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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技术的深入研究思考论文 篇1：
新能源产业政策研究综述
【摘要】在能源可持续发展领域，新能源日益受到重视，有关新能源的研究也开始成为热点，涉及国家能源结构与安全、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等多方面。在新能源各发展阶段，适当的国家政策是加快新能源发展的有力工具，而针对新能源产业政策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对国内外有关新能源产业政策研究进行综述，分别根据新能源产业链延伸顺序以及新能源不同发展阶段的研究特点，对政策研究进行分析评价。
【关键词】新能源；产业政策；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新能源概念与范围
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爆发，人们开始意识到能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遏制作用，以及化石能源使用带来环境恶化的严重后果。对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担忧迫使人们开始关注替代能源的发展。新能源一词是1981年8月联合国在内罗毕召开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上提出的，会议对新能源进行了界定，即“新的可更新的能源资源。它可以通过新技术和新材料加以开发利用，而且消耗后可得到恢复和补充，不产生或很少产生污染，对环境无多大损害，有利于生态良性循环”。
目前，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范围基本一致，较有争议的是核电和大型水电的归属问题。有些研究认为，由于水电技术已较完善，而且大型水电对生态环境影响范围广，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核能中，核裂变技术已被人类大量应用，而且核废料及发电过程的环保任务艰巨，不应属于新能源。总结现有研究文献，已形成共识的新能源范围包括可再生能源（大型水电除外）和尚处于研究阶段的核聚变。
二、国外研究
国外学者对新能源领域的研究较早，目前涉及新能源产业政策的文献也较多。为体现不同发展时期产业政策的对应性，以下按新能源产业链延伸顺序进行政策综述。
（一）对新能源研发阶段政策的研究
Hillring（1998）认为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的技术至关重要，而政府可以在其中发挥关键，通过支持研发、鼓励信息传播、制定有效的行政政策和经济刺激等措施，促进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Graham等（2003）提出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政府应加大对技术、设备研发和信息交流等环节的财政投入和补贴。
Martine等（2006）用市场模拟的方法对欧盟的新能源技术进行了考察，认为政府投入将有助于风能与生物质能快速发展，并通过预测模型得出，政府在技术领域的投入将使每单位新能源电力（RES-E）的价格将下降1～8美分/度。Taichen Chien等（2006）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分析了可再生能源使用对技术效率提高的作用。
他们认为，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会增进经济体的技术效率，相反，增加常规能源的使用会降低技术效率，而提高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政府政策的促进作用至关重要。从研发阶段的文献来看，研究者普遍认为技术的突破是新能源能否得到快速发展的关键，而且，研发阶段是需要政府加大政策支持的领域。
（二）对新能源生产阶段政策的研究
Lawrence和Stanton（1995）对新能源的外部性进行研究，认为新能源的政策应以公共利益为核心，通过减免除税费征收和适当补偿使新能源的生产成本能分摊到所有能源产品中。Wiser（1998）指出由于在制定政策时没有考虑到产业具体的融资过程和产业政策的不稳定性，使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融资受产业政策的影响很大，政府可以采取财政保障等措施以减小产业投资风险。
Rave（1999）认为金融机构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还需要一个理解的过程，建议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投资。而国家对能源的需求和相关的环境政策可以引导各类投资市场的形成。Catherine等（2004）对降低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生产成本进行了研究，提出通过价格竞标来争取发电合同的政策，不仅可以获得必要的投资启动资金，还能促进竞争性市场的形成，并逐步降低生产成本和电价。
Reiche和BeChberger（2004）总结了欧盟若干国家成功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开发应用的条件：对投资者的长期规划保证，对不同绿色电力技术的回报，在电力供应系统（电网延伸，良好的接入条件等）领域的巨大努力以减少当地对可再生能源电力项目的抵制等。
（三）对新能源市场化阶段政策的研究
新能源市场化阶段的政策研究涉及收益分配、产品定价、消费补贴等多方面。Cheri等（1997）对促进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可再生能源加速发展的一个有效措施——系统效益收费（SBC）的分配途径进行了研究。Suani（1999）分析了生物质能利用中存在的障碍，认为促进生物质能发展最根本的政策是将外部性引入到市场价格的形成过程中。Soubbotina等（2000）提出丹麦风电发展速度变慢的原因之一是对于未来财政激励机制的不确定性的顾虑。Berry（2001）对实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欧盟成员国经验进行总结，探讨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实施模式和具体措施。
Niels和Anne（2003）认为对可再生能源项目实行经费补贴政策，如风电机安装，以实现其设备容量和总产出率的有效放大，可以减少其市场化的价格阻力。Langiness等（2003）介绍了美国各州实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特点，并针对风电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实现进行了评价。Morthorst等（2003）对美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绿色证书制度的实施细则进行探讨。Ryan等（2006）研究了政策设计中需要考虑的若干因素，包括总体原则和各种设计选择，认为可再生能源配额标准应保持长久性和动态性，随时间逐渐增减并加强责任落实和有效监督。
（四）对新能源政策效果的研究
Daryll（2000）研究了政策的实施对生物质能产业的影响，并运用POLYSYS模型研究农业与其它因素相互作用后对生物质能产业以及当地经济的影响。Nwaobi（2004）以尼日利亚为例，建立了一个分析减排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般均衡模型。Weidou等（2004）对中国现有的能源供应和消费政策进行了反思，认为现有政策无法保持中国社会和能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Lewis（2006）研究了国家和地方政策对全球风轮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回顾不同国家在国产化大型风轮机制造业发展中所走过的道路的基础上，研究了建立风电产业之后的推动机制，表明将稳定的风电市场支持政策与国家风电专项激励政策相结合，便有可能在当地建立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风电产业。Vera等（2007）认为要达到社会、经济、环境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国家能源指数体系，更好地帮助统计学家、政策制定者分析3E（能源、经济和环境）的有关问题。
Pablo del Rio，Unruh G（2007）分析了西班牙风能和太阳能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劣势，提出国家应该制定适当的优惠政策以鼓励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
三、国内研究
我国学者有关新能源领域的研究较早，但“新能源”一词使用频率较少，“可再生能源”出现较多。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对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的研究可分为两部分。
（一）介绍国外新能源产业政策
随着我国开发新能源进程的加快，有关新能源领域的政策研究开始增多，起初单纯介绍国外新能源政策的文献占很大比例。戴炳然（1981）对欧共体的新能源发展状况进行了介绍。丹东（1981）的《日本怎样寻求新能源》一文，介绍了日本政府的“阳光计划”以及“新能源综合开发机构”的情况。
曹文伯（1983）发表了国外开发利用新能源的一个途径——发展甜高粱生产，较早地介绍了国外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情况。过启渊（1985）介绍了当时美国新能源开发战略，认为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使全部能源消费量三分之二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的美国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因而美国不但加快了国内能源资源的勘探与开发，而且开始重视新能源的开发。
周文超（1987）介绍了美国新能源工业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当时新能源工业成为美国的一个新兴产业；并对加州能源委员会的成立及新能源技术进行了介绍。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增多引起的温室效应和酸雨，使得欧洲国家对新能源的开发日益重视。
李水清（1994）介绍了英国发展新能源和再生能源的政策与战略。张正敏等（1999）介绍了国外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经验及措施。吴中华（2000）介绍了日本在彻底推行节能的条件下，推广新能源的政策措施。
2000年德国通过了一项新能源法，在较短的时间内，相关政策对降低太阳能光电并网发电的成本起到明显的作用，孙颖等（2003）发表了《德国新能源经济法及其对该国电力市场改革的影响》，对德国为鼓励新能源发展而实施的新能源法进行了评价。盛立中对2005年美国总统签署的能源政策法案进行分析，此法案已成为正式法律，明确了美国能源 “节能和洁能”的主攻方向。王培（2008）介绍了美国、法国、荷兰等政府对新能源汽车进行大量的补贴政策。
（二）我国对新能源产业政策的研究
随着我国能源结构问题显现，我国针对新能源的研究开始出现，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1．20世纪80～90年代。20世纪末我国学者对新能源的研究成果大多限于新能源的概述层面，深入分析的文献较少。乐如良（1985）对新能源发展的必要性及新能源设备发展趋势进行了阐述。有些文献涉及对新能源领域国际合作的研究，例如，石定寰（1989）呼吁重视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并强调要加强国际合作。90年代以后，关于新能源的研究开始增多。
朱世伟（1990）的《我国新能源发展战略》在对我国发展新能源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了当时我国发展新能源战略的框架。尹炼（1993）认为我国是基本以煤为单一能源结构的耗能大国，必须从战略转移的角度来看待21世纪新能源的前景和意义，并应及早做出相应的决策部署。
陈文七（1997）对我国新能源的投资市场做了分析。90年代末，可持续发展的兴起对新能源领域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将新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文献开始出现，例如，余善庆（1999）从我国能源资源现实情况出发，认为开发新能源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略的需要。对新能源地区性发展的研究也开始出现，李昌善（1986）对内蒙古生物质能的利用提出了建议。王翊等（1986）对沿海地区新能源开发进行了研究。
王忠宏（1995）分析了甘肃省南部地区无油、缺煤、少电的劣势，提出应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的实际出发，加大新能源开发利用。陆得彬（1996）以浙江省新能源发展为例，认为国家应该制定优惠政策促进新能源的发展。
2．21世纪以来。21世纪的十年是我国在新能源领域研究比较集中的阶段。第一，将新能源政策研究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
任德新（2001）分析了美国的新能源政策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政策领域的建议。樊杰等（2002）对我国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特点和实现过程进行了分析。唐恒等（2003）对我国新能源领域专利技术的情况及发展对策进行了研究。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报告”课题组发布了《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报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发布了《我国能源供求中长期发展趋势及可持续发展战略》。
2005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十一五”能源发展思路和战略重点》中，新能源日益得到重视。2006年中国科学院能源战略研究组出版了《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专题研究》，报告对我国新能源的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新能源发展战略和建议。在资源和环境制约日益增强的形势下，我国现有能源价格、投资、财政、税收和环境收费等许多政策领域需要调整或改革。许多研究机构已经开始了有关能源税的研究。
2006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在对我国能源税、机动车燃油税、碳税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正向推动”和“逆向限制”结合“交叉补贴”的财税政策框架，即通过对化石能源加大税收和清洁能源给予税收优惠的方式，抑制化石能源使用和推动清洁能源发展，研究认为碳税等实施可能促进国内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课题组也对能源税收政策进行了研究，2007年针对我国能源税收体系缺陷提出了税收政策改革的一些建议。
第二，对具体的新能源产业进行了深入研究，随着对能源与环境问题的重视，我国新能源产业蓬勃兴起。唐振华等（2005）针对我国能源供应的紧张和化石能源储量的不足的现实，提出发展新能源逐步替代化石能源的建议。牛微等（2005）分析了我国在太阳能、水能等领域发电技术现状及发展情况，苏明（2007）对发展可再生能源、核能等领域的财税政策做了深入研究。最近几年，对新能源汽车和光伏电池领域的研究开始增多。
欧阳明高（2006）认为我国的资源和能源状况适合发展新能源交通动力系统，并提出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对策和建议。李金津（2008）认为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和汽车消费国，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对夺回市场主动权，同时对保证国家安全、降低能源风险具有特殊意义。
万钢（2008）对当前我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方海洲等（2009）认为发展新能源汽车正面临诸多困难，税收优惠政策是当前国家调节经济的一种强有力工具。我国在光伏领域发展较早，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相关研究明显增多。陈庆春（2009）认为太阳能在中国的高普及率和高替代潜力，尤其在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新能源战略更具现实意义。吕天文（2009）在对新能源产业的研究中，分析了光伏产业的有关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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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靖
电力技术的深入研究思考论文 篇2：
电磁场理论与实践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摘 要：从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角度研究了电磁场理论中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从物理实验规律的发现过程，以及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建立过程，挖掘了电磁场理论与实践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和元素。揭示了电磁场理论和电磁现象中的原因与结果、本质与现象、量变与质变，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研究了电磁场理论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探索了电磁场理论与实践中的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其在指导与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
关键词：电磁场理论;电磁现象;唯物辩证法;辨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
引言
自然界的辯证法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的[1]。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角度研究电磁场理论中的自然辩证法，挖掘电磁场理论与实践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和元素。
1831年，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认为变化的磁场能够产生电场。1862年，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发表了《论物理力线》的论文，引出位移电流的概念，并指出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1864年麦克斯韦在《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中，运用场论观点概括出了系统的电磁理论，并进一步预见了电磁波的存在。1873年麦克斯韦在《电磁学通论》中全面总结了19世纪中叶以前库仑、高斯、欧姆、安培、毕奥、萨伐尔、法拉第等前人的一系列实验发现和研究成果，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假设，由此建立了完整的电磁理论体系，后经赫兹等整理成为麦克斯韦方程组[2]。1888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兹验证了电磁波的存在。
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基础是库仑定律、安培力定律（或者毕奥-萨伐尔定律）及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等三大实验定律。麦克斯韦方程组表明，空间某处只要有变化的磁场就能激发出电场，而变化的电场又能激发出磁场。交变的电场和磁场互相激励就形成了向空间传播的电磁振荡，即电磁波。因此，电磁波是电磁场的运动形式。麦克斯韦方程还证明了电磁波在真空中传播的速度等于光速，由此揭示了光的电磁本质。
综上所述，从人们对电学的认识和电学理论框架的形成，再到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建立，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思想精髓，是唯物辩证法哲学思想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和应用;电磁场理论体系体现了实践论、矛盾论，是对自然界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高度概括。
一、电磁场理论与实验中的原因与结果、本质与现象、量变与质变，必然性与偶然性
电荷和电流是电磁场的唯一源。电荷是电场的散度源，电流是磁场的旋度源[2]，电场是电荷在空间激发的一种物质存在，并表现为对电荷具有作用力（电场力）的现象，体现了电场的物质属性;磁场是电流在空间激发的一种物质存在，并表现为对电流具有作用力（磁场力）的现象，体现了磁场的物质属性。由此揭示了电荷和电流及其与电场和磁场之间的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即：电场作用力的本质是电场对电荷的物质作用与约束关系;磁场作用力的本质是磁场对电流的物质作用与约束关系，揭示了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属于自然辩证法的系列范畴。
电磁场理论的发展打破了人们狭隘的物质界限，并在历史上引发了物质观的变革。电场、磁场及电磁场是物质存在的另一种形式，电磁波是电磁场的运动形式，场与分子、原子、电子等一样，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 也是物质[3]。
自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之后，人们利用引力规律对电力或者磁力的性质用类比方法进行了推测，这推动了库仑定律、安培力定律等规律的发现[4]。1785年英国科学家库仑利用扭秤对电荷之间的作用进行了实验研究，并发现了库仑定律，即点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也遵守平方反比规律[4]。库仑定律将人们对电和磁的认识从定性分析提高到了定量研究的新阶段。后来，人们建立了静电学理论框架，完成了人类对电学规律认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其实，在最初人们认识电和磁现象的两千多年里，一直认为电和磁没有因果关系，但是这并没有限制哲学家的思考[4]。其中，康德提出的批判哲学对科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从哲学的高度概括出了不同形式的力可以互相转化，以及不同物质运动形态存在普遍联系的观点。1803年，物理学家奥斯特提出自然界中的力、 热、电（磁）、声和光等能够相互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1820年，奥斯特受到反转电流可以引起磁针摆动现象的启发，提出了电流的磁效应概念，即奥斯特定律，第一次把电和磁联系起来[4，5]。这样，在自然统一性哲学思想的引领下，人类对电磁现象的认识从量变到质变，实现了第一次飞跃，体现了认识论中的渐进性。奥斯特定律揭示了电和磁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开辟了人类对电磁现象探索和研究的新纪元。
科学研究的成果往往是在理性指导下完成的， 许多科学发现看似偶然，其实往往有其必然性。因此，科学家不仅能够从实验事实中概括出数学方程式，更能提炼出自然规律的模式[6]。奥斯特正是突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自觉而有目的地进行长期探索并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现象。1953年，斯陶弗也撰文对此进行了证明[5]。1820年，安培在电流磁效应的启发下，根据平方反比规律，发现电磁现象的本质是电流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并总结出了安培力定律[4]。同样，1820年毕奥和萨伐尔发现了电流元对磁场的作用规律，即毕奥-萨伐尔定律。1826年，类比于傅里叶热传导理论欧姆发现了欧姆定律。
由此可见，在自然统一性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实验和理论概况，发现电磁现象的本质规律是一种历史必然，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
二、电磁场理论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在1920年代前后，人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电磁定律，例如，奥斯特定律、毕奥-萨伐尔定律、安培定律、欧姆定律、电磁感应定律等。但是，当时对电磁学规律的认识存在超距观点和法拉第力线观点[4，7]。超距观点认为电磁作用是带电物体表现的瞬时、直接作用力，力的大小由距离和速度决定，并占绝对优势;法拉第力线观点认为带电体周围存在称为力线的另一种物质，并通过力线传递电磁感应，力的大小由力线状态决定[7]。前者易于通过数学形式计算，但是主要定律之间缺乏联系，力学规律和电磁感应现象之间不能做到很好地融合;而后者具有直观想象的能力。法拉第进而结合实验现象发现了电磁感应定律，1884年后，赫兹等将其归纳为麦克斯韦第二方程的形式。
1861年，麦克斯韦依据电磁学和动力学的类比关系及电磁现象的对称性，引入了“位移电流”的概念[4]。位移电流是麦克斯韦理论建立的关键点，表明变化电场激发变化磁场的现象，由此导出了麦克斯韦第一方程的形式。于是，与电磁感应定律一起，变化的电场和变化的磁场以对称的形式联系起来，是法拉弟电生磁、磁生电思想的升华和精确刻画。
受法拉第力线观点的影响，麦克斯韦在电磁场理论的建立过程中，认为物体之外不存在绝对的虚空，而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中介来传递，把力线思想作为 “哲学推测”[7]。麦克斯韦从哲学高度上突破了经验主义的认识观，通过数学的抽象思维刻画自然界规律。法拉第虽然抓住了认识事物的整体，但是缺乏通过数学手段分析客观事物的复杂性;数理学家虽然抓住了部分， 但是在整体观念上缺乏对总体的物理直观描述[7]。显然，麦克斯韦克服了两种研究观点的片面性，将物理概念与数学分析紧密结合，所提出的场的概念扬弃了力线观念，实现了否定之否定。
1865年，在库仑定律、安培力定律（或者毕奥-萨伐尔定律）及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等三大实验定律的基础上，麦克斯韦在总结和提炼库仑、高斯、欧姆、安培、毕奥、萨伐尔、法拉第等前人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和光的电磁性质，并对电磁运动规律进行了完整的数学表述，创立了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可見，运动电荷周围存在电磁场， 而统一的电磁场又分为矛盾着的电场和磁场两个部分，电场和磁场各有其特点[8]，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 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又互相转化， 这是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一种表现。从矛盾的统一性认识电磁场，也是利用唯物辩证法观察自然界的方法和实质。
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创立并不是偶然的，其哲学思想和数学理论奠定了他坚实的科学研究基础，能够从自然规律中高度概括出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一关系，正是这种外因和内因的碰撞，使麦克斯韦在创立电磁理论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在人们创立了经典电磁理论体系后，电气化工程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昭示了科学既是理性又是经验的[8]。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是19世纪物理学发展史上的最辉煌的成果和里程碑[6]，是牛顿力学以后最深刻的一次变革。
三、电磁场理论与实践中的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经过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人类对电磁现象的认识才逐渐逼近了其本质。在这其中，类比法在科学发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库仑等科学家按照万有引力的模式来探讨和研究了电场力的规律性，显然，平方反比的类比方法对库仑定律的发现过程起到了指导作用。类比法是一种很重要的推理方法，属于自然辩证法的方法论范畴，是一种能导向科学发现或发明的有效方法。类比法通过已知规律向未知规律的比拟，使人类获得对未知世界规律的认识，事实上，整个电磁学的发展都是在借鉴万有引力的理论成果而取得进步的，体现了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人们对电磁场的认识不断地深化和发展，也表明了人类认识发展过程的循序渐近性。这种认识体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哲学思想，逐步深入认识到它的本质，并完成理论的升华。从认识论来看，电磁现象是一种实在，而任何一个实在都是“关系实在”[6]。对这个“实在”本质的认识过程是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5]。在两千多年前人类就发现了电和磁现象，但是认为它们彼此无关;而两千多年后，才发现了它们的相关性， 并逐渐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麦克斯韦把对电磁现象的认识推向新的巅峰。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原则，对电磁场理论和实践辩证法的研究，尤其是电磁场基本规律和范畴的认识，都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科学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9]。物质世界是有规律的，客观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实践是认识客观规律的出发点和归宿，各个阶段的认识是有相对性的。从最初对静电和静磁现象的认识，到18世纪发现的一系列物理实验定律， 如库仑定律、毕奥-沙伐定律、安培环流定律、欧姆定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等，这些定律分别反映了个别电磁现象的规律性和相对真理，并在一定范围内适用。直到19世纪中叶，经典电磁场理论不仅能解释已知的电磁现象，而且还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并被实验证实。经典电磁理论使人们对电磁现象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20世纪初， 随着量子论和狭义相对论的建立，人们发现了电磁场和光的波-粒二象性，从而建立了量子电动力学，对电磁现象的认识又发生了一次新的飞跃;2017年，人们发现并探测到了引力波及其发出的电磁信号，又证实了一种新的客观存在，并丰富了物理学理论。这正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实践论论断。
电场和磁场是一对矛盾， 不同的矛盾有不同的质， 电磁场和电磁波有其特殊的质;人们通过对此矛盾特质的理解，制造出面向各种应用的电磁设备，以至实现了远距离通信。在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指导下，人类逐渐进入了以电子技术为支撑的信息社会。1901年完成了穿越大西洋的无线电通讯。1904年制作出整流管并用于无线电通讯。1916年建成了第一座无线电发射台，人类开始步入了信息社会;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以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发明为开端，以电力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为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电气化时代[10];在21世纪初，伴随着人工智能及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人类全面进入了信息化社会。至此，根据实验定律完成了电磁场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又根据电磁场理论完成了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科学的认识过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具体体现。从科学史观来看，实践具有直接性和第一性的特点，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是电磁场理论和实践过程中的方法，是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也是实践观和唯物论的实质。
隨着暗物质、暗能量的存在性被逐渐认识，这种“无形”的质量比想象的要大得多，很难用一般的理论猜想来解释，人们的认识和理论极限又一次被挑战。暗物质的存在一旦被证实，就意味着人类首次发现暗物质存在的形式，这将是物理学的重大突破。目前，学者们正力图建立关于各种场的大统一理论，虽然遇到很大的困难，但物理学家们仍然奋力探索着，相信总有一天会获得成功，将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又一次飞跃。
四、结束语
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出发，研究了电磁场理论中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剖析了电磁场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原因与结果、本质与现象、量变与质变，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分析了电磁场理论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探索了电磁场理论与实践中的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讨论了实践论在电磁场理论与实践中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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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洪欣
电力技术的深入研究思考论文 篇3：
工程硕士校企联合培养新模式探索
[摘 要] 社会实习实践是提升研究生学术水平、创新能力、综合素质和社会适应力的重要手段。针对工程硕士校企联合培养中“学生不理解、导师不积极、合作单位培养计划不明确、评估与评价方法不健全”等问题，立足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特色，深入思考并积极实践，提出了“早、合、新、凝”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创新培养思路与方法，构建了“高校+企业+课题联合攻关+成果创新产出”的联合培养模式，建立了定量与定性结合、定量为主、结果导向的评价评估方式，为校企联合研究生的高质量培养模式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 专业教育;社会实践;校企联合;研究生培养
[基金项目] 2020年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教育与发展研究专项基金“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体系”（202032）
[作者简介] 杨文将（1979—），男，山西长治人，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宇航推进技术研究;诸嘉慧（1977—），女，江苏苏州人，博士，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超导电力技术研究;白明亮（1996—），男，吉林白城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2021级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型动力推进技术。
引言
在教育现代化、科技发展加速化的全球背景下，加强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将我国建设成为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的重要基础。教育部于2009年提出要培养掌握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兼具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硕士研究生[1]，社会实习实践是通过优质社会资源提高专业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
校企联合研究生培养是开展研究生社会实习实践的重要表现形式，将专业教育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贯彻学以致用的方针，充分发挥高校的教育资源和企业的社会资源优势。但是当前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在培养方式、实践基地建设、导师队伍和制度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导致研究生联合培养质量受限。
为了解决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现存的问题，教育从业者通过科教结合、产教融合和校企联合等途径开展高质量培养模式研究，校企联合成为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重中之重。校内课程学习、校外实习实践和学位论文三个环节实现了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的切实落地，通过理论结合实践促进成果凝练。
在课程学习方面，高校通过建立特色、完备的课程体系保障理论知识的摄取，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专业需求为目标，通过增设实践型课程促进工程硕士专业知识体系架构的建立[2]。在校外实习实践方面，联合培养基地建设是近年来的研究重点，目前主要是产生协同式、开放创新式、挂职锻炼式等基地培养模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面向不同的工程领域学科特点和企业需求，建立了政府主导型、行业主导型、校内联合实验室等多元化的校企联合培养基地[3]，为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了切实保障。在学位论文校企联合培养方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探索了“校企双导师制度”保障学位论文的撰写质量[4]，强调双导师对于学位论文的联合指导和质量监控，将学生论文质量纳入校内主导师的绩效评价体系，提高了工程硕士研究生的成果凝练能力。
校企联合培养模式需要根据不同学校、学科、资源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就课题组和教师而言，如何落实政策和提升校企联合培养能力与效果，值得深入探索。本文基于工程硕士校企联合培养中现存的問题，结合课题组近10年来在工程硕士研究生实践培养方面的思考，探索出以“早、合、新、凝”为核心主线的校企联合研究生创新培养新思路，为工程硕士研究生高质量培养提供了建议或参考。
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相关政策的支撑及面临的问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作为全国第一批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试点单位，立足于航空航天这一行业的发展制高点，树立“分类培养、标准有别”的创新培养观念，探索和形成了一套适用于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
在课程体系设置方面，大幅增加了专业实践课程的比重，突出实验实践教学与工程应用。北航宇航学院工程硕士的学位知识能力结构中要求学生必修总学分不少于27，其中综合实践环节学分均应不少于7，占比超过25%，专业实践/实验、专业实习已成为重要的培养环节。
在实习实践培养环节，在联合培养机制上重点强调校企合作与实践基地建设，要求工程硕士的实习实践经历不少于6个月，由学校发起建立校所、校企实习实践基地，通过共建“研究生高级人才定制班”和夯实高水平校内外导师队伍，使得工程硕士定制化联合培养效果显现。
北航的校企联合培养始终坚持强强联合、互利共赢和教育创新，尽管企业已逐渐认识到联合培养吸纳人才的重要性，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开展工作，但是联合培养的受制因素还有很多，限制了“定制班”示范效应的广泛推广。究其原因，工程硕士联合培养涉及学生、学校、导师、企业等多方面、多类型、多层次的参与者，各方面的诉求不同，校内导师作为学生培养的重要主体，对于教师而言，政策落实面临如下问题。
1.校内导师的积极性始终不高，除了政策宣传与理解方面的问题，生源成为影响联合培养政策的关键。随着近年来师资队伍的快速发展，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的招生比例却不断降低，从之前的人均两人以上到目前的人均不足一人，教师需求与生源之间的矛盾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对工程硕士、学术硕士的区分度越来越小，在自身培养资源受影响时，甚至排斥联合培养。
2.合作培养单位单一，只是形式上满足联合培养要求，一放了之，没有明确的需求与培养计划，校外导师的设置停留于表面，缺少与学生沟通交流的机会。
3.未对学生特点做充分分析，不能因材施教。培养评价方式不健全，评估流于形式，评价结果不分析、不反馈、不整改、不迭代，无法起到质量监测和持续改进的作用。
因此，围绕以上问题，如何促进国家、省部、高校相关工程硕士研究生实践政策的落地与融合，如何适应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士的新时期的发展需求，如何使校内导师主体由被动变为主动，需要探索个性化的工程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方式。
二、校企联合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新模式的探索
（一）“早、合、新、凝”核心主线的校企联合研究生培养模式思路
校企联合高质量研究生培养模式由培育与决策、资源保障与合作执行、成果产出、教学评估和反馈等阶段组成，以“早、合、新、凝”作为联合培养质量的核心驱动主线，通过“提早培育”“高效合作”“创新驱动”“凝练共享”提高校企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积极性、效率和效果。“早”：提早培育。提倡研究生早入门、早入研究状态、早有合作意向、早出科研成果，从而较早地建立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的信心。同时，通过早期积极地诱导与铺垫，实现自下而上的需求化发展，而非自上而下的要求式发展。“合”：高效合作。根据学生及其研究方向的特点，选择和确定合适的合作培养单位及导师，与合作导师共同讨论与确定合作培养题目、合作培养计划等关键内容。“新”：创新驱动。创新贯穿合作培养研究生的始终，通过交叉创新、实践创新与协同创新，使学生的研究方向与内容凸显新意，取得重要进展。“凝”：成果凝练与共享。成果凝练与聚焦是联合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激励环节，通过成果凝练与成果共享，进一步激發学生、高校和企业三家的投入热情，形成良性互促循环。加强创新与成果凝练是整个联合培养的重要导向，期望实现校企联合1+1>2、多方共赢的局面。该模式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培育与决策阶段。首先明确高校、学生、企业的定位与发展目标，以已有共同承担课题或正在联合申请的课题作为选题基础，确定适合合作培养的研究方向。题目选择与研究计划以共性技术研究和创新研究为导向，增加合作双方单位的紧密联系性。
2.合作执行阶段。教学管理由高校与企业共同开展，教学活动主要由高校导师与企业导师共同指导，企业和高校为学生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学校面向学生开展实习实践培养模式的宣传与教育。
3.成果产出阶段。形成“高校+企业+课题联合攻关+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生联合培养及发展模式，即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建立稳固的合作研究基础，互通有无，互为补充。高校偏重基础研究，院所偏重工程技术与实践，就行业内前沿方向共同出力，首先以联合申请课题为重要的合作起始点，研究生联合培养作为重要的课题发展支撑;高校以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为重要的创新产出模式，企业以工程技术突破、技术成果形成与转化作为重要的价值体现形式。
4.教学评估阶段。形成以知识能力获取和实践效果满意度为核心的学生评价指标体系，以指导水平评价和持续改进为核心的单位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以学生投入精力和效果为核心的导师评价指标体系，三方面评价指标互为参考，定量与定性有机结合，同时强调创新与合作成果的产出。例如合作完成课题、合作发表论文、专利、报告、标准和奖励等，通过凝练合作成果增强校企联合培养的效率与效果，激发其投入的积极性，从而建立定量与定性结合、定量为主、结果导向的评价方式，共同评估实习实践的培养质量。
5.反馈阶段。形成评价激励和约束机制相结合的正反馈良性机制，充分发挥好国家、企业、高校的相关培养政策，积极应用评价结果衡量企业导师的导学成绩，将导学成绩纳入其职称评审、年终业绩等重要评价制度中，激励其更好地参与和改进研究生联合培养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困难，促进“评估—反馈—整改—再评估”正反馈良性机制，持续提高校企联合研究生培养质量。
以“早、合、新、凝”为核心驱动主线的校企联合研究生高质量培养模式是课题组对于应用型、创新型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有益探索，成果借鉴国内外高校关于实习实践培养思路的重要理念，选取影响实习实践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要素——课题、实习单位、导师、实习计划，构建了“早、合、新、凝”的实习实践推进模式，以创新驱动与成果凝练为重要导向，在研究生早培育、共培养、勤保障上下功夫，最大限度地调动实习单位、企业导师和学生的积极性，通过有效评估与反馈实现联合培养模式的良性互动和长效发展。
（二）校企联合研究生培养新模式的成效
1.学生角度。研究生业务能力更突出。课题组将“三种经历”——校内学习经历、校外实践经历、海外交流经历作为学生的重要培养点，目前已联合培养了6名工程硕士研究生，其中5名学生先后获得市、校级荣誉和奖励，主要包括优秀毕业生、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工程硕士实习实践优秀成果等荣誉;学生将理论知识同工程实践经验相结合，撰写的期刊和学位论文从数量、质量和影响力等角度均有显著提升;学生的发展前景更加广阔，主要包括航空航天核心院所及国内外名校的博士。
2.学校角度。对学生的选拔思路更清晰。从本科阶段通过课程设计、科技创新比赛等方式着手培养创新型人才，由双选方式选拔出适合学校、企业联合培养的优质生源，做到提早培育。学校和学院将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效果作为校内专业结构与人才配比调整优化的重要依据，决定工程硕士研究生比例和合作培养基地的调整方向。
3.企业角度。校企联合培养方案更加明确。建立联合培养实验室或基地是支撑校企联合研究生培养的关键环节，课题组现已与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共建“超导电力技术与工程应用”联合实验室，与航天科技集团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共建“核电推进”联合实验室。
“超导电力技术与工程应用”联合实验室已培养工程硕士3人，其中2人获北航工程硕士实习实践优秀成果奖，合作发表论文5篇，合作申请和授权发明专利3项，合作申请电机工程学会行业标准1项。“核电推进”联合实验室已培养工程硕士3人，其中2人获北航优秀硕士学位毕业论文，合作发表论文3篇，合作申请和授权发明专利2项。
校企双方通过专业性学术交流、联合项目实验等环节促进成果凝练和产出，合作发表学术论文、合作申请和授权专利，加快了工程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成果的转化，强化了建立联合培养实验室/基地的重要性。
4.社會角度。成果示范与指导作用更显著。自实施“高校+企业+课题联合攻关+创新产出”的联合培养模式以来，受到业内高校和企业的广泛认可。北京交通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等高校同北航、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相继进行交流，探讨共同建立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的思路与方案。在已有校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同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院第八〇六研究所和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等一流科研单位建立研究生联合培养实验室的方案与发展计划，期望将这种创新培养模式辐射到更多的高校和企业中，在发展中进一步拓展和完善联合培养的思路与模式。
结语
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大量具有广泛知识的创新型、实用型人才，探索工程硕士校企联合培养的新模式对于提高研究生质量有着重要意义。校企联合研究生实习实践培养模式的改革需要社会、高校、企业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从理论、政策到实践操作开展深入研究，最大限度地发挥高校的学科优势和企业资源优势。针对当前工程硕士校企联合培养中现存的问题，课题组结合自身培养经验，提出了一种以“早、合、新、凝”为核心驱动主线的校企联合研究生培养新思路，凝练“高校+科研院所+课题联合申请+创新产出”的高素质研究生创新培养模式，将“一个学生、两个导师、三种经历”作为重要的培养体现，建立了定量与定性结合、定量为主、结果导向的评价评估方式，形成了评价激励与约束机制相结合的正反馈良性机制，为工程硕士研究生高质量培养模式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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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Training Model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for Master of Engineering： Taking the Aircraft Power Engineering Major in Beiha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YANG Wen-jiang ZHU Jia-hui BAI Ming-liang WANG Wei-zong TANG Hai-bin
（1.a.School of Astronautics， b.School of Space and Environment，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2.China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192， China）
Key word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ocial practic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postgraduates training
作者：杨文将 诸嘉慧 白明亮 王伟宗 汤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