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范文第1篇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网络经济得到了强势发展，为公众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网络经济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也更加突出。在网络经济推动下，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加快，传承产业得到迅速升级，产业结构得到有序调整，这些都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文章首先分析了网络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既有问题提出具体解决对策，旨在为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更有价值的理论参考依据。
[关键词]国民经济；网络经济；发展布局
[DOI]1013939/jcnkizgsc201734073
网络经济构建于信息技术基础之上，属于特殊的公共产品，在消费体系内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特点，通过信息技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从而提高信息资源的可用性。网络经济能够形成一定的外部效应，经济规模发展较快，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较大。网络经济同时具备高效、经济性强、覆盖范围广的特点，能够影响公众生活的各个层面，同时也会将社会经济的多元体色体现在网络经济中，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引导公众消费理念、经济发展理念发生变化，提高公众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网络经济的发展需要信息技术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在信息技术发展过程中，网络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必然性，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有利于形成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其发展带来了更多挑战。以下将就网络经济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1网络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网络经济发展现状
目前，网络经济的覆盖范围包括了网络信息沟通、网络休闲娱乐、电子商务、网络信息传递等，不同行业对于网络信息的需求呈现出相同的递增趋势。从当前行业网络信息的应用程度来看，整体处于相对偏低水平，用户的网络信息获取途径多通过搜索引擎实现，不少商家从中发现了发展机遇，通过搜索引擎发掘更大商机。在这样的信息服务模式下，搜索引擎的经济效应不断被放大。
通过网络为用户提供增值服务，主要以信息便捷性为依据，从而改变公众的生活和消费习惯，在增值服务过程中，即时通信能够为商家带来更多商机，从而创造更客观的经济利润。如网络通信软件中就蕴含着大量商机，通过聊天工具使公众的交流方式更加多元化，沟通体验更加完善。
而大型通信服务商具有巨大的资源市场，消费群体规模较大，因此形成了庞大的电子商务消费基础，促进了网络经济的实质性发展，发展前景较为乐观。而且政府对于电子商务的发展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电子商务发展保驾护航，规范电子商务发展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从而为网络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条件。
12网络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国内网络资源共享效率相对较低，资源发掘利用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距离，一些社会资源缺乏有效配置，进而造成利用效率低下，形成资源浪费。从当前的网络经济法律监管情況来看，政府尚未对网络经济制定独立而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在立法过程中存在明显滞后性，与当前网络经济强势发展的现状存在脱节。政府对网络经济管理缺乏体系性规划，尤其是对网络运营商的管理缺乏规范性和指导性，对于网络个人用户安全保障不到位，缺乏对网络信息安全的必要认识，因此造成监控缺位，导致个人信息风险增加，一些企业会利用非正常手段介入网络经济环境中。
从企业层面来看，一些企业参与网络经济的形式较为单一，主要经济收益形式为移动增值、网络推广、游戏代理等，这些传统盈利空间已逐步被压缩，而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网络经济，与即时通信、搜索引擎共同成为未来网络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但是当前整体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
此外，信息经济产权、网络知识产权等尚未得到充分保障，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方面上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进而对网络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难以满足公众对信息资源的庞大需求，进而导致信息供需失衡。信息产权具有流动性特点，不少用户缺乏必要的信息保护意识，而信息产品的复制传播成本较低，因此少数人为了获得更多私利，在网络中窃取他人成果，进而造成知识产权保护真空，难以保障网络知识经济的合法权益。
2网络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分析
21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网络经济构建与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在网络经济的带动作用下，国民经济获得了新的发展活力，促进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出现，拉动经济增速的同时，也改变了以往国民经济的增长模式，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被集约型经济发展形式所取代。在国民经济全速发展中，网络经济逐步实现了实体经济的有机融合，进而促进商品流通效率的提高，在交易质量方面获得了长足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率的持续增长。而且在商品流通环节流程更加简便，有效控制了交易成本，这些变化带动了国民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网络技术能够对经济信息资源进行深度发掘和高效配置，从而使企业对市场信息做出灵活反馈，而政府也能够从相关信息中获得管理优化的良性引导，减少由于盲目投资造成的资源浪费。企业能够在网络经济发展中实现资本的高效运作，从而促进自身竞争力的提高。
22促进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现阶段，国家产业结构水平仍有很大的优化空间，无论是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就业结构来看，其中失衡问题尤其严重，这一发展态势对于社会经济网络化转型造成不利影响。基于此，信息服务产业迅速崛起，对网络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强势助推作用。随着产业形势的不断更新，一些传统行业面临着产业升级需要，而落后产业也被迅速淘汰，通过优胜劣汰机制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更新优化，为国民经济高效发展创造了新机遇。新技术、新理念在网络经济环境下得到高效传播，而且已经实现了向传统产业的融合渗透。通过信息经济的优化作用，企业能够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进而促进信息技术产品升级换代，进一步提高信息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使信息资源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
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作用下，传统产业也加快了结构调整，产业密集度格局有所变化，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逐渐转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发展模式，尤其是知识经济的驱动作用更加明显，促进了企业业务升级、转型速度的加快，实现了技术转移效率的提高。
23对国内就业结构形成优化作用
就业结构能够体现出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在产业结构得以完善升级的过程中，也会带动劳动力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在网络经济发展中，信息技术是其支撑载体，劳动者体力付出逐渐减少，但是对于脑力劳动的要求则不断提高。企业会结合自身发展需要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人员结构进行调整，进而促进劳动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网络经济环境下从业者需要具备良好的综合素养，为了提高自身就业竞争力，不少从业人员对强化自身知识储备，促使自身综合素质发展。此外，在网络经济下就业岗位会有所增加，就业形势更加灵活，供求双方能够通过网络进行直接交易，从而减少了择业成本，促使就业周期得到大幅压缩。
3结论
在网络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国民经济发展趋势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趋势，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就业结构有所升级。虽然当前网络经济发展中仍以一些问题存在，如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网络安全问题突出等，这就需要在未来网络经济的发展中进一步强化对信息资源的保护力度，加强信息安全监管，优化产业结构，为国民经济的高效发展注入新活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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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范文第2篇
摘 要：所谓制度变迁，就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实质上，制度变迁就是一种更高效的制度对另一种更低效的制度的替代过程，即一种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因此，着重论述了制度变迁的成因、启示和基本理论。通过对制度变迁的成因、启示和基本理论进行明确的阐释，不仅有助于研究和分析有关和相关制度变迁方面的问题，而且也有益于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制度变迁基本理论。
关键词：制度变迁；成因；启示；基本理论
一般情况下，制度可被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因为它是由个人或组织制定出来的，也就是制度变迁理论所说的制度供给。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的存在，所以，制度供给是有限的和稀缺的。随着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或人的自身理性认识程度的逐步提高，人们会不断地对制度提出新的需求，以此来实现人们的预期，进而增加人们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基本均衡时，它基本上是稳定的；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不均衡时，现存的制度就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这样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所谓制度变迁，就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它是一种更高效的制度对另一种更低效的制度的替代和产生的过程。事实上，制度变迁不仅属于经济学范畴，而且属于社会学范畴。它不但包括一切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而且也包括整个社会领域的制度变迁；它既关乎人们经济利益的调整，又关乎人们权利、价值和文化观念的调整。本文主要对制度变迁的成因、启示和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的论述。
一、制度变迁的成因
（一）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外部条件
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会改变人们之间的激励模式，而人们偏好的变化会造成契约结构的变化，这一切就有可能导致制度变迁的发生。不过，这并不是说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就必然导致制度变迁的发生。实际上，制度变迁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从更深层次意义上讲，制度变迁就是社会各种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而相对价格和偏好的不断变化只不过是制度变迁得以发生的外部条件而已。如果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不能破坏目前的制度均衡，那么制度变迁就不可能产生。
（二）组织的有效性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
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的环境下，制度和组织持续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得以产生的关键。由于竞争迫使组织持续不断地对技术、知识等方面进行投资，以图生存，而组织获取的这些技术、知识方法将不断地改变现存的组织制度，同时，组织和企业精英们行为的效用最大化也决定了制度发生变迁的目标和方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变迁的发生会沿着什么道路前进，是各种各样的组织选择、竞争和合作的结果。
（三）适应效率是制度变迁的客观原因
众所周知，适应效率与配置效率是不同的，一方面，它牵涉那些决定经济长期演变的路径；另一方面，它还牵涉一个政府、个人和社会获得知识和学习的共同愿景，去指导创新和共担风险，共同进行各种创造活动，以求解决社会发展长期存在的“瓶颈”问题。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的有效性必然要求为组织提供适应效率。那么，制度的有效性是怎么为组织提供适应效率的呢？首先，制度的有效性要求组织进行分权决策、同意实验、支持发展和利用特殊知识，并积极探索解决经济问题的各种路径。换句话说，制度的有效性要求应为组织提供一种创新机制和一种能面对外部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其次，制度的有效性要求消除组织的谬误，共担组织创新的风险，以及能够保护产权。这样，所有组织在激烈的竞争和不确定情况下，都有可能犯错误。不过，问题不在于组织会不会犯错误，而在于政府和社会是否存在消除组织错误的体制和机制。
（四）制度缺陷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原因
所谓制度缺陷，是指制度和制度结构自身不健全而导致的欠缺性。制度缺陷主要表现为：一是制度短缺。制度短缺是指制度的社会供给不足。制度短缺的不足，不仅表现在制度供给数量的不足，而且也表现在制度供给主体的意愿和能力的不足。二是制度僵化。制度作为一种公共规则与所有人的行为变化相比较，在其变化的速度上显然滞后于行为变化的节奏。即使是完善的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否则，它也会趋于保守并产生惰性，更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三是制度不均衡。制度不均衡是指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一种不满意状态。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在制度的效用大于其成本、同时选择该项制度的净收益最大化时，人们才会对这一制度产生满意感；反之，当一项制度的净收益小于零或在某种可供选择的制度中该项制度的净收益最小时，人们就要产生改变这一制度的动机和行为。这样就导致了制度的失衡。
二、制度变迁的启示
（一）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制度变迁，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参与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政府在制度维护和规则制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应扮演积极的角色。尤其在制度短缺、僵化、不均衡和市场失灵等情况下，政府更应该作为制度变迁的推动者，以此来保证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的均衡。不过，政府时常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
（二）制度变迁的产生是各种利益主体间长期博弈的结果
一个新制度的产生并不是某一个集团行动的产物，而是在集体内部和不同集团之间讨价还价、相互博弈的结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强烈要求最有利于自身的制度设计。在经过长期的各种利益集团对比博弈后，各个利益集团最终达成博弈的制度均衡，使制度安排重新均衡。在各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中，如果双方或多方形成相互对峙的局面，那么就会导致制度变迁的停滞。在实际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因为，各个利益集团的力量是不对等的，又因为参与制度变迁博弈的力量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所以，制度变迁的过程始终处于“均衡—不均衡—均衡”的循环怪圈之中，不断地推动着制度的变迁。
三、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
国内学术界研究制度变迁理论中最有名的就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他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制度的再造；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所制定的正式规则的实施，实质上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对现有的收人进行分配与再分配。国外学术界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道格拉斯 C 诺斯的建构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哈耶克的演进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和奥尔森的利益集团制度变迁理论。道格拉斯 C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一种建构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哈耶克的制度变迁理论又称为自我扩展理论。他认为，制度的演进过程具有自发性，其演进的方向是不确定的，因此，制度变迁的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奥尔森的利益集团制度变迁理论就是一种博弈观。他认为，“制度既不是完全由理性设计的产物，也不是演进主义的产物，而是各个利益主体在某个阶段相互博弈的结果。”综合以上几个当前国内外最流行的制度变迁理论，我们接下来对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拉坦和林毅夫把制度变迁区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1978年，拉坦发表了著名论文《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并成功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欧洲中世纪农耕制度变迁、19世纪运输和交通制度变迁。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受到了批评。但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结合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在 1989年提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于是，林毅夫就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1.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的创造。它是个人或一群人在获得利益时会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还可分为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两种。在正式的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必需受它所制约的一群（个）人的准许。因此，正式的制度安排规则需要创新者花时间和精力与他人谈判，进而达成一致的意见才行。然而，非正式制度安排规则的变动与修改是由个人完成，例如价值观、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都是按照自己的意识自主完成的。
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来自基层。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基层的农民、居民等各种行为人为变迁的主体，也就是这些基层的行为人看到了预期的收益，进而提出了新的制度诉求，这就为制度变迁提供了方向。这些行为人是制度变迁的需求者，也是制度变迁的推动者和创新者。二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程序为自下而上。因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来自基层，所以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从局部到整体的变迁过程。也就是说，基层政府通过对行为人进行制度需求的分析，认识到这种需求制度的效用可观，所以便影响或推动上一级政府。同理，上一级政府也采用同样的方式影响或推动它的上一级政府，直至决策者制定好新的制度。三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增量革命和边际创新的性质。诱致性制度变迁应该是在保留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创新新的制度，或者是对外围制度进行适当地调整。因此说制度变迁是一种典型的边际革命和增量调整式的改革。四是在改革顺序上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首先，是先解决较容易的制度，再“啃硬骨头”。也就是说，在扫清外围制度障碍后，接着向核心制度突破，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其次，是在具体的制度上，一般都采用先试点、摸索经验，再由点到面，大面积推广。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哄而上、一哄而下所造成的重大的制度变化；同时，试点可以起到有效的制度示范和带动作用。五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路径是渐进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它采取的是非暴力的、非突发式的制度变迁路径，也是一种尝试性质的，以基层行为人对制度的需求来渐进地诱导出新制度的出台。总之，制度变迁基本假设前提也正如道格拉斯 C 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益”。也即是说，制度的转换、替代与交易，都需要一个过程，从外部利润的发现到外部利润内在化，其间都要经过许多复杂的环节。在制度变迁结构的架构上，不是所有的制度全部都能安排好，实际上，制度变迁是根据制度需求和决策安排，逐步地加以推行，这样就可以避免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
2.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命令或法律的引人而实现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由于国家或政府的存在，作为国家或政府的统治者就需要维护一套制度来减少国家或政府的交易费用。众所周知，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通常是由国家或政府生产的。按照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政府在生产公共物品方面比私人生产更有效，因此，在制度这个公共物品上更是如此。另外，诱致性制度变迁可能会遭受外部效应和“搭便车”等问题，这样就会造成实际需求中的制度供给不足。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国家或政府就可以凭借其强制力、意识形态等功能优势来减少或遏制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从而达到降低制度变迁成本。所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也是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因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国家或政府看到了潜在的收益去积极主动地设计和制定制度，所以国家或政府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自然也就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二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程序是自上而下的。因为国家或政府是制度变迁的主体，那么其程序当然是国家或政府制定后，然后由各级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来推行，一直到制度开始发挥作用。三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激进性质。无论是整体性制度设计，还是单项制度安排，都不是渐进性质的，而是制度一出台马上就一步到位，因此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很明显的激进性质。四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存量革命性质。对全局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设计就能从核心制度开始进行创新，而不必像诱致性制度设计那样先从核心制度的外部开始，渐进深入。
总之，从本质上讲，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它们的变迁都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交易和创新过程。正如道格拉斯 C 诺斯所说的“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于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框架”。制度变迁实现后，在一定时期内会就出现制度均衡的局面。但是，制度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不变的。如果制度层面出现新的组织和经营管理方式，或者是法律、政治等情况发生变化而使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变化，那么制度均衡就一定会被破坏。由于制度安排不能获取专利，诱致性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在实际生活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很难分开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制度变迁。”
（二）制度变迁的嵌人性理论
嵌人性理论是由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 ） 、哈里森·怀特（Harrison C.White）和马克·格兰诺维特（ Mark Granovetter）三位学者提出的。嵌人性理论就是研究在特定的社会活动中产生现存制度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 20世纪50年代，卡尔·波拉尼在《作为制度化过程的经济》一文中最早提出，“经济过程的制度化与一个社会的联合与稳定的过程紧密相连。这个过程会产生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具有一种由社会定义的功能，……由此产生相应的价值观、激励机制和政治形态。在这样一种相互关联的过程中，人类的经济活动被制度化。……也正是基于此，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容在内是极其重要的。对经济结构和运行而言，宗教和政府可能像货币制度或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与机器的效力一样重要。”在该文里，卡尔·波拉尼认为，人们对某些经济行为与模式的选择，往往是与他们所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方式等密切相关的。
在论述市场产生的社会过程时，怀特指出，市场是企业间通过相互观察彼此行为而进行自我复制和再生而产生的社会结构，如市场供给就是生产厂商之间行为互动的结果。怀特认为，首先，生产商们一开始就处于互相接触、相互观察对方在做什么的同一社会网络中，尤其是对方在同类和相关产品上是如何定价的等方面。因此，生产商们的社会网络也为他们提供了很重要的经营管理和供求信息。其次，处于同一社会网络中的生产商们相互暗示并相互传递着信息，从而建立和保持一种信任合作关系。依据这种共同的规则，人们从事着生产、合作与经营。最后，市场规则实际上产生于处于同一个圈子里的生产商们，而不是生产商们按照凭空而起的市场规则来行事的。换句话说，“市场制度只是生产商网络内部相互交往产生的暗示、信任、规则的反映。”
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行为只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而已，它从内容和方式上都会受到其行为发生的那个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特定的经济制度是特定的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格兰诺维特同时还认为，“嵌入性问题同样存在于原始部族和现代市场社会中，并且人的行动紧密嵌入在人际网络关系中。”他在进一步阐述“嵌入性”问题又时指出，经济行为嵌人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而最重要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一种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其中的相互信任就是嵌人性网络的机制。因此，“在人们的经济生活或经济行为中，不是什么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使人们相互间产生有效率的社会互动，而是由于人们被置于特定的网络之中，并由此产生了相互间的信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产生有效率的互动”。“有效率的经济交易和互动往往产生在间接或直接的相识者或熟人之间，嵌入性的概念所强调的是信任，而非信息。”
总之，一方面，我们必须进入具体的特定社会生活关系网络之中，重点去寻找和分析社会生活关系网络的具体形式，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范围内去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制度安排的具体过程；另一方面，只有当我们找到制度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如何与人的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构成了制度运行的现实逻辑，那么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认识和把握制度所嵌入的特定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说，制度不但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制性，而且也是特定环境的衍生物。
（三）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由社会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所主导和推动的主流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意识形态是指一种信仰体系和世界观，也是一种完善的价值观念和规范。所以说，意识形态不但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心理和文化含义，而且还和人们的社会化过程以及生活的价值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总的来说，意识形态是降低提供制度服务成本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诺斯在他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文中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系列的信念，它具有3个的特征：第一，它是个人与社会环境互动生成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并以“世界观”的形式存在的，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第二，它是个人所领悟的关于社会公平的道理和伦理合并在一起的；第三，当一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个人意识形态上的看法。然而，“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文中指出，“许多国家从某一具有强烈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如民主或共产主义，或者还通过一个不同的宗教、语言或文化来赢得更多的力量和团结。”林毅夫认为，很多资料中提到意识形态大多是由于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安排符合义理或凝聚某个利益团体的功能。一个社会也好，一个利益集团也罢，假如它们的成员中的大多数对制度的公正原则不具有相同的感觉，那么这些规则就不可能恒久地存在下去。再假如，一个国家或社会不同阶级或阶层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足够大，那么就有可能会引发革命，从而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以此来获得个人不可能获得的收益。不过，对个人行为的假设中也表明，所有大组织团体生来就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因此，主流的意识形态一定能够解决“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降低认知世界成本的有效工具，所以为了使人们获得有效益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就必须相当好地合乎个人对世界的认知。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和个人经验的积累，个人对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认识也会逐渐地改变。有效的意识形态必须相当地灵活，不但能赢得新团体成员的信认，而且又能促使老团体成员的高度忠诚。林毅夫又认为，意识形态也是人力资本，它能够帮助个人或其他人对社会活动中劳动分工、收人分配、现行制度和制度结构的作用作出积极的道德评判。因此，“意识形态信念能起到弱化‘搭便车’、道德危险和偷懒的功能。”
在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呢？吉登斯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有三个功能：第一，意识形态把局部利益调整为整体利益；第二，意识形态否认矛盾的存在，并对矛盾进行转化；第三，意识形态通过具体的载体使现存制度安排合法化。因此，吉登斯指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意志合法化的工具，是行使权力和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手段。从表面上看，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看似有利于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实质上却掩盖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本质。吉登斯同时又认为，“分析符号秩序中的意识形态方面……就要考察含义的结构是如何调动的，从而使统治集团的局部利益合法化。……从机构的角度考察意识形态就要反映符号秩序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活生生的经验中维持统治形式的……从这一角度考察意识形态就要识别将含义同合法性联系起来以巩固统治者的利益最基本的结构要素。”
总之，“任何制度的制定、实施和调整，都必须对制度安排所涉及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核心价值问题作出交代。同时，要想让制度能够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成为一种纳人到人们价值系统内的思考模式，从而使制度能够嵌人社会生活中具体地发挥作用。”
（四）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源自于布兰·阿瑟等人有关技术演变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性质的开创性研究。布兰·阿瑟认为，新技术的应用一般都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因为某种原因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凭借先发优势，利用先发优势来降低组织或单位成本。这样，流行的技术标准就导致其他组织或单位纷纷效仿，就能够产生相同技术的协调效应。因此，在市场上越是流行的技术规则就促使人们相信它会进一步产生巨大的潜在的预期等等，以此来实现自身的良性循环，从而为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胜对手奠定了基础。相反，如果某种具有较之其他流行的技术可能晚了一步，那么就不能够获得足够多的学习者而陷人恶性循环的境地，甚至就被锁定在不能积极发展的路径选择之中。总之，“细小的事件和偶然的情况常常会把技术发展引人特定的路径，而不同的路径最终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诺斯最先提出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这一理论主要论述了旧的制度安排对现在和未来所实施的制度安排以及人们过去的行为对自己的现在和将来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过程和实施机制。诺斯指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就会使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被锁定在这一特定的路径之中。诺斯认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这一看法证明了在所有制度变迁过程中原有的制度安排所具有的惯性功能，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上的惯性作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或影响着制度变迁的实际效用。就这个问题说来，制度变迁研究应该从制度文化着手。我们应该说，所有的制度变迁都是长期积淀而成的，其具体的社会效果不但体现为以制约为特点的制度自身的效果，而且也体现为以习惯为特点的具有文化内涵的制度效果。对于后者来说，社会成员的行动和意识上的表现是自发的，甚至可以说是自觉的，即使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变迁的制度，它的社会作用的效果也比不上原有的制度的文化效果。诺斯进而又认为，经济交易中的行为人在进行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时，面对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信息不完备可能会导致经济交易后果的无法预期，进而选择何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方式则是不确定下的“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活动方式。格兰诺维特也认为，“经济制度是通过社会网络动员资源得以建成的，势必要受限于先前的社会、政治、市场与技术等历史背景。决定制度变迁的轨迹有两个：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的市场。”
此外，诺斯又认为，影响和制约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报酬递增。因为当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越是能够使社会成员的报酬全面递增时，人们接受和实施这种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二是不完全的市场。当市场的发育越不完全，人们就越不可能在经济行为之前掌握准确和全面的制度信息。这样，制度变迁的路径就越容易呈现出发散性和不可预测性。市场和信息越不充分，交易费用的成本就会越高，制度绩效就会变得越低下。这也正是因为高昂的交易费用，使得大量现成的低绩效制度安排陷人“锁定”状态而长期存在的根本因素。三是利益因素。一个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会从现存制度安排中得到所得的资源或收益越多，那么它们要求维护现存制度安排的呼声就会越高，诉求制度变迁的驱动力和积极性就会越低，阻止这种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总之，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来看，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认识宏观政策的施行往往与具体运行的制度安排不相匹配的原因；也可以进一步分析，在体制改革带来的社会制度变迁中，为何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制度替代、转化与调整，或者是在非正式规则意义上的变通形式？这一切新制度安排的发生都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有关。
综上所述，总的说来，当制度供给与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基本上是稳定的；当制度供给与需求不均衡时，现存制度就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制度变迁就产生了。实际上，制度变迁不仅属于经济学范畴，而且属于社会学范畴；它不但包括一切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而且包括整个社会领域得制度变迁；它既关乎人们经济利益的调整，又关乎人们的权利、价值和文化观念的调整。因此，制度变迁一般用以阐释“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特定的组织行为变化、这一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化、在一种组织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规则的变化。”总之，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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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高惠琦]
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范文第3篇
20 世纪30 年代初, 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传统的法律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严峻考验, 人们开始探寻新的法律模式。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发展导致人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逻辑推理方式, 开始将法律同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结合起来, 尝试采用新的法律方法对新出现的法律和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法律经济学理念的首次提出, 一般认为源于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 在此文中, 科斯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1973 年, 波斯纳的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问世, 为法律经济学划定了自己的领地, 也奠定了波斯纳本人的学术地位。自此以后, 法律经济学逐渐成为广受关注的重要法学流派。
二、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困境
( 一) 方法论问题
法律经济学主要采用个人主义, 强调社会的变迁来源于个人的行为, 而整体主义则着重强调整体优于部分, 社会整体大于个人的简单叠加, 整体主义往往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密切联系, 自主的个人如何脱离现实制度来解释制度本身的演进和变迁是个人主义所无法解决的, 因此这种个人主义往往被方法论整体主义所质疑。
由方法论个人主义所导致的方法论主观主义强调个人的价值判断和理解能力, 而这种价值判断和理解能力是因人而异的。尽管波斯纳对功利主义的评价是度量困难, 但对于法律经济学来说, 同样没有很好地解决度量问题, 正如效率的评价标准仍然是困扰法律经济学的一大难题。虽然波斯纳尝试将效率的评价标准诉诸于金钱, 从而引申出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理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 法律经济学中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论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 二) 社会财富最大化问题
波斯纳极为推崇社会财富最大化, 但是, 各种幸福都可以通过财富获取吗?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是, 我们必须放弃部分或全部财富才能获得某种更大的幸福呢? 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 我们是不是应该综合考虑所有的幸福来源, 而不是单单追求财富的最大化这一种途径。因此, 对于社会财富最大化这个标准, 法律经济学是否应该划定范围、或提供标准以供适用者来判定哪些案件适用财富最大化标准以及哪些案件不适用此标准。尽管波斯纳承认财富之外的幸福来源以及其与追求财富最大化可能产生的冲突, 但他并没有提供标准来供我们判断何种情况属于此情形, 也没有提出解决之道。正如台湾学者熊秉元教授所说: “波斯纳自己也认为‘财富极大化’是一种退而求其次、不得已的做法。既然是以‘财富极大化’来逼近‘效用极大化’, 也就是借着‘财富’来间接反映‘效用’或‘福祉’; 那么, 在财富和效用这两者彼此不抵触的时候, 运用这个原则当然不成问题。可是, 如果‘财富’和‘效用’发生冲突的时候, 还能坚持以‘财富极大化’为目标吗?”
( 三) 道德缺陷
法律经济学将“效率”视为至高无上的标准, 强调对法律规则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 从而对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以及对其社会价值作出评价。采用以“个人理性”及相应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其方法论基础, 以“效率”为标准探究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状况, 波斯纳甚至认为, 在最普遍的意义上, “效率”可以被视为“正义”, 基于经济原则建立的道德体系同人们日常的道德体系是一致的, 因此, 并不关注理性的人 ( 行为的施动者) 的行为动机, 也不重视对人性的考察。
法律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行为就是选择适当的手段以期达到期望的目的。如果其选择与其目的是一致的, 这种人就是理性的。他们仅关心“经济人”是否按理论的预测行事, 并不在乎“经济人”是否自私等关于人性的问题的讨论。同时, 经济学家认为正义等理论是模糊的, 不赞同某些传统的法律方法, 沉醉于采用完美的数学模型来进行法律研究, 忽视了在法学发展过程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的道德伦理。我们应该正视的是, 经济分析方法只是法学研究中的一种法律方法, 它本身也不是无可挑剔的, 也是需要不断修正和发展的。
三、主流法律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主流法律经济学以芝加哥学派为主, 其代表人物为波斯纳。芝加哥学派主张运用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学传统理念, 重视对财富和效率的追求, 将财富、效率等的最大化视为其重要的目标。在分析方法上, 主张适用实证分析方法, 如成本———收益分析法、均衡分析法等。近二十多年来, 主流法律经济学不断遭受质疑和抨击, 诸如新制度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行为法律经济学等一系列的新兴学派的涌现, 从不同角度对主流法律经济学不断进行挑战。
( 一) 新制度经济学派
在当代, 新制度经济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当属施密特 ( A. A. Schimid) 、萨缪尔斯 ( W. J. Samuels) 和威廉姆森 ( O. W. Illiamson) 。新制度经济学派并不像主流法律经济学那样过于强调效益最大化或极端的分权制市场理念, 它认为对于法律制度是能够进行选择的, 即通过对不同的法律领域中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和比较。将交易花费视为重要参考因素, 在不同的制度选择中选取交易花费最少的一种制度。随着法律经济学的发展, 制度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逐渐呈现出相融的趋势。这种新制度经济学派不再局限于将法律经济学视为运用经济学理论进行法律问题的分析, 他们试图探究法律领域与经济学领域存在的内在关联, 以期发现法律制度中隐含的经济学思维。
( 二) 公共选择学派
公共选择学派是以经济学方法来研究非市场决策问题的一个重要学派,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戈登·塔洛克 ( Gordon Tullock) 和詹姆斯 · 布坎南 ( James Buchanan) , 他们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探究习惯上由政治理论家研究的问题。随着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 公共选择学派逐渐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法律经济学领域, 对宪法的选择和改革、法规公正与效率以及法律程序等问题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种对于宪政领域所进行的经济学分析, 最后发展成为宪法经济学。宪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非经济现象, 而是像集体决策的规则等类似的政治问题。其研究的目的也与经济学不同, 宪法经济学的着重点在于对于约束的选择, 即不同规则间的选择, 而不是在既定制度内的选择, 而经济学则着重于对于约束内的选择, 即对实务的政治家提出建议。从宪法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宪法的内涵, 有异于宪法学范畴下的宪法定义。与宪法学相比, 宪法经济学更侧重于对宪法规则的经济学分析。
( 三) 行为法律经济学
行为法律经济学通过结合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 去理解法律目标和其实现过程。通过分析人类的行为, 提出主流法律经济学所主张的某些设定是不相符的。他们认为主流法律经济学对人类的真实行为所进行的不准确的分析, 将会导致他们提出的相关假设的不合理性。行为法律经济学通过运用心理学、实证研究、行为实验等理论和方法对主流法律经济学的理性人的假说提出了许多修正。行为法律经济学针对自己的发现对包括科斯定理、预期效用模型等在内的传统法律经济学的诸多理论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传统法律经济学的“理性人”的理论所发展出的制度和理论模式可能存在缺陷, 并在财产法、侵权法、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宪法、刑法等诸多领域尝试对传统法律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修正。
摘要：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学流派, 由独特的经济学视角进行法律的解读, 成为跨经济学和法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尽管法律经济学已经得到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普遍认可, 其在方法论、社会财富最大化、道德质疑等层面仍然面临着亟待解决的理论困境, 以及不同新兴流派的不断挑战。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理论困境,新兴流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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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范文第4篇
摘 要：随着对海洋生态研究的不断深入，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逐渐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本文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的研究作了初步探索，回顾了其研究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今后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生态系统 海洋生态 服务功能
1. 引言
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的生命支持系统，为人类福利提供了大量的服务。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提供、生态过程中形成、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及其效用［１］。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属于生态学和环境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方向，也是海洋学的研究热点之一。近年来，众多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极大地推动了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进展［２］。其中，以Daily和Costanza等的工作最具代表性。Daily系统介绍了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服务价值评估、不同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等内容。生态系统服务不仅是联系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桥梁，也是将行政经济手段应用于生态环境管理的桥梁。对于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海洋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也为可持续性管理提供了更好的理念和方法。
国内科学家积极关注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欧阳志云等通过计算得出我国陆地生态系统主要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为30.48万亿/年。陈仲新等按照Costanza的方法按面积比例折算后，得到我国陆地生态系统效益价值为5.61万亿/年，海洋生态系统效益价值为2.17万亿/年，是同年我国GDP的1.73倍，比欧阳志云的结果明显偏低。何浩等基于遥感数据认为中国陆地生态系统2000年所产生的生态服务价值为9.17万亿元。不同学者的估算结果都说明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在万亿量级［３］。
陆地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已经取得显著进展，出版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专著。国外针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不多。Duarte分析了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Hol-mund分析了大西洋斯德哥尔摩群岛海域放流5种鱼类所提高的服务价值变化。国内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实际的研究工作不多。徐丛春等探讨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算框架体系。汪永华等采用问卷方式研究海南新村海湾生态系统服务恢复的价值，当地居民的最大支付意愿为56.87元/人，恢复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效益每年至少有325万元。2002年国家海洋局资助了我国第一个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课题，陈尚等率先对胶州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建立了我国海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类体系。2003年科技部资助朱明远等研究2种不同性质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价值，包括养殖开发型海湾——桑沟湾、保护型生态系统——南麂列岛，初步研究报告已经完成。目前研究工作是建立不同海洋生态类型的服务功能定量和价值计算的方法，并开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软件，应用于评估4大海区(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和11个沿海省区的近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2005年3月，国家海洋局启动了为期5年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研究计划，经费总额228.8万元。
2. 研究进展
2.1 基础理论研究
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和内涵、服务的分类指标体系、生态系统服务的产生与受控机理等方面。对于生态系统的服务，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定义。Cairns(1997)认为：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生存和福利所必需的那些生态系统功能。Daily(1997)则认为：生态系统的服务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Costanza等(1997)指出：生态系统服务就是生态系统为人们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的统称，它代表着人类直接和间接从生態系统得到的利益。董全(1999)认为：生态系统服务是指那些由自然生物过程产生和维持的环境资源方面的条件和服务。MA(2003)则认为：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效益。Daily和Dasgupta(2004)进一步将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明确为：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系统以及它们的生物多样性通过广泛的生态效应与过程，对人类所提供的各种效益，包括了物质生产、生命支撑功能、生活满足效应和选择的保留。从这些定义来看，Daily的定义更倾向从生态学角度来阐明生态系统的服务，在生态学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和认可［４］。
2.2 价值评估研究
自1997年后，许多生态学家与经济学家都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对完善价值评估理论和方法做出了贡献。Goulder等(1997)详细地分析讨论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哲学基础，并指出生态系统服务除了具有内在价值，对人类还具有工具价值。一般认为，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除了哲学含义以外，还具有生态学、经济学与社会学含义。在生态学上，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来源于生物的生存价值和协同进化，并与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和生境功能相关联，通常以能量的形式来表达价值的多少，称为能量价值论。在社会学中，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受信息功能支持，是实现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经济学中，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是以货币形式来表达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的效用性大小、稀缺性多少以及获得这些服务所需成本的高低。生态系统服务的总经济价值(TEV)包括了使用价值(UV)和非使用价值(NUV)两大部分，前者又包含了直接使用价值(DUV)、间接使用价值(IUV)和选择价值(OV)，而非使用价值则包括遗产价值(BV)和存在价值(EV)。尽管在学术上还存在着争议，但大多数学者将存在价值归类于使用价值当中［３］。同时Farber等(2002)指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还具有时间含义：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和利息折扣等因素，人们通常认为未来的价值不如现在高。应用研究各国的学者们利用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学和经济学理论，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技术方法对不同的生态系统以及不同类型的服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一批具有可利用价值的成果。
3.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学科发展方向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已经起步，今后需要在以下10个方面加强研究：(1)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定量化及其在不同尺度(海湾、海盆、大洋、全球)上的转换；(2)不同海洋生态类型(如海湾、珊瑚礁、红树林、草滩湿地等)服务价值的准确计算方法；(3)重要人类用海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时空格局的长期影响；(4)支撑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关键生态过程；(5)各类海洋工程、海岸工程和海洋灾害损害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理论、方法；(6)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生态系统健康、国家生态安全的关系；(7)在县、市、省、海区、大生态系、大洋、全球尺度开展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8)海洋生态补偿金和生态补偿制度；(9)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对优化沿海土地开发、产业开发、海洋功能区划、海域使用、海域环保的贡献；(10)优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利用的技术、经济和管理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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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欧阳志云，李文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内涵与研究进展//李文华，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北京：气象出版社，2002：1-27.
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范文第5篇
【摘要】学科生态网络通过资源获取与知识弥合两种方式为教育经济学提供生长养分。基于资源获取的学科生态位调整及基于知识弥合的学科协同创新为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提供新的逻辑。其中，智力资源的获取通过吸纳多学科研究者加盟，为教育经济学培养能够胜任交叉研究的生力军;理论资源的获取通过加强跨学科理论借鉴的规范性，确保教育经济学学科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方法资源的获取通过强化教育学方法的实际应用，正视教育经济学学科研究的最终目的。而知识弥合分别以知识共享作为基础及知识创新作为保障来有效促进教育经济学在学科生态网络中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协同创新。
【关键词】学科生态网络;资源获取;知识弥合;教育经济学
一、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缘起与发展
（一）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缘起：知识综合演化的产物
教育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脱胎于经济学，它的诞生得益于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手段的日益进步，其以经济学理论（如人力资本理论）为学科发展基础，是介于经济学、教育学、数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教育经济学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的西方，我国从西方和前苏联引进这一学科已有30余载。30多年来，教育经济学学科在我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学术研究、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成果丰硕。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教育投资的有效利用及其经济收益。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教育的“生产性”、教育的经济效益、教育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支出之间的比例关系等，教育经济学研究在推动我国教育政策及教育财政政策的发展与改进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
（二）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知识鸿沟”弥合的过程
从研究内容上看，大多数教育经济学研究都立足于我国实际，选择了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重要而紧迫的教育经济与教育财政问题。例如，80年代关于多元化教育融资和公共教育支出占GDP合理比例的研究，研究范围几乎涵盖了教育经济学的所有问题。[1]
教育经济学教研团队最初由处于起步阶段的师范院校教育学科的学者组成，而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加入了这个团队。自此，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理论，拓宽了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且多数研究成果被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教育经济决策中所采纳，或者为政府、学校、企业甚至家庭的教育决策提供支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益[2]。
然而，教育经济学发展至今仍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边界和对象比较模糊。不同的学者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表述和看法;其次，教育经济学学科缺乏独立的范畴和相对严谨科学的逻辑体系，所使用的范畴多数是从经济学科和教育学科移植而来的;最后，教育经济学没有形成严格的逻辑体系，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完整独立的理论基础。
二、学科生态网络：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生长基质
（一）学科生态网络的两个维度：资源获取与知识弥合
学科生态网络即将生态学知识引入学科建设中从而形成的一种网络系统，在这个网络系统中，高校中的众多学科就类似于生存于大自然的人类，其发展需要遵循一定的生态观，不仅学科与学科之间有着竞合机制，同时单个学科的成长与整个学科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4]。在这个关系网络中，学科可以通过获取其他学科的“营养”，包括学科资源当中的理论资源、方法资源、智力资源等来发展自身学科，也可以将自身学科所具有的特色资源共享给其他学科，以使得自身和其他学科获得长足发展。共享资源的学科主体们可以从资源的交汇处找到新的知识增长点，也可以通过资源的互通有无实现学科生态位的重新定义。
（二）教育经济学的学科生长基质
基于组织成长机制的学科生态网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学科的成长如同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生物系统中的种群、群落、生态位、生态承载力等也隐喻着学科可以像生物群体一般协同共生[5]。学科生态网络中学科结构与学科组织之间通过隐喻的种群、生态位等概念进行协商、对话，基于知识类别的课程结构、知识网络等及基于组织结构的学科群落、跨学科平台等为学科生长提供充足养分，这就是教育经济学的生长基质，如图1所示。
鉴于上述分析，无论从学科个体的发展角度，还是从学科之间的协同共生关系来看，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都需要放置在学科生态网络中进行，需要秉持着科学合理的学科生态发展观念。因此，在学科生态网络中，需要从资源获取知识弥合这两个维度来介入教育经济学学科的成长机理的研究进程。
三、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成长逻辑
（一）在学科生态网络中进行生态位调整——基于资源获取
生态位（niche）是生态学中的概念，即物种在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角色。它具有空间和功能的多重含义。这就是說，如果某一生物种群的生态位一旦确定，其就只能生活在确定环境条件的范围内，也只能利用特定的资源，甚至只能在适宜时间里在这一环境中出现。因此，生物个体为了发展想要获得更加多样化的资源就必须着手调整自己的生态位，而生态位的调整又基于资源的获取。[1]
教育经济学学科的成长有赖于各方资源的吸收与获取，生态位的调整是基于生物个体资源的重新获取，这些资源不仅包括以往的基础资源，同时也包括生态位重新调整所必须吸纳的新鲜资源。基于此，教育经济学在学科生态网络生存规则指导下可以做出如下调整：
1、智力资源的获取——吸纳多学科研究者加盟，培养能够胜任交叉研究的生力军
学科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专业的研究团队，同时团队中的研究者从分散到整合再到专业化的过程也是学科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教育经济学初期的发展过程中，研究者大多是“半生不熟”的[6]。
面向未来，教育经济学学科研究不仅要加强学科学术队伍建设，同时还要加强本学科专业人才的培养，努力提高研究生招生培养质量[7]。一方面，要继续在教学过程中打开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数学等学科的大门，以优化未来研究团队的多学科结构;另一方面，在培养过程中不仅要为学科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要强调多学科研究范式的整合，扎根于跨学科研究，培养能够胜任交叉研究的学生军队不断释放出更多的专业学科成长活力。[8]
2、理论资源的获取——加强跨学科理论借鉴的规范性，确保学科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
教育经济学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必须严谨、规范，其有助于提高教育经济学实证研究质量的要求，这不仅体现出了研究者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学术态度，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成果和结论令人信服的前提和依据[9]。过去，许多具有单一学科背景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者在运用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时，会出现生搬硬套、捉襟见肘的现象，其研究结论难免受到质疑，并被打上“不专业”的标签。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加强跨学科理论和方法应用的规范化，注重理论应用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充分发挥跨学科优势。
3、方法资源的获取——强化教育学方法的实际应用
除了基础理论研究外，教育经济学学科的方法应用对其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所有学科研究都离不开方法的支撑[10]。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问题中与经济学方法具有适宜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一部分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受到教育问题特殊性制约的经济问题。就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目的而言，它固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面，但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充分利用一定的资源，实现教育发展的最优化。而这种最优化的终极目标需要教育学的参与，因此，教育学应加大对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关注力度，以教育学的参与来实现教育经济学理论的完善。
（二）在学科生态网络中进行协同创新——基于知识弥合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理论基础及知识体系来源于各个本体学科，交叉学科的性质又决定了教育经济学是一门包容性非常强的学科，交叉学科的许多范畴都是将被交叉的学科范畴加以组合形成其自身的范畴，所以知识体系和基础内容也包含其中。在学科生态网络中，学科之间的知识弥合[11]创新是学科长足发展的又一大机制，对于教育经济学来说，它本身就具有了其他单一学科所不具有的包容性和兼并性，通过与不同学科的协同创新、加强学科之间的知识弥合，发展成自己独有的知识体系和学科逻辑体系是现在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所必须重视的事情。
1、弥合基础——知识共享
在学科生态网络中，知识共享是进行知识弥合的基础。共享，是具有良性互动的一种分享机制，即互相分享。它是一种客观的、科学的配置机制，同时其内部也存在一种科学关联机制，没有主动者和被动者，资源动态流动，任何一方都可以同时成为分享者和接收者。在学科生态网络中，共享机制的应用表现为学科群的建设，这个学科群必须秉持着一定的生态平衡观，遵循一定的客观发展规律，表现为群落当中各学科之间的适应和共生以及群落和外部环境的适应。
教育经济学学科本身可以被当作一个小的学科群落，教育学、经济学之间实现知识的互通有无，同时教育学与经济学又可以独自与其他人文学科甚至自然科学进行交流，所产出的丰富成果又可以供教育经济学享用，这个过程中教育经济学作为交叉学科的优势与特性要展现出来，这种共享不能只停留在知识共享的表层，共享的前提是学科作为一个个体具有足够的“资本”去与其他学科之间进行“知识的交流”，因而，教育经济学在进行知识共享的过程中应该时刻明确自身应该建立起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科学知识体系，那么这种知识体系的建立又有赖于知识获得以后的创新。
2、弥合保障——知识创新
交叉学科知识弥合的第一步是进行知识的共享，在生态系统中，若个体的成长依附于某一个种群或群落之时，个体也需要向相应的种群和群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因此，在学科生态网络中，学科的成长绝对不是单向的依附于某一个或两个学科，作为独立学科自身必须拥有具有区别性的学科体系，这就需要进行知识的创新。
在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即要从“借有”变成“自有”，在“借”的基础上，根据学科自身发展的特性以及社会发展的需求来进行合理定位，进行知识的重新整合，开展学科性质的“再讨论”，在交叉融合中找到本学科新的知识增长点，实现知识创新并重新调整学科生态位的方向[12]。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经济学交叉学科的“多方位优势”并没有充分体现，更多的像是在教育学的学科边缘增添上了一缕经济学的色彩。由此陷入了用单学科体制“旧瓶”装交叉学科“新酒”的局面。这种现象不仅造成学科归属的混乱，而且导致了教育经济学学科专业的边缘化。教育经济学既不在教育学主流，也不在经济学主流，更不在管理学主流，那么在学科生态网络中，教育经济学具体归属于哪一个群落更是无从定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影响了教育经济学学科的“资源共享”。
因此，在学科生态网络中知识共享与知识创新是一个闭路交流圈，二者相互影响共同对知识的弥合产生重要的作用。所以，教育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在知识弥合部分应该充分的做好在生态网络中的知识共享以及共享以后的知识创新，在此基础上次寻求更加准确的生态位，通过生态位的合理定位，能够进一步促进教育经济学学科形成相对独立，并且具有区别性和科学性的逻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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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柯忻瑜 1995-陕西安康人，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硕士在读
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范文第6篇
摘要：广义虚拟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其可提供更多的、更加丰富的产品，扩大社会需求，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明确广义虚拟经济在中国现今发展阶段中的适用性后，将其应用于中国的发展战略中，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推动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用性；创新；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GDP总量中，第一、二产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非物质要素在其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直接显示出在这个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的物质层面，而是上升到满足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新层面。在新的经济主旨的指导下，广义虚拟经济悄然而至，并且日益壮大。
广义虚拟经济，即同时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并以心理需求为主导，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的综合，它是一种基于生活价值论的以人为本的经济。由此可见，广义虚拟经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去审视中国的发展：发展不只是物质要素的增加，还包含了许多人文社会要素，它们可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因此，从广义虚拟经济角度出发，思考中国的发展战略，有助于解决中国发展中遇到的结构性问题，推动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一、广义虚拟经济在中国发展中的适用性
广义虚拟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原来的物本经济转变为人本经济，确立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秉持着立足于人类生活、以满足人类全面需求目的的和谐发展观。若要在中国发展广义虚拟经济，必须明确其与中国社会思想发展路线相一致，适用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一）中国传统文化为广义虚拟经济提供了哲学思想基础
在中国哲学中，人的定位问题很早就明确无疑。《周易》中将三才之道，即天、地、人为三才，周敦颐在其《太极图说》中讲道：“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周易》中的《文言传》对人的定位有着详细的描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齐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鬼神乎，而况人乎！”人与天地并立，与鬼神同列，其主体性一目了然。自《周易》起，几千年来，以人为本的观念从未在中国文化中消失。从唐代名臣魏征所讲的“民如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可以看出，中国思想中肯定人的作用、肯定人的地位的传统不曾断绝。这种以人为本观念的长久存在是广义虚拟经济在中国扎根的沃土。
另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的特征是二元价值容介态，即在信息介质作为进化纽带的情况下，事物既可在和谐共存中自然容介并进化，也可单元存在而不失其意义，这其中就含有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中，二元论广泛存在于各个学派及社会生活中。《周易》的“阴阳”，儒家的“义利”，老子的“有无”，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强调事物的和谐统一，都是二元论思想的体现。
因此，广义虚拟经济的价值基础与中国文化相符，可以积极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为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二）广义虚拟经济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广义虚拟经济的实施，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市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另外，广义虚拟经济重视对精神需求的满足，可以推动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对于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也有着积极作用，可以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
总而言之，广义虚拟经济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哲学基础，并且可以推动中国社会的整体全面发展。将广义虚拟经济应用于中国发展战略，实有必要。
二、从广义虚拟经济的战略视角谋划中国的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以及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影响力快速增强，中国需要维护的战略利益空间不断扩大。然而，现阶段中国发展结构性倾斜问题严重，表现在物质资源投入过大而知识资源投入较少，一、二、三产业结构倾斜等方面。因此，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当代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中国要积极调整要素投入结构与经济结构，不仅需要注重“看得见”的实物投资，更要加大“看不到”的虚拟价值的创造，对整个社会发展战略加以优化。
就此，我们可以在中央党校段培君教授提出的中国结构性大战略的视阀下，在把握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规律的基础上，考量中国的发展战略，从新的战略视角谋划中国的发展。
（一）雙引擎战略视角下的广义虚拟经济发展路径
广义虚拟经济不同于其他秉持“物本”观念的经济理论，它突出发展目标的以人为本的导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因此，广义虚拟经济要求在满足人民群众“实在的”物质需求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虚拟的”精神需求。
建国初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当时的主要战略目标即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在这一奋斗过程中，中国取得了卓越成就，使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由于西方经济理论的传播，理性经济人概念深入人心，使得大家淡忘了数理模型背后的生死哀乐，在不断追求物质享受中忘记了精神需求。而广义虚拟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指出国民财富不是只表现为物质财富，还表现为文化素养、生态文明等精神财富。现阶段，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对科教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需求极大，且呈增长趋势，急需在战略层面得到重视。中国制定发展战略时，扩大对这些需求的产品供给，从而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的增长。
从双引擎战略视角看，需求引擎是将以投资为首要推动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消费为首位的发展模式，形成消费、投资、出口比较合理的动力结构，广义虚拟经济恰恰提供了极大的消费空间与大量的消费人数。广义虚拟经济不只关注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领域，更将人们的消费视野扩大到了“乐”的领域。现阶段，中国人均GDP已逾8000美元，并且已基本实现小康社会，人民已有更多的能力追求精神富足，这次“国学热”中可见一斑。因此，中国应将服务性消费培育成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同时，要大力建设网络媒体等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使得中国的第三产业加速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文化方面，要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开拓文化市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同时改革教育体制，注重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人才，增强中国人力资源基础，人才才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双引擎战略的另一个引擎即供给引擎，它是指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费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就要求中国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战略的传统中，科技创新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种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战略推动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高了中国的科技实力。但现阶段，中国的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中国应加大科技建设投入，进入到发展前沿的领域，如新能源产业和太空开发应用等领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这一轮科技发展潮流中把握先机。与此同时，中国应加大文化创新力度。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是驱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双轮，科技创新推动了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而文化创新能保证工业文明的持续发达。现阶段中国人民的精神需求不断增长，急切需要文化创新带来的新的知识要素与其他相关要素，而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沉淀与文化积累正是创新的源泉。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综合西方外来文化，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一起形成新的要素结构与创新体系，并由此形成新的产业结构，扩大相关产品供给，形成新的创新增长点，推动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二）以“十字形”战略保障广义虚拟经济的正常发展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物资匮乏，因此主要经济模式为“物本经济”，由此形成了宏观调控主要针对实物供求的做法，并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调控体系，例如，对煤矿等矿产资源的调控。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广义虚拟经济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倘若政府不以有效手段加以宏观调控，极有可能产生泡沫甚至经济危机，使人民财富大量流失。例如，一段时期内房地产市场火爆，虽然有人们对安居的实际需求，但更多的是人们对财富增值的心理需求。且不说房地产过热可能导致经济泡沫直至破灭，只是人民财富都流向土地，拥有土地也成为致富的便捷途径之后，人民积累的财富会迅速流失，社会失去创新能力，人们只为钱而奋斗，不再有心思去发挥自己的天赋，社会问题会随之涌现。另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是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体育、影视、旅游等富含虚拟价值的产业共同协调发展的经济，必须通过宏观调控来控制各产业的平衡发展，切不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因此，加强广义虚拟经济的监测与调控，使广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协调运转，维护好主权信用，使广义虚拟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政府在对广义虚拟经济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不可像实体经济那样对资源进行集中控制或垄断。现阶段，广义虚拟经济给予了人民群众更大的供给，以满足他们日益增加的文化精神需求，这是一个改变中国粗放式的投资方式的绝佳机会。政府在广义虚拟经济的资源控制、人财物管理等方面纵向放权，深化体制改革，使资源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定会以其非凡的创新能力创造出更多的产品，推动以消费占首位、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的动力结构的确定，这与“十字形”战略的“1”的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类似的情况：北宋不对经济发展有过多的控制，资源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有了资源，创新能力得到支持，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辉煌的时代，宋代首尾三百年共生产粮食一千二百八十亿斤，比唐朝三百年间产出的五百九十亿斤粮食的一倍还多，并且大宋王朝的面积在全盛时期也不及大唐帝国的一半。同时，宋代思想文化也高度发展，苏轼、二程、朱熹、范仲淹等哲学家、文学家都涌现于那个时代，宋代也因此与周朝共同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高峰时期。
在政府对广义虚拟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实现人财物管理的纵向放权，使资源可以由人民大众来掌握。但是在社会治理结构上，由于权力和机制的固化性，需要进行权力的横向分权，即按照社会化的原则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的分开，这即为“十字形”战略的“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涵盖了众多产业，只有政府减少对其的不适当干预，使得广义虚拟经济按照自身的规律自主发展，并与政府的宏观调控形成良性互动，推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
“十字形”战略为广义虚拟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发展提供了保障。广义虚拟经济在政府适当调控下的自主发展，对实现增加我国新的创新增长点有着积极作用。
（三）双向开放：广义虚拟经济对内和对外的协同开放战略
广义虚拟经济将原本只有“衣、食、住、行”的经济链条，延展到了“乐”的这一环节。“乐”的出现，使其市场空间变得极为广阔。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人民的精神需求急剧增加，广义虚拟经济的出现恰恰提供了此种需求的供给，并反过来刺激了需求的继续增长。面对这种情况，对内开放要求社会财富、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的开放与均衡化，使社会财富、公共资源在开放中进一步流动起来。这会给垄断和特权造成的资源闭塞与不公带来冲击，使社会阶层得以流动起来。当资源得以在社会中正常流动，内需便会得以扩大，消费者有了更加广阔的消费空间，消费结构既可得到改善，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以及社會公平正义的实现。这一目标与双引擎战略下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具有内在关联性。另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的对内开放战略也会影响资源的分配，使得银行资本向大型企业倾斜，教育医疗资源向事业单位倾斜等现象得以改善，推动社会结构的合理化。这种影响正好与广义虚拟经济对“十字形”战略的作用相一致。
在实施广义虚拟经济对内开放战略的同时，也要坚持广义虚拟经济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已经融入到全球发展之中，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对外开放。况且，广义虚拟经济的对外开放涉及到虚拟价值的输出，关系到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还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广义虚拟经济走出去，可以满足他国国民的需要，不仅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而且可以使别国了解中国，了解到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文明大国，了解到一个奉行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负责任大国，了解到一个充满希望的社会主义大国，有利于树立中国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另一方面，广义虚拟经济走出去战略，有助于中国抢占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权，这体现在微观上就是企业的品牌价值与产品溢价。现阶段，广义虚拟经济的主导权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靠此获得了大量财富。单就美国好莱坞大片而言，2015年上映的《复仇者联盟2》中国内地票房已超过14亿，再加上其周边产品的销售，获利极为可观。在其他领域，耐克、麦当劳、可口可乐等企业也从中国乃至全球获取了无数利润。并且美国企业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输出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且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中国必须在全球化进程中掌握广义虚拟经济的主导权，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扩大影响力，改变中国制造处于产业链末端的状况，推动中国制造向高端发展，加速中国经济的增长。
广义虚拟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可为中国经济创造新的创新增长点。将广义虚拟经济应用于中国的发展战略，可以优化中国的产业机构，解决中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