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质量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自我国经济正式进入新常态以来, 如何推动经济发展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出口、消费、投资是经济发展的3种主要影响因素。其中, 投资作为一种关键性因素, 其促进经济发展作用的发挥建立在投资企业受益的基础上。因此, 为了提高企业投资的有效性, 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应加强对地区差异、企业投资及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
2 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关系分析
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为: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当期经济增长 (GDP) 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原因为:当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时, 企业的当期经济效益也会发生相应增加, 这种变化可对当期GDP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进而提高GDP增长率。虽然企业的投资行为伴有一定的风险, 但企业整体投资趋势将促进企业经济利润增加, 因此其与当期GDP增长率逐渐呈正相关关系。从这一角度来讲, 可认为, 企业新增固定投资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3 基于地区差异的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分析
这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对基于地区差异的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分析。
3.1 地区制度差异方面
地区制度的不同会对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变动产生影响。根据我国当前实际状况, 可将地区制度分成民营制度、国有制度2种基本类型。这两种制度对应的企业投资、经济增长质量关系分别为:
就民营制度而言, 民营经济、制度是基于市场经济背景形成的。作为一种新兴力量, 这种制度、经济在规模、发展基础等方面具有天然不足, 同时, 这些不足决定着民营经济可于我国当前市场背景下得到快速发展。如企业的目标投资对象为经济发达地区, 由于这些地区的就业市场、经济发展基本处于饱和状态, 当企业针对当地民营企业进行投资后, 民营企业及当地经济市场受到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此时, 经济增长质量欠佳。相比之下, 如企业的目标投资对象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当企业针对民营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后, 当地人力资源流动率将发生显著提高。同时, 企业的这一举动可缓解当地就业市场的压力, 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进而获得优质经济增长质量。
就国有制度而言, 国有企业在政策导向、发展经验等方面, 较民营企业具有明显优势。当企业的目标投资地区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时, 与国有企业建立投资关系后, 当地不完善的交通体系、物流体系等可能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负面干扰, 导致投资成效不明显, 此时, 当地经济增长质量颇为不乐观;当目标投资区域为经济发达地区时, 当地的优质发展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有助于国有企业发展速度的提高, 加之地方政府的倾斜性政策, 当地的经济状况将得到良好改善, 此时, 企业投资可获得良好的经济发展质量。
3.2 地区经济差异方面
企业投资主要包含无形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2种基本类型。这两种投资类型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存在一定差异。
就企业无形资产投资而言, 这种投资行为具有长期性特征。当企业针对人力资源、信息或生产技术等方向进行投资后, 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后, 企业的经济活动将获得一定的动力支持。从企业角度来看, 基于无形资产投资的特殊性, 其在投资前的决策过程将决定企业能否从投资行为中获益。通常情况下, 若企业无形资产投资的目标区域为经济发达地区, 这种环境在发展空间、发展速度、基础设置等方面的完善程度较高, 可间接为企业的无形资产投资带来各种益处。当企业通过系统的评估考察, 制定无形资产投资方案并进行投资时, 无形资产投资可为企业带来较多经济利润, 这一过程有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相反, 如企业无形资产投资的目标投资区域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则该地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外部支持作用相对较小, 当企业确立无形资产投资决策后, 基本不会对该地区的经济增产状况产生影响, 此时, 经济增长质量偏低。
就固定资产投资而言, 其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为:企业面向经济发达地区开展固定资产投资, 由于当地基础条件相对完善, 固定资产投资不仅可能会影响企业的经济利润, 还可能导致当地市场秩序变更, 基础设施建设重复, 形成资源浪费, 严重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有效性, 甚至可能出现投资失败等问题。这种状况不利于当地经济增质量的提高。如目标投资区域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则可快速取得成效。投资后, 这一行为可在为企业带来诸多经济利润的同时, 促进或带动当地经济的增长, 进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4 结语
综上所述, 地区差异、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地区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均可导致企业投资效果及当地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针对这种状况, 企业应该全面掌握地区差异、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 根据三者变动的原因、变动方向, 制定最佳投资方案, 确保投资行为可为自身带来丰富的经济利润, 并为企业的良性发展奠定基础。
摘要：企业的投资行为是影响自身经营发展状况及市场经济变化的主要因素。基于此, 本文主要针对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进行分析, 并分别从地区制度差异方面、地区经济差异方面, 细化阐述基于地区差异的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关系的变化, 以期提高企业投资行为的可靠性, 为企业的良性发展及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地区差异,企业投资,经济增长质量
参考文献
[1] 吴文杰.地区差异、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J].低碳世界, 2017 (36) .
经济增长质量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思想的解放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思想的解放又可能是一个突飞的过程，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飞跃发展。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探索和走中国特色产业发展道路。促使湖北经济获得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加快思想解放的进程。特别是要牢固地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要以科学的产业发展观促进湖北产业又好又快地和谐发展。
一、解放有关湖北产业发展的思想，需要牢固地树立和贯彻科学的产业发展观
改革开放30年来，湖北经济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效益和水平相比，湖北经济发展就显得相对不足和落后了。这种发展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持续扩大。这是地处中部内陆地区的湖北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
湖北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湖北一直试图充分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基础设施优势、资源优势、科技优势和人才优势，但是其结果并不理想。潜在的经济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相反有些优势在逐步丧失，比较优势转变为比较劣势。其重要原因在于，思想不解放或者思想解放得不够。或者说思想解放的速度、进程和深度不如东部沿海地区。因此，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思想解放的速度和进程、扩大思想解放的广度、深化思想解放的深度，牢固地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是在新的形势下促进湖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前提。
由于经济的发展是以产业的发展为基础的，没有产业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从实施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来说，没有中部产业的崛起就没有中部地区经济的崛起。从而就没有整个中部地区的崛起；而思想不解放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就首先体现在对产业发展的制约上面。这说明没有产业发展思想的解放就没有促进产业发展的合理行为。也就没有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从而也就难以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因此，笔者认为，在新的形势下要探索和走中国特色产业发展道路。实现产业和谐发展，特别是要促进湖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有关湖北产业发展的思想，牢固地树立和贯彻科学的产业发展观。
二、科学的产业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笔者认为。科学的产业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发展中的具体化和深化。是牢固地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在产业经济中的具体运用。它是解决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制约的重要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科学的产业发展观要以现代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以现代产业经济实践为依据，而产业发展涉及产业的结构、布局、关联、组织等诸多方面，而科学的产业发展观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科学的产业结构观、科学的产业布局观、科学的产业关联观和科学的产业组织观。
1、科学的产业结构观。一般来说，产业结构是构成产业总体的产业类型、组合方式。各产业之间的本质联系，各产业的技术基础、发展程度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产业结构在许多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下形成和变动。极大地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规模、效益和水平。科学的产业结构观应该建立在正确认识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的基础上。因为产业结构的状况既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也是经济效益高低的决定因素，而产业结构的改进或者改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经济协调和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优化的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科学的产业结构观应该符合或者遵循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产业结构演进规律主要有产业按比例协调发展规律、工业化过程中的重工业化规律、三次产业比例变动规律、生产要素密集型产业地位变动规律、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化规律、主导产业转换规律、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进规律。只有正确地了解影响和决定产业结构的复杂因素，把握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才能不断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即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和高效化。促进产业经济协调、稳定、高效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2、科学的产业布局观。产业布局是产业在一定地域空间上的分布与组合，是企业组织、生产要素和生产能力在地域空间上的集中和分散情况，具体来说是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在内的所有产业在一定地域空间上的分布与组合。由于产业布局是一种具有全面性、长远性和战略性的经济布局，从产业的地区结构方面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产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因此，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合理的产业布局不仅有利于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合理地利用各类资源。而且有利于取得比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虽然有一系列因素如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区域分工、经济发展水平、生产要素的禀赋、市场、基础条件、产业集中度)、技术因素、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地理区位等影响着产业布局的导向和形成状况以及形成布局后的调整。但是。产业布局及其调整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律和原则，这就是说，科学的产业布局观应该符合或者遵循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产业布局的规律、资源禀赋制约产业布局的规律、劳动地域分工影响产业布局的规律、地区生产专门化与多样化并存的规律、产业分布“分散——集中——适度分散”变化规律、产业分布地区差异性规律；而产业布局的基本原则有经济效益优先原则，全局性、长远性和遇见性原则。分工协作原则，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原则，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产业布局正确、合理与否，不仅关系到产业本身。而且对整个经济建设、技术进步、环境保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防安全等方面都产生重大和长期的影响。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产业布局失误所造成的后果就表现为：经济损失巨大。影响时间较长，地区比例结构失调，延缓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如果要进行调整也比较困难，而移地重建则使前期投资变成沉没成本而造成巨大浪费。因此，只有树立科学的产业布局观，遵循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才能促进产业布局合理化，才能避免产业布局不合理或者严重失误所造成的长期性、全局性的巨大经济损失或者浪费。
3、科学的产业关联观。产业关联又称为产业联系，它是产业之间在经济技术上的数量比例关系，主要包括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供给需求的数量关系，具体表现为产品或者劳务联系、生产技术联系、价格联系、劳动就业联系和投资联系等。产业关联的实质是经济活动过程中各产业之间存在的广泛、复杂和密切的经济技术联系，产业之间在生产、交换和分配上所发生的这种数量比例联系体现了一定的规律性。产业发展离不开产业的关联，如果脱离产业之间客观存在的关联关系。孤立地发展某一产业或者延伸某一产业的链条、或者片面地追求产业纵向一体化，都会使该产业难以获得顺利发展所
需要的条件。如产业集群，无论是基于专业化分工所形成的同类产业的集群还是基于产业关联所形成的不同类产业的集群。其发展都不能脱离产业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而产业价值链或者产业生态的形成及其变化都是以产业关联为客观基础的。因此，只有树立科学的产业关联观，遵循产业关联的一般规律，按照投入产出的基本原则促进产业之间建立和形成合理的关联关系，才能避免巨大的投资损失或者浪费，才能实现产业的和谐发展，提高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和整体竞争实力。
4、科学的产业组织观。产业组织不是通常所说的生产组织、企业组织，而是同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如竞争和垄断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市场占有关系、资源占有关系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同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垄断关系。在一个区域内。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可以促进企业通过合理的市场行为来改善市场绩效，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的规模结构效率、促进产业技术进步，或者改善生态环境效益。如果垄断程度比较高，不论这种垄断是经济性垄断还是行政性垄断。都会损害正常的市场竞争以及降低市场绩效，这对产业的长期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组织的合理化，如果产业内的市场结构合理、企业行为合理、企业组织合理，那么有效竞争或者适度竞争将有助于产业内的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有效统一。因此。科学的产业组织观应该符合或者遵循产业组织合理化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政府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以及产业规制都应该以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为前提，也就是要以科学的产业组织观来推动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牢固地树立和贯彻科学产业发展观的实施途径
如果说在20世纪应该提倡“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在21世纪就应该大力提倡“科学发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如果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或者实行以破坏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那么这样的发展是没有道理的。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就需要全面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将科学发展观进行深化和具体化，也就是说，在产业经济领域要形成科学的产业发展观。并且要牢固地树立和不断地贯彻科学的产业发展观，这是探索和走中国特色产业发展道路的基础，是促进中国产业和谐发展的条件。从湖北省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新形势下，湖北经济要获得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以科学的产业发展观来促进湖北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其主要的实施途径如下：
1、以科学的产业结构观为指导来促进湖北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是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加快现代交通(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航空港、长江水运)、现代通信、能源、水利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对产业经济发展的支撑和推动作用。二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扶持农产品加工园区，培育大型龙头企业，发展特色农业和绿色农业，通过农业科技创新和完善农业服务体系，提高传统农业的技术含量，实现农业的增产增效和农民的增产增收。三是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作为工业兴省的战略选择。大力发展光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环保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继续做大做强汽车、冶金、石化等支柱产业；大力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要加大装备制造业、食品业、纺织业、建筑业、建材业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促进这些产业提升档次。四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其中重点是发展金融业(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息业、现代仓储业和物流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同时积极发展旅游业和生活配套产业如中介服务业和社区服务业。
2、以科学的产业布局观为指导来调整和优化湖北产业布局。要促进湖北产业布局合理化，需要加快全省产业布局的调整步伐。改变和调整在产业空间布局方面存在的“散”、“乱”状况。其中重点是大力推进“一江两线”产业经济带建设，使长江沿线和汉(口)十(堰)、荆(州)襄(樊)高速公路沿线地区成为湖北产业布局的核心地区。特别是要改变同一产业在全省布局中的不合理的“链条式”或者“串珠式”分散布局，因为它在经济上明显地不如“集群式”集中布局。如从十堰到武汉的汽车工业走廊就是十分不经济的产业布局表现。应该引导其在空间布局上逐步走向相对的集中。应以武汉城市圈成为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为机遇，积极引导和鼓励节能降耗和治污减排的产业以及环保产业向武汉城市圈集中。将城市发展与产业布局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引导乡镇企业和乡村工业向小城市和城镇集中。这样既增强了城镇发展的产业基础、扩大了城市的产业规模，同时又优化了城乡产业布局。
3、以科学的产业关联观为指导来提高湖北产业的竞争力。一是加快改革产业投融资体制，健全多元投资机制，按照投入产出的要求提高产业投入产出率，这是提高湖北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前提。二是按照产业关联的规律建立武汉城市圈的产业联系，加快武汉城市圈内产业融合与对接。使产业一体化成为推进武汉城市圈一体化的重要动力。三是按照产业关联的原则发展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引导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进入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同时将产业关联与循环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将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发展成为循环经济的重要载体。四是按照产业关联的原则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湖北在将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作为扩大开放的重要内容时，应该根据产业关联和产业集群的要求来引导所承接的产业向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集中。使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成为同类产业集群或者不同类产业集群的重要区域。五是按照产业关联的原则促进城乡产业一体化。增强城市产业的辐射功能和带动功能，以加快城市产业向农村扩散转移和渗透。鼓励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和配置。在延长和完善产业链的过程中，应该强化产业的研发能力。使湖北产业由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延伸。
4、以科学的产业组织观为指导来促进湖北产业组织合理化。一是逐步提高湖北产业的集中度，产业的适度集中有助于促进有效竞争和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统一。这需要克服产业集中度低、产业内企业的分散和无序竞争状况。为此。应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的并购，在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中做大做强一批大型企业。使湖北有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有更多的大型企业进入中国企业500强甚至世界企业500强行列。二是将产业的开放与合作结合起来，以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为此，需要引导企业树立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观念。进一步规范企业之间的竞争。鼓励企业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三是加强政府的产业规制，其重点在于依法行政，特别是要严格贯彻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特别是要抑制过度的行政性垄断。以促进企业公平竞争，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法治环境。
总之。以科学的产业发展观为指导来促进湖北产业和谐发展，需要不断地、尽快地、全面地、深入地解放思想。并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来不断地转变产业发展方式。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将湖北建设成为我国中部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现代物流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使湖北成为促进中部地区产业崛起的重要支点。
经济增长质量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以广西代表性的竞争性行业和垄断行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情况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验证并解释了以行业垄断程度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即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分割因素在该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广西要大力发展竞争性行业、垄断行业要实行适应市场的用工制度、放宽对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准入，允许引入民间资本、积极应对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对就业带来的挑战的建议。
关键词：
行业垄断程度;劳动力市场分割;经济;劳动生产率;就业
F2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根据奥肯定律中的经验法则：失业率每增加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比潜在国民生产总值减少2.5%左右;反过来，如果要使失业率降低1%，则国民生产总值就必须比潜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2003年至2011年，广西GDP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6%，同期就业人口平均每年增长1.25%，呈现“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情况。但是，从一些学者的研究情况来看，学者陆燕春、杨喜孙在对广西1985年至2005年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广西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时并不完全意味着就业增长呈同向变化，在不同产业的就业弹性情况下，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存在不同方向的变化。从全国范围看，曹建云研究得出1978-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呈现微弱的负相关关系，二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015，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人口数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关系，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不是就业增长的Granger成因，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有效地促进就业增长。
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影响究竟是以怎样的机理，需要进一步探究。目前，广西存在着不同行业垄断程度，即以竞争性行业与垄断性行业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由于这些分割因素的存在，使得广西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正相关影响弱化。同时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研究，得出劳动生产率也是影响就业提高的重要因素，为使分析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更全面，使研究更贴近实际，因此在研究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同时引入劳动生产率这一调节变量进行分析，本文将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以广西代表性的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的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就业增长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建立数学模型，对广西代表性的竞争性行业、垄断性行业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内在作用机理。
2 研究理论与假设
2.1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先后提出的产出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数量的增加，劳动与产出的模型为：W=P×L，W是产出，P是劳动生产率，L是劳动力数量。柯布和道格拉斯根据美国的经济数据提出了投入与产出关系的模型：Y=λKαLβ，其中H代表产出，K代表资本，L代表经济中的劳动，α是产出的资本弹性，β是产出的劳动弹性，索洛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建立了技术进步情况下的索洛模型：
Yt=A0eλtf(Lt，Kt)
函数中Yt，Lt和Kt依次为t时期的产出、投入劳动量和投入的资本量λ、A0、α、β为参数。其中，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λ代表技术进步率，eλt代表技术进步因子。该模型证明，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具有一致性。
我国学者陈晓毅通过建立变参数模型，应用卡尔曼滤波估计研究得出，广西经济增长对于就业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且经济增长有利于促进就业提高。吴雨对广东省经济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得出广东省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有促进作用。陈琭婧研究发现贵州省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李海东对福建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相关性进行分析时得出福建省近年来存在“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情况，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存在非一致性。从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大体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有促进作用，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在此提出假设：
假设1：广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有促进作用。
2.2 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的关系
刘勇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就业增长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从短期看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就业之间是对立的逆向相关关系，但从长远来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王忠通过研究得出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就业增长率将会下降。
王林辉、董直庆利用MS-VAR模型分析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存在非一致均衡特征，二者存在替代效应。田成诗、王婵对辽宁省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数据进行分析时得出辽宁省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就业增长具有非一致性，有替代效应。因而在大量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广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劳动生产率提高会使就业率下降。
2.3 劳动力市场分割及其调节作用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可以追溯到约翰·穆勒和凯恩斯，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有非竞争性的特点。现代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学者们认为传统理论无法解释劳动力市场的诸多现实问题，他们摒弃了竞争式分析方法，强调劳动力市场具有分割属性，制度与社会因素对劳动力市场有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相关的学说和不同的分支。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Doeringer&Piore，1971)与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Doeringer&Piore，1971)是两个重要的基石，其中皮奥里(MRore)和多林格(Doeringer)最早完整提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dualthory)是分割理论中被引述得最多的一种并成为分割理论的代表。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不是完全竞争和统一的。
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问题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存在不同的观点。许经勇、曾芬钰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城乡分割、行业分割、地区分割。
聂胜认为1990年以来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非国有经济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单位间的流动性加强，所有制分割不断弱化。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大多数行业引进市场竞争机制的同时，仍对某些行业实施行政垄断，开放与垄断行业的劳动用工、工资福利制度不同，收入水平差异日趋明显。王大鹏认为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阻碍着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限制了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造成了效率损失。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以行业垄断程度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在广西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的相关关系中有调节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04年至2012年广西统计年鉴数据，对于数据中垄断性和竞争性行业的划分，Demurger、Fournier、Li and Wei(2007)的研究中把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作为竞争行业，把金融业、水电煤气水生产供给行业划分为垄断性行业。马欣欣在分析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时把地质勘查、水利环境业划分为垄断性行业。并且很多学者在对中国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进行研究和分类时，大多把农林牧渔、制造、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划入竞争性行业，通常把金融、通信、水利电力煤气等行业划入垄断性行业。因此本文在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后，本文中的数据选取广西代表性的垄断性行业为：(1)电力煤气水生产供给行业。(2)金融业。(3)科学、地质综合技术服务行业。(4)水利、环境行业。竞争性行业为：(1)农林牧渔。(2)制造业。(3)建筑业。(4)批发零售业。(5)住宿餐饮业。并求出2004-2012年各年垄断性行业、竞争性行业不变价增加值总额、劳动生产率、就业人数总和。同时为了消除价格变化的影响，采用“平减指数”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数据如下表1、2所示：
3.2 研究模型与变量解释
本文基于假设1和假设2建立线性回归分析方程模型：
W=αX1+βX2+C
其中W为就业人数是因变量，X1为增加值，X2为劳动生产率，C为常数，α为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回归系数。β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回归系数。
基于假设3，为了更好地验证不同行业垄断程度，即竞争性和垄断性的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因素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分别要建立竞争性行业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模型：
W1=α1X11+β1X21+C1
垄断性行业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模型：
W2=α2X12+β2X22+C2
此外，两个模型中的系数α1与α2、β1与β2有显著的差异。
3.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Eviews7.1软件对数据进行最小二乘OLS回归分析，并直接对比观察广西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的数据，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主要内容有：(1)检验统计数据的拟合优度，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2)通过回归分析，验证上文提出的广西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之间关系的两个假设。(3)通过对比数据，总结归纳，验证上文中以垄断性和竞争性行业和制度为表征的市场分割因素在广西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的相关关系中有调节作用的三个假设。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增加值、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研究
表3、表4、表5显示了全部行业、竞争性行业、垄断性行业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变量即经济增加值、劳动生产率与就业之间的数据回归结果。
从表3-表5中各表中调整后的R2可以看出这一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好，且3个模型均通过通过F检验，在整体上显著。
从单个变量的情况来看，全部行业的经济增加值X1对就业人数W的回归系数α为0.73，且在与P小于0.0001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就经济增长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有效带动就业人数增加0.73个百分点。全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X2对就业人数W的回归系数β为-0.17，且在与P小于0.0001水平上统计显著，表明劳动生产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就业人数减少0.17个百分点。
对于竞争性行业，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带动就业人数增加0.79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得就业人数减少0.18个百分点。
对于垄断性行业，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0.13个百分点的就业人数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对于就业人数影响则甚微。
综合以上数据结果显示，在广西全部行业，或者分垄断性和竞争性行业，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正相关关系显著，且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有促进作用，因此假设1成立。同时从广西全部行业来看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劳动生产率提高会使就业率下降，所以假设2成立。因而这一结果也说明要解决就业问题，关键还是大力发展经济，但同时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也发现竞争性行业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要远远高于垄断性行业，竞争性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就业人数减少也要多于垄断性行业，这需要在以下内容中做进一步的探究。
4.2 以行业垄断程度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的调节作用
从上文表3-表5中的数据结果来看，不同的行业垄断程度即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的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可见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由于行业垄断程度的不同，竞争性行业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垄断性行业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应，且竞争性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替代作用也要高于垄断性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产生的效应。垄断性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回归系数β2仅为-0.00005，而竞争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回归系数为-0.18。产生这样的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两大类：行业自身原因和劳动力个人的特征。文章主要讨论行业自身的因素，因而从行业自身因素来判断，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存在着用工制度和管理上的差异，在用工制度上垄断行业多为国有和集体企业，多为存在着“铁饭碗”的情况，在企业生产能力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时，企业并不采取裁员的措施来进行劳动力调节，这样垄断性行业的就业规模就比较稳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替代作用就较小，这会引起企业的用工效率下降，增加成本。而竞争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替代效应则较大，这表明了竞争性行业对市场更具有适应性、用工制度更灵活易变，竞争性行业企业的用人效率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也跟着提升，这可以从表1的统计情况中得到验证。
结合表3-表5在全部行业中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增长的系数为0.73和-0.17，而在竞争性行业中，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的系数为0.79和-0.18，在垄断行业中，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对就业的系数为0.13和-0.0005，垄断性行业对应全部行业的系数相比差异则较大，可见在广西社会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的共同背景下，竞争性行业的经济增长能够带动更多的就业机会。
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3，即以行业垄断程度为表征的市场分割因素在广西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的相关关系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5 结论启示
本文以广西代表性的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为研究对象，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研究了广西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证实了广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广西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就业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且验证广西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的存在，并解释了以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分割为表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上述两个相关关系中发挥了调节作用。综合全文得到以下启示。
5.1 大力发展竞争性行业，促进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增长
在相同条件下，经济增长更能带动竞争行业吸纳就业人数，通过大力发展竞争性行业，能够有效的促进就业;因此政府应当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而竞争性行业中多以中小企业为主，由此政府可以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有利于其发展壮大，从而吸纳更多人员就业。对比发现竞争性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要远低于垄断性行业，因此，对竞争性行业要加大投入技术研发和管理创新，如发展现代农林牧渔业。如餐饮、住宿行业，企业也要加强自身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能力的培训和提升，提高竞争性行业从业人员的经营管理能力。
5.2 在垄断性行业实行合理的、适应市场化需求的用工制度
广西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以行业分割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垄断行业享有更高的工资，因而劳动力在就业时会优先考虑进入垄断行业，即使一时无法就业也会宁愿选择暂时性失业。因此要促进就业，就应创造一个公平、有效率、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在竞争行业中，企业的竞争会促进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竞争。同时实行合理的用工制度，适应市场化需求，有利于降低人力资源成本，提高企业劳动生产效率。
5.3 放宽对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准入，允许引入民间资本
为了解决广西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呈逐年波动下降的问题，提高广西垄断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市场竞争力，政府和企业应着手对部分垄断性企业的改造，使之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放宽对一些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准入，例如放宽对金融行业的市场准入，允许引入民间资本和外商投资，从长远来看这对于广西金融业的发展和完善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能增强广西金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金融行业的过高收入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但是这需要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秩序加强监管力度。
5.4 积极应对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导致失业率提高的挑战
从短期看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会对广西就业增长产生不良影响，但从长远来看由于技术进步、会刺激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同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会促进社会物资财富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会使人们的需求产生同向增长，从而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本来生产，从而促进就业。因而为了应对短期的不良影响，政府应当完善社会就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在加快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应该投入更多资金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和培训，从而提高他们适应技术进步变化的能力，反过来，由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又会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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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质量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的重点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能够发挥重要的支持和源泉作用。本文用1985—2001年的统计数据实证分析国际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通过对我国服务贸易开放度与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探讨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带动不足的原因。最后提出增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支撑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服务贸易；经济增长；贸易开放度；国际竞争力
文献标识码：A
经济增长质量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的一致性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经验。但对于我国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关系，则存在较大的争议。系统回顾了学界的研究进展，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
经济发展；就业增长；就业弹性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就业弹性来表示。就业弹性描述的是经济增长1%所带来的就业增长率。其计算公式为：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一般是正相关的。无论是处于竞争均衡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还是处于结构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进程都证明了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的这种互动机制。然而，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是否也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则存在很大的争议。有论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从1979年的0.44下降到2001年的0.18，分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也显著下降。即经济增长对扩大就业的作用逐渐减弱。
2 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1962年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用来近似地描述失业率和实际GDP之间的交替关系。其内容是，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约1%。即该定律说明了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二者呈反向变化的关系。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奥肯定律”似乎“失效”了。有论者指出，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是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失业率并存（赖小琼，2001）。我国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就业的相应增长。1981-1985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77%，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32%；1985-1990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89%，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1%；1991-1995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56%，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23%；1996-1999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30%，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96%。可以看出，1991年以来，我国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与前期相比有较大幅度的降低，较高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利用1978年-2001年中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数据，龚玉泉、袁志刚（2002）发现，尽管随着劳动要素市场配置机制的作用不断强化，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
性程度在不断下降，同向变动的趋势逐渐明显。但是经济增长与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相关性一直不明显。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具有明显的向下“刚性”。从GDP就业弹性来看，自1978年以来基本上呈下降趋势，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GDP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他们提出，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挤就业的。
以胡鞍钢为代表的学者坚持认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无就业增长”。高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带动高就业率。通过对就业增长与GDP增长的回归分析，胡鞍钢等（2004）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9年），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315；第二阶段（1990年-2000年），高经济增长率与低就业增长模式，就业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112。
3 经济发展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机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虽然在对就业弹性的具体测度上存在差异，但学界普遍持有的看法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非一致性。进一步地，围绕这种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学者们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
早期，对于两者之间的这种非一致性，有论者利用技术进步加以阐述。虽然技术进步可以通过其内在的创新和扩散机制不断扩张经济社会的生产力前沿边界（即GDP潜在增长率）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TFP），但利用技术进步因素来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就业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来看，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是双重的。从技术冲击的短期效应来看，由于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同量产品和资本的所需的劳动力投入会逐步下降，从而产生技术进步的就业挤出效应。但从技术进步的长期影响来看，技术进步能大大增加社会产出，提高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并导致社会消费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尤其是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技术进步在长期又具有就业增长效应。其次，从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数据实证来看，以高技术和新经济著称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GDP就业弹性明显高于中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韩国，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高，而在大多数年份，其GDP就业弹性几乎是我国的2-3倍。
龚玉泉、袁志刚（2002）认为，上述的解释并未对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非一致性的形成机理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阐释。他们指出，要正确理解和识别中国经济增长和实际就业增长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定义和衡量劳动投入，尤其是名义劳动投入和有效劳动投入。有效劳动需求量是指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约束下、以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价格（工资成本）为原则的劳动力使用量。有效劳动需求量反映了就业的有效性和利用程度，名义就业人数反映了企业中在编人数的多少，仅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数量概念。在我国，统计上的从业人员是指名义就业人数，统计上的就业增长也是以此指标计算出来的。在我国，有效劳动需求量和名义就业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和在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实行安置型就业的计划经济时期，有效劳动需求量往往小于名义就业人数，其表现是企业对劳动力的低效率使用、人浮于事、“有职无工”，即隐性失业；在市场经济改革初期，有效劳动需求和名义就业人数的数量偏差逐步缩小，而当经济增长带来有效劳动需求量增加时，名义就业人数并不一定随之增加，而是表现为企业对冗员的充分利用，即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名义就业人数的增长；当市场经济改革完全到位时，经济增长与有效劳动需求量就会出现协同变动，而且所有就业人数均为有效就业者。
胡鞍钢等（2004）认为，从1992年至今，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的中期。这一时期全面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需要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在这种部分行业、部分经济类型出现衰退，另一部分行业和经济类型不断崛起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调整，所以这一时期的就业形势显著地表现出“创造性摧毁”的特点，同时也进入了高失业、低就业、高增长阶段。一方面在新兴产业（指IT信息服务业、旅游业、金融保险业、文教卫等）、新兴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但另一方面在传统正规部门中（指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大量摧毁旧的工作岗位。这是一个典型的“创造性摧毁过程”，但创造的速度远远低于摧毁的速度，造成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
4 结论性评论
我们看到，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进行了具体和系统的研究。这对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价值的。具体而言，对于中国的就业弹性是否偏低，以及导致其变化的原因，仍存在广泛的争论。我们认为，从一般的角度看，最为关键的是要对“就业弹性”的概念以及它的适用范围有更为清晰、明确的认知。宋长青（2006）从6各方面阐述了在计算就业弹性时应当注意的问题。（1）就业弹性只有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够显现出来；（2）就业弹性的计算范围应该是一个国家或一个较大的地区，而不是一个企业或一个范围较小的地区；（3）不宜计算分城乡的就业弹性；（4）计算的时间应该是一个时期（即若干年）的数值，而不宜仅计算一个年度的数值；（5）就业弹性计算所依据的数据要精确，但计算结果不必追求太精确；（6）应计算一个时期年均增长的就业弹性。
我们相信，在正确看待“就业弹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国情和制度变迁，才能对我国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关系有一个更为准确的理解。进而，才能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明确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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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龚玉泉，袁志刚.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机理［J］.经济学动态，2002，（10）:35-39.
经济增长质量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克服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必须关注社会公平｡现阶段我国的政策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大力强调收入分配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进行再度探讨｡
关键词:公平;效率;基尼系数;收入分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效率优先的政策倾斜,传统的公平受到了现代公平的挑战,懒散的公平受到了竞争公平的挑战,且后者“力大无比”,最终战胜了前者｡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今天,将如何在注重效率的条件下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是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公平与效率的含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公平是一个处理事情的原则,公平即平等相待｡在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中,我们围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一个命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里着力解决的是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突出矛盾｡
何谓公平,理论界目前占主流的观点认为“公平”主要表现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收入差距大小适宜的公平观｡
第二,按劳分配的公平观｡这种公平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所形成的不同收入的“天然特权”,要求废除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第三,机会均等的公平观｡
第四,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的公平,不仅仅表现为结果的公平,而且要求竞争机会的公平,分配的过程以及尺度和规则的公平｡
关于效率｡近年来讨论的效率是指经济效率,指资源投入和生产产出的比率,是资源的有效使用和配置｡
公平与效率关系,一直是引起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的课题｡经济学家更强调效率,而社会学家更强调公平｡西方学者从机会成本视角出发,普遍把公平与效率看作是替换关系｡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而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某些效率｡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经济哲学的视野提出,公平与效率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二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但不是没有任何矛盾｡矛盾性表现在:一方面公平对效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效率开始提高了,旧的公平观仍居于主导地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为了一个目标,需要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它们的统一性表现在: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促进效率,分配公平合理能够使各个阶层的劳动者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能够促进社会稳定,从而全面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
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大量经济效益只有凭借效率才能取得,因此人们会优先考虑经济效率,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也造成我国居民收入不断拉大的现实,贫富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二、我国现阶段，由于政策向效率倾斜造成的有失公平之处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都享受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特别是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的实惠｡但世界银行专家计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47｡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的水平｡
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的百万富翁有300万人,占总人口的0.23%,美国的百万富翁为350万人,占总人口的2.5%;城市的工薪阶层极少数先富的农民占总人口的35%,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8%｡
社会主义最大的社会公平,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这种公平,但同时也反对把效率绝对化,如今我们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应着力寻找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点以及最优平衡点,以实现更加注重公平｡
三、在现阶段更加注重公平，寻求公平与效率的最优平衡点的政策调整
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求得社会和谐,需要在政策上有所调整｡我国目前的分配结构呈现“金字塔”结构,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需要构建一种“椭圆”形状的稳定的收入分配结构,就要采取适当的提“低”､扩“中”的政策｡
首先,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这是解决当前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关键,也是“十一五”规划重点提出的政策｡对于城镇低收入者可以采取适时适度提高最低生活费､最低工资等“救命钱”,发布工资增长指导线等措施来解决｡目前,全国各省､市､区已普遍建立最低工资制度,23个省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还有33.9万个企业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其次,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这部分人在中国以公务员为代表,应当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使他们的技术､资本､管理等要素在收入中进一步得到体现,从而提高收入水平｡通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范围｡
调节还是限制高收入群体收入,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敏感话题｡政府不能以行政手段对高收入加以限制,而只能通过税收手段来调节和保证收入的合法性,甚至可以选择遗产税和赠予所得税､奢侈品消费税等手段来缩小收入差距｡我们还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加大宏观管理力度:
1.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可以针对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流入,加大对西部及东北等相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支出,增加教育投资,引导多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
2.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努力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国民收入分配要向农业和农民倾斜,进一步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改革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政策,让进城农民工享有城市居民同等待遇;确实保护好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防止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通过动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和财富增量部分,向农村倾斜,为农村人口获得均等的收入创造机会提供必要条件｡
3.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加快推进电力､石油､铁路､民航､电信等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强化垄断收益分配管理,调整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制度,建立垄断超额利润上缴制度,将其收归国家财政｡
4.加大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跟踪和监督｡健全和完善居民收入统计调查制度,建立居民收入分配的监测预警体系，建立城乡贫困监测体系｡
社会公平可以分为“效益公平”和“道义公平”｡前者释放社会能量,后者保障社会稳定,都不能偏废｡为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失公平现象的发生,要制定一系列公开､透明､维护社会公平的政策､法规和制度,让公平问题变得有章可循｡我们必须从现时起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过渡,并且要一定程度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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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宋圭武.公平､效率及二者关系之我见.经济学家网站,http://www.boraicl.com
［责任编辑孙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