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2008年11月15日15时20分左右，杭州萧山湘湖段地铁发生地铁施工塌方事故，造成人员严重伤亡。这是中国地铁建设史上伤亡最为严重的事故，是一次典型的社会性突发事件。
笔者就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选取了新华网、钱江晚报、浙江日报、都市快报、杭州日报五家代表性的媒体为研究对象，对所选媒体在事件从发生到结束的一周内的报道文本进行分析。
基本分析
1.媒体报道的倾向性分析
消息来源的选择侧重，体现了媒体的偏向和立场。
下表是五家媒体的消息来源比较。
由数据分析可见，在对“11·15杭州地铁塌陷事件”的报道中，无论是国家级媒体的新华网，还是省级媒体浙江日报和钱江晚报，或是市级媒体的杭州日报和都市快报，在报道来源的选择上，大部分都倚重官方来源。但新华网的报道中最大来源是新华社记者，即新华网作为一个国家级媒体，它的立场更为独立、客观；相比之下，浙江日报、杭州日报作为政府机关报，其新闻报道最大来源是官方，即这类党报面对社会性突发事件时，是以政府利益为首要考虑因素，以维护和保障政府利益为出发点。而同为省级媒体，钱江晚报区别于浙江日报的差异在于其新闻报道主要来源是亲历者，即钱江晚报是一个更具亲民性的媒体。
2.媒体报道的议题范围分析
如下表所示，在议题范围的选择数量上，浙江日报涉及到4种议题，钱江晚报涉及5种，杭州日报涉及4种，都市快报涉及5种；涉及议题最多的是新华网，为6种（或更多），范围上涵盖了其他几家媒体所涉及到的议题总和。多个议题范围体现了新华网这一国家级媒体对于事件多角度全方位的观察，这更有利于展现新闻事件的全貌，更能引发读者对事件背后的真相进行思考。
另外，对于议题选择进行分析后，笔者进一步发现，如下图所示，五家媒体都选择“政府部署”和“中铁补救”作为首要或主要的报道内容，而规避了其他可以挖掘的内容，如政府监管不力、地铁施工环节层层下包、地铁施工人员安全生产意识薄弱等。由此可以看出，媒体是从正面维护的角度去构筑和塑造政府及政府相关部门（如此次事件的中铁集团）的利益，而刻意回避了引发地铁塌陷最直接原因的议题。这样的议题内容的设置势必会损害公众的知情权。
3.媒体报道的时效性、公开性分析
对于五家媒体对杭州地铁塌陷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的报道，笔者以纵向的时间轴为切入点，以72小时黄金救援期作为间隔点，把报道分为两个阶段，并对这两个阶段的报道进行了分析。其中72小时黄金救援期报道,占72.45%;黄金救援期后报道,占27.55%。
可见，媒体对于此次突发事件报道的时效性把握是十分到位的。在杭州地铁潇湘湖段发生塌陷的72小时救援黄金期内，五家媒体都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回应，让公众迅速了解事件概况。新华网的表现尤其让人称赞，15日15时事件发生后，新华网于17时56分发表了“杭州地铁工地发生路面坍塌多辆车辆坠落”的消息。而从报道数量上看，五家媒体在72小时的黄金救援期内的报道数量占据了事件从发生到救援展开再到事件结束一周内报道总数的72.45%，是媒体报道的集中时间段，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新闻报道的公开、及时。
反思
1.媒体报道的选择性公开
在全社会都积极倡导对于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的公开、透明、及时的大背景下，五家媒体对于“11·15杭州地铁塌陷事件”的报道却是一种选择性的公开。
20世纪最为出色的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他提出的“拟剧理论”中认为，人的日常交往和生活可以比拟为戏剧表演，每个人或是个体表演者，或是剧班中的一员，对照“剧本”，登上“舞台”，并活动于“前台”和“幕后”之间。戈夫曼认为人类的演出一般都具有欺骗性，人不会在“前台”暴露自己的真实感情。戈夫曼的这一理论是用于人际传播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把这一理论推及至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交流，笔者认为，政府作为演员，在与公众交流这一舞台上，出于对自身利益和形象的考虑，政府及利益相关部门也在“前台”和“后台”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和感情。
在此次事件中，政府和中铁集团有所选择地向公众传递了部分可以公开、维护自身正面形象的信息，比如政府方面有关专家将此次事故定性为“一起突发性地质自然灾害”，这属于政府在“前台”的表演;另一方面，政府对此次事件真正的引发因素，如赶工期而忽视质量、发现隐患却不及时排查等却避而不谈，那政府在“后台”到底又是如何来表演的呢？公众不得而知。
我国媒体具有双重属性，即“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因此,在政府和公众交流的舞台上，媒体扮演着“传声筒”的角色。当政府在“前台”表演时，媒体只能传递属于“前台”的信息，而对“后台”的信息有所保留，这就造成了媒体报道的选择性公开。
2.媒体报道的问责缺失
媒体在“11·15杭州地铁塌陷事件”的报道中，出现了对事故责任追问的失语。贯穿整个事件的报道基调都围绕着紧张的救援、领导重视、做好伤员和死者的安抚工作等，对在导致事件的原因及问责的报道上存在盲点。
从长远利益出发，媒体对责任追问的失语存在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先，媒体报道对事故问责的沉默有损公众的知情权，进一步妨碍其监督权的有效落实，不利于推动社会民主进程;其次，问责的缺失会蒙蔽事实真相，难以有效提供对类似事件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播学研究所）
突发事件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摘 要：介绍了突发事件处置能力的概念、特征及其构成要素。
关键词：突发事件处置能力；概念；特征；构成要素
一、突发事件的内涵
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将突发事件定义为：“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突发事件一般超出人们的预料，重大突发事件往往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剧烈的负面影响，可能成为激发社会矛盾、进而爆发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直接原因，其具有突发性，种类的多样性，处理的复杂性，信息的不全性以及后果的严重性、持久性、广泛性和连锁性等特点。
二、突发事件处置能力的概念及特征
（一）突发事件处置能力的概念
突发事件处置能力是集突发事件之事前、事中和事后各项工作的应对能力综合。
（二）突发事件处置能力的特征
1、整体性和系统性
突发事件处置能力不是某一种单一的治理和应对能力，它涵盖了突发事件发生之前、发生过程当中以及发生之后的各项能力，集突发事件的预防、准备、反应和恢复于一体，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
2、公共资源参与度高
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处理的复杂性、以及较大的破坏性等特点。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政府部门起着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但是要妥善的处理突发事件带来的破坏和后续性影响，仅仅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企业、社会组织和理性公众的积极配合和广泛参与是实现突发事件有效处置的重要一环。在突发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尤其是事中应急管理过程当中，需要相关法规、人员、资金、医疗、物资以及技术等的高度集中与配合。
3、社会关注度高
突发事件往往直接涉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些突发事件更是影响到国家形象和国家核心利益，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是检验政府部门行政管理效率和为人民服务本领的磨刀石。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政府部门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国际国内社会的高度关注。
三、突发事件处置能力的构成要素
（一）事前监测预警能力
事前监测预警是指对突发事件的发生及后果做出预告与警告并制定相关预案以减少损失的行为。事前监测预报能力建设是为了最大程度降低突发事件所造成的损失，有效的事前监测预警体系具有预见和警示、延缓及减缓、阻止与化解等多种功能。提高突发事件预警和应急能力，加强对突发事件的预测、预警工作，提高政府和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是适应风险型社会的必然要求。
事前监测预警能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对突发事件的预、监测能力，对突发事件的预报能力，突发事件预警技术能力，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能力等。
1、对突发事件的预、监测能力
包括对已有及可能存在的突发事件的预、监测能力。这种能力需要有可靠而完善的信息采集系统为依托、以历史经验和现场调查为基础。通过运用信息系统（IS）以及地理信息系统（GIS）实现基础性信息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利用航天遥测、遥控、遥监技术和地面监测监控系统迅速、及时地实施严密监测，自动采集信息和数据，通过卫星传输和计算机网络系统形成动态和静态系统相结合的、空间一体化的灵活性监测预警体系，在相关专业机构及人员的专业技术、历史经验和社会调研的基础上对突发事件进行预测、监测。
2、对突发事件的预报能力
这种能力是指通过一定的预警信息发布平台或通过网站、广播、电视插播、电话、传真、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农村大喇叭广告等具体方式，实现预警信息的统一收集、管理及发布，保证信息的通畅、及时、准确和有效。
3、突发事件预警技术能力
从突发事件信息的采集到预警信息的发布都离不开相关技术的支持，现代突发事件预警是以信息技术、通讯技术为平台，采用传感器技术、智能化计算机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力求构建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立体式、全方位和灵活性的动态监测体系，实现预警信息的整理、风险评估、预测评价、预警对策的功能。预警技术设备的完备度，技术应用的纯熟度，监测体系的技术数字化、综合一体化和传递网络化水平决定了突发事件的预警技术能力。
4、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能力
突发事件的事前应对措施能力主要是指预案管理能力，它与突发事件的应对效果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良好的预案管理能力主要表现为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具体性、实际操作性和兼容性强，预案的公众参与度较高。
（二）事中应急管理能力
事中应急管理能力是突发事件处置能力的关键环节和核心部分。它对于阻止突发事件影响范围和破坏程度的进一步扩大，挽救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减少和消除社会公众的恐慌心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以及国家核心利益等方面意义重大。事中应急管理重点是指应急的响应及救援，主要包括险情的报送、预案的启动、资源的调配和实地的抢险救援。事中应急管理能力建设需要有有效的机制和应急保障。
事中应急管理能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有突发事件辨别能力、突发事件紧急救援能力、居民突发事件行为反应能力等。
1、突发事件辨别能力
突发事件辨别能力是指相关机构和部门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根据系统技术、历史经验、现场调研等方法或渠道，对突发事件发生的种类、方式、时空范围、危害程度、发展趋势进行分辨识别的能力。突发事件辨别能力是开展具体救援活动、启动应急预案的基础。
2、突发事件紧急救援能力
突发事件的紧急救援一般是以政府为主导，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广泛理性参与。政府部门的应急救援能力具体体现在突发事件的应急指挥控制能力、救灾救援过程中的协调能力，救援装备配置的现代化水平、救援队伍组建能力和救援力量响应能力等方面。政府部门良好的突发事件紧急救援能力表现为恰当的启动应急预案、在应急救援过程中能够有效决策、协调、指挥、控制，具备先进的救援设施及装备，注重救灾组织机构和应急救援队伍的构建，并且能够有效而迅速的发动救援力量。
3、居民突发事件行为反应能力
居民突发事件行为反应能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居民防灾减灾意识的强弱，社会公众防灾减灾的意识越强，突发事件发生时社会恐慌、骚乱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应急救援的难度也相对较小，反之，则会使应急救援的难度加大；二是居民理性救援的参与度，包括自发救援和响应政府号召参与救援。居民理性救援的参与度越高，越有利于突发事件的处置。
（三）事后恢复重建能力
突发事件的事后恢复重建意味着让突发事件发生地区的民众、基础设施和系统恢复到事件发生之前的状态或者相比较而言更好的状态，它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型，是社会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它涉及突发事件发生后受灾民众的安置、相关人员的心理干预、生态环境的恢复、社会治安、社会动员、调查评估、重建监管等诸多方面。
事后恢复重建能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有社会保障系统支持能力、事后损失评估能力、事后恢复能力、事后重建能力等。
1、社会保障系统支持能力
社会保障系统支持能力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是突发事件灾后安置能力，受灾民众的过渡性临时安置与救助工作往往是突发事件事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重中之重，过渡性安置地点应当配套建设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并按照比例配备学校、医院等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确保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对于特殊群体，如孤儿、孤老、孤残人员可以采取临时安置与长期安置相结合的办法。
其次是心理干预能力。心理干预是指对受到突发事件影响的群体或个体采取明确有效措施（心理介入、认知干预等），使之最终战胜心理危机和压力，重新生活。心理危机干预机构和网络的建立与完善，是社会保障系统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最后是社会治安能力。突发事件爆发后，由于事件的突然性与强打击性，往往会对人的心理形成巨大的冲击，使人丧失社会规范意识，滋生犯罪行为。相关公安部门要深入突发事件发生区，了解灾民情绪和掌握灾后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及时化解和消除各类不稳定因素，做好矛盾纠纷的预防工作，尽量把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
2、事后损失评估能力
事后损失评估能力主要是指调查、统计、上报、核查实际发生的灾害损失，为灾民救济、保险理赔、制定恢复重建计划等提供依据，同时也可以为评价决策成败及减灾效益提供依据。事后评估主要包括灾区总体受灾情况，如受灾人口、受灾区域、房屋倒塌间数，道路损毁情况等，还包括灾区群众的生活救助情况和应急救助需求情况，如粮食、饮用水、衣被、帐篷、煤电等的需求状况以及倒塌房屋的恢复重建需求情况等。
3、事后恢复能力
事后恢复能力主要是事后环境恢复能力，是对突发事件发生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进行清理、整治，使之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按照污染产生的不同原因，可将环境恢复分为自然灾害类环境恢复和污染类环境恢复。自然灾害类环境恢复主要是对自然灾害侵袭所造成建筑物倒塌的残骸，以及洪水、泥石流、沙尘暴等所带来的沙石泥土的清理整治活动，使之恢复到正常状态。污染类环境恢复是对突发事件中受环境污染的地区进行污染治理，使其恢复到正常状态。
4、事后重建能力
事后重建能力包括重建资金筹措能力、重建监管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首先，灾后的重建工作需要大量的资金，资金的筹措能力是事后恢复重建的前提和保障。另外要确保救灾款物的正确合理使用，要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办法的规定，对救灾物资的筹集、分配、拨付、发放和使用做到手续完备、专账管理、账目清楚，保证专款专用、重点使用。最后是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动员社会组织和民众理性参与到突发事件发生区的恢复和重建当中来。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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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摘 要 高校行政秘书是高校行政管理队伍中的重要一员，对于高校的发展不可或缺。通过调查发现，目前高校院系行政秘书队伍面临着多重矛盾，高校行政秘书发展和提升路径可归纳为：一方面，高校行政秘书要提升自我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另一方面，高校要对行政秘书增强人文关怀，并形成成熟完善的考核评价系统，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培训和学习机会。
关键词 高校院系 行政秘书 提升路径
Key words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in universities； administrative secretaries； improvement path
1 高校行政秘书面临的矛盾
1.1 工作任务重与薪酬待遇低之间的矛盾
高校行政秘书的工作内容几乎涉及学校工作各个方面：不仅要从事学校性的文字工作，包括校内材料、对外材料的撰写、校内下达各种通知文件的撰写、各部门上报材料的校对整理等；上传下达，收发材料；学校会务等行政工作。高校行政秘书是公认的工作任务重、常常加班的职位。
笔者曾经做过一项“高校行政秘书年薪收入调查”，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随机调研100名高校行政秘书，调研结果发现，近70%的秘书年薪收入低于7万元，50%的高校行政秘书收入为3-5万，仅有1名秘书年薪达到9～11万，占比2.2%。据调查笔者所在学校的东莞地区其他单位薪酬水平：公务员纯工资年薪平均为12到15万，事业单位如初、高中教师纯工资年薪平均为10万，在高校，专任教师纯工资年收入可达15万。由此可见，在高校行政秘书队伍中，年薪达到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的平均薪酬的仅占2%。
薪酬虽然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但却是保证工作和生活的物质基础。高校行政秘书工作量与其薪酬之间没有很好地对应，也容易导致高校行政秘书工作的动力不足。
1.2 工作压力大与发展空间小之间的矛盾
行政秘书长期面临着非常大的工作压力，一方面，多数工作任务比较紧急，一般要求他们在紧张的工作时间内将各种繁琐或突发的事件处理好。另一方面，很多高校并没有为领导一对一地配备秘书，导致一位高校行政秘书同时要为多位校领导服务，并且不能出任何差错，这势必增加秘书的心理压力。
在许多高校，行政秘书发展空间很不明朗，表现在：第一，很多高校行政秘书尚未纳入编制管理，大部分还属于聘任制，限制了他们的职务发展，他们在走行政这条道路上前途堪忧。第二，目前高校一般没有行政秘书的完整评价体系，聘用制的行政秘书在行政这条道路受阻后，只能通过评定职称等来提高待遇，而学校对于行政人员晋升到高级职称限制比较多，走科研职称这条道路也是颇为困难。即便可以评定职称，但高校行政秘书面临着繁重的工作任务和较大的工作压力，没有多余时间进行科研，也只能是为了评职称象征性地参加一下与工作内容不甚相关的教学科研活动，这进一步模糊了行政秘书的未来。
笔者做了一项关于“高校行政秘书对自己的职业规划”的调查，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抽样调查100名高校行政秘书，结果显示，约54.5%的行政秘书明确表示愿意转到院系教学岗位。这表明超过一半的高校行政秘书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意，对目前的行政之路并没有动力和期待，认为转教学岗才是出路。高校行政秘书在较大的工作压力下，却看不到发展方向，工作压力与发展空间之间的矛盾导致他们容易产生职业倦怠。
1.3 综合素质要求高与业务素质水平不均之间的矛盾
行政秘书日常事务包罗万象，不仅要处理好文书工作和各种繁琐事务性工作，还要作为领导的参谋者，成为领导的得力助手。这要求行政秘书拥有较扎实的公文写作基本功、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超常人的忍耐性和抗压性、迅速熟悉文件及反馈问题的能力等。
目前，高校行政秘书队伍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其原因可归结为几个方面：第一，从行政秘书来源构成来看，来源结构复杂。笔者做过一项关于“从事高校行政秘书工作岗位的途径”的调研，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随机调研100名高校行政秘书，调研结果发现，高校行政秘书的来源的基本途径有三种，即留校学生、校内教师引荐、公开招聘。24%的行政秘书是随家属调入、熟人朋友推荐等途径进入高校，高校并未对其业务素质进行严格审核。57%的行政秘书通过招聘进入，高校在招聘行政秘书时，很少强调专业背景，没有严格地限制专业，导致很多行政秘书并非科班出身，水平不一。第二，一般高校并没有针对新进行政秘书的成熟培养体系和较为专业的业务知识培训。新人往往需要通过几年的工作摸索才能熟练掌握相关工作内容，工作表现越突出的秘书得到的锻炼越多，也有秘书陷于繁琐事务中，加之领导不够重视，没有多余时间进行业务学习，导致高校行政秘书整体业务素质不均。
2 提升高校行政秘书队伍素质的路径
2.1 重视思想道德修养和业务素质的提升
学校办公室是代表学校形象的综合部门，行政秘书是十分重要的岗位，要时刻注意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做到思想上充分重视，保持积极心态，端正工作态度，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和自信心。
高校行政秘书更要注重业务素质的提升。很多高校并没有对行政秘书进行专业性强的业务培训，行政秘书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加班加点，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可以通过研读各类秘书资料和文本，加强对业务知识和技能的学习；通过网络课程和向学校经验丰富的同事请教，提高自己的公文写作能力；抽时间多参加培训、多看书，完善工作方法，锻炼管理能力、组织、协调、执行和控制能力等。
2.2 增强组织人文关怀
行政秘书岗位的人员流动较频繁，若出现“人文关怀缺失”，学院就会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效率就会低下。
调查可知，75%高校秘书认为其所承担的工作对提升个人及学校的核心竞争力起到一半作用甚至没有作用，说明他们缺乏被认同感，行政秘书工作业绩难有较为科学的考核标准，难以得到认同。因此，高校要加强对行政秘书群体的人文关怀：第一，在充分地肯定和表扬行政秘书的工作成绩的基础上，要加强指导，创造条件，有计划、有目标地提升行政秘书的业务水平；要给行政秘书的职业规划创造发展机会。第二，重视并关心行政秘书的工作和生活，物质是生活的保障，适当提高高校行政秘书的经济收入，以增强其职业自豪感和工作满意度。第三，营造有利于行政秘书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一方面，招聘行政秘书时要严格选拔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好的人员，从侧面提高行政秘书的威望。另一方面，多鼓励、多夸赞、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他们适当奖励，让行政秘书感觉到付出是领导所认同的，领导是可以看到的。
2.3 形成完善的考核评价系统
据调查，一般高校还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针对行政秘书的考核评价系统。第一，可制定较为完善的考核办法。如可以制定出工作完成效果和民主测评相结合的绩效考核制度，将行政秘书的工作内容量化为一项可以测度的指标。如：考核其工作完成的及时性、执行上级指示以及部门规章制度的状况；岗位职责的履行情况；是否有超工作量，超工作量予以适当奖励；通过民主测评其德、绩、勤、能的表现状况，相关部门对其管理和服务评价的满意度等。
第二，建立针对行政秘书的奖励机制，对年度评比表现优秀的或已经考取秘书从业证等相关资格证的工作人员，可适当给予物质奖励、职务聘用优先等有效措施等，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第三，给予高校行政秘书更多的发展机会和选择。前文提到，笔者所做的一项关于“高校行政秘书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的调查，调研结果显示，约54.5%的行政秘书明确表示愿意转到院系教学岗位，表明了近半的高校行政秘书对于目前的行政职务之路不抱希望，希望能够转到院系去做专任教师。对于此类高校行政秘书，可鼓励其抽时间多学习，增强自我职业技能，考取博士，并为其实现自我职业规划的实现提供机会。开放些校内专任教师岗位公开竞聘，符合条件的行政人员均可参加应聘。调查显示，有27.3%的高校行政秘书表示虽然辛苦，但是愿意在此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寻找机会，愿意暂时安于现状。对于表现优秀的高校行政秘书可以在行政职务系列给予其优待。
2.4 提供良好的培训和学习机会
高校要高度重视对行政秘书相关业务知识及管理技能方面的教育培训，加强培训力度。一方面，高校要制定和组织开展的秘书工作培训制度，在校内定期展开培训，定期邀请相关方面专家或者聘请校内有丰富经验的教师，有计划、有组织、有重点地对行政秘书实施业务技能培训。另一方面，要积极派行政秘书外出参加培训交流，通过学习和交流，拓展其知识，提高业务技能。
3 小结
总之，高校行政秘书在高校的日常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行政秘书面临着多重矛盾：工作任务重与薪酬待遇低之间的矛盾，工作压力大与发展空间小之间的矛盾，综合素质要求高与业务素质水平不均之间的矛盾。面对种种矛盾，探索高校行政秘书队伍发展和素质提升路径：一方面高校行政秘书要提升自我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另一方面，高校要对行政秘书增强组织人文关怀，并形成成熟完善的考核评价系统，同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培训和学习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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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1 案例描述
某个中午12:00, 辅导员接到B同学电话:中午A同学在学生饭堂吃饭时打了个青椒炒鸡肉, 吃着吃着在菜里看到一个带有3cm长的医药针筒, 当场尖叫起来, 吓得不会说话。周围的同学都围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B同学用手机照了几张照片, 然后拿着饭盒找到饭堂的经理, 经理看后说没什么大事, 可能是员工洗菜时没看到这垃圾而已。把A同学的饭菜倒掉重新换个菜。A、B同学觉得经理完全没当回事, 于是打电话找辅导员寻求帮忙。辅导员马上从到饭堂现场。到现场后辅导员了解整个事件后觉得如果处理不当, 后果将会很严重 (同学本来对饭堂的意见就不少) 。辅导员先安抚A同学的情绪, 然后找到饭堂经理, 把问题的严重性告之, 了解饭堂方面将会如何解决。经理说要向老板反映征得老板授权处理才行, 傍晚6:00与A、B同学在饭堂协商。辅导员询问A、B同学希望饭堂如何解决才会接受。A、B同学很担心此针筒的来源, 担心是否有员工吸毒后没有处理好针筒, 如果是这样的话自己会不会被传染。辅导员把吸毒传染途径的一些常识告之A、B同学, 消除A、B同学心中的疑虑, 同时答应会和同学一起同经理协商。A、B同学走后, 辅导员马上拨通电话向系领导和学生处处长汇报情况, 两位领导指示:要先稳定A、B同学的情绪, 联系家长把此事告之, 争取家长理解, 在协商中要尽量帮助学生取得应有权利, 联系后勤处领导, 汇报此事件, 加大对饭堂的管理, 通过各种渠道报道此事件, 尽快让学生正确了解此事件的全过程, 以消除同学的担忧与不满, 把影响降到最低。辅导员马上联系A同学家长告之此事和学校的处理意见。后勤处领导了解此事件后承诺会进一步加大对饭堂的管理, 要求饭堂进行全面整顿。晚上6:00, 辅导员与A、B同学一起去饭堂和经理协商。A、B同学讲了心里担忧, 要求抽血进行相关检查, 检查费用将由饭堂支付。辅导员也把相关领导的指示传达给经理, 经理经得老板同意后最后答应支付费用并对员工、饭堂内部卫生进行清查与整顿, 同时以书面的形式给全校师生道歉。离开饭堂后辅导员又第一时间给A同学的父母打了电话把此事的经过与学校的处理告知。A同学第二天到区人民医院进行相关检查, 下午检查结果出来证实A同学并没有被传染。A同学担心消除。为了消除同学们的担心, 降低此事件的不良影响, 辅导员请示领导后把饭堂的公开道歉信与承诺书贴在饭堂橱窗上, 并召开全系各班级主要班委会议, 传达了该事件的全过程, 很快此事件就得到了平息。
2 案例评析
此次突发事件的过程处理得相当顺利, 受害学生也比较满意饭堂的解决办法整个事件很快得以平息。此事件中的处理策略真正体现了如何应对突发事件。
(1) 各相关人员快速联动。快速联动反应保证了突发事件处理的妥善部署和有效解决。在案例中, 辅导员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及时赶到现场, 了解事件后马上向学生处、院系领导、后勤处处长汇报情况, 采取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原则, 尽快分配相关任务, 掌握突发事件的主动权, 从而控制突发事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2) 做好家长的及时有效沟通。协助家长及时和详细地了解事件原因和经过, 是妥善类似突发事件的关键, 与家长的及时有效沟通可以消除家长心中的疑惑, 争取家长的理解和配合。此事件中辅导员在得知此事件时第一时间联系家长, 让家长理解了事件和学校的做法, 在经理和学生协商结束后又马上第一时间把处理结果告之家长以让家长放心。整个事件都与家长保持密切联系。
(3) 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 稳定学生情绪。突发事件发生后,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 必然引起学生的紧张恐怖情绪, 处于非理性状态。各种小道消失和流言蜚语也不径而走, 甚至会“放大”灾害的损失, 导致事件升级, 给学生造成更大恐慌[1]。当时, 在A同学周围吃饭的同学很多, 很多同学听到尖叫后都围了上来, 站在外围的同学根本看不到什么, 只是听别人说, 然后再由他们传出去, 传递多了也就变样了。因此, 当突发事件发生时, 学校应该第一时间发布准确可靠的消息, 告之全校学生发生了什么事情, 真相如何, 告知大家应该怎么做, 不应该怎么做, 要大家不要慌乱, 不要轻信谣言。这样做不仅保证了学生的知情权, 而且可以及时地稳定学生的情绪, 引导舆论, 封杀谣言。此突发事件中, 系里第一时间将把饭堂的公开道歉信与承诺书贴在饭堂橱窗上, 走访学生宿舍并及时召开全系各班级主要班委会议, 传达了该事件的全过程及学校的处理结果, 很快稳定了学生的情绪, 此事很快得到平息。
(4) 评估分析, 总结反思。如果后勤处平时不断对饭堂的卫生进行检查, 可能也不会有此事件的发生;如果学校对学生的健康常识宣传到位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A同学如此的担心与疑惑。突发事件充分暴露学校在各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学校应该不失时机地将危机考验中所反映出来的闪光点充分展现出来, 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处理过程、造成的危害以及经验教训等, 就事件本身进行认真评估, 也可以编成案例, 对全校师生进行宣传警示, 增强对突发事件的免疫功能, 起到改进工作和忙羊补牢的作用。
最后, 需要强调的是, 单纯的应急管理体系的形成并不能保证学校的安然无忧, 从根本上说, 应急管理取决于学校日常管理工作的不断优化, 取决于学校各级领导的“善治”, 即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 坚持以德治校与依法治校的有机结合。要把应急管理的各项要求纳入各项经常管理中去, 坚决克服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 这才是应急管理的治本之策。
摘要：高校突发事件是学生工作中最难解决的问题, 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过程中, 各相关人员快速联动, 做好家长的及时有效沟通, 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 稳定学生情绪, 评估分析, 总结反思是突发事件的应急对策。
关键词：高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参考文献
突发事件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摘要：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社会“燃烧物质”、社会“助燃剂”和社会“点火温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社会燃烧理论”，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应该采取减少社会燃烧物质、增加网络灭火剂、降低点火温度等措施进行综合防范治理。
关键词：“社会燃烧理论”；互联网；网络群体性事件；防治策略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西部民族地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扩散路径与控制对策研究”（12YJC8100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惠琴（1976-），女，河南许昌人，广西师范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危机管理；李诗文（1989-），女，广西钦州人，广西师范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理论。
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日益成为新兴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和演化的平台。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虚拟社会的矛盾冲突事件，其潜伏、酝酿乃至爆发与现实社会中的群体事件具有不同的演化路径。现实社会矛盾和冲突经过网络的诱发、传播、聚集、扩大甚至扭曲，引起众多网络公众“聚集”，致使网络公众利用网络经行串联、组织，并在现实中非正常聚集，扰乱社会正常秩序，所产生的后果远比传统群体性事件的后果严重，对社会政治稳定无疑是严重的破坏。由于虚拟社会的特性，政府在處理网络群体性事件时往往面临更为棘手的局面。本文试图运用“社会燃烧理论”，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和防治策略。
一、“社会燃烧理论”视野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
燃烧原本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可燃物质因为剧烈氧化而发光发热的物理和化学反应过程。20世纪初，随着燃烧反应动力学的发展，学界对燃烧过程涉及的反应动力学机理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自然界中的燃烧现象，既有物理过程，也有化学过程。物理过程主要指物质的平衡和能量的守衡，化学过程主要指物质的变化以及变化所依赖的基本条件。[1]燃烧所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即燃烧物质、助燃剂、点火温度，缺乏其中之一，燃烧都不可能发生。[2]作为自然科学的燃烧理论被借鉴到社会科学研究以后，产生了“社会燃烧理论”。该理论认为，可以借鉴燃烧理论分析社会系统运行和群体性事件。从“社会燃烧理论”的角度来看，网络群体性事件与自然界中的燃烧现象有高度的相似之处：（1）随时随地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了社会不稳定的“燃烧物质”；（2）互联网扁平的非线性结构、移动通讯的快速便捷、网络大V的推波助澜、网络谣言等相当于“助燃剂”；（3）具有一定规模且带有标志性并能够快速引起网络公众关注的突发性事件，可以作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或“点火温度”。因此，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一个受到燃烧物质、助燃剂和点火温度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影响的演化过程。社会不稳定要素集合（社会矛盾）经过长期的量与质的累积，最终形成燃烧物质，在某一“突发事件”（社会点火温度）的触发下引燃，社会助燃剂则通过自然或者社会等触发因子，加速燃烧过程，从而发生社会失衡（不稳定）现象，具体过程如下图所示：
尽管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以互联网为发生演化的载体，但是作为反映现实社会矛盾的集群性行为，它不仅仅满足于在网络虚拟社会生成演化，而势必会从网上走向网下，因此隐含了成为引发社会失衡的燃点的风险。网络公众群体性事件不受现实生活的限制和束缚，带有更强的群体极化倾向和微妙的虚实互动性。网络公众是现实公众在网络中的折射，网络公众的言论、行为、状态都直接受到现实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这使网络群体性事件往往出现了网内网外互相推动、互相影响的交织局面。
二、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和演化机理分析
1燃烧物质：聚积的利益矛盾与怨恨情绪。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首要条件是社会中聚积大量的利益矛盾与怨恨情绪。中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社会各阶层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差别不断拉大，利益冲突也不断增多，利益关系的协调和统筹难度日益增大，由于利益的不满足，许多人的怨恨情绪也日渐累积。实证研究表明，各种新旧问题在社会中不断蔓延，利益矛盾和社会怨恨情绪不断累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频率也在逐年增加。利益矛盾和社会怨恨情绪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呈现正相关关系。
2助燃剂：新媒体与网络大V的推波助澜。社会助燃剂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必备条件。以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为依托的新媒体打破了信息传播的传统格局，互联网的扁平非线性结构致使信息传递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大大超越了传统物理空间的限制，网络公众能够及时获取信息，并通过微博、BBS、跟帖等形式完成网络动员，“移动的网络公众”则通过微信、陌陌、飞信等移动通信软件实现便捷实时联系，网络动员更具及时性、隐秘化。
网络公众往往根据自己的喜好、价值观，或者是被舆论领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自愿加入到某个网络社群体。“互联网作为一种交流的渠道，具备一种独特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力量，人们可以相对容易地联系与自己具有相似兴趣、价值和信念的人。”[3]“我的世界我做主”，这是互联网传播的原则，互联网的自由言论机制，使每个网络参与者都可以自由、及时地参与热点讨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颠覆了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传播渠道，传播与被传播的界限已经模糊，“网络审判”、“人肉搜索”、“网络恶搞”等都反映了社会底层公众的草根话语权，人人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在便捷地获取各式各样的信息后，网络公众自主过滤、筛选和“站队”限制了与他们自身兴趣和见解相反的经验之谈，致使原有的价值想法在海量信息冲刷下不断强化，当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不管事件与其他人的价值想法是否一致，都可以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这就是所谓“沉默的螺旋”。此外，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使得网络公众比在现实生活中更具安全感，抛开了现实生活中法律、行政、道德的种种约束，自由地发表个人观点，但又方便了网络谣言的传播，这都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添上一把火。助燃剂的作用使得网络群体性事件有走向群体极化的风险。
3点火温度：突发性社会冲突。突发性社会冲突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在化学燃烧过程中，煤气和氧气都存在的情况下并不一定会产生化学反应，只有触及燃点，燃烧才会发生。所以，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必须具备第三个条件——点火温度，即具体突发性社会冲突。如果没有具体沖突（导火索），社会矛盾（社会燃烧物质）和社会助燃剂则没有办法引爆，一般不会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的扁平结构使得网络公众能够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海量信息使得信息接收者如果想要核实信息的真伪成本太大，网络使得社会燃烧反应发生的燃点越来越低，网络信息达到燃点后就有可能以燎原野火之势迅速在网上蔓延，引发网络公众聚集，乃至采取集体性行动。
综上，网络已经成为各种社会矛盾和体制漏洞的预警器，当某种社会利益矛盾和怨恨情绪（社会燃烧物质）累积到一定程度，遇到突发性社会冲突出现，在网络大V的推波助澜下，各种新兴媒体中的公众便会以激进的方式进行集群行动并映射到现实社会，网络群体性事件就此发生。
三、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治理策略
1减少社会燃烧物质。从社会冲突事件发生到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期间，政府必须在第一时间理清公众舆论的指向，并开诚布公地对民意做出回应，而不是采取封锁、回避信息的策略，躲避外界质疑。政府的回应不应是冠冕堂皇的寻找借口，推卸责任，而是公开公众所关心的核心细节，并及时遏制政府及其官员的失范和越轨行为。学者认为：“网络公众参与网络热点的讨论主要是为了满足成就感和寻找被重视的感觉，因此某种意义上多数网络公众是通情达理的，一旦自己的诉求和想法被官方或者主流媒体所认同，自身的成就感得到满足，就会退出。”[4]政府在平复民意的过程中不应该低估公众自身理性判断力。但长期以来，政府运行的基础是单中心的权力结构模式，采取的是单向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政府处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官员思维中仍保留着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这种权力结构模式、管理模式和官员思维方式使得政府在处理网络群体性事件时不可避免地带有官僚主义色彩。
网络群体性事件近年来之所以频频发生，除了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信息爆炸，公民日益高涨的参与情绪之外，根源其实在于上述体制的缺陷。由于我国体制框架存在着弊病，才会在具体事件发生后招致了民怨沸腾，甚至产生了激进式的抗议。“雷政富不雅视频”事件体现了公众对官员腐败的痛恨，“李某某打人”事件所引发的议论也从侧面体现了公众对于官员滥用权力和裙带关系的厌恶，“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和“郭美美”事件暴露了政府民生治理、慈善管理等一系列制度问题。因此，维护健康稳定的社会，真正减少社会燃烧物质，必须依靠审时度势的制度改革，建立诉求汇集、分析提取、相应解决的相关机制，联动政府与民间、网上与网下的资源，构筑整体诉求相应的互动平台，要将我国体制框架中的弊病所暴露的制度缺陷纳入到制度改革轨道中去。在网络社会，政府和官员都必须反思和重构权力结构模式、管理模式和思维方式。
2增加网络灭火剂，净化网络舆论环境。首先，通过“网络舆论领袖”引导网络集群。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的“两级传播”理论认为，媒介信息首先抵达舆论领袖，然后由他们有选择地传递给一般受众，即“媒介信息→舆论领袖→一般受众”。网络舆论领袖是指：在人际互动和信息传递过程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物。勒庞认为：“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动物还是人，人们都会本能的让自己处于一个头领的统治下。”[5]当发生网络内聚时，网络公众会按照本能去寻找一个可以信赖的意见，也就是说，网络公众的个体意见往往会受到网络舆论领袖的影响，这是一种“从众心理”。因此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如果能够获得“网络舆论领袖”的支持，也就能够赢得他们所在群体的更多人的认同，所以，政府要重视网络舆论领袖对于互联网信息平台的影响，要注意培养、引导和规范网络舆论领袖，利用这些“舆论领袖”来引导网上舆论，使网络公众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问题。
其次，加强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提升网络公众媒介素质。媒介素养教育是大众传媒时期的重要教育思想和方式，它以培养人的媒介素养为核心，使人们具备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地利用媒介的能力，并形成对媒介所传递的信息能够理解其意义以及独立判断其机制的认知结构。[6]网络作为一个新型交流平台，为网络公众与政府搭建了一个新的交流渠道。网络具有开放性、多元性等特点，网络公众会根据自身喜好、价值观、利益取向等方面因素传播信息，这也导致了网络信息良莠不齐，而且因为网络自身的自由性和匿名性，使得部分网络公众的言论过于编激，甚至会煽动或被煽动进行网络攻击等不良行为，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通过媒介教育，可以使网络公众在众多的网络信息中辨别真假，具备参与信息传播中所包含的法律相关知识、抵制不良舆论和不实舆论，在尊重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以理性的态度、文明合法的方式，客观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最后，健全网络管理的相关法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通过网络立法可以规范网络公众行为，为网络集群行动提供法律标准。我国目前已经颁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方法》《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各网络主流媒体也共同签署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自律公约》等行业自律制度。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认定、对于网络言论内容的界限、对于违规行为的规范等依旧是法律空白，这就导致部分激进的网络公众钻法律法规的“漏洞”，打“擦边球”的行为时有发生。因此，我国还需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加强研究制定有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
3降低点火温度，维护社会安定稳定。首先，建立畅通的公众利益表达渠道并对网络民意进行实时疏导。网络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是网络公众的利益表达方式，它往往在正常的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发生。因此，要预防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应着力构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机制，建设畅通的民意诉求表达渠道，做好政府与公众的意见沟通工作，因势利导化解社会矛盾，将利益诉求引导到依法、理性、健康的轨道上来。[7]政府要认真听取民意，了解公众需求，及时制定切合民意的政策，化解公众对政府的质疑和误解。面对网络舆情信息庞杂又不断发生变化的特点，政府要在收集社情民意过程中，充分利用新媒体来构建政府与公众之间更加畅通的沟通渠道。
其次，建立健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监测预警机制。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政府应构建快速反应的、能力与机制多位一体的监测预警管理体系。主要包括：（1）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建立风险评估体系并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综合评估，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针对多发型网络群体性事件要进行总结，做好预案，在危机发生后，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第一时间信息公开，引导舆论导向，降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负面影响。[8]（2）提高信息收集、甄别、回应的系统性能力，成立网络舆情管理中心，负责汇总、分析和整理各部门收集的网络舆情，协助各职能部门制定靈活的应对之策。此外，政府需不断加强网络舆情管理的技术手段，完善硬件设施，借助先进的技术设施对网络舆情进行收集、甄别、预警。（3）构建多元的网上舆情预警与管理机制，提高舆情应对能力；重视利用自身现有的网上舆情监控系统，24小时不间断地对重点网站、重点论坛的舆情进行日常监测。
最后，建立网络谣言的预防控制机制。权威消息的发布是消除谣言的最终力量。网络谣言是在权威信息缺失和滞后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保证相关信息透明公开是消除网络谣言的根本。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政府不应该“捂盖子”，而是应该通过相关权威机构第一时间发布信息，除了召开新闻发布会第一时间对谣言澄清之外，还可以通过权威和主流网站建立新闻专题，设立专题网站并保持随时更新，使得相关信息快速直接到达网络公众面前。[9]与此同时，对于相关的谣言贴要及时删除，将网络谣言扼杀在萌芽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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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生金】
突发事件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摘 要：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湖北省武汉市暴发并迅速扩散至全国多地，国内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暴露出能力储备不足、管理存在缺陷等问题。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应急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分析了我国现有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模式及其特点，然后对湖北省与浙江省在抗击新冠疫情时采取的应急措施、产生的治理效果以及遇到的管理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最后给出提升我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水平的对策，即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实现区域医疗资源的相对平衡和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新冠疫情;比较研究
引言
應急管理是政府部门、组织机构等在突发事件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的全过程中，为有效预防、预测突发事件的发生并最大限度减少其可能造成的损失或负面影响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1]。突发事件往往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发生，管理者难以做出准确判断。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给我国带来巨大影响，回顾一年以来防疫过程，不同地区应急管理表现存在着巨大差异。湖北省作为疫情的暴发地，初期暴露的管理问题非常严重。作为病毒输入型省份的浙江省前期感染人数较多，但其迅速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取得较好效果。本文拟通过对两省抗击疫情的调查，分析其中的应急管理差异，挖掘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总结出提升我国应急管理水平所需的各项管理要素。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现状与理论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现状
非典疫情之后，我国在应急管理制度建设、能力建设等方面显著提高，逐步形成了以“一案三制”为核心框架的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2]。其中，卫健系统应急管理体系由“中央—省—地市—县”4级疾病控制与预防工作网络组成，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可以发挥出强大的制度优越性，在中央政府的带领下，各级政府、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协同合作，体现出极强的资源调动能力和执行力。但面对本次突发的疫情，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仍然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预警功能薄弱、属地管理不规范、协同机制不成熟以及区域医疗资源不平衡等方面。
首先是疫情预警功能薄弱甚至失灵问题。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轻预防预警、重疫情处理的固化思维以及在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的市场化变革中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失衡所导致。预防部门的职能被弱化，面对突发疫情难以独立做出准确且快速的响应，致使政府被动决策。其次是疫情暴发属地管理过程存在不足。一是信息上报不及时。我国针对重大传染病的信息报送直报系统的实际操作流程与设计初衷不符[3]，直报系统实时性受到严重破坏。二是应急决策迟缓。虽然将决策权下放到基层会提高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但政府科层式的组织架构导致决策链条过长，将决策权下移并不容易实现。三是存在政府对社会主体缺乏信任的问题。利用权力进行过度管理的现象十分普遍，以致降低了管理效率、增加了管理成本。四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直接导致我国不同地区在应急管理意识、应急管理能力方面存在差异性。地区政府通常根据本地经济状况建设医疗卫生服务系统，导致不同区域医疗设施、诊治水平差异巨大;即使同为经济发达地区，也存在由于管理者意识差距使得地方政府医疗投入不足或失衡的现象，使得应急响应能力被弱化。
（二）国内外理论研究现状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在应急管理研究方面聚焦于领导决策、组织结构、技术支撑等方面，通常以突发事件为背景，分析相关的管理理论与方法。
关于应急决策，国外学者提出了以环境识别为主导的决策模型[4]，将引起危机的关键因素与系统内经验模型匹配，给出判断，为决策者提供依据。但面临新型危机时，由于缺乏经验数据，这种决策就会失灵。目前，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机制是政府应急管理的创新模式[5]。大数据分析技术具有可视化分析和预测灾害的能力，可以为科学化的危机管理决策开辟新的路径[6]。面对重大应急事件，大数据分析技术会帮助政府实现从被动管理向主动预防的转变、应急决策从“层级决策”向“扁平化决策”的转变[7]。但应急决策受到决策者的处置经验、事件本身性质与严重程度等诸多因素影响。由于决策者面临着启动应急响应可能产生的社会恐慌、舆情危机以及应对不力带来的追责等问题，容易引发地方政府在应急响应中的迟滞，产生“决策失灵”情况[8]。
关于应急组织，国内外学者认识较为一致，均强调政府需要与私营企业、志愿者组织以及个人公民建立伙伴关系，建立全民协同型应急组织，以应对危机带来的挑战[9]。也有外国学者认为，由于国外体制限制，调度资源能力有限，协同能力差，各组织间合作存在潜在冲突。组织间在制定协议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会阻碍集体决策[10]，公私合作过程中承包商欺诈和政府滥用职权的情况会影响危机处理，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则无法实现政府与社会主体的协同管理。童星认为，我国在多主体协同的模式上要强化党的领导及中央政府的协调作用，地方政府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加强各级组织间的联络和沟通[11]。应急组织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神经系统，健全和完善应急组织多主体协同网络十分必要。
关于技术支撑，欧阳桃花等认为，未来需要不断优化数字化平台的开发、开放、共享等机制，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提供长效动态支撑[12]。韩万渠强调，要构建平台型政府，以产生跨界整合、助推多元主体有效合作的协同治理新格局[13]。Sahoh B等将社会化大数据分析技术引入到智慧应急管理中研究发现，作为实时数据源，管理者可以利用这一技术更有效地管理灾情[14]。Avvenuti M等认为，利用获取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共享的公开数据以实现对危机的监测与预警非常重要，但大规模的监控很可能会对公民隐私构成威胁[15]。大数据分析技术虽然有很多优势，但如何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及数据获取的难度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本文拟通过分析湖北省与浙江省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的应急决策、组织与能力差异，总结出我国政府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需要必备的各项管理要素。
二、鄂、浙两省抗击新冠疫情的管理调查
（一）湖北省抗击新冠疫情情况调查
湖北省是疫情暴发地，感染人数近7万。在疫情出现早期，由于政府重视程度不够，造成应急管理混乱、预警机制失灵、决策滞后、信息披露不规范、组织协同能力弱，导致疫情迅速扩散。随着中央指导组的强力介入，历时5个月，感染人数清零。湖北省抗击疫情以中央指导组介入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央指导组介入之前的低效管理阶段。首先，信息发布滞后。疫情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决定了危情应急预警决策机制的灵敏度。收集和共享最新的危情信息有利于控制危機事件蔓延，有助于管理者快速做出决策。在发现疑似患者、并且一线医务人员取得初步判断之后，管理部门并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防治疫情蔓延。主管领导政治站位不高，对于疫情缺乏重视。其次，是决策缺乏科学性。尽管公共卫生事件的认定存在特殊性和复杂性，但湖北省和武汉市错过了最佳决策时机，导致感染人数暴增。最后，是工作协调不畅。在疫情暴发初期，湖北省政府的金字塔式的垂直型管理架构由于管理层次过多、部分划分过细，导致在协调方面效率低下、表现不佳。在疫情防控措施方面同样存在问题，体现在医疗资源分配、病患救治、人员排查等方面。
第二阶段，中央指导组介入之后的高效处置阶段。首先，中央指导组进入之后，加大了对疫情信息瞒报虚报的惩治力度，规整信息报送链条，信息报送及披露效果突出，对疫情的防控工作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其次，科学决策，快速部署。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果断采取封城措施，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各地医疗资源驰援湖北，对确诊患者以及密切接触者做到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最后，协调能力显著提高。湖北省、武汉市政府高层领导以及卫健系统岗位人员相继做出调整，重建应急管理的流程、组织、制度，采取矩阵式管理架构。纵向指挥系统由指挥部下属的各类应急工作组构成，主要负责重大事项督办和资源配置工作。横向任务系统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行政区域和医疗机构为基本单位，促进宣传、交通、医疗、纪检等各职能部门以及志愿者团体的横向协同，完成医疗救治和联防联控的任务;另一类是完成资源配置任务，保证抗疫资源从供应方向各基层救治机构等需求方横向有序流动。中央指导组抵达两周后，湖北省应急管理逐渐稳定，各项工作都有了显著提升，新增病例下降明显。中央指导组指导后调整的湖北省及武汉市应急组织机构如图1、图2所示，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同有方。
浙江省作为疫情的输入型省份，感染人员数量相对较少，疫情出现一个月就得到了有效控制。首先，在应急决策上，武汉市暴发疫情后，浙江省政府依据客流大数据分析判定已经有一定数量的感染者流入浙江省，并凭借对非典疫情的管理经验立即做出科学决策，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各级政府及社会组织快速进入战时状态。而且浙江省是全国首个公开通报疑似病例的省份，相比其他省份至少提前一周发出警示，因此居民可以及时采取防范措施。浙江省信息披露制度非常完善，每日通报疫情信息。其次，在应急组织上，浙江省从省、市、县到社区，行政力量、社会力量快速集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控闭环，如图3所示。该防控流程以应急管理目标为导向，从制定防御措施、排查摸底、信息报送、后勤保障、协调指挥到人员管控，整个流程清晰、严谨，各项措施做到精细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最后，在应急能力上，浙江省严格落实“十个最”的防控策略，在医疗资源协调、病患救治、人员排查等方面表现优异。医疗资源管理方面，浙江省后勤保障及时到位，社会捐赠信息公开透明。确诊病例救治方面，浙江省具有全国顶尖的传染病医学团队，医疗水平与技术过硬。人员排查方面体现三个特征：一是应急响应速度快，最先启动一级响应，24小时全面排查湖北来浙人员，对城市与乡镇居民隔离到户，严格限制人员外出次数及时间。二是防控手段精细化，充分运用“大数据+网格化+跟踪随访”手段，建立重点人群清单，实时上报数据。三是大数据科学排查，联合阿里巴巴搭建“疫情信息采集系统”、“健康码”等软件，成为疫情防控中人员排查的重要工具，并在全国推广。
三、鄂、浙两省应急管理的比较
湖北省是疫情的暴发地，浙江省是病毒输入型省份，两省防控效果迥异，主要由于在决策、组织、能力三个方面有差距。
（一）基于决策过程的比较
湖北省有比较完整的预警机制与应急预案，但敏感度低、执行力较差，没有对新冠疫情及其后果做出准确判断，以至于从发现疑似病例到主动采取严格控制措施耗时将近一个月。在此期间病毒发生了二次扩散，传染人数与规模呈指数型上升，错失防控良机。在中央指导组的指导下，决策能力显著上升，响应速度明显提高，预警机制逐步完善，治理措施走向规范化与精细化。浙江省在“非典”疫情防控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具有完善的公共危机预警体系，执行力强。浙江省利用大数据技术辅助决策，预测人口流动及其对疫情的影响风险，率先启动重大突发事件一级响应，采取严格防控措施，进行网格化与精细化管理。
（二）基于组织体系的比较
湖北省的组织体系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是组织架构的改变，由垂直型管理向矩阵式管理转变，建立联防联控领导小组。二是高层领导的调整，委派一批对疫情防控经验更丰富的管理人员走上领导岗位。在应急救援队伍方面，随着确诊病例数量剧增，湖北省出现了包括医护人员、后勤保障人员等应急救援人员短缺的情况。值此艰固时刻，由中央统一部署，在短时间内集结了全国重症、呼吸、传染等科室的医护人员赶赴湖北省支援，体现了政府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浙江省采用矩阵式组织架构，管理流程清晰科学，进一步细化了管理的四项职能及其分工，第一时间进入战时状态，联防联控无死角，而且应急救援队伍基本满足救援需求。
（三）基于应急能力的比较
一是在信息公开程度方面。湖北省在发现疫情初期，信息通报不够透明和及时，存在瞒报虚报问题。中央指导组进驻后，规范了信息披露制度，疫情信息质量逐步提高。浙江省自发现首个疑似病例之后开始通过官方渠道实时发布疫情信息，信息披露机制完善。二是在应急资源保障方面。疫情暴发初期，湖北省各级政府应急物资缺口巨大、调拨能力不足，导致了大量救援物资囤积、分配不合理。中央指导组进驻后，集结各方医疗物资补足缺口，并做到物资合理分配。浙江省捐赠信息透明公开，救援物资配送及时、精准。三是在大数据技术支撑方面。湖北省在大数据利用上相对滞后，创新不足，对于决策的辅助支持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浙江省创新性地打造了数字化管控平台，实时公开疫情信息，推出“健康码”方便市民通行，并对各市、区、县疫情情况采用“五色法”进行风险示警。
四、鄂、浙两省应急管理比较的结论与建议
（一）两省应急管理比较的结论
两省对比分析情况汇总如表1所示。通过对比分析两省情况，获得如下结论。一是我国在处理危机时具有体制优势，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资源要素配置能力强。二是相比于垂直式管理架构，矩阵式管理架构可以更好发挥作用，尤其是在跨部门协调时作用明显，效率高、执行力强。三是预警机制与应急预案非常重要，既可结合以往危机处理的经验和省情，又可积极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定期演练、测试、维护、升级是必要的。四是应急响应及时、危情信息公开透明、物资配送及时等因素对疫情管控起到正向作用。五是历史经验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意识、重视程度、应急机制、响应速度等方面有极大影响，应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推广成功经验、避免同类错误发生。
通过对两省防控新冠疫情过程的调查发现，强大的社会治理能力、雄厚的经济基础与医疗实力是战胜疫情的基础，健全的应急管理体系和先进的数字化管理平台是控制疫情扩散的有效有段。完备的应急预案和法律法规体系、强大的物资保障与调配能力、公开透明的疫情信息、应急管理经验积累等可以提高应急管理水平。
（二）提升我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湖北、浙江两省的对比分析，以及对国内其他省份的调研分析发现，我国应急管理既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状况，也存在先进技术融合程度不高的问题。本文基于管理视角，从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应急资源储备、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完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一是要确立明确的应急管理目标、管理流程和组织架构，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管理机制。建立流程导向的矩阵式组织架构，强化协同能力，加强模拟演练，打通流程瓶颈环节，保证组织结构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二是做好资源、能力的储备与调配。按专业领域组建应急保障队伍，设立专门办公室进行管理。由指挥中心根据紧急、重要程度统一管理、调配物资，建立资源对接信息平台，实现精准配送。三是地方政府要参照国家法律法规，建全和完善地方性法律和规章制度。相关部门要及时总结法律法规与执行过程中矛盾点，在疫情监测预警、上报流程、应急指挥、处置措施、后勤保障、事后恢复等方面不断完善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其次，实现区域公共卫生资源的相对均衡。从发展角度来看，缩短区域发展差距、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是提高区域应急能力的根本所在。一是按行政区域整合救援力量，做好物资和能力储备规划，减少应急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的大范围流动，降低时间成本，可以提升救援效率。要改善医疗能力不平衡问题，利用国家的制度优越性，在人员培养、能力建设等方面重点支持欠发达地区，减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二是要建立区域性应急物资储备中心。按照国家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等不同级别，以地域人口为基数，建立区域性应急物资储备中心，保证及时调用;并保证区域内应急物资的生产能力。统筹区域内应急物资的产能状况，保证本区域有能力生产应急必需品，在常态防疫态势下，维持生产设备的加工能力，做到“平战结合”。
最后，要全面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建立以大数据技术为依托的可视化、动态化、智能化应急管理平台。以信息化平台为基础，打造政府机构、数据中心与第三方服务机构联动的平台生态系统，挖掘专业机构在应急预警与决策支持方面的能力。一是要建设政府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平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数据处理技术建立应急管理平台，提升预警能力、缩短响应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二是要分领域建立国家应急管理中心数据库。数据是分析与决策的基础，也决定了应急管理信息化平台的运营质量。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心数据库，应包括监测与预警数据、应急准备数据、应急处置及救援数据以及修正重建数据等，深度融合计算机科学、统计学与现代医学等现代科技，利用各种数学模型进行智能分析，协助管理者进行风险研判，做出科学决策。三是要建立政府机构、数据中心与第三方数据分析服务机构三方联动机制。技术服务机构的市场化是一个趋势，专业性强、成本低、服务好，便于技术升级换代。平台建设与服务运营应由专业的技术服务公司来完成，形成政府机构、数据中心与第三方机构联动的管理机制，以提升预测、决策的质量，实现对疫情的科学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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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柯 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平台型组织创新研究”（17BGL036）
作者簡介：吴正刚（1970-），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博士，博士后，从事组织创新研究;张宇（1996-），男，黑龙江桦川人，硕士研究生，从事组织创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