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实验哲学是近年来西方哲学界兴起的一场科学与哲学融合的运动，旨在结合实证研究与传统的分析哲学研究，以帮助进行概念分析或提出新的问题和理论。它在一些问题上改变了哲学单纯思辨的性质，使之能够得到实验上的验证。理论心理学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在实证的穷境里寻求喘息，应从实验哲学的兴起中获得关于自身发展如何转向学科整合、范式融合的方法论启示，使理论心理学走到研究的中心，促进心理科学的理论发展与创新。
关键词：实验哲学；理论心理学；启示；方法论
实验哲学是近年内在哲学学科领域内新兴起的一股研究浪潮，在哲学界反响强烈，提倡采用多学科融合的方法与视角去看待和探究古老的哲学问题，以期获得新的结论和启发。理论心理学与哲学同根同源，它保持着传统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因为该研究方法的非经验性，在发展的道路上受到非难与阻碍。哲学领域内出现了对传统哲学方法论的反叛，这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的发展道路有何借鉴？本文旨在分析实验哲学运动的新发展对于理论心理学未来研究的意义和启示，为理论心理学的发展引入新的研究契机。
一、实验哲学的兴起与新发展
近些年来，由一批年轻的分析哲学家所掀起的新兴变革运动正在哲学界兴起。他们脱离传统哲学的研究方法，不再单纯依靠“扶手椅上”的单纯思辨方式继续形而上的哲学，而是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哲学研究，对于一些基本的哲学命题进行实验分析。同理论心理学的产生一样，实验哲学的发展壮大也是受到了哲学发展进程中内部局限与外部发展的矛盾相驱动。
内部局限是指哲学领域内的传统研究方法在其有效性上存在着很大限制，因为“我们存在于一个纷繁万变的世界中，人类创造的概念系统也是庞杂的，若不借助于外在的经验或物质条件，单凭有限的想象或逻辑推理，往往难以驾驭概念系统的复杂性”[1]，因此哲学迫切需要方法的革新。于是哲学家们需要寻求一个更为综合的研究道路，凭借实证方法探究人类对传统哲学议题的真实想法的实验哲学就担负起了这样的使命，实验哲学家们结合了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试图探讨人类直觉问题背后的心理模式与认知机制。
外部发展是指其他学科发展带来的促动。哲学的研究内容很大部分是探索人自身问题，这些问题也受到了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关注，他们从技术层面对这些问题予以新的解释和突破对于哲学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就是一个促动。哲学需要保证其学科的竞争力就需要用更加整合的方法对趋势下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另外诸如概率论、统计决策论、博弈论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也为实验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工具土壤。
在诸多因素的促动之下，哲学家们开始使用科学的武器重新探索古老的哲学议题，以期脱离传统哲学研究沉寂的氛围。
近年来，实验哲学的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现在美国及欧洲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都相应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实验哲学实验室——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哲学实验室有意大利Pavia大学哲学系的计算哲学实验室、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学哲学系逻辑与体验哲学实验室、美国Arizona大学哲学系体验哲学实验室等，其研究课题也都颇具代表性[2]。如美国Arizona大学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认知直觉、规范学习、自我概念等议题的研究；耶鲁大学的实验哲学实验室关注的是非道德问题的道德判断影响因素、自由意志的直觉等问题。
在上述代表性的实验哲学研究当中，是采集普通人所持有的直觉数据来统计分析问题答案，但哲学的探究并非是寻求关于事实到底“是什么”的答案，而是需要指出或纠正流行的谬误，寻找“应该是什么”的解答。统计数据只是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获悉事实，而这些事实经过一些转折，再对哲学探究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因此实验哲学的结果对哲学理论的影响是间接的，或者说是“黏合剂”与“指路标”的作用。
二、对理论心理学的意义与启示
实验哲学在思辨的大本营里崛起，星星之火正在以燎原之势发展，而在实证的穷境里寻求喘息的理论心理学应从中获得哪些启示？着眼于理论心理学的困境，结合实验哲学的新发展，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出实验哲学对现代理论心理学研究具有的意义和启示。
（一）方法论的转向
实验哲学的兴起，本质上来说是对哲学研究方法的一次革新，是哲学与科学的进一步结合，体现的就是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转向。
面对一贯运用思辨方法、逻辑研究来论证，全凭直觉经验度日的传统哲学，实验哲学首先挑戰的就是其对于直觉知识的过分依赖，通过实验分析对哲学思想有更深刻的洞察，使原本晦涩、模糊的哲学问题更加具体、清晰，正体现了实验方法的强大竞争力。也正是这种优势，促使了哲学家研究方法论的转向。
有鉴于此，理论心理学也正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心理学狭隘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也不应是激进的相对主义方法，而是“在推进理论型知识的研究基础上，寻求理论的同一性。这是更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同的方法”[3]。具体来说就是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在当前的理论心理学，乃至心理学科的发展中：第一，须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评价体系；第二，重视学科间的综合，创建一种“整合的心理学模式”；第三，要不断的寻求和掌握新的方法技术，为研究提供新视域，新观点。
（二）探索融合之路
实验哲学作为一个方法论层面的变革运动，对其最大的争论也必定集中在哲学这个领域内这样的方法论改变是否必要和正确。有人质疑这样的变革是将“做哲学”变成了“做心理学”，是“越俎代庖”。但支持者认为，哲学并没有忘记它的终极使命，使用科学的实证方法是寻求老的争执问题的新解，是启发新的问题去思考，它是一种对新时代发展和繁荣哲学的有益探索。这样的良性创新，提示我们重视在理论心理学的发展中探寻一条融合之路。
在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向来存在着许多难以平衡的分歧争议，经由实验哲学发展的经验，我们看到这其中也隐含着某种建设性发展的可能性。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与新的研究范式存在着难以轻易跨越的鸿沟，但这些冲突、矛盾都是正常合理的，“对现实主义的多元论来说，冲突具有潜在的建设性意义，这些冲突通过共同分享的价值观而得到解决”[4]。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一方面，具体的工作需要依据充足的实验资料，而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需要形成概括体系化的理论假设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也在逐渐面向那些经验性的工作中所蕴含的形而上问题。
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现代心理学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都具有深层次和高难度的特点。而无论是运用实证来研究还是借助理论来研究，多类型、多层次的研究主题都普遍面临着如何把研究深入持续下去的难题。这就要求心理学家不仅需要依赖实证的研究范式，更需要有理论的研究纲领来指导研究。理论心理学的学科发展目标是“促进心理学向譬如物理学中的理论物理学与实验物理学、经济学中的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那样的态势迈进”[5]。心理学迈入到了一个迫切需要提升学科整体理论研究的新阶段。“现代心理学从来都不缺乏实验的资料，通过多年的发展，心理学已积累了大量的数据、素材、模型等，但如何将这些零乱的资源合理统筹起来，构建成可用的框架体系，正是理论心理学工作者需要努力的。”[6]
（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实验哲学的展开是为了寻求一致性的解答，为了更好地指导研究。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一种实践的要求。哲学是关于“应该是什么”学科，它在寻求关于人类本质“最好”的解答，而这种“最好”离不开对实际的讨论，什么样的“最好”对现实才有最实际的指导作用，因此引入实证的方法是势在必行。
缺乏事实基础的理论，就像是沙滩上的建筑物一般容易倒塌；而缺乏理论依据的事实，则像是杂物间里凌乱的材料一般无法建造科学的大厦。纯粹的理论研究是空泛的，是没有说服力的。理论心理学家只有并重实践性的研究，才能以科学的精神，掌握到科学心理学的脉搏，才能客观的指导实证的研究。因此在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努力寻求关于实际的理论，希冀对实践的开展有所助益或指导。我们不断提出理论，不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最终只为创立更好的理论。“好的理论应该是在社会实践中更有解释力，预测力和效力的理论，甚至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7]。
理论心理学的研究也与实践密不可分。从理论心理学的内容范围看，研究实践问题本就是理论心理学的分内之事。心理学理论既包括元理论，也包括与具体实践相关的实体理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理论心理学的最终发展目标应该是帮助人们解决实际应用性的问题。理论心理学研究者应当关注实践问题，更应当通过实践来提升自己的理论研究，以使理论研究趋于完善[8]。
三、结语
实验哲学运用实证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传统哲学问题，开拓了研究哲学问题的新契机，扩展了传统哲学研究的疆域，推进了当代哲学研究的变革与发展[9]。理论心理学如何参照实验哲学的经验，继续推进心理学理论研究的进步，促进心理科学的成熟？我们从实验哲学的兴起与发展中所能借鉴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学科整合范式融合的发展观念。我们相信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范式最终与理论的研究范式会走上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我们也期望在心理学界能够形成一种“理论的自觉”，营造一个是与心理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学术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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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叶浩生.什么样的理论才是好理论——基于理论心理学的视角[J].心理学报，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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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心理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阿马蒂亚森；功利；道义论；自由发展观
F2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改革開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并逐步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是，以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功利主义价值观为依托的市场经济体系，在中国的运行也导致了不少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不平等问题、社会正义遭到一定程度破坏等。
这些问题的产生引发了我国学者对经济伦理学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王小锡教授在结合东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为框架，强调了经济问题的伦理道德属性，并将伦理道德引入到生产力要素中，成为独立的“道德资本”。厉以宁教授认为道德力量的调节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在经济活动中应充当市场和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对于贫富悬殊问题他则设想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夏伟东教授则认为中国是在“理论准备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进入市场经济”的，对伦理道德的功用认识不清，主张“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樊纲教授也同意经济学的分析离不开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并强调经济学应该是接受现存的“人性”后再做自己的分析，而不是预先假设了“人性”再去分析。对于伦理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茅于轼、盛洪、张曙光、乔洪武、汪丁丁、万俊人等一批学者均有深刻的论述。
西方对于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财富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别的什么理由才重要，并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最后东西。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也提倡道德情操作为经济学的内在基础，只是后来经济学与“工程力学”的结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庇古开创福利经济学，到埃奇沃斯、帕累托、阿罗等的理论贡献，西方经济学开始注重到收入分配等伦理层面；布坎南则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对道德与效率的冲突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解答方式；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伦理经济学原理》则明确提出对个人行为进行伦理经济制裁的主张；而阿马蒂亚·森基于自由-权利概念提出来的发展观，则是将伦理道德内化于经济活动秩序的完美结合，是经济伦理学的道义论回归。
森的自由发展观与西方伦理思想诉诸内己的特性相匹配，该理论具备了内在逻辑一致性以及开放性特点，所强调的自由-权利概念内涵丰富，对于解决我国经济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具有极高的理论参考价值。本文试图将自由发展观与康德的道义论伦理思想进行整合，以此为森的自由发展观建立一个更加牢固的道德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经济学论证将更具说服力和发展潜力。这是本文的一大亮点和创新之处；当然，若处理得不好，也会成为文章的败笔。
2 “功利”与“自由”所理解的经济“权利”
边沁的功利主义和康德的伦理观看似差异很大，由它们引出来的实践权利也大不相同。由功利主义伦理观引出来的权利，特别是边沁的观点，可以称为基数效用论，讲究效用数量，实践权利是由实践结果的效用值来决定的。这样，它的裁决权是外化的效用数量值。道义论伦理观引出来的权利，尤其是由康德开创的自由概念，强调行为的善良性，实践权利是由实践的动机来决定的。这样，它的裁决权就内化成了善良意志。
作为我们行为的准则，按照边沁和康德的理论，两种伦理观所衍生出来的权利概念必然能够而且一定要在经济领域一以贯之地实行，而且两者只能择一而行；否则，便是成了人格分裂者。粗略来看，边沁的权利是一种求之外在的手段，而康德的自由权利则来自我们心中的自律裁决，是一种诉诸内在的本质手段。
但是，当我们回到康德的“任意的自由”概念时，问题便迎刃而解。康德的自由包括技术层面和道德层面：技术层面受到感性的干扰，本能一般是短视的，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做出冲动行为，这种短期的结果决定论，正是功利主义伦理观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所在；道德层面则超越了感性体验，强调了行为者动机的单纯性，但动机具有内在性，难以得到考证，使得操作性不强。由此来看，两种伦理观在康德那里都得到了体现，但是作为哲学家，康德认为只有道义论伦理观才具备坚固的基础。但是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看，康德会更加同意边沁的立法原理：“大自然利用人的贪图享受和爱慕虚荣的弱点，让我们尽量去追求自己的自由的任意和外部感官的满足，同时却借此暗中实现着自己的意图，即为我们在内心感到自己的道德价值而做准备。而这正是自由作为一种在外部世界中的法制状态下的合法性的‘权利’的意义。”康德也认为，作为自由显现在外部世界的权利主要表现在我们的感官体验上，而这也是边沁的立法原理基础所在。在《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却是行不通的》一文中，康德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权利出于自由”，但它“并不是自由意志本身，而是自由意志的外在关系”；并且它还不是一般的经验现象，而是从理论通往实践的中介。
至此，我认为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伦理观都比较赞同把功利最大化作为外部世界的一种行为准则，而由此衍生出来的实质权利也该由功利原则确定。至少，可以认为在康德和边沁那个时代是这样的。
3 经济伦理学的道义论回归——森的自由发展观
然而，作为社会的发展结果，物质不断增长，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不仅仅是满足基本生理需求，还需要正视生活本身以及生存环境等问题，例如人们享受经济成果的权利、避免饥荒的权利以及高水准的受教育权利等。而这些在传统功利主义伦理观里面几乎毫无涉及，更加没有谈论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意义。
在边沁时代，资本主义处于资本的积累时期，人们的生活质料没有得到完全满足，这时使用“功利”或“效用”来衡量经济的发展主要也就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即纯感性（感官体验）需求。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过程，人们的生活质料得到了极大满足，纯感性需求也趋于饱和，甚至有些国家这方面的需求已经饱和到了麻木的地步，感性刺激已经不能满足人的需求，进一步的，需要更高的追求，即普遍的纯理性需求。但是如何把这种需求内涵扩大到经济领域，这需要对经济伦理观做颠覆性的修改。作为经济学的“良心”，森进行了这样一种尝试，创立了自由发展观——既有对感性的超越，又同时被理性所规定。
3.1 自由概念泛化、具体化，使得自由发展观更加开放、兼容
由功利最大化（理性经济人逐利）原则支撑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饥荒、不平等、公共物品等，不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更加阻碍了社会的整体发展。森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在于实质性地转变经济伦理观：“我们必须放弃那种假定，即认为人们仅仅被个人利益所驱使，而价值标准和规范简直就不起作用”，“在许多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范围本身，也可以通过适当地培育起对上述问题（不平等问题以及公共物品问题）敏感的伦理观念来加以扩展。市场机制与多样价值观念的相容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它，并同时探求拓展体制安排以超越纯粹的市场机制的局限性”。由此，森提出了自己的自由发展观：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自由是什么呢？森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自由是一个具有内在多样性的概念”。这个“自由”概念还是很宽泛的，但强调的是内在性，即不依赖于外物而能独立存在。森是从自由的过程层面和机会层面来理解自由的，“这里所采用的自由观涉及到确保行动和决策自由的过程，以及人们在给定的个人与社会境况下所享有的机会”。自由的过程层面，是一种程序性的自由，确保主体存在的环境能给它以一个公平谋生或者享受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规范，按照这种规范，（这种规范一般具有强制性，例如法律），主体能与其他人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进行竞技。自由的机会层面，是一种能力的机会自由，用森的话来讲就是可行能力的自由、实质自由，确保主体能在所给的环境中进行体面的生活或者这个环境造成一个结果——扩展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可行能力，在这个环境中，每个人都有获得至少不比别人差的生活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实现或者保留这种能力的权利。由此可见，自由的过程层面强调的是公正、公平，自由的机会层面则强调平等，这就是森自由概念的内在性。按照康德的自由定义，森的自由这种独立力量与公正、平等相伴相生。
森的发展观与康德的道德观一样，都是通过内省而得。康德认为，内省而得的事物固然具备内在稳定性，但放到现实却未必能行得通。森在理论上没有克服这个难点，所以他沿用了康德的范畴概念，列举了能在现实中对应的五种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同时，森也没有断定工具性自由只有这五种（甚至没有断定工具性自由的可列举性），这种有保留的处理方法，使得自由的现实范畴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与充实。
为什么选择自由发展观呢？换言之，自由发展观能解决理性经济人逐利行为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吗？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导论中说，自由是一个广阔的视角，“从扩展实质性自由的角度来看待发展，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目标——正是它们才使发展变得重要——而不仅仅是某些在发展过程中发挥显著作用的手段”。这里，森暗指转变经济伦理观的必要性，以及价值标准和规范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森的自由发展观以自由作为内在基石，既想拥有价值的稳定性，又想具备现实的操作性：自由发展观的评价性原因和实效性原因。评价性原因是指自由的增进应该成为评判社会进步的首要标准，这与康德道德层面的自由相对应；实效性原因指的是人的自由主体地位决定了发展的全面实现，人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凸显自我获得自由的能力，亦即康德技术层面的自由。同康德一样，森也没有完全否认理性经济人逐利原则的现实意义，“在承认更博大的价值观的作用时，我们不能失察明智的自利追求以及粗鄙的物语和贪婪所发挥的广泛作用”。
这里可以看出，森的自由发展观吸收了道义论伦理观的内在稳定性因素，又保留了理性经济人的技术层面因素。经济发展问题，理性经济人逐利原则能很好地解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则在道义论伦理观内在价值的稳定性那里得到解决。至于森对工具性自由的阐发以及有保留的列举，也显示了森对理性有限性的默认，以及人类认知能够不断深化的乐观态度。
3.2 自由发展观倡导权利分析法
在现实世界，康德默认了理性经济人逐利原则，因为他找不出一个能够一以贯之的更好原则。但是，森却从“权利”与“自由”的关系中，找到了分析经济现象的一个新方法，即权利分析法。
在1970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森发表了经典论文“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文章证明，在个人偏好无限制条件下，帕累托最优原则与最小自由原则是根本对立的。帕累托原则是解释现行经济秩序能顺利进行的基石，它解释理性经济人在实效性评价方面的最大化作用；而最小自由原则是评判社会发展的最低标准；二者的不可调和性说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不能同时满足所有人的感性需求和理性需求。换言之，按照理性经济人逐利原则建立的社会功利最大化成果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分享的，一部分人欲望的满足必然侵害到另一些人的利益。
为了化解这一矛盾，必须在帕累托原则与最小自由原则之间作一取舍。森选择了后者，并倡导权利分析法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主要手段。森说，“支持基本自由以及与此关联的关于权利的阐述的理由在于：第一，它们自身固有的重要性；第二，它们在提供实现经济保障的政治激励因素上的后果性作用；第三，它们在价值观和优先主次的产生、形成上的建设性作用”。由此可见，森赞成康德“权利出于自由”的观点，并坚持把权利概念延伸到现实世界。在康德那里，权利被定义为“以每个人自己的自由与每个别人的自由之协调一致为条件而限制每个人的自由”，也就是说，权利分析法，探讨的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本该呈现的关系。所谓的权利分析法，主要体现在交换关系上：即“我”本身拥有什么，还能做什么；“我”的这些资源总和可以交换到什么东西，并强调对“我”需要的东西的实质控制权和使用权。在分析饥荒问题时，森侧重分析人与物，即人与粮食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分析粮食总量。因为就算再多的粮食，只要有人与此无关，也会遭受饥荒。
权利分析法侧重的是具体个人分析，反对总量分析。因为总量的满足，并不代表所有的研究对象都得到了满足，而在极端分化的分配规则下，总量的恰好满足，往往意味着大部分个体的不满足、权利遭到严重剥夺，这正是最小自由原则所不能容忍的。
3.3 权利分析法下的自由发展观逻辑结构
森的自由发展观与权利分析法是完美组合的，自由是价值世界的最高标准，权利则是自由在现实世界的显现，两者配合起来，使得发展观理论浑然一体，是伦理经济学对道义论的一次完美回归。下面是我根据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和《贫困与饥荒》这两本著作，概括出来的自由发展观论证框架。
预设：可行能力禀赋的正反馈机制成立，即每个人都拥有自身的可行能力禀赋，这些禀赋组成了各自的选择权集合，并且通过不断地使用自身禀赋，人们可以扩展自身的选择权集合。
森假设：自由表示选择权大集合，发展的手段和目的就是扩展自身选择权集合。
论证：（1）我们把扩大选择权的过程叫作发展；
（2）对于每个人而言，自由都是“好”（Goodness）的，每个人都想扩大自身选择权集合；
（3）因为自身选择权集合里面的東西能促使我们获得自身选择权集合之外的选择权，从而扩大自身选择权集合，所以扩大选择权集合是发展的手段。
结论：自由是发展的目的和手段。
3.4 对森自由发展观的评价
第一，森的自由发展观具备高度的自洽性。首先，森的自由发展观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精神气质——道德的内在性基础。作为人类的最高价值标准，自由具备无可挑剔的内在稳定性。亚当·斯密把《国富论》建立在我们的道德情操之上，森做了相同的处理，但却选择了一个更高的标准——自由。其次，把自由作为发展的目的和主要手段，使得自由发展观能形成一个独立闭合的理论体系：从理论体系外来看，自由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形成一个封闭式的逻辑框架；从理论体系内来看，自由概念的多样性又使得该理论能够不断发展推进，还能兼容吸收好的理论研究成果。
第二，从思考问题的方式来看，与传统经济学简单的线性思维模式相比，森想通过理论对现实的无限逼近来完整地描述经济现象。他论证五种工具性自由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把经济问题与政治、法律、文化以及社会等综合起来，采用的是复杂的综合性思考问题方法。
第三，森的发展观也存在某些缺陷以及方法论上的不彻底。首先，森的发展观保留了理性经济人的原则，承认物欲追求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这是道德层面的自由对技术层面的一种妥协。其次，森沿用了康德现实世界与自由世界的划分方法，把工具自由作为两个世界的连接桥梁，他的权利分析方法也主要集中在对现实世界的解释上，并不能说明达到了价值世界（自由世界）的标准。作为对价值世界的回应，森把发展看成是对自由的各种可能性的一种社会承诺。这里，森并没有对自由的可能性做出现实论证，而仅仅是奢望于社会承诺。森自由发展观的实现问题在理论上成了一座“空中楼阁”，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总的来说，森的自由发展观是对现代主流经济发展观念的一种深刻反思，正式提出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人的实质自由的扩展，让我们把发展的重点集中在每个人身上，而不仅仅是总体的经济增长数据。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攻坚阶段，科学发展观还需要在不断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完善，毫无疑问，森的自由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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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心理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新经济地理学作为主流经济的重要分支，不仅利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对传统生产空间区域的理论进行了重新的诠释，同时也为新增长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以及方法。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产业聚集
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长期发展的一个分支，早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以来就深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视。新经济地理学不仅利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对传统生产空间区域的理论进行了重新的诠释，同时也为新增长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以及方法。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薄弱，也同样受到多方面的共同影响。因此，针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本文通过新经济地理学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更为深入的诠释，以确保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在改革开放初期，历史与政治因素对产业聚集起到了决定作用
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产业的分布主要由计划部门决定，各地区的产业分布差距并不是特别的明显。新经济地理理论指出，如果出现外部经济力量薄弱、贴现率高、调整成本小等情况，那么历史因素对于产业的聚集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外部经济力量相对薄弱以及调整成本较小，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具有相对优越的地理因素以及政策扶持，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发展与聚集。同样东部沿海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农村情况与我国中部的农村情况相同，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依据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相应的扶持政策，长三角地区的乡镇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制作企业大量产生。珠三角地区通过引进外来资金带动了当地产业的发展，大量的合资企业蓬勃发展，这些企业的聚集极大的增加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运输成本的降低促进了产业的聚集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认为由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供求关系，企业聚集的地区其市场需求更为广阔，因此大部分企业往往会选择那些企业聚集、市场需求量大的区域进行产品的生产，运输成本的降低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产业的聚集。企业的聚集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对工人的需求，当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阻碍时，企业集中地区为了确保劳动力，确保生产，工资水平就会上调，企业成本也会提升。而当劳动力呈现自由流动的状况时，同时由于地区间的运输成本很高，企业在产品运输中就会减少运输费用，企业就会向需求较大的区域进行集中，形成“交易聚集”。伴随着区域规模的逐渐扩大，企业的租金、工资以及利息等就会在竞争中不断的提升，当产品的投入成本高于运输节约时，一些企业就会逐渐向边缘区域转移。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就提出运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产业的聚集，我国的交通运输业于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高质量的交通环境极大的缩短了产品的运输时间，运输成本也逐渐降低，促进了区域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劳动力的流动以及中间产品的投入，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的聚集
运输成本的降低以及历史政策的因素，虽然为区域企业的聚集提供了必然因素，但是企业聚集的条件因素并不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表明，劳动力的流动以及中间产品的投入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企业的聚集。首先劳动力的流动不仅仅为区域企业的聚集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降低了生产成本；其次劳动力的流入其本身就扩大了企业市场，增强了产品的需求。伴随改革开放的到来，国家对于劳动力流动的管理政策逐渐放松，在政策以及历史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经济获得极大的发展，长三角以及珠三角地区更是成为企业的聚集区域。因此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量的劳动力以及高技术人才逐渐被东部沿海地区所吸引，进一步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企业利润的不断增长，科技的不断进步又吸引了更多的中西部企业向东部转移，如此反复，东部地区的经济在获得显著增长的同时也成为了重要的企业聚集区。
据统计显示，截止到2000年，我国由农村转移到非农村的劳动力接近1.13亿人，农村劳动力的人数明显下降。而跨省劳动力中绝大部分来自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人数达到了2825万人次，在跨省劳动力的分布调查中大部分的劳动力流入了我国广东，其他则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经济发达的地区。相对于劳动力的流入，更多的劳动力由于没有专业的科学技术，所以其从事的工作大多是当地居民不愿意从事的脏活、累活，并且报酬相对较低。劳动力的流入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企业聚集区市场的空缺，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也同样给输入地区带来了一定的就业压力。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流失，对区域企业的聚集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也阻碍了中西部地区企业经济的快速發展。新经济地理学指出不仅劳动力的流动影响了区域企业的聚集，中间产品的投入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劳动力的涌入以及企业的聚集从根本上增加了中间产品的需求，反之中间产品的投入又进一步促进了区域企业的聚集。
四、“三种效应”加速了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的聚集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的农业发展分部广泛，农产品的竞争更是完全放开。相比而言，我国制造业产品则是呈现出垄断竞争的现象，制作业的收益、规模也逐渐增加，尤其是在卖方市场的前提下，企业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所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家首先发展制造业聚集的沿海地区，通过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以此来带动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我国东部沿海享有了很对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与此同时，加之东部沿海地域已有的产业集中程度等，吸引了很多的外来资金对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投资，建立企业工厂。同时东部沿海地区优惠的政策扶持以及产业聚集，吸引了很多的内地企业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企业的进入为东部沿海地区带来了三种效应，首先是价格指数的效应；其次是成本前向关联的效应；最后是需求后向关联的效应。三种效应的产生无疑为东部沿海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进一步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的聚集。
五、区域的专业化，加剧了地区差距的扩大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指出区域的专业化加剧了地区差距的扩大，而成本导致的前向关联性以及需求导致的后向关联性，对于区域产业的专业化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伴随着我国运输行业的大力发展，运输成本的降低促进了产业的聚集。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区域的专业化逐渐显现出来。东部地区的某些产业由于其发展时间相对中部地区较长，具有丰厚的产业积累，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较为充足的基本保障，投入成本相对中西部地区较低。因此，在这样的优势下，东部地区的专业化、科技化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企业，从而导致中西部地区企业以及非专业化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得不降低工人工资，甚至辞退员工来确保企业的正常运行。一个地区的产业一体化与产业的聚集程度具有紧密的联系，呈“U”形分布，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当一个地区的产业一体化水平处于中间状态时，该地区可流动的要素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聚集，企业专业化程度越高也就拉大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
总而言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新经济地理学作为主流经济的重要分支，不仅利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对传统生产空间区域的理论进行了重新的诠释，同时也为新增长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以及方法。通过新经济地理学对中国企业聚集进行了深入分析，以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友好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东琪， 朱传耿， 王振波， 刘 杰. 中国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历程、现状与展望[J]. 人文地理， 2011（2）： 25-30.
[2] 焦连成， 陈 才. 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困境与对策刍议[J]. 地理科学， 2007（5）： 624-629.
经济心理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经济管理类本科 毕业论文指导模式 存在问题 重构
近年来，高校大规模扩招及本科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学生为了能在限定的时间内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就把毕业论文放在了从属地位，加上用人单位很少关注毕业论文，更造成了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怠慢心理，致使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日趋下降。其中，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更是令人担忧。
一、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指导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高校毕业论文指导环节中普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1.指导时间偏少。
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基本上都是从大四第一个学期开始，有些院校可能提前一点，也是从大三第二个学期才启动，而这个学期本科生的上课压力比较大。当他们刚刚对毕业论文有一些想法时，考试又将他们的想法打断。到了大四，各种求职、考试等压力扑面而来，到他们真正安心写作毕业论文时，距离毕业时间已经不多了。因此，从大三第二个学期开始毕业论文的指导，已经是比较晚了，表面看起来还有一年时间，可实际有效时间不到两个月。这时，指导教师指导基础较弱的学生，他们被提升的空间已经很小了。
2.整体指导的策略。
现行毕业论文的指导模式从指导策略上来看，属于一种整体指导。这种模式是指导教师从多方面指导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包括论文的主题、结构、表达和学术创新等。这种指导模式的结果是，学生自己不努力收集资料进行论文写作，大部分甚至全部依靠指导教师。这样的指导策略，使指导教师非常辛苦，而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质量却呈逐年下滑的趋势，期望学生通过写作毕业论文培养其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目标没有达到。
3.缺乏奖惩措施。
指导教师指导完本科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打过分之后，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就被束之高阁。某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是否真的应得某个分数，毕业论文有没有抄袭的成分，也就没有人去关注了。由于没有明确具体的监督和奖惩制度，指导教师、本科生和有关的管理部门对毕业论文实质上都是不太重视的。在这种情况下，指导教师对本科生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必然会有所下降。
二、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指导模式的重构
针对上述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指导模式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对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指导模式进行重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指导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双向选择”。
目前，大多数高校对毕业论文采用的都是配给制，即由学院将学生平均分给每个教师指导，很容易出现学生的选题方向不是指导教师的研究范围，给指导教师带来困难。如：无法把握选题的意义，无法判断使用材料的准确度，无法判断论文有没有新见解，无法判断论文是否具有实用价值，等等。这样，指导教师只能从形式上予以指导，论文的质量很难把握。因此，要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必须打破这种配给制，实行师生互选的制度，优化指导工作。笔者认为，具体操作可以这样：首先，征集学生的选题或选题方向，然后按学科方向将学生划分到不同的学科，由教师来选择学生;教师选定以后将结果反馈给学生，学生如果对教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换指导教师。在“经济管理类本科的毕业论文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希望毕业论文课题分组应采取的方式?78%的学生反映，希望教师和学生能够进行双向选择。因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已经对对方有所了解，尤其是教师，他在选学生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自己能不能指导学生提交的选题。所以，双向选择是一种优化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的方式，也是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一种切实的制度保证。
2.对学生采用习惯培养的方式。
前已述及，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一般都安排在第四学年集中进行。这种突击战必须以学生训练有素为前提。因此，笔者认为，要提高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与水平，必须科学安排、强化平时训练、循序渐进、变突击式为习惯性培养式。当我们取消了年度论文的教学方式后，必须找到一种替代的方式，平时训练这一环不能少。笔者认为，可以落实到学科课程的教学中去，通过加强学科课程平时作业的学术性训练，既可以在平时的练习中作要求，也可以撰写学术述评或学科课程论文的形式予以强化。在一门学科课程结束时，或要求学生就学科课程中的某一问题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加以评价，或提交有自己一定见解、符合学术规范的学科论文。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刻苦钻研、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可以形成良好的学风。
3.采取多渠道的指导模式。
所谓多渠道指导模式，就是以网络指导为主体，辅之以传统的课堂教学指导和学生课外学术活动引导。具体实施如下：第一，在正式写作毕业论文之前，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实行见面与不见面相结合的指导方式，使师生间的交流渠道变得畅通。通过网络，可以实现师生适时异地交流，同时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实现异地不同步的及时交流。第二，将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有机联系起来。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现在的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不好，是因为期刊论文读得少，理论基础薄弱，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应多讲期刊论文的前沿动态。同时，教师要结合自己的课程和自己的论文写作经验，向本科生谈论文该如何选题、如何查找资料、如何选用相关理论等。第三，利用各种学术活动激发本科生的学术兴趣和论文写作能力。如，院系进行教工的学术论文或教研论文研讨会，邀请本科生参加。
本科毕业论文是学生创新素养与学识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但这种教学方式是以精英教育为背景的，它与当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情势并不十分贴近。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下，必须优化指导、相互协调，对经济管理类毕业论文指导模式进行重构。从而，切实提高本科论文的质量，提升高校的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胡小燕.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质量滑坡原因分析及对策[J].科技广场，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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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巨钦.经济管理类学生专业论文撰写[M].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
[4]王宝华.指导经济管理学科毕业论文的几点体会[J].北京联合大学化学学报，2000，(增1).
经济心理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不只是生活上的便利和生存的安全感，同时也带来了物质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的破坏甚至还有战争与贫穷等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应该为经济学发展的后果，还是由于伦理学的缺失造成，显然不能简单加以断定，但是没有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就不能有众多的温饱和富裕，没有伦理的社会就不能有生活的平静和幸福，因而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紧密结合显得非常重要。
关键词：经济学；伦理学；发展
在社会活动和交往中，经济与伦理都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和结果。在经济学与伦理学相对独立的发展中，形成经济学与伦理学分离，这种分离同时造成经济学和伦理学发展不足和缺陷。促进经济与伦理的共同发展，增进人们的幸福，正确理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经济学面临的问题，也是伦理学研究本身的要求。
一、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经济学的英语Economics源于希腊文“oikonomia”是由词源“oikos”，意思是家庭、家族、财产权（family，household，estate）以及“nomos”（规律，管理）组成而来，从逐字上来看是指家族管理（household management）。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economics）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1]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国富论》之后的自由主义经济繁荣的背后渐渐显露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和社会财富分布不均、贫富悬殊的弊端。德国的卡尔·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的代表是其劳动力，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马克思在其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进入20世纪，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自由资本主义已呈现出种种的病态和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主义打破了“看不见的手”的教条，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而凯恩斯本人也被誉为“战后繁荣之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如前所述，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包括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始公社、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垄断前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三个部分。马克思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力反映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至此，经济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历史和思想的进程。
二、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源与分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观点是：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是三位一体，阿马蒂亚·森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并且指出了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根源，其中一个根源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中把经济学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经济学是对财富的关注。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视为“指挥者的艺术”，强调政治学必须使用包括经济學在内的“其他科学”，并且认为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更深层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因此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另一个根源在于“工程学”。工程学的特点就是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等这类问题。经济学与其他科学的结合，正如《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说的“挣钱是不得已而为之，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的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因为别的什么理由。”[2]
同出一人之手的理论，《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问世，更是将迈入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们推向了“自利”和“利他”的剧烈冲突的两难选择境地。诚如有些学者谈到，亚当·斯密在肯定“自利”的同时并不排斥“利他”，而且认为正是人们这种主观上的“自利”行为，客观上产生了“利他”的结果。“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3]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同样提到“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利他”的初衷首先是“自利”。在《国富论》中，斯密谈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4] 据此，斯密以人的“利己心”为基本立足点，构建了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中，斯密也谈到，“钦佩或近于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或至少是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虽然为建立和维持等级差别和社会秩序所必需，但同时也是我们道德情操败坏的一个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5]以致“为了获得这种令人羡慕的境遇，追求财富的人们时常放弃通往美德的道路。不幸的是，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富的道路二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5] 依此看来，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不论是否完好的一致，显然二者在理论的考量上和实际中都存在着某种对立。这种对立的现实造成了经济学的贫困，正如阿马蒂亚·森的那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2]。
三、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紧密结合
经济学中独特于伦理学的方面考量，不排除能够更加促进经济学发展自己独特的方面，而且经济学推理受到“工程学”方法的影响才取得了非常实质性的发展，但值得注意的，不是经济行为或活动可以不伦理，遵守伦理的要求是决不能因此含糊的，这是社会文明发展前进的基本前提，阿马蒂亚·森指出对自利行为的假设的滥用已经严重损害了经济分析的性质，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严重分离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经济学其实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思考而变得更有解释力，一些伦理思考也可以用经济学正在使用的各种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已经被严重淡化了，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更加广泛意义上面论及的经济学作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I 卷）。经济学问题本身就有可能是极为重要的伦理学问题，包括苏格拉底的疑问：“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
必须清楚的是“在讨论自利行为问题时，区分以下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唯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们唯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能否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这样一种或者那样一种的效率。这两个问题都与亚当·斯密有关。人们常常引用关于自利行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观点。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他相信这两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2]经济学在理论上需要的假设，其无伦理的利他考量并非意指经济学的不伦理。阿马蒂亚·森指出“极为狭义的自利行为假设的广泛使用，已经严重限制了预测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使其很难分析由行为多样性所引起的广泛的经济关系。”[2]而且“根据‘自我目标’的选择，每个人都应该采取非合作的策略，但其结果却比采取合作的策略要差” [2]。如果一个从社会策略的角度进行行为选择，关心“囚徒的困境”中他人的目标而采用合作的策略具有一定的适宜性：“它对我们所有人各自的目标都更为有利。”[2] 无论社会关系或者利己的经济关系中，如果毫无利他或合作可能，并不能得到期望的目标，而且很可能让人类走向终结或者要么走向革命的道路。
阿马蒂亚·森强调，更多的关注伦理学，福利经济学可以得到极大的丰富；同时，经济学与伦理学更加紧密的结合也可以使伦理学研究大受裨益，经济学与伦理学是否应该有更多的联系，却不能根据这些事情是否容易做到而定，而要看这样做是否值得，而且可以期望得到的回报是相当大的。
参考文献：
[1][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 [M].萧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
[2][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第1版[M].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9-87.
[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7.
[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4.
[5][英]亚当·斯密.德情操论[M].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2-230.
[责任编辑 刘娇娇]
经济心理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企业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已经被管理学者和企业家看做决定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一般来说,企业文化具有导向、激励、凝聚、约束、辐射五大功能,是企业树立良好形象、增强员工凝聚力、完善现代化管理的重要途径。中国的民营企业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经济发展、财富积累和人员就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大多数中国民营企业采用家族式经营,管理相对落后,没有建立适合企业自身的文化,有的企业则照搬国外企业文化,反而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就中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的现状进行探讨,以期对快速发展的民营企业带来一些启迪。
关键词:企业文化;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文化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及功能
二战之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经济凋敝,资源匮乏,曾被一度预言至少在一个世纪内悄无声息。然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量超过了欧洲发达国家,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一举成为亚洲发达国家。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西方学者在研究日本崛起的原因时,注意到了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美国学者威廉·大内的《Z理论》、特雷斯·迪尔和艾兰·肯尼迪的《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和阿索斯和沃特曼的《寻求优势》最早提出了企业文化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多的学者专注于企业文化的研究,并提出了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文化再造是推动企业前进的原动力,企业文化是核心竞争力。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
1.企业文化的定义。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文化有不同的定义,本文选取最为流行的几种观点加以总结,将企业文化定义为企业的价值观,即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管理实践活动中,通过企业领导者倡导和精心培育,并为企业全体员工所认同并遵守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价值观念、企业精神和行为准则,以及蕴涵与其中的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制度、企业产品及企业形象的总和。企业文化分为物质、行为和精神三个层次。物质层次是表象,由一系列有形的文化因素组成,如企业标识、实体建设、产品外观及包装、广告宣传及各种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行为层次是企业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企业员工的行为习惯、管理者的管理行为、管理风格、员工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精神层次是企业文化的实质,由各种无形理念因素组成,包括企业全体员工共同拥有的价值观、经营理念、企业使命、愿景、宗旨、精神等。精神层次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有了精神层次,能把企业文化各层次有机聚集起来,并决定着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
2.企业文化的特征。企业文化是企业价值观的体现,它决定了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原则、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优秀的企业文化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独特性。任何企业的文化都是与本企业的价值观紧密相连的。没有价值观完全相同的两个企业,因此也就不会有企业文化完全相同的两个企业。企业文化在长期的积累过程中,吸收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各种价值观念,经济、政治、法律、科技等不同的环境共同决定了企业的价值取向和企业文化。(2)人文性和民族性。企业文化是建立在人本管理理论基础之上的,它围绕人们如何共同相处、如何实现目标、如何处理个人与团队的利益等方面,因此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人的管理,带有鲜明的人文特性。同时企业文化的建立又离不开其存在的社会,具体来说就是国家和民族,长期延续的民族心理和精神气质已经深深扎根于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中,并且体现企业的文化之中。(3)持续性。企业文化一旦形成,就不会在短时间內发生改变,这表明企业的价值观具有稳定性。企业文化的持续性是企业目标得以实现的保证,有助于规范员工的行为,保持企业的良好形象。如果企业的文化经常改变,不仅员工无所适从,也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4)可操作性。企业文化必须能够被员工认知、接受和掌握,并且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没有被员工接受的企业文化毫无价值。民营企业文化的提出表明企业文化可以按照产权关系划分为国有企业文化、民营企业文化、合资企业文化和外资企业文化。这种分类方法是具有科学性的,因为产权关系决定了企业的价值观,从而决定了企业文化。就产权经济学而言,产权关系是经济制度的决定因素,将企业文化按产权关系来划分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企业文化的功能
关于企业文化的基本功能,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中国著名企业文化专家贾春峰认为,企业文化具有导向功能、激励功能、约束功能、凝聚功能、纽带功能和辐射功能;管理专家周三多认为,企业文化具有自我内聚功能、自我改造功能、自我调控功能、自我完善功能和自我延续功能;张德认为,企业文化具有导向功能、规范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创新功能和辐射功能;常智山认为,企业文化具有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辐射功能、约束功能、控制功能和调适功能。从以上观点中企业文化比较公认的功能为:导向功能、激励功能、凝聚功能、约束功能、辐射功能。(1)导向功能。企业以自己的价值观指引企业管理者和员工向企业既定的目标和愿景共同努力,企业不需要强制规范员工的行为,而是通过潜移默化让员工经常把个人价值观同企业的价值观相对比,不断调整个人价值观,从而促进企业向长远的目标健康发展。(2)激励功能。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吸引优秀人才,给员工施展个人才能的空间。员工会在企业中被尊重、被承认,个人价值得到肯定。(3)凝聚功能。企业文化能够将企业员工上下团结一致,相同的价值取向、经营理念、目标和精神会减少企业内耗,降低企业成本,也有助于企业管理,从而转化为生产力。(4)约束功能。相对的稳定的企业文化会对员工的思想、行为起到很大的约束作用。企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需要员工自觉遵循,并长期规范员工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5)辐射功能。企业在不断发展中形成的文化沉淀,通过无数次的辐射、反馈和强化,能够将企业文化从一个高度推向另一个高度,这也体现了文化的自我完善和改造功能。
企业文化的功能决定了其对企业发展的重大作用。首先,企业文化有助于树立企业良好形象,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成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其次,企业文化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最后,企业文化有助于完善企业的现代管理制度,有利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良好的企业文化相当于企业的无形资产,它形成了企业的目标,指引员工和管理者向目标不断奋斗,并且能够激励、约束员工,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将软性的管理转化为生产力。
二、中国民营经济的作用及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
(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及作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民营经济①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全国工商联主编的2006民营经济蓝皮书统计,截至2005年底,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为50%;内资民营投资总量五年间增长了近三成,2005年底达到了52 193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2000年的41.9%提高到60%;民营工业企业个数和全国民营企业数量也迅猛增长,民营工业企业个数五年间增长了近50%,达到了118 100家,全国民营企业数量从2000年的176万户增长到430万户,全国民营企业投资者人数达到了4 714万人,年均增长18.6%;民营经济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0.8%提高到11.7%,进出口总额达到1 662.1亿美元;民营经济还是劳动就业的主要渠道,民营经济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从2000年的65%增加到2005年的75%以上。
1.民营企业的优势。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显露出它在优化资源配置、维护供需平衡、增加社会财富、扩大就业、稳定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为活跃的经济增长点。客观地说,民营企业的发展正在走向科学化和合理化,即由靠领导人关系的协调建立制度向建立完善的科学管理制度过渡。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具有一定的发展优势。(1)高科技民营企业具有进取和创新精神。近几年高科技民营企业发展迅速,但大部分企业规模较小,生存环境恶劣,受外资企业竞争压力大,从而也就比大企业更具有进取与创新精神。高科技民营企业的经营者一般既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又是在某一领域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才,企业的设立根据经营者的技术专长而定的,对所处行业非常熟悉。(2)民营企业组织结构灵活。民营企业在其组织结构的安排上比大企业更具灵活性,表现在管理层次较少,技术人员与非技术人员之间,生产人员与销售人员之间容易沟通。这既便于各种信息的及时传递,也利于整体参与意识的增强。由于具有灵活机动的经营机制,能对各种信息迅速做出反应并集中力量进行研究开发,从而能创造出比大企业更高的创新效率。(3)配角经济的优势。从经济学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使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合作越来越紧密,配角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大。许多配角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低,技术熟练完善,已经把该分工行业完全垄断,具有世界级的竞争优势。(4)“小狗企业”优势。把企业做大做强是企业家的心愿,这在企业界中被称为“斑马企业”。然而浙江地区依靠“小狗企业”优势,形成区域品牌,分工合作降低生产成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2.民营企业发展的劣势。从民营企业的形成来看,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一是从个体户起家,逐渐积累发展起来,或直接由家庭成员投资兴办的家族式企业;二是朋友、同事参股合资开办的合伙企业;三是国营或集体企业通过个人买断转型的企业等:其共同的特点是企业的所有权归一个或少数投资者所有。民营企业的劣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管理水平低。中国目前的许多民营企业由于经营者既是资产所有者,又是资产经营者,因此都选择了家族式管理模式,管理体制主要表现为“家族”和“亲缘化”特征,实行集权化领导、专制式决策。研究资料显示,家族式企业的寿命一般为二十三年左右,能延续第二代的家庭企业只占39%,而能延至第三代的企业只有15%,家族企业不能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是家族式企業的产权结构妨碍着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是产权不明晰,而家族企业却面临着另外一个同样十分严俊的问题,即产权的过度集中或是说单一化。产权单一不利于企业形成一种开放的系统使社会资源不能有效的进入企业,企业很难借助于外力实现根本性的进步。产权单一的另一个弊病是决策的非民主化。由于产权的高度集中,事实上没有人能够纠正企业决策人可能出现的错误。(2)人才机制不灵活。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非常重视人力资源,但现实条件下大多数民营企业却面临着严重的人才危机和信任危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家落后的“资本雇佣劳动力”观念,认为员工和企业的关系只是劳动力的雇佣关系。很多民营企业家认为只要有高薪,市场上多的是优秀人才,而没有从思想意识上真正重视过人才。加之民营企业用人唯亲的任人方式,使优秀人才难以真正融入民营企业。因此,员工通常持打工心态,只关心眼前利益,对企业没有认同感和长期扎根的观念。而企业也不注重员工权益的保护,任意加班、罚款、解雇,使员工没有安全感,难以发挥其才能。(3)决策盲目,增加经营风险。民营企业的发展初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这在一个曾经长期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是非常正常的,但却使一部分成功的经营者因此而淡化了风险意识。四面出击,盲目的多元化经营,过分的自信导致无法正确地评价自己,也无法正确地评价企业的成功。(4)企业生命周期过短。据统计,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5 000家民营企业,生存时间超过五年的只有430家,其余91.4%的企业已不复存在;生存期超过八年的企业仅占总数的3%左右。
(二)中国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
1.民营企业文化的特征。(1)地方性。民营企业文化大多依托于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文化,长期的地方习俗决定了企业的价值观。例如:浙江人大多给人以“精明通达、聪明实干、活泼严谨、勇于拼搏、善于抓住商机”的独特文化精神,这与当地的习俗和海洋文化是分不开的;山西商人给人以“诚实厚重、勤劳节俭、讲求信用、吃苦耐劳”的独特文化精神,这与当地代代相传的处事哲学和内陆文化相关。(2)个人意志性。由于民营企业的产权集中,领导意志决定了企业的一切,通常是企业家具有什么样的文化,企业就具有同样的文化。然而企业家并非绝对真理,其错误的价值观念会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3)唯功利性。很多民营企业只把眼前利益作为企业的经营目标,追求短期效应,不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优势会为了追求利润,甚至做出违反法律。民营企业在国内的信用评级通常都为BBB级,如果用国际评价标准恐怕会更低。在社会公众形象方面,民营企业不重视,华为毁约事件使其被列入高校就业的“黑名单”,而民营企业的假冒伪劣,坑害消费者行为则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总体来说,中国的民营企业文化相对于其他企业文化发展相对落后,这一方面是由于民营企业文化形成的时间短,企业缺乏现代化的管理经验。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已经取得的成功往往是凭借历史机遇、国家政策等偶然要素,企业缺乏长期的发展目标和计划,决策制定任意;组织结构照搬国际模式,员工责任分工不明确;领导经常越位和缺位,任人唯亲,家族色彩重,无法对员工产生激励;企业缺乏必要的风险监控、财务审计等。民营企业管理的落后是由于没有核心竞争力,没有良好的企业文化,而企业的发展又决定了企业文化的发展,这个悖论已经摆在了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面前。
三、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对策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和中国民营企业文化的劣势。民营企业要想做大做强,长久地生存下去,必须建立适合本企业发展的文化。
首先,民营企业家要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充分肯定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建立企业文化是完善企业现代化管理的重要途径,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要提高民营企业家的个人素质。企业文化虽然是企业集体价值观的体现,但无疑企业家具有主导地位。企业的兴衰成败往往是企业家个人能力的体现。这就要求企业家的价值观符合时代的发展,自身要懂得现代管理理念。最后,克服家族企业管理的弊端。引进其他投资者,降低企业经营者的股权,使得各个投资者之间达到均衡博弈,是改进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同时,企业家要改变劳资雇佣观念,真正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给予员工安全感、成就感、归属感,合理公平地激励员工,企业才会形成良好的文化。
民营企业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这也许需要民营企业几代人的努力。管理本身是实践性的,理论只是作为实践的指导,真正要想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还必须结合实际,结合中国的国情,结合国际经验,构建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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