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社会组织; 社会管理; 社会服务
Study on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Management and Services
ZHAO Yuan-yuan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of Nantong, Nantong 226007, China)
Key words: social organizations; social management; social service
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弥补政府和企业不足方面有着独特的功能和巨大的作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作用，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并要求“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會组织，支持、引导其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这就明确了未来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社会组织发展的重点和方向，即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然而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作用是一个新的课题。
一、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之认识
正确认识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关系以及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研究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前提和基础。
(一)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
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关系密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必要的社会管理是维系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认同、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必要手段。而通过加强社会服务可以从源头上减少不少社会矛盾，减轻社会管理的压力，它可以看作是社会管理职能的前移。邓小平曾说过“领导就是服务”，管理本身也应该是服务。两者共同统一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将社会服务融入社会管理，寓社会管理于社会服务中，采取服务与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加强社会管理，努力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乃当务之急。
(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是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到亚当·斯密《国富论》的问世，自由主义盛行，市场的作用得到充分的肯定。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失灵，催生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全能政府的麻烦不断出现，人们开始发现政府也会失灵。政府并不能完全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第一，政府难以满足每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第二，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存在着浪费和低效率问题。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有限政府重提，与自由主义不同的是，在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元社会”思想下，这次强调的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应该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即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指的是“社会由国际性的资质、一个国家的政府组织、企业组织、政府与企业外的社会组织以及公民共同管理”。[1] 沿着这一轨迹，社会组织的作用日益显现。尤其在迫切需要通过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的当下，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显得尤为必要。
(三)理性看待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也会“失灵”
同市场和政府会失灵一样，社会组织也会“失灵”。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现实基础上。自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提出社会建设的概念，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管理的作用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发展社会组织被认为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论和研究井喷式出现。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国外公民社会和社会组织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情况。无疑这些是我国加快社会建设步伐的重要参考，但我国与西方的国情毕竟不同，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出现的问题和深层次原因也有很大差异。因此盲目推崇和发展社会组织，同样会陷入“社会组织万能论”的陷阱中。事实上社会组织在公平和效率上同样会出现失灵情况。因为社会组织往往代表的是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利益，在维护一部分群体利益的同时很难做到社会的总体公平。同时由于社会组织的非赢利性，在资源配置的效率上往往很难与市场的作用相媲美。因此要理性看待社会组织的作用，一方面要看到发展社会组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解决当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很大作用，要培育和扶植社会组织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社会组织的发展必须立足现实，尤其是中国国情和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要依法发展和管理社会组织。最关键的是要扬长避短，尤其不能让对国家、社会和人民不利的组织成长和繁殖。
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之典型做法
(二)社会支持欠缺
社会组织可以理解为各种非政府和非企业的公民组织。其来源于公民，服务于公民，应该具有很坚实的群众基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社会组织的社会支持严重欠缺。信任是支持的基础，在诚信行业榜上，中介服务业继去年被评为公众心中诚信形象最差的行业之后，今年仍旧无法摆脱负面形象，依然在“诚信形象不佳的五个行业”中名列榜首，位列其次的分别是食品行业、广告行业、房地产行业和保健品行业。[8]应该说出现这一问题原因很多，可以从内外因两个方面考虑。首先无论是旧社会还是新社会中国的老百姓最信任和依赖的是政府。即使是今天，尽管政府承担的社会方方面面的质疑与批评越来越多，无可否认的是老百姓平日里最信任，危急关头最依赖的依然是政府。而对于其他组织则持保留态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越具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却越容易得到社会的信任，这可谓外因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是内因，社会组织自身发展不成熟是其社会支持欠缺的关键原因。这可以从我国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得到证实。据统计，在由重大事件和巨大灾害直接引发了慈善捐赠“井喷”的2008年，全国接收各类捐赠款物总额达1070.49亿元，比2007年增长了246%，[9]占GDP总量的0.356%。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却仍存在相当的差距：2004年美国仅各类慈善机构获得的慈善捐赠总额相当于GDP的2.17%，英国为0.88%，加拿大为0.77%。[10]
(三)法律土壤贫瘠
发展社会组织并让其参与到社会管理和服务中去，完善的法律法规是前置条件。到目前为止，关于我国社会组织的相关法律法规还相当不完善。与之相关的只有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另外就是民政部出台的《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 《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救灾捐赠管理办法》和民政部与其他部门联合下发的规范性文件等。这些法规条例本身的立法层次不高，在操作层面的权威性不足，并且它们之间的协调性不够，存在一定的冲突。从法律框架角度来看，缺乏一部一般性的法律(如《社会组织法》《社会组织促进法》)，对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主体资格、经费来源、行为规范、财产情况、税收优待、责任与监管方面进行统一规定。以社会组织的登记为例，当前普遍实行的仍然是“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和“登记管理机关批准”的双重管理体制。这并不利于鼓励社会组织发展，相反使得很多社会组织游离于“合法组织”之外。同时目前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侧重点仍旧是对于社会组织的登记把关和日常行为监管，对于社会组织的相关扶持政策，如税收优惠减免，购买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等内容，明显涉及不够。而这些正是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核心内容。可以看出关于社会组织的法律土壤相当贫瘠，这样的土壤里社会组织很难健康茁壮成长，更不要说引导其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了。
(四)社会组织自身问题重重
如果说政府扶持不力、社会支持欠缺和法律土壤贫瘠是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外因，那么社会组织自身出现的问题则是最为关键的内因。从社会发展规律到国外很多社会组织挑大梁的实践都告诉我们作为公民社会的载体，社会组织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我国当前社会组织自身问题重重，并引发了社会支持的严重欠缺。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1. 目标定位有偏差。社会组织的最根本目标就是服务社会，服务本组织成员。然而现实中很多社会组织却漠视组织成员的利益，有些地方爆出的消费者协会以删除“黑名单”“不予曝光”等为条件打电话给企业索要“会费”就是最好例证。这种不以保护服务对象利益为目标的社会组织并不少见。数据显示，在辽宁省社会组织的决策过程中，社会组织以政府的需求为决策依据的占34%，以决策者意愿为决策依据的占16%，而从社会组织服务对象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决策只占有34%。[11]这些连目标定位都有问题的社会组组织，不仅不能承担起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责任，甚至还会给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拖社会建设的后腿。
2. 自主性不强。社会组织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社会性，也就是说其资源的来源、提供的服务等都应该具备社会属性。事实上，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主要表现为二：一个是社会组织替代行政，大量的社会组织由政府推动成立，负责人由行政单位领导兼任，承担很多行政职能，诸如“合二为一式”“上下级式”的政府与社会组织模式大量存在;第二个是社会组织在资金来源上高度依赖政府拨款或付费，会费、社会捐款与服务收费所占比例甚少。这与国外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结构有很大区别。
3. 管理混乱。很多社会组织自身管理非常不健全，诸如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财务管理混乱、决策不民主、人力资源管理不力等现象非常普遍。2011年7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是在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管理方面迈出的第一大步，信息平台一經运行就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可见社会组织管理混乱问题解决还有待时日。
4. 人才缺乏。21世纪最缺的是人才，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人才缺乏问题却相当严重，特别是专业的社会工作人员更为紧缺。对我国社会组织成员情况的相关调查反映出我国社会组织普遍存在员工素质偏低、专业人员比重小、结构不尽合理等现象，这表明当前我国社会组织非常缺乏有能力的管理人才和高素质的专业人才。[12]
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之路径选择
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而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作用是必由之路。如何通过多方面的途径有力地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关键。
(一)切实改变认识
1. 要认识到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型双轨交织时期，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诸如四大差距放大、民生问题突出，社会诚信缺失、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矛盾凸显、群体性事件不断等。依靠“发展中的问题发展解决”的经济手段已难以奏效，当前迫切需要加强社会建设，尤其是要通过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形成二者合力来解决新时期遇到的新挑战。
2. 要认识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是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必由之路。美国经济学家威斯伯德在上世纪80年代就通过论证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局限性，从功能上证明了社会组织存在的必要性。从治理与善治的视角来看也应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主体性作用，促进社会建设的多元治理和合作治理。由政府承担所有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几乎不可能。而社会组织具备反映群众呼声、规范群体行为、提供社会服务的功能。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一方面能够减少政府自身压力，让政府腾出手来做更多企业和社会组织不愿做、做不了的事情，如政府可以不直接向孤寡老人提供具体服务，而由社会养老服务机构提供，政府只要做好政策和资金支持工作。
(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要“政府负责”。对照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四大职能，社会管理和服务是政府履行职能的必然要求。政府应该如何履行这一职能呢?关键在于转变职能。
1. 强化组织管理职能。社会管理和服务内容庞杂，具体地做好每一项工作难以尽善尽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关键在于做好统筹规划、制度设计、规则制定以及监督管理。如建立健全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对于社会组织，政府要做的主要是：(1)制定政策，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2)做好监管，保障社会组织的发展在法治的前提下健康运行。
2. 弱化甚至退出微观参与职能。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需要“社会协同”，也就是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合，其中各类社会组织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直接相关，应该多发挥其在具体事务中作用，政府则需要作出相应的“退出”。“退出”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与社会组织“划清界限”。重庆市着重实施党政机关与社会组织在利益、人员、办公场所、资产、职能等方面一次性分离，党政机关干部不再兼任社会组织领导职务的“去行政化”改革。广东试行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实行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管理的办法，[13]这些“退出”的做法对于弱化政府干涉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就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3. 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政府转变职能需要社会组织有力地承接。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还不算成熟。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让其快速成长起来，政府职能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转变，否则即使政府“退出”某些职能，但还是会出现没有组织承担的局面。这些扶持主要包括:(1)政策支持。如制定和落实税收优惠减免政策或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我国目前还没有对社会组织设立专门的税收制度)。(2)加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力度，甚至可以将政府购买的服务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使得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常规化、制度化。如南海针对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准备出台政府购买服务相关政策，按照城乡统筹、政府“团购”的要求，编制政府购买服务“年度目录表”，并纳入财政预算和政府采购范围。以此建立社会服务购买机制，从而使公共服务走向社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运作，吸引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投资或捐助。[14](3)政府推动，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器。可以通过机制建设，孵化培育社会组织。深圳就专门建立孵化器，培育社会组织。佛山甚至把街道办改为社会管理处，这是更新的做法。[15]
(三)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
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是发挥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中作用的关键。
1. 要创建高素质的工作团队。社会组织的非政府性和非企业型决定了社会组织既没有来自体制内的誘惑，也很难有企业的“高薪酬、高待遇”，从事社会组织工作更多依赖的是组织成员的仁爱、奉献精神。然而任何一个组织都需要人才对其进行管理。一是高层领导。需要找寻凝聚力强，甚至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作为社会组织的领导者。如国外对前任官员聘任的做法可以借鉴，很多退休并愿意为社会发挥余热的官员可以考虑。二是工作人员。如何吸引有志之士以及更多的专业人士投身到社会事业中来，是社会组织自身建设需破解的难题。
2. 要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到目前为止，我国对社会组织内管理相关规定的法律法规还处于缺位状态，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混乱、自律机制缺乏的现象相当普遍，社会组织的整体公信力不高。应该在法律层面对其内部管理进行规范，强化社会对社会组织的监督。其中对社会组织的评估制度应进一步推进。2007年，民政部从基金会的评估开始了民间组织的评估制度改革试点，取得了一些成效。应该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分类评估制度，并且有效地评估。同时还应借鉴国外比较好的做法，如理事会治理机制。
3. 要加快信息公开制度。社会组织作为公益组织，其大部分资源来自于社会，对社会负责是社会组织理应做到的。要做到真正对社会负责，必须做到接收社会的监督。然而现实中对社会组织的监督途径非常有限。通过加快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一方面能够保障捐赠者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也能够加强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到目前为止有关管理部门只针对基金会行业出台了《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近年多起“捐赠门”事件的出现反映了很多问题，其中社会组织信息公开不力被广为诟病。应该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2011年8月民政部公布《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拟规定慈善组织及政府部门应在捐赠款物拨付后一个月内，向社会披露捐赠款物拨付和使用的详细信息。[16]这一做法值得肯定，应该进一步加快制定，并尽快制定操作性强的实施方案。
(四)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必须在法治的前提下，这就需要以现有的法律法规为基础，完善社会组织的立法，构建完善的社会组织法律体系。
1. 要尽快出台《社会组织法》或《社会组织促进法》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法统筹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国务院于1998年10月25日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两个行政法规已经难以适应现实社会组织发展的需要。
2. 要将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问题纳入相关的法律。在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是将社会组织结构在民法典或专门法中作原则上的规定，而对于一些具体的社会组织，则单列特别法另行规定。[17]
3. 要将对社会组织的监管纳入相关法律法规。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主要包括分类监管和行为控制。其中分类监管是指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需要采取不同的监管政策，而行为控制是指“通过评估、监管等有效机制，密切关注社会组织所开展的各种活动，对其行为过程及其结果加以有效控制”。无论是分类监督还是行为监督，无论是政府的行政监督还是社会监督，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都是前提条件。
(五)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人才是社会组织发展的主体和决定力量。《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以人才培养和岗位开发为基础，以中高级社会工作人才为重点，培养造就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1. 要尽快规范社会组织的人事政策。国家社会组织管理部门与国家人力社会保障部门应总结各地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经验，尽快出台社会组织人事、工资福利、社会保障指导意见，制定适合社会组织特点的人员流动、入户、工资福利、职称评定、档案管理、社工招聘等具体政策措施。
2. 要建立专业的社工制度。这是促进并提升社会组织职业化和专业化不可或缺的制度。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尽快制定社会组织职业任职标准，并启动相应的培训和资格认证。从国外的经验看，中介组织是专家集团，其主要执业人员应该是具有高学历、高智力并具有实践经验的专门人才。美国、日本、德国等都在有关中介组织的法律中明文规定中介人员的任职资格，其中就有受教育程度的规定。在机构组建条例中，也有专业人员所占比例的明确规定。[18]专业社工在上海、深圳等社会组织相对发达的城市发展比较快，有些地方也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应的配套措施。2007年深圳市就出台推进社会工作的“1+7文件”解决了社会工作人才的职业定位和社会角色问题，文件要求把通过国家考试的社会工作人才纳入专业技术人才管理，并就组织参加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等方面做出了规定。[19]这为我国其他地区创新社工制度体系、造就优秀社工队伍提供了经验。
3. 要扩大义工队伍。义工是社会组织进行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要力量。发展义工队伍本身对于弘扬博爱精神、稳定社会秩序大有裨益，其次义工的特点是“助人为乐”，不领取报酬可以减轻社会组织财务压力。然而如何将社会上有意愿和能力的义工凝聚起来形成稳定且不断扩大的队伍，政府需要为保护和培育义工队伍提供更多的政策空间。研究义务服务的西方学者戴维斯认为，政府在义工服务事业发展过程中实际要发挥四个突出作用，即赞助者、决策者、伙伴关系、承认和推进者。1998年，英国发表了政府同义工部门之间的契约《英国政府和义工及社会部门关系的协议》，为政府和义工在以后的关系确立了基本原则和行为依据。政府委托项目给义工组织，合作中实现共赢，最大的收益者将是整个社会。[20]
除此之外，注重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加快社区社工队伍建设对于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也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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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社会组织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关键词：社区社会组织;城市社区;社区建设;社区治理
一、引言
近年来，各地方和有关部门通过实践创新积极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使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及相关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积极推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已成为表达社区需求与居民诉求、提供社区部分公共服务和公益服务、构建多元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载体。社区社会组织的行动成效直接关系社区治理的整体水平，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有利于提高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提升社区服务质量、培育居民的公共意识、开拓社区公共空间。针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复杂性以及社区需求多样化、社区利益分化的现实，要推动社区治理精细化，必须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积极、有效地参与社区治理。随着《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的出台，未来一段时间内，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工作将逐步走上有序的发展轨道，社区社会组织在发现并解决社区问题、改善基层民生、增进社区凝聚力等方面的功效也将受到更广泛的关注。本文以天津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为例，通过观察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实践逻辑和现实困境，探寻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思路及相关实践策略，从而进一步阐释社区社会组织在建设和谐社区、满足居民多元化社区需求、促进“三社联动”等方面的现实价值与社会意义。
二、社区社会组织的界定及相关问题
随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及社会组织培育工作的广泛开展，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功能和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部门重视，社区社会组织的相关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如何从学理层面界定社区社会组织？对此，学界的讨論比较多。康晓强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是指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成员，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化、多样化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发成立并自觉参与，实现公益性或共益性目的的社会组织形态。①陈洪涛、王名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组织或个人在社区范围内单独或联合举办的，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活动，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的社会自发组织。②夏建中等学者认为，社区社会组织主要是指以社区为活动范围，以社区居民为成员或服务对象，以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为目的而成立的各种社团类组织和民办非企业。③概括而言，学者们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内涵已形成基本共识，如其主要成员是社区居民、主要活动范围在社区等。从概念外延的角度看，关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共识还包括社区社会组织是当前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中的重要一员，能够为激发基层社会活力、促进基层社会发展和秩序重建贡献力量等。不过，学者们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定位仍存在不同观点。综合已有研究，本文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是由街道、社区内的居民或组织根据自身需求而自愿组成的，具有一定的草根性和亲民性，能够为满足居民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且表达社区诉求而有所行动，尤其在调动居民参加社区公共生活与公共事务、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和一定潜能的社会组织。
目前，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实践方兴未艾，社会学界对此保持关注并积极跟进。从社区社会组织的基本形态及培育创新的角度看，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存在形态。这方面研究主要探讨社区社会组织的构成要素、分类、特点、经费来源等。在分类上，一些学者从活动内容和方式上进行了概括分析，如有学者将社区社会组织分为社区福利组织、社区文体组织、社区居民权益维护组织、社区志愿活动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组织以及为社区居民生活提供低偿服务的便民利民组织。④在管理方式上，社区社会组织被划分为三类：一是正式注册的组织;二是在街道或社区备案的组织;三是未注册也未备案尚处于发育过程中的组织。⑤在特征分析上，一些学者在借鉴已有关于社会组织特征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炼，认为社区社会组织具有非政治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等基本特征。⑥总体而言，上述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研究为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实践指导，但作为一般性认识，这些研究侧重于描述，多停留在静态分析层面。
第二，关于社区社会组织的社会功能。相关研究普遍认为，社区社会组织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建设和谐社区、凝聚社区力量等方面能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如康之国指出，社区社会组织能够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有效提升社区服务的效率、有效整合社区资源，更好地为社区提供服务，提升社区参与程度，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化解社区矛盾，增进社区认同。⑦康晓强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对社区治理结构转型具有战略意义，政府应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提供充分的社会空间和资源支撑。⑧李雪萍等学者也认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有利于促进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⑨王名等学者进一步指出，社区社会组织是实现居民自治的重要路径，有助于满足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精神与心理层面的需求，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形成“小政府、大社会”格局，是维护社区社会稳定的“安全阀”。⑩概而言之，这些研究不仅明确了社区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位置，而且明确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存在价值及发展方向。
第三，关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对于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但在实践层面，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还面临不少难题。耿云指出，社区社会组织的地位尴尬、生存处境艰难、公信力面临考验。徐家良等学者指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存在一系列短板，如其合法性缺失、公信力不足、获取资源的能力较弱等。此外，有学者还指出了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诸多外部困难，如公众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认识有待提高，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缺乏强有力的制度支撑。总体来看，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难，既与政策、环境支持不足等外部因素有关，也与社区社会组织自身规模、能力不足等内在因素有关。
第四，关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模式。在积极推动社会建设、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已成为基层政府和民政部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手段，各地有关部门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些适合本地发展、具有鲜明特色的培育模式与孵化机制，如以技能传授为主的师徒模式、以社会组织为主导的专家向导模式、以社区社会组织为基础的同伴模式。总体而言，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孵化工作较过去有了更多制度保障，政策环境大为改善。对此，有学者及时跟进研究，并总结提炼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和现实针对性的发展模式。但正如徐林等学者指出的，在社区内外部资源存在异质性的现实条件下，“政府主导”“社区主导”抑或“合作发展”等组织发展模式都可能只是备选策略，不存在最佳策略，更不存在唯一策略。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应因地制宜，根据社区资源、社区多元主体的状况等多种因素，通过引导、合作、博弈、自觉等多种方式逐渐推动。
整体来看，虽然关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理念及宏觀制度安排已经形成了社会共识，社区社会组织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但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及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的治理目标来看，要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治理的充分、高效参与，还需要宏观的政策性工具和微观的具体制度，不断完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可持续、多元化互动机制。随着我国社会组织改革步伐的加快以及社会建设总体进程要求的提出，以往对社区社会组织一般性的静态研究已无法满足现实需求，需要适时拓展理论分析框架以适应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针对当前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模式还比较单一、运行效果不够理想等实践难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关于社区社会组织功能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在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相关实践中深化认识，以期实现对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整体把握和综合施策。
三、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
实践创新：以天津市为例1.天津市社区社会组织基本情况
截至2016年3月，天津市共有社区社会组织26165个，其中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237个、基础型社区社会组织24145个（包括社区服务类6200个、社区事务类4016个、慈善救助类1405个、文化体育类11356个、社区维权类1168个）、特色型社区社会组织1783个。天津市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都是需要注册登记的，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一般只需备案。2013年4月，天津市民政局制定了《关于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意见》，对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全面部署，明确了社区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组建模式、扶持培育等具体内容。比如：在组建模式上，实行“1+n+x”模式，其中，“1”是指每个街道、乡镇建立1个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或服务中心），负责对辖区内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引导、服务和管理;“n”是指每个社区建立若干个基本型社区社会组织，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社区服务、社区事务、慈善救助、文化体育、社区维权等;“x”是指每个社区根据居民构成，建立具有本社区特点的特色型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上，天津市实行所有社区社会组织统一登记备案制度：街道、乡镇是备案服务与管理的主体，对具备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所在区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对不具备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实行统一备案。一般来说，在组织体系架构上，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是所在街道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或服务中心的成员。
从实践来看，天津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既离不开社区的内生需求，也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的推动和政策引导。2013年《关于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意见》出台后，天津市社区社会组织进入快速发展期。在实施社区社会组织倍增计划后，天津市社区社会组织的数量有了大幅提升，2013年总数为13464个，2014年总数为15512个，2015年总数达24296个。从这几年的数据来看，天津市社区社会组织数量不断扩大，类别更加多样。
从天津市社区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的过程来看，政府引导是突出特点。天津市不仅在市级层面专门出台政策以指导、扶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还在区级、街道层面通过政策创新与实践创新等各种具体措施，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以NK区为例，该区不仅制定、落实了2个关于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专门文件（《NK区关于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意见》《NK区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还通过开展各种公益创投活动等举措，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截至2016年3月，该区共有社区社会组织3235个，其中备案的有3210个（包括社区服务类357个、社区事务类684个、慈善救助类342个、文化体育类1656个、社区维权类171个）。在该区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中，比较有特色价值的是成立于2011年的WDD街社会组织发展促进会。截至笔者调研时，该促进会的专职工作人员已发展到28个人（最初仅有6个人），并孵化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414个。
2.重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随着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的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在天津市社区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加强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天津市通过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和持续改善政策环境，积极营造重视和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的良好氛围。除此之外，市政府通过出台《天津市社区公益事业专项补助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强社区社会组织的平台建设，使社区社会组织有能力真正“动起来”。
一般来说，社区社会组织有两种比较常见的成立方式或渠道：一种是由行政机关或群团组织出于社区公共事务等需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推动方式成立;另一种是居民群众缘于共同的文体娱乐等方面的兴趣爱好而自发成立。从天津市的相关实践来看，随着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的不断深入，不仅培育渠道越来越灵活多样，如项目培育、“以社育社”等模式相继出现，而且社区社会组织所涉及领域越来越多，涵盖社区事务、文化体育活动、社区服务、公益慈善、维权以及其他特色服务活动。在调研中，笔者发现不少社区社会组织不仅是居委会提供社区服务与管理的助手和伙伴，还是居委会发动居民参加社区公共生活的重要平台。笔者曾问一位居委会主任：您为什么如此重视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她坦言，起初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很大一部分动力是为了开展社区工作、解决社区问题，在工作开展中居委会也真正“尝到了甜头”，因而越来越重视这项工作。在她所在的社区，社会组织已成为推动社区公共活动的一个重要抓手。比如，在开展文明楼门创建、社区志愿服务、社区环境整治、老旧小区改造与更新等活动的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通过积极参与具体的社区实践，不仅帮助居委会分担了很多棘手事务，还不同程度满足了居民对社区服务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
整体而言，天津市通过体制完善、机制创新，把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纳入社区建设整体布局中，引导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社区公益、社区志愿、社区自治、社区调解、社区安全等社区实践，由此不仅增强了社区社会组织自我服务与自我管理的主体能力，也调动了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天津市的实践证明，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不仅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不断成长为能够为政府提供部分公共服务的承接者、监督者、受益者，而且有利于增进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扩大社区社会资本，弘扬社会正能量，提高社区共治、自治的整体水平。
3.积极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益创投实践
近年来，天津市在市、区两级层面积极开展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并通过在这些活动中实施的各类项目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这种做法已取得一定成效。因为公益创投项目一般要求承接项目的社会组织是已注册的社会组织，所以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承接的项目大多需要依托所在街道辖区内的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也就是说，申请主体是街道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实施主体是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也有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尝试直接申请的情况。如T区的公益创投中就有专门面向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含各小区业主委员会）的项目。2016年，天津市市级层面的公益创投活动中由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承接的项目主要有：JXL街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为老服务项目，“儿童心智成长发展”项目，“阳光之家—暖心助老”项目，无忧夕阳护理技能培训项目等。在区级层面，以BHX区为例，社区社会组织承担的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主要有：“彩虹微笑”儿童庆生会项目，“七彩阳光”关爱残疾人服务项目，“收藏开启互助锁，集报搭建连心桥”项目，“创和谐邻里，建美丽家园”邻里节项目，宜春里情系夕阳—银龄行动公益项目，“晨光—丽日—夕阳”孝亲敬老志愿服务活动，“志愿助残、和谐大沽”项目等。这些项目涉及社会福利、残疾人服务、公益慈善、社会志愿等多个领域。除此之外，一些街道也尝试开展类似的公益项目，如BHX区DG街开展居委会公益创投项目。
整体来看，实施公益创投项目是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一种积极尝试。通过承担项目，一些社区社会组织不仅锻炼了团队、提升了能力，而且进一步激发了自身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活力和创造力。更重要的是，通过项目活动的引导，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程度得到明显提升，社区、社会组织与居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到增强，社区舆情表达渠道进一步拓宽。可以说，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益创投活动是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和公益服务创新、促进“三社联动”的重要方式。较之一般社会组织参与的政府类公益创投项目，部分社区社会组织自发组织的公益创投项目在设计上更贴近居民日常生活與实际需求，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也比较高。但这种参与方式的运行时间不长、受限条件较多，其成效及可持续性有待进一步观察。
概而言之，天津市不仅通过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实现了社区社会组织数量的快速提升，而且通过多种举措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和公益服务，初步发挥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功效。但是，与促进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比，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还有待进一步激发，其参与的持续性和深度还比较有限，组织的整体发展还存在一些不足、面临一些挑战。如：社区社会组织管理与服务的运行机制还不够顺畅，尤其是街道层面的社会组织运行机制亟待完善;社区社会组织平台建设有待加强，不少街道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的人、财、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还不完善，特别是从事专职社会组织工作的人员还比较缺乏，人员的专业能力有待提升;社区社会组织数量虽多，但质量参差不齐，主动发展能力不足，专业化程度较低;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能人、志愿服务带头人缺乏吸引力，激励机制不畅;一些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的公益创投项目缺少支持性的专业机构参与。另外，从调研情况来看，社区社会组织由备案类转向注册类的积极性不高。究其原因，一是这些组织发育还不够成熟，力量有限，影响力较小，内生动力不足;二是注册程序烦琐，注册要求比较多。一位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的评析值得关注：备案管理挺好，一是有街道、居委会帮着把握方向，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的压力较小;二是依靠街道、居委会也能够获得各种资源，比较省心、省力;三是少了很多烦琐程序，不必填各种表格。
四、从引导到自觉：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
参与社区治理通过对天津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及其参与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要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一要从改善综合制度环境出发，加强政府宏观引导，深化街道体制改革及社区治理机制改革，根据社区发展实际及社区社会组织的不同类型，积极拓宽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提高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切实将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纳入社区治理的整体布局以及基层政府绩效考核之中;二要提高社区社会组织的自觉性，进一步发挥其主体能动性和自组织功能，使其自觉参与各种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真正成为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1.加大政府引导力度，理顺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管理机制
审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与难题，有必要加大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政策扶持力度。倡导分类治理，走精细化发展之路，既要重视顶层设计，又要因地制宜，还要注重基层实践创新。积极践行治理理念，深化对社区社会组织内涵与功能的认识。让渡社区服务与管理的部分空间，积极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将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社区活力、社区秩序、社区减负增效、社区治理多部门联动等具体实践进行有机结合，营造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成长发展的政策环境。要基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双向增能的角度，搭建平台、汇聚资源、适度激励、科学管理，破解政社不分的难题，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制度化与法治化建设。要创新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激励与管理模式，为社区发展及社区自治夯实组织基础。针对当前社区治理难题、社区热点问题，要积极组建和培育相关社区社会组织，优先扶持和鼓励养老、公益慈善、为民服务等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要完善社区社会组织备案与注册管理制度，着重理顺基层运行机制，尤其要强化条块结合，调动街道的能动性，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平台与保障机制建设，使社区社会组织孵化、运行及作用的发挥规范化、常态化。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建立预警制度，对长期不活动、作用发挥不明显的社区社会组织进行正面引导和规范。
2.开发社区公益创投项目，探索多种方式，向具备一定能力的社区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加大社区公益创投项目开发力度，通过独立、联合等方式向社区社会组织购买相关服务，发挥项目的引擎作用。当前，要进一步规范项目发布、申请、立项、验收、评估等制度设计，在配套措施和实施细则上更加体现社区社会组织的特点，增强项目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可持续性。加强项目培训，尤其要针对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或骨干成员开展活动策划、申请书撰写、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培训，提高项目执行效率。建立健全向社区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工作机制，让社区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促进社区参与中真正“动起来”“活起来”。通过购买相关服务，让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或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带动、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实践，尤其要发挥街道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或专业性较强的支持性社会机构在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训等方面的作用。适度扩大政府购买服务的规模，建立常态化资金保障机制，提高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效率。与此同时，要通过多种方式拓展资金支持的渠道，防止出现过度依赖财政资金的现象。
3.完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工作能力
厘清党委、政府与社区的权责边界，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融入社区治理实践，在调整和优化社区治理结构中认识和把握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位置与地位，有序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拓展其生存与发展空间。围绕能力建设，根据社区社会组织的不同类型、不同需要，逐步完善组织架构、活动规范等方面制度，提高社区社会组织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水平，使其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轨道。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具有民间性的优势，凸显其志愿性和自治性，以动态的视角深化对社区社会组织的一般性认识，提升社区自我调节及居民自治的能力和水平。做实做强街道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引进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推动街道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走向专业化，使其工作人员逐步专职化。通过深化街道体制改革，调动社区居委会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积极性。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开展得好的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也较为顺畅、频繁，居委会较为认可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此外，还要注重发挥居委会的监督、调解功能。居委会要及时了解社区社会组织的基本情况和运行状态，当社区社会组织存在内部矛盾或发生外部纠纷时，要适时恰当地介入进行指导。
4.强化“三社联动”，重视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实践证明，以高昂的行政成本来强化社区治理是难以为继的。鉴于此，整合社区内外资源，调动各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形成社区治理合力显得尤为迫切。要以“三社联动”为依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探索构建具有自治与共治、协商与协作特征的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之间可持续互动的机制。当前，要把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实践纳入“三社联动”之中，使社区治理各相关主体之间增进了解、增强互信，确保“三社联动”的各种项目顺利实施，凸显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真正实现社区治理各方共建共治共享。通过“三社联动”，引导社区社会组织承担项目，鼓励专业社会工作组织“陪伴”社区社会组织成长，形成“以社育社”的良性发展机制。鼓励社区探索、创新“三社联动”的可持续互动方式，开发社区服务创新项目，在项目实施中发现、培养社区社会组织的带头人、骨干、积极分子，发掘社区内生力量。培育居民自愿组建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识，引导居民参加社区社会组织，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建设符合新时代需要的社区文化，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五、结语
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既是创新基层社會治理的一个重点问题，也是激发基层社会活力、提高社区自治程度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很多情况下，社区社会组织对于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提高社区参与程度、调动社区内外资源、维护社区秩序等具有重要社会价值，而且在具体实践中能够发挥“桥梁纽带”“润滑剂”“减压阀”的功效。但是，当前一些社区社会组织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能动性并不高，有很多是被引导或者因社区工作需要而被邀请的。在一段时间内，这种被引导、被邀请是现实的也是必要的，但长期来看，这种缺乏自主性的参与是不可持续的，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使社区社会组织建设规范化、常态化。当前，要因地制宜，以需求为导向，根据社区实际及社区社会组织的不同类型，有层次、有步骤地分类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要由“重引导”向“引导与自觉并重”转变，而且要更加凸显社区社会组织的自觉性。在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上，要由“重数量”向“数量与质量并重”转变，而且要更加重视培育的质量，让社区社会组织在创新社区治理中成长起来、活跃起来。
从实践来看，政府引导是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路径。为此，要加强政府民政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业务沟通与互动，整合政府内部资源，把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实践进行有机结合，立足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尊重基层群众首创精神，挖掘更多社区社会组织的生存样态，通过多种灵活的间接手段提高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质量，特别要注重提升培育工作的精细化、专业化水平，使社区社会组织逐渐走向自觉。也就是说，在政府引导的同时，要更加重视社区社会组织的自觉性，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凸显其与社区保持亲密联系的特性，增强社区自组织的能力及创造力。总之，培育、发展、壮大社区社会组织，要将其“嵌入”社区治理的各种实践之中，进行动态培育、动态引导、动态养成，使其真正融入社区治理结构。
之所以要关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通过社区社会组织来组织社区、动员社区，能够激发社区活力，推动社区治理方式转变;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建构良好社区秩序、提高社区生活质量的现实需求。从实践来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探索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治理实践层面都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因素。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社区社会组织的成长、发育及作用的发挥。从社区治理结构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之间持续互动的视角看，如何看待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结構中的位置与地位，如何形成持续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机制与保障机制，以及如何评估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成效等方面，都还需要进行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索和创新。
注释
①康晓强：《社区社会组织研究：回眸与展望》，《社团管理研究》2009年第10期。②陈洪涛、王名：《社会组织在建设城市社区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基于居民参与型社区社会组织的视角》，《行政论坛》2009年第1期。③夏建中、[美]特里·N.克拉克等：《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模式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第8页。④杨贵华：《对当前我国社区民间组织建设的思考》，《科学社会主义》2005年第2期。⑤夏建中、张菊枝：《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主要类型与特点》，《城市观察》2012年第2期。⑥李雪萍、曹朝龙：《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城市问题》2013年第6期。⑦康之国：《完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机制研究——以天津市H区为例》，《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⑧康晓强：《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结构转型》，《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⑨李雪萍、曹朝龙：《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城市问题》2013年第6期。⑩王名等：《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57—159页。耿云：《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及其对策》，《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徐家良、武静：《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思路》，《上海城市管理》2015年第3期。周宇宏：《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中国社会报》2015年1月26日。赵罗英、夏建中：《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以北京市D区为例》，《学习与实践》2014年第3期。徐林、许鹿、薛圣凡：《殊途同归：异质资源禀赋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路径》，《公共管理学报》2015年第4期。此处的数据是2016年3月笔者参加天津市社会团体管理局（现天津市社会组织管理局）组织的关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情况的调研中所得，文中其他数据，若无特别说明，均来自此次调研。
Guidance and Consciousness： A Path Analysis of Urban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Li Peizhi
Key words：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urban communit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community governance
社会组织论文范文第3篇
守法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党的十二大、十五大、十七大报告中均有关于守法的相关论述，在这些论述中，“守法”问题是与加强“公民法制教育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全民守法”的概念，并将“全民守法”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相并列，作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最重要的四项保障措施之一。“全民守法”将守法主体扩展到“全民”意义上，“守法”的前提不再只是与普法工作联系在一起，而且包含了法治文化的培养等内容。因此，应从更加全面和宏观的角度来把握“全民守法”的意义，特别重要的是，要把“全民守法”与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目标紧密地联系起来。唯其如此，才能深刻领会“全民守法”所包含的各项守法要求，通过采取各种扎扎实实的制度措施，推进全民守法，为法治社会的建设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环境。
全民守法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一项系统工程，是法治精神真正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发挥其重要作用的制度保障。法治社会的形成依托全民守法的保障，全民守法确保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参与者、社会关系的所有领域都能够遵从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形成良好的遵守和服从规则的守法意识。坚持全民守法，就是要弘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反对各种破坏法治的特权现象，有效解决有法不依的法治难题，从整体上提升全民守法意识和水准，为建设法治中国和法治社会提供全民守法的有力保障。
一、“人人守法”是全民守法的基本要求
现行宪法序言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第五条第四款也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正式施行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宪法和法律是党和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遵守和服从党和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全民守法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人民对自己制定的法律负责，人民必须认真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人人守法是全民守法的重要内涵。遵守宪法和法律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神圣法律义务。全民守法既是公民个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具体义务，也是对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提出的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整体性要求。
二、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守法
共产党员应当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严守党的纪律，做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党的各级组织要认真执行的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服从国家宪法和法律，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执政党要高度重视党规党法的科学性和体系化建设，要建立党规党法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间的联动协调的统一实施机制。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切实做到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坚决扼制各种特权现象赖以生成的制度条件和土壤，对不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滥用权力、损害党和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各种特权和腐败现象，要在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及时发现问题，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对于故意违法的行为要始终保持高压的打击态势。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违法行为要敢于“揭盖子”，善于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抓住带头守法与带头违法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利用新闻媒介进行定期宣传和介绍，弘扬守法正气，打击违法邪气，守护遵守；宪法和法律的社会正 能量。
对在中国境内违法犯罪逃逸国外的违法犯罪分子，特别是各种利用职权贪污国家和集体巨额财产、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领导干部和重大刑事犯罪嫌疑人，要采取各种有效的国际合作手段，及时引渡回国受审，不让违法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三、不断完善公民行为准则，健全公民守法体系
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宪法和法律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依法办事就是依法维权。自觉履行公民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就是有效地保护公民自身的合法权益。
完善公共场所公民行为准则，健全公民守法体系。大力宣传模范守法公民的先进事迹，提倡见义勇为和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奉献精神和公民护法意识，鼓励守法者，惩处违法者，教育宪法和法律意识薄弱者，通过丰富和有效的普法形式，让宪法和法律进课堂、进社区让人民群众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全民守法的法治事业 中来。
建立公民守法信用档案体系，对自觉守法的公民赋予法律上更大的便利，对漠视宪法和法律权威、屡次三番违法者建立不良行为监控机制，通过社区、学校、医院、银行、航空公司、交通部门、社保部门、保险机构等建立相互协调、信息共享的个人诚信记录体系，健全守法义务与守法责任相统一的公民守法体系。
加强中国公民海外旅行、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随意违反当地法律的不良信息记录制度建设，对屡次三番破坏所在国或地区法律，给中国公民守法形象造成不良影响的人采取出境前训诫或出境限制措施，维护中国公民在全球范围伪整体性守法的良好形象。
四、加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自治章程建设，树立全民守法牢靠的社会根基
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治建设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出台和完善保障居民权利、明确基层群众日常相邻关系和相互往来法律关系的村规民约和居民自治章程，形成中国特色的“基层法治”，通过约束居民行为的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培养基层居民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守法观念和遵守与个人日常生产、生活具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的自治规则意识，让守法的要求渗透到公民日常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完善人民群众从信仰基层法治、地方法治到国家法治的全民守法体系，努力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制度健全、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充分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监督居民守法中的作用，建立有效的群众监督守法体系，积极推广“双联户”守法与发展互动互助模式，形成“资源共享、利益均沾、优势互补、风险共担、自觉守法、相互监督、共同发展、共保稳定”的基层群众守法义务与责任相统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进一步强化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社区矫正、对具有不良行为习惯的人员进行帮助改造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法制义务宣传员走家人户、治安联防人员走街串巷，形成有利于全民守法的社会环境，全面推进法治社会的基础性建设。
五、加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内部行为规则约束，充分发挥法律服务在建设和谐社区中的作用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制定保护职工合法权益和明确职工岗位职责的厂规厂法，支持职工在遵守厂规厂法的前提下参与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通过社会组织的自治章程，明确社会组织的成员权利，理顺社会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法律关系，强化社会组织的成员对社会组织的服从意识和荣誉意识，增强社会组织成员对社会组织的责任心。在充分尊重个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依托市场机制建立行业自身发展的规则，强化行业自律意识，提高行业成员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水平。
实行法律服务的基层社区全覆盖，建立和完善法律服务顾问团，依靠法律服务职业化团体，送法下乡、下村、下街道、下小区，构建有效的法律服务社会化网络体系，让每一个公民切身体会到法律就在身边，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通过职业化的法律服务，提高社会公众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守法能力和水平，建立中国特色的形式、层次多元，内容相互衔接和统一的全民守法体系，让守法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日常的自觉行动，让守法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六、弘扬法治文化，建立全民守法组织管理体系
要深人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形成守法光荣和守法有责的良好氛围。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普法目标与守法效果相结合，建立全民守法指数考核指标体系，根据全民守法指标的状况适时调整普法工作的重点和中心，进一步改变单纯宣传法律文本的简单化普法思想，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全民守法要做到守法与有德的统一。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行为规范，而最高境界的守法是恪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最低限度的守法是做到法律的底线不能逾越、道德的红线不能触碰，法律的义务不能弃、道德的责任不 能丢。
适时设立促进全民守法工作机构，将普法工作机构纳入全民守法组织管理体系，突出普法工作的核心理念在于促进和保障全民守法。要制定实现全民守法的整体规划，处理好学法与守法的关系，做到知行统一、学以致用。要教育广大领导干部和群众，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具体行为习惯做起。凡是法律禁止的，都不去做；凡是法律提倡的，积极对待；凡是法律保护的，依法去做。要养成相信法律、遵从法律、爱护法律的良好的守法意识，以做一个法治社会合格的公民为抓手，将守法义务落实到每一个公民个人日常的一言一行中，逐步形成稳定有效的守法 文化。
七、将全民守法作为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的工作抓手，全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全民守法工作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群众基础，全民守法作为法治的重要元素从整体上优化了建设法治中国的社会环境。应通过法治社会的建设来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全民守法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课题，突出强调全民守法标志着党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决心和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全民守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全民守法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工作。社会管理的目标在于法的实施和法的价值目标的实现。社会管理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社会，使社会管理活动依法进行，从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价值，形成具有长效性的稳定发展机制。社会管理的实质是社会的依法治理。
全民守法是政府和公众在良性互动中实现国家“善政”和社会“善治”的前提。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利益矛盾相互交织，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使各项决策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为社会公众守法作出表率；另一方面，也要善于运用法律知识和技能释疑解惑，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善于运用法律机制理顺社会关系。
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是现代社会管理重要特征。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深刻变动和调整，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意识明显提高。群众不仅是社会事务的参与者，更是良好秩序的建设者。公民在社会管理中不能扮演消极的、被动的角色，在一个人人都不遵守法律的社会中是无法形成具有长治久安特点的和谐社会的。全民守法是群众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依法治理的保证，只有全民守法，人民群众才会在社会管理和社会依法治理中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形成法治共识，社会管理创新才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法治基础。只有将全民守法作为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工作抓手，通过全民守法形成良好的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社会氛围，形成较高的社会诚信体系，才能让市场要素充分展现自身的活力，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才能有效地调动执政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各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审慎的守法意识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体的创造力，努力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
只有全民守法，人人参与，法治社会建设才能具有生机勃勃的发展活力。法治社会离不开具有较高守法意识的组成法治社会的每一个的公民个体。公民个人的守法意识与全民守法水平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个体到整体、从部分到全部，为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员保障和法律环境、守法意识的保障。
社会组织论文范文第4篇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 依靠资源高消耗和资本高投入, 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传统发展方式由于忽略经济总量和经济质量的统一以及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承受力之间的平衡, 受到了资源、生态环境的严重约束而难以为继。如果不能引起足够重视, 这些危机将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效率加快、效益提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 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强调了绿色发展是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关键。环境治理问题已经成为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近年来,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 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密集, 逐渐呈现出社会组织、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三大领域齐头并进的宏观架构。中央政府2013年首次提出“推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2017年民政部、环保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对环保社会组织引导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指导意见》, 开始逐步探索由环保社会承担环境管理责任。环保社会组织作为第三部门, 对推动国家多元协同机制的形成、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尽管理论界就环保社会组织的行为展开了大量研究, 提出环保社会组织在降低环保成本, 推动全民参与环境保护运动方面作用突出;少数学者开始尝试通过环保社会组织的行为展开案例研究, 但是, 描述性研究和个案研究都不足以深入解释环保社会组织在环境治理中的效应。鉴此, 本文试图突破传统研究和整体关系模式理论的研究范式, 以环保社会组织为主体视角, 通过手工收集中国100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2007-2014年的相关数据, 采取定性与定量的混合研究模式, 深入检验环保社会组织的环境治理效应, 竭力呈现环保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运作机制, 为我国多元共治的环境体制建立提供新的视角和支撑。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
(一) 基本检验
环境宣教是环保社会组织最基础、最广泛也是最重要的参与方式各类环保社会组织都充当了积极宣传环境保护的角色。而随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 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已日益成熟并由环保宣教者逐步转变为环保倡导者。在政策倡议过程中, 环保社会组织和媒体之间形成“紧密型”联盟, 环保社会组织之间则形成“松散型”联盟, 倡议联盟模式的构建成为环保社会组织倡议行为得以实践的重要推动力。综合现有文献和中国的现实情况, 我们认为环保社会组织可以增强社会信任, 通过政策倡议、舆论监督等方式, 在环保教育、环境维权和参与决策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最终推动地方环境治理, 减少我国生态环境污染。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推出以下假设:
假设1::环保社会组织能显著促进环境污染的降低, 环保社会组织越发达, 环境污染程度越低。
(二) 分类检验
近年来, 中央政府已开始高度重视环境保护。自2006年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开始, 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在中央政府2007年出台的《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中实现环保考核方法的操作化, SO2和COD这两类约束性指标分解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十二五”规划又进一步将NOX (氮氧化物) 、NO2 (二氧化氮) 列入约束范围, 以走出当前的污染困境。环保社会组织可以借助自己社会资源的优势, 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辅助力量。从这个角度说, 环保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形成的是合作互补, 环保社会组织会有意识的去控制约束性污染物的排放量。
假设2:环保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合作互补的关系, 较之一般的环境污染排放而言, 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对约束性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减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环保社会组织是以环境保护为出发点和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是从社会公众中产生, 具有贴近公众的先天性特征。环保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要求它以谋求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 谋求改善环境质量, 为全人类提供一个碧水蓝天的生存环境。同时, 公众可以通过环境信访、环境群体性事件等参与行为, 直接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 促使地方政府采取更多的环保举措改善环境污染问题。环保社会组织在参与机制上, 可运用“针灸法”, 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以及政治源流对政策议程实施影响。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推出以下假设:
假设3:环境污染的公众感知程度越高, 环保社会组织的作用越明显, 即相对于公众感知程度低的污染排放, 环保社会组织对感知程度高的污染排放的影响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是2007年—2014年间中国117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数据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在样本筛选的过程中, 为构建一个平衡面板数据, 剔除缺失值个数大于2的城市, 最终得到100个城市的有效观测值。在有效样本中, 样本的缺失值用临近两年的均值代替。相关数据来源情况如下;
(1) 环境污染数据:考虑环境治理的异质性较高, 我们选择了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工业氮氧化物和粉尘这四种主要污染物, 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
(2) 环保社会组织数据:根据相关文件可知, 我国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和基金会。由于基金会的登记部门一般为省级及以上部门, 本文研究对象中, 除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四个直辖市外, 其他样本均为地级市。因此, 本文的研究对象仅包括生态环境类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数据来源于《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3) 其他数据:政府治理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政府环境规制数据主要来源于“北大法宝”数据库;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数据来源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NRDC) 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IPE) 。因2007年未发布环境信息公开指数, 用2008年数据代替, 2013年评价指标略微调整, 但不影响指标含义;第二产业结构来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工业废水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来自于《中国环境年鉴》。
(二) 计量模型与相关变量说明
其中:i=1, 2…, N
1. 因变量
环境污染程度 (Yit) :即污染物的排放,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以单一或者几个指标来表示, 并不能代表环境污染整体, 因此需要综合多项影响因子建立一个综合污染评价指标——环境污染指数来代替。借鉴已有研究, 首先选取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工业氮氧化物和粉尘这四种污染物的排放量来衡量环境污染水平;为便于比较, 先以2007为基期将GDP进行平减, 再取四类污染物各年度排放量的自然对数;最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综合得分作为衡量环境污染程度水平的指标。
2. 自变量
环保社会组织发展水平 (LNENGO) :用环保社会组织数量可以直观的呈现特定区域内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本文使用“1+当年生态环境类组织数量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当年环保社会组织发展水平。
3. 控制变量
通过梳理前人研究, 选取政府治理投资 (LNFRA) , 政府环境规制 (REGU) ,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 (PITI) 作为政府治理的控制变量;选取第二产业占GDP比重 (STRU) 和工业废水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 (COST) 作为代替市场治理的控制变量。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利用2007—2014年的中国117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数据按照公式进行回归分析, 分别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 豪斯曼检验 (Hausman-Test) 得到的P值等于0.0000, 拒绝原假设,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模型1-模型5主要考察了控制变量对各城市污染程度的影响;模型6是在前面5个模型的基础上加上了环保社会组织的变量, 试图综合考察多变量对社会捐赠水平的影响。模型6的回归结果表明, 环保社会组织的系数在0.01水平下显著为负, 在这个基础上引入的其他变量系数的显著程度、方向以及标准误差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型。以上结果表明, 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对城市环境污染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在环保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 环境污染程度越低, 假设1得以验证。
各模型也报告了控制变量的回归参数, 表现出很强的平稳性。模型一到模型六的结果显示, 政府治理投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和废水废气治理费用对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并且一直在0.01水平下显著为负。而政府环境规制和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系数不稳健, 没有显著影响。以上结果表明,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着自身作用, 是环境治理中一股不可替代的力量。
在此基础上, 本文尝试将环保社会组织和不同环境污染物排放进行回归分析。首先考察环保考核对环保社会组织的治理效应的影响。较之非约束性环境污染物排放, 实施环保考核对约束性污染物减排效果更明显。对于约束性污染物, 实施环保考核对减少二氧化硫和工业氮氧化物有显著影响, 但对二氧化硫减排的影响更为显著 (P<0.01) 。对于非约束性污染物而言, 环保考核对减少工业废水有显著影响 (P<0.01) , 而对降低工业粉尘影响一般。假设2得到证实。可能的解释是, 二氧化硫 (INSO2) 和工业氮氧化物 (INNOX) 同为约束性污染物, 较之氮氧化物这类可见度较低的约束性污染物指标, 环保考核目标对二氧化硫减排有显著影响 (吴建南, 徐萌萌, 马艺源, 2016) 。由于环保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日趋合作, 在双方共同的利益诉求下, 环保社会组织会重视政府约束性污染物的治理。而对于可见度高的工业废水和工业烟粉尘, 与污染物本身的传递特性有关, 水的流动性和扩散性高于粉尘, 造成的污染程度也会相对过高, 对整个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影响也越大。环保社会组织从人民利益出发, 对工业废水的治理强度会高于工业烟粉尘。
从公众的角度考察环保社会组织对各污染物的作用结果, 我们发现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越高, 会有效降低关乎公众生活、健康的大气污染 (INSO2) 和水污染物 (INWAT) 的排放, 假设3得到证实。空气是人每时每刻都会接触的, 水是人体的生命的源泉, 大气和水的质量与人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成分过高和工业废水的重金属含量偏高都可能导致致癌, 严重危害到人体生命健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在统计学意义上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的显著性会强于工业氮氧化物和粉尘。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7—2014年中国100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探讨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 并进一步分析了对不同污染物类型的影响是否会存在差异。研究结论表明, 环保社会组织凭借自身的专业性和贴近现实、问题、群众的独特优势, 确实在我国环境治理中发挥了缓解伴随经济发展而越来越严峻的生态环境的作用。在多元共同参与治理的理念下, 构建“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社会治理格局, 让大家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和价值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对我国环境治理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 重视并大力发挥环保社会组织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环保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 弥补了政府和企业这两种主要的资源配置体制的不足。政府切实发挥其作用, 一方面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引导和规范环保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环保社会组织的辅导和支持来帮助其提升能力, 并保持环保社会组织的独立性。第二, 进一步建立政府与环保社会组织的沟通合作机制, 完善政府自上而下的环保考核机制。政府要在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 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沟通。在考核机制方面, 在不断强化对约束性污染指标考核的同时, 关注公众导向的环境污染指标, 逐步实现单一污染物的约束性指标控制向多元污染物指标控制的转变。
摘要：本文基于2007-2014年100个环境重点保护城市的面板数据, 从环境污染共治的视角, 实证检验了环保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 并从污染物分类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两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结果发现, 环保社会组织发展水平高的地区, 环境污染治理的程度会显著有效。污染物分类检验的结果表明, 环保社会组织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强对环保考核约束性污染物和公众感知程度高的污染物的负向效应。本文清楚地呈现了环保社会组织在我国环境治理中的自身作用力, 丰富了对环保社会组织的认识研究, 为我国加快建立多元共治的环境体制提供新的视角和支撑。
关键词：环保,社会组织,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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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论文范文第5篇
省委决定，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农村、街道社区、机关事业单位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领域，全面推进以“健全基本组织、建强基本队伍、开展基本活动、完善基本制度、落实基本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基层党组织“五个基本”建设。五个基本之间的关系：基本组织是依托，基本队伍是主体，基本活动是载体，基本制度是根本，基本保障是前提。
二、“七个体系”：
逐步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工作体系、基层党组织宣传教育群众体系、党领导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基层和谐稳定工作体系、基层党建工作保障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并形成长效机制。
三、“三三制”模式：
襄樊市委决定，在全市推行农村村级党组织、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设置和功能“三位一体”，村级重大事务村实行党组织会议议事、村民(代表)大会定事、村民委员会理事的“三会治事”，开展干群联动、工农联建、城乡联创的“三联共建”为主要内容的“三三制”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新模式。
四、村级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九个一”标准：
1、有一栋办公楼(悬挂四块匾牌，即党组织、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和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的匾牌分别悬挂于办公活动场所大门口)。
2、有一面国旗。在办公活动场所显著位置设置旗杆，升挂国旗。
3、有一个党员群众服务大厅(室)。
4、有一个党员活动室(党员电化教育室、广播室)。
5、有一个维稳联动室(说事室)。
6、有一个图书室(农家书屋、阅览室)。
7、有一个卫生室(计划生育辅导室。
8、有一个综合服务社(农资超市)。
社会组织论文范文第6篇
【党委党建范文】一
近年来，浙江象山县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强化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不断延伸党在社会组织领域的触角，引领社会组织深度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会组织党建和社会组织发展同心同行、同频共振。
为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党建上下联动合力抓的工作体系，该县成立由组织部长担任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明确领导小组统筹抓、两新工委和民政部门(社会组织综合党委)指导抓、相关职能部门和镇乡(街道)具体抓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格局，完善“属地管理为主、行业管理为辅、综合党委兜底”工作模式，确立上下联动、大抓社会组织党建的工作格局。每季度召开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协商基层党建重点工作及服务项目安排、志愿服务开展等具体事宜，做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抓共议。完善考评制度，明确“双强六好”考核标准，将党组织星级评定与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示范性社会组织评选及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资格挂钩，推促社会组织党建与社会组织发展有机融合、联动互促。
为提升党的组织覆盖力，该县搭平台、建机制、重创新，推动党的组织有效嵌入各类社会组织，党的工作有效覆盖各类社会群体。建立县社会组织孵化园，完善社会组织和党组织双孵化流程，引进第三方社会组织培育孵化机构，打造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同步孵化、同步发展的县级综合服务阵地。孵化园建立以来，已在抗癌康复协会、塔山志愿者协会、衣重生公益服务中心、船舶协会成功培育4家党支部。全面推行社会组织登记时同步采集党员信息、年检时同步检查党建工作、评估时同步将党建工作纳入重要指标等“三同步”制度，建立县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实体化运行机制，配备专职副书记，健全工作例会、“覆盖检修”等制度，定期检查巩固社会组织领域党的组织和工作动态覆盖成果。开展社会组织党建指导员派驻工作，动员退出领导岗位的县管干部联系指导公益性社会组织，帮助社会组织培养发展党员、开展党群活动、规范自身建设，积极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壮大。
该县坚持育强建强党员骨干队伍，注重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党员队伍和骨干人才的思想教育，持之以恒推促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在思想上认同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发挥学院平台作用，依托浙江省首家社会组织学院——象山社会组织学院，组织开展“红色经理人”素质提升工程，将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作为每期培训班的开讲“第一课”，常态化推进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党性教育。落细落小落实党内基本制度，严格“三会一课”“支部主题党日”等制度，组织开展社会组织负责人讲党建、党务工作者讲党课、党员职工讲身边优秀党员事迹“三讲”系列活动，引导社会组织重党建、强服务、创特色、求实效。全面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通过专项培训将优秀负责人培养成党组织书记，通过定向培养将党组织书记推荐为社会组织负责人。创新推行社会组织负责人集体约谈制度，增强社会组织抓好党建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着眼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该县强化活动载体的统筹设计、协同推进，引导社会组织党组织和党员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体现价值。推行“党建+发展”模式，围绕“六争攻坚”“最多跑一次”改革等中心工作，引导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等社会组织发挥技术、人才等优势，助力企业发展、乡村建设。特别是在基层商会领域，组织开展基层商会党建专项提升活动，实施党建规范、党员先锋、组织孵化、商企联建、感恩回报等5大工程，累计帮扶企业8838次，周转资金达71.71亿元。推行“党建+治理”模式，围绕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发动农村和谐促进会、乡贤理事会、律师事务所等社会组织聚焦社会问题，发挥专长特长，积极参与推动“村(居)民说事”的城乡全覆盖全提质。推行“党建+公益”模式，围绕社会民生和群众关切热点，每年开展以公益服务、公益“赶集”、公益倡议、公益结对为主要内容的“民间公益环岛行”活动，举办“红社领航·益暖象山”——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并融入“善行象山”品牌创建，结合“最美象山人”评选、“善行象山”论坛等活动，发动社会组织主动作为，展现象山“善行文化”。
【党委党建范文】二
中原油田是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下属企业,驻地在河南省濮阳市,主要勘探开发区域包括东濮凹陷、普光气田和内蒙古探区。近年来,针对低油价寒冬期生产保障能力过剩、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油少人多矛盾凸显的问题,油田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转方式调结构、提质增效升级抓党建强党建,着力把政治优势转化成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全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油田呈现出改革转型深入推进、生产经营逆势上扬、职工队伍和谐稳定的可喜局面,先后获得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央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先进党委等多项荣誉,连续第五次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单位。
一、强化政治引领，把好改革发展方向
在寒冬里破解困境,在危机中抢抓机遇,首要的就是选准方向、领对路子。油田党委按照“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职能定位,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企业治理全过程,确保发展方向正确、发展策略科学、发展措施有效。
在理论学习中提高站位。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化,以党委中心组学习和职工政治学习为基本途径,以专题学习、集中培训、名家讲堂为拓展延伸,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有关论述,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行动上的自觉。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第一时间安排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工作,采取中心组学习研讨、邀请专家教授来油田授课、举办集中宣讲会、干部轮训班、在油田报纸、电视刊发领导干部体会文章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大力度宣传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着力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党员干部、教育职工群众、指导发展实践。
在研讨交流中明确思路。建立领导班子务虚制度,利用常委会、班子会、务虚会等途径和渠道,加强对企业发展的战略研究,集中集体智慧制定油田中长期发展规划。去年,在深入学习领会中央和党组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基础上,组织召开第四次党代会,确立了今后五年油田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的“路线图”。今年集团公司工作会议结束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党组作出的战略部署为坐标,研究确定了用“两个三年”的时间推动油田迈上全面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再用“两个十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油田核心竞争力、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路径,开启了千万吨级油气田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在全程参与中推动落实。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认真落实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办法,将企业战略规划、体制机制调整、关停并转、薪酬调整等事关改革发展稳定、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纳入党委常委会前置审议清单,并安排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工会团委、信访稳定、法律审计、经营管理等职能部门调研论证,广泛听取、正确集中各方面意见,力求把好方向关、政治关、政策关。紧扣油田重大决策、重要事项、重点工作,充分运用督查督办、巡察监督、专项治理等资源和手段,加强落实情况的督导检查,有效打通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的“最后一公里”。
二、聚焦中心任务，汇聚改革发展合力
凝心聚力促发展是政治优势最鲜明的体现,是检验党建工作成效的核心标准。油田党委坚持以生产经营为主战场,紧紧围绕打好防范风险、扭亏脱困、分离移交三个攻坚战,从多角度多层面汇集智慧、调动力量,凝聚起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正能量。
着力鼓士气、增效益。持续推进形势任务教育常态化,每年安排油田领导、副总师、业务部门主要负责人成立宣讲团,深入基层单位、生产一线、居民小区开展集中宣讲,让掌握形势的人讲形势,让制定政策的人讲政策,提振了干部职工战寒冬、求生存、谋发展的精气神。以“当好主力军、奉献在岗位、建功十三五”为主题,深入开展“五项劳动竞赛”“提质增效杯”“服务效益杯”竞赛,激励干部职工在高效勘探、效益开发、降本减费、安全环保等工作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大力实施青年人才培养“__”,开办专家论坛、“新时代·新青年”成长论坛,促进了科技创新与人才成长的良性互动。如今,油气核心业务持续向好、增产提效,油气开发、油气服务、公共服务三支队伍构建成型、互为支撑,油田生存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实力明显增强。
着力保改革、促优化。针对改革调整带来的思想变化,每季度召开职工思想动态分析会,征集意见建议,提出改进措施,做到以发现思想问题找准管理短板、以补齐管理短板促进改革转型。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组织各级党组织参与改革顶层设计、监督改革措施落实,切实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和职工群众利益。坚持把政策宣传解释贯穿于改革调整全过程,组织班子成员和业务部门深入基层一线,与职工群众面对面交流、实打实交底,既讲改革初心,又讲托底政策,赢得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在油田专业化改造、“四供一业”分离移交、部分采油厂和社区重组整合等重大改革中,涉及直属单位和机关部门57个、干部职工2.08万人,队伍整体保持稳定,改革实现平稳推进,油田转型升级、扭亏脱困取得突破性进展。
着力创品牌、拓市场。牢牢把握市场这个“生命工程”,聚焦油田四次党代会确定的打造中原普光、中原气服、中原服务、中原文化、中原党建“五个品牌”,推进“品牌创优”“我为品牌代言”,促进了品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大力倡树“工资奖金自己挣”“每个单位都是利润中心,每个班组都是创效单元,每个员工都能创造价值”的理念,引导干部职工破除固守宅田、看摊守业的保守观念,以诚信拓展市场,以质量打造品牌,全业务链开拓市场,积极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油田专业化队伍分布在新疆、四川、内蒙古、山东、天津等19个省市、自治区和伊朗、沙特、土耳其等10个海外国家,外部市场项目增至274个、人员8627人,年创收14.7亿元。在集团公司品牌创优活动中,中原普光海相碳酸盐岩油气勘探开发技术被评为“技术类优秀品牌”。
三、着力强根固魂，筑牢改革发展支撑
打铁必须自身硬。推进事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油田党委牢牢把握国企党建“根”“魂”论断,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切实筑牢保障改革发展的硬支撑。
在责任落实上从严从实。紧紧抓住党建工作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严格落实党员领导干部抓党建“一岗双责”,区分共性责任和个性责任,明确工作标准和保障措施,进一步巩固了一体两面做工作、党政协力谋发展的工作格局。坚持以党建考核倒逼责任落实,建立常态化、信息化、全覆盖的党建工作考核体系,每季度开展一次日常考核,年底开展集中考核,考核结果与直属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年度绩效、干部使用、评先选优等挂钩,做到了压力层层传递、动力级级提升。2017年,对年度考核的18个A档、1个D档单位,按照党政正职10%、班子成员5%的基本薪酬进行奖罚,对履责不到位的党员领导干部作出了相应处理。
在干部管理上从严从实。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严格按照“好干部”标准选人用人,加强领导干部责任目标管理,制定容错纠错实施办法,树立了出力才能出彩、有为才能有位的导向。针对干部年龄结构老化的突出问题,选拔优秀年轻干部进行储备培养,择优任用年轻干部见习直属单位副职,为年轻干部成长进步创造了条件。加强退出现职领导岗位人员管理,细化安置渠道、待遇标准、监督考核等措施,促其发挥作用、树好形象。严格落实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回复组织函询等制度,切实做到严在日常、抓在经常。坚持内培与外培、专题研讨与名家讲座相结合,分层分类加强干部培训,增强了各级干部任事担当、攻坚克难的能力。
在组织建设上从严从实。认真贯彻落实“四同步”“四对接”要求,围绕油公司建设、专业化改造、市场拓展,及时调整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对外部项目党建工作实行区域化管理,确保生产经营拓展到哪里、党建工作就覆盖到哪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推行主题党日活动,着力增强“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实效,党内组织生活的“熔炉”作用不断彰显。成立党建研究室,建设基层党建教育基地,建立以形势任务、党章党史、党员标准3次专题党课、1次自选主题党课为主要内容的“3+X”党课教育模式,推动了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发展。对1937个基层党支部进行分类定级,发挥先进支部带动作用,推动后进支部晋档升级,形成了创先进、争优秀的工作局面。
在正风肃纪上从严从实。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突出重要时间节点,坚持直属单位自查、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协查、纪检监察机构专项巡查、新闻媒体督查的“纠风四查”工作机制,持之以恒地反“四风”、正作风。深入开展处级领导人员“建夹”“画像”工作,建立全覆盖的廉洁情况数据库,动态掌握领导干部的活情况。扎实开展党规党纪教育和“算账式”警示教育,收到了以案明纪、以案说法的良好效果。加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践运用,科学界定每一种形态的适用范围和处置措施,用足第一种形态,用好第二种形态,用准第三种形态,尽量避免使用第四种形态,着力消除监管盲区。
四、维护和谐稳定，优化改革发展环境
和谐稳定是企业改革发展的基石。面对挑战多、困难大、任务重的形势,油田党委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与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结合起来,为改革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和条件。
倡树向上向善的新风尚。注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员工践行价值观量化考核,使宏观抽象的价值准则变为明确具体的行为规范。坚持价值引领与实践养成相结合,广泛开展敬业典型选树、感动人物评选、志愿服务、道德讲堂等主题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油田先后两次在中宣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工作培训班上介绍经验,第八社区盟城小区被评为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宋丽萍爱心服务队被评为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她本人荣获首届央企楷模称号。
释放共建共享的正效应。扎实推进棚户区安置、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设置便民服务厅33个,让职工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充分发挥职工帮扶服务中心的主渠道作用,开展金秋助学、困难家庭入户调查等系列帮扶活动,建立以互联网、手机APP为载体的职工网络服务新模式,促进各类群体生活质量共同提升。加强“员工健康快乐双提升”建设,打造企业文化、公共文化、群众文化品牌,举办“心阳光·新幸福”巡讲、“与爱同行”员工心理关爱活动,提高了职工群众幸福快乐指数。
凝聚同心同向的正能量。坚持以文励志、以文化人,深入开展“十大健身广场聚和谐、百名石油作家颂中原、千幅艺术作品展辉煌”文化艺术“十百千”主题活动,用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文明、引领风尚。坚持和完善职代会制度,强化厂务公开民主管理质量体系运行,深化和谐劳动关系创建,维护了职工合法权益。以增强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为目标,加强和改进对群团组织的领导,深入开展“走基层、访万家”“走基层、访青年、寻找最美青工”活动,更加紧密地把职工群众凝聚在党组织的周围。
巩固和睦和谐的好局面。坚持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稳定工作,在油田官微开通公开信箱,搭建职工群众反映情况的“快速通道”。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信访接待日、阅批群众来信和机关政工部门承包基层制度,推动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树立“大稳定、大安全、大信访”理念,建立油地区域协作机制,强化治安联防、反恐联动、维稳联控、问题联治、平安联创,增强了职工群众的安全感。在特殊群体数量庞大、企业改革不断深化、稳定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油田连年保持政治稳定、生产稳定和队伍稳定。
浩荡东风又起,奋进正当其时。油田党委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以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加快政治优势转化为主线,主动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着力补短板、强优化、促提升,努力开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局面,更好地推动油田全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为中国石化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
【党委党建范文】三
“以前有人觉得低保户评选不透明，最近一批低保户，在上报乡政府审批之前，都经过了村民代表和党员代表讨论并公示……”说起村里的变化，湖南省永顺县高坪乡马鞍村党员代表向显文一脸满意。
这些变化都得益于马鞍村推行的“报告日”制度。今年上半年，永顺县委组织部打算推行村级事务“报告日”制度，要求村“两委”每季度向群众报告一次工作，并接受群众的监督质询。
“这两年，各村成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等监督机构。但是，如何发挥这些机构的作用，仍需不断探索实践。”永顺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延堃说。永顺县委组织部开始在全县“海选”试点单位。然而，一位副部长连探了好几个村子的村干部口风，都没人敢“接招”。任务最后落到了马鞍村党支部书记向言奎身上。
去年5月，马鞍村“两委”刚刚换届，关于新任村支书向言奎的一则传闻就在村里迅速传播开来。“告他挪用国家项目资金给自己办养猪场，另外还私占了村里的两个门面。”高坪乡党委书记覃基星说。调查很快有了结果：养猪场是向言奎个人出资办的;村里的两个门面，租金全部归村集体所有。尽管组织上给证实了清白，可向言奎心里的那根刺却迟迟未能彻底拔出。“人多嘴杂，我就是浑身长嘴，也讲不清楚。”向言奎说，“为了充分与村民沟通，我接下了‘报告日’的试点工作。”
于是，会议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在“报告日”会上，马鞍村会议室里满满当当围坐了好几圈人，有县领导、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部分乡镇党委书记。坐在前排的则是村里的党员代表、村民代表，村民议事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全体成员，以及马鞍村“两委”成员。
向言奎首先作报告。听完后，村民们没有多少客套，直接“发难”。“什么办公用品要用8万多?”马鞍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彭善菊问。原来，2017年村部搬迁，购置了一批办公用品，花了8万多元，村民们多有质疑。村主任向泽海作答后，村民向言洲要求看开支项目发票。很快，一份购置办公桌椅、文件柜和沙发等物品的明细复印件被送到了参会人员手里。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完账单明细之后，彭善菊在票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除了这笔费用，村里全年财务收支凭证也都被摆上了桌面：23个收入款项，包括门面租金16000元，收农业部结对帮扶资金100000元，上年结转20570.29元;30个支出款项，包括垃圾清运费13400元、公路养护款3300元……
“以前也搞村务公开，但就是在村部那里贴几张纸。有的群众不识字看不懂，有的群众看不明白也不知道找谁问清楚。”党员代表向梦生说，“过去群众对村里的财务不清楚，现在一笔笔查了，疑虑也打消了。”
作报告、答问题、查凭据、提建议，会议整整开了三个半小时。什么感觉?向言奎说：“一身轻松，心情舒畅。”“老百姓都欢喜这个会，但我们担心的是，这个提意见，那个提意见，还敢不敢开下去?”村民代表向显寿曾经提出这样的疑问。
如今，向显寿已不用担心。马鞍村如期举行了第二次“报告日”活动。今年6月，永顺县出台文件，在全县正式推行村级事务“报告日”制度。“我希望这个制度，不仅成为村民实现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的窗口和阵地，也成为农村基层组织开展党建宣教、提倡文明风尚的窗口和阵地。”李延堃说。
【党委党建范文】四
去年以来，江苏丰县纵深推进“一卡、一记、一车、一网”“四个一”走村串户工作法，组织镇(街道)党员干部以“一张连心卡、一本日记本、一辆流动车、一个信息平台”为载体，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卡系民心 联系群众无缝隙
近日，丰县梁寨镇“苏北羊王”陈家振为羊场技术员招聘犯了愁。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拿起民情“连心卡”，拨通了镇长王圣喜的电话。没想到，王镇长很快帮他联系了省市农技部门和相关院校，并安排镇畜牧站技术人员去羊场进行指导。“有了‘连心卡’，啥事一个电话就能解决。”陈家振满脸欣喜。
丰县大力推行党员干部包挂责任制，15个镇(街道)1970名干部每人联系100余户群众，实现372个村(社区)全覆盖。该县统一印制民情“连心卡”，正面印有干部姓名、职务和联系方式，背面印有包村干部集体承诺，走访时发放到所联系村民手中。群众可随时拨打电话咨询。对孤寡家庭、特困家庭、留守家庭和老弱病残的诉求，驻村干部主动上门服务。
日记民情 工作决策更科学
翻开梁寨镇党委书记王磊的民情日记，密密麻麻写着与村民接触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及每家每户的困难疾苦和诉求期盼。
民情日记是“四个一”的重要组成，也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密切党群关系的有效举措。该县组织包村干部随身携带民情日记本，在入户走访过程中随手记录农户家庭基本情况、问题困难和帮扶办法，征求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走访结束后，及时撰写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综合分析群众反映的矛盾问题、民生热点、致富难题等，形成调研报告，镇党委统一登记、逐个解决，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问题不遗留、矛盾不推诿”。
流动便民 群众办事不出门
“有了“流动服务车’，在家门口就能办好养老保险，真是帮大忙了!”梁寨镇新腰里王村张大妈逢人便夸。
为给群众提供便利高效服务，丰县组织各镇(街道)分别开通2-3辆流动便民服务车，抽调医疗、司法、民政、劳保、农技等部门人员跟车服务。每月1-20日，流动便民服务车按照排定路线，到各村(社区)进行现场办公，第一时间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现场解决不了的进行登记、限时办结。除定期服务外，农忙时节实行中午、傍晚错时服务，利用集市、交流会等提供服务，实现群众聚到哪里、服务跟到哪里。
网连万户 服务群众更高效
“有了信息管理平台，我们为民办事有抓手，更精准高效了。”梁寨镇组织委员杨安宁说。
杨安宁所说的信息管理平台，就是走村串户工作法中的“一个信息平台”。丰县投资30余万元建立民情信息动态管理服务系统移动网络平台，集“数据管理、工作跟踪、网络传输、监督评估”4项功能，设有法律政策、民情日记等工作模块。每名镇(街道)机关干部有一个独立网络账号，就联系村民的基本情况建立电子档案，将全县农户家庭的基本信息、问题诉求等数据化。党委、政府通过平台全面了解群众基本情况，动态跟踪包村干部联系服务和为民办实事工作进展，客观评估工作成效。今年以来，丰县依托该系统对全县建档立卡户精准跟踪帮扶，通过“一村一品”“一户一策”，为3.1万低收入人口顺利脱贫提供了有力保障。
【党委党建范文】五
为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创新发展，今年以来，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坚持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该市创新提出“四有五化”即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场所议事、有章理事，组织区域化、管理网格化、机制规范化、服务精细化、手段信息化工作思路，增强基层组织力，提升社区党组织规范化、精细化、制度化水平。目前，该市每年投入2000余万元夯实城市基层党建基础，1000平方米以上社区占到35%，一站式便民服务大厅每年受理解决群众诉求2万余件，打造了一批精品化、规范化、标准化社区，培育志愿者服务队200余支，志愿者注册人数1.5万人，互联社区、党建直通车、微社区等信息化平台得到广泛应用，社区党组织服务能力和水平有效提升。
为构建共驻共建、互联互动党建格局，该市加强统筹协调，在街道社区全面推行“大党委”工作机制，由处级领导任街道联合党工委书记，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任委员，打通各领域党组织壁垒。实行动态开放的信息、阵地、文化、服务共享模式，协调盟市机关、学校、医院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对场所阵地、活动设施，相互开放、统筹使用，推动资源共赢共享。下沉服务力量，引导3437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帮助社区落实帮扶资金170余万元，解决群众困难问题1000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