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支出范文

结婚支出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生消费性支出;居民消费;消费行为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纵向变化来看,我国居民消费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已由1981年历史最高的52.5%下降到2007年的35.3%,下降幅度超过17个百分点。①横向比较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6年,全球平均居民消费率为62%,低收入国家为69%,中等收入国家为62%,高收入国家为62%,②我国居民消费率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世界正常经济体中是最低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我国把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作为“十一五”期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面对出口下滑、外需萎缩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扩内需、保增长”作为指导今后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提出,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战略方针和根本着力点,并强调了扩大内需的核心是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显然,如何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

从国内外的研究情况来看,政府财政支出一直都被认为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外研究方面,Bailey(1971)最先研究了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他构建了一个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U=u(c+θg)。效用函数中,如果θ>0,就有(u/c)/g<0,即财政支出的扩大引起居民消费边际效用的下降,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呈替代关系;相反,如果θ<0,就有(u/c)g>0,即财政支出扩大引起居民消费边际效用增加,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此后,Komendi(1983)和Aschauer(1985)各自运用美国的经验资料检验了θ的符号,他们的研究都表明θ>0,即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会产生挤出效应。国内研究方面,夏兴园等(2002)从理论上总结了财政政策的消费传导机制,认为财政支出的增加将导致消费的扩张。李广众(2005)在消费者最优消费选择欧拉方程基础上推出用以分析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模型,并对全国、城镇以及农村样本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尽管由于在研究中采用的计量方法不同、研究的国家类型不同和研究时期不同,国内外学者对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到底是产生替代效应还是互补效应,至今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但是不可否认,学者们一致认为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有着密切关系,财政支出的调整势必对居民消费产生重要影响。

依据财政支出的经济性质,财政支出可以分为以行政管理支出、国防支出为主的自身消费性支出,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支出为主的民生消费性支出,以及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公共投资性支出

(刘尚希 等,2008)。从我国财政支出的变化来看,自2005年以来,我国政府通过不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使财政支出逐步向民生倾斜,民生消费性支出开始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可以预计,今后我国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投入还将加大。考虑到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有着密切联系,今后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将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怎样的影响?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的增加将对居民消费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是新时期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将在考虑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特征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我国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试图根据分析得出的结论对今后如何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以促进居民消费需求提出建议。

二、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

当前西方流行的现代消费理论,如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性假说,都是就市场机制相对发达完善的经济和社会实践展开的。而对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期的我国而言,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只是逐步建立,在资本市场极不完善、几乎不存在消费信贷的我国经济中,直接套用以西方经济历史实践为基础的现代消费理论来分析我国消费领域的问题,很可能百思不得其解或者难以得出符合我国实际的“中国解”(尉高师 等,2003)。因此,要分析我国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必须从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特征出发,构建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消费函数。

图1 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模式

具体来看,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和经济实践中,我国居民形成了其特有的消费行为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我国居民不是以一生为时间跨度来寻求效用最大化,人们的消费行为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和周期性特征。教育、医疗、结婚、住房、退休、养老等,每隔一个时段就有一个支出高峰,而且这些通常是生活的“必需品”,其数额远远超过人们当期的收入水平(对于这部分支出可以称之为“大额刚性支出”),并不像现代消费理论认为的那样平稳和长远,如图1所示,A和B两个支出高峰期,大额刚性支出分别为F1和F2。相应地,人们的行为比较“短视”,对收支的安排聚集在某个阶段内进行。

第二,对我国居民而言,几千年来并不存在一个较为发达的消费信贷市场,不仅借款时所付的利率通常高于从储蓄中获得的利率,而且有些人根本无法以任何利率借到钱,这就决定了人们必须在每个阶段都要为迎接相应的支出高峰而进行储蓄,以便在未来高峰时用(余永定 等,2000)。如图1所示,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储蓄或者向亲戚朋友借钱来保证阶段内日常消费的相对平滑,但在A期期末和B期期末必须积累起F1和F2水平的财富,一是因为这部分支出数额太大,可能别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向别人借不到足够的资金;二是因为这部分支出在阶段末必然发生,具有强制性。在A期和B期之后,人们耗尽其所有的储蓄(为0),又开始为下一阶段而筹划准备。

以上两个特征决定了我国居民的消费总是处于一种受压抑的状态:为了准备将来的“大额刚性支出”,人们不得不预先从当前的收入中划出一块来用作储蓄,除非收入水平的显著提高,否则会尽量节约日常的消费开支。

在分析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出如下居民消费函数,以便对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

假设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为u(C)=1nC,U′(c)>0,U″(c)<0。为简单起见,假设消费周期从0期开始,到T期结束,这样,家庭的问题可以表示为:

max∫T0e-ρt1nCdt

s.t. W=Y+rW-C(1)

X(0)=0, X(T)=F(2)

其中,C为消费,ρ(>0)为贴现率,W为家庭财富,r为利率,Y为家庭收入,F为“大额刚性支出”。 式(1)反映家庭财富的流量约束,指家庭当前的财富增量等于其当期的收入加上以前财富和利息收入减去当期消费;式(2)为边界条件。

建立Hamilton方程该问题的Hamilton方程为:H=e-ρtlnC+λ(Y+rW-C) ,其中,λ为拉格朗日乘子,它度量家庭财富的边际效用。求解上述问题,即可得我国居民消费函数:

C(t)=1-erTrerT(e-ρT-1)Y+ρe(r-ρ)trrerT(e-ρT-1)F(3)

通过式(3)我们可以看出,由于1-erTrerT(e-ρT-1)>0,因此居民即期消费水平与居民当期收入同方向变化,即居民即期消费水平随着当期收入水平的增减而增减,这与西方现代消费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同时,由于ρe(r-ρ)trrerT(e-ρT-1)<0

由微分方程可知,e为大于1的常数,因此1-erTrerT(e-ρT-1)>0。同理可知ρe(r-ρ)trrerT(e-ρT-1)<0。

,因此居民即期消费与“大额刚性支出”成反向变化,这也印证了我们前面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特征的分析:为了将来某一阶段的“大额刚性支出”,人们将缩减当前的消费,即“大额刚性支出”越大,居民当前的消费就会越少。

在得到我国居民消费函数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利用“大额刚性支出”F与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G的关系,进一步得出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即期消费关系的理论方程式。由于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指的是社会公众即期消费的各种公共服务,因此,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的“大额刚性支出”有着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如果政府财政支出中民生消费性支出增加,那么将替换出一部分居民今后自己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开支,也就意味着居民在将来某一阶段的“大额刚性支出”将减少;如果政府的民生消费性支出减少,那么居民今后自己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开支将会增加,也就意味着居民在将来某一阶段的“大额刚性支出”将会增加。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居民“大额刚性支出”F与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G之间的线性函数关系式:

F=f(G)=d-kG(4)

其中,常数d表示不随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变化的那一部分“大额刚性支出”,k为大于零小于1的常数。式(4)表明了居民“大额刚性支出”与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成反向变化关系。将式(4)代入式(3),即可以得出居民即期消费与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C(t)=1-erTrerT(e-ρT-1)Y+ρe(r-ρ)trrerT(e-ρT-1)d+-kρe(r-ρ)trrerT(e-ρT-1)(5)

从式(5)可以看出,由于-kρe(r-ρ)trerT(e-ρT-1)>0,因此居民即期消费水平C与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G同方向变化,即: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的增长会降低居民对于未来某一阶段的“大额刚性支出”的预期,从而增强居民消费的积极性,刺激居民即期消费的增长;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的减少会增加居民对于未来某一阶段“大额刚性支出”的预期,从而减弱居民消费的积极性,抑制居民即期消费的增长。上述函数关系式从理论上推导出了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同时,上述函数关系式也为我们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实证分析打下了基础。

三、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检验分析

(一)模型、数据与实证检验方法

前面的理论分析为我们推导出居民消费和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之间的函数关系,本部分将利用我国1985—2006年的相关数据资料对这一函数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便验证理论分析及其结论的正确性。同时,为了计量检验的需要,我们将式(5)改写为:

Ct=α0+α1Yt+α2Gt+υt(6)

其中,α0=ρe(r-ρ)trerT(e-ρT-1)d,α1=1-erTrerT(e-ρT-1),α2=-kρe(r-ρ)trrerT(e-ρT-1),υ1为随机误差项。

考虑到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二元性,为了更好地比较城乡消费的差异,我们将分为城镇和农村两个样本对此函数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在数据选择方面,以各年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性支出表示城镇居民消费UCt,以各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性支出表示农村居民消费RCt,以各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城镇居民收入UYt,以各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示农村居民收入RYt,以各年人均社会文教费减去人均科研支出的余额按国家统计局的口径,我国国家财政按功能性质分为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和其它支出五大类。其中,社会文教事业费是指用于文教卫生、社会福利救济、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事业费支出。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用社会文教事业费减去科研支出的余额作为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的统计指标。表示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Gt。上述数据都来源于1986—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并且所有变量数据为名义变量数据经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调整获得(1985=100)。

考虑到上述时间序列数据可能是非平稳的,采用简单的OLS方法可能产生所谓的“伪回归”,因此,本文将采用协整检验的方法,具体步骤是:首先对上述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若各变量都为同阶单整序列,则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考察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若存在协整关系,则建立误差修正(VEC)模型以考察变量间的短期动态调整机制,并根据误差修正模型运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来考察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 检验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表1检验结果可见,UCt、RCt、UYt、RYt和Gt在5%的置信水平下均无法拒绝原假设,即它们都为非平稳时间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中,各变量的差分序列都可以在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所以,我们可以认为UCt、RCt、UYt、RYt和Gt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

(三)协整检验

对于具有相同单位根性质的时序数据,可以利用Johansen检验来判断它们是否具有协整关系,从而考察各变量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变动关系。在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之前,必须为待检验的变量组成的无约束VAR模型选择准确的滞后阶数。在这里,我们通过AIC准则和SIC准则确定了由UCt、UYt和Gt组成的VAR模型以及由RCt、RYt和Gt组成的无约束VAR模型的滞后期都为4期。

由于协整检验模型的滞后期即为无约束VAR模型的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因此,可设定两组变量协整检验模型的滞后期为3。同时,根据本文两组变量数据的特性,检验时协整形式选取序列有线性趋势但协整方程只有截距。通过表2所示的两组变量的Johansen检验结果可知,两组变量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存在两个协整方程,但是本文更为关注的是包含所有变量的第一个协整方程,利用EViews6.0,我们可以得出两组变量经标准化后的协整方程:

UCt=80.64715+0.707013UYt+0.656604Gt(7)

(0.00066)[-1067.87](0.01224)[-130.685]

RCt=157.5466+0.503708RYt+0.169183Gt(8)

(0.01743)[-28.8987](0.03610)[-4.68650]

其中,“( )”内为标准差,“[ ]”内为t统计值。

从协整方程式(7)和式(8)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我国居民收入和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都存在长期均衡的正相关性,这与我们前面理论分析中推导出的函数关系是一致的。具体来说,从式(7)可以看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方程中的系数为0.70,且t统计量非常显著,说明城镇居民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为0.70,1单位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动将引起城镇居民消费0.70个单位的正向变动;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在方程中的系数为0.66,且t统计量非常显著,说明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确实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正向影响,而且长期来看影响系数还比较大,1单位的政府社会性支出的变动将引起城镇居民消费0.66个单位的正向变动。从式(8)可以看到,农村居民纯收入在方程中的系数为0.50,说明我国农村居民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为0.50,1单位的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变动将引起农村居民消费0.50个单位的正向变动;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在方程中的系数为0.17,说明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也产生了正向影响,但是要明显小于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1单位的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的变动将引起农村居民消费支出0.17个单位的正向变动。从式(7)和式(8)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要小于城镇居民,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民生消费性支出大部分都投向了城镇,因此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于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要明显更大。

(四)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

协整方程只能说明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和趋势,但是无法得知变量的短期动态关系,误差修正(VEC)模型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由于本文前面已经证明选取的两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我们也就可以利用VEC模型来考察短期动态关系。考虑到VEC模型是含有协整约束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因此根据协整检验中确定的两组变量无约束VAR模型滞后期为4,我们可以确定两组变量VEC模型滞后期为3。具体两组变量的VEC模型可表示为:

△UCt=α0+α1vecmt-1+∑3i=1α2i△UCt-i+∑3i=1α3i△UYt-i+∑3i=1α4i△Gt-i+υt

△RCt=α5+α6vecmt-1+∑3i=1α7i△RCt-i+∑3i=1α8i△RYt-i+∑3i=1α9i△Gt-i+υt

其中,vecmt-1为协整方程的长期均衡误差修正项,υt为白噪声。利用EViews6.0,我们可以得出如表3所示的以△UCt和△RCt为因变量的两组VEC模型估计结果。

从表3中可以看出,以△UCt和△RCt为因变量的两组VEC模型中,vecmt-1系数均显著为负,调整方向符合误差修正机制,可以保持并自动地调节两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具体从两组VEC模型中各变量的系数来看,无论是短期城镇居民收入变动△UYt还是短期农村居民收入变动△RYt,其滞后1期、2期和3期的系数都为正,且系数都大于0.5,这说明短期内居民收入变动对居民消费变动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短期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变动△Gt滞后1期、2期和3期的系数虽然都小于0.2,但都为正,这说明在短期内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无论对于城镇居民消费还是农村居民消费都产生了正向影响,这与长期均衡时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方向是一致的,从而进一步印证了我们前面理论分析所得出的函数关系的正确性。

(五)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方程和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表明居民消费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调整机制,但这并没有揭示潜在的因果性,为了更好地研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我们在这里采用基于VEC模型的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进行判断。由于VEC模型各方程的随机扰动项都具有独立同分布的白噪声性质,我们可以使用Wald检验对误差修正模型各方程的系数的显著性进行联合检验,来判别各变量因果关系的方向。利用EViews6.0对上文的VEC模型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如果以城镇居民消费的一阶差分△UCt作为因变量,在1%的置信水平上,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变化是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变化的Granger成因;在1%的置信水平上,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增长变化是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变化的Granger成因;在1%的置信水平上,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变化和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联合起来同样是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变化的Granger成因。同理,从表4中还可以看出,如果以农村居民消费的一阶差分△RCt作为因变量,在10%的置信水平上,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变化是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变化的Granger成因;在1%的置信水平上,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增长变化是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变化的Granger成因;在1%的置信水平上,两者联合起来同样是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变化的Granger成因。

上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无论是对于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居民收入和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的增长变化都可以显著地引起居民消费增长变化,两者都是导致居民消费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我国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得出了以下结论:(1)理论分析表明,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即期消费水平成正向变动的函数关系。(2)实证检验分析表明,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我国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都存在长期均衡的互补(正相关)关系,这与理论分析中推导出的函数关系是一致的,同时也验证了理论分析及其结论的正确性;从短期来看,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于居民消费都产生了正向影响,并且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增长变化是居民消费增长变化的Granger成因,即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是导致居民消费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鉴于在实证检验分析中得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是导致居民消费变动的两个主要影响因素,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对我国长期以来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如下:

首先,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基本原因。自1985年以来,我国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关系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向资本一方倾斜,劳动所得的比重不断下降。由于劳动所得是社会多数成员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长期以来劳动所得占GDP比重的不断下降也使得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要明显低于GDP增长率。据统计,1985—2006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2%,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4%,农民居民实际收入年均增长幅度只有4.3%。数据来源于1986—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www.cei.gov.cn)。在这种趋势下,随着收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大,居民必然强化储蓄意愿,从而大多数居民的消费难以提升。

其次,我国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没有获得较快增长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另一重要原因。自1985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及各项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计划经济时期基本上由国家(企业)全部包下来的居民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项支出开始逐步由居民自己承担。与此同时,我国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1985年至今,虽然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的绝对规模一直在增加,但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一直低于24%,占GDP的比重最高时也就4%多一点(见图2),与国际上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平均为40%、占GDP比重平均为10%的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在居民预期“大额刚性支出”不断增加而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又较低的情况下,居民即期消费的积极性大大减弱,居民不得不调整其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上的比例,将收入更多地用于储蓄,以备将来的“大额刚性支出”的需要。

由上述分析可知,正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与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不足的情况同时出现,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的减小在挤压居民消费的同时,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不足也在挤压居民即期消费,两者对我国居民消费的挤压形成了“叠加效应”,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整体相对萎缩。因此,今后要促进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有两个途径:一是调整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增长,为居民扩大消费打下基础;二是政府应在提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承担起基本的责任,以民生状况改善为导向,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稳步提高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利于构建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降低居民对于未来“大额刚性支出”的预期,刺激居民即期消费的增长。此外,鉴于长期以来我国在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上巨大的城乡差异,在扩大民生消费性支出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对农村居民的针对性和适当倾斜,以充分体现出民生消费性支出的公平性,并以此降低农村居民对于未来“大额刚性支出”的预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持续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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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高师,雷明国. 2003. 求解中国消费之谜:熊彼特可能是对的[J]. 管理世界(3):17-22.

夏兴园,洪正华. 200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研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80-121.

余永定,李军. 2000. 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J]. 中国社会科学(1):12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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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EY M J. 1997. National income and price level [M]. [S.l]:McGraw-Hill: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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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for People′s Livelihood:

From the View of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Residents in China

HONG Yuan XIAO Haixiang

( Accounting College,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79)

(责任编辑 刘志炜)

结婚支出范文第2篇

一、业务概述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支出包括营业成本和营业费用两个方面。

营业成本：含利息支出、金融企业往来支出、手续费支出、汇兑损失、其他业务支出等 营业费用：指农信社在业务经营及管理工作中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人事费用、业务费用、固定资产折旧等。

二、检查重点

1、检查各项营业成本与费用是否经过有效审批，审批手续是否齐备，审批内容与支出内容是否一致。

2、检查各项营业成本与费用的开支范围，是否存在将与经营无关的支出挤入营业成本与费用核算的现象。

3、检查利率的使用是否正确，讨付利息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计算是否正确，是否存在随意调整利率，多付或少付并调节利润的现象。

4、检查各项营业费用的开支标准是否符合规定，计算是否正确，是否存在随意调整开支标准，并调节利润的现象。

5、检查已入账的营业成本与费用是否真实发生，是否存在虚列支出、隐匿、截留、转移资金并私设小金库的现象。

6、检查各项营业成本与费用是否属于本期开支，有无将非本期负担的成本与费用挤入本期核算的现象。

三、主要检查方法

(一)内部控制情况的检查方法

1、检查计划、预算控制。一是检查农信社是否建立、健全了支出的计划、预算控制制度，控制制度是合科学合理;二是检查是否将有关计划、预算分解下达到各各能部门和分支机构，控制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2、检查授权审批控制。一是检查农信社是否设置了各级支出审批权限，其权限设置是否合理科学;二是检查审批权限是否得到有效执行。在掌握其审批权限的设置后，检查人员应根据具体情况，随机抽取部分支出凭证，检查有关支出是否经过有权审批，审批程序是否合规，有无未审批而列支的现象。

3、检查不相容岗位分离情况。随机抽取部分支出凭证，检查农信社是否对不相容岗位实行了分离控制。如果农信社因机构规模及人员限制等原因，未对不相容岗位实行分社控制，检查人员应注意检查是否设置了补偿性控制措施，如岗位轮换、定期或不定期检查等，并检查其执行效果。

4、检查分析控制。检查农信社是否进行了成本费用分析，是否根据分析结果，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成本费用;另一方面，应通过对成本费用分析控制程序的检查，分析成本费用的增减变动趋势，找出异常波动的情况，以确定检查的重点、范围和

(二)利息支出管理的检查方法

1、财务核对。获取或编制利息支出明细表，复核其加计数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明细账及相关财务会计报表的余额核对是否相符。

2、进行分析性复核。主要采用分析性复核工具，从总体上确定利息支出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3、检查利息支出的确认和计量。

4、检查利息支出的入账情况。

(三)金融机构往来支出、手续费支出情况的检查方法同上。

(四)营业费用的检查方法

1、财务核对。获取或编制营业费用支出明细表，复核其加计数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明细账及相关财务会计报表的余额核对是否相符。

2、检查营业费用列支标准控制情况。重点检查费用开支是否超标准、超范围随意列支营业费用等现象。

3、检查营业费用核算凭证合规情况。重点检查费用列支凭证是否真实、合法有效，“三签”手续是否到位，记账凭证金额与原始发票金额是否相符。

4、检查营业费用核算审批情况。重点检查费用开支总额有是否超计划、超控制标准，需要报批费用是否严格履行报批手续，是否先经有权人审批后列账。

结婚支出范文第3篇

则

为加强各项费用的管理与控制，根据 “厉行节约、合理安排、从严控制、 超支处罚”的原则，达到提高工作效率，规范经营活动，理顺业务关系的目的，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章

基本规定

第一条

费用支出的审批权限分三类：

1、审核：指管理部门及主管领导对该项开支的合理性提出初步意见。

2、审批：指有关领导经参考“审核”的意见后进行批准，个别重大事项，还需经总经理办公会议讨论通过。

3、复核：指财务部对拟支付款项审查是否符合受理相关制度或数字计算的正确、票据的合规性。

4、批准：指最终决策人依据上述部门的意见对是否支付款项的意见。

第二条: 费用支出审批权限的审批顺序：先下级，后上级;先定性审批，后定量核准;先经业务、行政有关部门，后报财务部门。若遇有关审核人员出差在外，可由其授权人代核、代批，但事后必须请有关人员追认补签。

第三条:

费用支出各级权签人员包括：经办人、部门主管、总经理。各级权签人员须对自己的签章承担责任。审批基本流程为：

经办人申请→部门主管审核→财务部复核→总经理批准。

所发生业务超出本规定所述事项的，经总经理同意后，在本规定中加以补充。 第四条: 各费用支出审批事项应遵循事前请示、请款办理、事后核销的办事流程;如遇特殊事项无法遵循上述程序的，可先与各级权签人员口头沟通征得同意后办理，但须立即补办上述程序。 财务部门遵循“及时报账、前账不清、后账不借”的借款管理原则。

第五条：对外部单位或个人付款时，优先采用电汇、汇票、支票等结算方式，尽量避免采取现金方式与外部单位(个人)结算，经办人须提供收款人(本人或本单位)的名称、账号等基本信息。若为外单位(个人)上门领款的，须提供领款人身份证明;委托他人领款的，须提供授权书原件、授权人与被授权人身份证明原件等资料。如确需以现金形式对外支付的，必须经总经理批准。

第二章

借款审批

第一条：因私借款

1、因私借款(限额500元，仅限试用期员工，用于解决生活费)：

2、福利性借款(不高于本人一个月工资，员工在职期间遭遇重大意外伤害、严重疾病等突发情况时可申请)

3、审批流程：申请人填写《借款单》→部门主管审核→财务部复核→总经理批准→付款。

上述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一个月。

第二条：因公借款

1、购买物品，需先填写采购申请单，办公用品由各部门在费用定额内按月填报计划，行政部汇总后统一在月底编制月度采购计划。

2、各部门办理大额付(借)款，至少提前一天通知财务部;经办业务支付现金低于200元的，不予办理借款。

3、审批流程：申请人→部门主管审核→财务部复核→总经理批准→付款

超过规定限额的借款，遵循上述签批流程基础上，须提供经总经理审批的请示报告。

公务借款限额：

第三条： 预付款审批

1、因承办某些专项业务，需要预先全部或部分支付款项而形成预付款。申请预付款支付时，填写“付款申请单”并附上对方提供的增值税发票、相关合同、协议，以及经部门主管、总经理审批的预付款报告。

2、审批流程：经办人→部门主管审核→财务部复核→总经理批准→付款

第三章

借款、预付款核销

第一条：

因私借款

借款人到财务部直接还款核销;到期未还的，由财务部直接从借款人工资中扣款核销。

第二条： 因公借款

1、所有借款须在业务结束后一周内报销，否则从当月工资中扣除。差旅费借款报销标准执行公司《差旅费报销规定》。

2、报销时本着“谁借款、谁报销”的原则，个人垫支、零星采购等办公费用报销，由报销人将报销需要的单据，粘贴整齐后报销。员工垫支情况下遵循此报销流程 ，为了加强报销管理，当月帐，当月了，25日以后帐最迟不得超过下月15 日。

3、总经理签字审核办理时间为每周周五;财务部每月15号，30号办理差旅费、办公费用的报销;费用报销对外结帐 时间：每月26号;

4、审批流程：经办人→部门主管审核→财务部复核→总经理批准→核销

第二条：预付款

(一)、预付款报账核销流程

1、对预付款遵循“谁经办，谁跟踪，谁负责”原则管理，经办人应按规定完成签批手续后方可支款，若在付款前没有取得对方开具的发票付款的情况下，经办业务结束后一周内应取得发票并填写报销单到财务部办理核销手续，财务部每月对预付款核销情况进行清理。经办人未按时取得发票核销预付款，经财务部催促仍无效果的，财务部给经办人下发通知，将该笔预付款转为个人借款，按照本制度规定的处罚办法进行处罚。核销时须注明原借款时间、金额、核销金额及节余(超支)金额。对于未超支的预付款，财务部凭经办人填写的报销单和缴回余款收据即可核销;金额超支或超出原定用途的，报销时需注明变更理由。

2、审批流程：经办人→部门主管审核→财务部复核→总经理批准→财务部核销。

(二)、预付款坏账损失的责任追究

当预付款产生坏账时，付款经办人负直接责任，除转为个人借款外，对审批付款的部门主管处坏账损失金额5%罚款。

第三条

财务付款单据审核

结婚支出范文第4篇

现代政府应该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我国近年来也大力推进服务性政府的建设。公共安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公共产品，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是服务性政府必须具有的一项基本职能。从政府的经济责任来看，政府在公共危机中承担大量的经济责任，包括预防、治理和救助支出。作为现代政府唯一合法来源的公共财政在应对公共危机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财政能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时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

财政学的基本原理表明：民间部门、慈善机构等组织采取一定程度内的集体行为，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种行为是值得称道的，但却有限度的，政府主体之所以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由于它能够凭借其企业的投资有带动作用，其投资到预防和控制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方面的资金必然也会带动私人或者企业跟进，由此带来的效应也会分担其公共事件发生后带来的治理成本，而各级政府用于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或是发行政府债券，这其中，我国明显以政府的财政支出为主。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可看出，公共危机与政府的财政支出有着紧密的联系，公共危机的发生到结束都与财政支出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我国公共危机的财政支出评价

1、支出状况评价。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每年大幅度增加，但是各级政府用于预防应对公共事件和公共危机的预备费用所占本级政府预算支出比例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增长，中央政府在2002—2006年这5年间所提取的预备费所占中央政府本级预算支出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与中央政府的预备费提取相比，地方政府(主要指省一级)在预备费的提取上存在着更多问题。一是有的省份在预算草案中根本没有将预备费用单独列支，二是有的省份即使是单独列支，其提取数额和比例也不容乐观。以山东和四川为例，2006年山东省省级预算支出为278.69

亿元，提取预备费为2.4

亿元，仅占本级预算支出的0.86%;同一时期的四川，本级预算支出为225.53

亿元，提取的预备费为2.5亿元，占本级预算支出的1.1%。

这说明我国各级政府对于公共危机的预防和控制重视不够，往往重视危机的事后处理，而忽视了公共危机的事前准备和预防，很多危机在开始之初情况并不严重，甚至谈不上是危机，但由于一些政府决策者的错误估计或者错误选择，使得本不应该发生成公共危机的事件愈演愈烈，最终对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造成重大的损害，这其中与各级政府对于自然灾害、重大卫生事件等公共危机的事前财政准备不足有很大关系。

2、到位及使用状况评价。政府的公共财政是抗击公共危机最后的财力保障，公共危机中的资金管理，应该做到防治资金的及时到位，对支出资金进行有效管理。

(1)财政资金的是否到位直接关系到应付公共危机的成效。第一，影响了居民的个人行为。公共危机的事后处理成本是巨大的，信息的流通性以及财政资金的到位状况对于居民的选择至关重要，在2003年的非典中，我们就受到这方面的教训，由于个别地方政府对治疗sars资金支出的到位状况不理想，使得一些非典病人或是疑似病人逃出医院去寻求治疗，非典疫情进一步扩散，导致更大的事后处理成本。第二，影响了医院的行为。仍以非典为例，非典肆虐期间，由于政府的资金迟迟不到位，医院成了潜在的埋单者，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因此有个别医院出现了不积极接收病人的现象。这些都影响了防治sars的效果。财政资金的不及时到位，一方面说明了政府部门对危机的反应迟缓，另一方面也跟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有关。如作为疫区的太原市在防治sars过程中政府支出6034

万元，而本级政府在2003

年的预备费仅为2000万元，经过转移支付、捐赠等途径筹集资金，尚有1155万元的缺口，县级以下的财政更是靠财政吃饭，无力承担巨额的防治资金。但在中央安排的20

亿sars防治基金中，向中西部的24

个省份各预拨了1000万元，这种平均分配方式的有效性肯定存在不足。

(2)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非典的教训使得举国上下开始重视对公共危机的治理，各级政府也开始编制应急预案，成立专项资金来预防和处理公共危机。但无论是非典还是之后的一些公共危机，我们不得不承认，各级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还有待提高。首先，很多应急预案容易受到人为的打断，很多特事特办影响了应急预案的运行效率。其次，很多专项资金由于没有或者缺乏有效的监管，使得个别人员挥霍了本该用于救急的资金或在一些方面过度支出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提高我国应对公共危机财政能力的建议

1、各级政府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预算制度。《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案》)中明确提出，要保障所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准备和救济工作资金。因此，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在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机构体系和对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整合及机构调整的基础上，把应急管理部门工作正常运转所需的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体系之中，并建立相应的财政应对公共危机管理预算，可按照项目支出滚动管理的要求，每年编制、滚动修改。既能保证支出项目的连续性和之间的衔接，又要偏重于可能的公共危机状态下的安排。针对目前有的省份没有将预备费在预算中单独列支的现象，要进一步强化预备费预算约束力度，发挥预算资金管理的应有作用。

2、加大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投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当前我国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能力面临着投入不足、财政保障水平偏低等问题。目前，随着我国财力不断增强，有必要也有可能加大这方面的财政投入。以预备费为例，预备费是预算规模按比例提供的一部分资金，主要用于难以预料、预算执行中需要安排的支出事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投入比例偏低，预备费并没有发挥在应对公共危机过程中应有财力支撑的作用。笔者建议，各级政府应该按照《预算法》规定的上限(

3%

)足额提取预备费，并扩大预备费来源，如预算盈余、超收收入等，只要程序合法，均可提取适当的预备费。防灾胜于救灾，如果能最大限度的防止公共危机的发生，必然能够降低因为公共危机发生之后的重大损失。

3、加强各级别政府与各地方政府的协调。按照属地进行危机管理的做法是世界上比较流行也比较有效的分工做法，但由于一些公共危机如瘟疫具有传导性和流动性，因此在属地管理的基础上还要多加强各地政府的协调，处于危机始发地周围的其他地方政府不仅要积极预防危机的进入，同时还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始发地政府进行帮助。中央政府也应该协调各地的关系，帮助地方政府尽快走出公共危机。

结婚支出范文第5篇

摘要：运用DEA方法，在建立合理的投入产出指标的基础上，对我国沿海十省市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领域的财政支出相对效率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除北京以外的各地区均没有达到效率最优状态，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研究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可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好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关键词：DEA方法；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也为我国的公共财政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学术界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而对实现公平过程中的效率问题则关注较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的绩效状况也会严重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本文在分析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重要性的基础上，运用DEA评价方法对财政支出效率进行评价，以期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好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当今社会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各级政府也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国学者在如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进行了广泛地研究和探索。由于该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因而目前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尚停留在理论层面，部分学者也从实践上进行了一些实证分析，归纳起来目前针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关概念的界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评估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选择与实现路径研究等问题上。陈昌盛（2007）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应是指纯公共服务，因此不能笼统地讲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社会保障等是基本公共服务，只能提其中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科学研究、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社会救济等，属于基本公共服务。[1]在具体的实践研究中，我国学者着重于从区域不均等、城乡不均等、群体不均等方面建立均等化的评估体系以及评价方法。项继权（2008）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及公共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状况及中长期发展作出评估。[2]在政策选择与实现路径方面，原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认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健全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这四方面着手。[3]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与实践始于20世纪初，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与探索，西方发达国家已形成了完善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设计、评价方法研究与实证分析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运用非参数的DEA方法对政府绩效进行评价成为近几年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阿方索和费南德斯（2008）运用非参数方法以地方政府作为研究对象，评价了葡萄牙各地方政府效率。[4]国内学者也作了一定的研究与探索。刘振亚等人（2009）研究了如何构建适应于DEA方法的合理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运用DEA方法对地方财政支出效率进行评价。[5]朱玉春等（2010）利用DEA方法对全国28个省的农村公共服务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测算了农村公共服务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对其变异系数进行了估算。[6]陈诗一、张军则运用DEA方法和Tobit回归模型分析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7]韩海彬等（2010）将AHP与DEA相结合，充分考虑定性与定量因素研究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效率。[8]

根据以上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近年来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的归纳与总结，可以看出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针对效率性研究较为不足，而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领域如何体现公平性的研究也很缺乏，正是基于目前研究上的缺憾，笔者试图将公平与效率同时并举，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探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主要采用DEA非参数方法对我国沿海各省的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相对效率进行评价，以提高财政自给的使用效率，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

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概述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是由美国学者Farrell创立并由Charnes等人推广开来。我国学者段永瑞概括指出，数据包络分析（DEA）是一种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以数学规划为主要工具，以优化为主要方法，根据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数据对相同类型的单位进行相对有效性或效益评价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9]

DEA分析方法将一个经济系统或一个生产过程看作是一个实体（一个单元）在一定可能的范围内，通过投入一定数量的生产要素并产出一定数量的“产品”的活动，这样的实体（单元）被称为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DMU）。具有相同目标和任务，相同的外部环境，相同的输入和输出指标的同类型DMU可以构成一个DMU集合，若某个DMU在一项经济（生产）活动中的投入向量X=（X1，…，Xi，…，Xm）T表示第i种投入；产出（输出）向量Y=（Y1，…，Yr，…，Ys），Yr表示第r种产出（输出），（Xj，Yj）对应第j个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向量，（X0，Y0）对应被评价决策单元的相应指标，于是可以用（X，Y）表示这个DMU的整个生产活动，n个DMU的投入集就可以构成一个n×m阶的投入矩阵，其产出集可以构成一个n×1阶产出矩阵。

DEA方法的最基本模型为CCR模型，它是1978年著名的运筹学家Charnes，Cooper，Rhode提出的，假定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研究DMU的技术效率。而后CCR模型发展为假定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将综合效率分为两部分：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三、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将主要研究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这三项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效率，因本文是立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角度来研究的，因此本文将侧重于研究如何从以上三项基本公共服务中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在遵循3E原则（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的基础上，指标选取充分考虑了公平性原则，以体现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因此，在遵循以上原则的基础上，笔者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选择了一些符合我国实际的投入产出指标，在考虑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的同时，力图科学全面地评价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相对效率。其中在指标选取时将引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系数指标，此概念是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税根教授首次提出，该均等化系数可以测度城乡间、区域间和群体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在考察城乡间的均等化程度时，用农村数据比上城市数据即可得出单个指标的均等化系数。

本文从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三个方面分别选取了投入产出指标。

在义务教育方面，把城乡义务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X1）、城乡义务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X2）、城乡国家财政性义务教育经费占总义务教育经费的比重（X3）为投入指标，产出指标有学龄儿童入学率（Y1）、初中毕业升学率（Y2）、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率（Y3）、生师比（Y4）、城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比例（Y5）。

在医疗卫生方面，投入指标有：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W1）、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W2）、农村医疗救助支出（W3），产出指标有：平均每千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S1）、设卫生室村数占行政村数的比重（S2）、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S3）、农村已改水受益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S4）。

在社会保障方面，投入指标有：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H1）、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H2）、城乡低保资金支出（H3）、农村社会救济支出（H4），新农合参合人数（B1）、农村五保供养人数（B2）、农村社会救济人数（B3）。在表1、表2、表3中分别列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始数据。

为了消除上述各项初始指标不同单位的影响，对表1、表2、表3中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列出各项数据标准化后的数值。

四、评价结果及分析

根据各项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运用DEAP2.1分析软件，对沿海10省市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三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相对效率进行测算，分别得到三个方面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将三个方面的综合效率值汇总得到沿海各省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总效率值并进行排序，得到表4。

由表4对沿海10省市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综合分析结果，从整体上来看，北京在10省市中的综合效率排在第1位，并且其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都达到了DEA有效；山东省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都是DEA有效的，而在义务教育方面既没有达到技术有效也不是规模有效，这说明其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并且规模收益递减；辽宁省综合效率排在第3位，主要是由于其社会保障没有达到DEA有效，存在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规模收益递增，可适当加大社会保障财政投入；接下来的福建省、江苏省与前面的山东省情况类似，都是义务教育没有达到DEA有效；广东省排在第6位，只在社会保障方面达到了DEA有效，义务教育方面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都没有达到最佳状态，医疗卫生方面主要是没有进入规模合理阶段，处于规模递减阶段；河北省与广东省情况类似，义务教育存在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并且处于规模递增阶段，医疗卫生达到了技术有效，但处于规模递减阶段；浙江省在三个方面都没有达到最佳状态；而经济发达的天津市与上海市却排在最后两位，其主要原因就是社会保障投入明显不足，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因此应加大对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力度。

将上述除北京市以外的9省市的非DEA有效单元根据相应的DEA有效单元进行投影，即可得到效率非最佳的9省市的调整值，即可以实现相对有效。鉴于本文篇幅有限，不在此进行详细研究。

本文在回顾国内外有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相关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选取相应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DEA方法对我国10省市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三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相对效率进行评价，以期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更好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1］陈昌盛，蔡跃洲.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项继权，袁方成.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投入与需求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2008，（3）.

［3］金人庆.完善公共财政制度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J］.求是，2006，（22）.

［4］A.Afonso， S.Fernandes. Assessing and Explain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J］.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8，（5）.

［5］刘振亚，唐滔，杨武.省级财政支出效率的DEA评价［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7）.

［6］朱玉春，唐娟莉，刘春梅.基于DEA方法的中国农村公共服务效率评价［J］.软科学，2010，（3）:37-43.

［7］陈诗一，张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1978—2005［J］.中国社会科学，2008，（4）.

［8］韩海彬，李全生.基于AHP/DEA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效率评价研究［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0，（2）.

［9］段永瑞.数据包络分析（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关 华

责任校对：李金霞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 in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s-based on DEA

Yan Lisha

Key words: DEA; basic public services; financial expenditur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结婚支出范文第6篇

摘要:从规模、结构与效率三个方面对我国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状况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的农业财政支出的绝度规模总体上要大于西部地区,增长稳定性也好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要低于西部地区,但其财政支农力度要略大于西部地区;2003年以前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农业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和效率都不如东部, 但2003年以后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支农资金的效率超过了东部地区。

关键词:东西部;地方政府;农业财政支出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不断增大,2008年我国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财政决算支出的比重已达到78.7%,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农表现将决定着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的整体状况,因此,分析与研究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农行为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专门研究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方面的文献并不多,笔者将从规模、结构以及效益三个方面来对我国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状况进行一个比较研究。①

一、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的规模与结构

(一)东西部地方政府财政支农绝对规模比较

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绝对规模就是一定财政年度内地方政府通过预算安排的对农业的投入总额。由表1可知,近10年我国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的农业财政支出总额基本上都是大于西部地区的(2004年除外),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相对要强一些。虽然两大地区的农业财政支出总额总体上都是呈增长态势的,但东部地区增长率相对比较平稳,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农业财政支出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如2004年西部地区增幅达95%,而2003年、2005年却出现了负增长。人均农业财政支出的状况也比较相似。东部地区人均农业财政支出水平总总体上看是要高于西部地区的,并且在稳定增长,而西部地区人均农业财政支出有一些年份是下降的,也有一些年份比东部还高,如2004年,可见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在农业投入的安排上随意性较强,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

(二)东西部地方政府农业财政支出相对规模比较

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的绝对规模要受到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以及农业在当地经济中相对地位的影响,因此除了绝对规模以外,笔者还要对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农业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进行比较。农业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通常可用农业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农业财政支出份额与农业GDP份额之比这两个指标来衡量。②

从农业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看,西部地区一直要高于东部地区3个百分点左右,并且两个地区的这一比值总体上都呈下降态势,但西部地区的这一比值在进几年年出现了较大波动,如2003年突然跌至6.9%,2004年又猛然增加到11.4%,2005年又跌至8.85%,这进一步证实了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随意性较大。

就农业财政支出份额与农业GDP份额之比这一指标来看,东部地区却是大多数年份都要略高于西部地区的,这一比值在两个地区总体上都呈增长态势,不过目前这一比值依然比较小,2006年两个地区平均水平都还低于0.4,而根据朱刚(1998)的研究,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时这一比值都已超过0.6,可见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农力度还是比较低的。

(三)东西部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结构比较

农业财政支出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财政支农资金安排的合理性。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这里主要就东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农资金中的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及其占比作一个考察。由于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中有较大一部分是用于农业事业单位人员机构的办公经费,这些属于非生产性支出,因此一般认为政府财政支农资金中用于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数量越大、比重越高,则农业财政支出的结构越不合理。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2003年以前东西部地区农业财政支出中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数额及其所占比重都是不断上升的,并且其在西部地区的占比一直要高于东部地区,如2002年东部地区这一占比达到47.08%,而在西部地区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1.67%,说明2003年以前西部地区的农业财政支出结构比东部更加不合理。2003年以后东西部地区农业财政支出中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绝度数额及其所占比重都大大降低,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2003年以后农业财政支出项目统计口径的有所调整,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统计口径变窄,不过就东西部比较而言,西部地区不管是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绝度数额还是其占比都是一直低于东部的,如2006年东部地区农业财政支出中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占比为23%左右,而西部地区为13%左右,可见2003年以后西部地区农业财政支出结构看上去要比东部合理一点。

二、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效率的比较

政府财政向农业投入资金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对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农业财政支出的效益进行分析比较就是要看其支农资金配置运用的效果有何区别。下面笔者以东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被解释变量,以东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财政支农支出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依据回归参数的大小就大体上可以看出东西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率情况。

为了消除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笔者对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使用的是1997年可比价数据,财政支农支出数据也用各地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相应的平减,并对有关变量取了自然对数,因此估计的回归系数可看作是财政支农资金的产出弹性。由于在前面的分析中笔者发现,2003年以前东部地区的农业财政支出结构要比西部合理一些,而2003年以后西部地区农业财政支出结构看上去要比东部合理一点,所以笔者在估计了1997-2006年东西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产出弹性后,又分别估计了2003年前后两个时段的东西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产出弹性。依据Hausman检验值,所有模型都是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模型的估计方法采用的都是PCSE(Panel Corrected Standard Errors,面板校正标准误)方法,Beck和Katz(1995)引入的PCSE估计方法是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的一个创新,可以有效地处理复杂的面板误差结构,如同步相关,异方差,序列相关等问题。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财政支农资金不管是在东部还是西部都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比较来看,就1997-2006年整个时间段来说,东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产出弹性要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产出弹性达到0.32左右,而在西部地区这一产出弹性为0.28左右,因此就整个时间段来说,东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率要高于西部地区。就两个不同的时间段来看,1997-2002年东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产出弹性为0.39左右,西部地区仅为0.20,这一时期西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率比东部地区差,不过2003-2006年这一时段情况发生了变化,西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产出弹性大大提高,达到0.97左右,而东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产出弹性却有所降低,仅为0.20左右,可见2003年以后东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果很不理想,资金效率水平已落在了西部地区之后。以上结果显示,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率与其结构之间有一定关联,2003年以前东部地区的农业财政支出结构要比西部合理一些,其资金效率水平也是高于西部地区的,而2003年以后西部地区农业财政支出结构变得要比东部合理一点,其支农资金的效率水平也升到了东部之上。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笔者从规模、结构与效率三个方面对我国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其一,从农业财政支出绝对规模来看,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的农业财政支出总额基本上都是大于西部地区的,增长相对比较平稳,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农业财政支出具有较大的波动性,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在农业投入的安排上随意性较强;其二,从农业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来看,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要高于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农业财政支出份额与农业GDP份额之比这一指标值总体上要略高于西部地区,即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农力度是要略大于西部的,不过与合理值比较起来,目前两大地区财政支农的力度依然都是偏低的;其三,从财政支农资金结构来看,2003年以前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资金中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占比高于东部,其农业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不如东部,而2003年以后的情况正好相反;其四,与财政支农资金结构的情况相似,2003年以前西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率不如东部地区,而2003以后西部地区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率要高于东部地区。

在分权型财政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农表现对整个国家财政支农的状况有重要影响,而目前我国地方财政支农力度偏低、结构不尽合理、效率不高。今后必须要依靠有关法律规章的完善来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的支农职责,将农业与农村的发展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量化”为若干项指标纳入地方官员考核评价体系,并赋予这些指标较高的权重,建立起一种能真正调动地方政府支农积极性的机制,不断扩大支农支出规模,否则,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以及升迁的需要,地方政府官员在财政支出的安排上往往会偏向能带来GDP较快增长的部门和产业,对农业这一正外部性较强、生产周期长但附加值却较低的产业进行投资的积极性不会高。此外,为了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与提升支农资金效率,还需要改变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支农资金使用决策机制,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资金使用决策机制,以解决农业与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需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并通过逐步加强对财政支农资金的审计与监管来减少支农资金的跑冒滴漏问题。

注释:

①本文中东西部区域的划分是按照目前学术界比较常用的方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广西、新疆、陕西、内蒙古12个省区市。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主要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文中有关数据均是根据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②农业财政支出份额=农业财政支出总额 / 地方财政总支出;农业GDP份额=农业GDP/GDP。

参考文献:

[1]朱钢.我国财政支农规模问题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1998,(10).

[2]威廉·H·格林.计量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周黎安,李宏彬,陈烨.相对绩效考核:关于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一项经验研究[J].经济学报,2005,(1).

责任编辑:张增强

责任校对:王岩云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bout Loc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e

betwee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

Fang Hong

(Research Center of the Macro-economy, Southwest Finance University, Chengdu 610074, China)

Key words: eastern region and western region;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s on agri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