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语言观 联想意义 句法 语域
在长期以来的外语教学中,尽管我们都认为语言与文化不可分割,但是将两者分离开来或文化部分的讲授仅停留于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地理、宗教等表层文化的现象仍很普遍。事实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包含语言的文化性质和语言的文化价值两方面的内容。语言的文化性质是指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文化价值是指语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是体现文化和认识文化的一个信息系统。语言的文化价值具体可以体现在语音、词汇、句法及系属归属等层面上。
在决定文化产生、发展的多方面因素中,或者说一个互构互生的原因群中,语言常常表现为主要原因,语言是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在语言文字音、形、义、语法四要素中,相对地说,语音、语法要素最具诱导建构文化的潜力。语音决定着文化的整体神态,语法决定着文化的具体骨骼肌肉。在语形上,汉语言文字倾向于多维、立体、建筑型结构,象形意味较浓重,自然性特点较强;印欧语系文字倾向于单维、流线型结构,完全符号化,抽象性意味较强。在语义上,汉语言文字中多义词较多,因而简洁、具有概括性;印欧语系文字中多义词较少,因而逻辑性、表意精确性较高。因为汉语言文字的象形性、自然性较强,所以它趋向于模塑出一种情理性文化。因为印欧语系文字符号化,抽象性意味较强,具有相对强的人文性,所以它趋向于模塑出一种事理性文化。中国文化是语形为主的、文字导向型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语法为主的、语言导向型的文化。
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彼此间互为反映。由于语言是民族文化中最鲜明的标志,这种文化形态上的差异也必然会体现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上。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要素,是文化的巨大载体。萨丕尔认为“一种语言的词汇可以看成是该语言群体所关注的所有思想、兴趣和工作的总汇”。因此,词汇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更丰富。汉语和英语中有许多词汇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意义中国的很多成语源于历史或传说中的故事,如画蛇添足、叶公好龙、凿壁偷光等。而《美国之音》的节目“Words and Their Stories”中也讲述了一些单词和短语背后的故事。
另一方面,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体现在各自语言中的“词汇空缺”现象。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导致了汉语称谓的复杂化。不仅区分出长幼,如兄、弟、姐、妹,还要区分出父亲一系和母亲一系的亲属,而英语却笼统地一律称为uncle,aunt或cousin。又如,汉语中有人称代词“你”的尊称形式“您”,但现代英语中却没有。
Lado 认为词汇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为3种情况:形式相同,意义不同;意义相同,形式不同;同形同意,分布不同。其中第1种情况最为普遍地反映了不同民族的语言间的文化差异,即不同文化对于相同词汇而产生的不同的联想意义。例如,“早餐”一词,令西方人想到的可能是面包、牛奶、黄油;而令中国人想到的可能是油条、豆浆、稀饭等。英语中的“gay”本意为“cheerful,merry, happy”,但在今日艾滋病流行的美国,gay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同性恋”。这种联想意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很难引起共鸣。提到“龙”字,中国人心中的感觉是神圣、吉祥,封建社会的皇帝被成为龙,中国人也自称为龙的传人。但在英美文化中龙是会口中喷火的丑恶、凶残的怪物。因此,如果把“望子成龙”说成 to hope one’s child can become a dragon ,便会让英美人茫然。由此可见,掌握不同语言中词汇表层含义之外的“超语言信息”,或曰“文化信息”应作为语言教学中的侧重点。超语言信息涉及许多方面,例如语用学中的语境信息;语义学中的词的七种词义;修辞学中的隐喻提喻;词汇学中的词的理据;社会学中的文化习俗;文学、历史中的典故等。
英国著名诗人雪莱曾写过一首《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在英国,西风是温暖的,颂扬得有道理。而在中国,东风才是温暖的,西风则是凛冽的。中国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无题》一诗中,“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一句中的东风即为此意。英国的地址环境与中国的截然不同,故此,“the West Wind”在英国人心中的联想意义是美好的。英文中shepherd,sea,castle,nightingale等词对于英国人具有较为丰富的联想意义,对中国人则不然。同样,中文中可以使中国人引起联想的“南山”、“松”、“鹤”、“桃李”、“阴阳”等词也会令非本族语人感到茫然。”
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在他的著作《语义学》中突出了词义的交际功能,把语义划分成七种类型:即理性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情感意义(affective meaning);反映意义(reflected meaning);搭配意义(collective meaning);主题意义(thematic meaning)。并提出用联想意义来概括反映意义、搭配意义、情感意义和社会意义与内涵意义这五种具有非限定、可变化等特征的非理性意义,即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会联想到的现实生活经验,在使用语言时所表达的感情上的反应,并从广义上显示出特定语言集团的社会文化特征,有的语言学家称之为社会文化意义(social-cultural meaning)。
黑与白只是一对表示颜色的词,但在英语中,这两个词却具有截然相反的联想意义。在《和吉同义词词典》里至少有一半的“黑色”类的词汇是令人生厌的。例如:grime(尘垢)、devil(魔鬼)、foul(污浊)等.而所有的“白色”类的词汇都是褒义词,例如purity(纯洁)、chastity(贞洁)和innocence(清白)。红色在中国是吉祥和喜庆的象征。在用词上,有“走红” (交了红运,一举成名)、“红人” (受重用的人)、“开门红” (旗开得胜)、“满堂红” (全部是佳绩)等等。然而,在英语民族的语言环境中,因为红色与鲜血的颜色一样,所以常用于车祸、灾难、凶杀等方面。如red light (红灯)、red hunter(迫害进步人士)、red hands (沾满鲜血的手)、red handed(正在犯罪的)、red ruin(火灾)等。在英语中Congratulations一词,常具有经过艰苦努力才最终获得的联想意义,如果一个不谙西方文化的中国人在婚礼上对新娘说了这句话,极有可能会使对方产生“你终于嫁出去了,你终于找到了一张长期饭票了” 的误解。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只了解词汇的理性意义而忽视了词汇的非理性意义必然会导致 “交际阻碍”甚至“交际灾难”。
在语言中还有两类词语,禁忌词(taboo)和委婉语(euphemism),其联想意义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更直接。因此,不了解语言的这种“文化信息”,势必难以进行有效的跨文化言语交际。
在句法层次上,汉语和西方印欧语言间的文化差异比照最为典型。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中长期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达成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模式使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带有综合性、宽泛性、灵活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反映在语言和语言分析上就是注重言和意的统一,以神统形。英语则属于形态语言。西方文化从古希腊开始就注重形式逻辑、抽象思维,表现在语言形态上就是以丰满的形态外露,表现在语言分析上就是最大限度的形式话描写。具体地说,英语强调逻辑,句子结构一般比较完整,主、谓、宾齐全,谓语动词为全句的核心,主语和谓语在人称和数上保持一致,句中其他成分通过关系词与谓语动词发生关系,保持一种线性的联系。汉语则是以“流块结构”为主要特点,“句读简短,形式松弛,富于弹性,富于韵律”。
文化差异不仅体现在语言系统的词汇和句法层上,而且还体现在语域层上。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中,忽视语域的文化特征,也极易导致“文化冲突”(cultural clash)
萨丕尔说:“言语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对于儿童来说,在习得母语系统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习得本国的文化系统;在内化语言系统内部组织规则的同时,也会内化文化系统中的规范。由此可见,明确语言和言语在外语教学中的辨证统一关系,通过语言学习言语并从言语中学习语言,进而掌握其中的文化意义就显得尤为必要。
所谓“文化语言观”,就是将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从文化的视角来看语言,把语言看成主要的文化现象,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联系起来,将语言纳入文化的大范畴之中。用这种科学的“文化语言观” 指导语言教学就是要求教师在外语教学中兼顾语言与文化的3种关系:语用和语义中的文化;语言使用的宏观环境(即文化环境);文化作为外语教学篇章的主题内容。在传授学生外国语言系统内部规则及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地理、宗教等表层文化的同时,注重对词汇的联想意义、句法以及语域层等深层文化的发掘,将语言教学从文化的外显性转移到文化的内在性,培养学生的“文化习得意识”(consciousness of culture acquisition),使文化学习成为一个包括知识、技能和态度等领域的“建构过程的学习”(acquisition of a constructivist process)。
〔参考文献〕
〔1〕张公槿,丁石庆.文化语言学〔M〕.北京:教育教学出版社,2004.
〔2〕靳梅琳.社会语言学与英语学习〔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3〕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4〕顾嘉祖,陆昇.语言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侯庆海〕
语言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语言;物质文化史;起源;传布;演化
一个民族早期的物质文化往往会在该民族的语言上打下深深烙印。因此，我们从语言角度去观照民族物质文化。20世纪80年代游汝杰1980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发表了《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一文，这是关于少数民族语言与物质文化领域较早的一项研究成果。此后，类似成果不断出现，学者们开始通过语言探讨民族物质文化，对涉及到衣、食、住等传统民族物质文化进行了深入考察和全面阐述，内容涵盖了渔业、畜牧业、狩猎业、农业、建筑业等社会生产生活方面。
语言和文化息息相关，语言植根于文化，不仅是社会交际的工具，还能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物质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以前主要依靠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出土的文物。但是这些都有一定的缺点，不确定因素较多，可靠性也会降低。然而语言却没有这些缺点，语言是伴随人的产生而产生的，具有系统性和连续性。通过语言可以反映物质文化史。因此我们要使用语言研究物质文化史，研究物质文化史的起源、传布、演化。
一、语言反映物质文化史的起源
亲属语言中同源词的历史比较研究，可以揭示具体文化现象的起源，反映物质文化史的起源。对于亚洲栽培稻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一直难以定论。语言学家通过对同源词的历史比较研究和原始语的构拟，分别构拟了汉藏语系的汉语、侗台语、藏缅语、苗瑶语，南亚语系个语言，以及南岛语系语言。经过科学的论证，认为侗台语和南岛语中的“稻”的原始形式最为古老，进一步论证了操这两种语言的先民可能是亚洲栽培稻的最早种植者。
在张公瑾先生主编的《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一书中，语言学家探讨了我国纺织文化的起源问题。书中主要从苎、葛藤及其织造进行论证，论证我国纺织文化的起源。“关于苎麻种植及其纺造的发明者，文献记载确认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分布在我国东南与南部地区的百越族群。据相关文献记载，古越人是苎麻及其纺造的首创者。在《越绝书》都有相关记载。在古代文献都有有关西南、广西、台湾等少数民族创制的苎麻优质产品的记载，在《后汉书》《华阳国志》都有详细的记载。”①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国纺织业起源于古代百越族。
汉字尤其是甲骨文，也为我们研究汉族早期的物质生活方式提供了证据，反映出汉族早期物质生产生活方式。“逐”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像一头野猪或野鹿在奔跑，其后有一个猎人追逐。“射”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像一个人的张弓射箭之态。
二、语言反映物质文化史的传布
通过语言材料考察某种物质文化的传布路线，通过语言反映物质文化史的传布。有关“茶”的词语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茶文化由南往北传布的路线。“例如藏语的t?ha??、苗语的t?hua??等;一类是反映茶文化由海路直接传入西方国家的路线。例如英语的tea、德语的tee。根据这两类词语的特点，我们研究发现茶文化传布路线不同，茶的名称也不同。通过陆路传播的语音上接近北方方言t?ha;通过海路传播的语音上近似 闽南方言茶的读音te。” ②
亚洲栽培稻的传布方向，也可以从语言材料中得到证据。语言学家通过以壮侗语族语言为基点，对南岛语、南亚语、朝鲜语的相关语言材料进行全面考察，证实了只有壮侗、南岛、朝鲜语的水稻词能够构拟出原始形式，证明了使用原始壮侗—南岛语言的古代先民可能是中国最早种植亚洲稻者。因此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勾勒出亚洲栽培稻的传布方向：水稻文化在华南地区最早形成，后从岭北向长江下游地区扩散，之后又回流岭南，并向云贵高原广泛传播。三、语言反映物质文化史的演化
“物质文化的演化或演进遵守循序渐进的规律，某种物质文化在形式上或内容上的变化都会在语言中有所表现。我们既可以从已知的文化史的知识来作为依据，用语言材料进一步证明相关文化史知识的准确性，也可以通过考察语言材料来探讨未知的某种物质文化的变迁史。”③
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认为从词语的语源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遗迹。“英语的pen是从拉丁语的penna来的，原义是羽毛，最初只严格应用在原始的鹅毛笔。后来笔的质料虽然改变，可是这个字始终保存着，于是在古代本来含有羽毛意义的字现在却用它来代表一种有金属笔尖的文具。反过来分析pen和羽毛的关系可以教我们知道一些古代笔的制度。”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语言可以反映物质文化史的演化。
达斡尔族是一个游牧民族，通过对达斡尔族现代口语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他们口语中还存在着许多古代反映多种物质生产方面的词汇。语言学家通过研究，发现渔猎业词汇是最为古老的，畜牧业词汇次之，农耕词汇出现最晚。据此，语言学家勾勒出达斡尔族早期的物质文化特征：主要以渔猎业为主，以畜牧业为辅，大规模的农耕生产则出现的较晚。进而可以勾勒出达斡尔族早期物质生产的演化过程：渔捞业——狩猎业——畜牧业——农耕业。
语言反映物质文化史，语言反映物质文化的起源、传布、演化。运用语言材料研究物质文化史的方法是多样的。通过把这些多样的研究方法具体运用到不同民族的物质文化中，研究发现不同民族的物质文化史。
注解：
①张公瑾主编.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②张公瑾、丁石庆主编.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③张公瑾、丁石庆主编.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④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参考文献：
[1]丁石庆、孟德腾.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60年：回顾﹒反思﹒展望[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
[2]张公瑾、丁石庆主编.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3]张公瑾主编.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4]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5]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6]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李晓雅，单位：云南大学文学院2014级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研究生。
语言文化范文第3篇
1.1 历史文化的不同, 在中西习语上的表现
在当今世界中, 公认的对世界文化影响最大的源流有两种, 即以希腊、罗马为起源的西方文化和以黄河长江流域为发祥地的东方华夏文化。西方的作家往往从希腊、罗马神话故事或《圣经》中引经据典, 而中国的作家则常借助于成语或谚语。学习英语若不了解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的内容, 就很难知道阿喀琉斯的脚踵 (Achilles’heel) 是“不易被人发现但又致命的薄弱的环节”的喻义。Achilles是半神半人的人物, 他出生后被母亲提着脚跟在冥河中浸泡, 全身刀枪不入, 只有脚跟是致命之处。后来在征战特洛伊时被敌人发现这一弱点, 战死疆场。达摩克利斯之剑 (Damocles sword) 为“临头的危险”, 源于希腊传说, 古Syracuse国王命其廷丛达摩克利斯坐在以一根头发悬挂的剑下, 以示君危。如果不了解这些文化的含义, 那对于这些习语也就无从理解它们的意思。
1.2 文化背景的不同, 产生词语感情色彩及内涵的差异
奈达曾经指出:两种语言完全对应的词是不多的, 这就导致两种语言对应词之间存在词义范围、词义色彩、语义结构、语用等力面的差异。因此, 学习英语就要学习其文化。例如, 英语中唯物主义 (materialism) 和唯心主义 (idealism) 并无褒贬可言, 而汉语中对唯物主义持肯定的态度, 带有褒义, 而对唯心主义则持否定的态度, 带有贬义。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在表达农民时要用farmer来代替peasant。其它如中国的龙 (dragon) , 凤凰 (phoenix) , 狮子 (lion) , 狗 (dog) , 孔雀 (peacock) 等词在西方的文化中都与中国人所讲的内涵存在着差异, 对于学习英语的人来说, 掌握这此差异显得尤其重要。
1.3 思维习惯的不同, 表现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
文化的形成往往离不开语言, 而语言上的差异多与思维习惯有关。如在谈到地名的排列顺序时, 中国是由大到小, 而英语则是由小到大。姓名的表达是中国人姓在前, 名在后, 而西方人则恰恰相反, 名在前, 姓在后。汉语说“这个老人的左眼失明了。”英语为“The old man is blind in the right eye.”而不能说“The old man’s left eye is blind.”再比如, 在一些动物比喻方面, 在形容一个人非常健康时, 中国人说是:“体壮如牛”, 而英语则是“as strong as a horse”。中国人所说的“落汤鸡”和“胆小如鼠”, 英语分别为“a drowned mouse”和“chickenhearted”。
1.4 社交文化不同, 导致用语上的差异
社交文化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个人范畴, 另外一个是社会范畴。在个人范畴上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宗教信仰、文化心理、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比如, 外国友人称赞“Your dress is very beautiful.”我们则常常很谦虚地说“No, no, it’s just a very ordinary one.”结果使人家很尴尬。正确的回答应该是表示感谢, 即“Thank you.”或“I’m pleased you appreciate it.”
社会范畴包括阶级、民族、风俗习惯、饮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称谓上, 中国人习惯把“李老师”说成“Teacher Li”, 这是不符合英语中的称呼的, 如果把外籍老师也称为“Teacher Smith”, “Teacher Mary”, 人家会感到不知所措, 正确的称呼是“Professor Li”, “Professor Smith”, “Mr.John”或“Miss Mary”。
在禁忌方面, 由于文化的不同, 从而使语言禁忌的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表示病痛、死亡等方面的语言, 英汉语言中均属禁忌范畴总之,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 语言禁忌所涉及的范围都非常广, 如不了解, 就会在交际中造成非常尴尬的局面。
2 跨文化交际学对外语教学的指导作用
在英语教学中, 跨文化交际学可以从多方面有效地培养学生应用英语的能力。
跨文化交际与语篇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语篇是指一系列连续的语段或句子构成的语言整体, 包括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 如对话、讲话、告示、文章、诗歌、小说等属于语篇内容中国人和欧美人在篇章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别, 因此英汉两种语言的篇章结构与其思维模式相关, 在外语教学中, 应当十分重视这种差异, 特别是在写作教学中, 了解篇章结构的差异, 可以使学生写出更符合英语特点的文章。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内涵用另一种语言表达的非常复杂的文化信急交换过程, 涉及语言和文化的多种因素, 这是外语教学应引起重视的重要问题之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不同语言反映不同的文化。由于文化的不同, 翻译中出现的误区是极其常见的, 如“They are big potatoes” (他们是大腕) , 有人误译为“他们是无用的人”。但是在英汉翻译时, 虽然英美国家的文化和中国文化不同, 但也有相对应或相似的文化成分, 如“Walls have ears” (隔墙有耳) , “burn one’s boat” (破釜沉舟) , “a tooth for a tooth” (以牙还牙) 等。
总之, 在外语学习中, 只学习语言材料而不了解文化背景, 犹如只抓住了外表, 而不领悟其实质。掌握文化差异, 对提高语言学习的重要性。跨文化交际必须合乎各种不同文化的准则, 否则就无法完全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摘要：外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跨文化交际主要是研究文化、交际、文化与交际的关系, 在交际过程中容易产生问题的领域以及如何提高跨文化意识等课题。在交际过程中语言的文化因素通常是制约语言使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本文通过对英汉语言文化的对比, 指出语言知识只能指导人们表达形式上正确的句子, 而语言能力则指导人们表达出恰当得体的话语。进而探讨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如何帮助学生掌握跨文化交际的技巧, 克服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语言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1] 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2] 陈宏薇.汉英翻译基础[M].上海:上海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3] 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上海:上海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4] 张德鑫.汉英词语文化的不对应[J].世界汉语教学, 1995.
语言文化范文第4篇
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表现,文化是语言的承载。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分别是中西方文化的体现,包括两国人民不同的地理环境、生活习性、历史传承、思维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等。本文力图从以上几个方面来分析英汉两种语言由于文化的差异而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及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应予以重视的一些文化盲点和误区,从而避免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的交流障碍和克服中式英语的习惯。
关键词语言 文化差异 思维模式
文化是一个含义很广泛的词,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成果都可以统称为文化,既包括具体的如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常见事物,也泛指一些抽象的概念。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包括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社会行为、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因此,处于不同文化之下的人们,他们的交际行为会受到不同文化模式的制约。由于中英两国历史地理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人民的生活习性和思维习惯也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一点在语言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在学习一国语言的同时也应该了解目标语(target language)国家的文化习俗,以达到更好理解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目的。中外一些语言学专家们对此也已达成共识,胡文仲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语言教学必然包括文化教学”。美国语言学家克拉姆斯基更提出:“语言教学就是文化教学(1993)。”因此我们在学习英语时要特别注意由于文化不同而造成的语言理解盲点、偏差和误区。
1 造成汉英语言差异的文化因素
1.1 地理位置的不同
中国和英国分别位于东半球和西半球,两国的地理状况也截然不同。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多山多水的国家,因此,山水和土地也成为汉语表达中常见的事物。比如在汉语中有“挥金如土”这个成语,其英语对应的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 在英语中用水来代替汉语中的土,正形象地说明了两国迥异的地貌特征:中国地域辽阔,自然土地就很多,而英国四面环海,水当然取之不尽。此外,由于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农业薄弱,工业渔业和海运业发达,在英语中还有许多习语是与海洋航海相关的,比如sail near the wind(迎风而行,引申为几乎犯法)在海上迎风而行,当然有很大的风险,其喻义不言而明。鱼也和英国人生活密切相关,在英语中以“鱼”为具体形象的比喻俯拾皆是:比如成语neither fish nor fowl(非驴非马),drink like a fish(牛饮)。汉语中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与此相对应的英语却说:“we lost hake but gain herring” (我们失去了鳕鱼,但得到了鲱鱼)。类似的例子还有,汉语描述在无强者的情况下,弱者也成了强者,喜爱用陆地上的动物,他们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英国人却还是念念不忘水中的“鱼”,说“Big fish in a little pond”(小池塘里的大鱼)。
1.2 历史风俗习惯的不同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因此人们日常生活中常接触到的动物是牛,牛为人们耕地,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汉语中有成语如“气壮如牛”,“对牛弹琴”,“吹牛”等。而且英语中对应的成语分别是 as strong as a horse,cast pearls before swine,talk horse。用马来代替汉语中的牛,其原因是中世纪以来欧洲的骑士精神盛行,所以马和英国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还可以发现以下的成语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本末倒置),因为以前英国人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车。此外,对待狗中西方人也有不同的感情色彩。狗在汉语词汇中通常是贬义词,如狗仗人势,狗腿子,狗眼看人低等。但由于西方国家习惯把狗视为他们忠诚的朋友,所以与狗有关的成语一般都是褒义的,比如 every dog has his day (人人皆有得意时),a luck dog (幸运儿),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等。另外,中国人喜欢称自己是龙的传人,龙在古代是汉民族的图腾物,古时候皇帝称自己是真龙天子。因此关于龙的成语也有许多,如:龙飞凤舞,望子成龙,群龙无首等。但dragon在英语中是一个贬义词,常用来指如恶魔撒旦般邪恶的东西。如英国史词Beowulf中的英雄就是以屠杀凶猛的龙而流芳千古的。
1.3 思维方式的不同
中英两国人民有着不同的思维习惯,这点也体现在语言中。中国人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从大到小,由远及近。这种思维模式可以称为具体一般型表达(Particular-General Patten)。比如在写信时对地址的描述:中国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北京路小鸟花园B栋20楼145号。而英国人的思维方式却相反,是抽象型的,从小到大,由近及远。因此以上地址翻译成英语应为:No.145,20/F,Block B, Xiaoniao Garden,Beijing Road, Huanggu District, Shenyang City, Liaoning Province, China。思维方式的不同体现在句法上也有差异,比如以下的例句:我本计划二月份去厦门游玩,但由于天气不好,不得不取消,这使我感到很失望。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中可以用几个逗号简明松散地连接几个短的分句,先阐述具体的事实原因再最后点出后果及感受,句子的重心放在后面。而其英文翻译为:It was keen disappointment that I had to cancel the visit I had intended to pay to Xiamen in February due to bad weather。在英语中,需开门见山地说出主题,然后再一点一点地用从句或名词性短语来补充说明,重心放在句首,句法结构严谨。只要符合语法规(下转第192页)(上接第178页)则,一个句子加上若干从句可以无限的延伸。由此可见中英句法的以下几个不同点:(1)英语重结构,汉语重语义。(2)英语多长句,汉语多短句。(3)英语句子多前重心,汉语多后重心。(4)英语多用名词和介词,汉语多用动词。(5)英语多抽象,汉语多具体。
1.4 意识形态的不同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在意识形态上受到儒家思想和佛教的影响,是一个很讲人情味的国家,国人有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而英美国家受到基督教义和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强调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提倡个性解放,突出了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表现在汉英词汇中,我们可以看到,汉语表示不同关系的亲戚有着种类繁多的称谓,比如哥姐弟妹,姑婶舅叔,堂兄妹表兄妹,外公婆和爷爷奶奶等。而与之对应的是,英语中brother, sister没有大小之分,要加上older 和younger才能表示,姑婶及远房女性长辈统一用Aunt一词就概括了,男性长辈也用Uncle即可,堂表兄妹一律用Cousin來表达,简明易了。而grandpa和grandma也没有汉语中所谓外内亲疏之分。英美国家人在受到表扬赞许时也不像国人那样通过贬低自我的方式来自谦,而是坦然接受,回答I am glad that you like it(很高兴你能喜欢它), 认为这是别人对他个人的肯定。此外,一些英语词汇也具有意识形态意义。如表达政治家这个词,不少英语初学者会用politician这个单词,而politician在英语中一般指那些惯用政治伎俩的政客,通常是贬义词。而statesman才是我们汉语中所指的政治家,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Kramsch,C.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1993.
[2]胡文仲.文化与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3]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语言文化范文第5篇
[摘 要]“地理环境决定论”是由孟德斯鸠开始，历经许多西方学者反复论证才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地理学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包括文学和艺术）的起源、产生、形成和发展，都是由特定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改革开放以后，许多中国学者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展开研究，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基础上，以中国民间文学的部分作品为例进行讨论，提出“地理环境制约论”，丰富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学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地理环境决定论”;“反地理环境决定论”;“地理环境制约论”;文学地理学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地理学理论，一般学者认为，这种理论是由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来的，然而，我们查阅了孟德斯鸠的所有著作和论文，却找不到这种论述的具体出处。于是，有的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后人根据孟德斯鸠的著作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他本人从未直接提出过“地理环境决定论”。无论是不是孟德斯鸠本人提出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都是一种来自于西方的重要的文学理论。地理环境决定论，不仅是一种关于文学现象的理论，同时也是关于文化现象的理论，更是关于所有人文现象的理论。不过，虽然它的涉及面很广，但我们往往只是在讨论文学的时候，特别是在回顾和总结西方文学地理学发展历史的时候，才会提到西方学术史上存在过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才会直面这个问题。中国学者虽然知道地理环境决定论，但在许多时候对此却又都语焉不详。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对于我们今天全面认识文学与地理的关系，认识人类现有的文明和文化及其根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在西方也比较复杂，可以说具有多种多样的“反地理环境决定论”，似乎没有一种统一的思想，或者说一种完全一致的表述。许多学者虽然认同地理环境决定论，然而认为地理环境只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因素之一，并不是全部的或所有的因素。有的学者对来自于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也明确表示不认同甚至是反对，成为了一种“反地理环境决定论”。所以，不论是在西方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反地理环境决定论”两种思想观点一直相持不下，甚至存在严重的矛盾。因此，我们在从事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时候，有必要重提这个问题，并进行更加细致和深入的讨论。
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相关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
一、“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本质上的合理性
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在本质上是符合逻辑的，也具有合理性。文学的发生是由于作为主体的作家的观察与感知，特别是他们对于社会和自然的观察与感知，观察到了什么？感知到了什么？在哪里观察的？在哪里感知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前者是决定了他表现什么，后者决定了他如何表现。文学的发生问题，一方面是主观的产生，另一方面是客观的存在。主观决定了文学的产生，客观决定了文学的对象。因此，我们说西方学者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对于文学而言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不会存在任何的疑问。如果文学不只是人类才拥有的东西，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文学不是表现我们所知道和我们所想象的事件，那也是另外一回事。《黑暗传》（胡崇峻搜集整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是长期流传于神农架地区的一部叙事长诗，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它和神农架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直接相关，并且也只有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才可以产生，只有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才可以保存。长诗中的许多地名、人物、故事都是现实中存在过的，从哲学与美学建构而言，这部长诗正是神农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产物，诗中所有的叙事环境都是由神农架及其周边地理所提供的。
地理环境对于文学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是通过“人”的中介而实现的，而这个我们所说的“人”，就是作家或艺术家（包括了所有的以文字和语言进行表达的人们）。没有“人”，就没有文学作品，也没有任何艺术作品。任何文学或艺术作品都是有作者的，包括民间文学作品也是有作者的，只不过是我们已经不知道作者的姓名，或者是因为当时或历代以来，许多人都参与了这部作品的创作，让它成为了一种集体作品。既然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有作者的，那作者首先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他们首先会有着只属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并且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生存环境。一般而言，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祖居地、出生地、成长地、读书地、发展地、写作地，有的人还会有自己的客居地、流放地、流亡地等，因此，每一个人（包括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的生存和发展，都只能是在地理环境基础之上，才有可能性。有的作家也许具有超越性，但无论是如何超越，也不可能超越地球之上，不可能超越于太阳系之外。人类的现代科学技术已经高度发达，通过航天飞机发回来的照片，我们知道了地球之外宇宙空间的大致情形，然而也只是一种印象式的了解。不可能像对自己生活多年的老家和自己工作多年的地方，或者自己多次旅行的地方所知道的那样细微。一般人是如此，作为人的作家也同样是如此。《双合莲》（《中国民间长诗选》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是湖北咸宁地区流传的一部民间长诗，虽然我们无法确知作者的名字，然而仍然可以感觉到这并不是完全由底层贫民所创作的，应当是由当地的文化人所记录，并经过了多次的修订加工，才在民间开始传唱起来的。其思想水平和艺术形式，都有比较浓厚的文人色彩，并且体现出很高的语言修养和独立的审美情趣。而这部长诗的内容和形式，则是由鄂南山区的自然环境和两湖交界地区的人文环境所决定的。
现在，我们所说的地理环境，和从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交通条件和通讯条件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所以，我们可以走得更远、看得更多，我们可以与更多的人取得联系，可以有更大的生活圈子，可以有更多的朋友圈子。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世界扩大了许多倍，但这要在自己有条件获得更大的信息量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因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环境是完全不同的，每一个人所创造与使用的环境也是不一样的。然而，不论你的环境有多大的改变，它总还是自己的环境，这样的环境正是与你相关的，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你的现在和未来。前天的环境和昨天的环境不同，今天的环境和明天的环境不同，然而它在本质上还是环境，环境正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没有人可以超越于自己的环境之上。人们会面对共同的环境，但每一个人的环境却只是个人化的，因为每一个人适应环境的能力不同，他所接收的环境也并不一样。我们都到过黄鹤楼，然而每一个人所认识的黄鹤楼是不一样的，正因如此才有不同的文学作品的产生。许多人都去过美国，然而每一个人所认知的美国，也是不一樣的，甚至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正是许多有关美国文学作品都不一样的原因。黄鹤楼还是一样的黄鹤楼，美国还是一样的美国，并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变化，同样的环境却产生着完全不同的效果，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前理解与前视野的不同所造成的，也是由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先天因素所造成的;共同的环境产生着不同的结果，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环境都是个性化的存在与呈现。同时，不同的时间也具有不同的环境，同样是珞珈山，春天的珞珈山和夏天的珞珈山完全不同，秋天的珞珈山和冬天的珞珈山完全不同;即使是同一天，早上的珞珈山和晚上的珞珈山完全不同，月光下的珞珈山和太阳下的珞珈山完全不同，一个人不可能重复进入时间的长河，也就是这样的道理。因此，从宏观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文学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从微观的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文学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这样的判断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文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不仅是符合逻辑的，也是符合科学的，同时也是具有美学本质的。从宏观上来说是逻辑的，也就是说作为作家的人是环境的产物，作为精神创造的文学也是环境的产物。文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从本质上来说是科学的，因为环境通过人的身体之机能和印象之保存，同时通过情感和想象的作用，通过语言和文字的表现，文学作品才得以产生和存在。文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从性质上来说又是美学的，因为文学是作家审美的产物，包括审美印象、审美情感、审美想象和审美表现，而所有的审美都是一种环境的审美，或者说是不能离开环境的审美。而不论是逻辑性的、科学性的还是美学性的，文学都是通过作家主体的创造而由环境所决定的，特别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但它们都是在地理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地理就没有环境，人也是环境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说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理论，也是一种人与地理关系中的重要哲学理论。科学的、哲学的、美学的，这就是我们对于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基本认识，体现了中国文学地理学者的基本态度。如果我们不承认文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或者说文学与地理之间的重要关系，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就缺失了基本内容，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就缺失了科学性。无论文学、文化和地理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曲折和复杂，但地理决定着文学和文化，而不是文学、文化决定着地理，只是在“决定”的程度上，也许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别而已，而这正是需要我们重点讨论的问题。
二、反地理环境决定论根据的末端性
“反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西方和中国，也都具有相当的市场，特别是在强调主观主义哲学思想比较过头的时代。在西欧诸国，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受到重视的，许多杰出的批评家和学者都表示不同程度的认同，并且在研究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然而，在西方特别是前苏联地区，有一批学者却一再地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并且在思想界和学术界也形成了相当的声势。他们强调人在世界上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类可以脱离环境而生存和发展，也可以只靠主观而创造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不过，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理论所具有的反科学性、反逻辑性和反美学性。持“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学者的主要根据，在于人们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有一些重要的文化与文学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系，似乎可靠人特别是靠人自身的心智，可以单独地存在与发展。也不是说不存在这样的现象，有的人的生存或有的事件的发生，受环境的影响的确不是太大，特定的地理环境对他，也许并不产生一种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城市之中，如果一个人从小不出门，也可以通过外来的信息了解世界，也可以从事文学或艺术创作，并且也有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那么，地理环境对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至少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没有太大的影响或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这只是一种末端的根据，描述的只是一种极端的现象，而不是一种全面的与科学的根据。在中国文学史上，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生都足不出户的诗人和作家;与此相反，我们倒是发现许多作家和诗人都是喜欢去游历名山大川的，所以中国文学史上的山水田园诗派人数之多，作品之优秀，影响之巨大，是世界上所少有的。在外国文学史上，我们也没有发现哪一位作家，可以足不出户而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有的人活动范围有限，然而他通过自己的大量阅读，通过与他人之间所发生的不同方式的种种交往，对于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也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所以，不是环境对他不产生影响，而是他所处的环境比较特殊，不具有我们平时所说的环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而已。不过，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他总是拥有自己的环境，包括屋子、桌子、空气、水和阳光。
有人举出黑格尔的例子，说他一生生活的范围不出五百公里之外，似乎是想说明地理环境对于他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我认为这种例证是不能成立的。我们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基本上是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而不是一个文学家;同时，他虽然有可能一生只是生活在五百公里范围之内，但他对于这五百公里之内的观察和感知，或许是相当全面和充分的。即使不全面和不充分，也不能说明地理环境对于他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思想和哲学这种文化形态的东西，和文学作品这种文化形态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正是由于这种比较孤寂和相对封闭环境对他所产生的影响，他才有时间和精力来思考相关的哲学和思想的问题，不然他也成不了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因此，我们认为“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是缺少根据的，也是不符合逻辑的。首先，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存在的，并且有的时候还很强大，但是具有再强大的主观能动性的人，也不可能超越于自己的环境。如涉及整个世界的对于自然生态的破坏，就是人类为了自己的欲望，不顾自然界的承受能力而不断索取才发生的。人类的主观意识可以发挥作用，但如果发挥出来的是破坏作用，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其次，所有的主觀内容也是来自于客观，主观也是环境的产物，没有脱离客观之外的所谓主观。没有客观的自然世界，也就不会产生人类，当然就没有人类的今天。人类今天的身体之健康、心智之健全，都是由于客观世界所提供的条件才造就的，也是由于客观与主观的相互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人类可以在自然界所提供条件的基础上，有限度地改造自然。我们修建一个公园、建设一个社区，让人类生活得更加舒适，还是可以的;然而，也不可以为了满足人类无限制的要求而超越自然的承受能力，大规模地改变自然的结构，破坏自然的平衡。再次，“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的提出，就本质而言也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有的人之所以提出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想法，首先也是出于他们对自然的无知，以及对自我的无知。如果他们像李白那样去看一看名山大川，虽然可能写不出杰出的诗篇，但是也可以认识到自然的伟大力量。自然界所具有的伟大的力量，是人类所不能相比的，有了这样的经历，就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人只能在地球上生存，不能在地球之外，更不可能生活在其他星球之上。虽然有的人提出人类可以移民月球或火星，科学家们也有了这样的科学幻想，然而，我认为就目前而言那只是一种想象，短时间内是难以实现的，甚至是不可能落实的。其他星球上有太阳光吗？有空气吗？有山水吗？有土地可以种粮食吗？有水可以喝吗？如果把那些提出“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人，让他们首先移民到别的星球，我想他们也就不会再提出这样的荒唐之论。最后，“反地理环境决定论”主要是一种时代性的影响，那是在前苏联时期，主观主义哲学思潮盛行一时的时代，由于个人崇拜而产生的错误的思想，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的观点。已经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他们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前苏联时期“反地理环境决定论”产生的情况。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古代产生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相当的科学性;西方的“人地关系和谐共生”的理论，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如果我们不能举证人类可以不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能举证作家可以不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我们就不可再坚持“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立场，而必须承认人是不能超越环境的。每一位作家不可能超越自己的环境，每一部作品也不可超越自己的环境，因为每一部作品都是作家在特定的状态下创作出来的，都是作家在特定的身体和心理之下创造的产物。这里涉及的并不是一个写作地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伦理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即使是像李白的《静夜思》和《赠汪伦》这样的小诗，也同样是环境的产物。李白对于环境是相当敏感的，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所以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环境的产物。如果他没有故乡，没有对于故乡的思念，会有《静夜思》这样的作品吗？如果他没有汪伦这样的朋友，会有《赠汪伦》这样的作品吗？如果苏轼不到庐山，他可以写出《题西林壁》这样的作品吗？如果苏轼没有到过黄州，他可以写出《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作品吗？有人举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产生的过程，来说明他没有到过岳阳楼，也创作出了千古名篇，从而认为作家是可以不受地理环境影响的，其实，这篇作品恰好说明作家受到了地理环境的影响。这篇作品是他在邓州的花洲书院写的，正是他远在北方，才有这样的阔大的境界，才有这样超常的想象力。他创作此文的时候虽然可能没有到过岳阳楼，然而他通过文献阅读和朋友介绍，全面地了解岳阳楼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的山形水势，加上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本来就有很深入的研究和相当的认识。
因此，我认为“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具有的只是末端性。而所谓的末端性，是指持论者是从结果来看，而不是从开始来看;是从孤证来看，而不是从全面来看。如果我们只是从末端的根据出发，就可以推翻从前的科学结论，那任何研究都会失去意义。“地理环境决定论”本来是不存在问题的，但既然有人提出许多反对的意见，我们就只有进行全面的讨论，以正是非、明道理。“地理环境”是一种综合性的概念，是指人类所面对的所有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从本质而言，人也是地理环境的一部分，因为人首先也是自然的人，而非社会的人;人的生物属性是第一属性，而社会属性则是第二属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的社会属性是由人的生物属性所决定的。这恰好证明他的一切是由环境所决定的。外在的一切是如此，内在的一切也是如此。他从来没有上过学，只是请教书先生来到家中教他读书，他因此读了许多的书，并且可以通过阅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的内心世界与知识结构，也同样是由他所接触的书本所形成的环境而决定的。如果我们在鄂东山区唱陕北的民歌“信天游”，别人就会觉得好笑，因为“信天游”这种形式是属于黄土高原的;如果我们在东北大平原上唱“五句子”山歌，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因为“五句子”山歌属于鄂陕和川鄂交界地区，是一种特殊的以情歌为主体的民歌形式。
同时，主观所具有的能动性是有限的，并且所有的主观也是在客观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决定”这个词，也具有一种根本性的、根源性的意义，而不是“影响”的同义词。不过，“决定”一词是在哲学意义上和美学意义上而言的，而不是科学意义上而言的。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主观能力，也是由外在的客观所决定的。首先，人的个性与气质等天生的因素，就是由遗传所决定的，而遗传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其次，一个人的童年或少年记忆，是主观和客观相遇的产物，主要是来自于客观与自然。再次，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再强大，也不可能独立于世界之外，而所谓的世界也就是环境，包括了人类自身在内。最为关键的是，人类所面对的严重问题，正是因为强调主观而忽略客观所造成的。所以，地理环境不仅是决定了人类的文学和文化，而且直接决定了人类自身生存的可能性，决定了人类的未来。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一种科学思想，已经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结论，在总体上不会产生任何的问题。而在哲学和美学的意义上，“地理环境”对于人类文化和文学的决定性意义，本来也并不存在问题，只是有的人并不站在哲学和美学的立场来看待，这才产生了思想上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争议。
三、“地理环境制约论”与文学地理学
“地理环境制约论”是一种新的人文地理学理论，是在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基础上，由中国文学地理学者在2018年成都召开的会议上提出来的（2018年11月，第一届“文学地理学前沿论坛”在成都理工大学召开，笔者做了题为《“地理环境制约论”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修正》的大会发言）。其基本的思想，就是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文现象，包括文学与艺术以至于所有的文化，都是由特定的地理环境所制约的。这种理论认为，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具有相当的科学性，然而用词太重，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容易引起误解，从而削弱文学地理学的存在根据和内在逻辑。而“地理环境制约论”，则从根本上论证了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及其人文社会科学的产生与存在，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地理环境而单独存在，总是会受种种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人類的文化和文学，总是受到特定地理环境的制约，从总体到细节，从外部到内部，从时间到空间，都是如此。
“地理环境制约论”这样的理论表述，不仅比原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更加准确，并且也更加科学，特别是当我们把“地理”理解为“天地之物”的时候。“人”在天地之间所见到的一切东西，都是我们文学地理学理论中所说的“地理”，与从前中小学教科书上所讲的“地理”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从前的“地理”概念，其内涵多半是“地形”“地貌”和“地质”，完全是指地球的表面所存在的样态，而中国文学地理学者所讲的“地理”，则成为了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超越了原来的所指，更加有利于文学地理学的存在与发展。对于人类的文化和文学而言，地理具有制约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甚至所有的人文现象和思想现象，都是在地理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受地理环境的制约，而所谓的“制约”，也就是决定、规定、影响与形塑。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对于“制约”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笔者老家四川省越溪镇，有远近闻名的“抬工号子”，它的特点是气势宏大、声音高亢、曲折多姿，并且是以情歌为主，这是与当地高台深谷的地理环境直接相关的。所谓“高台”，就是方山台地的简称，一座台上还有一座台，其上还有一座台，重重叠叠，层出不穷;所谓“深谷”，就是台地与台地之间形成了很深的沟谷，从下往上看不到天际，从这面到对面可能只有几百米，讲话也能听得清楚，可是从上往下再到对面，即使花半天时间也难于走到。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越溪“抬工号子”以上的鲜明特点。所以当地人说，汪洋的“抬工号子”虽然评上了省级非遗，但远不如越溪的“抬工号子”。因为汪洋是丘陵地区，而越溪则是高山地区，高山地区的人们由于呼吸的需要，肺活量更大一些，所以声调就会更高、音域更为宽广一些。这就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于人的制约，对于人的发声及其效果的制约。
人是不可能离开地理而存在和发展的，所以人类自始至终受到环境的制约。眼下的人类，虽然自我膨胀得很厉害，但仍然没有任何人可以离开地球而生活，当然，也没有人愿意离开地球到外星球生存和发展。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离不开阳光、空气和水，出门就见到山与水，关门就会见到自己的居住环境，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环境的产物，不论男女老少，也不論古今中外。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环境决定了人类的过去与现在。对于人类文化而言，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无论是古典文化还是现代文化，无论是地上的文化还是地下的文化，无论是中国的文化还是外国的文化，都是环境的产物。只是由于文化的产生和形成比人类自身更为复杂，所以我们说它们受到了环境的制约，也就是根本的影响。对于人类的文学而言，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当代文学，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无论是散文还是戏剧，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也都是环境的产物。只是由于人类文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比人类自身更加曲折与复杂，所以我们说它受到了环境的制约，也就是总体上的影响。而对于文学（包括艺术）而言，所谓“制约”，可以是思维上的影响，也可以是思想上的影响;可以是题材上的影响，也可以是形式上的影响;可以是情感上的影响，也可以是想象上的影响;可以是语言上的影响，也可以是技巧上的影响。汉族长诗《哭出嫁》前面有一个题记，其中说：“《哭出嫁》是在上海郊区奉贤、南汇等县搜集到的一首民间抒情长诗。当地人有的叫它《哭嫁囡》，有的叫它《哭嫁歌》。”①这首抒情长诗显然是产生于江南地区，从题材到内容，从人物到故事，从语言到形式，都打上了中国江南地区的深厚烙印。吴言软语，曲折缠绵，细致入微，毫发毕现，这样的长诗不可能产生于中国西部边疆，也不可能产生于北方草原，更不可能产生于岭南或海南地区。由此可以看出，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关系，可以是一种直接的关系，也可以是一种间接的关系，还可以是直接加间接的关系，总之是比较复杂的。比起动物与植物而言，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就是人，而文学与艺术则是人类思想与情感的直接写照，所以它比人类本身更加复杂。
同时，我们说地理环境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一种决定性的关系，更是一种制约性的关系，为我们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因为制约的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多层结构的、多个角度的，不仅揭示了文学与地理之间的真实关系，并且为文学地理学的方法论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就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而言，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是没有限定的，可以采用西方引进的文学研究方法，还可以采用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也可以采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而放弃“决定”而采用“制约”，则让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保留了多种多样的选项，让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决定”似乎是一种直接的关系，而制约则是一种间接的、曲折的与复杂的关系，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确是这样的关系，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直接的关系。首先，地理环境对于文学的制约是通过了作家这个中介，没有作家就没有作品，作品中的一切都是作家本人观察与想象的产物。这就正是文学之魅力来自于作家之魅力的根本原因。其次，所有的作家也都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东方的作家不同于西方的作家，中国的作家不同于日本的作家，韩国的作家不同于日本的作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人所产生的影响。既然人都是环境的产物，那人所创作的文学自然也是环境的产物。再次，作品里的内容存在之所以不同，也是作为主观的作家对于客观的世界的观察与想象不同，而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作家写什么和如何写，都是由他自己的出生地、成长地、客居地和祖居地等因素所决定的。《百鸟衣》的故事不可能产生于中国北方，《江格尔》的故事不可能产生于中国的南方，《格萨尔王传》这样的故事不可能产生于东海之滨，《阿诗玛》这样的故事也不可能产生于北冰洋地区。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里的语言，就是来自于沱江流域的四川方言和土语，而《哭嫁歌》里的方言则是来自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包括其中的所有的词语。艺术形式就更是如此，如“信天游”的产生离不开黄土高坡，而“五句子”山歌则离不开秦巴山区和大别山区，“竹枝词”则离不开巴山蜀水的大江与大河地区。因此，“地理环境制约论”可以更加准确地揭示文学与地理之间的真实关系，对于地理的认识更加复杂，对于文学的认识也更加复杂。“地理环境制约论”既体现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也体现了一种新的美学思想，对于从前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种必要的纠正，也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发展。
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到“地理环境制约论”，不仅实现了从西方到中国的跨越，也实现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跨越，让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理论发展到了现代的阶段。文学地理学是中国学者提出和发展起来的新学科，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是由中国学者提出和发展起来的批评理论，体现的是中国立场、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法，而文学理论中的“地理环境制约论”正是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法的集中体现和最新发展。
语言文化范文第6篇
摘 要：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借助翻译克服了语言差异的障碍，跨越了文化差异的沟壑，实现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语言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文化在翻译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语言塑造了文化，是文化的载体；同时语言又不能脱离或超越文化而独立存在。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微观的语言问题，而且是宏观上的文化问题。所以，语言的文化属性决定了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
关键词：语言 文化 翻译 跨文化交流
世界各民族语言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造就了千差万别、多姿多彩的世界文化。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如何实现沟通和交流呢？最为直接有力的回答当然是：翻译。翻译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赖以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它不仅仅是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更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推动各民族和全人类进步以及全球文化融合与更新的进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21世纪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愈演愈烈的时代，不同文化人群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和便捷，文化的差异性、多元化和多样化特征愈发凸显，“翻译在各种文化之间始终充当着协调者和中介的作用，其作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愈加重要”[1]（P66），因而，如何阐释语言的文化属性、从跨文化的视角解读和理解翻译的跨文化交流功能和作用也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一、语言与文化
语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基本文化成果，是文化的实体存在，是文化的核心，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具有自律性、内在性、独特性的文化属性。特定的文化人群或地域人群在用其特有的语言表达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传达社会经验、精神情感、信仰、价值观念、心态系统以及世界观等的时候，就给自己的语言符号打上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印记，并赋予其特有的文化附加意义及衍生意义，从而决定了语言的异质性和语言的文化属性。
第一，语言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团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包括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等诸多范畴的结构体系。它具有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语言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存在规定了语言符号外观、遣词造句和承载文化底蕴上的分歧和差异。”[2]（P107）人们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也是在逐渐了解并进入该语言所记录、描绘和表达的文化世界。因此，无论是汉语的象形文字还是英语的拼音字母或是拉丁语的拉丁字母，都是音、形、意相结合的、有意义的符号单位，都带有其各自所属民族文化系统的特征。表意象形的汉字的偏旁部首展现的是所表达意义的具象，与西方的拼音字母中前后缀所指示的共相或抽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对比。英语和汉语在语法方面也表现出各自的独特性。英语的名词有着较为复杂的性（gender）、数（number）、格（case）的形态变化，动词有非常复杂的时态、体、语态、语气、人称等的形态变化，而且句子的主语和谓语要保持人称和数的一致，这反映了英美文化世界的语言使用者们看重精确与形式逻辑的分析话语体系，希望通过严密的分类和演绎推理保持理性的语言价值体系。而汉语的动词和名词没有如此复杂的区分，没有形态的变化，有时动词和名词甚至是可以通用的，这反映了中国人偏重直观，相对不受逻辑规约的束缚，得“意”而忘“形”，用形象化语言进行思辨的综合性思维方式。又如，汉语中没有英语的定冠词、动词时态、主谓一致等语言规约，所以中国人觉得英语语法很生硬呆板，而英语国家的人会认为汉语不够严谨；另一方面，汉语用于限定可数名词的的量词却又十分严谨，如汉语的“一个（人）”“一头（牛）”“一只（鸡）”“一匹（马）”“一辆（车）”“一扇（窗户）”等在英语中均可以用不定冠词“a（n）”来表达：a man、a cow、a chicken、a horse、a car、a window等，所以英美人会觉得汉语的量词很繁杂，而我们会认为英美人没有区分事物本质差别的逻辑。
第二，任何一种语言都根植于语言使用者赖以生存的文化，特定的语言与其生存的文化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和共通性。人类世界之所以有意义、有“文化”，是因为生活在世界中的人在使用被赋予了意义的语言来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同时，也用语言来构建意义世界，构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并通过语言的方式拥有文化世界，从而发现自己的存在。可以说“人类几乎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思索着自己与语言的不解之缘，并在语言的规范下创造和传承着不朽的文化”[3]（P8）。语言中的词语包含着深厚的民族和文化因素，都被赋予了各自文化特色的附加意义和衍生意义，各种文化都为自己语言的词语意义打上了独特的文化印记。譬如，在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家族伦理居于核心地位，在亲属称谓中，嫡亲或外亲、宗亲和姻亲、直系或旁系等辈分及长幼的排列非常明确。所以，对于汉文化中丰富的亲属关系称谓词语的理解有时需要更多地依赖于上下文和各种不同的语境。《红楼梦》第三回描写林黛玉初进贾府时，最能体现林黛玉身份和地位的称谓用语有两处，一是林黛玉向众人说起癞头和尚要化她出家之事，因父母不肯，癞头和尚便说：“若要好时，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是外亲，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生……”。二是王熙凤初见到林黛玉时，对其大加赞赏：“……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嫡亲的孙女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其中所使用的“外亲”“外孙女”“嫡亲的孙女”等称谓都有意无意透露出对林黛玉在贾家的身份和地位的暗示。贾姓人士对于林黛玉是“外亲”。反过来说，林黛玉对于贾家也是外姓人士，是“外孙女”，而非“嫡亲”。所以，林黛玉虽然进了贾府，但总归是外人，暗示了林黛玉寄人篱下的命运。而这一点，对于不了解汉文化中称谓文化的外国人而言，是难于理解的。
语言是联系人与文化世界的纽带，语言在文化中不断发展，并被不断地赋予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和内涵。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和规约着人们的语言使用，人们从出生之日起就浸润其中。
二、翻译与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是指分处于异质文化中使用不同语言的信息发出者个体和信息接收者个体之间通过特定的信息传播途径进行信息传通的过程。对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而言，实现这个完整的信息交流过程所依赖的特定的信息传播途径主要就是“翻译”。翻译的介入或者确切地说翻译者的介入和参与使讲不同语言的民族得以相互交流、彼此沟通，并最终实现相互对话的目的。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必须首先破译源语信息，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而不改变原文蕴涵的意义或所要传达信息，然后用译入语赋予该信息在译入语文化语境中的相同意义，以保证信息发出者意向所指的接受者感受到完整的信息传递，并接受其影响而做出反应或采取行动。语言的文化属性表明翻译已远远超越了源语与译语之间简单的语言转换或信息传递，它不仅是一个在尽量不改变原文蕴涵的意义或所要传达信息的前提下，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过程，而且是在多种文化语境参照下的、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参杂糅合的、在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进行协商调适的复杂的信息转换过程。每个从事翻译的人都会感受到源语和目的语中若隐若现的“文化”以及每个文本中所蕴含着的某种难以言表、难以捉摸的潜藏在词语里面的模糊的、含蓄的、多义的文化特质。
第一，从微观层面上看，翻译是两种语言形式之间的转化、阐释和再现的过程，如把英语译成汉语或反之。翻译从外在形式上看是指用一种语言（译入语）对另一种语言符号（源语）进行阐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通过在译入语中寻找能够最大限度地准确再现源语作品的一切语法、词汇及篇章特征，将原文语篇中包含的所有真实信息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在译文中。翻译的结果是：承载原文内容信息的语言符号发生了改变，语言表达的逻辑和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是原文的信息和内容被另外一种语言重写并保留了下来。语言的文化属性表明语言不是在真空中起作用的，一个人语言的习得、使用和生存离不开它所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语境，一个人学习一种母语就意味着在这个母语的文化世界中成长，其语言使用必然要受到他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和文化观念的制约，所以，当翻译活动开始时，译者就“进入了一种文化关系中，而他又是作为养育他的那种文化的个体显现进入这种关系的，所以他完成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关照、比较、体验、领悟。”[4]（P69）为了翻译，译者必须理解文本存在的另一种文化的全部符号系统，也就是说，译者在带着自己的文化意识和规范翻译原文本时，必须把自己融入超过文本本身的文化之中，通过译入语的文化背景使原文文本富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下面以上文提到的汉语文化中的称谓词的英译为例，说明文化对于翻译过程的作用和影响。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回描写林黛玉初进贾府时，王熙凤对林黛玉的赞美之辞中最能体现林黛玉在贾家的身份和地位。
原文：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嫡亲的孙女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
译文：Her whole air is so distinguished.She doesn’t take her father，son-in-law of our Old Ancestress，but looks more like a Chia.No wonder our Old Ancestress couldn’t put you out of her mind and was forever talking of thinking about you.
译者杨宪益夫妇没有将原文中的“外孙女”和“嫡亲的孙女”这两个独具中国文化内涵的称谓词语按照字面意思直译为“your daughter’s daughter”或者“granddaughter of maternal side”和“close paternal granddaughter”，而是从原文文本的整体意义出发，在充分考虑了英语读者的文化接受心理的基础上，采取了“移花接木”的手段，将原文中的“外孙女”转译为“老祖宗的女婿的（女儿）”，将“嫡亲的孙女”转译为“姓贾的孙女”，即清楚地交代了贾母和林黛玉的关系，又很婉转地点明了林黛玉是外姓林家的人，抬高了贾家的地位。译者巧妙地弥补了英汉文化差异造成的称谓词语概念范畴的词义欠缺，又机智地避开了汉语和英语在称谓文化上的冲突（毕竟“外孙女”和“嫡亲的孙女”在中国古代像贾家这样一个大家族中的地位是有本质区别的，而这种差别是英语文化中所没有的），以此达到传递原文信息的目的
可见，翻译是对源语的语言和文化信息都进行转换和改造的过程，翻译者既要在译入语中找到与源语相对应，同时又能为译入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的词语来进行相应的置换。翻译者在源语和译入语之间展开的翻译实践活动涉及到“源语和译入语两种不同文化以及两种文化语境中的诸多因素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交往行为”[5]（P70）。所以，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不应该只是满足于字面上的忠实，“而更是注重从文化的整体视角来考察如何准确地将一种语言中的文化现象在另一种语言中加以再现，尤其是忠实地再现一种文化的风姿和全貌。”[5]（P39）
第二，语言的文化属性决定了翻译的过程就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文本在两种异质的文化传统背景下发生的碰撞。在这个过程中，译者通常会充分发挥译入语的优势，将源语所携带的异质文化通过翻译创造性地改造后被植入到译入语的文化中，并在译入语文化中获得了重生（afterlife），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英语商品名的汉译为此提供了最佳的例证。很多从西方引进的产品的英文原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标识人物的符号。但是，在它们进入中国市场后，这些产品的中文译名却被赋予了十分丰富的汉语文化内涵。如女士化妆品Estée Lauder是用产品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本身并不带有文化色彩，但是其汉语译名“雅诗兰黛”，却蕴含有“高雅诗意幽香佳人”的含义；体育用品Nike取自希罗神话，被译作“耐克”，内含“耐用和克服一切困难”的语义；汽车品牌Mercedes-Benz取自于制造商的名字，利用音译策略，译作“奔驰”，含有“飞奔疾驰”之意，将产品的功能赋予语言文字之中。类似只有汉语才拥有的词义如果直译，恐怕会使商家和美国消费者大吃一惊。其诸如“宝马（BMW）”“保时捷（PORSCHE）”“美宝莲（MAYBELLINE）”“麦当劳（MCDONALD）”“必胜客（PIZZA-HOT）”等都在翻译过程中（即使是音译）译者在进行汉字选择时进行了创造性的异质文化的本土化改造。尽管在这个本土化改造的过程中，经过翻译的原文，所传达的信息不可能与原文完全等量，但是这种差异在新的地理和文化空间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翻译“激活了静态的、同一性的原文，使其获得了他性，使同一性的文化在他者文化中得以延续。”[6]（P5）。异域文化经过翻译被植入到了译语文化体系当中，丰富了源语的语言和文化，同时其异国元素和他性本质也得到了保存，得到了认同。
第三，从宏观上看，翻译本身就是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因为翻译使跨文化交流中的两种异质文化或者两种异质文化中的人实现了互识、互证和互补。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翻译对于世界各国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以及文化内涵的不断丰富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礼记·王制》篇中就记载了我国远古时代的传译之事：“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寄、象、狄鞮、译”就是指通解五方语言，为五方之民进行口头言语翻译之人。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到的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传奇故事也可以说明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故事讲的是遭绑架后被贩卖到利比亚和希腊的两个埃及女祭司分别学会了当地的语言，然后将埃及神庙的祭祀仪式翻译成当地语言并传给了当地人。由此可见，“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需要。任何一个民族想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不管你的文化有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中，甚至冲突中，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又是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一种拓展，在内涵上的一种丰富。”[7]（P6）这一点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显得尤为突出。由于中国和西方在地域和文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翻译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所起到的作用就尤为重要。使用不同语言的两个文化群体通过翻译实现了跨文化交流双方的“互识”。他们不但认识到各自语言文字的差异，也意识到各自思维方式、信仰系统、价值体系、世界观等文化因素的差异，通过理解和认同这些差异，实现最终的对话。通过翻译，跨文化交流双方在各自的语言和文化的空间内涵上得以拓展和丰富：中国历史上的印度佛教之于中国，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之于欧洲启蒙哲学家，马克思主义之于“五四运动”，古希腊、古罗马文献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等。翻译为译入语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新思想、新文学、新科技等的生命之花开辟了新的生存土壤。国学大师季羡林（1911-2009）在谈及中华文化经久不衰的原因时说道：
“不管经历多少波折，走过多少坎坷的大陆，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中华文化反正没有消逝，原因何在呢？我的答复是：倘若拿河流来比，中华文化这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是从未枯竭。原因是由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能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大用矣哉！”[8]（P9-10）
三、结语
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翻译在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在中国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也愈加明显。正如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名照在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仪式暨“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与中译外人才培养”高峰论坛开幕的致辞中所指出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翻译工作在对外介绍我国进步发展、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谊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任务越来越繁重。”[9]译者只有认真领会语言的文化属性和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才能真正发挥翻译作为多样语言和多元文化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才能充分发挥翻译的跨文化交流的作用，体现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
（本文为昆明理工大学学科方向团队建设项目“翻译研究”阶段性成果；昆明理工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西南地区高校外宣资料翻译现状与翻译策略的应用研究[KKZ12014540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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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 云南昆明 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65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