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腐败现象范文第1篇
1、简单分析党内腐败现象成因
(一) 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出“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思想政治工作抓得
不紧。许多党员干部由于一段时期来，很少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致使许多干部产生了“淡化党风意识”，“淡化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观念。
(二) 管理监督机制不健全。随着改革的深化，监督机制还不够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不健
全造成的一个直接恶果，既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缺乏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而更多的是主观随意的人为因素，实为腐败现象的繁衍栖身提供了条件和土壤。
(三) 心理失衡。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对这一现少数掌握一定权力的
党员干部产生了难以平衡的心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也陷入腐败之中。
(四) 一个社会转轨时期的腐败现象有其内在必然因素，这就是新体制建设过程中对权力
制约机制的滞后性。改革开放以来，在新旧体制转换的情况下，旧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革除，新体制还未完全形成，监督、管理上还存在很多漏洞，资本主义腐朽的思想通过各种渠道趁机钻进来，使一些党员分陷入腐败之中。
2、正确看待腐败问题
腐败与反腐败是我党义新时期自身发展的一种矛盾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律认为，任何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前进的。矛盾的这种相互转化，则是事物发展的最终动力。我们党，在其自身发展的80多年的历程中，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挑战、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独立，建立民主，最终发展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腐败和反腐败是党在新时期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矛盾动力。腐败显现了存在的问题和自身的弱点、不足，反腐败是正视问题、勇敢面对的体现，是克服弱点、弥补不足不断完善的过程。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封建残余意识及陋习。
3、怎样防腐反腐
1. 加强党员思想建设 思想腐败是腐败的根源。党员干部的堕落都是因为思想的转变，才陷进了腐败的深渊。从根本上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丧失了党的先进性。
2. 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 从制度上根本保证了权力的相互监督的实现，提高了监督的主观能动性，保护了监督人权力的运行，维护了监督者的利益，有效地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
3. 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
4. 加强反腐败监督体系建设 防止腐败的关键措施就是要对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地监督。建立起一套比较健全的廉政法律体系，促使国家公职人员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本职工作上，维护公职的严肃性和公职机构的工作效率。
如何看待腐败现象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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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07年7月份原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的落馬開始. 仿佛就吹嚮了反貪汚腐敗的哨子 從 陳良宇的追隨者秦裕 到 單次受賄居然高達1500萬的胡星 從 群衆舉報了9年才告倒的龐家钰 到 給小姐小費居然高達5萬元的何閔旭.. 短短的5個月內.多達十數名貪官落馬..從古至今 反貪汚腐敗從來都是歷朝歷代的重點任務.. 可是貪汚腐敗卻從未斷絕過 我覺得貪汚腐敗不可能根絕.. 腐敗的根源在于人的貪慾. 其土壤却是權利的存在, 有人的地方就有貪慾,這是人性之惡. 而有人的地方就必然存在一定的政治結構進行管理.. 這就存在著權利的分配和運用. 也就是腐敗所産生的土壤.想要消除這兩點是不可能的.
對于腐敗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手段和措施來應對..
以我們國家而言, 歷朝歷代都主張以修身養性,提高個人品德操行素質來克制人的貪慾. 從根源上來杜絕和减少腐敗的産生. 另一方面也主張通過嚴刑峻法來打擊這種現象,通過嚴刑峻法來達到震懾作用,使後人不再犯
而西方國家則主張建立一套良好的規範來約束政府官員的權利, 譬如美國, 美國的各級檢察機構在貪污受賄案件的調查和起訴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 被認爲是美國最主要的反貪機構. 美國的檢察體制具有"三級雙軌"的特點. 檢察機構建立在聯邦,洲和市鎮三個層次上.不過這三個層次上的檢察機構都是相互獨立的. 他們之間並無上下隸屬關係. 所謂"雙軌" 則是說其檢察系統由聯邦和地方兩個子系統組成, 兩者幷行 互不幹擾.
前者是從根源抓起 應該說治本 但從我國歷朝歷代的情况來看, 很明顯效果不佳.. 因爲人之本性 趨惡易 趨善難.. 而社會複雜多變,當你身處高位的時候,要想拒絕利益的誘惑,一般人很難做到.要從本源上達到目的不但需要花費巨大的毅力和時間,而且很容易功虧一簣.. 至于嚴刑峻法更是治標的一種特殊手段, 短期或者個別地區一時間能起到一定效果 但在人的貪慾下 這種效果顯得很有限.
西方國家的方向看上去似乎好一些. 但他們一樣存在弊端. 所有制度和規範都存在缺陷和漏洞 在人的貪慾驅使下 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找出針對這些防範和約束性制度的手法 這會極大制約這些制度作用的發揮.. 而且制度越嚴密越規範越完善難免也會影響到政府辦事效率..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指出，厦门特大走私案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危害极其严重，揭露出的腐败问题触目惊心，由此案引发的教训非常深刻。我们必须从关系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不懈地把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要教育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断加强党性修养，自警自律，筑牢拒腐
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和管理，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对严重失职的领导干部，必须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要从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入手，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厦门特大走私案，无论是其案值之高、偷逃税额之多，还是其作案手段的复杂上，都可以称得上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个经济犯罪案件。经查证，走私犯罪集团走私的商品包括成品油、植物油、香烟、汽车、化工原料、纺织原料、通信设备、电器、西药原料等数十种，案值高达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令人触目惊心。
如何看待腐败现象范文第3篇
一、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腐败现象具有的特点是：
其一，群体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2009年8月原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被判处无期徒刑，随着周光全的被查处，安徽省巢湖市有14名党政官员受到免职处分或被判刑，这些被处理的官员都有着向周光全行贿以谋取利益的“不良记录”。可以说，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挤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二，高官化。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七人。2009年8月27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通报了对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结果，决定给予陈绍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海外媒体对此评价称，2009年1—8月，“六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被集中查处，彰显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9月份后又相继查处了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的问题。12月份查处了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的问题。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其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
其五，潜规则化。从文化上看，我国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从追求庇护到跑官买官，并按照这一游戏规则所提供的激励机制来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使正直的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其六，国际化。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裸体官员”问题浮出水面，暴露出以往外逃贪官贪腐时“留一手”(即任职期间有意将妻儿送出国，独自一人在国内)，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往国外的腐败谋略。而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
其七，新型化。在新兴领域开展反腐败斗争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反腐败措施比较少导致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与异性直接相关的腐败现象不可轻视，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中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原主任、原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指出：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原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甚至把“小姐”带到家里嫖宿。被“双规”后，张二江供述了自己曾同107名妇女发生过不正当性关系，天门人戏称张二江是“梁山寨主”。
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对策
(一)扩大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以民主制度建设来推动反腐败的深入
1.在全国县市逐步实行以下制度：(1)党代会年会制。县市党代会由过去的五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年会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议县委、县纪委工作报告和县人大党组、县政府党组、县政协党组的书面工作报告;讨论和决定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县委委员的工作进行评议。(2)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由过去的间接选举改为竞争性直选。过去的县级党代表候选人，一般是由党组织提名或推荐，在基层党员代表会议上，按照很少的差额甚至等额选举产生。实行直选以后，党代表改由党员直接提名、个人自荐报名，通过预选按得票多少确定候选人，县级领导干部也必须通过提名参加预选才能成为候选人。候选人的差额必须达到30%以上，由所在选举单位的党员直接投票产生。(3)党代表常任制。党代表的任期与本届党代会的届期相同。在任期内，党代表享有在大会期间的选举权、审议权、重大事项决定权、质询权、提出罢免案权、评议权以及闭会期间的学习培训权、调研视察权、提出意见建议权等权力，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作用。(4)评议制。在党代会年会上，党代表要对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进行评议，按照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无记名投票表决;对“三个党组”的工作报告要进行评议，确认报告是否通过;县委委员向党代表述职，党代表对县委委员进行评议，评议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评议结果作为考核县委委员工作的重要依据;届中，还须对县委委员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信任票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评议结果在代表大会上公布，对不满意票超过30%的领导班子，必须写出书面整改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整改并及时向党代表公布。
2.制定完善的、科学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制度，保证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必须尽快制定标准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相关制度。规则包括：界定常委会需要讨论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与确切内容;书记与副书记、常委之间关系的平等性，以及常委讨论权的保证制度;常委会议事的具体程序等。
3.利用人民民主反腐败。要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代表的职能，推进反腐败工作。如2006年通过的《监督法》创设了在人大闭会期间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审议的制度，这一制度增加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监督的主动性和经常性，保证了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上的决定权。
(二)加强选人用人的制度建设
1.完善初始提名权制度。要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科学合理地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实现“由少数人选少数人”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为此要做到：(1)明确范围，保证初始提名推荐人员的广泛性，科学界定行使初始推荐提名权的人员范围。(2)规范程序，强化初始推荐提名权的制度安排。四个程序：一是组织部门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公告》，公告空缺职位，做到群众知情。二是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表》，实施署名推荐，实行责任追究。三是执行资格双审，严把入口关。对照职位资格条件，对人选进行资格初审。四是综合分析结果，确定考察对象。
2.建立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逐步实行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填写干部推荐说明书并署名，经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后，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民主推荐，得不到所在单位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3.实施“考任分离”制度。“考任分离”制度就是将干部的任用从时间和空间上分割开来。考察时不任用，任用时不需要再考察。这一制度的好处：一是可以降低用人上的风险，对在公开选拔中一时难以把握的人选，可以先“放一放”，通过工作实践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考察。二是可以充分利用公开选拔的成果。对在公开选拔中成绩突出、综合素质较高但因职位所限未任用的优秀人员，可先纳入领导干部人才库，在适当的时候再予以任用，这既充分利用了公开选拔成果，又节约了人才开发成本。三是留出了对干部进行全面考察的时间。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挂职锻炼等多种方法对拟用人选进行全面的定量和定性考察。
4.推广离岗考察制度。所谓离岗考察制度，就是指主要领导干部获得提拔需要离岗时，在公示提拔信息以后，适度延长公示时间，令其脱离原工作岗位，暂不进行新的任命或暂不就任新职，而是安排其到党校进行为期至少三个月的培训。在此期间可以排除干扰，使“一把手”得到最充分的监督。这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完善选拔任用决策机制，防止考察失真、“带病提拔”等问题。有一些干部“带病”的问题会在离岗考察期间显露出来。
(三)进一步强化反腐倡廉教育
1.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从理论上看，廉政教育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廉政教育直接面对的是思想观念层面上的存在，因此，不能把廉政教育狭隘化，而是要把廉政教育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社会文化的内核在于价值观念，许多腐败现象的发生、腐败分子的堕落，都与价值观念的崩塌息息相关。从一定意义上看，腐败与反腐败既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文化价值观的“价值博弈”。因此，廉政教育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密切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因势利导，大力弘扬以腐败为耻、以廉洁为荣的先进价值观念。
2.善于从大贪案件中总结出小蠹演化为大贪的内在规律性，不断进行倡廉教育。大贪往往是从小蠹演化而来的，没有天生的大贪。从近几年查处的一些案件看，腐败分子一般都是从贪小开始的，得手后胆子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多，从小到大，从隐蔽到公开，直至无法自拔。有的官员日常生活中对于“吃一点、拿一点、要一点、卡一点”不以为然，认为是小事一桩，无碍大节;一些官员对于“小腐”习以为常，逢年过节收“禧礼”、子女嫁娶收“红礼”、生日寿辰收“寿礼”、丧葬之际收“白礼”，以为是人情世故算不得什么。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就是靠这些不起眼的“小打小闹”发家致富，聚敛起数千万元的家产，最终成为贪得无厌的“巨贪”。
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大力弘扬巴黎公社原则所体现的奉献精神。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巴黎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四)坚定不移地推进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等制度建设
1.逐步完成领导干部从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向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过渡。财产申报制度，即有关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被称为“阳光法”。它使公职人员的财产受到了严格监督。任何个人财产的不良变动都会受到查处。对于建立财产登记申报制度，许多国家的做法是：首先，制定财产申报方面的法律;其次，建立接受和审查申报书的机构;最后，定期审查和公布财产公布书。我们国家要尽快制定并实施财产申报制度：(1)制度内容。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及由其抚养的子女的家庭财产，包括大额现金、存款、有价证券、房产、汽车、债权债务等主要家庭财产。(2)中央巡视组采取例行的抽查制度，譬如每年抽查1%-5%的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对于抽查中发现的不如实申报的干部，就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这种不确定性的威慑力比简单的惩罚措施更大。(3)对于竞争上岗的领导干部，必须在一定范围、一定层面上对其财产予以公开公布，对那些没有公开、公布的财产，一经查明予以没收充公，并取消三年提名资格。
2.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制度。据有关统计资料，全国近年查办的不少腐败官员都将子女送到国外深造。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毕玉玺敛财的最大“动力”就是其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有些高官，如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也是从为儿子筹钱出国留学时开始走向堕落的。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在案发后说：“看到别人送子女出国留学，特别是进入国外名牌学府，自己也不甘落后，总想为子女多创造一些条件。”正是在这种心态下，他一边把女儿送出国留学，一边大肆受贿，终于落入法网。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并在全国推广领导干部亲属子女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
(五)完善干部监督制度
1.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该制度规定领导干部在任期届中、届末和晋升、调任、转任、退休、辞职时要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结果应作为领导干部选拔、调整的重要参考依据并归入个人档案;被审计者如存在经济责任问题，应及时查处。
2.建立和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即问责制。该制度要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的监督责任，明确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权力运行负监督总责，重点监督领导班子成员和下级党委“一把手”，同时实行重大违纪违法案件问责制，凡党委(党组)书记未履行监督责任的，追究其监督责任。
3.建立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该制度要建立推荐、考察、任用责任制，明确推荐、考察、任用等关键环节的责任主体、责任要求、违规行为和责任后果。针对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各责任主体，就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推荐、考察、决定三个环节的规定加以细化，制定具体的工作规范、操作办法和监督措施，建立一套系统、规范的选拔任用工作责任体系。
4.建立和健全谈心谈话制度。该制度要求落实任前廉政谈话，上级党组织对新上任的领导干部要进行廉政谈话，要求其提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既要干净干事，又要主动抓好管辖范围内的廉政建设。要求落实定期谈话，上级党组织每年至少要找下级领导干部谈话一次，特别是当领导干部职务发生变动和退休时、个人遇有重大事项时、班子内部出现不团结苗头时，群众有较多反映时应及时进行谈话。
5.建立和完善考核制度。该制度要求每年结合班子考察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对领导干部落实情况进行一次考核。考核时，领导干部要在干部群众大会上进行一次述职述廉报告，并在一定范围内组织民主测评，考核和民主测评结果应向本人反馈，述职述廉报告要交上级党组织备案。民主测评中，“不称职”票超过一定比例的，视情况作出组织调整或免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处理。将述职述廉、评议结果、整改措施等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的重要依据存入档案。
6.建立和健全廉政监督员制度。各单位要聘请廉政监督员，对廉政监督员的建议和意见，要认真办理，及时向本人反馈。
7.建立和完善班子成员相互监督制度。班子成员对其他成员违纪违法情况故意隐瞒、不汇报的，一把手明知班子成员有违纪违法情况而不提醒、不批评、不汇报的，要追究其责任。
8.建立和健全巡视制度。上级部门要通过巡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落实一把手监督及干部八小时外管理的情况实施检查监督。
腐败最少的的时代
1. 原始社会
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没剩余产品
————无物可腐败
2. 1949年刚建国时期
当时的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感激却是空前的。抗日时抛头颅洒热血没赶上，为国家那绝对是忠心耿耿，国家要啥，只要家里有，奉献。贪污那是就绝对不会去做的!
————精神不允许自己腐败
3.朱元璋时期
朱元璋时期是历史上少有的官员清廉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朱元璋最恨贪官，对贪官法制很严，甚至是残酷，砍头，拨皮，灌水银等刑罚如一柄柄悬挂在官员头上的大刀，没人敢去尝试。
————不敢腐败
4.刘墉，纪昀，包青天
也许他们的事迹是夸张虚构的，但这也说明一种事实，有些人精神很高尚，物质享受是他们所鄙夷的，他们最大的享受是精神，或者说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他们不腐败，他们打倒腐败
————境界高不腐败 „„„„
为反腐献策
反腐=反腐+倡廉
一、 倡廉
1. 典型宣传 ( 如 焦裕禄 雷锋 等，使人有榜样，有向往) 2. 官员党课教育
(给党员，官员一个清廉工作的氛围) 3. 从小教育
(孩子是白纸，从小打上高尚的精神烙印做背景)
4. 社会关注
二、 反腐 1. 人民监督
⑴举报电话、信箱要方便，不记名，政府对此多家关注。 ⑵财产实现一定程度的透明，人民有怀疑要说清
⑶定期工作汇报，公开对人民汇报，谁想去谁去，别整一些陌生的代表
2.法律制裁
⑴砍头是不人道的，那就抄家吧，大不了穷嘛，天下穷人多了。 ⑵自己贿赂过官员并被接受者，到相关部门自首可追回部分贿赂财物，并大程度减轻贿赂的罪过 ⑶贿赂官员的，从重惩罚。
3.社会制裁
有贪污腐败历史的人，及其直系亲人、家属，如银行等机构降低其信誉度，存钱可以，贷款不给。出国办签证，不办。当然，这个只是一定程度上给予制裁，还是要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4.体制监督
如何看待腐败现象范文第4篇
摘要：与经济活动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一样，在公共事务中也客观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监督乏力等弊病，及代理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了公共权力委托－代理的失灵，引发政府官员的腐败。
关键词：委托－代理；腐败；模型
Corrupting Behavior Analysis Based on Principal-Agent Model
CHEN Hui-huang,GAO Yan
(College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China)
一、引言
腐败问题在我国现阶段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国人民的极大关注和忧虑，腐败作为“政治之癌”，在空间上是全球性的，在时间上是历史性的。当今中国正处于经济、政治、社会的急剧转型期，滋生了大量腐败机会，腐败现象的迅速蔓延，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自角度对腐败根源及其治理进行了卓有成效地研究。如张东辉利用委托－代理关系分析政府官员(代理人) 与公共权力的授予机构(委托人)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可能产生的腐败行为，为了解释腐败产生的原因，通过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博弈模型集中分析了代理人的选择问题[１]。邹波认为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失灵是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２]。阳穆哲从委托－代理理论角度，建立腐败问题的委托人、代理人与寻租者的三方决策模型，并结合对模型的求解给出针对三方行为特点的反腐败的最优政策建议[３]。杨杰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对腐败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揭示了个人腐败的原因。最后提出了一些防治腐败的对策[４]。同样，王雪春也用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及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来考察腐败问题[５]。李连华通过对腐败成本-程度模型的分析，不但得出腐败出现群体性、隐蔽性、标的越来越大等特点，同时反腐败的时滞也越来越长；而且边际成本有渐小的趋势，从而导致腐败程度无限扩张自我膨胀的趋势[６]。张军对腐败行为发生的经济学因素进行分析，以腐败的成本与收益，权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腐败问题-需求性腐败和供给性腐败[７]。程同顺、李秋兰将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运用到现代代议民主制中，深入分析了公共权力委托－代理的失灵，引发政府官员的腐败[８]。但是，多数的研究是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模型对腐败问题进行分析；有些研究通过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博弈模型集中分析了代理人的选择问题；或者从委托－代理关系的理论角度分析腐败行为；还没有学者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对腐败问题进行探讨。笔者运用信息经济学中激励理论的基本观点构建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对政治实践中的腐败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制止腐败的相关策略。
二、委托－代理模型的基本框架
委托－代理理论是近30年西方企业契约理论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这一理论认为，在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特征的现代公司制企业中，委托人 (股东或作为其代表的董事会 )和代理人(经理 )追求的目标存在差异，在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代理人极有可能凭借其在经营企业中获得的信息优势来侵犯委托人利益，造成所谓“代理成本”。为了更好地追求和维护自身利益，委托人就必须一方面对代理人进行有效激励，使其更好地为企业服务，创造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进行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尽量降低“代理成本”。
（一）模型的基本假设
在股东和经理人之间、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政府官员和民众之间，普遍存在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困境。拥有信息优势的代理人可能会损害信息劣势的委托人的利益，换言之，当代理人的利益与委托人的利益相冲突时，代理人往往会产生“道德风险”行为[９]。
如何把上述委托－代理关系模型化，首先，由于委托人对待风险的态度比较积极，而代理人对风险的抵御能力较差，因此假设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其次,假设A表示代理人所有可选择的行动组合，a表示代理人的一个特定活动（如经理人的经营行为），a∈A。θ是不受委托人和代理人控制的外生随机变量（如市场的变化莫测），a和θ共同决定一个可观察的结果x(a,θ)和一个货币收入（如产出）π(a,θ)，货币收入属于委托人。假定π是a的严格递增的凹函数，即给定θ，代理人越努力工作，产出越高；π是θ的严格的增函数，自然状态越有利，货币收入越高。这条假设很直接地反映了信息的不对称，委托人不仅观察不到代理人的行动，还无法根据经营成果来判断经理人采取的行动，即对于重要变量a的信息，委托人相对于代理人来讲处于劣势。第三，假定委托人的效用函数是V=V[π-s(x)],[SX(]π[]a[SX)]＞0；代理人的效用函数U=U[s(π)]-C(a)，s(x)是委托人给出的报酬，C(a)是代理人的成本函数，是代理人行动（或者努力）的负效用，并且C′＞0,C″＞0。对于效用函数如此具体的假设正是为抓住委托代理双方的利益冲突，显然委托人希望代理人努力工作，而代理人却厌恶工作[１０]。
（二）模型的建立
根据上述假设，可以看出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s(x)，根据观察到的x(a,θ)产生的结果对代理人进行奖惩。一般地，对于委托－代理问题，根据Mirrlees （1974， 1976）， Holmstrom（1979）所给方法，可以建立如下模型[９][１０］：
在上式中，x表示可以被观测到的与代理人有关的随机变量，a表示代理人的决策变量，如努力程度，在某项工作上所花费的时间等；s(x)表示代理人所得报酬；π表示代理人的产出（如企业利润等，委托人得到该产出)，有些时候，x可能包含π，V(·)、U(·)分别表示委托人、代理人的效用函数；F(x,π,a)和f(x,π,a)分别表示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C(a)表示代理人的成本，u[TX-]为代理人的机会成木或保留收益。
该模型说明委托人在极大化自己利益的同时，必须考虑代理人的利益。
IR表示代理人的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t)， 又称个人理性约束(individual rationality constraint)，既代理人从接受合同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IC表示代理人的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straint)，即代理人在所有可能的行动中，他会选择最优的行动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它表示代理人的收益不能低于其保留收益，否则代理人会另寻工作。
三、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腐败行为
目前，委托代理理论得到的许多结论来源于简单委托-代理模型, 简单委托-代理模型假定代理人只从事单一的工作、代理人的努力选择是一维的。但在现实中,在许多情况下, 代理人从事委托人委托的工作不止一项,或者, 即使一项工作也涉及多个维度, 因而, 代理人的努力选择往往不是一维度的, 而是多维度的。Holmstr·m 和Milgrom 证明, 当代理人从事多项任务时, 从简单委托-代理模型得到的结论可能是不适用的。因此当代理人为委托人执行多项任务时, 对代理人的激励问题应该在多任务框架下进行探讨才更有意义。
将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置于政治实践中，可以发现，现代的公共事务实践中也存在类似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问题是由当事人各方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拥有信息的一方是代理方（政府官员），缺乏信息的一方则是委托方（民众），信息强势方利用信息优势，通过损害信息劣势方获益，这就引发了民众与政府官员间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失灵，导致腐败。
从上述对委托－代理模型的基本框架的分析，可以知道它可以应用到很多信息不对称的实际问题中。但是，基本的委托－代理模型过于理想化、简单化，它只考虑了单个委托人的情况，以及代理人也只从事一种活动的情况；基本模型的结论不仅有限，而且与现实也有一定的差距；基本模型还有一个缺陷就是解释范围太窄，故它很难用于分析更广泛的经济组织问题。因此，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就是在克服这些缺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１２]。
笔者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在公共事务领域中作为委托方的民众和作为代理方的政府官员的行为[１３]。为了研究方便，假定：
委托方是风险中性的，代理方是风险规避的；代理方的行动记为a=(a a2)，a1是为降低服务成本而付出的努力，a2是为提高服务质量付出的努力；代理方的努力总成本为C(a a2)，且C′＞0,C″＞0；代理方的活动决定了委托方的可观测结果x=(x x2)，x1是观测到的服务成本变化情况，x2是观测到的服务质量变化情况，且xi=ai+εi,i= 2;εi是均值为０方差为δ2i的正态分布随机变量；委托方的收益为π(x)=γxT,γ=(γ γ2)是由于代理方的努力而使委托方获得收益的系数，γ1是由于努力降低服务成本a1而获得收益的系数，γ2是由于努力提高服务质量a2而获得收益的系数；委托方设计激励合同s(x)，根据观测到的结果对代理方进行奖惩，取s(x)=e+βxT,e是代理方的固定收入，β=(β β2)为剩余利益分享系数，其中β1是努力降低服务成本而带来的剩余利益分享率，β2是其努力提高服务质量而带来的剩余利益分享率。因为委托方是风险中性的，对于给定的激励合同s(x)，委托方的期望效用等于期望收益 (E为数学期望，下同 )[１１]：
假定代理方的努力总成本C(a a2)=k(a2 a22)T/2,k=(k k2)为努力成本系数，k1是降低服务成本的努力成本系数， k2是提高服务质量的努力成本系数，且ki＞0,i= 2;ki越大，同样努力的负效应越大。代理方的确定等价收入为实际收入的均值减去风险成本，即：
风险规避度量。
代理方的参与约束要求期望效用不小于机会成本ω[TX-]，表示为：
由式 (1 )、(2 )可知：剩余利益分享系数β与民众和政府官员的利益均直接相关。如果β=(0,0)则s(x)=e，意味着剩余利益的获得完全取决于民众，政府官员不承担任何风险，只获得固定收入；如果β=( 1)，则说明政府官员承担全部风险，并完全决定剩余利益的获得，这与国家及民众的利益不相符，因此βi∈(0,1),i= 2。
由式 (5)、(10)、(11 )可知：在最优情况下，政府官员承担一定的风险，由于βi是ρ,ki,δ21的减函数，政府官员越是风险规避，努力活动所带来的观测结果的方差越大，其承担的风险越小，也越不愿意付出努力去降低服务成本和提高服务质量；从而导致民众与政府官员间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失灵，产生了腐败现象。努力成本系数k越大，为使政府官员选择同样的努力水平，则剩余利益分享率β也要越大，而且努力成本系数k越大，政府官员更愿意以较低的努力保持较低的努力成本。
四、结语
由上述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可知：首先，要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提高腐败行为的成本；要严格限制行政管制范围，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引入竞争机制；要增加政务透明度，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并且要教育与引导公众参与公共监督。其次，公众应根据政府官员的努力程度对其进行奖惩，然而政府官员的努力程度无法直接测度，只能根据观测到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成本对努力程度进行推断，服务成本可以直接以货币形式反映，而服务质量则无直观的反映形式，因此必须设计一套服务质量的评价指标。最后，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在公共事务领域的实践中，公众和政府官员的目标各不相同，因此公众必须根据观测到的信息设计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应该达到以下两个目的：（1）使政府官员按公众的要求完成任务;（2）制约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１］张东辉．委托－代理关系中腐败的经济学分析［Ｊ］．经济问题，2002(1)：6-8．
［２］ 邹波．腐败与委托代理失灵［Ｊ］．中国发展，2002(2)：59-62．
［３］ 阳穆哲．腐败问题的三方决策模型［Ｊ］．经济科学，2001(5)：35-43．
［４］ 杨杰．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Ｊ］．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5)：21-22．
［５］ 王雪春．腐败问题的经济学分析［Ｊ］．五邑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4)：8-10．
［６］ 李连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Ｊ］．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5)：38-40．
［７］ 张军．腐败的经济学因素与模型分析［Ｊ］．理论与实践，2002(1)：61-62．
［８］ 程同顺，李秋兰．腐败的委托－代理分析［Ｊ］．社会经纬，2004(12)：70-73．
［９］ Mirrlees，J，The Optimal Structure of Authority and Incentives within an Organization［Ｊ］．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6(7)：105-131．
［１０］ Holmstrom B，Milgrom P．Aggregation and linearity in the provision of inter-temporal incentives［Ｊ］．Econometrica，1987(55)：303-328．
［１１］ 张维迎．博弈论于信息经济学［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１２］ Holmstrom B，Milgrom P．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analyses：incentivecontracts，assetownership，and job design［Ｊ］．Journal of Law，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1991(7)：24-52．
［１３］ 吕鹏，陈小悦．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的发展与应用［Ｊ］．经济学动态，2004(8)：74-77．
［１４］ Holmstrom B．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Ｊ］．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10)：74-91．
(责任编辑：孙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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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腐败现象范文第5篇
我觉得中国的这些对于贫富差距现象具有加重性重要影响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灰色收入的分量过大。目前，由于规则体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第二，社会群体资产之间的差距扩大速度过快。现在人们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多是从收入差距的角度着眼，几乎将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三，大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保障的缺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是否具有最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的问题。
第四，成因当中不公正成分过多。客观地讲，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是两个方面，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就其历史原因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是难免的。 第五，社会焦虑现象的推波助澜。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社会成员充满了强烈的利益冲动，却没有一整套相应的可以遵循的规则体系;并且，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和社会位置正处在大规模重新洗牌的过程。
第六，民众权利意识的逐渐形成。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对于公正问题一直特别看重，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大同思想影响深远。
如何看待腐败现象范文第6篇
一、周边各方向多个国家与多个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动荡 中亚不稳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异动最为突出。2010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发生突变，首都比什凯克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在2005年靠所谓“颜色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政府被一举推翻，以奥通巴耶娃为首的反对派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巴基耶夫先是逃往南方，后流亡国外，而临时政府也一直难以有效掌控巴基耶夫前总统具有传统影响的南方地区。6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南方重镇奥什的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之间爆发大规模族群骚乱，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大量乌兹别克族难民逃往邻国乌兹别克斯坦避难，吉临时政府先后向俄罗斯与美国提出求援，但俄罗斯除了加强其在吉军事基地戒备外一直按兵不动，而中国政府则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撤侨行动。6月27日，吉就新宪法举行“全民公决”，新宪法规定吉将由总统制改为议会制，公决获得高票通过。7月3日，吉临时政府总理奥通巴耶娃宣誓出任“过渡时期”总统，任期到2011年底。吉议会选举定于2010年10月举行，吉政局演变前景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变数。 南亚则有多个国家政局剧烈动荡。阿富汗首当其冲，巴基斯坦紧随其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强力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引发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强烈反弹，致使南亚恐怖袭击活动有增无减。与此同时，美国干涉阿富汗选举，导致当选连任总统卡尔扎伊与“占领国”美国、“占领军”北约部队之间矛盾加深。美国于“9·11”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已近九年，“塔利班”不但没有被美军剿灭，反而“愈挫愈勇”、影响力趋于增强。美国决策层内部对“阿富汗新战略”也存在严重分歧，前线指挥官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对奥巴马总统出言不逊，奥巴马为维护自身权威被迫临阵换将，将“战功卓著”的麦克里斯特尔解职，改以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将军接任。对于美国“阿富汗新战略”的黯淡前景，英国《金融时报》载文指“美国正在阿富汗走进死胡同”; 巴基斯坦被美国绑上“反恐”战车，巴对本国部落区极端势力发动清剿，但遭致“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残忍报复，“巴塔”一再制造严重恐怖袭击活动，不断造成巨大伤亡，巴正陷入恐怖活动与“反恐”难解难分的“恶性循环”。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也严重受制于议会，大权趋于旁落; 尼泊尔在野的第一大党尼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发动大规模罢工，迫使尼总理尼帕尔在执政仅13个月后于2010年6月30日辞职，尼政局陷入新一轮“波动”;
作为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虽然政局总体稳定，但民族分离组织与反政府武装(印度“毛派”等)不时对印度安全部队发动突袭，破坏铁路等重要交通设施，造成严重伤亡与损失。
东南亚政局动荡以泰国为首。支持泰国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反政府示威者从3月14日开始便占据首都曼谷的闹市区，与政府军及亲政府势力不时“擦枪走火”。泰国总理阿披实在“忍让”多时之后，于5月13日晚派军方封锁“红衫军”示威地点，试图逼走近万名示威者，“红衫军”军事领导人卡迪亚当场中弹身亡。泰国军队于5月19日开进“红衫军”集会区域，展开“清场”行动，双方冲突造成严重伤亡与财产损失。多名“红衫军”领导人于当天下午集体自首，宣布结束集会示威。阿披实总理于当晚发表电视讲话指，政府有信心使国家恢复正常和走上可持续复苏道路。5月25日，泰国刑事法院以涉嫌恐怖活动罪名，批准逮捕前总理他信，泰国内阁批准把在曼谷和23个府实施的宵禁再延长4天。7月6日，泰国政府决定将在曼谷等19个府已实施3个月的紧急状态法再延长3个月，以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泰国乱局虽暂时缓解，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泰国社会矛盾依旧难解;
缅甸即将举行历史性的全国“大选”，缅甸军政府意图在选前进一步“收编”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引发后者反弹，加之军政府与“民主派”之间矛盾可能激化，致使缅甸局势变数增加;
菲律宾举行完总统大选，小阿基诺以“反腐败”为旗号高票当选，开始了六年任期;
东南亚地区形势动荡还体现在海洋方向上，尤其是南海形势更趋复杂，其中既有海盗活跃威胁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加剧，包括岛礁主权争议、专属经济区划分冲突、海洋渔业与油气矿产资源矛盾等，而越南、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企图使双边争议“多边化”，美国也极力“插手”南海问题，致使南海形势更加敏感复杂。
东北亚形势主要因韩国“天安号事件”而骤然紧张。在朝鲜半岛方向，韩国于5月20日公布“天安”号事件正式调查结果，认为导致2010年3月26日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爆炸沉没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美国和日本政府随即分别表示“强烈谴责”导致“天安”号沉没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日表示，中方主张各方应冷静克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局势紧张升级。朝鲜则于5月21日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指如韩国以“天安”号事件为借口对朝鲜进行报复，朝鲜将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加以应对。韩国总统李明博于5月24日就“天安”号事件对国民发表讲话，要求朝鲜道歉，表示将禁止朝鲜船只进入韩国领海，中断韩朝贸易、合作与交流，并将与有关国家协商后将该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韩国同日还表示将恢复“对朝心理战”，更积极参与“防扩散倡议”，在近期举行韩美反潜军事训练。韩国并于6月4日致函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通报其联合调查结果，请求安理会做出反应。特别是，韩国与美国欲藉“天安号”事件于7月份在黄海一带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有传闻指美国核动力航母“华盛顿号”可能参演，由于黄海属于中国近海与高度敏感海域，美韩军演不仅临近中国领海，而且直逼中国的政治中心，何况“天安号”沉没迷团未解，美韩大规模军演不仅将进一步激化朝韩、朝美矛盾，更将威胁中国安全，也不利于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因而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经中国方面的努力斡旋，联合国安理会于7月9日通过了关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声明未明确事件的责任归属，只是谴责了导致“天安”号沉没的攻击，并对韩国政府、人民、该事件遇难者及其家人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强调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鼓励以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未决问题，鼓励半岛北南双方恢复直接对话和协商。而致力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已被搁置多时，半岛“无核化”进程仍然充满坎坷;
日本政局持续动荡。先是鸠山由纪夫前首相因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等处置失措于6月份被迫辞职，由菅直人出任民主党新党首并于6月8日出任新首相，接着是7月11日举行参议院改选，由于菅直人的消费税改革方案“得罪”选民，致使由民主党与国民新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失利，在野党占据了参议院过半数议席，在野的自民党赢得选举、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日本由此再次出现了朝野政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民主党执政难度进一步增大，日本政局前景自2009年9月“变天”后重又趋于动荡不定; 朝鲜政权“换代”进程明显加快。2010年9月2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党代表会议，选举朝鲜劳动党最高指导机关。在朝鲜劳动党历史上，党代表会议只在1958年和1966年举行过两次。此举表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增加。与此同时，朝鲜“货币改革”以失败告终，国内经济困境加剧。
西亚动荡主要是“两伊问题”。伊拉克战争已爆发七年有余，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虽然渐已基本控制局面，美国也加快了从伊拉克“撤军”进程，但“基地”组织仍不时制造重大恐怖袭击活动，伊拉克安全形势难有根本好转。而伊拉克“大选”之后的新政府因为党派矛盾而一再“难产”，伊拉克政治前景也难以明朗;
伊朗朝野双方围绕2009年“大选”结果爆发激烈冲突的“选举后遗症”仍未彻底消除，而伊朗核问题更是错综复杂。联合国安理会于2010年6月9日通过了对伊朗制裁的1929号决议，而伊朗总统内贾德则对新决议不屑一顾，表示将继续推进“和平利用核能”。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单方面对伊朗新制裁，对伊朗多管齐下，一面强化军事威慑，一面加大颠覆渗透，而伊朗也是积极备战、毫不示弱，伊朗核问题前景更加堪忧。
在南太(平洋)地区，连政局一向平稳的澳大利亚居然也发生“政变”，陆克文总理因矿产资源税政策失误等严重影响其工党年底选情，陆克文迫于工党内部巨大压力提前辞职，吉拉德出任工党新党首并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吉拉德于7月17日宣布将澳大利亚议会选举提前到8月21日举行。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周边动荡呈现普遍化、常态化、复杂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联动化，其中又以一国内部的政局不稳居多，也有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还有大国强权的介入与角逐，不同类型的问题相互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尤其是“天安号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变天”、伊朗核问题僵局、巴基斯坦恶性恐怖活动频发等“四大危机”同时“发作”，并分别引发东北亚、中亚、西亚、南亚四大“板块”“震动”不已，致使中国周边形势复杂而严峻，“变”、“乱”、“险”交织，“变脸”不断、“乱象”纷呈、“险象”环生。面对“乱云飞渡”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准确“把脉”、从容应变。
二、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中国的周边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程度”，也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国家”、“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可依此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类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如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其主要属于“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范畴，包括主要政党围绕选举与执政权所展开的权力斗争，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制衡等，其政局波动具有周期性、规则性、暂时性与可控性，确定性相对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
第二类是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中国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数属于此类，其政局动荡具有中期性、常态性，不确定性与风险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击。此类国家大多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由于民主体制不健全、旧体制“惯性”强大、军方与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既有社会矛盾继续存在等，导致政府腐败严重、当局缺乏权威性与政局动荡，甚至不时发生政变等倒退现象。其中屡见不鲜的是外来移植的“民主”产生“水土不服”乃至扭曲变形，各方对选举结果产生争议乃至激烈“碰撞”，选输的不“服输”，以至“选举闹剧”不时上演、“选举综合症”频繁发作。例如，中亚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五个“斯坦”国家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的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土国新总统尚在摸索之中。而吉尔吉斯斯坦自从2005年在西方大国策动下爆发“颜色革命”以来，虽然“复制”了西方“民主”，但前总统巴基耶夫实际上依旧推行家族式统治，导致民怨沸腾、最终重蹈其前任阿卡耶夫总统的覆辙。 第三类则是西方所谓的“问题国家”的政局混乱，其发展极端则是成为严重影响地区稳定的所谓“失败国家”，其政局异动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突发性与高度不确定性。例如，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刊物《外交政策》2010年第四期推出所谓“2010年失败国家排行榜”，将中国周边多个国家列入其中，包括“第六名”的阿富汗、“第七名”的伊拉克、“第十名”的巴基斯坦、“第十五名”的也门、“第十六名”的缅甸、“第十八名”的东帝汶、“第十九名”的朝鲜等。这些国家大多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其中有些还是与中国存在传统的“特殊关系”，是中国周边安全战略与地缘战略依托带的关键环节，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周边和平稳定的潜在影响极大，需要重点关注与严密防范。由于这些国家国内矛盾严重激化、不同势力争权夺利白热化、当局治理失效、内外压力巨大、“选举综合症”严重等原因，致使其政局异常混乱，极个别的甚至反政府武装坐大与叛乱蔓延，其典型是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而伊朗、缅甸与朝鲜亦被西方归为所谓的“问题国家”或“失败国家”。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所谓“排名”反映了西方的政治偏见及其惯于对外乱贴“政治标签”的话语霸权，是为西方对外干涉服务的政治工具，但对我们观察与前瞻周边环境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中国周边国家在该“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还有：孟加拉国第二十四名、斯里兰卡第二十五名、尼泊尔第二十六名、伊朗第三十二名、乌兹别克斯坦第三十六名、塔吉克斯坦第三十八名、老挝第四十名、柬埔寨第四十二名、所罗门群岛第四十三名、吉尔吉斯斯坦第四十五名、不丹第五十名、菲律宾第五十一名、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五十七名。
三、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各种根深蒂固矛盾是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根源或“内因”
一是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分化”与深陷“民主困境”所致。周边多个国家均已形成以两大主要政党为首的“两大阵营”和朝野对峙僵局，如日本的民主党与自民党、印度的国大党与人民党、泰国的“反他信”与“亲他信”势力等，对立双方分庭抗礼、长期相持不下，以至“党争”、“政争”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边一些国家政府权威下降，“政治生态”呈现为“弱政府、强社会”的失衡与无序状态，反对派力量壮大，非政府组织(NGO)活跃，反政府活动盛行，选举争拗与“街头政治”司空见惯，以至内耗不止。其中，日本2009年9月国会众议院选举导致自民党“丢掉”政权，民主党成为新的执政党，日本政治由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逐渐转向“两党制”，其政党结构在形成相对稳定的“两党制”之前日本政治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而泰国“亲他信”的“红衫军”代表了“改革派”，现政府则代表了维护国王与军方权势的“保守派”，二者之间的改革与保守之争远未终结，彼此矛盾还将不时激化。
二是国内经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激化社会矛盾。城乡与不同阶层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各种弱势群体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争。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致使经济大幅下滑、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加剧，例如吉尔吉斯斯坦与泰国等。对于泰国独特的“红衫军现象”，国际舆论指双方之间的争斗暴露并加深了泰国社会中的城乡阶级矛盾，“泰国破碎的民主”及其日益增长的政治无序状态对泰国经济极具破坏性，泰国政府驱散“红衫军”反而可能激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城乡对立，泰国在找到解决该矛盾的持久办法之前，双方仍将陷入政治斗争的“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三是“三股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继续活跃于西亚、南亚、东南亚与中亚，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重灾区”，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向南亚以外地区流窜，印度反恐频繁拉响“警报”，印度尼西亚破获多起恐怖阴谋;印度东北部与缅甸等存在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不时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族与民族矛盾突出。
四、大国争夺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与加剧周边动荡
一是大国在中国周边争夺地缘战略利益。为延续世界霸权与防范“主要战略对手”，美国奥巴马政府“主动顺应”世界地缘政治与经济重心“东移”亚太的态势，一改其前任布什政府一味“聚焦”“大中东”尤其是伊拉克的“偏颇”作法，不仅力图“平衡”兼顾“大中东”与亚太，在“西线”着力“反恐”与推进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同时，在“东线”着力遏阻中国这一“主要战略对手”，而且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巧实力”。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渗透扩张，自西面推行所谓“大中东”与“大中亚”战略，将“反恐重心”由伊拉克“东移”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通过占领伊拉克与阿富汗、遏制伊朗、渗透巴基斯坦，进而“打通”西亚、南亚与中亚，并诱使中亚国家“向南发展”以削弱俄罗斯与中国的地缘利益;在东面借“天安号事件”强化美韩、美日同盟，加紧“重返”东南亚，对缅甸“诱”、“压”并举，企图以湄公河流域开发与南海问题为“抓手”、加大“介入”力度，加紧寻觅新的“战略支点”。与此同时，美国还对西太平洋第
一、第二“岛链”军事部署加快重组，力图构筑多层次战略打击与纵深防御体系。尤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更加“关注”亚太，加大“战略投入”，给亚太安全与中国周边形势带来复杂“效应”。美国在中国周边大肆进行地缘扩张引起有关国家的反弹，其中，中亚乃美国与俄罗斯地缘角逐“焦点”之一，双方围绕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问题长年角力，俄罗斯对前总统巴基耶夫“脚踏俄、美两支船”早已不满，加之认为美国因深陷金融危机而无力反击，因而“力挺”吉反对派4月夺权，力图通过支持奥通巴耶娃“临时政府”重新夺回中亚“主导权”。
其他大国也在中国周边加紧角逐：俄罗斯外交进一步“向东看”，通过“欧亚经济共同体”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重拾对中亚的传统影响，力争加入“东亚首脑会议”，凭借国力回升加大对东北亚、东南亚与南亚的投入;日本民主党政权更加强调亚洲，极力争夺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重点“经营”东南亚，同时加大对南亚与中亚的投入;印度崛起势头强劲，全方位拓展地缘利益，力图首先“坐大”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与此同时“北上”阿富汗与中亚、“东进”东南亚、“西入”西亚。
二是西方大国对中国周边调整与实施“民主改造”战略，激化干涉与反干涉矛盾，加剧周边动荡。美、欧等西方大国将中国周边作为“民主改造”重点目标，对中亚调整“颜色革命”策略、企图稳步推进“民主”，对伊拉克、阿富汗进行“民主手术”，对巴基斯坦推进“民主转型”，对伊朗、缅甸、朝鲜三大所谓“问题国家”软硬兼施，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反对派等企图实现“政权更迭”。美国在中国周边持续实施“民主改造”的“终极目的”则是围堵所谓“威权大国”中国以及俄罗斯。西方大国一再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行所谓“民主”，致使周边多个国家跌入“民主陷阱”、陷入“民主乱象”、难以自拔。 三是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加剧。美国在优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时，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万亿美元级”矿产资源，同时觊觎南海油气资源。俄、美、日、印度加紧角逐中亚、东南亚油气资源，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
四是周边“海权”角逐升温，海洋形势日趋复杂。各方围绕“海洋权益”与“制海权”展开较量，加紧角逐“海洋国土”、海上战略通道、海洋资源等，致使岛礁归属、专属经济区与外大陆架划分等海洋争端更趋复杂。同时，中国“海洋崛起”导致区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国、日本等老牌海洋强国心有不甘，美国更是极力维护“海洋霸权”。特别是在近期，中国周边地区多个海域军事演习“扎堆”，周边海军竞赛浮出水面。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黄金海道”，国家间权力角逐与海盗等非国家行为体“活跃”并存交织，海洋安全前景堪忧。其中，黄海因韩国“天安号事件”与美韩军演而骤然“紧绷”;东海因中日专属经济区划分分歧与争端而形势复杂，日本极力强化对中国“钓鱼岛”的“事实占领”，并对中国海军穿越琉球群岛公海海域的正常之举一再反应“过敏”，不时大肆炒作中国军舰“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不断炮制“中国海军威胁论”;在南海，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双边岛礁争议日趋复杂化，越南与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对华施压，并力图将中越、中菲之间的双边争议“变质”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多边争议”，而美国则想方设法“插手”南海问题，企图以此增加对华制衡“筹码”;在印度洋，索马里海盗“作战半径”不断扩大，不时劫掠各国商船，致使远洋运输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压力。
五是中国周边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危害周边各国。包括大地震(印度尼西亚、中国青海玉树等)、大旱灾(中国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岛)、大洪水、台风、海啸、极端恶劣天气、重大疫情等，致使周边安全环境更趋严峻，周边乱局雪上加霜。
五、周边动荡对中国的挑战严峻而复杂
中国周边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对中国带来复杂影响。一方面，包括周边国家政局不稳在内的周边形势动荡，与中国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形成了明显反差，反衬出中国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体制优势，凸显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与软实力的显著增强，进而坚定了我们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周边乱局充分暴露出西方“民主”、“自由”泛滥的弊端与危害，有利于周边国家从各自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有助于周边国家更好地维护本国主权独立、有效抵制西方大国以“民主”干涉其内政的企图;在周边某些邻国陷入长期“内耗”与难以自拔的同时，中国却能继续保持强劲崛起，彼此力量对比进一步朝中国倾斜，这将有利于中国对“和谐周边”的主动“塑造”。但另一方面，周边动荡也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
一是周边乱局“外溢效应”直接危及中国的沿边经济发展与安全。中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地区持续不稳定，势必分别波及中国的西北、西南与东北沿边地区，影响中国“西部大开发”与“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例如，2009年8月缅甸军政府大举进剿缅北“民地武”(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导致数万难民逃往中国云南境内。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等中亚、南亚与中国接壤的邻国持续动荡，境外的“东突”与“藏独”等民族分裂势力有可能趁机浑水摸鱼，获得新的立足之地，对中国策划实施恐怖袭击与暴力破坏活动，进而威胁中国新疆与西藏地区的和谐稳定。
二是邻国政局动荡、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严重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中国的对外投资经营、工程承包与商贸活动统称“走出去”，而周边地区则是中国经济加速“走出去”的重要方向，是中国开拓海外商品市场、投资场所与获取能源资源的重要地区，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拓展国际经济空间。而周边邻国政局动荡不定乃至发生政变与骚乱，将严重危及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与人员安全。如2010年4-6月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突变，尤其是6月在吉南方爆发的严重骚乱，给中国在吉商人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并引发了中国政府大规模的撤侨行动。而周边极端势力趁机滋长、恐怖活动泛滥、乃至民族排外情绪发酵，也将严重威胁中国的境外机构与人员安全，如中国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等国开展的重要投资与工程承包项目，其长期面临着巨大的安全保障压力。
三是周边乱局为某些大国“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机，大国加紧争夺中国周边将危害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中国的地缘战略依托受到侵蚀，中国崛起更将面临“龙困浅滩”的危险。美国对中国周边“趁火打劫”与加大渗透，企图从多个方向、从陆地到海上对中国实施“立体堵截”，日本、印度、俄罗斯也趁机扩张;巴基斯坦、缅甸、泰国、朝鲜等“地缘支点”国家政局持续不稳，分别引发南亚次大陆、中南半岛、朝鲜半岛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其各自“地缘对手”印度、越南、韩国等的影响力显著增强，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所在区域的长远稳定，美国等大国趁势“介入”更是挑战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此外，大国加紧角逐周边油气与矿产资源，中国获取稳定可靠的境外能源资源供应将面临更大的变数。
四是中国与邻国的既有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更趋复杂。随着中国全方位加速崛起，中国与邻国的实力差距不断扩大，这将引发周边某些国家的“反弹”，一些邻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更加突出，企图通过“大国平衡”战略、借助美国等“制衡”中国，而美国则极力“利用矛盾”。特别是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某些邻国，其“危机感”与“紧迫感”加深，唯恐争端解决的时间“站在中国一边”，遂加紧强化对中国海洋权益的非法侵占侵蚀，加大对美国的战略借重。
五是周边乱局严重掣肘亚洲经济一体化，影响中国的周边区域合作政策实施与推进。如泰国等东盟某些成员国的政局紊乱对东盟一体化、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10+1”)、中日韩与东盟经济合作(“10+3”)等“拖后腿”;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变天”对上海合作组织(“SCO”)的稳定发展构成棘手考验。
六是中国在周边的“大国责任”压力不断上升，周边外交“两难”困境加剧，“不干涉内政”原则备受冲击。西方大国视朝鲜、缅甸、伊朗等所谓“问题国家”为“眼中钉”，认为中国与其关系“特殊”，敦促中国在防扩散与维护地区稳定上承担“大国责任”，无理要求中国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对“问题国家”施加影响，致使中国在“问题国家”与西方大国之间陷入两难。此外，中国沿边与沿海地区的和平发展、加速拓展的海外利益等面临周边动荡的严重威胁，传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面临调整。中国在周边地区既要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尤其是领土领海主权等“核心利益”(“维权”)，又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维稳”)与自身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兼顾二者难度日益上升。
六、“乱云飞渡仍从容”
尽管周边动荡对中国构成了诸多严峻挑战，但如辩证地看，只要我们准确“把脉”周边乱局并“对症下药”，应对得当并主动作为，上述挑战也可被转化成提升中国周边外交能力、增强中国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难得战略机遇。事实上，针对当前周边多个“热点”，中国外交迎难而上、从容应对，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首先，针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突变，中国冷静观察、果断决策，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外交部负责牵头的跨部门快速反应工作组，分别进驻新疆乌鲁木齐与驻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大使馆，一面与吉临时政府积极接触、敦促其维护中国侨民人身与财产安全，一面派包机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紧急撤侨行动，将上千名中国商人安全撤离回国。
其次，针对伊朗核危机加剧之势，作为与伊朗传统友好国家及在伊朗有重大投资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在各方之间展开积极斡旋，始终兼顾维护不扩散核武器国际机制与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有效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坚决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问题，并在西方大国作出了实质妥协的情况下投票支持安理会通过“制裁”伊朗的新决议，为缓和危机、维护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促进有关各方适时重新启动谈判作出了不懈努力。
再次，针对缅甸即将举行的“大选”与中缅边境不稳态势，中国对缅政策将突出“睦邻、安邻、富邻”宗旨，加大经济援助，支持缅甸政府和平与公正解决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问题，加快推进中缅印度洋油气输送管道建设。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10年6月初应邀对缅甸进行了正式访问，温总理对缅甸领导人表示，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缅甸主权和领土完整，祝愿缅甸稳定、团结、发展。中方愿与缅方继续共同努力，推动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中缅双方同意扩大能源资源等领域合作，实施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战略，共同维护两国边界和平稳定。
最后，针对“天安号事件”引发的朝鲜半岛骤然紧张局势，中国冷静周旋、多方协调，苦口婆心、劝和促谈，尽最大努力维护东北亚和平。 2010年5月3-7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邀请，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胡锦涛在与金正日会谈时指出，推动中朝友谊与时俱进发展并世代相传是双方的共同历史责任，巩固和发展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并就加强中朝合作提出5点建议：：一是保持高层交往。双方领导人通过互访、互派特使、互致口信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保持密切联系。二是加强战略沟通。双方随时和定期就两国内政外交重大问题、国际和地区形势、治党治国经验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沟通。三是深化经贸合作。双方政府有关部门要就深化经贸合作进行认真探讨。四是扩大人文交流。双方要深化文化、教育、体育等各领域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交往，使中朝传统友谊世代相传。五是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要加强协调，更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金正日指朝中传统友谊不会因时间推移和世代交替而发生变化，表示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朝方愿同各方一道，为重启六方会谈创造有利条件。双方认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繁荣符合中朝两国乃至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双方将根据“9·19共同声明”的立场，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而共同努力。双方认为六方会谈各方应该显示诚意，为推进六方会谈进程作出积极努力。
在韩国“天安号事件”上，中国始终坚持“兼听则明”与“以事实为依据”，反复强调“冷静、冷静、再冷静”与“克制、克制、再克制”，敦促南北双方切实负责和以“大局”为重，强调对事件“真相”的调查应坚持客观、公正、充分与第三方参与的原则，反对仓促武断、鲁莽行事与挑衅滋事。中国一再努力缓和半岛紧张与化解矛盾，力争避免南北双方擦枪走火乃至冲突升级失控，并为朝核问题重回解决轨道争取转机。5月2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应邀访问韩国，温总理同韩国总统李明博先后进行了约4个小时的深谈，他表示，“天安号事件”是一起不幸事件，我们理解韩国人民尤其是遇难者家属的悲痛心情，中方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对韩国人民和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温总理强调，中国是主持正义、负责任的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不会袒护任何一方”，中方一贯主张并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反对和谴责“任何”破坏半岛和平稳定的行为，中方将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客观、公正作出判断，决定立场。温总理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防止事态升级，尤其要避免发生冲突，共同维护半岛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经中方努力斡旋，联合国安理会于2010年7月9日通过了关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该声明充分体现了平衡兼顾各方立场的特点，强调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以及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重要性，鼓励以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未决问题，鼓励半岛北南双方恢复直接对话和协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随后对外表示，希望有关各方继续保持冷静克制，以此为契机，尽快翻过“天安”号事件这一页，早日重启“六方会谈”。
七、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越来越重要
对于中国外交与中国崛起而言，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具有“无比重要性”。中国外交有“四个布局”之说，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其中，周边不仅占据了“首要”地位，而且周边也是“四个布局”交织并存的地带：周边地区集中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大国美、中、俄、日、印度等，“周边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大国外交”;周边地区绝大部分属于亚洲与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周边外交”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发展中国家外交”;周边地区存在各类次区域与区域合作组织，各种多边机制蓬勃发展，“周边外交”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多边外交”。由此可见，“周边外交”“浓缩”了“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是中国外交“四个布局”的高度统一，故周边对中国外交“无比重要”。
进一步分析，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的“无比重要性”也是由中国的国际定位所决定的，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属于地区大国与地区强国，也即周边地区大国，周边是中国国家利益对外而言的主要所在，也是中国综合实力的主要所及。具体而言，周边外交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国家安全上，周边地区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捍卫中国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开展反分裂斗争的主战场，是中国防御外敌入侵的前沿与前哨，是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缓冲带与战略屏障。 其次，在政治与对外战略上，周边地区是保障中国国际政治利益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崛起与成为世界大国不可逾越的环节与必经之地，是中国今后崛起为多极格局中单独一极的主要支撑点与战略依托带，是中国与其他力量中心打交道的主要平台。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对外主要体现在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周边地区是中国对外展示实力与施加影响的主要场所，是中国对外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地区，是中国担当“负责任大国”力所能及的主要舞台。
再次，在经济上，周边地区关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外贸市场，也是中国能源与资源进口的主要来源，还是中国能源资源进口战略通道(陆上油气输送管道与铁路、海上航线)的集中区域。
周边地区集中了中国海外能源供应与资源保障的主要地区，尤其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地区，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以及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能源与资源进口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周边地区的三个方向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一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两大地区，中亚里海盆地因拥有2000亿桶潜在石油储量而被誉为“第二中东”，中国对该地区开展了大量能源投资。中东地区石油的储量、日均产量与日均出口量分别占全球的64.7%、30.5%与36.7%，而中国原油进口的约50%来自中东，其中来自沙特、伊朗与阿曼的进口占中国全部原油进口量的43.3%;二是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仅西澳大利亚州，就生产了全世界17%的铁矿石、21%的氧化铝，18%的镍、45%的钽、32%的锆等，其中相当部分出口到中国;三是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俄远东油气资源仍将是中国进口的一大重点。
简言之，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平发展、最终崛起与民族复兴具有特殊重要性，是中国对外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的关键所在，其局势稳定与否也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内的发展。而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为中国集中精力于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营造与塑造一个基本安定的周边环境，使其不干扰与分散中国的主要精力，并尽量避免被卷进周边地区的战乱与动荡之中。
八、一脉相传而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周边外交方针 当前的中国周边外交是历史的延续与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周边外交方针具有强烈的历史连续性，以及中华文明“和、和平、和睦、和谐”的鲜明特色，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周边外交“思想脉络”及其实践，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周边外交，其主要标志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中国与印度、缅甸等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主要成就之一是中国与大部分接壤邻国明确划分了边界。
二是从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期的周边外交，其主要标志是“睦邻外交”大发展，中国率先摆脱了国际“冷战”格局的羁绊，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改善了与有关邻国的关系，最终与所有邻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为集中精力于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总体上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三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周边外交，周边外交方针实现了一系列的创新发展：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题为“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振兴”演讲，将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进一步概括为“睦邻、安邻、富邻”六字方针，他指出：“‘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睦邻’，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在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原则下，共筑本地区稳定、和谐的国家关系结构。‘安邻’，就是积极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合作增进互信，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为亚洲的发展营造和平安定的地区环境。‘富邻’，就是加强与邻国的互利合作，深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与亚洲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在2004年召开的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正式提出“周边是首要”。在2005年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并提出了“和谐世界”的重要战略思想，而周边地区与周边外交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战略都具有关键意义。在2006年8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利共赢”、“以人为本”等重要战略思想。
四是自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周边外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顺势而上”与“大周边”成为新的“关键词”。面对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对中国崛起加速与“亚洲崛起”加快同步并进，面对周边环境错综复杂的现实“热点”、“难点”，中国的周边外交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多管齐下、全方位推进。 特别是在 2009年7月17-20日召开的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强调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提高外交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其中的“四个力”说(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道义感召力)兼顾了物质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发展与充实了综合国力思想，对当前与今后的中国周边外交必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还升华与发展了中国外交“四个布局”的战略思想，即“运筹好大国关系，做实做深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工作，巩固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大力加强各领域外交工作，同时还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依法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海外合法权益。”胡总书记讲话对周边外交强调“做实做深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不仅将周边外交定位为“地缘战略依托”，而且提出了开展周边外交的侧重点与方式方法——“做实做深”，所谓“实”即务实、扎实，所谓“深”即深入周边、“深耕”周边、不浮在表面。
而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的一大“亮点”，便是从多个方向稳步推进的区域多边合作，如中亚方向的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方向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10+3”、东北亚方向的中日韩三国合作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
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中日韩三国在东亚经济合作进程中的关键“份量”，适时加速推进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机制化程度也就显得更加重要而现实，在2010年6月举行的中日韩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就加强三国合作明确提出，推动合作机制和框架建设，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尽快达成中日韩投资协议，加强标准化合作，设立三国合作秘书处。会议发表了《2020年中日韩合作展望》等共同文件，确定三国在机制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人文交流等领域以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包括于2011年在韩国设立三国合作秘书处，加强旨在消除技术壁垒的标准化合作，争取2012年前完成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尽快完成三国投资协议谈判，扩大三国人员特别是青少年和大学交流等。会议为今后十年中日韩三国合作指明了方向，就三国重点合作领域进行了规划，三国合作的前进步伐将更加坚实，并将有力地带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
又如，在2010年6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深化务实合作维护和平稳定》的重要讲话，就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深化合作提出6点建议：一是巩固团结互信，夯实本组织发展的政治基础。二是加大反恐力度，构筑本组织发展的安全环境。三是深挖合作潜力，增强本组织发展的持续后劲。四是扩大友好交流，巩固本组织发展的人文基础。五是完善内部建设，健全本组织发展的决策机制。六是秉承透明开放，营造本组织发展的良好环境。
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中“逆风飞扬”与稳健崛起，中国的实力与潜力进一步凸显，中国的卓越表现与辉煌前景引发了周边一些国家的心态失衡、心理落差乃至疑惧。面对不少邻国对中国强大的“担忧”，“增信释疑”成为了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中国周边外交的当务之急。2010年1月22日，中国外交工作的主管领导——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东盟秘书处发表演讲，诚挚而朴实地“表白”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与周边外交宗旨，他指出，“从我们的根本政策看，不称霸，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中国不称霸，要友好，在周边就是要始终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就是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就是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的长治久安、发展繁荣对周边邻国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更不是灾难。相反，有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不稳定、不发展，反倒会拖累你们。甚至会给你们带来祸害。”针对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普遍“追捧”中国与“中美共治论”(所谓“G2”)甚嚣尘上的情况，戴秉国国务委员还特别强调，“现在世界上有人给我们戴很多高帽子，说什么我们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很快与美国平起平坐了，等等。朋友们，你们不要相信，那是神话!我们自己不谋求霸权，也不会同别国在我们这个地区争夺霸权，或搞什么共同霸权。你们知道，我们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主张大家的事情由大家商量着办，反对由一两个国家或某种国家集团主宰国际事务。”他并郑重重申，“我们愿意永做东盟和亚洲各国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我们的意图是透明的、善意的。如果还有人不相信，想再看一看中国到底想干什么，那就请看下去，只是别把同中国合作的机遇看掉了，那样就不划算了。”
九、以“四片经营”基础，对周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首先，对东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有蒙古、俄罗斯、朝鲜、韩国与日本，以及一个“特殊的邻国”——美国。
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伙伴是俄罗斯，中俄两国在经济与军事合作、维护各自国家的统一以及维持国际力量对比的战略平衡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之间还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美国是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美国在日本与韩国维持着大量驻军，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该地区作为其设想的主要战场，美国还在距该地区不远的关岛基地大力加强了远程投送与远程打击能力，美国将中国的正常崛起视为挑战其霸权地位的主要战略威胁，并与中国的台湾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包括坚持对台军售。
日本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美国的战略盟国，它既没有对其侵略历史认真反省，又对中国的发展强大心怀不满，也不愿看到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和平统一;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满足于仅仅作为美国的附庸国，完全受美国摆布，而希望成为更加独立的“正常国家”，日本对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潜力也非常看重。故日本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中可以争取的对象，即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应继续支持半岛的和平统一，同时大力发展中韩关系，并利用共同的儒家文化传统与历史渊源关系来争取韩国，使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中国还将继续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无核化”目标，积极化解矛盾、缓解危机。
其次，对东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十个国家，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为南海问题，即与东盟有关国家在南海岛礁及其海域划分上的争端，中国的主要对手为东盟有关国家以及美国对其给予的支持，而中国的主要伙伴也是东盟的其它有关国家。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南海问题(其中又以南沙群岛及其海域最为突出)现已成为异常棘手、甚至难以逆转的“老大难”问题，东盟有关国家对中国的南海岛礁及其附属海域的非法侵占早已是既成事实，中国的主权领土及其宝贵资源遭到了众多东盟小国的侵吞瓜分，南海问题可谓积重难返。
中国的南海岛礁及其附属海域不仅扼守着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便捷通道及将中东石油运送到东亚地区的海上生命线，其在地理位置上占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本身还蕴藏着丰富的海底油气资源与渔业资源，它不仅受到东盟有关国家的觊觎，而且还引起了美日两国的高度重视，并由此而使南海问题更为复杂化与尖锐化。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要对手是菲律宾与越南两国，越南是因其占据着为数最多的南沙岛礁，菲律宾则是因其态度蛮横且不断带头对中国挑起事端，并仰仗美国的撑腰而忘乎所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策一方面既要现实可行与量力而行，要等待时机，加快自身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发展，以备后用;另一方面也应尽快开展行动，而不可拖延或一味消极地“搁置争议”。当务之急应坚持南海争端的“双边属性”，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并对有关国家的无理取闹及强权行径采取更为有力的坚决措施，决不手软，同时调整对南海资源进行“共同开发”的政策。
中国应继续加强与东盟有关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以争取其支持，例如泰国、缅甸以及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应缓解中越两国在南海岛礁上的矛盾，并对美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卷入保持必要与足够的警惕。
再次，对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邻国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悬而未决的中印边界争端(印度非法占领了中印边界东段近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国的主要“竞争者”是印度，而主要伙伴则是巴基斯坦。
对于同样正在快速崛起的印度，中国的南亚政策应保持“平衡”：一是继续联合巴基斯坦并给予其更大支持，避免巴基斯坦对美国依赖太深及其安全形势恶化失控，防止南亚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与印度“独大”;二是正视印度的大国身份及其国际地位，大力增强中印两国的经贸合作与科技交流，并与印度就南亚稳定和国际格局多极化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增进中、俄、印之间的三边合作;三是对美国自“9·11”之后在南亚地区军事存在与政治影响急剧增加之势，包括其“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前景、美印军事合作等予以密切关注与高度警觉。 第四，对中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俄罗斯与中亚五国，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即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这三股恶势力，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俄罗斯以及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国家，而中国的主要对手则是“东突”恐怖势力与“疆独”民族分裂组织。 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维护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包括为此开展的反分裂与反恐怖斗争;二是密切结合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力发展中国西北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中邻能源开发合作。中国的中亚政策将坚持“安全”与“经济”并举的“双轮驱动”，坚持双边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多边合作兼顾的“双管齐下”。
对美国自“9·11”之后在中亚地区军事及政治存在显著增加之势，中国既应保持足够的警觉，也可与美国就反恐等问题进行对话与合作。
十、以“大周边战略”为方向，远近结合、稳步拓展
面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动荡加剧的态势，我们需要严密关注与持续跟踪，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对周边乱局既要分门别类，又要统筹应对，积极促进周边总体和平稳定与发展，切实维护自身地缘战略利益。
一是大力强化“周边是首要”与“维稳”、“维权”并举的意识，集中精力、加大投入、专注周边，科学研判、及时反应、积极引导。应树立“和平发展、重在周边”与“和谐世界、始自周边”的战略意识，整合处理周边事务的体制机制、形成合力，对周边重点国家政局演变前景及其原因深入调研、突出预警性。
二是适时制定“大周边战略”，拓展中国周边的内涵与外延，“做深、做实”周边工作。在坚持“四片经营”的基础上，统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南太“六大块”，打破不同区块之间的分割，形成联动机制。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整合与创新周边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建构和谐、有序、安全、繁荣的周边新秩序。 三是周边地缘战略坚持“东西兼顾”、“陆海并举”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统筹”方针，妥善兼顾地缘“西线”与“东线”，同步开拓“陆权”与 “海权”，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
四是针对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三种情形”，对症下药，强化危机管控，维护正当权益。针对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突变，防止其冲击与中国的双边关系;针对所谓“转型国家”的政局异动，防止其对华政策出现严重倒退;针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局“混沌”，妥善维护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有效防范海外利益重大风险。 五是有效应对大国地缘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与主要大国增加沟通、协调与战略互信，积极应对其对华渗透、挤压与围堵，致力于共同促进有关国家与周边稳定。在反恐、防扩散、抢险救灾、发展援助、“维和”行动等方面自主承担力所能及的“大国责任”，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六是与时俱进、调整与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有效应对周边乱局。改进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策，既要反对外力粗暴干涉，又要敦促所谓“问题国家”应以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大局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