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政策与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文章利用VAR模型对1998—2012年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相互掣肘，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产业结构调整资金保障不力，而产业结构调整失衡又进一步阻碍金融的健康发展。文章认为，西部地区必须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实现金融支撑产业、产业带动金融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互动性；VAR模型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纵观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金融在其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腾飞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大大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储蓄-投资转化率，改善了整体经济运行环境，加速了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不管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还是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或平稳退出，都需要有健全、完善、便捷的金融服务。金融的作用渗透于其他经济因素之中，通过需求、供给和宏观政策等方面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影响。鉴于此，国内外学者日益关注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性问题，并从国家层面进行了大量研究。Hicks（1969）认为，资本市场提供的流动性使得英国工业革命对资本的需求得到了满足，确保了工业化进程的顺利推进。Goldsmith（1969）认为，在动态上，一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间存在彼此之间相互推进的过程。Rajan、Ingales（1998）分析了一国金融发展水平与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金融发展水平是决定产业规模构成及产业集中度的因素之一。Wurgler（2000）通过对65个国家的制造业在1963—1995年间的总投资及产业增加值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肯定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傅进、吴小平（2005）从中国金融的资金形成机制、资金导向机制、信用催化机制角度分析了金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机理，明确提出金融资源的产业选择范围是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路径。Binh、Park和Shin（2006）利用26个OECD国家的26个制造业的产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了不同金融结构对不同技术特征产业的影员。Allen等（2007）发现，有资本密集型企业主导的国家倾向于拥有一个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而被大量知识型的和无形资产的企业所主导的国家更可能拥有一个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表明了金融制度和市场发展是对企业金融需求的回应。以上成果对于研究国家层面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然而，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逐渐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日渐凸显。与区域经济差异化发展并存的是区域间的金融发展水平亦呈现梯度差异。因此，国内学者在研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性时，更多的是从区域层面来加以研究。范方志、张立军（2003）分析了我国东、中、西三个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认为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具有重要影响。。程海燕、程宇（2012）通过实证研究我国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二者之间并未实现有效互动并进一步对其原因作出解释。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有了相应的结论。然而，对我国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性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作为欠发达地区，西部地区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十分紧迫，如何推进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互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深入剖析了阻碍其互动发展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性理论分析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对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一般而言，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要素积累是一个区域产业发展的三种主要途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资本要素成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核心要素。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1968—1994年资本输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三阶段资本输入对潜在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1.3%、52.9%、43.2%，远高于劳动力要素和总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的助推作用可以降低信息交易成本，引导资源配置流向的改变，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此同时，金融的发展也离不开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协同推进，借助于区域产业的优化升级，旨在推进工业发展的金融、会展、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日益增大，引导社会资本流向这些行业，提升了金融发展的规模和质量。
（一）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撑效应
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推手。具体来看，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撑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金融发展促进了产业资本的聚集和集中。借助于强大的金融支持力，一个区域的产业资本势必迅速壮大，产业发展将逐步实现由粗放向集约、由分散向集聚的转变，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不断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第二，金融发展推进产业技术的诱致变迁。技术革新需要资金的支持，在完善的资本市场和信用风险机制下，金融机构加大技术投资规模，使得金融资本流向有潜质、技术新的产业，为新兴产业的健康成长营造出优越的金融环境，再加上金融资本往往由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进行转移，有利于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第三，金融发展加速企业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在产业资本的形成、流动、聚集过程中，企业为实现同国内外金融市场的顺利对接，势必强化自身的内部管理，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管理体系，促使企业的发展更加规范化和国际化，进而推动一个区域由封闭式产业结构逐步走向开放式产业结构。
从金融发展的变动趋势来看，1998-2012年西部地区金融规模指标呈现差异性变化，金融规模持续上升，但规模扩张速度波动较大；金融效率指标持续下降，15年来金融效率不升反降，融资效率显著低下，整体水平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截至2012年末，西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数占27.7%、从业人员占24.1%、资产总额占18.5%，同东部地区的差距分别为11.8%、20.2%、41.0%；总部设在辖内证券公司数占15.8%、总部设在辖内的基金公司数占2.6%、总部设在辖内的期货公司数占9.9%、年末境内上市公司数占14.6%、年末境外上市公司数占8.7%，同东部地区的差距分别为52.6%、94.8%、81.5%、50.4%、66.5%；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占5.2%、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数占23.8%、保费收入占19.0%、各项赔款给付占19.5%，同东部地区的差距分别为81.7%、22.7%、35.5%、35.4%。不难发现，西部地区的金融市场是一种间接融资主导型结构，银行业的发展相对较好，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发展亟待提升，造成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体系，难以实现“资源一资产一资本”的有效转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进程。
（二）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发展的带动效应
区域经济发展不只是经济总量的持续积累，更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体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发展的带动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日益活跃的跨行业和跨产业投资弱化了行业和产业间的隔阂，产业资本大规模流入资本市场，极大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资本容量与活性，为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保证，促使金融系统在巨额资本运动中提高自身的运作能力。第二，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使大量的产业间转移以及新兴产业的进入和衰退产业的退出，在产业的优胜劣汰过程中，大量的投资和融资需求得到释放，在这一需求的有效拉动下，大量资本纷纷进入金融市场投向目标产业，金融总量得到内生性增长，促进了金融规模的壮大和规模效应的凸显。第三，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区域内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逐渐形成，这对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效率提出了严苛的要求，金融行业不得不在风险可控、收益稳定的基础上提高资本流动性，缩小产业资本流动周期，加强金融信息平台建设，完善和简化投融资程序，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第四，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金融市场规模得到壮大，金融效率得到提高，在扩大金融市场份额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压力下，金融机构纷纷推出丰富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繁荣了金融市场，推动了金融创新，使金融发展得到进一步升华。
从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动趋势来看，1998-2012年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率呈现上升态势，产业结构升级率波动性下降趋势明显，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失衡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压力较大，1998-2012年间，西部地区的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发展快速，所占比重增长明显，由1998年的41.1%增长到了2012年的55.5%；第三产业发展停滞，所占比重略有下滑，由1998年的33.5%下滑到2012年的32.5%（如图-1所示）。截至2012年末，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12.0：55.5：32.5，全国平均水平为10.1：45.3：44.6，东部地区平均水平为6.2：47.9：45.9。长三角地区为4.8：48.1：47.1，珠三角地区为2.1：46.3：51.6，京津冀地区为6.1：43.2：50.7，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产业的发展过度依赖重工业，产业兴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显著，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第三产业比重偏小，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三次产业结构性矛盾明显。从全国各次产业的占比来看，东部地区一产的比重为35.0%，西部地区为27.4%；东部地区二产的比重为49.2%，西部地区为20.1%；东部地区三产的比重为57.4%，西部地区仅为17.6%。总之，对于金融发展而言，我国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失衡，产业基础薄弱，对于金融发展的带动性十分有限。
笔者认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良好互动，有助于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然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相对低下、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相对滞后，不利于西部地区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各项举措的顺利实施。
三、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性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指标说明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时间区间为1998—2012年。所选取的数据指标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3年）、《中国金融年鉴》（1999-2013年）、《2012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主报告》。涉及的指标主要包括以下两大类。
1.金融发展衡量指标。金融发展的内容主要涉及发展规模、发展效率等两个方面，因此本文着力从两个角度来考察：（1）金融发展规模FD（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用以反映金融系统的规模，从量上衡量金融的发展；（2）金融发展效率FE（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用以反映金融系统配置资本的效率，从质上衡量金融的发展。
2.产业结构调整衡量指标。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因而本文选择产业结构优化率ISR（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之和与地区GDP的比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率ISU（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率）来衡量产业结构调整状况。根据配第一克拉克定理，产业结构的优化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产业结构的升级表现为第三产业占比最终上升并超过第二产业占比。
（二）稳定性分析
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不改变原有的协整关系，且能够防止异方差现象并使数据走势较为平滑，所以分别对四个变量取自然对数，从而用LNFD、LNPE、LNISR和LNISU来表示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率。同时，本文运用ADF检验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可知各变量水平序列都不稳定，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均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假设。因此，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为同阶I（1）时间序列。
（三）协整分析
在单位根检验后，得出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均符合协整分析条件。为了探索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需要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本文的检验结果如表-1、表-2所示。
从表-1、表-2中的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置信水平上，ISR、ISU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将协整关系处理成从协整方程得到：
可以看到，LNFD在（1）中为正，在（2）中为负，表明金融规模的扩大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却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负作用，抑或，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后中，结构性优化促进了金融的规模扩张，而结构性升级缺对金融的规模扩张产生了抑制作用。LNFE在（1）为负，在（2）中为正，表明金融效率的提高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却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产生了负作用，抑或，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后中，结构性优化提高了金融的效率，而结构性升级却对金融效率的提高产生了抑制作用。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显示ISR、ISU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1998-2012年间，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LNISU与LNFD存在双向因果因果关系，LNISR与LNFD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即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规模的变动互为因果，而产业结构优化是金融规模的变动的原因，说明产业结构优化能够影响金融的发展，而金融效率的变动亦能够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
综上所述，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互动性：产业结构调整对于金融规模的影响相对显著，而金融规模的变动又进一步影响了产业结构升级。然而，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却在互动性中表现出一种消极状态：如图一2所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第二产业比重日益加大，带动了产业结构优化，而第三产业的停滞发展却造成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在以第二产业为绝对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巨大的资本需求催动了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的规模扩张，而资本循环周期长的特点却抑制了金融效率的提高；同时，银行金融系统的规模性扩张进一步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而在第三产业的停滞发展中，便造成了产业结构性调整的失衡。由此可见，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始终处于这样一种非良性循环中。此外，因果检验显示：金融效率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因果关系，这进一步表明了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不相协调，二者互动性十分有限。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不相协调，发展错位问题突出，导致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呈现出一种非良性的互动势态。为了发挥金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撑作用，打破金融与产业发展相互掣肘的局面，特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第一，加快完善金融体系，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良好的金融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共同构建金融体系，开放金融市场，丰富资本构成；积极建设高效通畅的金融信息平台，增加金融透明度；推动金融创新，提升资本活力，繁荣金融市场。
第二，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带动区域金融的规模化高效率发展。培育新兴产业支持优势产业，保证第二产业发展质量，提高第三产业发展速度，逐渐使产业结构朝着优化的方向调整；加快承接产业转移，优化产业园建设，整合利用区域资源，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
第三，推动制度创新，推进产融协调发展。建立健全投融资机制，打造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发展平台；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完善相关的信息披露制度，实现信息的跨产业、跨区域共享；优化风险管理，把风险性管理与合规性监管相结合，确保产业、金融的风险可控。
[责任编辑：黄兴豪]
金融政策与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利用金融全球化的优势推进我国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维护本国的金融利益；同时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保卫本国的金融安全，始终是一对相伴相生的矛盾，也是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为维护金融安全，我国应当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金融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加强金融监管。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金融风险；金融安全；应对策略
一、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威胁我国
金融安全的因素分析
(一)威胁我国金融安全的外部因素分析
1．金融全球化使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断加深。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许多方面跟不上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全球化的最明显特征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巨额资本的流动既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机会，也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多次较大影响的金融危机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尽管经历了多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在究竟如何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和消除金融危机方面仍然显得束手无策。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后来的拉美金融危机，都没有促使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金融组织在促进国际资本合理流动方面拿出有效合理的规则来，对国际游资的监测和控制更显软弱无力。
对我国而言，第一，国际游资的进入对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游资惯用的伎俩是大举进攻股市和楼市，吸引大量本土资金加入，随后伺机获利撤出，导致泡沫破裂。近两年多，我国房地产价格直线上升，全国房地产价格涨幅在12％以上，远远超过消费物价指数，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上涨20％以上，甚至达到50％。这其中不能排除一些套利资本进入了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因素。第二，国际游资的进入会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当人民币汇率预期升值、利率高于外币时，国际游资会千方百计地流入套利。一旦这两个条件发生反方向变化时，它们就会被迅速撤出，从而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热钱大量进入会加大外汇占款规模，影响货币政策正常操作，扰乱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第三，国际游资流人人为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国现行的汇率体系，以及美元持续贬值，才能吸引国际游资进来。因此，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变，随着流入国际游资的增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会越大。
2．金融全球化使金融监管更加复杂。蒙代尔和克鲁格曼均认为，汇率制度、资本控制和货币政策是开放型经济必须面临的三大政策，但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简单地说，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若采用了固定汇率制度，它就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如果想要本国的货币政策有效，就要么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而对资本项目进行管制，要么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而开放资本市场。由于我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出口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要求较为稳定的汇率，因此采取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前其实是固定汇率制)，并对资本项目采取管制。但如果因为顾及出口萎缩而长期实行固定汇率，又会使价格信号失真，市场机制扭曲，造成宏观经济失衡。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存在着顾此失彼的难题，而现在国际投机资本对一国货币的攻击往往采取多角投机的方式，即不仅仅对一国外汇市场进行攻击，而且同时在资本借贷市场上进行攻击。这种联合攻击的方式使一国金融监管当局措手不及、难以招架。国际银行业监管也不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巴塞尔委员会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一系列对银行监管的条例，例如资本充足率等，但如何对付非金融机构及投资者的过度行为，如何就国际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监管，对危害性的过度交易做出界定，制定有效游戏规则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国虽然把银行监管的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制。但从这几年来的运行效果看，金融监管如何适应金融混业经营、如何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如何更有效地监管外资金融机构、如何在监管实践中平衡金融创新和防范金融风险等问题都还没有很好的解决。
3．国际金融市场充满变数，处于动荡不安之中。2006年4月11日，IMF发布了2006年上半年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当前全球金融总体稳定情况做出了以下基本判断：全球化和金融创新增加了资本市场为经济主体提供信贷的渠道，使银行能更加有效地管理和分散风险。另一方面，《报告》也对全球主要金融风险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并认为金融稳定形势不如2005年好。金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加。近些年来，接二连三的国际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冲击，更使国际金融市场险象环生：投机资本非法流动，对冲基金肆意干扰、虚拟经济无限膨胀等。这些問题虽充分暴露，但一个也没有完全解决，有的可能还会更加严重。由于世界经济仍处于自然周期和结构周期交错的复杂环境中，且渗入了伊拉克战争、国际反恐等突发因素的影响，各国政府政策调控的空间不断缩小。虽然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必须加以改革已成为共识，但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如何构建，国际社会却争论不休，至今仍无定论。面对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成熟，金融体制较为健全，化解和转嫁危机的能力较强，而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严重滞后，金融体系脆弱，防范和消除金融风险的能力有限，正在步入金融危机的高发期。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调整，国际金融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大国间货币竞争加剧，尤其是美欧之间竞争更加激烈。总之，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充满变数，处于动荡、调整、改革之中，这必然使我国的金融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二)威胁我国金融安全的内部因素分析
1．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缺陷构成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深层原因。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结构性矛盾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当前金融调控需要应对的最突出挑战。当然，居民消费不等于国民消费，国民消费包括政府消费、企业消费和个人(居民)消费。我国消费不足主要不是居民消费不足而主要是政府消费和企业消费不足。在推动经济发展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因素中，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经济的较高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国内消费的贡献则很小。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存在很大的隐患。首先，投资如果超越或脱离消费需求走在前面，会导致投资规模急剧膨胀，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库存增加、价格下跌，增大金融风险和经济运行风险。商务部的调查显示，我国2006年上半年绝大多数消费
品和生产资料都供过于求，工业品生产能力利用率有半数低于50％。其次，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出口同样存在很多弊端。最近几年，虽然我国对外出口在增大，但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出口压力越来越大，不确定性风险也越来越大。世界经济发展的波动性和产业的调整会通过贸易渠道，以价值形式影响我国的金融安全。从1995年开始，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外贸环境和形勢不容乐观。为了减少风险，必须扩大内需。
2．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降低了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首先，从银行业看，其较高的不良资产比例和较低的资本充足率是中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所在。如果不是我国高储蓄率的支撑，银行业的运行和平衡就难以为继。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尽管近两年银行业改革力度较大，但效果尚有待时间检验。目前我国银行业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防范新的不良贷款难度加大；部分银行损失类贷款增加、潜亏问题仍很严重；不良贷款的行业和地区集中度依然较高；风险准备金缺口虽有缩小但总额依然较大；资本充足率达标率虽有大幅度提高但整体仍然偏低；金融基础设施依然薄弱；金融领域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等。银行系统脆弱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潜在的威胁是客观的。其次，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看，证券业竞争力不强及上市公司质量较差。证券业展开竞争和抗御风险要以必要的规模和实力作为保证。目前，证券业经营机构和国内其他金融机构相比，规模普遍偏小，如果与外国投资银行相比，中国证券的实力就更差了。
3．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不尽人意减弱了预防金融风险的前瞻性。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加强金融监管工作。但是，金融业监管仍存在突出问题。从被监管主体——我国金融业的内部自律看，金融机构面临着与国有企业一样的困境，即如何真正解决内部激励与约束机制问题。国有银行(除中国农业银行外)虽已上市，但如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做到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科学有效，在追逐利润的同时把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达到自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真正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待时日。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最终解决，在同具有综合实力优势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竞争中就难以获胜。从外部监管因素看，金融监管的实质是法制管理，但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靠由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法律手段仍然不尽完善，依法监管意识比较淡薄；监管体制仍未理顺，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不畅通，影响各金融监管机构职能的充分发挥。此外，对外资监管准备不足。近几年，随着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数量的增多，其运营安全性已日益与我国金融安全相关联。另外，一旦资本账户开放，国际游资定会大量进人，金融监管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而目前，我国金融的对外监管尚处于初始阶段，从监管手段到法律法规都很不完善。
二、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战略选择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稳固金融安全基础
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指出，中国未来面临的长期结构性挑战就是如何实现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中国应转变依靠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更多地发挥消费的作用，从而有助于解决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很多问题。那么，如何扩大消费?单从居民消费来看，其增长速度并不低：1990年到2002年居民收入年均名义增长率为14.5％，同期居民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3.8％。有学者认为，造成消费不足问题的关键原因在于现象背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而因为驱动整个国民收入格局的力量是一些非常基本的经济力量，因此在短期内进行干预和调整是比较困难的，必须有赖于长期的努力。因此，近期解决消费比例不足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的收入在经济中的比例，尤其是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通过扩大政府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激发农村消费市场。同时扩大政府在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等领域的消费。这一方面扩大了政府消费的比重，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公共领域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缓解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安定民心。在企业层面，政府还应当鼓励企业将更多的“未分配利润”用于消费，而不是将其统统都用于投资，比如建立企业员工的附加商业保险，给职工更好的福利分配等。这些措施将提高消费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改进当前绷得太紧的投资消费结构关系。金融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状况出现转折的时期，而我国经济已经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期，经济运行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如果仍然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金融安全就有可能失去基础和依托。
(二)提高金融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实力
为了有效地维护金融安全，要着力把国内尚“瘦弱”的金融体系之肌体“培养”成筋骨强健的“壮硕之士”。一是进行对引进战略投资者之后的有关政策措施的配套改革。做到既能防止外资金融机构最终控制我国金融命脉的企图，确保国家的金融安全，同时又能够实现引进外资的初衷：增强我国金融体系整体素质和竞争力。要有后续的政策措施相配套，如推动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加强窗口指导，优化信贷结构，加入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等等。二是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正确把握资本账户的开放。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和形成机制，健全和完善外汇市场，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和灵活性。要从保障主权的高度，审时度势，充分权衡利弊，在条件成熟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开放资本账户，不能屈从于政治压力而匆忙开放。三是为金融业改革、为提高金融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其核心是如何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与所有者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激励约束机制问题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在新形势下对金融企业的新的干预；加快发展金融市场，促进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直接融资渠道；打击金融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维护金融秩序，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抗击风险的能力。
(三)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减少监管漏洞
首先，应尽快制定和完善一行三会之间的各项监管协调制度。从制度上防止外资利用监管部门之间的不协调，分别进入多个金融领域，提前实现混业经营，在我国尚未建立混业监管，监管协调机制还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给我国金融业带来潜在的风险。目前国内已出现部分外资金融集团，分别进入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虽然这种方式满足我国各个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但考虑到这些外资金融集团在海外的混业经营实践，很容易绕过中国的各项分业限制。同时，渐进性的放开我国金融业的分业经营限制，大力支持本国大型综合性金融集团的发展。另外，要建立金融风险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这仍然要求加强一行三会之间监管信息的共享与沟通。比如建立一套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以便及时防范金融风险；建立存贷款保险制度，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设立专门的金融危机防范机构，在危机发生时及时处理问题；完善援助性措施，对遇到临时清偿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援助；完善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对已经遭遇清偿力风险而无力支付的金融机构予以及时的市场退出等。总之，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不完善已经成为影响金融监管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隐患，必须尽快从制度上进行改革，清晰划分职责边界，明确监管程序，以保证各监管机构摈弃部门职权之争，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高度切实履行好外部监管的职责。
责任编辑：伊 人
金融政策与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目前，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新亮点。但是，学者们忽视了农村金融结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把它隐含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就变得越发重要。
[关键词]农村；金融结构；经济增长
一、引 言
20世纪60～70年代，以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罗纲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开创性的研究，肯定了金融发展对于一国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后，该领域一直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不仅试图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演绎，而且从两个方面对该领域进行了拓展。一方面，学者们开始注重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的演变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即关于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问题；另一方面，学者们也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带来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于是便致力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而这两个方面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纵向深化”和“横向衍生”。 本文认为，如果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继续拓展，即将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纵向深化”，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横向衍生”，其交点便是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然而，目前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以及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两个相关领域。因而，本文将这两个方面的已有文献进行述评，并针对这些研究存在的缺陷以及结合国家目前的经济政策，提出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将是下一个研究的重点。
二、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虽然学者们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但至今对金融结构的内涵及其衡量的指标也没有达成共识。因而在分析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上也并非是一种思路。
(一)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
毛定祥(2006)把金融结构界定为金融资产结构，即货币性资产(包括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存款)、证券性资产(包括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和保险保障性资产(包括商业性保险资产、政策性保险资产)的构成及比例。毛定祥依据协整理论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正处于从转轨经济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过渡的发展阶段。同时，中国的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存在不协调。蒙丹(2006)同样以金融资产结构为代表，对中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非货币金融资产(主要是股票和债券这两类)在金融资产总量的比例的变化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
(二)银行结构与经济增长
王红(2005)以银行集中度及银行的市场结构为代表，利用1986～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中国银行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银行较高的集中度对经济增长有负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显著。胡峰(2004)对关于银行集中对企业融资影响的两种假说，即结构一绩效假说、信息基础假说进行了探讨。并且认为，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入，我国银行的集中度有可能会提高。我国政府需要制定出完善的相关政策，这样才能够保证我国银行业在集中的过程中能够对经济的发展起促进的作用。
陆益美(2005)引入单一区域模型，分析了银行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机理，从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总结了中国银行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适应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一调整银行结构的政策建议。
(三)金融体系结构与经济增长
林毅夫等人认为主要有两类金融结构现象：一类是指银行业内部的结构，即信贷资产在不同银行间的分布状况，特别是不同规模的银行在信贷活动中所处地位和相应的分工；另一类是指金融市场的融资结构，即以股市融资为代表的市场型直接融资和以银行融资为代表的关系型间接融资的相对比例及其分工。而这两类现象都可以用金融体系结构解释；金融体系结构包括了中介型金融体系与市场型金融体系，中介型金融体系主要考察银行业的结构即第一类现象，市场型金融体系主要考察融资结构即第二类想象。基于金融结构的这种理解，林毅夫、章奇、刘明兴(2003)，从金融结构在经济增长中所起作用的角度出发，对全球制造业1980～1992年数据的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当金融结构和制造业的规模结构相匹配，即在一个以大企业为主的经济中，存在一个市场型的金融结构，或存在一个较高的银行集中度时，才能有效地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促进制造业的增长。此后，林毅夫、姜烨(2006)又利用分省面板数据对银行结构与经济发展做了实证研究，他们认为如果金融体系结构、银行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匹配，将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反之，则会对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起阻碍作用。
(四)小结与评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已有的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对于金融结构的界定，主要有金融资产结构、银行结构和金融体系结构三种观点；第二，对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认为金融结构应该与经济结构、产业相协调，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第三，研究的角度都从一个国家的宏观层面，分析的是整个国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二元”经济现象，忽视了由此带来的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城市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的差异。
三、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诚然，学者们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很少涉及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但是，我们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可以隐约地发现，学者们实际上一直把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隐含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了。
姚耀军、和丕禅(2004)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中国农村1978～2001年间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出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并没有起到“供给主导”作用，而是处于一个严重滞后的“需求遵从”地位。实证研究表明，农村正规金融相对于农村经济增长是缺乏效率的，而农村非正规金融值得关注。郭沛、蒋俊鹏(2005)运用双变量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选择1985～2003年的有关数据，分别检验了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组织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表明，就区域层面而
言，农村金融组织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农业经济增长不是农村金融组织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培育和发展农村金融组织，建立多元化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对于构建农村金融组织发展与区域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安翔(2005)在对内生增长理论中的帕加诺模型作适当变换后，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农村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业的发展对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家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决定性变量；另外，利率指标与农村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应以凯恩斯的低利率货币政策为佳。邓莉、冉光和(2005)采用灰色理论中的关联分析法，研究重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重庆农村金融规模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指标；农业贷款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说明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够；而乡镇企业贷款对乡镇企业增加值的直接贡献有限，说明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村金融的依赖程度不高，但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却较为突出，说明乡镇企业的发展可有效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这些研究都表明农村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必须与农村经济相协调。但是在分析农村金融发展时采用的大都是采用金融相关率、农业贷款等指标衡量表示，而忽视了金融结构的变迁也是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表现。因而，他们是将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隐含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进行研究。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再次拓展将会在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研究上形成交点，但是目前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以及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两个相关领域。前者忽视了在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结构与城市金融结构的差异，后者把农村金融结构隐含与农村金融发展中。因而，研究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问题，对于促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另一方面，在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了“要构建分工合理、投资多元、功能完善、服务高效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以此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显然，研究农村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对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和解决“三农”问题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对于存在“二元”经济现象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村金融结构的变迁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而，农村金融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作用，将成为学者们下一个研究的重点之一。
金融政策与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4篇
一、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对于民间金融的解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 本文将其概括为不在法定金融体系之内的借贷行为, 这种借贷行为是一种广义的金融活动, 是任何个人、企业与有关单位实施的融资。目前我国民间金融呈现的业态主要分为民间借贷产业链、互联网金融与股权投资。
对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间作用机制的研究, 学术界给出的普遍结论是, 产业结构升级伴随着经济增长, 同时经济增长也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环境。不同研究的区别大多在于互相影响的波动性。干春晖、郑若谷等人 (2011) 认为,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刘伟、张辉 (2008) 认为, 产业结构变动受到社会供求因素的影响, 其中经济的开放程度以及市场化水平会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经济效益。对于民间金融与经济增长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林毅夫、孙希芳 (2005) 运用数理方法研究非正规金融, 认为其由于存在信息优势且交易成本低, 因此它的作用在于能够改进整个资源的配置效率。Luintel (2008) 的研究证明了金融的发达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总结出金融既不追随增长, 同时也不引领增长的特点。对于民间金融、产业机构与经济增长三者间关系的研究, 胡金焱、张博 (2013) 认为, 民间金融主要通过第二产业积极作用于经济形态, 而对第一和第三产业发展并无显著效果。
由于国内关于民间金融的宏观资料尚缺, 涉及民间金融对宏观经济以及三次产业影响方面的实证分析也较少。因此本文利用1978-2015年的宏观数据, 将民间贷款规模作为衡量民间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 构建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 考察我国民间金融、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这三者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二、实证研究设计
(一) 变量定义与数据处理
民间金融的发展水平使用民间借贷总额与GDP的比值反映民间金融的发展程度, 表示为IFDR;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反映产业结构升级合理化的指标, 表示为ISU;经济增长水平采用人均GDP的增长率这一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水平, 表示为AGDP。
本文处理的数据是1978-2015年的年度数据, 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本文的民间借贷规模取自TSF减去银行体系贷款量与非银行体系贷款量之和得到的差额, 通过这样的作差法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现有不成熟的金融体系下银行主导借贷效益的因素影响。
(二) 模型设定
本文套用VAR的框架, 构建了一组相互关联的三方程模型, 包括经济增长方程 (模型Ⅰ) , 民间金融发展方程 (模型Ⅱ) 和产业结构升级方程 (模型Ⅲ) 。对于模型Ⅰ, 将经济增长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 其他两个变量的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 进行向量自回归;同理对应模型Ⅱ、Ⅲ。
其中, AGDPit、IFDRit以及ISUit分别表示当期人均GDP增长率、当期民间借贷总量占GDP的比值, 以及当期非农产业产值比率;AGDPit-p、IFDRit-p以及ISUit-p分别表示人均GDP增长率、民间借贷占比以及非农产值比率三个变量之后p期的值;另外ai、bi以及ci表示各变量系数, uit表示各方程残差。
三、实证结果估计与分析
本文所有实证结果均使用Eviews8.0软件得到, 数据分析均采用各变量的对数值。
(一) 平稳性检验
首先对AGDPt、ISUt和IFDRt三组数据进行时序图描述, 可以发现三个序列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可能存在协整关系。结果显示, 在1%的置信水平下, 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在ADF与PP两种检验方法下均为非平稳序列, 原因在于变量的p值均超过1%, 因此接受原假设。进而采用Jonhamson检验来确定变量间的协整关系, 结果表明, 特征值33.41大于29.80, 即在1%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同时后两行特征值均小于临界值, 故表明三个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二) Granger因果检验
本文中三个变量的VAR (2) 模型, 利用从 (t-1) 至 (t-2) 期的所有信息, 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变量ISU是因变量AGDP的Granger原因;且变量IFDR亦为因变量AGDP的Granger原因。在因变量为ISU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发现变量AGDP和IFDR对应的p值均小于0.05, 这表明经济增长和民间金融的发展情况是解释未来产业结构升级合理化程度的原因。同理可知, AGDP与IFDR呈现互为因果的关系, AGDP和与ISU也有双向的因果关系, 而IFDR与ISU只有单向因果关系。
(三) VAR模型
向量自回归模型适合在检测两个没有理论基础的变量之间的关系上, 根据Granger检验的结果, 只有AGDP与ISU存在格兰杰因果性, IFDR与其中一个存在因果性, 因此在模型Ⅱ需要在已设定的模型上做出调整, 去除ISU的滞后期对它产生的影响, 其余两个模型不变。利用Eviews中的赤池信息 (AIC) 和施瓦茨 (SC) 标准进行检测, 可以得到滞后阶数为2阶, 故可以构建三个VAR (2) 模型, 包括经济增长方程VAR模型, 民间金融发展方程VAR模型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方程VAR模型。方程通式为:
结果显示残差的协方差远远小于1%, 自回归方程整体显著通过;经检验, 所有特征根模的倒数都小于1, 这说明得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结构是稳定的。模型的系数矩阵结果如表1, 故AGDP与ISU、IFDR三个变量均可以做VAR模型的应变量, 也就是说三者之间互相影响的假设是正确的, 但是ISU与IFDR的关系存在单向解释的关系。
四、研究结论
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的合理化程度以及民间借贷的规模均呈现波动性增长的趋势, 特别是在1980、1990和2000年这三个时间点左右的不平稳的程度最大, 三者间具有协整关系。我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有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这就意味着在这两两作用的关系中, 经济自身发展的好坏是影响产业结构未来发展合理化程度的因素, 反之亦成立。经济增长作为宏观经济中影响覆盖面极大的指标, 对于金融体系的敏感度十分强, 民间金融的日益壮大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得以改善, 带动就业、促进投资, 而这又正好为民间金融的开拓创造良机, 二者互相促进, 不断循环。
民间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是单向影响。具体来说, 在民间市场上, 借贷规模的扩大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合理化, 而产业结构的变动并不会直接推动民间金融的发展。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不直接作用于民间借贷, 逐步超越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也越来越以高智慧化的服务业为主体, 金融业占据服务业的比重虽然不会减少, 但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的普及与提高, 新兴产业应运而生, 金融业会逐步减弱其优势地位, 更不用说在金融体系中仍处于劣势地位的民间金融。
摘要：民间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 为产业结构转型提供资本保障, 与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利用1978-2015年数据建立VAR模型, 探讨民间金融、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的合理化程度以及民间借贷的规模均呈现波动性增长的趋势, 且三者间具有协整关系。
关键词：民间金融,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VAR模型
参考文献
[1] 干春晖, 郑若谷, 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 2011 (05) :4-16.
[2] 刘伟, 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 2008 (11) :4-15.
金融政策与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5篇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政策的演进
1.农业哺育工业阶段的农村金融政策。新中国建立后，为了迅速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我国实行重工业超前发展的战略，农业成为筹集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农村信用合作社由互助合作的组织转化为农村基层社队控制的金融工具，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被纳入到国家金融体系，转变为国家银行的基层机构。与此同时，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在农村的分支机构也成为吸收农业富余资金的重要渠道。在这种体制下，农业部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中，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约4500亿元，为我国建设成独立自主的和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作出了贡献，也使农业生产长期处于低水平的重复再生产状态，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
2.由哺育工业向反哺农业过渡阶段的农村金融政策。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步放弃了以农业哺育工业的政策，国家在农村设立的金融机构不再承担吸收农业剩余资金的任务。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国有银行在商业化改革的过程中相继撤销了在农村的分支机构，使部分县域和乡镇出现金融服务空白。农村信用合作社也没有因此转变成为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而是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调配金融资源的工具。面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对金融的日益强烈的需求，国家没有进行金融制度创新；相反，却对日益发展的民间金融进行排斥，否定了农村信用合作基金会的新尝试。这就造成了农村金融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的困境。
3.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的农村金融政策。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2007年，银监会发布《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文件，对农村金融组织建设进行规范和指导。以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农村微型金融组织逐步发展起来，但还没有完全破解农村金融瓶颈。
二、农村金融供给需求分析
在农村金融市场中，“三农”是农村金融的需求方和最终受益者，以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是农村金融的主要供给方，以小额贷款公司等农村新型金融和民间借贷组织为代表的草根金融是农村金融的重要依托力量。
1.农村金融的供给问题。农村信用合作社虽然一度被当做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农村信用合作社历史包袱过重,管理相对落后，面临商业化发展的困境，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商业性银行包括农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愿意投资成本高、风险大的农村金融市场，不愿意开发对口农村的金融产品。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只存不贷，不能为农村发展提供“造血”功能。担负国家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农业发展银行侧重于发放粮棉收购贷款,不能承担投资农业开发和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项目。近年来兴起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等农村微型金融组织，在人员素质、资金基础和运作成本等方面存在局限。对于私人借贷等非正规金融，国家采取一律取缔的政策，使民间借贷得不到有效疏导和监管，不利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合作，不利于优化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
另外，保险、证券等非银行机构在农村发展缓慢，使农村金融市场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削弱了对中低收入农户的金融服务和农村金融供给的效率。
2．农村金融需求的特殊偏好。农村社会是一个由血缘、亲情和朋友关系等纽带结合起来的熟人社会，银行与农户在面对面的直接接触中互相了解对方，形成对称的信息关系和人际信赖关系，银行只要通过对贷款对象的地缘、血缘、亲缘、人缘的调查，就能准确地判断该对象是否有信贷需求和还贷能力，不需要财务调查和财产抵押。
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落后，易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影响，盈利能力低，需要在政策性金融的引导下，由保险、银行等各类金融相互配合，降低金融风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户经营，决定了对金融需求的规模小而分散。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决定了借款期限要符合时令，借款手续要方便快捷不误农时。
总之，农村具有丰富而独特的金融资源，农村金融供给只有根据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进行设计，充分利用和整合农村的金融资源，才能降低风险和成本。
三、建设农村金融体系的思路
1.加强政策性引导，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各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经验表明，政府干预在农村金融发展的早期和中期具有重要作用。一是加强农村金融政策引导。政府通过市场准入的放开、门槛的降低和财税方面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引导各种资金进入农村金融市场；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和监管标准，清除破坏诚信的种种障碍，建立良好的诚信环境，对于威胁农村金融安全和农民利益的苗头及时采取预防和警戒措施。二是加强金融知识、能力和人才的培养。通过教育普及和开发农民“资本意识”和投资意识，提高农民的信用互助合作能力；强化对金融从业人员的培训、考核，造就一支服务“三农”的农村金融大军。
2.发展农村货币市场，优化农村金融体系。发展资金拆借市场，有利于农村信用合作社和村镇银行从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拆借资金，维护农村金融市场均衡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现了国家政策的方向和扶持重点，但不能代替其他金融活动；商业性金融具有雄厚的实力，但要自觉接受国家政策的指导，在农村的金融活动要依托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新型金融组织熟悉农村市场，只有与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通力合作，发挥银行与农民之间的桥梁纽带和中介作用，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把私人借贷纳入农村新型金融组织的轨道，有利于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另外，在农村加速发展典当、信托、租赁、证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优化农村金融市场。
3.开拓农村保险业，降低农村金融风险。一是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和再保险机制，分散和降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二是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分散和转移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三是担保机构加强担保方式创新，探索适合农村的抵押担保制度，把农产品、农户和龙头企业签订的订单、运输工具、农业机械等动产作为贷款抵押品，将动产抵押和权利质押纳入农村有效抵押品的范围。四是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五是发展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为农民疾病、死亡和残疾等特定风险提供保险保障。
4.创新农地金融，培育农村资本市场。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农村土地证券化能够把土地财产变成可分割和流动的财物，有利于在农地的开发、生产、经营问题上广泛吸收社会资金。我国要发展农地金融，就要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土地证券化的有效实现形式，使土地资本化。把农民联合起来，建立基层土地抵押组织，通过设立发展农业开发产业基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等形式吸收社会资金，进行农业生产和开发，有利于降低土地金融的运营成本。
总之，农村金融制度建设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我们要吸取农村金融制度历次变迁过程中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教训，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金融机构的利益诉求，在实践中探索一条成本低、效益好的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子。
（本文为河北省2010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地方政府行为视角的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发展研究”〔HB10GJ025〕和河北省2009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为分析”〔HB2009G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
（责编/赵哲）
金融政策与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第6篇
一、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在企业合并领域内的冲突
自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产生以来, 一直处于此消彼长之中, 冲突似乎成了常态。冲突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 根本原因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在企业合并领域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大政策的基本理念不同。竞争政策主要应用于微观市场, 调整微观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行为, 致力于确立和保护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产业政策主要服务于宏观经济市场, 立足于维护和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必要时可能会运用各种手段来支持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以期增强其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如出于保护幼稚产业的考虑, 政府可能会通过实施一些保护措施来提升幼稚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 直接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世界经济开始走向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使国内市场拓展为世界市场, 而世界市场使企业间的竞争范围由国内竞争拓展为国际竞争, 具体表现为跨国公司的扩张和跨国并购的出现。一些国内企业为了增强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也会主动联合或进行并购, 这些行为都会极大地提高市场的集中度。
二、日本协调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经验借鉴
根据日本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 可以将日本对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协调适用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 产业政策为主导, 排斥竞争政策
从二战结束以后至1975年, 日本主要实行以产业政策为主导的经济政策, 相关措施如下:首先, 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协调企业达成卡特尔。其次, 实行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日本制定和修改了多部法律, 如中小企业安定法, 出口交易法等, 在相关领域排除反垄断法的适用。最后, 修改反垄断法, 放松对企业垄断行为的防范和规制。①
(二) 逐步重视竞争政策, 反思产业政策
20世纪60年代后期,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 国内通货膨胀率上升, 再加上1972年、1973年的“石油冲击”, 使得日本的产业政策目标和措施都发生了变化。政策目标从过去追求增长型转变为利用增长型;政策措施从过去政府过多干预转变为尽量利用市场机制。
(三) 竞争政策为主, 产业政策为辅
20世纪90年代后期爆发的金融危机大大减弱了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 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美国的不断施压使日本企业陷入困境。鉴于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 日本政府开始更加重视市场机制的基础地位, 推崇市场机制的竞争政策也得到更大的关注和重视。
三、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在我国的适用
(一) 产业政策主导, 竞争政策补充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前的阶段, 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在此阶段, 从主导产业的发展到战略产业的选择, 都是政府通过直接行政干预的方式来实现资源配置, 选择战略产业并大力保护和发展, 在推动这些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 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并逐步实现了产业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二) 弱化产业政策, 重视竞争政策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这一阶段, 应该更多的地适用竞争政策, 产业政策作为竞争政策实施之后的例外条款, 对竞争政策起到调节和补充作用。因为产业政策主要是指政府的干预和补救政策, 但当市场机制较为健全时, 政府的干预往往会变得多余, 而且政府失灵的现象往往会显露, 这就难以避免会出现某些产业在产业政策的保护下反而不如那些没有被产业政策保护的产业有竞争力的现象。②
(三) 竞争政策优先, 产业政策补充
当我国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时, 竞争政策应该也必须成为了我国经济政策的主导, 但与此同时, 产业政策也不能完全抛弃, 为了保护和复制一些特殊产业的发展, 也应同时制定一些补救性的产业政策。一般来说, 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竞争政策优先的战略是一种主流。无论我国经济发展如何成熟, 竞争政策优先并不代表产业政策的消亡, 也并不是对所有的产业均实行竞争政策优先。对于一些关系国计民生且竞争力弱的产业, 适当实行产业政策对国家和对产业而言都会更为有利。
摘要：企业合并领域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因其实施的途径和关注点不同, 经常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实现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协调适用, 需要从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冲突着手, 并借鉴相关国家的协调适用经验, 实现两大政策在我国的战略搭配。
关键词：企业合并,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冲突协调
参考文献
[1] 刘继峰.论我国反垄断法中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J].宏观经济研究, 2008 (4) .
[2] 赵伟.干预市场—当代发达市场经济政府主要经济政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