授们所解释的斯密学说完全不同”的经济哲学，揭示的是经济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内容。
虽然以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将科学哲学与经济学研究融为一体的方法成为一时之时髦，并引发了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研究范式的质疑与批判，但实用主义的美国经济学显然已经不耐烦这种思辨经济学。杰文斯早就说过，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那么，经济学一定是数理科学。萨缪尔森也认为，在牛顿时代之前，运用数学语言的科学就已经取代了希腊和罗马的经典理论。就像大爆炸之后的宇宙尘埃逐渐分离扩散形成不同的星体那样，经济学逐渐远离思辨传统，走上了唯科学至上之途，以至于很多人甚至认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就在于经济学要使用数学方法并依靠数学模型进行“演绎”。威克塞尔针对瓦尔拉斯用数学方法证明“自由竞争能使效用最大化”的做法曾经说过：“仅仅因为使用数学公式表达了他认为当时自由贸易主义拥护者们使用普通语言无法表达的观点，就认为他已经对他们未曾注意的地方进行了严格证明，基本上是一种可悲的看法。”罗宾逊夫人却认为，虽然使用代数非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X与Y之间的对称关系稳定而且和谐，但数学轻而易举就完全抹掉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
或许这就是罗宾逊夫人从正统变成非正统的原因。
经济学肯定需要数学，数学推理在很多方面都比思辨推理更为清晰和简单。但经济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虽获得了独立，但仍然必须紧紧扎根在哲学基础之上，就像树干只能生长在树根之上。马歇尔曾经说过，数学可以检验我们的直觉，并用来为分析结果进行速记。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数学应该是个陪衬。但现在很多大学的经济系里，数学不是陪衬而是根本。经济学学生在学术论文中使用数学成了一个硬性要求。比如为求证“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否过大”这样一个普通人都知道的问题，学生要动用数种计量方法，寻找出十个变量进行数理推导；比如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是由央企主导”这种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也可以弄出N个导数求导并且扯上洋洋数万言。统计学和数学将形而上学从经济学中清除得干干净净。
这样我们就有了重读《经济哲学》的必要。
（《经济哲学》，琼·罗宾逊著，安佳译，商务印书馆即出）
海洋循环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文章从循环经济的内涵入手,阐述了我国循环经济税收政策现状,基于现阶段税收政策进行评析,提出了调整和完善税收政策,以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关键词]循环经济;税收政策;研究
The Tax Policies on the Circular Economy
Wang Quanlu
(Hebi College of Vocation and Technology, Hebi, Henan 458030)
Key words: circular economy; tax policies; research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提出“循环经济”一词以来,循环经济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一些发达国家已把实施循环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政府近几年也积极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循环经济的内涵是一种发展,也就是用发展的办法解决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的矛盾。例如,通过煤矸石发电、粉煤灰生产建材等,不仅消减了废物的产生和排放,而且产生经济效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循环经济的运行过程来看,除宏观调控原则外,循环经济最重要的实际操作原则始终遵循着“3R”的原则,即“减量化、再循环和再利用”。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尤其是税收政策,调节和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建立起自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机制,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基础,维护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投入和环境代价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一、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的重要政策手段,在发展循环经济中无疑有着特殊的功能。我国现阶段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税收存在以下问题。
(一)税收政策手段单一,激励税收优惠政策太少,缺乏弹性
现行税收政策以鼓励类为主,主要是通过减免鼓励发展、通过征收限制消费,而在限制低能效类产品和产业发展方面基本处于空白。政策手段单一,没有利用政策的组合效果支持循环经济产业的发展。在税收优惠政策上,目前发展循环经济政策,基本上只采用税收减免这个单一措施,对国际上通用的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等其它财税政策手段没有采用,缺少针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门税种,显示了国家对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税政策缺失。
(二)对发展循环经济产业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
对发展循环经济产业的投入不仅仅表现为以往政府习惯的财政出资建设几个示范项目以及完成若干技改,或者对某些项目进行某种税收优惠。截至目前,国家还没有建立独立的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相关循环经济产业的投入分散在企业技改资金和高新技术发展创新项目资金中,使政府在循环经济投入上处于相当不稳定的状态。而且,政府的直接投入只局限于研发和生产(技改)领域,在循环经济产品销售、使用、服务、回收、信息传播等方面几乎是空白。
(三)税收政策考虑环保不够
1.涉及环境保护的税种太少。目前的税种中只有资源税和所得税涉及环保问题,其他主体税种如增值税对综合利用“三废”生产的项目没有优惠政策,消费税对汽油消费没有什么限制功能。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
2.现有涉及环保的税收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比如就资源税来说,税率过低,各档之间的差距过小,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征税范围狭窄,起不到调节作用。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费现象严重的情况极不相称。由于资源税收入大部分归地方所有,在执行过程中又因为是对使用煤、石油、天然气、盐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征税,往往起到了鼓励地方对资源过度开发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3.对排放污染项目缺乏制约作用。有些税种对环保项目本身免税,却对排污项目没有限制作用。同时,那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无污染的产品和清洁生产,又没有享受到优惠的税收政策。
(四)税种设计不科学,对资源消耗调节不力
如资源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使用税应该是对资源节约起调剂作用的税种,通过征税,增加原生资源的开采成本,促进企业厉行节约,但我国现行资源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使用税实际上是一种级差地租,履行的是所得税的功能;消费税本来应该是配合国家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对限制发展的行业和资源消费等起调节作用的征税政策,但我国的消费税主要调节的是人们对奢侈消费品的消费。
二、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税收对策
发展循环经济,要坚持开发节约并重、节约优先,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在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物产生、消费等环节逐步建立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一)用好现行税收政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作为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资源综合利用、废旧物资回收、环保产业等,一直是国家鼓励和支持的。我国目前的发展循环经济税收政策较多,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1.对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
2.对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1)增值税方面。从2009年1月1日起,对销售再生水、以废旧轮胎为全部生产原料生产的胶粉、翻新轮胎、生产原料中掺兑废渣比例不低于30%的特定建材产品实行免征增值税政策。从2009年1月1日起,对污水处理劳务免征增值税。对销售以工业废气为原料生产的高纯度二氧化碳产品、以垃圾为燃料生产的电力或者热力、以煤炭开采过程中伴生的舍弃物油母页岩为原料生产的页岩油、以不低于30%的废旧沥青混凝土为原料生产的再生沥青混凝土,以及采用旋窑法工艺生产并且生产原料中掺兑废渣比例不低于30%的水泥(包括水泥熟料)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2)企业利用废水、废气、废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可在5年内减征或者免征所得税。
3.对环境保护的税收优惠政策。
4.对技术进步、成果转让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立法,为循环经济税收政策提供法律依据
建立健全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包括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法和若干专项法规,从而为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循环经济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不仅在其中可以直接明确税收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而且还为发展循环经济税收政策的制订提供了法律依据。为依法推进循环经济发展,200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于2009年1月1日起施行。循环经济促进法专设一章,对激励政策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主要包括:建立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活动给予税收优惠;资源节约项目的投资倾斜政策;实行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价格、收费和押金等制度,政府采购和表彰奖励制度等。
(三)开征发展循环经济的新税种
税收支持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开征若干发展循环经济的新税种。开征的目的就是要按照循环经济“3R”原则,用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再利用来发展经济。
1.开征原生材料税。目的是为了促进人们少用原生材料,多进行再循环。诚然,原生材料税不同于已有的资源税。资源税征收范围狭小,原生材料主要指第一次投入生产等环节的材料,如原木、棉花等。
2.征收生态税。指对汽油、电能等产品和大气污染、污染源、噪音等征收。对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不征收。
3.征收填埋和焚烧税。循环经济也是一种垃圾经济。虽然填埋、焚烧与生态有关,但又与对其征收生态税不同,因为征收填埋和焚烧税主要是鼓励再循环和再利用。比如麦杆的焚烧,既浪费又污染环境,可征税。
4.建立“绿色关税”体系。一般讲,绿色关税体系包括出口税和进口税,从进口税收方面,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是在合理数量范围内,对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直接用于生产节能产品的设备、环境监测仪器以及环境无害化技术,减征或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二是对一些污染严重,影响生态环境的进口产品课以进口附加税或是限制其进口。从出口税收方面来看,应当考虑根据国家能源政策导向,针对原材料、初级产品、半成品调整出口货物退税率。通过降低乃至取消部分资源性产品的退税率来控制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建立绿色关税体系的目的在于有效地保护国内稀缺性资源;改善我国的出口结构,鼓励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提高进口产品质量,减少污染产品的进口。
5.开征垃圾税或垃圾收费。也就是单位和个人扔垃圾要付费。
6.改革现行资源税。改革内容主要是提高部分资源产品资源税税负,改进和完善资源产品的计税依据和计税办法,完善资源税税率(税额)有效调整机制,扩大征税范围等。
7.独立型环境税。独立型环境税是以环境保护为目的,专门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等行为课征的独立税种。
(四)逐步调整和完善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税收政策
1.不同时期开发的资源税,使一些低品位的、难以开发的资源具有开采价值。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目前的资源税征收范围太窄,只涉及矿产、煤、油等,但从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资源综合利用角度看,很多资源都应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有必要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将森林、草原、滩涂、海洋和淡水等自然资源纳入征税范围,切实提高资源综合开发和回收利用效率。二是从促进资源综合利用角度看,目前资源税计税依据太低,因此建议由销售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调整为以产量为计税依据,并适当提高单位税额,可考虑从量定额和从价定率相结合。三是将各类资源性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水资源费等也并入资源税,变费为税,进一步规范促进资源综合开发和利用。
2.完善循环经济税收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是引导社会投资方向、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政策工具。(1)加大对节能设备和产品研发费用的税前抵扣比例。如可规定企业当年发生的用于节能设备、产品的研发费用可以在所得税前据实列支,并可按已发生费用的一定比例在所得税前增列。同时建立研发专项基金,用于以后企业节能设备、产品的开发与研制。(2)对单位和个人为生产节能产品服务的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性服务收入,可予以一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3)企业用于清洁生产审核和培训的费用,可以列入企业经营成本;对于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实行税收抵扣;对企业为减少污染而购入的环保节能设备实行加速折旧或在一定幅度内实行投资抵免企业当年新增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企业购买的防治污染的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允许一次摊销。(4)企业用于环保及环境美化方面的捐赠,可享受与普通捐赠相同的税收优惠待遇。
增值税。因为增值税的内在机制是排斥免税的,所以要求增值税免税应尽可能的少,尽量避免最终环节以外的税收优惠。可见,利用增值税促进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政策示范的意义将大于实际上的经济意义。(1)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在环保和节能等固定资产的购置上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以适应企业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的迫切需要,为发展循环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技术支撑体系。(2)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首先,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如垃圾电厂、废旧电池处理厂)从外部购入或无偿取得的废渣等原材料、循环利用的内部废物等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中,在核实购入量、使用量等数据基础上准予抵扣,从而降低企业税负,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其次,以合理拉开利用再生资源和资源综合利用与原生资源之间的税负差距为目标,通过提高进项税抵扣的办法,实现循环经济的税收优势。如允许废旧轮胎综合利用企业在取得废旧轮胎时按10% (或更高)抵扣进项税,翻新轮胎实行13%(或更低)的低税率。(3)取消对农膜、农药特别是剧毒农药免征增值税规定,以免对土壤和水资源的保护产生不良影响。
消费税。在消费税方面,对国家批准的4家定点企业生产销售的变性燃料乙醇实行免征消费税政策。自2008年9月1日起,降低1.0升(含)排气量以下小排量乘用车的消费税税率,提高3.0升以上大排量乘用车的消费税税率等。
营业税。从营业税的免税范围来看,对从事节能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可以免征营业税等。
企业所得税。企业从事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化等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关税。一方面采取措施鼓励先进节能技术、设备进口,另一方面控制耗能高、污染重产品出口。
(五)完善税收分配体制
将资源税划为中央、地方收入共享,由国税部门征税。将环境税化为地方政府的收入,由地税部门征收。在环境保护税收入分成方面,地方可掌握75%,其余25%上交中央财政,由中央在各地区之间调剂适用,以利于全国范围内的循环经济的协调一致发展。
循环经济在中国刚起步,还需要国家财政和税收的支持。有关税收方面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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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汤伟山]
海洋循环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垃圾分类的概念，与西方国家相比相对较晚。目前我国在各大主要城市已经开展了垃圾分类，但整体普及率较低，且在实践过程中也仍存在一些问题。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和全民行动，仅靠政府力量无法维持垃圾分类的持续展开，需要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因此，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循环经济理论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分析垃圾分类处理与这些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将其作为垃圾分类处理的指导原则，以助于对策的研究。
关键词：垃圾分类;市场化;治理
一、垃圾分类相关的定义
（一）生活垃圾的定义
目前各界对于城市生活垃圾的定义基本上已达成一致。城市生活垃圾主要是指居民们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或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而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定的被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弃物。①因此，城市生活垃圾主要有两个重要含义：首先是产生于居民日常生活中;其次，这种垃圾一般以固体形式存在。
（二）垃圾分类的定义
垃圾分类是将垃圾转变成公共资源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主要是根据废弃物的性质和处置方式将垃圾分为不同类别，然后按照种类进行存储投放。生活垃圾的构成多样而复杂，对其进行分类的目的在于提高经济和资源价值，实现资源最优化利用。
我国将城市生活垃圾分为六类：（1）可回收物，包括塑料、纸张、金属、织物和玻璃等;（2）大件垃圾，包括废弃家用电器和家具等;（3）可堆肥垃圾，包括厨余垃圾和植物垃圾等;（4）可燃垃圾，包括废塑料橡胶、废纸、废木材等;（5）有害垃圾，包括废旧电子产品、废漆、废灯和过期药品等;（6）其他垃圾。②
在关于如何具体划分城市生活垃圾和实踐操作层面上，学术界和各地方政府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比如，杭州市将生活垃圾分为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其他垃圾;③上海市的生活垃圾的基本分类为：湿垃圾、干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④深圳市则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⑤
垃圾分类一般由四个阶段组成：分类存储、投放、清运和处理。在分类储存阶段，垃圾属于家庭、个人或其他单位的私有品，经居民分类投放后成为居民所在小区的区域性准公共资源;垃圾分类清运阶段由相关部门雇佣工作人员或相关垃圾处理企业专人负责到将垃圾运输到集中点或转运站，此时垃圾就成为公共资源;最后在处理阶段，目前采用的主要是填埋、堆肥和焚烧三种方法。
二、垃圾分类的基本理论依据
（一）循环经济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于1966年提出了“宇宙飞船经济”（Spaceship Economy）理论。他将地球看成是一个宇宙飞船，没有无限的资源，而人类造成的污染和对资源的消耗最终会导致飞船坠落，人类将会走向灭亡。因此，循环使用内在资源尤为重要。该理论普遍被视为是循环经济思想的开端。
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将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生态和科学技术相结合，指出生态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直到20世纪90年代，循环经济理论逐渐成熟并在各国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在垃圾分类和处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德国的循环经济也可以称为“垃圾经济”，它最初起源于垃圾处理，随后才逐步扩展到其他方面。日本通过循环经济立法来应对垃圾难题，如在2000年出台了一系列循环经济立法：《促进建设循环型社会基本法》，《食品回收利用法》、《废弃物处理法 》（修订）、《建材回收利用法》等。循环经济打破了原有的单向度和线性的资源利用模式，建立了新的循环和闭合资源利用模型，确保了在开源的同时能够资源节流，从而锁定资源安全。“3R原则”是开展循环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也是废弃物管理的重要原则，即减量（reduce）、再利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原则。
在垃圾管理中，循环经济理论所体现的理论价值就在于引导管理者综合考虑环境承载力，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分类，建立完善的循环利用系统。关于如何将作为资源的垃圾进行有效的回收利用，循环经济理论在其中有着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能够提高垃圾处理的效率，降低垃圾处理的难度，如将可燃垃圾进行燃烧发电，对可降解的有机垃圾进行堆肥以提高堆肥效率等。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处理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抓手和重要组成内容，将有效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损耗，充分利用循环资源，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学者迈克尔·博兰尼（Michael Polanyi）在《自由的逻辑》中提出的。博兰尼分析了两种秩序：指挥的秩序和多中心的秩序。他指出，前者作为一种一元化的单中心秩序很容易导致指挥失灵，而后者作为一种自发性的多中心秩序可以形成较好的配合。
随后“多中心”概念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著名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进行补充完善，形成了多中心治理理论。该理论通过采用“公地悲剧”、“集体行动逻辑”、“囚徒困境”等理论模型论证了政府和市场都难以解决公共物品提供的困境问题，而多中心治理方式是一种除了政府集中控制和市场制度之外的第三种方式。所谓多中心是指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的共同参与，形成一个多元复合治理主体，各主体之间通过均衡博弈和相互合作达成有效的治理。
居民的生活垃圾是一种“错位”的公共资源，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属于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环节，既需要政府的引导，也需要公众的参与以及外部的监督，是一项全民参与的行动。在以往的实践管理中，只是通过政府的力量对其进行管理处理，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失灵现象。可见，垃圾分类只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打破以政府“单中心”为治理主体的现象，引入多中心、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如引入市场机制，转变政府角色，从而强化公众对垃圾分类的参与意识，完善治理体系。
（三）可持续发展原则
随着人类社会环境的日益恶化和资源危机的出现，可持续发展观念（Sustainable Development）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上主流的发展战略理论。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被视为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起点。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一种满足当今人们需求，同时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发展。
这一发展原则重在强调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调整资源的发掘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以保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平衡发展。在过去30年中，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逐渐从“以经济、社会目标为中心”向“以环境为中心”转变。因此，该发展理论是以环境可持续为中心的，同时包括了与环境有关的经济、社会因素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道路所包涵的共同发展、协调发展、公平发展、高效发展等内涵表明，这不仅是一条可以在几年内保持人类的进步，而且可以让整个地球进入遥远的未来的新的发展道路。
垃圾分类处理应该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展开。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和推动下，垃圾分类处理方式将从原来的单一处理手段转变为综合处理和多样化处理，并能够因地制宜推动多样化的垃圾分类处理方式。
三、国内相关研究动态
如今垃圾问题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垃圾的处理尤其是对生活垃圾的处理成为了世界性课题，各国都在竞相研究，以期能够获得最优解决方案。
（一）国外研究概况
发达国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研究和管理实践已有几十年的时间，因此，对于垃圾分类的著作文献也相当丰富。研究主要涉及垃圾分类的法律体系、分类回收处理技术、管理制度、垃圾治理主体等各方面。
在探究垃圾处理法律体系和制度方面，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等国都通过立法明確实现废弃物的再循环利用。1996年，德国推出了《循环经济和废弃物处理法》，主张“源头预防”以防治垃圾污染。日本出台了《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和《废弃物处理和清扫法》等，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在探究垃圾分类回收的处理技术方面，Eriksson（2005）等学者以经济环境成本、生态环境效益、能源成本的消耗量为指标，对垃圾的混合焚烧处理、生物化处理以及分类收集三种处理方式进行了比较，最后指出降低垃圾的埋藏量和提高可循环使用垃圾回收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
在探究垃圾分类管理制度方面，威廉·拉什杰（William Rathje）和库伦·默菲（Cullen Murphy）等提出了“垃圾十诫”的命题。他们将垃圾视为“洪流”，指出垃圾分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Stewart等人（2003）研究了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影响因素，指出了政府制定分类回收计划的重要性。Paul等人（2004）则针对美国治理环境的相关政策，对新出台的固体废弃物处理政策进行了讨论研究，指出美国的环境保护政策以市场为基础，以政府主导力量，为研究垃圾分类提供了新思路。克里斯·朗革（2006）主编的《美国环境管理的历史与发展》，分析了美国治理环境问题的市场化改革路径，对美国的环境保护法、国家政策以及政府体制的改革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在探究垃圾分类治理主体方面，Johan Post（2003）等人提出，多种主体参与垃圾治理能够形成广泛的覆盖率，提高垃圾回收利用率，以减少政府的财政压力。Otoniel Buenrostro（2003）等人研究了墨西哥城市的公共卫生系统，指出垃圾处理政策的制度需要各社会团体的多元化参与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于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始于20世纪90年代，相比于西方国家起步较晚。随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逐渐受到政府关注，各地方先后陆续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垃圾管理，国内许多专家学者也以垃圾分类为主题陆续进行了研究。
在垃圾分类管理机制方面，王建明（2008）基于对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的回顾，提出了三类环境经济政策：垃圾按量收费、预收处理费用与循环回收补贴、押金返还制度。谭灵芝、鲁明中等（2008）指出，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市场化处于初期阶段，垃圾处理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依赖于行政手段。因此，有必要制定有效的政策，如完善垃圾收费制度、补贴制度、严格的环境标准和直接管制，来促进垃圾处置市场的主要政策选择。李正升（2011）梳理了环境经济政策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影响，强调有效管制城市生活垃圾关键是建立最优的环境经济政策矩阵，并根据不同的环境经济政策整合协调使用不同的经济政策。吴宇（2012）指出，由于垃圾源分类政策无法有效实施，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回收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在垃圾分类的法律规章方面，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李金惠（2007）梳理了国内外城市生活垃圾的情况，分析了理想化的垃圾管理模式，明确了法律手段在调控垃圾处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胡碧玮、张莹莹（2015）提出了细化分类回收操作，控制垃圾生产源头，加强宣传鼓励公众参与，优化相关法律机制。仇永胜和王储（2017）指出，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在法律体系、政府监管、公众参与等方面存在问题，总体城市垃圾分类状况并不乐观，需要依靠法治的力量进行调整和解决。蒋冬梅、李琪（2018）从政府、企业、居民个人等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角度对各主体在垃圾分类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除学者和专家在垃圾分类的法律制度方面的理论研究外，我国还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文件，以期通过法律手段有效实现垃圾分类。例如，我国建设部颁布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2007年）、国家发改委与住建部联合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2017年）。地方性法规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的通知》（2002年）、《深圳市城市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实施方案》（2002年）、《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2013年）、《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2015年）等等。
在垃圾分類的公众参与现状研究方面，王树文、文学娜等（2014）构建了三种公众参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模型：公众诱导式参与模型、公众合作式参与模型与公众自主式参与模型，讨论了如何推动政府与公众的合作，梳理了政府和公众在其中的职责。吕维霞、杜鹃（2016）分析了日本垃圾分类的经验，并提倡实现以公民参与为中心、社会各界全方位共同参与的垃圾分类协同机制。张紧跟（2014）以广州市重启垃圾处理再决策为例，从邻避冲突、公共危机治理、公民参与、维权抗争等角度分析了地方垃圾处理参与式治理的趋向。
在垃圾分类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方面，朱凤霞、杨君（2004）分析了我国在城市垃圾处理主要存在着资金与技术问题，并指出要加快实现垃圾处理产业化，政府要为之提供一定的制度保障，创造良好的投资和运营环境。刘静、李越川、刘延平（2005）分析了垃圾处理行业的不足，建立了“收运-分类-处理-回收再利用”的城市垃圾处理发展模型，通过政府改革管理体制，实现垃圾处理行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健康发展。王伟（2001）在《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市场化初探》一文中指出，要通过市场化措施来改善基础性的生活垃圾分类，达到资源配置的优化整合。蒋建国教授（2017）指出，垃圾分类制度的推行应以政府引导为主，市场化为辅。政府需要为回收企业提供足够的支持，保证垃圾分类回收的物质能始终有良好的出路。
除此之外，也有很多学者分析借鉴了国内外垃圾分类较为成功国家和地区，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国外的经验总结，如刘梅（2011）分析了日本、德国、美国、比利时的垃圾分类做法;杨帆、邵超峰（2016）等学者分析了英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垃圾分类实践，提出了我国垃圾分类的主要问题与对策;王莹、金春华、葛新权（2012）分析了美国的源头减量垃圾分离处理方法、英国的通过税收手段控制垃圾数量、日本的严格垃圾分类管理以及德国的市场化运营方式，指出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居民、企业三方各司其职、共同完成。对于国内垃圾分类回收经验总结，如陈晓运，张婷婷（2015）分析了广州市垃圾分类政策利用营销观念和策略来争取公众接纳的过程;徐薇（2013）则分析了杭州市在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方面充分利用社区居民参与，培育社会资本的成功经验;姜建生、刘学民（2018）等学者分析了深圳市垃圾分类减量以及持续管理途径的成功实践。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评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成果已非常丰富。对垃圾分类研究的角度多样化，深度也有所扩充，包含了一些前沿化的研究方向，如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市场化研究以及垃圾处理技术等。但总体而言，该领域的研究依然不足，尤其是缺乏实证性研究，很多学者依然只是空泛地讨论垃圾分类的意义、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缺乏一定的实验数据或典型案例研究作为支撑，导致理论研究过于简单甚至理想化，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举措。此外，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要注重因地制宜，尤其对垃圾分类的市场化模式的探索是一种实现垃圾分类的新型手段和方法，要结合当地实际，有效引导居民的行为。因此，本文注重结合余杭区当地的社会发展情况，针对性地分析问题并提出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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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and Research Trends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related Concepts
HE Wen-qing1，2
（1.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1800，China;2.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Hangzhou Yuhang Region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ngzhou 311100，China）
Key words：garbage classification; marketization; treatment
海洋循环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一个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发展过程，其研究视角为如何塑造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为促进人的社会行为成为生态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从七个方面来实施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实践要求：领会、贯彻国家推进生态经济发展的方针路线；分析生态取向发展实践中的深层次问题；确立发展目标；构建管理系统；培育社会机制；传播思想理念；倡导新型个人行为。以人为本、生态约束、追求和谐、社会调节、崇尚知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特点。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
一、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
建立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将生态经济理论的成果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相结合，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形态。这一宏大的理论工程，在刘思华教授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这本专著中，已经奠定了充实的基础。当这一社会科学的新路开通之后，接下来的发展研究（参照自然科学的惯例）应该是：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继续前进，在应用研究领域中开创局面，在技术研究领域积累、集成。于是，有志于发展、实践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士，将从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在理论上推进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二是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三是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付诸实际提出对策建议。本文分别对上述三方面的工作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在理论上推进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有两条研究路线
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科学发展观来论述。有关研究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时指出：生态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问题，而是一个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发展问题，必须将这一问题放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总体的历史进程中来考虑。科学发展观绝不仅仅等同于一种单纯经济发展模式，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也绝不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任务。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变革，包括思想与制度。认识科学发展观需要进一步挖掘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
二是从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观的角度研究。生态文明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变革现实的社会关系，确立新的全球伦理价值观、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1]。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经济、生态三个系统的共同目标，涵盖着竞生、共生、自生三类机制的协调，体现了硬件（科学、技术、资源、资金）、软件（体制、规划、组织、管理）、心件（思想、伦理、认知、信仰）三方面手段的共赢。追求可持续发展与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使命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复兴与发展注入了全新的视角，提供了新的方法论。
（二）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有一个研究方向
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当中，包含着一系列引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规范。这些价值规范的实现，不可能简单地通过“维护生态”的宣传教育来达到，而需要在人们的整个社会行为中走向更高的文明。只有探讨理论中所含价值规范的实施可行性与应用途径，才能做到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而这样的可行性与应用途径，是在应用研究中解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要求，就是这个领域应用研究的方向。
为此，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课题，就是依据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阐述其实践要求，将价值规范体系转化为简明的社会行为准则，寻求建设生态文明的途径。
我国实施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社会经济发展，正是从基本的社会发展方向上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行为。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贯彻科学发展观还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生态经济领域主要涉及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利益与认识上的障碍，涉及到人们深层次的社会观念问题。克服这些障碍与改变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同等的价值。从理论上概括各种为克服利益与认识障碍、改进社会行为的努力，都体现着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要求。
（三）在对策上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付诸实际，有一个行动方向
这个行动方向，就是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要求经应用研究的概括之后，再回到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较为具体的建议。人们所能提出的对策建议，无非是上述两类研究的理论成果作为思想引导，或者针对现实问题以创新思维提出新颖方案，在实际中试验；或者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形成可操作的措施。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用研究的视角
可以说，当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社会行为问题。社会行为主要出现在“四生”领域，即生产、生活、生态、生育。由于生态（在狭义上）的社会行为主要依靠环境科学来研究，生育的社会行为主要依靠人口科学来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就只探讨主要依靠经济科学的生产、生活领域的社会行为。
在生产、生活两大领域，落实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归结于解决这两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塑造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社会生产与生活是人的主要社会实践，人们社会行为的改进是由生产发展与生活方式更新的实践推动的，这是一个客观趋势发展与主观努力有机结合的过程。这样的大课题，是需要学术理论界长期研究探索的问题。
我们面对的大量社会行为都是与生产方式有关的，塑造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首先是一个制度问题。在国际上，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西方资产阶级很清楚生态环境保护的必要性，而他们通过经济国际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向外转移生态代价。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所见到的也是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因此，不能把否定市场经济当作塑造可持续发展生产方式的制度前提。但通过人的社会行为，对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进行调节，确实是不可忽略的[2]。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这种调节，必定有资本主义制度调节所没有的独特之处。科学发展观正是这种调节的指导思想。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传导到社会实践中，需要有相应的社会行为起中介作用。
塑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塑造可持续发展生产方式的引擎，也与建立生态文明息息相关。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业文明孕育了社会群体和个体对于物质财富的消费方式，这种方式也在相当程度上作为从贫穷中走过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追求的榜样。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从根本上来说不能也不应当成为我们的消费目标。尽管我们这一“追求”的时间较短暂，但是反思这种物质财富消费方式，探索生态文明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已经提到日程上来。对于许多社会群体来说，这是超前的，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是不可延误了。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践要求的发生领域
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在社会生产与消费生活中，如何实施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实践要求来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人的社会行为成为生态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客观发展趋势与主观努力的统一方面揭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为完成这一使命，需要从如下领域来探讨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要求。
（一）领会、贯彻党和政府相关的方针路线、战略与策略
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固然受到国际上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启发，但主要还是国内生态取向发展实践的不断深化。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党和政府在推进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进程中，陆续出台一系列标志性决策，主要包括：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践科学发展观、实施新型工业化道路、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发展低碳经济等。这些生态取向的发展实践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以概括，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实践基础。同时，所有领会、贯彻这些决策的实际行动，都体现着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行为。当然，这方面的实践行为并不简单地通过照章办事来完成，这是包括观念更新、认识提高、政策及方针制定、法律规章配套、规划计划贯彻、相关建设实施的系统工程[3]。
（二）从理论上分析生态取向发展实践中的深层次问题与矛盾
实践中的应用理论问题，总体上可概括为理想与现实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懂得历史发展要螺旋式上升，人类对社会经济发展要进行高度自觉的调节；展望未来，大趋势是进入生态社会，建设生态社会是我们应有的前景。纵观社会现实，我们深感创建生态文明的理想与人们因循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我们需要探索在理想与价值规范引领下改变现实的可行性，即论证生态经济的社会行为的可行性。我们要发展既能说服自己、又能说服别人的有关对人、自然与社会进行调节的思想。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行为建立直接的理论前提。
我们更要直接分析经济发展的现实与生态经济的价值规范之间的矛盾，揭示实践行为难以实现的重要根源。当前，理论上总共需要分析四个矛盾：1.中国追求经济发展成效与履行世界环保责任的矛盾。2.中国经济发展为人民提供高质量生活水平与实行生态文明所要求的社会行为的矛盾。3.中国开展工业化所处阶段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矛盾。4.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与打造生态型经济发展机制的矛盾。解决上述矛盾的认识前提，首先在于正视这些矛盾，进而正确认识与评价这四对矛盾中各自矛盾的两个侧面，确立平衡的正确思路，努力锻造有利于双赢的手段。
（三）确立正确的发展目标
人们必须根据生态经济的规范来调整发展目标，目标端正将影响一系列的社会行为合理。对于一直使用的发展目标，要用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理论来重新评价，该放弃的就要放弃，该构建的就要构建。中国应当调整现代化目标，注重发展的综合效益。以GDP作为发展目标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应当放弃，并选择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标来代替。综合发展指标要包含经济、生态、社会三个系统的发展成果与综合成本。为此，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统一起来计量、评估与统筹安排。在国内发展中，要科学把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经济循环纳入自然循环中，以产业与技术的升级为前提来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生态价值非减条件下的经济价值增加。在国际发展中，要改变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关系，对外开放中坚持生态维护的原则。这些都是发展目标新的着眼点。
（四）构建合理的管理系统
宏观经济领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重要的实践行为。国民经济管理中如何实施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行为，有以下突出问题需要深入探讨：1.实施绿色GDP核算。绿色GDP 核算的全称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它是在国民经济核算基础上，扣除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的核算体系。完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至少应该包括5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和2大项环境退化成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了这样的核算体系，不仅能够比较科学地衡量国家与各地真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还能为抵制、消除掠夺自然资源与环境资产的经济增长行为提供依据。这项管理行为，不应由于核算方法暂时不完善、利益集团反对而取消，而应当坚持推行。2.按生态文明要求规划国家建设，包括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城市建设及其协调发展问题。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城镇乡协调面临两个结合：一是把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现代化相结合。二是把工业文明视角下的城乡公平发展与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城乡协调发展相结合。3.产业因素影响下的主体功能区划分问题。国家进行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实际上就是以不同区域的经济、生态条件为依据，对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城市化与各类产业发展的分布作出限制性安排。这样的主体功能区划必须要有一个生态型产业政策来支撑。4.政府履行环保职能的体制改革问题。由于这类职能牵涉到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依靠关门式的环保审批已经无法使政府有效履行环保职能，构建有公众参与决策、各种社会监督与法治保障的综合体制势在必行[4]。
（五）培育有效的社会机制
社会领域中的机制，是指一种社会行为导致另一种社会行为的制度安排与建设安排。培育有效的社会机制来推进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行为，面临多种社会经济课题。比如：如何使农民克服短期逐利行为，自觉实施集约型的、符合生态要求的农业生产方式；如何使生态化经营成为企业自觉的经营战略选择；如何提高旅游生态化程度并让人们接受；如何构建应对生态灾难与环境风险的社会保险机制；如何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如何创造物种保护的社会条件；通过哪些途径培育生态文明的社会观念；如何发动与引导环保社会力量等等。这些方面，要有不断的问题探究、对策研究、工作总结、经验交流、方案试验。
（六）传播进步的思想理念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前景已经由理论界指出，而作为生态文明社会形态，离不开社会主体——人的社会行为。新的行为来自新的理念，新的理念反映新的社会文明。现有人类的社会行为多半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其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制度所联系的利益结构所致。但引领社会行为的思想观念也是重要的。社会进步的一个突出表现，应当是观念的进步。没有观念的更新，就没有许多新型的社会行为。当先进的理念出现时，就应当得到传播[5]。社会文明的发展与知识经济的临近，为进步思想理念的传播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现有的文化形式如理论研究、科学普及、新闻、宣传、文艺、教育、考核、网络等，都能成为新理念的传播工具。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我们要使社会价值标准向生态文明靠拢，当新文明形态替代旧文明形态之际，确实要有这样一次“世纪大传教”。
（七）倡导新型的个人行为
社会观念与个人行为是有差距的，个人行为可能超越、也可能滞后于得到普及的社会观念。社会观念支配与制约着个人行为，但滞后的个人行为不断蔓延，将破坏现存的社会观念；而超前的个人行为不断推广，将推进现存的社会观念。当生态文明为社会呼唤时，生态文明的道德意识成为更新的道德规范，这就需要一方面弘扬这方面的道德意识，一方面倡导体现生态道德意识的个人修养。在这方面，第一步是让社会鼓励个人注重与加强这类修养，第二步是让符合生态道德意识的个人行为逐渐从依靠道德修养支撑转变为社会习惯。当社会成员都由“经济人”、“社会人”向“生态人”转变的时候，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就得到很强的贯彻，从而完成了实践行为的进程。
四、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特点
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的实践要求，就是在新的领域、新的条件下，探索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行为的指导。这里说的新的领域，是生态经济领域；新的条件，是人类面临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选择。而作为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它作为指导思想，就为生态文明提供了建设基准，对更新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提供了思想动力，对社会和人生的理念提供了价值规范。
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属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现阶段我国更新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是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背景下进行的。走向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而生态文明与其他三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是不可分离的。这一宏大的道理要从人的主要社会实践的系统性来理解。为此，这一实践必定超出纯经济学的范围，涉及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站在马克思主义各个学科相关理论的立场和角度上，从现实社会生活出发，我们将以人为本、生态约束、追求和谐、社会调节、崇尚知识概括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实践特点。这些特点的内容概括来说是：1.任何社会发展举措，都要以人的发展作为最终目的，具备提升社会成员健康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需要的作用，不应偏离这个目的[6]。2.社会生产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受力限度，人的各种福利追求要符合科学指明的生态标准。3.社会发展涉及到的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必然面临多种矛盾，要在客观矛盾中追求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两大和谐有内在联系。和谐不是消除矛盾，强行消除矛盾只能引起更坏的矛盾，和谐是使矛盾的对立双方受到科学的调节，处于平衡状态。4.社会发展是客观世界多种合力的结果，是客观规律作用的表现。人是能够通过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来获得理想规范的，也是能够通过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来引导社会发展的。从部分人的先进意识到社会共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否认这个过程，一切“顺其自然”，在改变现实状况上无能为力，是不可取的。5.获得理想规范与正确开展行动，都是一个知识积累与知识应用积累的过程。为使这一过程顺利和有效，人们应当善于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善于按照理性认识而不是跟着感觉来办事。
上述实践特点集中体现在经济生活中，人的社会行为的改进是在一系列社会经济矛盾中、为寻求解决矛盾的出路而发生的。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分析经济发展的现实与生态经济的价值规范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探寻改进人的社会行为的客观依据与实施途径。尽可能以“正视客观矛盾—依托主观调节—预测情况变化”为基本研究逻辑，将人们的社会行为如何符合生态经济规范要求这一重大难题的解答提到学术领域上来。这就是本文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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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莫仲宁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 of Ecological Marxist Economics
——A research of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Marxist economics
LI Xin-guang
(Guangxi UniversityNaningGuangxi530004)
海洋循环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目的/意义】以福建省东山县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问题，探索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坚持陆海兼顾、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在驱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路径，为促进海洋经济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提出具有参考性的建议。【方法/过程】通过构建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耦合协调模型，运用熵值法对东山县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得出东山县2015-2018年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变化趋势。【结果/结论】结果表明：东山县耦合度协调总体呈衰退趋势、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衰退，未建立长效运行机制;还存在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足、海洋环境的质量日趋下降、海洋科技水平有待提高、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培育海洋生态文明意识、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加大科学技术创新投入、优化海洋经济产业结构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耦合协调性;熵值法;海洋经济;生态经济保护
Key words： coupling coordination; entropy method; marine economy; ecological economic protection
海洋经济体系又被称作“蓝色经济”[1]，是由海洋社会、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系统三大部分构成的开放性的自組织经济发展体系。21世纪是人类发展海洋经济产业的重要节点，中国作为世界主要渔业国，海洋经济自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走向海洋是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要采取有效措施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将“走向海洋”上升到国家战略宏观层面[2]。鉴于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良好的海洋经济理应需要依赖于海洋生态的有力保护[3]。
然而，由于当前各种经济活动的加剧，海洋生态环境系统不断遭到破坏，海洋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态势。许多学者研究认为，环境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的关系目前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左边，即海洋经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海洋环境却在不断恶化。我国在发展海洋经济时也存在着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过度开发以及不合理掠夺等问题，生态压力居高不下，因此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能否协调也引起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刘赐贵[4]认为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要充分尊重海洋的自然规律，以海洋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不断提升资源集约节约和综合利用效率，促进人与海洋的长期和谐共处，最终实现海洋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同春芬等[3]针对统筹海陆生产要素配置以实现海陆双栖共同开发这一观点指出，海洋低碳经济是一种突出的海洋生态文明，强调能源节约应与环境保护并行，强化实现资源可持续、环境友好、永续发展的新经济形态。魏婷等[5]指出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不仅具有经济效益，也具有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应全面提高海洋资源利用的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吕祥等[6]提出生态系统极易受损且自我修复能力弱，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重视海岛的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协调，是保障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综上所述，当前的研究多数为总体宏观的理论定性研究，微观角度的定量评价研究则较少，基于此，本研究以福建省东山县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计算法对东山县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进行测算，并根据实证结果结合我国海洋经济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海洋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建设性思路与参考性意见。
1 东山县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现状
福建省位居中国东南沿海，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海岸线总长约3300 km，拥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经济在福建山海协作的发展战略中占据着重要的一极。
东山县位于福建省的南部，隶属漳州市，是一个海岛县，由东山岛（东山岛俗称蝶岛，是东山县的主岛，面积220.18 km2，为福建省第二大岛）及其周边4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濒临东海与南海[7]，是连接厦门经济特区与汕头经济特区的重要海上门户。东山县作为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全国重要的出口海捕水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首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省级海洋产业示范园区（经济区水产品加工园），在福建省的海洋经济强省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
以建设环境优雅的生态旅游海岛和海洋经济强县为“两大战略目标”，东山县通过实施科技带动、项目带动、转型升级以及结构调整，近年来该县发展的海洋经济日趋呈现出强劲的成长态势。2018年东山县海洋捕捞产量130602 t，远洋渔业总产量34636 t;水产品加工总量544000 t，加工产值262.5亿元，水产品出口额79.9亿元;海水养殖面积7068 hm2，产量245804 t [8]。东山县海洋生态环境良好，根据近年来的海洋环境监测结果，其近岸海域水质达到《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第一类及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占近岸海域面积的比例为80.2%，水质状况总体良好;沉积物监测指标符合《海洋沉积物质量GB18668-2002》中的第一类标准;大部分区域养殖贝类监测指标符合《海洋生物质量GB18421-2001》中的第一类或第二类标准。
2 研究方法与研究数据
2.1 研究方法
耦合是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的衡量，耦合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定量地描述海洋生态保护与区域经济间的协同发展程度。但考虑到耦合度不能体现两个系统间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故选取耦合协调度来进行评价。东山县海洋生态保护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东山县生态文明建设情况，体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因此将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与海洋经济发展情况两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定义为耦合关系。
2.2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201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信息官网、中国海洋报官网，以及东山县统计局、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相关统计年鉴和对应年份的国民海洋渔业经济统计公报。
2.3 数据处理
2.3.1 数据标准化处理
鉴于不同数据指标的比较存在差异难以进行量纲，并考虑到其本身的原始单位不相同，形成较为直观的对比存在困难。为提高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两者综合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本文通过标准化处理去除量纲的影响，具体处理步骤如下[9]：
3.1.1 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
生态环境质量需要多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本研究基于可再现性、代表性和科学性原则，从海洋水质检测达标率、城镇污水处理率、排污口入海氮（磷）排放总量以及浮游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H[11] 4个方面综合评价海洋的生态环境质量情况，结合东山县生态保护现状和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采用熵值法生成东山县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指标说明如下，具体数值见表3。
（1）海洋水质检测达标率。海洋水质检测质量一般分为5个等级[5]，分别是清洁、较清洁、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7]。本指标的海洋水质达标率以《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为依据，根据海洋功能区达标率水平即东山县近岸海域海水水质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面积的比例对东山县海洋水质进行评价。
（2）排污口入海氮（磷）排放总量。大量氮（磷）元素会促使海水富营养化、造成海洋生態环境污染恶化，排污口入海氮（磷）排放总量是指氮（氨氮）、磷（总磷）年入海量的总和。
（3）浮游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H）。根据《海洋监测规范》（GB 17378.7）计算的浮游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H）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水体受污染的程度。一般而言，环境越健康，群落多样性指数越高，污染环境的群落多样性指数就越低。
（4）城镇污水处理率。城镇污水处理率是指在《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的一级标准下，对主要超标污染物如化学耗氧量、生化需氧量、总磷值和氨氮值等处理情况的量化评估值。
3.1.2 海洋经济发展评价指标
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则由海洋渔业产值、海洋水产品加工业产值以及海洋旅游业规模这3个能够较好地反映东山县海洋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构成[12]，指标说明如下，具体数值见表4。
（1）海洋渔业产值。海洋渔业产值指在海洋中开发和利用水域，通過采集捕捞与人工养殖各种有经济价值的水生动植物以取得水产品的总产值，反映了经济方面开发渔业资源的规模和产能。
（2）海洋水产品加工业产值。海洋水产品加工业产值指制造有经济价值的水生动植物的冷冻制品、干制品、熟制品等生产行业的总产值，衡量经济方面加工创造的附加值和生产力。
（3）海洋旅游业规模。海洋旅游业规模是指主要活动在滨海地区、海上、海底、海岛的旅游的总量，因而可以通过东山县旅游总收入来表示海洋旅游业规模，有助于评估东山县第三产业经济发展情况。
3.2 评价模型的测度
3.2.1 综合评价得分
基于以上分析，将表1中经熵值法处理的权重与无量纲后的各项指标数值代入综合评价模型Uq，可得东山县2015-2018年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与海洋经济发展情况评价体系，得分见表5。
由评价体系得分结果可知，2015-2018年间海洋生态环境质量U1总体呈降低趋势，海洋生态环境情况不容乐观，亟待采取相应措施使其与日趋增长的海洋经济发展情况协调配合。
3.2.2 耦合协调度
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2015-2018年东山县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与海洋经济发展情况耦合协调度关系，结果如表6所示。
4 结论与对策
4.1 结论
本研究选取东山县作为生态环境和海洋经济发展的代表，对其生态环境与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性进行研究。
从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来看，东山县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整体趋于下降，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数由2015年的0.991下降至2018年的0.4760（表5）。虽然生态系统的4项指标中正向指标城镇污水处理率整体呈波动上升，反向指标排污口入海氮（磷）排放总量（mg/L）整体呈波动下降，但正向指标中海洋水质检测达标率变化不大，略有下降，浮游生物群落多样性指数（H）持续下降，总体情况仍不容乐观，表明局部海域污染加重，生态系统较为脆弱。
从海洋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东山县海洋经济的3项指标除2018年海洋水产品加工业产值受当年的市场大环境因素影响下降外，均呈正增长的效果，表明东山县海洋经济开发总体进程加快。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来东山县加大对海洋生态环境的资金建设投入，建立渔港海漂垃圾示范点，海洋生态环境评价指数U1从0.4714上升至0.6952，表明东山县生态环境治理有所成效，加强了对海洋经济的承载作用。
从总体上看，东山县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和海洋经济发展情况两大系统存在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度总体呈衰退趋势（表6）。评价类型由2015年的严重失调衰退类经济滞后型发展到2016年的勉强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再到2017年的中度失调衰退类环境滞后型，虽然耦合互动关系向良好转变，但2018年则转变成严重失调衰退类环境滞后型，耦合协调水平提高存在瓶颈，生态环境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洋经济发展，表明东山县生态环境发展尚未建立长效运行机制。
分析其原因，具体如下。（1）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足。东山县公众的生态意识仍较薄弱，如在无居民海岛上采石、采砂、采伐林木、填海连岛等盲目开发海洋、不科学的用海行为导致新的海洋问题不断产生;环保统一监管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尚未真正形成，尤其是海岸带管理以及跨越行政区域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协同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14]，环境保护综合协调能力不强;环保资金投入不足，对生态环境保护能力薄弱，对环境监测和预警能力欠缺，环境综合治理和修复难度较大。（2）海洋环境的质量日趋下降。海岛生态环境脆弱，过度开发会给海岛生态和环境造成极大压力，目前，东山县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总体水平仍较低，综合效益不高，不同程度存在着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等现象。且随着东山县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污染形式更加多样化，陆源污染持续扩大;水产品深加工、玻璃等工业项目陆续投产以及不科学的种养殖方式，导致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增加，重点养殖水域水质受到污染[8];生产及生活中污水处理率较低，污染物减排压力加大，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3）海洋科技水平有待提高。2020年是福建省“十三五”海洋经济发展专项规划的最后一年，东山湾作为福建省六大海洋经济密集区之一，海洋科技如海水养殖生物遗传育种的核心技术、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和海水综合利用技术、海洋生态修复与海洋微生物处理污水等技术的开发应用整体水平与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均较低，科技对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贡献率仍不高[13]。海洋科技与环保生态方面的人才匮乏、科技力量薄弱、科技储备不足，亟须提高海洋科技水平，满足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保护的需要。（4）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东山县海洋经济产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产业结构中第一、二产业占比极高。传统的海水养殖业、海洋捕捞业、水产加工业在东山县经济发展中仍占主导地位，且该类产业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海洋旅游（休闲渔业）、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业、海洋（渔业）工程装备制造业及其他环境友好型新兴海洋产业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扶持并培育为海洋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4.2 对策
4.2.1 培育海洋生态文明意识，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
强化环境污染整治协同监督力度，积极开展海洋生态修复，恢复受损海洋生态系统功能;开展海洋生态环境监测预警，推进构建海洋生态安全格局，编制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和管控措施;全面开展海洋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相关活动，将海洋生态教育引入课堂，形成公众参与机制，带动公众积极地投身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14];政策资金支持向环境保护倾斜，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海洋生态保护建设，牢固树立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4.2.2 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有效改善海洋环境的质量
东山县应建立健全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并结合企业环境目标责任制、环境影响追责制度、排污许可证、海域使用证、限期治理制度[14]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全面长效地改善海洋环境。实现海洋污染有偿，加强陆海统筹管控，联合相关部门共同监管陆源污染物排海，督促企业污染减排设施的建设和规范运行，逐步提高企业污染减排的能力。
同时，进行不合理养殖清退工作、加强保护珊瑚礁保護区;进行海滩治理、海岸修复，推进海岸保护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建立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制定东山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限时定期管控，引导“示范区”建设;加快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加强海水养殖污染控制，加大污水处理厂建设，加强海上倾废排污管理和港湾海洋垃圾清理工作，逐步减少入海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有效改善海洋环境质量，海陆污染综合防治。
4.2.3 加大科学技术创新投入，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东山县应加大科技投入，实现科技成果和产业效益的高度对接，推进海洋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发展。如积极引进深水网箱等先进养殖技术、建立永久性的科研和种苗繁殖基地[15]，实现养殖创新;完善海陆空交通物流通道、依托冷链配送、低温保鲜技术，进一步加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的互联互通，打造贸易物流大通道;高效协同应用大数据监控、遥感技术等先进技术，进行科学研究管理和长效检测。
搭建科技创新交流平台、大力宣传具有海岛地方特色的优化服务平台，将科技成果与产业发展相联系。加强与省内外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交流与合作，为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保护培养、引进高技术人才，并根据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保护的需要提高濒海劳动者的素质，为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4.2.4 优化海洋经济产业结构，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立足东山县地理环境与资源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积极推广生态捕捞业、生态养殖业、生态加工业，并大力发展海洋生物资源利用、海洋能开发等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和促进滨海旅游业服务产业的发展。
渔业捕捞方面，遵循“保护近海、拓展外海、开发远洋”的原则，可持续开发海洋渔业资源，高效绿色开发，提升海洋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实现渔业捕捞可持续;水产养殖方面，通过承包、租赁、优惠贷款等方式鼓励和支持“企业+渔民”新型养殖模式的构建，将企业环境目标责任制和海洋生态补偿制相结合，实现生态养殖;水产加工方面，切实推进建设区域水产品交易中心和东海岸保税仓储物流中心建设，吸引集聚，做大做强海峡两岸（福建东山）水产品加工，并发展上中下游配套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产业群，强化产业协作，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高综合效益，实现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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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循环经济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加快构建具有青岛特色的海洋产业体系海洋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
现代渔业持续提升。青岛成功获批全国第一个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全球首艘10万吨级游弋式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签约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增至16处，约占全国1/9。青岛全市水产品年产量稳定在100万吨以上。
海洋制造业加速提质。青岛诞生了多个世界最大、中国第一的海洋工程装备，全球最大40万吨新型矿砂船、世界最大吨位“海上石油工厂”P70等世界顶级产品建成交付。实施“蓝色药库”开发计划，建成海洋多（寡）糖工程药物、现代海洋药物、现代海洋中药等6个产品研发平台，管华诗院士团队研发的治疗阿尔茨海默症海洋药物“GV-971”成功上市、在研抗肿瘤药物BG136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青岛全市海水淡化能力达22.4万立方米/日，约占全国1/5。围绕重点行业、龙头企业组建产业联盟，全市海洋领域产业联盟达到5个。
海洋服务业快速发展。青岛组建了总规模110亿元的3支海洋产业基金。浦发银行、青岛银行均成立了海洋经济金融服务事业部，提供各类融资支持超过200亿元。大力发展海洋文旅产业，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凤凰岛（金沙滩）艺术节、青岛国际啤酒节等海洋节会享誉国内外，“十三五”期间海洋旅游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16%以上。
突出抓好重点项目和招商引资海洋产业集群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十三五”期间，青岛每年滚动推进100多个涉海重点项目，海洋固定资产投资约占全市1/4左右。2020年1月至11月，134个涉海重点项目完成投资445亿元，达到年度计划投资的102%。同时，围绕总投资330亿元的中国北方（青岛）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和冷链物流基地、总投资600亿元的国信海洋经济三产融合发展先导区、总投资300亿元的中鲁远洋水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园和配套渔港项目、总投资超过300亿元的海洋生物医药及中药材贸易产业集聚区等重大项目，以及海上风电、海水淡化、深海装备制造等领域，谋划建设一批海洋产业集聚区，加快推动青岛海洋产业集群化、专业化发展。
招商引资成效显著。青岛瞄准百亿级大项目开展精准招商，制定出台了《青岛市海洋领域招商引资攻坚方案》，梳理了10条海洋领域重点产业链条，与戴德梁行、上海宝茂集团等专业化招商平台开展战略合作，2020年1月至11月，青岛海洋领域新签约项目98个，计划总投资2097亿元，其中200亿元以上项目3个；年产值将超过500亿元的新加坡Tuff海工等一批优质项目正在加快引进落地。
加快汇聚优质海洋创新要素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继续走在前列
顶尖创新平台支撑作用持续增强。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进入快速发展期，超算升级项目落户。以“蛟龙”“海龙”和“潜龙”为代表的系列大洋深潜装备体系在青岛实现了“三龙聚首”。“东方红3”“蓝海101号”“深蓝号”等先进科考船入列。海洋领域首个冷冻电镜中心环境适配系统建成。
海洋关键技术攻关进一步提升。大洋能量传递过程机制及其气候效应项目、赤潮灾害处置等11项海洋领域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载人深潜器等国家大型科技设施群项目顺利推进，万米级水下滑翔机首次突破水下8000米持续观测世界纪录。
產学研协同创新迈出新步伐。2019年，青岛完成涉海技术交易670项，技术合同成交额21亿元，增长15.6%。联合清华大学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加快推进在青岛组建中国海洋工程研究院，构建“强核心”+“大平台”+“产业化”的海洋科技创新模式，在青岛打造海工装备领域国内离岸人才基地和研发中心。同时，青岛积极推进北大药学院、沈阳药科大学在青岛设立海洋生物医药研发和成果转化基地，目前均已有明确意向，正在加快推进。
着力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的作用更加凸显
航运中心建设步伐加快。2019年，山东港口集团在青岛挂牌成立，青岛港在A股上市。全球领先集装箱自动化码头建成投产，生产效率位列沿海集装箱港口第一位。预计2020年，青岛港将完成货物吞吐量6亿吨、集装箱2200万标箱，“十三五”期间年均分别增长3.8%和4.8%。
集疏运能力不断增强。设立欧亚班列青岛运营中心，截至2019年底，青岛港已开辟海上航线173条，航线数量和密度稳居中国北方港口第一位；海铁联运箱量138万箱，同比增长20.7%，连续5年蝉联全国港口海铁联运冠军。青岛成功获批生产服务型（港口型）和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国际邮轮母港区加快建设。青岛同步推进产业导入和区域开发，引进船舶管理、航运保险、航运交易、海事律所等高端航运服务机构，截至目前落地项目36个，投资规模达620亿元。
更高水平推动海洋领域对外开放青岛在“双循环”格局中的“双节点”优势更加突出
国际海洋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十三五”期间，青岛累计建成各类企业海外研发中心48家、海外联合实验室5家、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19家。成功举办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现代海洋产业路演、世界海洋科技大会、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坛等活动和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东亚海洋博览会等高端展会。
“两区”成为海洋产业突破发展的重要载体。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以发展现代海洋、航运物流等产业作为重点，19项海洋领域试点任务70%已落地实施；上合示范区海洋合作中心建设快速起势，总投资100亿元的上海电气风电装备产业园、总投资13亿元的香港港青大健康等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建设。
建設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打造“水清、滩净、岸绿、湾美、岛丽”的美丽海洋
实行最严格的海洋生态保护制度。青岛制定出台《青岛市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条例》，构建完善湾长制等各类制度体系，自然岸线保有率已达40%。高质量完成海岸线调查修测试点任务。
海洋生态修复成效显著。青岛实施“蓝色海湾”等生态修复工程，累计整治修复岸线110公里。持续打好浒苔处置攻坚战，积极争取自然资源部支持开展源头治理，创新实施关口前移、航道外线打捞等措施，千方百计消灭浒苔于海上，海陆清理比例由2015年的1：1提高到2020年的30：1，浒苔上岸量创2008年以来最低。
坚决打击海洋违法行为。青岛坚持守海有责、谋海为民，实施有奖举报、联合执法、执法全程记录等措施，强化执法过程，丰富执法手段，2020年共查获伏休违规渔船380多艘，没收涉渔“三无”船舶100余艘，伏季休渔和海上执法管理秩序大幅提升。
5年来，青岛瞄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加大产业培育、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力度，推动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不断完善，海洋经济的动力活力持续激发。在新的起点上，青岛将着力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加强海洋科技创新，提高深海资源开发能力，深化海洋开放合作，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创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努力为海洋强国、海洋强省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Qingdao adhered to coordinated land and sea development and sped up the building of world-class seaports， a perfect modern marine industrial system， and a green and sustainable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us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marine economy. In particular， since 2019， the CPC Qingdao Committee has launched the initiative to boost marine development， which aims to scale new heigh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economy by focusing on the formidable tasks covering six areas of marine industry， marine ports，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pening-up， marine ecology， and marine culture.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city’s marine output value increased by 5.5% or so in 2020， accounting for 29.3% of the regional GDP.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Qingdao’s marine economy registered an annual average growth of 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