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服务中心范文第1篇
摘 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是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在回顾建国后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指出现阶段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迅速，但是随着现代化步伐加快，城乡发展差距日趋增大，城乡二元格局日益明显，农村与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显现出极其不平衡的情况，因此，研究我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分析出现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有助于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改进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的经济和农业发展。
1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发展现状
农村的公共服务是指为农民日常活动，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经济生产供应的所有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我国的农村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医疗，文化，体育，养老和运输服务等。发展农村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我国农民的需要，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使得农民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待遇从而减少城乡之间的差距，达到社会公正的目标，促进和谐杜会的建设。
自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主要经过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56-1983年）：1949-1956年，我国在社会性质和政治权利方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出现了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情形。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一是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开始多元化，基层政府和公共机构是主要的供应者；其次是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筹资渠道主要以政府发放资金和农村自己筹集资金为主。1956-1982年，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主体变为生产队和各级政府、社区。农村公共服务资金主要来自集体经济组织。
第二阶（1983-2006年）：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主要是政府、还有基层乡村自治组织等。在这个阶段的公共服务供给筹集资金的主要途径是通过集体资源收入、集体经济收入以及政府补助及村民筹资。
第三阶段（2006年-现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主体开始呈现多样化。主要包括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农户。中央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地位开始下降，而自治机构的地位开始提高，但还是以政府为主导。在筹资方面，主要筹资渠道包括中央政府对新型合作医疗专项资金、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中央财政向省、市、县转移支付等，以提高财政收入和农村公共服务。
在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过程的不同时期取得了不同的成就。这使得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显著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也明显提高。但城镇公共服务相比，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仍有很大不足，成为现今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问题。
2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
2.1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供给效率低下
中国农村的公共服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由政府帮忙提供的。这种政府主导的供给状况与效率原则是不一致的。一旦政府决策失误，资源的有效配置就会受到影响。导致农村公共服务效率低下的因素有很多：一是农村公共资金浪费、挪用公款、公款使用率低。此外，政府机关的一些工作形式、项目建设项目缺乏科学管理，一些公共服务项目的质量难以保证，加重了财政负担。另外，大多数的公共服务都由政府主导的，缺乏必要的竞争。供应的服务明显低于民办机构提供的公共服务，使得公共服务的供应效率低下。
2.2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失衡
长期以来，中国受到城乡的二元结构影响，城市和农村生活水平的差别不停扩大。城市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社会保障制度如城市医疗、养老等，相对健全，涉及面广，补贴水平远高于农村。然而，与城市相比，农村交通不方便，医疗和养老条件不能改善，公共服务设施不健全。再加上农村居民人口与城市相比分布更为不均衡，在一些偏远地区或山区更加不利于推广农村服务。山区的居民和外界缺少联系，医疗水平很难达到正常水准，教育设施更加简陋，这些不足导致村民的生活更加不便利，城乡供给更加不平衡。
2.3 供需结构失调
一直以来，我国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存在重城市发展、轻农村建设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导致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生产性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另一方面，需求较少的公共服务供给相对过剩。原因是“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使得地方政府部门的决策者主要是根据政绩和利益的需要，对公共产品供给做出决策。他们往往乐于选择那些容易出政绩的短期“硬性”公共产品，而很少选择农村教育及公共卫生这些“软性”公共产品。这些行为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总量严重不足的同时，又存在供给结构失衡的问题，这样就容易造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农民需求之间产生较大的差异。
3 完善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对策和建议
3.1 构建城乡结合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国逐步形成了城乡二元格局。因此，要想加快城乡公共服务的供给进程，就要逐步减少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完善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体系，制定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政策。提高各级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的能力，提供相对公平的城乡公共服务。建立城乡结合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使农民享用与城镇人民同等的公共服务。
3.2 多个实体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首先，我国还是要体现政府的主导作用。同时，想办法推动市场和社会资金更多地投资到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政府要鼓励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参加到农村公共服务的供应中，例如：采取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促使农村的公共服务往多元化发展，以此来满足人们对于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
其次，要推动我国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农村社会资本转变，传统社会中农村的发展不受重视，更别说农村公共设施的建设，更是天方夜谭。因此要推动我国农村社会改变，促进农村教育和法律发展。是农民在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途中能够有相同于城市的教育，同时要有依法保障。
再次，应该积极扩充乡村的社会网络，培育乡村社会组织，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准。
3.3 因地制宜地提供农村公共服务
在农村的公共服务建设下，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国家通常采取适合当地情况的措施。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存在地区差异性，农村公共服务要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相适应。
在提供公共服务供给时，政府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差异性，采取不同的供给政策，避免“一刀切”的供给政策；对于欠发达地区，要适当提供生产致富类的公共服务；而对于发达地区，应该掌握公共服务需求的成长态势，为农民提供更高层次的农村娱乐和公共服务；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要尊重中国国情，尊重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地提供农村公共服务。
3.4 政府注重全面履行其服务供给职能
各级政府强化服务意识，全面履行服务职能。同时明确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导作用，努力为农民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为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巨大支持。除此之外，政府在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要注重带动市场和社会机构的活力，共同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贡献力量，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更有效率，推动城乡共同发展。
农村公共服务中心范文第2篇
摘 要：文章使用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农村牧区家庭现状抽样调查”问卷调查数据。调查发现随着全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内蒙古农村牧区家庭呈现出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和家庭结构核心化、小型化的趋势，面临家庭保障功能弱化、集体经济保障能力有限的情况。针对此类情况，课题组认为应在认清民族地区的特点，兼顾文化多样性、土地多样性和民族多样性基础上，制定基本公共服务“靶向”标准，提升公共财政投入效率；实施差别化支持政策，分层次、分阶段地“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关键词：公共服务 基本公共服务 家庭结构
一、引言
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从强调体系建设到制度建设，国家已将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内蒙古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即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守住民生底线的要求，还是落实“两个共同”、实现全国区域均衡发展，打造北疆亮丽风景线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40年来，全区民生各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按照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关于实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要求，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均等化水平的压力仍然较大。所以在与全国共同进入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充分了解农村牧区居民的民生状况、困难家庭的特征、不同类型嘎查（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审视农牧区基本公共服务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为进一步做好农牧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让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的必要动作，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思路和有效路径，对缩小区域间公共服务发展差距、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二、数据来源及基本说明
本文使用的《内蒙古农村牧区嘎查村现状抽样调查》问卷，是一项综合社会调查项目，此调查分社区调查问卷和家庭调查问卷，涉及自治区内的10个盟市14个旗县（区）70个苏木（乡镇）的100个嘎查（村）。样本覆盖了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呼伦贝尔市、赤峰市、通辽市、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锡林郭勒盟、兴安盟等10个盟市（因乌海市和阿拉善盟的可耕种土地面积仅占全区现有耕地的0.04%和0.25%，不具有典型的农牧业特征，所以本次抽样未选择该区域），问卷共发放1012份，回收1012份，其中有效问卷1000份，问卷有效率为98.8%。问卷涉及家庭成员共计3448名，其中，蒙古族人口占总样本人口的53.4%，汉族人口占总样本人口的44.7%，其他少数民族占1.9%。本问卷采用分层多段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覆盖到了典型牧业区、半农半牧业区以及农业区三种经济类型区域。本文使用调查问卷中关于人口构成、土地和农牧业收入的相关内容，试图通过对家庭规模、多代家庭的比例、家庭结构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判断内蒙古农村牧区家庭自我保障能力的基本情况。
三、农村牧区家庭基本特征与自我保障能力分析
家庭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调查过程中发现，随着进城务工流动人口增多，农村牧区呈现出老龄化问题严峻、家庭保障能力弱化的趋势，农牧区的常住人口主要以老年人为主，在土地经营收入、自我保障能力等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
（一）农村牧区老龄化问题严峻，在高龄化、空巢化趋势下，“未富先老”成为农村牧区常住人口的明显特征
受访家庭中女性的年龄峰值在45-50岁，男性的年龄峰值在50-60岁，意味着未来五年，农村牧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将增加近30%，未来十年，农村牧区65岁以上老年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將超过50%。调查对象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7.44%，且高龄老人中丧偶比例达到82.05%，按联合国发布的高龄化社会的认定标准（ 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农村牧区已进入高龄化社会。而由于子女外出上大学、外出务工，或已独立生活而形成的空巢家庭，占到全部样本家庭的20.37%，明显高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按照空巢家庭46-68岁的年龄峰值推算，未来五年，农牧民60岁以上的空巢家庭将增加一番。从主要收入构成看，经营性收入是样本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缺少青壮年劳动力的空巢家庭整体上呈现“未富先老”特征。
（二）农村牧区劳动力短缺、人口断层，在家庭结构核心化、小型化的趋势下，家庭保障功能逐步弱化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牧区嘎查（村）常住人口规模缩小，本次调查的样本嘎查（村）常住人口规模的均值为711人，数量仅为户籍人口的60%，有些嘎查村常住人口还不到户籍人口数量的一半，整体上出现农牧民人口净流出现象。而且外出务工劳动力以整户迁出为主，流动人口大部分携带子女，与配偶子女同在流入地居住，在城镇已有住房的农牧家庭占到受访家庭总量的42%。所以农村牧区的留守人口出现人口断层现象，调查中有村干部说：“村里重要活动能召集的劳动力已经找不到50岁以下的了”。不仅劳动力数量在减少，家庭结构也在影响着家庭功能的发挥。数据显示，有稳定婚姻状态的家庭，其劳动力结构相对合理、收入情况良好，丧偶家庭和44%的离婚家庭接受过医疗救助、住房救助、特困补贴等不同程度的救助，属于嘎查（村）重点扶贫对象。如表1所示，家庭规模核心化、小型化趋势与老龄化趋势相叠加，未来五到十年，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丧偶家庭在农业技术运用、粮食产量、农业经营收入等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
（三）农村牧区家庭收入差距较大，土地对中小农牧户的保障功能弱化
按照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本次调查的农村牧区样本家庭总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58（注：按累计收入划分出分布均匀的五个档次，高收入前20%的家庭总收入占到全部样本家庭总收入总量的45%，排名最靠后的50%的受访家庭总收入总和只占到全部样本家庭总收入的22%，而排名最靠前的40%的样本家庭总收入和占到全部样本家庭总收入的70%。按照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本次调查的农村牧区样本家庭总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58）。这与调查当年造成内蒙古农牧业大面积绝收的旱灾有直接联系，一定程度反映出由于农牧区经济结构单一，经济脆弱，部分农牧民还是要“靠天吃饭”，农牧业距离现代农牧业体系还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验证了家庭土地规模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即土地经营规模较大的区域其家庭收入相对较高，所以牧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高于农民和农牧民。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家财政对草场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推行，草场面积较大的牧户仅补贴款项就高于一些农户家庭的全年经营总收入。但作为嘎查（村）经营主体的中小农牧户（70%以上的受访家庭属于中小农牧户），因传统农业的分散生产经营，每亩土地产生的效益偏低，农民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意愿并不强，有85.5%的受访家庭选择“仍坚持一家一户经营”，选择“扩大经营规模”或“家庭经营与合作经营相结合”或“参与企业经营”的家庭只有15%。整体上看，农村牧区家庭收入差距较大，土地对中小农牧户的保障功能弱化。
（四）集体经济对基层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有限
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嘎查（村）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平台和基本单元，也是农牧民获取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场所，但大多数受访嘎查（村）集体经济收入只能维持正常的集体运转，对农牧民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十分有限。调查中有村干部反映，有些村属于“负债村”，“十个全覆盖”重大工程的后续款项还无法弥补，对“垃圾转运费”等公共服务开支根本无法保证。本次被调查的100个样本嘎查（村）中，仅有36个嘎查（村）有集体经济，集体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集体草牧场、饲料地、农业用地的出租或入股收入，所以虽然按经济和生态特点划分，农区、牧区、半农半牧区存在地理区位上的连续性，但由于可利用土地面积不同，集体经济上存在差异，拥有土地资源优势的牧区平均集体收入高于其他区域，但相对于其他区域，牧区则面临牧民居住分散而公共服务半径过大等问题，集体经济同样无能为力。总体上，集体经济对基层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十分有限。
四、加强农村牧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国家扶贫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也在农村。内蒙古除农村外还有牧区，所以公共服务的供给不仅要兼顾土地多样性、民族多样性，还要将全区作为民族地区纳入到国家宏观战略中，利用转移支付、对口支援、本地资源共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将内蒙古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国家整体战略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祖国北疆，联通俄蒙，区位独特，所以应借助“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契机，“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将内蒙古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国家整体战略，做好对外开放大格局的同时借势谋划全区基础设施布局。中蒙边境线的7个盟市16个旗市的总面积达到全区总面积的48.7%，覆盖到大部分牧业区域，如果能突出重点区域和重点口岸的带动作用，形成“六路四通八达”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网架，利用跨境联通带动区域联通，对内蒙古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意义非凡。
（二）尽快建立起合理的财政支持体系和财政投入长效保障机制
基层担负着公共服务建设、维护和推进的重要任务，但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使基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显得尤为薄弱，从而均等化的目标很难真正落到实处。从本次调研的情况来看，由于近年来基本公共设施和公益性项目投入力度较大，自治区各级政府都普遍存在财政负债问题。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截至2016年末，自治区本级、盟市本级、旗县政府负有偿还責任的债务分别为291.38亿元、2079.01亿元、3306.97亿元，分别占5.13%、36.62%和58.25%（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政务平台2017年第一批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信息披露文件）。旗县政府成为债务压力最大的一级政府。所以按照国家最新出台的《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尽快完善全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建立起合理的财政支持体系和财政投入长效保障机制，才是解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后续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制定基本公共服务“靶向”标准，提升公共财政投入效率
除《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划》对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标准的界定外，自治区需要根据农牧民常住人口呈现出的特点制定出更为具体且有实操性的均等化标准体系，尤其是针对医疗卫生、养老等农牧民生活核心领域的问题，建立农牧民基本数据采集和监测体系，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弱势群体情况和“最迫切、最需要、最直接”的公共服务问题。将“靶向”的均等化标准作为财政转移支付测算的重要依据，替代大规模高标准且覆盖面广的普惠性公共服务项目，以便能使政府财力更多地向农村牧区落后地区和困难群体倾斜，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四）实施差别化支持政策，分层次、分阶段地“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已逐步健全，多元化的供给模式不断创新。但由于城乡间和区域间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往往出现一边是基层卫生院（室）的全覆盖，一边是农村牧区看病难的问题依然存在。以养老为例，虽然自治区已形成城市、农村、牧区、社会化四种养老服务模式，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居全国第一，但实际调研的100个嘎查（村）均无社会化养老机构。基层消费能力限制了农村牧区公共服务供给市场的主体结构，面对基层农牧民实际需求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仅仅依靠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不够的，需要发挥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对弱势群体的帮扶作用，保障其基本生活，可以分阶段、分地区地逐步解决城乡统筹、解决农村牧区公共服务薄弱的问题。
（作者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公共管理研究所，执笔人：张敏 苏文 霍燕 王哈图 任丽慧 包娜娜）
农村公共服务中心范文第3篇
目前我国物业管理面临人员规模越来越大，人力成本越来越高，行业越来越微利;管理的业态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标准化、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等处境。各大物业公司纷纷开始考虑新的商业模式并在一些领域已做出来了尝试。现主要有如下几类模式。
一、 业界基于社区的商业模式发展情况
(一) 彩生活模式
深圳市彩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彩生活服务集团”)成立于2002年6月18日，总部设于深圳，是花样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控股企业，是一家集物业服务、资产运营、社区服务为一体的科技型、综合型物业服务运营集团。
彩生活服务集团通过构建标准化的服务与管理平台，模式的实质是拓展了传统物业管理服务的界限，由对物的管理延展至物业所有人/使用人的服务，为社区住户提供除基础物业管理服务外的增值服务以创造商业价值。其所为的“彩生活模式”包含如下方面内容：
1、机械化、科技化的管理
通过机械化、信息化，对整个小区的管理实行一种标准化、制度化、流程化的管理，以解放简单劳动岗位上的劳动力。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从事更有价值的社区服务，把服务做到千千万万个家庭，这就形成了新的模式。彩生活优化大量保安、保洁、保绿等岗位人员，转而招入学历、文化程度和服务意识等能力都相对较高的人员，成为彩生活社区的“生活管家”。“管家”需要和业主进行互动，将业主居家生活方方面面的需求纳入彩生活的服务体系中。
2、B2F商业模式创新
B2F，即Business to Family，这是彩生活的创新商业模式。
彩生活品牌“陪伴型”服务理念，其核心在于与消费者之间建立如亲人般的信任感，贴身式服务满足人们各方面的生活需求。对消费者而言创造了一公里商圈，对投资者而言则创造了一公里商业生态圈，将服务直接转化成了商业管道。
除了常规的服务费用交纳等传统的物业服务项目外，更增加了各类生活服务。通过与小区周围500米范围内的商家进行合作，彩生活主动将这些商家引到线上，由于业主经常到彩生活网上交管理费，就可以享受邻里服务，建立500米商圈的概念。业主通过彩之云平台或是拨打“400”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些直接的服务。目前，与彩生活进行合作的商家已有很多，如速递易、金谷园、小白兔干洗等。
3、彩之云(彩生活社区服务平台)
彩生活将业主的需求整合起来形成一定的服务，通过识别业主的一些及时性、特殊性的公共需求，来与外界专门的供应商合作，如电脑维修、开锁、通下水道等。彩生活和这些商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商家成为社区服务的供应商，业主打电话或者登录彩之云(彩生活社区服务平台)，就可以享受相应的服务。
彩之云概要：彩之云，足不出户拓展生活空间，体验最便捷的品质生活。彩生活利用互联网平台及彩之云APP系统，以社区为中心辐射一公里微商圈，集成包含衣、食、住、行、娱、购、游在内的各领域商户服务资源，时时推送更新活动资讯，凭借千种拓展服务，通过层层审核把关提供最放心的便捷选择。
彩之云定义：一个为彩生活社区业主服务的一站式服务APP,可有效帮助用户解决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一个包含物业服务、B2F的服务、虚拟服务、商品服务、智能管家和连锁经营的社区服务APP。
彩之云，足不出户拓展生活空间，体验最便捷的品质生活。彩生活利用互联网平台及彩之云APP系统，以社区为中心辐射一公里微商圈，集成包含衣、食、住、行、娱、购、游在内的各领域商户服务资源，时时推送更新活动资讯，凭借千种拓展服务，通过层层审核把关提供最放心的便捷选择。
4、模式主要功能
(1) 基础的物业管理、投诉和报修，物业缴费，还有水电煤的代收代交，房屋增值业务 房屋银行。
(2) B2F的业务，一公里微商圈。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很多比较宅的人在家里，可能他现在想定一个餐，原来的方式打电话到楼下的快餐店，但是要花很长的时间跟他交流，他不知道今天人家卖什么，他要一个个电话问，对方也不耐烦，正是生意的高潮。如果通过APP他可以在家里下单，可以选择他要吃的东西，在商户的APP上及时收到这个信息，商家在他指定的时间内可以送到他家里去。
(3) 虚拟服务
集成业主日常所需的虚拟服务，如机票、火车票、酒店、彩票、手机充值、电影票等。
(4) 商品服务
彩生活服务集团针对其社区业主，每个月提供一款非常有特色的团购的产品提供给业主，目前，他们已经规划一百种业主需要的产品，并联合国内顶级的电商，通过彩之云的平台发起绝对物超所值的商品团购。
(5) 智能管家
彩生活服务集团的规划有两个内容，这两个是基于安全角度来考虑的，一个是家用的无线的移动摄像头，这个东西非常简单，只要家里有WIFI的环境，这个摄像头可以放在你任何一个房间，或者每个房间可以放一个，这个业主他可以在办公室里面远程地来控制这样的一个摄像头，他甚至可以让这个摄像头360度旋转察看家里的情况。这个无线的红外报警其主要是在大门、阳台和窗户，一旦有不明的侵入他会实时报警。未来的规划可能还会包括远程医疗和远程教育。
(6) 连锁经营彩生活服务集团独创的在社区里面引入供应商和代理，通过彩之云的平台来实现供应商、加盟商、业主和平台四方的共赢，目前，在深圳已经开展了桶装水、小白兔干洗、金谷园营养早餐等，下半年将会把这些服务带向全国。
彩生活将线上的服务集中到“彩之云”上，业主到云上自助寻找相应服务，就可以满足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需求。与此同时，这些供应商面对彩生活的业主提供相应的优惠，而且还要保障相应的服务，从而达成三方共赢的模式。
5、模式构建过程
2002年到2005年，是花样年物业进行彩生活品牌打造的时期。这一时期，花样年物业将社区渠道经营作为物业管理的重要方向，逐步形成了彩生活模式业务版块雏形。在经营理念上，花样年物业将物业管理升级为物业服务，除了做好基础的物业管理服务外，还要收集和分析社区住户的需求，做增值服务。这时的增值服务主要包括桶装水、米、油等日常生活用品的订制服务。在组织架构上，首创 “一站式服务”的客户服务中心，为社区住户提供24小时开放式服务，成立增值服务小组，配套相应的个性服务。在技术手段上，为了做好社区渠道经营，花样年物业高瞻远瞩研发电子商务网站，构建商家与社区住户的网络沟通平台。
通过此平台，为业主提供如下两类服务：
团购服务
团购(订购)服务主要针对社区住户的居家生活需求，提供社区住户日常家居生活所需的日用品，彩生活服务集团将团购服务命名为“七彩包”。七彩包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以资讯为主的产品，比如上网业务、电话充值、车辆保险、教育培训等，这类商品不需要物流配送;另外一类就是涉及到物流配送的产品，比如桶装水、米、食用油等基本的生活用品，对于此类商品，彩生活服务集团也有自身的遴选原则：一是没有购物乐趣的;二是携带和搬运不方便的;三是容易存在信任风险的。彩生活模式的七彩包品类丰富，在进行团购服务时，对货品的质量管理，以及保证商品供销渠道的畅通是彩生活服务集团进行该项服务风险控制的重点。目前，彩生活服务集团已经成为了相关品牌产品的代理商。
资产运营服务
彩生活模式涉及的资产管理及运营的内容丰富。
彩生活服务集团将此类业务的客户主要定位为两类：一类是开发商，另一类则是小业主。对于开发商的资产管理及运营，彩生活服务集团开发出了多种服务内容，涉及住宅物业、商业物业。针对房产项目的特点，彩生活模式可以运用专业力量，对项目的业态进行商业策划，并且可以进行项目楼盘的代销，以及实现商家引入，包括进行酒店管理的合作等。除此之外，彩生活模式开辟了物业服务前置体验模块。即协助地产商，从物业管理角度提出专业化建议、进行设计优化和品质控制，除此之外，向发展商提供一流的售楼处、样板房及公共部分的保安、礼仪接待等服务工作，提升品牌物业的专业化、标准化服务。
对于小业主，彩生活模式的个性化增值服务版块又注入了房屋增值的内容。所谓房屋增值就是彩生活服务集团设置专门的职能部门充当房屋买卖双方的媒介及专业服务提供者，为社区住户配置家私家电和代收租金，为租户提供酒店式服务及租金代付，并通过吸纳服务小区社区住户中小户型房源，对其进行统一承租、装修，其后包装、策划、分租，以提高房屋整体租售价，起到一个资产经营公司的作用。由于彩生活服务集团所掌握的房源存量可观，对社区情况熟悉，因此，在房租定价时相应地有了发言权，为自身积累了服务增值的一部分利润外，也为业主创造了更大的价值。
6、未来战略布局
目前，彩生活已经进入全国500多个社区，服务的社区面积超过6000万平米。彩生活服务模式已经得到了行业的认可，深受开发商和业主喜爱。
未来，彩生活将以深圳、上海、成都、西安、北京、广州等中心城市为核心，继续推广彩生活模式，让更多的社区居民享受到全新的彩生活个性化服务。彩生活将投入更多的软硬件设施与专业人员，全面推广彩生活服务模式。
(二) 万科“幸福驿站”与“第五食堂”模式
1、 服务内容
2012年2月20日，武汉首个社区收发室――“幸福驿站”(原称“万汇驿站”)在武汉万科“城市花园”建立，覆盖3000余户家庭。万汇驿站由小区物业人员组成，每天平均为200位居民提供邮件代收服务，并拓展至包涵代发函件、代订报刊、杂志、手机、固定电话充值、代收水费以及机票代订的一站式服务。同年6月，南京万科物业“幸福驿站”四店齐开业。“幸福驿站”是万科物业在全国社区最新推出的服务模式，以社区实体店的形式为万科业主提供“一站式”管家式的生活服务，从车票代购、水电费代缴、组织团购、旅游中介、绿植租摆到家政服务，便民服务丰富多样，让业主不出小区即能解决生活息息相关问题。
代收寄快递，保险办理，桶装水、米面粮油等生活食品订购和送货„„这些服务，现在在万科金域华府实现。东莞万科物业日前在该社区成立了旗下首家社区服务机构“幸福驿站”。除了产品本身的费用外，物业中心不收取代办费，免费为你“跑腿”。业内指出，物管是微利企业，面对行业困境，创新赢利模式是共识。
物业联合供应商开拓业务 ， 包括引入合作伙伴作为“内容”提供商，如快递公司、酒庄，粮油米面、桶装水等生活食品则是由麦德龙、屈臣氏等提供，物业公司还可以送货上门。干洗衣物的服务，是由幸福驿站代为收件，再送至一家外包公司干洗后送回来，业主归家后来物业中心取件即可。干洗的价目与普遍的干洗市场价无异，客服人员表示，物业中心并不收取跑腿费，而服务费用是与合作的相关服务公司结算。代办缴费则所有业务不收取服务费，如省内交通罚款皆可在该中心终端上实现，不用业主亲临车管所等排长龙交费。另外诸如知名品牌的食用油等，价格也是接近或略高于大型超市的定价，物业中心可以免费送货上门。“幸福驿站”至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其中充值和代办缴费，以及邮包快递的代收代发等业务量为多，有关人员坦承，“即便有利润也是微利”。
为增强业主居住体验，在“幸福驿站”一路开花的同时，万科再度升级服务体系，2012年6月15日，首家万科“第五食堂”在深圳万科城开业。6月16日，北京首家万科“第五食堂”在中粮万科长阳半岛揭幕。随后，杭州、上海、东莞的“第五食堂”相继开业。短短半个月，万科自创社区餐饮连锁品牌——“第五食堂”已在全国范围全面开花。 从去年开始，万科将幸福驿站(原名“万汇驿站”)从服务中心另辟出来，以社区实体店的形式，通过专业的服务场所和服务流程，解决了物业热线和服务场地的限制，有效解决了邮包配送“最后一公里”的瓶颈。另一方面，万科的“第五食堂”亦密锣紧鼓地相继开设，业主居住体验进一步强化。
2、 发力平台，致力服务
众所周知，现阶段中国的物业管理公司是不盈利的，万科下大力气提高物业服务，也只是“赚吆喝”。但是，万科知道每个不满意的客户，平均会向9个亲友叙述其不愉快的经验;而每个满意的客户，平均会向3-4个亲友分享愉快的经验。同时，吸引一个新客户的费用是保持一个老客户的6倍。这就是万科做大其服务平台，留住客户的原因。
万科对客户服务的关键要素定义非常简单，就是以客户为导向起点，通过致力于了解和理解客户需求，并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从“让客户感到安全”到“让客户得到尊重”，一直到目前尝试的各种服务，通过主动沟通“成就客户”。
万科发展物业客户服务平台的核心理念是：“让客户受益”并且用“服务=服从：服务功能(无形)+务实：服务产品(有形)”这个公式简单地定义了物业客户服务成功的关键。
万科围绕有形服务产品展开的运营，包括幸福驿站、第五食堂等，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物业衍生产品。这背后的逻辑是万科为客户提供多的服务，足不出户，客户可以实现想要的简单而愉快的生活。
当提供的服务超过客户的预期，客户就会满意，这样不但提高了客户的忠诚度，客户也会向周围的亲友分享。另一方面，客户在这一循环中也享受到了交易成本降低的好处。
3、 构建生态系统
根据调查显示，万科现有的业主中，仅仅万客会的会员重复购买率就达到65.3%。这就是为什么从2010年宏观调控到现在，万科能够通过降价促进销售量并能够逆势突破1000万销售额的原因(如图二)。
万科通过多种服务品牌所搭建的平台，又何尝不是扩大规模，扩大市场份额和提高客户忠诚度而修炼的内功。万科要赚的就是“吆喝”，其本质就是在构造企业的“生态系统”，目的是通过模式制胜，持续维持行业第一的地位。
当前，企业“生态系统”说得最多的是互联网公司，因为很多公司在短期是不盈利的，但是其目的是靠吆喝、靠服务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客户体验，吸引尽可能多的客户。
比方说京东，自2004年初正式涉足电子商务领域以来，网上商城一直保持高速成长，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00%，但是京东至今尚未实现盈利。不盈利却并不影响京东的吸金能力，原因就是投资者相信京东的市场占有率足够大了，盈利就变得相对简单了，因为网站可以通过广告收入、虚拟店铺收入、资金沉淀等多种组合赚取利润。
实际上，在传统行业，企业生态系统也是很重要的方面，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万科正在创建这样一个“生态系统”，搭建一个服务平台。这个平台承载越来越多的产品，当产品越多，客户越多，客户越满意时，客户的交易成本下降，产品和服务吸引的客户就会更多，因此形成企业的“生态系统”，锁定客户，提高企业竞争力。
二、 构建社区服务平台模式渐成一种新趋势
1、 创新赢利模式是大势所趋
目前不少物管企业整体处于亏损状态。在行业困境下，创新赢利模式和探索新的利润增长点是行业共识。
由于人力成本不断提高，而人力成本支出正是物业公司支出中占比最大的一块，物业企业的利润空间是不断被压缩的。所以对经营模式的探索，也是行业的大势所趋。
创新物业经营模式在服务满意度高的楼盘社区可以尝试，但也要“适而可止”，更要以为业主带来便利性，提高业主居住满意度为前提条件，如一味“经营”只会使物业“误入歧途”。
2、 构建服务平台可为未来增加新的利润来源
企业生态系统的建立，以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前提，以广大的客户群为根基，有了这些根基，企业就能进行低成本扩张，在最恶劣的竞争中得以生存，最终实现“赢者通吃”。
万科成立幸福驿站，试水社区食堂，表面上看是为了丰富社区配套，提升客户满意度，实际上则是万科市场竞争策略的进一步调整。目前中国的房地产还是增量市场，万科能够利用物业服务的优势锁定新房购买者的客户群，未来，当中国房地产市场主要以存量房为主时，万科是不是又有了向物业管理和物业经营方向发展的基础和优势?
试想，今天的万科，服务的客户超过50万，如果万科可以每个月提供人均10元的增值服务，那么这些项目本身也是很好的现金流产品，使多品牌服务万科地产，可以共同发力创造价值。
多品牌服务、搭建平台提升地产的核心仍然是做好平台的运营，也就是要密切关注客户的感受。
记得麦当劳曾于2002年公布了上市36年来的第一份亏损的季度财报。2004年年底升任首席执行官的詹姆斯•斯金纳回忆说，由于把大量时间花在了房地产，“我们丢掉了自己的重点。我们把视线从薯条上转移开了”。麦当劳前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拉尔夫•阿尔瓦雷斯回忆说，当时一个月的20个工作日里，他有六七天时间都花在了房地产上，公司几乎无暇顾及诸如消费者研究这类问题，难怪公司的许多新产品都以失败而告终。 麦当劳案例同样告诉我们，依靠服务平台提升地产价值，这一模式的关键要关注服务平台的质量。抓住这一本质才能提高平台的魅力，才能处理好与加盟者、供应商、银行等之间相互制约、共存共荣的合作关系，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平台才能吸引更多的客户，更多的客户才能让平台更有盈利的空间，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三、 构建建发社区商业服务平台模式建议
1、 构建标准化、流程化的服务体系
2、 构建支撑各项管理体系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3、 挖掘客户资源，找寻客户需求
4、 需找合作供应商，提供切合客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农村公共服务中心范文第4篇
第一卷
项目管理
1、乡镇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含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内容)(政府文件)
2、乡镇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领导组织调整文件(政府文件)
3、村级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领导组织调整文件(政府或村委文件)
4、乡镇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2011--2015年发展规划
5、乡镇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2011年计划
6、乡镇行政区划分布图、人口及基础资料统计资料
7、乡镇卫生资源基本情况一览表
8、乡镇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分工负责一览表(责任科室、负责人)
9、乡镇对村乡镇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考核细则
10、考核、奖惩记录(通知、标准、原始记录、总结评价)
11、乡镇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领导组织活动记录
12、乡村医生例会及其他资料
13、乡镇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培训资料(签到、教材、试卷、小结、相片)
14、乡镇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督导记录
15、乡镇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分配表、明细帐
16、各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发放表
17、乡镇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半年小结、全年总结
第二卷
健康教育(资料按五卷一册要求整理归档，可参考部分内容)
1、乡镇卫生院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成员组成文件(单位下文并加盖公章)
2、健康教育相关制度
3、乡村专(兼职)健康教育人员统计表
4、健康教育领导小组会议记录(含签到及有关材料)
5、乡镇健康教育2011年工作计划
6、乡镇健康教育2011年半年工作小结、全年总结
7、乡镇控烟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文件(乡政府文件)
8、乡镇控烟工作计划、总结
9、乡镇突发分共卫事件健康教育应急预案
10、乡镇卫生院健康教育宣传栏设置情况统计表(乡镇卫生院不少于2个、村卫生室不少于1个，每机构每2个月至少更换1次内容)
11、乡镇卫生院健康教育宣传栏记录单(底稿)
12、乡镇卫生院播放音像资料记录表(每机构每年不少于6种)
13、乡镇卫生院宣传资料印刷记录表(每机构每年不少于12种)、发放记录表(候诊室、咨询台、健康教育室等)
14、乡镇各村墙体标语设置统计表
15、乡镇健康宣传资料发放到村领取登记及统计表
16、乡镇宣传资料发放到户考核记录
17、健康宣传入户资料(底稿)
18、乡镇居民健康教育知晓率、行为形成率试卷及统计表
19、乡镇中、小学(三年级以上)健康教育课程表、教材、教案、教学计划。(如防治艾滋病知识) 20、乡镇卫生院健康教育培训计划、总结
21、乡镇卫生院健康教育培训资料(记录、教材、试卷)
22、开展公众健康咨询活动(利用2.4世界抗癌日3.24世界结核病防治日4.7世界卫生日4.25全国儿童预防接种宣传日5.12国际护士节5.20中国母乳喂养日5.31世界无烟日6.26禁毒日9.21世界老年性痴呆病宣传日10.8全国高血压日10.10世界精神病卫生日11.14联合国糖尿病日12.1防艾日、各乡镇传统节日、坡会等开展健康宣传活动，每年至少9次)
23、健康知识讲座(乡镇卫生院每月1次，村卫生室每2个月1次)
24、开展个体化健康教育活动资料(防骨质疏松、康复训练等)
25、健康教育活动相册：
26、上级相关文件
第三卷
慢性病管理(按病种分档案盒管理)
(一)高血压、糠尿病
1、乡村慢性病防治组织(卫生院文件)
2、慢性病防治相关制度(防治工作制度、管理实施方案、35岁心上人群首诊测血压制度、慢性病登记、报告制度等)
3、慢性病筛查流程图、随访流程图
4、慢性病防治工作计划
5、35岁以上人群首诊测血压记录《门诊日记》及统计表
6、主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管理情况统计表(详细花名册)
7、 随访评估表(每年4次面对面随访记录表)
8、会诊、转诊单
9、健康体检工作计划、小结
10、健康体检表(每年1次较全面的健康体检)
11、高危人群干预、健康指导活动记录
12、慢性病防治工作月报表
13、血压、血糖控制率统计及原因分析
14、慢性病健康教育处方、宣传资料及其他资料(专题活动相片)
15、慢性病防治工作全年总结
16、上级相关文件
(二)精神病防治
1、精神病防治组织、工作计划(政府文件)
2、精神卫生宣传教育计划、防治知识培训计划(卫生院文件)
3、精神病防治工作制度及工作流程
4、精神卫生宣传底稿、记录、小结、相片
5、精神病防治知识培训签到、教材、试卷、满意度调查、小结
6、精神病人登记表(含监护人详细信息)
7、精神病人档案卡(含病人基本资料、疾病名称、治疗方案及指导意见等)
8、精神病人家庭随访管理方案
9、精神病人随访记录表(每年4次，服药情况记录、病情评估)
10、精神病人分类干预活动记录表
11、精神病人肇事肇祸统计表(与上比较)
12、乡政府防治精神病工作全年总结
13、上级相关文件 第四卷
重大传染病防治
(一)
1、 结核病防治
乡村结核病防治领导组织(卫生院文件)
2、
3、
4、
5、
6、
7、
8、
9、 结核病免费诊治公告及防治相关制度、职责 结核病防治工作计划文件通知 乡镇结核病管理情况统计表
结核病任务分解表、病人发现进度月报表 结核病防治流程图 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登记表
肺结核病人和疑似肺结核病人登记及转诊登记本、转诊单存根 乡镇肺结核病人管理登记本
10、医疗机构抗结核药品发放登记本
11、责任医师结核病工作日记(含有结核病可疑症状推荐、网络报告肺结核病人追踪、管理病人的治疗督导情况记录等)
12、肺结核病人管理通知单
13、结核病防治培训材料(通知、签到、材料、试卷、照片)
14、“3.24”结核病防治日宣传计划、小结、相片
15、结核病半年、全年总结
16、上级相关文件
(二)艾滋病防治
1、乡政府防治艾滋病组织、工作计划及相关制度
2、艾滋病宣传资料发放登记表
3、居民艾滋病防治知识调查表
4、居民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覆盖率调查评价表
5、居民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统计表及调查评价
6、居民艾滋病宣传材料入户率调查表及评价
7、辖区内中学在校生艾滋病、性病知识宣传教育(讲课教材、记录、小结)
8、各村艾滋病防治宣传墙体标语统计及相片
9、“12.1“艾滋病防治日宣传计划、记录、小结相片
10、宣传栏每季度更换一次资料底稿及相片
11、接受上一级防治艾滋病培训记录、学分及证书复印件
12、乡镇对村艾滋病培训材料(计划、签到、备课、试卷、记录、小结)
13、艾滋病感染者、病人流动和随访记录及高危人员管理记录本
14、高危人群、外来媳妇调查登记记录本
15、艾滋病防治工作半年、全年总结
16、上级相关文件
(三)其他传染病防治材料
1、传染病防治领导组织(卫生院文件)
2、传染病防治相关制度(管理、登记、报告、转诊、疫情处理、消毒隔离)及传染病报告工作流程
3、传染病防治工作计划并定期检查，有自查记录
4、传染病登记本
5、传染病报告记录、传染病报告卡表
6、传染病漏报调查记录
7、疫情个案调查表
8、传染病疫点、疫区处理记录
9、狂犬疫苗接种记录及暴露者伤口处理记录
10、急性已肝病人随访记录
11、法定报告传染病统计表
12、《传染病防治法》及其相关知识培训(计划、签到、记录、试卷、小结)
13、疫情值班制度、值班表、值班记录
14、计划免疫针对性传染病、应急接种记录
15、传染病防治半年、全年总结
16、上级相关文件 第五卷
妇女保健
(一)妇保资料
1、基本概况
(1)上级文件包括县妇保院下发的月工作安排等 (2)妇幼人员、组织、网络、工作制度、职责 (3)服务对象统计及服务概况 (4)已婚育龄妇女统计表
2、宣教记录(宣教计划、小结、宣教底稿及图片)
3、会议记录本(包括县、乡两级会议及参加县培训记录本)
4、对村培训资料(培训计划、小结、试卷、培训讲稿、签到本)
5、计划总结工作资料(工作计划、半年及年终工作总结)
6、专题活动计划及小结
7、围产保健卡(孕期5次产后2次随访服务记录表及体检单)
8、孕产妇系统管理统计表
9、妇女病普查普治登记表、统计表
10、高危孕产妇登记表、统计表
11、孕产妇死亡、育龄妇女死亡登记表、统计表
12、孕产妇体检方案(计划，每年一次较完整的体检含一般体检、妇科检查、血常规、尿常规、血型、肝功能、肾功能、乙型肝炎等、小结、相片)
13、更年期、老年期妇女保健台账(健康教育计划及讲稿)
14、婚前医学检查统计表
15、更年期、老年期妇女保健情况统计表
16、孕妇健康管理率、早孕建册率、产后访视率统计及分析
(二)产科资料
1、产科工作制度、岗位职责、操作规程
2、有关法规及有关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及省实施办法文件 (2)《爱婴医院评估标准》 (3)执业医师法、护士管理条例
3、有关机构和人员的执业资格证明材料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2)医疗机构助产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许可证)
(3)助产人员和护理人员的学历证书、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助产技术证等复印件
4、继续教育及新技术
5、产科各种医疗文件
(1)门诊工作日记(全年原件) (2)分娩登记本(全年原件) (3)新筛登记本 (4)处方质量检查统计表(按月统计) (5)病历质量检查统计表(按月统计)
(6)会诊、转诊、三级查房、急、危症抢救、疑难或死亡病历讨论记录等原件 (7)产科护理文件
(8)各种保洁、隔离、消毒措施及相关记录表 (9)产科质控记录单
(10)《出生医学证明》管理登记表
6、计划生育相关登记 (1)分娩登记(与产科共册) (2)计育生育门诊手术记录 (3)住院终止妊娠登记、病历 (4)孕妇超声检查登记(原件)
(5)终止妊娠药品使用个案登记、领取记录 第六卷
儿童保健
(一)免疫规划
1、免疫规划工作计划
2、免疫规划相关制度
3、预防性接种工作计划、总结
4、0--7周岁儿童计划免疫建卡情况统计表
(请参照县疾控中心要求整理资料)
(二)儿童体检
1、基本概况
(1)上级文件包括县妇保院下发的月工作安排等 (2)妇幼保健人员、组织、网络 (3)儿童保健工作制度、职责
2、7岁以下儿童统计表(花名册)
3、出生婴儿登记表
4、基层指导记录
(1)7岁以下儿童体检统计表 (2)儿童体检通知发放记录
(3)新生儿家庭访视记录表(1周内)、建立《0--6岁儿童保健手册》 (4)1岁内儿童健康检查记录表 (5)1--2岁儿童健康检查记录表 (6)3--6岁儿童健康检查记录表
(7)托幼机构卫生保健指导记录(底稿及图片) (8)体弱儿童专案管理登记表及记录表 (9)5岁以下儿童死亡登记表及报告卡 (10)儿童系管情况统计表 (11)托幼机构人员名单
(12)年终儿童体检发育评价情况统计分析报告、贫血情况统计分析报告 (13)口腔发育异常(唇腭裂、高鄂弓、诞生牙)、龋齿情况统计分析报告 第七卷
老年人健康管理
1、老年人健康管理工作计划、总结、制度与职责
2、60岁以上老年人花名册
3、65岁老年人健康管理花名册
4、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情况统计表
5、健康管理服务记录(健康评估、完整体检、辅助检查、健康指导)
6、预约下次健康管理服务通知单
7、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设备登记表
8、老年人家庭访视记录、个体化宣教记录
9、老年健康宣教资料
10、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评估表
11、老年人体检疾病分类统计及病因分析报告 第八卷
卫生监督协管
(一)计划总结、制度、职责、培训
1、卫生监督工作计划、总结
2、卫生监督协管工作制度、职责、培训记录
3、卫生监督管理情况统计表
(二)食品卫生
1、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卫生监督监测一览表
2、食品卫生宣教档案
3、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卫生档案
4、食品安全信息报告记录表
5、食品安全事件协作调查记录表
(二)职业卫生
1、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
2、企业职业卫生档案
3、可疑职业病报告记录表
4、职业病防治咨询、指导记录
5、职业(放射)卫生单位巡查活动记录
(三)饮用水卫生
1、辖区居民饮用水供给基本情况档案
2、饮用水供给单位卫生档案
3、饮用水供给单位从业人员培训记录
4、饮用水安全事件报告记录
5、开展饮用水安全巡查活动记录
(四)学校卫生服务
1、辖区学校统计表
2、学校宣传栏设置、内容、相片
3、开展学生健康教育活动记录
4、辖区学校巡查活动记录
(五)非法行医、非法采供血
1、非法行医、非法采供血调查线索表
农村公共服务中心范文第5篇
摘要：由于长期以来各級政府间职责划分不清，造成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错位，导致了云南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效益不高等情况。由于县乡管辖范围就是农村地区发展的基本边界，主要职能是政府保证运转和提供农村公共服务。认为，县级和乡级政府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的基层政府，在性质上是无差别的，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县乡来说明云南省县乡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偏好，并针对供给偏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县乡政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完善措施。
关键词：农村 公共服务供给偏好 县乡政府 供给制度 完善措施
一、云南省县乡政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偏好
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地域广阔（39.4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八位）、县乡较多、县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而且是集边疆（4 060公里的边疆线）、少数民族（26个民族，全国最多民族的省份）、贫困（新定贫困线后占23.52%）和山区（山区面积占91%，林地占61%）为一体的省份，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上存在特有的问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缺位”、“错位”、“越位”现象普遍存在，总体水平较低。
以下以云南省禄劝县云龙乡为例来说明云南县乡政府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偏好，禄劝县云龙乡距县城52公里，全乡有11个村民委员会，111个村民小组，全乡总人口16472，其中农业人口15 875，3 857户，占总人口的96.24%，全乡国土面积281.1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1 100亩，主要出产水稻、烤烟、小麦、玉米、马铃薯、蔬菜、水果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表中可以看出，近三年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资金投入，可以看出县乡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主要集中于饮用水、交通、电力这三方面（投入资金占总资金的80%以上，投入资金增长幅度高）。医疗卫生的投入2009年有一定增加，但对医疗卫生投入不稳定，而且投入总量不足。对文化设施的投入在最近一年有较大的增长，但前两年的投入不足，远远不能满足村民对文化设施的需求。处于投入最末三位的是电视网络、教育与培训、农业信息推广，投入资金只占一小部分，每年投入增长缓慢。从饮用水的供给中受益的村民三年中最高达904户，从电力的供给中受益的村民三年中最高达438户，从通讯的供给中受益的村民三年中最高达187户，这三项农村基础公共服务供给没有覆盖大部分农村，仍有很多农户没享受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从医疗卫生、教育与培训、农业信息推广中受益的农户也很少（不超过人口的10%），说明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在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及医疗保障体系方面的不足。
目前，云南省财政支农支出项目单一，而且主要集中在事业费和生产性支出。农村公共支出主要依靠县级财政安排，而目前县级财政安排的公共支出主要集中在农村教育、农村水利、农村交通、农村卫生等方面，而农村社保、农村科技、农村文化、农村治安、农村环保等公共支出还是非常欠缺的。现阶段我省县乡政府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具体表现在：（1）农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1）农业机械化水平偏低，交通和通讯设施落后；2）农业科技资金投入不足；3）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4）公共卫生医疗供给不足，质量相对低下。（2）从已投入的农村公共支出项目来看，仍限于低水平的硬件投入状态。（3）软件投入不足，使硬件投入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益。目前农村公共支出投入较多的教育、水利、卫生等方面都存在类似问题。比如教育，关注教学设施的投入，轻视师资的培训，致使农村中小学教师短缺和师资质量较差。
二、云南省县乡政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完善
1.构建农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和决策机制。（1）长期以来云南省农村公共服务的特征都是基于行政供给导向下的供给机制。依据有效需求理论，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决定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各级政府、社区应以农民的有效需求为决策依据，决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种类和数量，以达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状态。1）健全“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农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是指农民通过村民委员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参与公共服务的决策方案的制定和监督的活动，使公共服务切实体现农民意志，满足农民需要。这种机制不仅可以传达民意，而且使决策方案具有坚实的公众基础，获得农民的广泛支持，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2）农村公共服务决策过程中引入听证程序。政府进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政策和项目的决策时，安排农民和社会各界旁听，公开其决策过程，并允许供给对象（农民）提出建议和意见的决策程序的组成部分。听证程序可以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公众参与国家经济社会事务管理制度的重要制度创新。（2）既然公共服务的供给对象是农民，那么就应当以农民的需求和偏好为标准，以公众意愿作为公共服务的价值取向。农民最需要哪些农村公共服务？对禄劝县云龙乡农民需要的公共服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为（按得到的票数多少顺序排列）：1）村道路建设 314人；2）农田水利建设 220人；3）学校建设 212人；4）良好地教育教学条件 165人；5）建医疗站 161人；6）建立养老保障144人；7）乡村建设规划 142人；8）建自来水、通讯设施 126人；9）种植和养殖所需要的实用科技知识 121人；10）发展集体经济 119人；11）基本的医疗保障10人；12）建村民活动中心 99人；13）银行的小额信贷 96人；14）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 84人；15）垃圾统一处理 80人；16）良好的社会治安条件 75人。
调查结果显示了农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序位，可以看出农民出于对自身需要的理性计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会呈现出：（1）先生产、后生活；（2）先发展、后维持；（3）先个体分享的公共产品、后集体分享的公共产品。关于（1），它体现了农民生存至上的原则，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信息、产品和基础设施需求位序超过生活所需的医疗、养老、文化、娱乐和教育等；（2）体现的是社会化小农的行为特征，具备使货币最大化的公共产品较之维持某种货币收入水平的公共产品优先；（3）体现的是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的农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选择首先考虑个体可分割享用的，其次才是集体分享的（很难分割）。
以上显示了云南省农民对公共服务需求排序，县乡政府应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和迫切需求出发，致力于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目前云南省农村公共服务的重点是交通运输、水利建设、能源结构改革、农业科技推广、通信网扩张等农村公共设施的建设，根据农民的需求，县乡政府同时要推进农村合作医疗、义务教育普及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本着合理规划，避免重复建设的原则，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
2.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责任。根据财政支出责任与辖区居民受益原则和财政支出责任与财政收入相适应原则，中国农村公共支出责任的划分中，中央政府应主要负责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包括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生等;地方政府主要负担地方性的农村公共产品，包括地方行政事务管理、社会治安、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医疗和农村道路建设等。当然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县乡级政府在某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职责划分上并不是绝对的，比如在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划分上，应进一步加大中央和省财政的投入，义务教育的教师工资由中央和省统筹，学校的基础设施按属地原则由市县负担。
3.健全农村公共服务的财政制度。建设新农村要求“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确保各级财政支农投入总量和比重逐年增加，建立健全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府投入机制。”因此，一方面，坚持以县（市）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制度创新，建立统一的财政金融制度，将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纳入各级财政负担的范围。另一方面，调整县乡财政支出结构，把资金更多的投向农村地区。
4.创新农村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督约束机制。一是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管理，将项目立项、选择、实施、竣工验收、后续管理等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管理轨道，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二是强化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督，普遍推行村务公开，定期向农民公布收支情况，接受农民监督，提高公共资源使用的透明度；强化社会审计监督作用，及时查处各项违规、违纪行为，将农村公共资源的分配使用置于有效监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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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服务中心范文第6篇
摘要：对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及其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进行了分析，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其合理性，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二元户籍制度虽然也在同步进行着渐进式调整，但其深层次问题尚没有得到根本性解決，成为农村社会和城镇化发展的制度性制约因素。因此，在二元户籍制度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统筹城乡发展规划，推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并加快相关政策配套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才意味着户籍制度改革的真正开始。
关键词：二元户籍制度；户籍改革；城乡统筹；社会保障机制
前言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一元户籍制度，其特点之一就是实行迁徙自由。近代以来，各国都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进行了法律规定。根据荷兰学者马尔赛文对142部成文宪法的统计，有81部宪法规定了迁徙自由，占总数的57%。例如，1947年《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16条规定：“除非根据保健和安全方面的理由法律可按一般程序规定某些限制外，每个公民均可在国内任何地区自由迁徙和居住。不得以政治理由规定任何限制。”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1条规定：“一是所有德国人在联邦领土内均享有迁徙之自由。二是此项权利唯在因缺乏充分生存基础而致公众遭受特别负担时，或为防止对联邦或各邦之存在或自由民主基本原则构成之危险，或为防止疫疾、天然灾害或重大不幸事件，或为保护少年免遭遗弃，或为预防犯罪而有必要时，始得依法律限制之”。有些国家的宪法虽然未规定迁徙自由，但作为一项自然权利，可以在司法中予以保护。
中国历史上也有迁徙自由的宪法规定。最早承认迁徙自由的是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该法第6条第7款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 自此以后，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宪法性文件，也都不得不承认公民有迁徙自由。从193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制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起，根据地的法律也开始注重对迁徙自由的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公民“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权力却逐渐被取消，建立实行了限制迁徙自由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这是由中共的执政理念所决定还是另有其由？国内许多学者或从经济学、或从社会学及法学角度对此做了大量研究，并提出其在改革新时期的变革方向。然而，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是由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任何一种单一学科的独立研究，都不能洞察其根本，更不足以为其变革提供合适的方案。更何况，新中国的政治决策人不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理性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公共选择理论等西方政治经济理论无法解释他们的行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理解二元户籍政策的形成和作用及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应有的演变方式。
一、二元户籍制度是工业化初期的一种被动选择，不但是减轻城市压力，稳定社会秩序的法律手段，也是实行农村集体化，支持城市工业化战略的政治经济手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公民的流动和迁徙权利是得到承认和保障的。建国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规定了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权力。为了把握人口发展动向，1955年6月，国务院指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常性的户口登记工作，要求民众在迁徙时履行关于户口转出和转入的义务，而对流动和迁徙本身，并没有任何限制。基于这种宽松的环境，此前此后的几年间，户口的迁移非常频繁，仅1954—1956年，迁移的人口达7 700万。
户口大量迁移的原因主要是城市和工业的发展。经过1950—1952年的短暂的恢复期，中国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规划，确立了把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国家目标，并从1953年开始了激进的工业化建设步伐。随后几年，出现了一个城市化的高潮，有研究表明，在至1957年结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新建的城市和工业区达到38个，大规模扩张的城市和工业区达到54个。1952—1957年间，城市人口的年增加率达到了6.8%，远远超过全国人口增加率的2.4%和农村人口增加率的1.7%。八年间增加的近4 200万城镇人口中，来自农村的社会增加的比例达到总量的60.7%，其中包括由政府和企业从农村招致的和农民自发流入的两部分。
然而，建国初期的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引发了一系列“城市问题”。首先是就业问题，除了从建国以前继承下来的失业人口，建国后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也不断增加。其次是粮食和副食的供应问题，这个问题早在1953年就已显现，并直接导致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到了1956年，这一问题开始再度困扰着中央政府和各地的城市当局，据1957年9月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透露，1956年供应城市的粮食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5%，但仍然不能满足急剧增加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导致部分城市不得不削减对居民的供应量。蔬菜、食盐、食用油、鸡蛋和乳制品等供应也都出现了严重的短缺。第三，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大中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都在下降，从1949—1956年，人均住房面积北京从6.6平方米下降到5平方米，上海从5.7下降到4.8平方米。除上述问题之外，交通、教育和医疗等公共设施也都存在着普遍的紧张状况。
城市居民对此非常不满，致使1957年春季一些城市出现了骚动。形势的严峻使政府意识到，如果不限制城市人口的膨胀，城市的安定将难以保障，工业化基础可能崩溃。
同时，1956年就在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之时，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停止了对中国工业化的后续投资。苏联停止援助后，政府财政赤字大规模增加，基本丧失了扩大再生产能力，没有新增扩大再生产就没有新增就业，政府不得不把进城的人向外迁移。
促使户籍制度建立另一重要原因来自农业和农村内部。从1952开始兴起的农业合作运动，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到1956年进入到高级社时代。与初级社相比，高级社在组织规模和生产关系上都有很大不同，初级社承认土地的私有，而高级社将土地的私有改为公有，实际上确立了集体所有制。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强迫入社现象严重；在高级社，尽管入社的农民劳动时间在增加，但个人收入却在减少，所以，1957年一些地方出现了退社的骚动，同时浙江、山西、四川等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的趋势；另有一部分农民以逃离农村，进入城市来对抗现实，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也扰乱了合作社其他社员的心绪。
然而，农业集体化是执政党既定的国家战略，通过农业集体化，提高国家对土地、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的掌控能力，减少同千千万万“小农”打交道的交易成本，从而为剥夺“农业剩余”，支持国家工业化发展建立起制度保障。
顯然易见，无论是出于减轻城市压力的需要，还是出于巩固合作社、维护集体化制度的需要，都要求限制农民的自由迁徙并建立一项与之配套的制度。
1958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温铁军在他的《我们是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一文中指出，在1952—1957年中国一五计划时期，大约有2 000多万农民工已经自由流动进入城市。但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大概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又从城里迁出2 000万人。
1960年的大饥荒迫使政府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采取了更严厉的控制，并实行反城市化的措施，将城市人口大规模向农村转移。1961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动员2 000万以上人口重新返回农村，其中1961年辞退872万职工，共有1 000万人口返回农村。
1964年，国务院转批公安部户口迁移相关规定的基本要点时提出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限制农民自由迁徙的二元户籍制度在不断强化中成为维持人民公社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制度力量。从此，中国人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
二、人民公社时期，二元户籍制度与人民公社制度、统购统销制度形成制度安排上的内在统一，符合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要求，但捆绑在土地上的劳动力既不能实现农业的外延式增长，也不能实现内涵式增长，致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如火如荼，但基本上还是处于工业化启动阶段，需要农业提供资金为工业化铺路，而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资金投入少，农业发展基本上依靠的是劳动力投入，如果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减少将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因此，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的二元户籍制度有效地阻止了农业劳动力的大量流失。
伴随着二元户籍制度，还有人民公社体制和统购统销制度，这三位一体的模式形成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核心。在此体制下，农业中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被集中起来使用，国家安排生产计划、农产品销售、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这种体制的确达到了制度安排的内在统一，符合当时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要求。
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制度安排只要求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为工业发展提供“农业剩余”，提供足够的原料和食物基础，并保证这一系列的“提供”过程顺利无障碍，但却忽视农业自身的发展，忽视了农民利益。低廉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主义的劳动报酬和生产要素性的压抑，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及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利民经济利益得不到基本的保证。
特别是二元户籍制度构筑的“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成为差别化分配各种利益的最直接标签，造成了在社会实际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人民公社时期，城市人口享受到了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种保障制度，这些保障靠国家财政补贴维护。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保守估计，城镇每安排一个人的就业和生活需花费3万元～4万元，2亿多人就需要6万多亿元……。然而，占人口80%、只能提供积累不能分享工业化收益的农民一直与这种制度无缘，土地成为他们唯一的保障。两类户口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具有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1961年之后，要成为国营企业工人一般首先要有城市户口。在整个社会，干部、工人、农民之间的阶级分野非常分明。
户口制度的辐射力量是惊人的。人们很快发现，其背后逐渐附加了从社会保障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几乎所有公民权益的城乡化差异。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由此也衍生了长期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市民的“一等公民”与农业人口的“二等公民”的社会地位。去掉“农”字标签，获得与城市公民平等的社会身份，成为几代农民百折不挠、掺杂无数辛酸血泪的奋斗史。
面对社会的不公平对待，农民不可能没有怨气，他们反抗的方式是在缺乏必要的劳动监督配套奖惩措施的集体劳动中“消极怠工”，尽管人民公社不断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寄希望于公社社员的觉悟，但任何教育在“社会整体利益分配不公平”和“干好干坏一个样，多干少干一个样”的现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偷赖”成为集体劳动时的普遍现象，人们一边劳动一边谈着“某人终于吃上商品粮”的传奇故事。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捆绑在土地上的劳动力既不能实现农业的外延式增长，也不能实现内涵式增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
在严格的二元户籍政策下，从1958—1978年长达三十年里，中国工业化获得了较大发展，但城镇化仅从1958年的16.3%提高到1978年的17.92%，几乎停滞。
三、农村改革新时期，二元户籍制度虽然能使兼业农民可以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退自如，从而维持城乡社会稳定，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前进路上的一种障碍性力量
1978年中国农村改革以后，具有农业户口所有人都能分得一份土地，这份土地不仅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实际上也承载着农民的社会保障职责。有了这块土地，农民就可以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进退自如，土地成为农民最后的生存基金。
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不被允许进行非农经济活动，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由集体经济决定。农村改革以后，农民收入主要由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两大部分组成。
农业改革初期，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业生产力获得解放，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民的农业收入显著增长。从1978—198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7.7%。但随着农村改革所带来的制度性能量释放完毕，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显著放慢。1985—1988年为4.9%；1989—1991年为1.9%；1992—2000年4.6%，其中从1997—2000年，分别为8.5%、3.4%、2.2%和2.1%，连续四年下降；2001—2003年分别为5.7%、4.8%、4.3%，再次呈下降趋势。2004年国家开始减免农业税，又发放各种农业补贴， 农民的农业收入有所增长。由于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虽然农民收入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非农收入增加，但以土地为主的家庭经营收入仍占农民收入的半壁江山，农民收入总体增长缓慢。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二元户籍制度是否有关系呢？答案是肯定的。农民增收的途径虽然有多种选择，如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政府从政策和财力上进一步扶持农业，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等等。但是，在现有条件下，这些选择对于农民增收的支持效果都是極其有限的，因为这些措施都使农民增收面临强大的市场约束和资源约束。
农民要从农业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收入，其根本在于农业规模化生产和经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收入。而农业规模经营除了有土地流转制度，还必须使农民有流转土地的意愿。农民不愿流转土地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和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卖掉了土地就没有了安全感。可以说，农业户籍制度把亿万农民捆绑在土地上，使得土地规模经营发展缓慢。
另一方面，进城打工、经商的农民则往往受到农业户口的限制，很多行业被限制进入，或者由于农民户口而受到经营者岐视而克扣和压低工资。为保证城市居民就业，有的对进城农民工在总量上进行控制，在职业、工种上进行限制，提供就业岗位先城后乡，“本地户口优先”，有的还强制性收取管理费用、用工调节费，要办理名目繁多的证件，收费过多、过滥等等，使农民工为了谋到一个职位往往要付出比城里人多几倍的努力。
由于户籍制度限制，民工进城容易定居难。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事进城农民工所面临的劳动就业、技能培训、子女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差别与歧视的制度基础。许多城市都设有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限制农民进入的障碍，“城门紧闭”或“城门半开”现象仍然很普遍。实际上，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相对稳定，具备条件在城市安家落户，但由于城乡户口身份的不同，致使他们仍然被城市排挤在外，在工作地和户口所在地两头奔波。他们因为受身份所限，在婚嫁、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面临一系列困难，加大了支出。在日常生活中还要交暂住费、暂住人口管理费、计划生育管理费、外地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服务费等费用，增加了务工的成本。
另一方面，二元户籍制度也阻碍了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大病救助、计划生育补助等，有效地化解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但大多数青壮年农民都在异地打工，农村的合作医疗并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农村低保、五保、基本养老、失地农民的基本养老等制度的推行，有效的化解了农民的养老和低收入群体的生计问题，但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相比，显示出社会的不公平性。虽然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和教育助学制度，解决了农村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量儿童不能随父母异地就学，农村产生了大量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儿童长时间缺乏父母亲情的抚慰与关怀，父母在他们的印象中不过是汇款单、新衣服、书包之类的代名词。家庭教育的缺失，使他们在心理上和生理上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性格极易变得内向、自卑、孤僻，情感相对冷漠，人际交往能力差，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些儿童的思想道德、心理健康的断档。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二元户籍制度的继续存在，已成为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阻碍了城乡社会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
四、二元户籍制度的变革，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开始，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这种“变革”三十多年来一直在渐进中进行，虽然解决了一些“农民在城镇落户”问题，但户籍制度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没有消除
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它产生的时代背景，都有一定的时效性，一旦这种模式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或者说这种发展战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就必须进行改革。
由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发展严重不平衡，地区之间的差别也较大，因此对于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不能采取一次性“取消”的激进式改革，而是要随社会发展进程采取渐进式改革。
从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不仅是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而且是农村政策的全方位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也在此时已拉开了序幕。1984年，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允许务工、经商、办服装业的农民自带口粮在城镇落户；继而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明确规定：从农村到小城镇务工或者兴办第二、三产业的人员，小城镇的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聘用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在小城镇购买了商品房或者有合法自建房的居民，以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可以办理城镇常住户口。1998年7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解决了新生婴儿随父落户、夫妻分居、老人投靠子女以及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房、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等几个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城镇化步骤加快，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形成了强烈的冲击。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国家进一步推动了城镇户籍改革，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落差渐趋平衡。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的人员，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
随着户籍改革的深入，在户籍制度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步显性化，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因此，户籍改革必须在统筹兼顾中稳步推进，与新农村建设的城乡政策相配套，全面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利益壁垒。2012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提出要分类明确户口迁移政策。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有合法稳定职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在设区的市（不含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有合法稳定职业满三年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同时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继续合理控制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人口规模，进一步完善并落实好现行城市落户政策。
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相关政策配套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实行城乡社会经济统筹发展，推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是最终彻底消除二元户籍制度的稳健选择
城镇落户政策的调整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步骤，但要彻底消除二元户籍制度，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制度是关键。户籍制度改革涉及非常广泛的权利与利益的再分配，如果户籍改革与经济社会配套政策未能衔接好，其他方面还是二元的，仅户口改成一元的，没有实际意义。
在二元户籍制度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只有推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才意味着户籍改革的真正开始。因此加快相关政策配套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是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当务之急，使医疗保障、劳动保障等社会保障应覆盖农村，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制度制约。只有进一步改革就业、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取消在社会保障制度上的城乡差别，使离土农民也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直接受益者，才能使进城农民彻底割断对土地的依赖关系，顺利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在以上基础上，二元户籍制度的彻底取消所引起人口流动，才是有序合理的流动，才不至于引起城镇人口的急剧暴增和农村人口的急剧减少，从而使一元户籍制度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