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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经贸政策论文范文
解读美对华经贸政策
摘要：自中美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各种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美国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不断深化，以及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关“购买美国货”条款不仅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给摩擦不断的中美贸易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始既保持着连续性，也有现实性需要的考虑。
关键词：“购买美国货”条款 贸易保护主义 美对华经贸政策 中美经贸关系
2009年4月初伦敦二十国金融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会面，确定了两国未来高层对话的机制——即建立“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并申明将继续通过高级别的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机制推动在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双方决定，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将共同主持战略对话部分;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将共同主持经济对话部分，双方将于2009年夏天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首次对话。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各种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频繁见诸于媒体新闻。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正逢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抬头，中美贸易和金融等问题的争端就进入多发时期。在美国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不断深化，以及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美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关“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不仅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给摩擦不断的中美贸易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发难看，美对华贸易政策既有对华贸易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其它多方面的现实原因。在中美关系的是是非非中，经济和贸易上的分歧与矛盾已经成为影响中美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否从全局的高度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所面临的问题，如何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备受关注。
一、“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及美对华贸易政策
今年1月底，在各种质疑声中奥巴马政府提交给美国国会并得到国会批准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从表面上看该条款在措辞上似乎美国仍在履行国际协定的承诺，但其内容和性质却充分表明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抬头，同时也带有对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歧视性贸易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带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对未来中美贸易关系有着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美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表述是：在“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前提下，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的工程项目必须使用“国产”钢铁和其他制成品。根据该条款的表述内容，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墨西哥享有“豁免权”;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欧盟、日本、韩国、香港等少数世贸组织成员享受“优待”，但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被排除在外。由此可见，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仅限于极少数国家，而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却成为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牺牲品”，不能享有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权益。
对于中国而言，即使美国政府不出台“购买美国货”新条款，对“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歧视已经存在，美国民众对“中国制造”的抵触情绪使得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变得更加强硬和不友好，“中国制造”被美国施加了种种限制。在此之前，美国已然有了“购买美国货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投资主导的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所用钢铁必须为“国产”。而中国不是《政府采购协议》成员方，出口美国的中国钢材多用于民用建筑，因此依据该法案“中国制造”的钢材在美国必然受到限制。虽然前后相继出台的“购买美国货法案”和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在表面上没有明显的针对“中国制造”的表述，但不可否认，在有关法案和条款的操作上显然是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不能排除当前美国推行的“购买美国货”行动，是以“中国制造”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从“购买美国货”有关条款的内容和性质看，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贸易保护行为的操作性，一旦有关条款落到实处，有关国家采取相应措施保护自身利益也在情理之中，如果美国保护主义措施由此引发各有关国家贸易战，不仅将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而美国也不会从中获得长久利益。
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手段应对本无可非议，但在损害它国和破坏有关世界美贸易有关协议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购买美国货法案”和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无疑是只顾眼前得失，放弃长远利益的短期行为。其性质不仅体现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复出，也是对国际贸易规则的“蔑视”和对有关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歧视。“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即体现了当前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总体思路，在“中国制造”问题上也迎合了国会一些对中美贸易现状有不满情绪和那些炒作“中国威胁论”的人的口味，同时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也不免带有“患得患失”的味道。“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对“中国制造”歧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现实和最直接的原因是：一方面，金融和经济危机不断深化导致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重，美国政府在制订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把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融入其中;另一方面，不断攀升的美对华贸易逆差与日益加剧贸易不平衡状况，导致美国当前对外贸易政策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首先向中国发难。近年来，在贸易问题上美国国会一直弥漫着反华情绪，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对华巨额的贸易逆差成为“购买美国货”出台的口实和对“中国制造”采取的“歧视”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可否认，双边贸易总量不断攀升与贸易不平衡加剧并存的确是客观事实，但美国对华出现的巨额贸易逆差以及贸易不平衡现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1、贸易结构问题。目前美国所需进口商品的90%已不再是在本土生产的商品，因此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也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2、贸易转移发生的变化。由于近年来中美贸易增长迅速，过去美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的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中国，导致美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增长。3、由于美国始终不肯放弃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这些产品失去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机
会。在美对华贸易逆差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不以获取对美贸易巨大顺差为目的”，“只要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两国贸易就可以趋向平衡”。由此可见，美拒绝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不仅损害了正常自由贸易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美对华出口的增加，也可以说这是美国“自食其果”。4、在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上，明显带有“水分”的统计数据严重夸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据美方统计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了10.2%，而中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为1,633.2亿美元，双方公布的数据相差甚远与统计范围有关。另外，从表象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美国对华的歧视性政治色彩，亦冲击着中美经贸关系。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威胁论”论调也在升温，利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霸权主义心态的表露无处不在，这些方面也影响到贸易领域。由此可见，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既保持着连续性，也有现实性的需要。
二、美对华经贸政策的连续性与现实
从美对华经贸政策变化的连续性看，自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恢复经济贸易关系以来，美对华贸易政策发生过多次变化，贸易纷争似乎成了中美关系中永无休止的话题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中美建立贸易关系初期，美对华贸易政策主要以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为主，扩大美对华纺织品的配额范围，同时对其他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等限制措施也不断增加。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美国在加大对中国产品进口限制的同时，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不仅强调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范围，而且要求中国建立和健全有关法律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并将这些内容纳入了中国的“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中国入世后，美国在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服务市场开放方面，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责难不断升级，声称在我国执行双边知识产权协议中一旦发现问题，美国将直接对我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近来，双边贸易摩擦又延伸到新的领域，美国又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纠缠不休，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又成为美政策变化新的内容。自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议》到2001年底中国入世以来，贸易摩擦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为表面化的领域，在贸易问题上美国频频发难，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美贸易的有关贸易法案和相关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出台的对华贸易政策评估报告都体现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性。此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依然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
正值美国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和经济严重衰退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第一要务是：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方面要处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的烂摊子以及伊朗和朝鲜核问题、恐怖主义威胁等。这无疑使奥巴马新政府面临着内外事务的多重考验和对外政策的艰难选择，而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的选择则是奥巴马政府注定不可回避问题。
尽管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还未全面出台，但与生俱来就带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民主党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受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化情绪抬头的影响，美国国会中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色彩的人，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启动能否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表示质疑，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成果仍然没有能够充分满足美国国会一部分人的高期望值，对中国指责和抱怨的“反华情绪”在美国国内仍存在着一定的“市场”。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复杂性、敏感性日益突出，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从美国国会里不断刮出来一股股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之风，导致近期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贸易战随时有一触即发的可能。近年来美国国会涉华经贸议案不断增多，提出了多项涉华经贸议案，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商品范围，炒作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美国国内媒体也是铺天盖地。观察美对华贸易政策，从表像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其中也搀杂了带有歧视性和政治上的色彩，政治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威胁论”论调也在升温，甚至就所谓“人权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但在美国国内也有人认为，通过对话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依然重要和必要。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强化，以及对华不满情绪有所增强，主张对华贸易采取制裁或加强限制，尽管这些压力不太可能导致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但有可能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出现新的调整，给中美贸易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另外，历来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存在着“两重性”，实际贸易政策与提倡的贸易政策目标严重脱离。表现为：一方面积极提倡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而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强化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美国在没有放弃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的前提下，继续“塑造世界经济、贸易秩序”依然是美国贸易政策的目标，但从眼前自身利益出发又不情愿放弃保护主义，因此对外贸易政策的“两面性”，就成为当前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重要特征和表现形式。美国贸易政策的“双重性”倾向在对华贸易政策中表现极为突出，这是由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争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与美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对美出口一直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对华出口则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的产品威胁不到美国的重要产业，因此中国的贸易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
在中美经贸矛盾趋于复杂化的背景下，在人民币汇率、美元贬值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仍将是今后中美双方需要进一步商讨的问题。特别是目前中美的经贸对话机制在处理贸易失衡问题上，进展仍然缓慢，美国国会迄今已提出数十项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法案，寻求对华进行贸易施压与“惩罚”，这种对华贸易不满情绪对中美整体关系发展构成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美国正处在内外交困的局面，新一届政府要使美国走出困境不是短时间所能实现的。据美国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人支持奥巴马，将经济复苏寄托在奥巴马政府身上，可见当前美国经济状况非常恶劣。因此，不论在外交和经济方面，美国都需要寻求中国的合作。受国内外众多因素的牵制，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从现实
的角度出发，为加强彼此战略关系的和谐，有效地处理双边经贸问题，缓和美国国内对华贸易不满情绪与平衡双边贸易的压力，美国新一届政府也在寻求新的中美经济、贸易对话机制。希拉里在宣誓就任国务卿前，特别强调了要和中国加强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尽管奥巴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仍将有可能在贸易、人权等问题上纠缠不休，对华贸易政策和经贸对话机制会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但中美经贸关系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更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因此，从现在阶段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调整的幅度不会太大，中美经贸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将处在一个既有摩擦又有合作的僵持状态。其主要原因是，目前美国敏感脆弱的国内经济形势将限制和影响其对华贸易政策的大幅度调整。一旦调整幅度过大，便极有可能激化中美经贸矛盾，这是美国历届政府不敢轻意触碰的“禁区”，一旦涉及到中美关系问题十分谨慎，生怕出现难以收拾的严重局面。在这一背景下，显然以往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对缓解中美贸易摩擦无疑是有益的，解决中美贸易存在的问题需要从中美经济关系的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考虑，逐步消除分歧和矛盾。同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仅是调整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机制，而且对全球政治格局也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因此，新一届的美国政府能否延续中美战略对话，关系到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和发展，这将是新一届美国政府需要认真考量。
三、中美关于美元贬值的博弈
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抵押贷款证券，消息既出，舆论哗然，美国现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遭到多方非议。多数分析家认为，美此举将导致世界各国美元外汇储备价值缩水风险进一步增大。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一一美元的泛滥和无节制的发行，一方面美元大量流向世界，另一方面各国对美元的任意发行又没有任何制约机制，美元的特权超越了国家范畴。当前美国货币政策已成为国际外汇市场上驱动美元变化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在一段时期内随着美国向市场投放美元量的增加，美元下跌的风险也将相应增大。
关于美货币政策的评估，有关专家和媒体众说纷纭，但无论结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联手大规模注资救市在短期内对提振市场信心的确有效，并可挽救一些行将倒闭的金融机构，但如果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市，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有可能也会“培育”出新的泡沫，引发新的危机。特别是由于美元仍是国际支付的主要货币，并且各国的外汇储备都以美元为主，在美“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下，一旦新一轮金融危机降临又对本国货币缺乏信心时，必然要使用美元储备来注资救市，从而美元“泡沫”将会被进一步放大。美元“泡沫”放大的同时，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影响也会增大，世界经济将有可能被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美元波动的恶性循环所困扰，各种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会进一步增多。特别是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由于美元资产占外汇储备的七成，甚至还在继续增加，其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当前，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同样正在承受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冲击。将有可能导致亚洲新兴经济体成为继欧洲和日本之后金融危机的又一“重灾区”。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和相继出台的救市措施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和手段，先是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拉下水”，而后是设法“脱身”将危机“转嫁”给其他经济体。事实上，从美国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看，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美元贬值的嫌疑。
为此，2D09年4月初伦敦G20金融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和构想发表评论，此言一出，即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周小川的表述被媒体“渲染”为“中国对美元发起的挑战”，由此关于美元地位问题和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以何种方式进行重构的讨论再度升温。虽然各种观点和预言大相径庭，尚无定论，但显然此前中国的声音更具有挑战性和现实性。在当前国际金融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为避免美元进一步贬值带来的风险，保障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由此中国提出“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不能不说是“事出有因”，在情理之中，并非无的放矢。且不论国际货币体制改革争论中的是非曲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目前金融危机环境下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美元资产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系数的下降，中国也需要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进行评估和重新审视，不会一味地依赖于美国的“信用”，而“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恐怕是最佳的选择。
中国“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倡议，美国的回应颇有微词，耐人寻味，一方面确认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一方面为美元辩解，强调美元币值依然“异常坚挺”。对于美国的心态的描述，媒体从不同角度给予了真实的写照。有媒体评论说，对于改革的态度，美国对改革到底有多少“诚意”，是敷衍了事还是“走过场”令人质疑;对于中国的倡议，美国或许有“不祥”之感，美国的“多心”和对美元的“袒护”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也是如此。长期以来美国享尽了美元的特权，一旦失去很难适应没有霸权的日子，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表述的，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要点，其中就包括拥有和操纵国际金融体系，以及控制全球硬通货。因此，中国的倡议触动了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对于“美元霸权时代”是否因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而葬送，奥马尔能否会是“美元帝国”的末代“送终者”，美国着实心里没“底”。至于中国，人们期待的是在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中国终结“美元霸权时代”的期望值自然随之上升。
围绕美元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背后博弈的反映，也中美未来经贸对话有可能涉及到话题。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将在救市风险和成本分担、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内容展开激烈的博弈。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建议，也将是中美今后经贸对话和关于国际金融机构改造潜在的焦点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由于利益上的患得患失，以及体系中权力的分配或一些问题上的纠缠不休，导致酝酿许久的改革难有实质性的突破。由于中国关于改革的建议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因此美元地位的争论也会逐渐演化成国际间改革的博弈。同时，从当代国际货币体制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经济和金融实力上的对话，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
左右改革的方向。基于这样的现实，当前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制的美欧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危机带来冲击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对改革的关切点和期待也不尽相同。美国对改革相对“冷漠”，更多关切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德、法等欧洲各国则是热心于加强金融监管，对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增加相应比例的发言权、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猖獗以及美元地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四、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美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一方面，中美贸易关系发展日益密切，经贸往来使得两国相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美又是发生经贸摩擦最多和最激烈的国家。虽然近来中美双方在外交、反恐以及朝鲜核问题等重要领域的磋商、协调与合作成效显著，会谈范围不断扩大，高层官员互访频繁，使两国关系处在历史上较好时期。但在中美政治关系积极改善的同时，双边经贸摩擦不断加剧。美出台的“购买美国货”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必然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反映了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的主导思想，中美贸易关系面临着一个十分敏感的时期。可以预见，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下去，并随时有可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升级，贸易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多，所涉及的领域也会越来越广泛。从发展趋势看，中美贸易关系将逐步从货物贸易向服务领域扩大，甚至涉及到我国经济安全的部分领域，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多样化和复杂化。但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中美间出现的贸易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抬头，中国自然成为美国一部分人发泄对中美贸易不满情绪的对象。当然，在美国国内也绝非一种声音，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当前美国政界如果错误地认为靠贸易保护主义能够缓解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压力，减少贸易赤字和刺激经济增长，那么最终将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带来严重的后果。
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看，与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美国是目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需要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言权不断增强，中美两国寻求新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和适当的调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潜在隐患依然是经济严重失衡，失衡集中体表在两个方面：第一，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保持着高水平的贸易逆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如此高的贸易逆差带来了国际收支的高风险;第二，为了弥补贸易逆差，美国等发达国家从在世界范围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这种贸易和资金上的双逆差，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格局。全球经济失衡是中美经贸关系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不能排除许多其他议题也是由此引申而来。事实上，中美经济和贸易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既源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贸易格局的变化，又源于短期内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以及美国、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孤立的单一现象，而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失衡，也就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失衡，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因此，中美经济、贸易对话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上的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经济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中美关系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面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中美拥有广泛的重要共同战略利益。与此同时，中美经贸关系对话也将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反响。从中欧经济和贸易关系上看，中欧贸易近年有迅速增长，欧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关系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最重要内容。但近年来双方贸易的失衡现象却日趋严重，摩擦也不断增多，在处理中欧经贸分歧上欧盟对华经贸政策趋于强硬，表示中欧贸易处于“十字路口”，要求中国放宽对欧盟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否则欧盟可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2007年以来欧盟采取的多项举动，都带有保护主义的色彩，如2008年6月1日欧盟正式实施《化学品注册、评估和许可办法》，以保护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为由，强制要求在欧盟市场销售的近3万种化工产品及数百万种下游产品进行注册评估。另外根据欧盟资料，目前在欧盟境内查扣的仿冒品中，仍有70%来自中国大陆。欧盟还表示，对它与中国未来发展贸易关系的新政策除将遵循要求中国担负起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的责任、开放市场及公平从事贸易外，也将设法改善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并对知识产权采取更严格的规范与行动。从现实的中欧经贸关系上看与中美经贸关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在解决中欧贸易摩擦问题上或许也能从中美间各种形式的对话机制中得到有益的启发，2008年3月启动的副总理级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就是化解双边经贸摩擦的有益尝试和途径，与2005年启动的中欧战略对话机制形成双重对话机制，是全面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又一重要步骤。
尽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给中美贸易前景增添了更多的变数，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并没有到失去控制的程度，反华情绪在美国并非主流。从中美经贸关系的总体看，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美国从中美贸易关系中受益非浅，美国历届政府包括奥巴马新一任政府并多次提到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方式是“加强对话”，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更加显得重要了。这表明，发展中美贸易关系对美国仍是必不可少的，对克服金融和经济危机共度难关有益无害。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双方确定的新“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是布什时期“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机制的延续，但两国对话机制与布什时期相比，从实质到内容都将有所不同。其中经易部分对话从形式看，奥巴马政府与布什政府不同的是，布什政府强调的是开放中国资本市场、通过扩大中国内需降低对华贸易赤字以及人民币升值等问题，奥巴马政府则更关注的是维持对美国债购买水平、加大刺激经济恢复力度、环保等问题。而中国关注的议题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对美国采取措施避免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大幅贬值、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成为日益突出和紧迫的问题。进入奥巴马时代，虽然中美政治、经济战略基本格局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新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能否在中美经贸领域和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加强合作，弥合日益增多的经贸分歧，需要进一步观察和考量。
责任编辑：姚开建
作者：王 东
第二篇：外汇储备激增及外经贸政策调整路径研究
摘要：由于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和人民币汇率改革，我国的外汇储备超常增长，已跃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的增大，总体上反映了我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但这些巨额的储备也带来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特别是过剩的流动性追逐有限的资产，造成包括股市和楼市在内资产价格的快速膨胀，对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形成严峻的威胁。从外贸角度来说目前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和及高增长率。因此，要解决当前流动性过剩问题，就应该从调整对外贸易政策上着手。
关键词：外汇储备 流动性过剩 外贸政策
0 引言
2000年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为1655.74亿美元，，在全球外汇总储备中所占比重达到29%，是全球外汇储备增长最快的国家。此后，外汇储备的增长幅度逐年提高，特别是2004年和2005年两年，每年增幅都在2000亿美元以上。到2006年9月底，中国外汇储备水平进一步增至9879.3亿美元，并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储备大国。
流动性过剩是指货币供应超过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资金，经济层面形成大量的剩余资金，银行信贷投放冲动较强的一种现象。流动性过剩主要有三个直接来源：一是外汇储备的增加：二是金融财政化，即政府贷款;三是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进行的银行救助和对重点行业及项目的指导性贷款。市场预期本国货币升值或稳定，是各国产生流动性过剩的共性，而外汇储备的增加是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
根据国际收支货币分析说，在假定一国货币需求函数为长期稳定函数前提下，开放经济中一国基础货币由两个途径产生，即国内信贷(用D表示)和国际储备(主要是外汇储备，用FR表示)。基础货币用BM表示，则有：BM=D+FR，其中，D表示中央银行国内信贷，包括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再贷款、对国家财政的透支和贷款以及一些财政性质的贷款和其他以放款、证券投资等形式进行货币投放的项目;FR表示中央银行国外净资产，即国家的外汇储备。而货币供给M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于是有：M=k(D+FR)，其中，k為货币乘数。k·D为国内货币供给量，k·FR为由外汇储备变动引致的货币供给量。假设国内货币供给量保持不变。则外汇储备的变动会引起货币供给量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成倍地同方向变动。如下图：
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给量增加→流动性过剩问题
同时中央银行发放的基础货币BM在整个金融银行系统流通中有一个放大的过程，在当前国际经济失衡的背景下，中国国际收支近年来持续双顺差，外汇储备不断攀升，在当前结售汇制度下，央行放出基础货币进行对冲，货币供应量加大i此外，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后，为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央行需要通过投放人民币以买入外汇，而基础货币投放又以乘数效应扩大货币供给，从而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
1 流动性过剩的负面影响
1.1资本市场形成严重的泡沫由外汇占款的大幅增加所造成的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资产价格膨胀的重要诱因。因为在实际经济部门中资本供给过剩造成产业投资报酬递减、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可能为负的情况下，把过剩的资金投向资本市场是比较有利可图的。而且，过剩流动性的存在本身也会产生价格上涨的预期，这种预期会因为投资与投机的增量资金流入而不断地自我加强。发生在资产市场上的这种自我强化式的价格上涨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是经济泡沫化。
1.2商业银行过度竞争，放大信贷风险在银行体系资金充裕的条件下，银行发放贷款具有较高的积极性，企业也会因资金成本较低、经济预期乐观而愿意扩大投资，由此导致银行信贷投放过多。同时，银行间的竞争，导致放贷过程中审慎性标准的降低，有可能使许多贷款一旦在经济增长放慢时变为不良贷款，增加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加剧银行体系的脆弱性。
1.3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降低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角度看，外汇储备的变动，导致外汇占款的变动，进而引起基础货币的增加，而基础货币的增加又通过货币乘数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但是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与对外经济活动相关的货币供应所占的比重越大，货币供应的内生性越强，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性就越低，货币政策在控制货币供应方面的有效性也就越低。
1.4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流动性过剩的实质在于货币供应量过多。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多，出现流动性过剩，过多的货币追逐既定的商品和服务，从而推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升，货币的购买力相应下降，这样，因货币供应过多而造成的通货膨胀就可能应运而生。
2 缓解流动性过剩的外贸政策调整
2.1调整外汇储备资产形态，适当增加战略性资源的储备外汇储备是要根据国际外汇市场上主要国际货币汇率变化的变动趋势，前瞻性地优化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防止因某种货币的贬值给我国储备资产带来较大的损失，也要把流动性与收益性原则相结合，寻求流动性与收益性之间的平衡点，妥善安排外汇储备的资产形态。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动用部分外汇储备购买的战略储备物资，购买国内建设又极缺乏物质资源，如石油、铁矿等战略性和稀缺性资源。
2.2加大人民币汇率向市场化改革力度根据我国自身改革发展的需要，在确保金融市场和经济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合理确定人民币汇率目标区。增强公众对汇率的心理预期，使市场交易主体能够自由地根据市场信号做出反映，及时缓解和释放外汇市场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使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尽量不受外部因素的制约，增加货币政策调控的回旋余地。
2.3改变我国贸易壁垒，调整长期贸易顺差格局在关税壁垒调整的同时，也相应加强非关税壁垒的作用，对出口商品的种类、数量严加控制、增加出口报关的通关程序、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标准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贸易壁垒充分发挥促进进口限制出口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伴之相生的必然是我国劳动力就业问题，则需要利用财政关税加以解决。
2.4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将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出口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确定为其主要内容，抓住加入WTO的机遇，加强技术的改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把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作为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2.5进一步调整和改进出口退税政策实行差别化出口退税激励政策，出口退税率的差别化待遇不应以产品类别，即机电产品、轻纺产品的类别来划分，而应体现资源耗费的水平来划分。资源集约利用的出口企业，必然应用新技术和相应投资，应多给予激励;资源粗放利用的出口企业应少激励或不激励。另一方面，要逐步降低出口退税率。既要激励出口，也要鼓励进口。
综上所述，面对流动性过剩，只有调整和改革我国的贸易政策和外资投资政策，使之适应于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降低不合理的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治理和解决。同时也要着眼于不断改善外汇储备所蕴藏的国际收支失衡的根源，充分发挥对外贸易政策的作用，缓解流动性过剩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为我国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对持续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蔡晟，王艳.浅析流动性过剩条件下的对外贸易策略调整[J].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92-93
[2]孔立平，朱志国对外汇储备激增与流动性过剩关系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金融与经济.2007(12)
[3]李治国，徐寒飞中国货币之谜与资金流动性过剩成因分析[J]金融与经济.2007(3)
注释：《流动性过剩下我国的外贸政策)程聪国际贸易
[2]《流动性过剩与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课题组
作者：李 超
第三篇：中国与俄罗斯外经贸政策调整及其效应
摘 要：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最大的经济转轨国家，也分别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之一。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中俄两国的经济转轨不断深化。而转轨进程中两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不断扩大，以及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又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本文较为详细地分析了这一背景下中俄两个转轨国家外经贸政策及其实施与调整情况，并对两国外经贸政策调整的绩效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外经贸政策;绩效比较;转轨国家
一、引 言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国家的外经贸政策调整不仅对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且对国内经济转轨和社会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现阶段，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两个最大和最具典型性的经济转轨国家，都处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攻坚阶段。而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是俄罗斯创新经济战略的实施，都必须依赖于对外开放，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同外部世界的贸易、投资、技术、信息等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而符合国际惯例和本国国情的外经贸政策，是中国和俄罗斯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保证。本文围绕中国和俄罗斯外经贸政策及其实施和调整展开深入的比较分析，以求为我国外经贸政策的完善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中俄两国外经贸政策的调整状况
(一)中国外经贸政策调整的路径
自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与之相伴随，外经外贸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1.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改革与调整
这一阶段主要是为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而对外经贸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1)外贸管理体制改革与外经贸政策的调整。针对传统外贸体制高度集中的弊端，实行外贸管理体制改革：一是下放对外贸易经营权，打破商品进出口由原来外贸部直属的十几家专业外贸公司垄断经营的局面，使更多的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拥有外贸经营权;二是为搞活对外经济贸易，设立经济特区;三是为了调动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的积极性，改革收购制并开始推行代理制，外贸专业公司逐步开展进出口代理业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外贸行业产销脱节的矛盾;四是在全国外贸行业全面推行承包制，使外贸行业逐渐走上统一政策、平等竞争、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良性发展轨道，极大地调动了各方的出口创汇积极性，对改善外贸企业经济效益，确保国家外汇收入稳定增长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配合国内外贸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我国关税政策也从建国初期的高关税保护转向了适度保护政策;在出口退税政策方面确立了“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和“彻底退税”原则。
(2)外汇及外汇管理体制的调整。中国自1979年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和汇率双轨制。外汇留成制度一方面使地方、部门和企业拥有一定的自行使用外汇的权力，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一些单位外汇有余，而另一些单位却外汇短缺的结构性不平衡现象。为此，从1980年10月以后，中国允许各主要城市陆续开办了外汇调剂业务，由此发展起来了外汇调剂市场。从1981年起，人民币汇率实行了双轨制，之后的13年间，我国先后经历了官方汇率(用于非贸易外汇结算价)与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存和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的汇率双轨制时期。
(3)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政策的调整。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不断调整利用外资政策。一方面，不仅颁布了鼓励和利用外资的相关法律，而且推出了与之相配套的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还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形式，以减免所得税和关税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商投资。1986—1992年间，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逐渐从税收优惠转向与产业导向结合的优惠政策，利用外资的政策逐步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政策环境大为改善。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深化，在大量吸收外国资本的同时，中国也开始迈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但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加之当时政府监管严格，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非常缓慢。从1985年开始，中国政府逐步放松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管制，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范围才开始扩大至其他所有制的企业[1]。
2.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入世”前的改革与调整
这个时期主要是为了继续深化改革和配合 “入世”谈判需要，我国政府采取了具有开放化、自由化倾向的外经贸政策。通过一系列改革及政策调整，我国初步建立起了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型外贸管理体制。
(1)外贸管理体制方面新的调整。一是着手建立法制化的外贸管理体制。1994年5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以下简称《对外贸易法》，1997年3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作为我国“入世”前外贸管理和维护对外贸易秩序的重要法律而发挥作用。二是进一步下放外贸经营权，不断加大对外贸易的开放力度;保持对外经贸政策的统一性，提高政策透明度;实行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由审批制向登记制转化的试点。1994年1月对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实行并轨，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并轨消除了人民币高估现象，名义汇率贬值为中国扩大出口贸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96年12月，我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项下)的可兑换。至此，我国基本上实现了贸易自由化改革。
(2)关税及出口政策的调整。在关税水平方面，中国政府1992—1996年间大幅度自主降低关税。1996年4月国务院决定对进口关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分两年将关税总水平降低到15%左右，到2001年1月1日关税总水平降至15.3%。在关税征管制度方面，我国从1993年开始清理各种减免税政策，逐步建立起低税率、宽税基、硬税制、严征管的关税制度。在出口政策方面，这一时期陆续提出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以质取胜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以提高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增强外贸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在出口退税政策上，在已经确定的“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和“彻底退税”原则基础上，1995年调整了出口退(免)税的范围，严格规范了退税办法。至此，中国实行了更加彻底的退税政策。特别是1998—1999年，为降低亚洲金融危机对出口的影响，我国将部分商品的出口平均退税率从6%调整到15%，甚至将纺织、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7%，实现了出口零税率。
(3)吸引外资及对外投资政策的调整。在吸引外资政策方面，中国加大了对利用外资政策的调整力度。一是放宽外商投资的产业领域，以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使大型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由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的试探性投资发展到扩张性投资。二是建立中外合资外贸公司，敞开了外商投资贸易领域的大门，表明中国努力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加大开放力度。三是逐步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四是进一步完善吸引外资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了吸引更多外商投资，政府还调整了外商投资和外国金融企业营业税政策。同时，放宽了外资进入资本市场的准入限制。在对外投资政策方面，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对外投资，提出要在政府的指导下，逐步、稳定地组织和支持一批有实力有优势的国有企业“走出去”，到国外进行对外投资。
3.“入世”后过渡期(2002—2006年)的改革与调整
这一时期是中国加入WTO以后逐渐与WTO规则相适应的公平与保护并存的贸易政策调整阶段。中国不仅进一步加强对进出口企业和进出口业务进行市场化管理，促进所有进出口企业的公平竞争，并大幅度削减贸易壁垒，朝着贸易自由化方向改革发展，而且也加强了对国内产业和各类企业利益的依法保护。
(1)外贸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与调整。一是对法律法规制度做出重大调整。自2004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新法以法律形式规定外贸经营权完全放开，同时，进出口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这意味着各类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均有权经营进出口贸易。新法还规范了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保障了进出口企业的利益;增加了对外贸易调查内容，防止WTO其他成员对中国滥用贸易救济手段，最大限度保护国内产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增加了对外贸易救济内容，将国内产业的依法保护提高到了新的水平;新法还建立了对外贸易预警应急机制和公共信息服务体系。随后，国务院根据新的《对外贸易法》颁布了修订的《进出口关税条例》、《货物进出口条例》、《技术进出口条例》、《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等相关规章制度，初步构建了中国货物贸易领域的法律框架。另一方面，进一步改进了关税征管制度。从2002年1月1日起实施新的《货物完税价格办法》已经与WTO《海关估价协议》内容基本一致。2003年10月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在此基础上，2004年12月海关总署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二是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推进并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这一改革松动了与美元挂钩的制度，转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对人民币汇率也做了相应调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浮动，并根据贸易收支的平衡状况，动态调节汇率浮动的幅度。
(2)关税及出口贸易政策的变化。为履行“入世”后关税水平下降的承诺，从2002年起，海关总署多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的税率、税目进行调整，关税总水平呈逐年下降趋势，2002年降至12%，到2005年降至9.9%，基本接近所承诺的水平。另外，对出口政策也进行了相应调整。2003年，国家对出口退税机制进行改革，对不同行业的出口退税率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建立了中央、地方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
(3)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政策的调整。在吸引外资政策方面，加入 WTO后，政府逐步放宽了外国对华投资领域和投资方式的限制，利用外资进入新阶段。利用外资的重点从引进国外资金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现代化管理和专门人才转变;利用外资的领域从加工工业为主向服务领域大力推进;利用外资的方式从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向多方式引资拓展;政府对利用外资的管理从行政性审批为主向依法规范、引导、监督转变。2002年3月公布了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附件，进一步开放了银行、保险、外贸、旅游、电信等服务领域。同时，完善了服务贸易领域吸引外资的法律法规。在鼓励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方面，为了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中国对对外投资政策做了进一步调整，相继制定了扩大对外投资的宽松政策，使对外直接投资得以快速发展。一是不断简化审批制度，对外投资项目从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备案制)。二是逐步放松对外投资的外汇管制。2006年7月完全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和购汇额度的限制。三是政府通过信贷、基金和专项资金支持等方式对对外投资实行鼓励政策并给予必要的支持。
总之，经过这一时期的改革与调整，中国较好地履行了“入世”前对外贸制度、管理方式的承诺，而且外贸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尽管如此，我国外贸体制和外经贸政策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因而改革和调整仍需继续深入。
4. 2007年至今的主要政策调整
(1)外贸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新调整。在平稳渡过了加入WTO过渡期后，我国实行了更加自由、公平、开放的外经贸政策。2012年4月30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在保持出口稳定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进口，适当扩大进口规模，促进对外贸易基本平衡，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这表明，中国实施了20多年的出口导向型对外贸易战略向贸易平衡发展战略转型。在调整出口政策的同时，实施积极的进口政策，并引导进口结构向技术引进方向调整，以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联系，不断扩大中国产品出口的市场空间。同时，根据WTO规范来完善现有的外贸政策，尤其是贸易自由化政策要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实现统一协调，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完善。
(2)关税政策。从2007年开始，我国关税政策继续进行调整。在关税水平方面，2008—2012年，进口关税税率不断降低，但关税总水平始终保持在9.8%。根据财政部关税司的资料，2013年要对780多种进口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年度进口暂定税率。在关税优惠政策方面，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双方超过90%的产品实施零税率。
(3)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政策的新调整。根据国内推进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调整了吸引外资的政策。一是继续实行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高端产业的外资吸引力度，对这样的外资在金融上有配套支持[2]。二是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创造更加宽松、便利的条件。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方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三是进一步营造稳定透明的政策环境、统一开放的市场环境和规范高效的行政环境。四是优化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重点支持结构调整、扩大就业、区域发展和节能环保等方面的外商投资等。
在对外投资政策的调整方面，2009年商务部修订发布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进一步放宽了对外投资的核准制度，提升服务职能。主要是下放了境外投资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2010年7月，商务部将“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限额以下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设立及变更审批”等事项下放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另外，为配合企业对外投资，在外汇政策上也做了相应调整。2009 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又发布了《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拓展了对外投资的外汇自由度，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3]。
(二)俄罗斯外经贸政策调整的措施
总的来看，俄罗斯对外经贸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是采取“先开放、后学习、再调整”的方式。俄罗斯在改革开放初期实行“休克疗法”激进改革的同时，全面实行对外经贸自由化政策，从而直接将本国的外经外贸领域置于市场经济环境之下。后来由于这种做法对俄罗斯的负面影响和冲击较大，才促使俄罗斯调整外经外贸政策，并强化国家对外贸和外资的有效调控。而俄罗斯“入世”后，又面临着适应WTO规则的政府创新的任务。
1.经济转轨初期的调整
在叶利钦执政初期，独立后的俄罗斯开始实行以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转轨。与经济转轨进程相伴随，俄罗斯对外经贸政策在以下三个方面做了较大的调整：一是改变国家对外贸经营权的垄断，实行贸易主体多元化和对外贸易自由化。同时，随着国家行政干预职能的弱化，1995年俄罗斯颁布了《关于俄联邦开展对外贸易活动的基本原则》、《对外贸易活动国家调节法》。这两部法律不仅保证了对外经济活动的自由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成为俄罗斯调整对外贸易的主要法律依据。二是放松外贸管制，实施鼓励出口政策。俄罗斯先后取消了大部分商品的配额、许可证，并规范和调整了进出口税收制度。同时，为向国际通行的制度靠拢，俄罗斯着力改革和规范关税制度。1993年实行了新的海关税法，1996年又通过了关税法，表明俄罗斯在外贸管制政策方面日趋规范化。三是加快国际收支自由化步伐。1992年初，俄罗斯开始实行卢布可自由兑换制度。1992年7月，在IMF的推动下，俄罗斯开始实行由交易所市场形成的可自由浮动的卢布与美元的统一汇率，结果使国家对卢布的有效控制减弱。在这种背景下，为了稳定卢布汇率的波动，1995年俄罗斯由“内部可兑换”走向了有管理的“汇率走廊制”，从而使卢布汇率不再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而由俄罗斯央行对外汇交易所和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卢布对美元的比价预先规定一个上下浮动的范围。然而，自1998年接二连三的金融危机，使俄罗斯又实行主要由外汇市场供求来决定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4]。
叶利钦时期，由于俄罗斯政府职能的转换和外经贸政策的调整，使得国家对对外经济的干预程度大大降低，对外经济部门得到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俄罗斯渡过了经济转型最困难的时期。这突出表现在1992—1997年俄罗斯对外贸易一直保持快速发展，俄罗斯外贸总额从1992年的965亿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超过了1 600亿美元。由于推行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开放方针，在经济转轨初期俄罗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大大减少。但总的来看，叶利钦时期由于政府职能严重弱化，俄罗斯的外经外贸政策并没有形成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拉动作用，相反，国内改革陷入重重危机，经济复苏缓慢，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经外贸政策的有效性。
2. 经济转轨深化时期的调整
自2000年普京就任总统后的八年时间里，俄罗斯经济转轨得以深化，政府作用得以强化，尤其是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为集中发展本国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和体制环境。这一时期，俄罗斯吸取叶利钦时代的教训，积极调整外经贸政策，提升本国经济的竞争力。
(1)进一步完善对外贸易政策法规。俄罗斯政府积极推进“入世”进程，为适应WTO关税减让的要求，从2001年起大幅度降低关税，同时调整和修改了国内相关法律和政策，最主要的是2003年通过了《海关法典》，2007年2月俄关税委员会发布了《2008—2010年海关政策基本方针》;2003年还颁布了《对外贸易活动国家调节原则法》，以取代1995年的《对外贸易活动国家调节法》。此外，2003年12月颁布了俄罗斯反倾销法及实施细则，坚决抵制国际商品、服务和投资市场歧视俄罗斯的行为。
(2)采取积极政策措施大力吸引外资。一是简化对外资的审批程序。从2002年起，外资企业只需向俄罗斯联邦地方税务检查部门提交申请就可以完成基本注册。而且，外国投资企业和俄罗斯的经济实体一样按《法人国家注册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注册。二是依据2005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经济特区法》设立经济特区，以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经济特区实行有效期不超过20年的最低投资规模限制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关税优惠政策和财务优惠政策。当然，俄罗斯政府在采取诸多吸引外资优惠政策的同时，也对外资的进入设限。俄政府2005年10月底公布了禁止外国资本进入的首批战略资产名单，主要是石油、黄金和铜矿产地。直至2008年5月5日，普京签署了《俄罗斯限制外资程序法》，表明俄罗斯对战略行业，特别是战略矿产资源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
(3)实施较为宽松的外汇政策。2006年5月起，俄罗斯中央银行将与资本出入境有关的外汇业务准备金提取额度降低一半，并将出口企业外汇收益强制结售汇额度降至零。同年6月，俄联邦政府又提出并通过了外汇调节和外汇监督法的相关修正法案，取消了对资本流动的所有限制。到了7月，卢布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
普京执政8年期间，俄罗斯通过颁布和修改一系列与贸易、投资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对外经济交往的制度环境基本构筑起来，同时把发展区域合作放在对外交往的重要位置，首先是加强同独联体成员国的经济联系，其次是加强同欧盟、中国、美国、日本的经济合作。俄罗斯新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扩大了能源及原材料部门的出口，改善了俄罗斯财政状况，国家偿债能力不断增强。普京时期，虽然俄罗斯实行了宽松的资本流动政策，但俄罗斯吸引外资的成效不甚显著。这主要是俄罗斯对外资企业进入石油、天然气、铜矿、军事工业、核能开发、航空航天等战略领域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导致俄罗斯吸引外资较为乏力，大多数进入俄罗斯的外资属于短期金融投资，流动性大，对俄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大。
2008年梅德韦杰夫继任总统，俄罗斯进入“梅普组合”时期。这一时期，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俄罗斯一方面采取措施继续扩大出口，另一方面重点强化政府职能及相关贸易法律法规建设，按照WTO的要求积极推进“入世”步伐，并于2012年与此同时，2010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关税同盟成立后，俄、白、哈三国颁布了《关税同盟海关法典》(2010年)。在俄、白、哈关税同盟框架下，三国达成一致，决定简化并最终消除海关关税，三国统一实行公共的对外关税及贸易政策。这实际上意味着象征主权意义的《俄罗斯海关法典》一定程度被取代。2012年俄、白、哈三国启动统一经济空间，在海关监管、关税与非关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等诸多领域进行协调与合作。“梅普组合”时期俄罗斯正式加入了世贸组织。这一时期，俄罗斯按照“入世”要求不断完善国内立法，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
三、中俄外经贸政策调整绩效的比较
(一)对外贸易政策调整对两国贸易发展的不同影响
俄罗斯在经济转轨初期实行对外贸易自由化政策，虽然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但经济却出现了衰退，对外经济依存度上升。2000年后，俄罗斯对外贸易发展依然较快，而经济增长也较快，但对外经济依存度却总体出现了下降趋势。虽然2010年俄罗斯外贸依存度达到了44%，相较于1995年提高了8%，但是比1999年的71%仍有明显下降，降幅达到27%。而受外贸政策的影响，俄罗斯对外贸易结构一直处于畸轻畸重的不平衡状态。大宗燃料、金属和原材料商品占出口份额的80%以上，这表明俄罗斯对外贸易质量和层次的低端性，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使其饱受“资源诅咒”之苦的根源之一。
与俄罗斯相比，中国外贸政策的不断调整不仅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使进口规模和出口规模均呈上升态势，对外贸易依存度总体上也不断提升，而且进出口商品结构也不断得到优化。一方面，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制成品出口快速增长。1986 年纺织品和服装等取代了石油等成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产品，标志着我国出口商品从资源密集型为主向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变;1996 年机械及运输设备取代纺织品和服装成为第一大类出口产品，标志着出口商品开始从劳动密集型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转变，而高新技术产品(主要为机电产品)出口也呈现快速增长特征。另一方面，进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自1980年起，初级产品进口不断下降，工业制成品进口迅速上升。1986—2011年间，进口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为80%左右，而进口初级产品所占比重为20%左右。
(二)对外贸易政策调整对两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
如上所述，中俄两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极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对两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下面用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弹性来度量其所产生的绩效。
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弹性可以分别通过进口(或出口)增长弹性来表示。GDP 的进口(或出口)增长弹性，是指GDP变动对进口(或出口)变动的反应程度，用国内生产总值变动的百分比除以进口额(或出口额)变动的百分比，它可以分别反映进口或出口变动对GDP增长率的影响程度。当弹性大于1时，说明进口(或出口)对GDP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大;当弹性小于1时，说明进口或出口对GDP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小;当弹性等于0，则说明进口对国内经济的增长没有影响。利用该理论，可以分别粗略分析中国和俄罗斯的情况。
1.中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弹性分析
从表1中的数据变化可以看出，从1978—2011年的33年间，其中有13年GDP出口增长弹性大于1，有9年GDP进口增长弹性大于1。这表明，我国进口增长和出口增长均对国内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表1数据表明，中国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增长都发挥有效作用。而且，通过进口可以间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进口的多是一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这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现阶段中国仍然是以生产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短期内产业结构升级仍需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支持，这也有助于快速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
2. 俄罗斯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弹性分析
从表2中数据变化可以看出，从1996—2010年的15年间，其中有7年GDP出口增长弹性大于1，有4年GDP进口弹性大于1。这表明，对外贸易对俄罗斯经济增长同样具有推动作用，尤其是出口对GDP增长推动作用更大。
表2数据表明，俄罗斯商品和服务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作为能源大国，石油出口多年来一直占俄罗斯出口总额的40%左右。石油是俄罗斯出口的大宗商品，石油收入对俄罗斯财政收入和经济稳定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近年来石油价格的攀升大大提高了石油出口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也正是由于俄罗斯出口产品的结构比较单一，资源性产品的出口比重过大，因而国际市场行情的经常性波动使得俄罗斯经济难以保持长期和稳定的增长，也不利于提升其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从GDP进口弹性看，由于俄罗斯进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占了较大的比重，因而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进口对推动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三)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政策调整对两国的不同影响
1.对吸引外资的影响
2000年前，俄罗斯外资流入较少。自2000年以来，由于吸引外资政策的调整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俄罗斯吸引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到2007年甚至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只是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到2010年重又恢复了较高的增速。根据权威机构的评价，俄罗斯在全球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中的排名不断攀升，2008年已经位列前三甲。从实际利用外资情况看，受鼓励外商投资于服务业政策的积极影响，近年来俄罗斯金融服务、IT、信息、餐饮、批发零售、旅游等服务业利用外资一直占有主要地位。这与中国外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的服务经济较为发达，居民消费与服务的比重较大，而且其劳动力成本也高于中国。但俄罗斯与中国的另一个差异，是俄罗斯吸引的直接投资占比不是很高，而且近两年还呈现下降的趋势。
与俄罗斯不同，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利用外资总额与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趋势。同时，外国投资者进入投资领域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第二产业中的加工制造业一直是外商投资的主导产业，直到目前仍在各行业中占据首位。而农林牧渔业占比较低且一直停滞不前。服务业在“入世”后呈上升趋势。中国不断出台鼓励外资进入第三产业的政策，尤其是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调整了吸引外资政策，进一步放松了对外商投资房地产业的限制，外商在第三产业投资呈现增长态势。其中，房地产是中国吸引外商投资占比最大的行业，到2011年房地产业占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达到23.17%，比2004年的9.81%上升了超过13个百分点。
2. 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加入WTO以后，外经外贸政策的不断调整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2002—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年平均值达到326.91亿美元，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 3 100 多亿美元。同样，近些年俄罗斯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也很快。截至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4 300多亿美元，已经超过中国、巴西和新加坡。但进入2009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流量超过了俄罗斯，且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主要与我国雄厚的资本储备优势和国家大力推进“走出去”战略有关。
中俄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与两国不断推进的对外投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密不可分。俄罗斯积极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在近二十年内有关投资合作国际协议的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已签署的五十多项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的政府间双边协议大部分生效。俄还专门成立了对外投资局，对境外投资给予财政金融支持。与俄罗斯相比，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对外直接投资也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不断得以完善，基本实现了对外投资管理的法制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积极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政策服务体系。而且，非国有制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重要的投资主体。
(四)对外经贸合作政策调整对中俄双边合作的影响与绩效
1.投资领域
在投资领域，两国相互直接投资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俄罗斯对中国直接投资从2001年的2 976万美元增长至2004年的历史最高值1.264亿美元，年均增幅达71.62%，但2004年以后俄罗斯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持续收缩。2002—2003年，俄罗斯政府对《俄罗斯联邦外国投资法》进行多次修订，大大改善了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连续两年突破3 000万美元。特别是由于2006年签订的《中国和俄罗斯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和其他政策调整因素的积极影响，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步入了最为活跃的时期。有资料显示，中国对俄直接投资2006—2008年连续3年增幅超过100%。虽然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增速下降，但2010—2011年又以更快的速度增长，2011年达到了7.2亿美元。
2.双边贸易
在双边贸易领域，中俄两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双边贸易的政策，积极推动双边贸易的发展。中俄双边贸易额从2000年的80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291亿美元，到2012年达到了881.60亿美元。这一时期中俄双边贸易额的年均增速都达到了两位数(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除外)，其中很多年份保持了30%—40%的增速，2007年较上年增长了44.42%。图1分别计算了1995—2011年中国对俄罗斯的贸易依存度、俄罗斯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和中俄贸易融合度。结果显示，中国对俄罗斯贸易依存度和俄罗斯对中国贸易依存度总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中俄贸易融合水平有所提高。
四、总结性评述
第一，中俄两国外经贸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的方式和路径不同。中国从一开始就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改革外经贸体制，并在经济转轨发展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分四个阶段来逐步推进体制改革和外经贸政策调整。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进入了与WTO规则相适应的公平与保护并存的外经贸政策调整阶段。不仅强化了对进出口企业和进出口业务的市场化管理，促进企业的公平竞争，而且大幅度削减贸易壁垒，并使外经贸政策的调整更加有利于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而俄罗斯在经济转轨初期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的同时，全面开放市场，实行对外经贸自由化政策，基本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政府的职能作用严重弱化，致使俄罗斯陷入重重经济危机。这一阶段俄罗斯的外经贸政策并没有对经济产生有效的拉动作用。后来在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重新调整了外经贸政策，进一步强化国家对外贸和外资的有效调控。特别是俄罗斯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按照“入世”要求不断完善国内立法，外经贸政策也随之发生调整和变化。
第二，中俄两国外经贸政策调整的绩效既有相同点也有差异。两国对外经贸政策的调整有效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对两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和拉动作用。只不过是俄罗斯在经济转轨初期进行的外经贸政策调整，在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却没有对经济产生足够的拉动作用，经济反而出现了衰退，对外经济依存度上升。到经济转轨深化时期，俄罗斯才出现了对外贸易发展较快、经济增长也快速增长的局面。说明这一时期对外贸易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其中出口对GDP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大。而自经济转轨以来，中国进口和出口一直对经济增长发挥有效的拉动作用。而且，由于中国进口的多是一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和先进的技术设备，也有助于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技术进步。
第三，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政策调整对中俄两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影响各异。在吸引外资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无论是利用外资总额还是外商直接投资，都一直保持稳定的快速增长态势。而与中国不同，俄罗斯在2000年前外资流入较少，只是自2000年以来，由于吸引外资政策的调整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俄罗斯吸引外资的规模才得以不断扩大，但俄罗斯吸引外资中的直接投资占比并不高，这与中国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对外投资方面，近一个时期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俄罗斯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速也很快。中俄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这一发展势头，是两国不断推进对外投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的结果。
第四，中俄对外经贸合作政策的不断调整，推动了两国双边经贸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投资领域，两国相互直接投资增速较快。在双边贸易领域，两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鼓励双边贸易的政策，推动了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中俄双边贸易额大幅攀升。而且，中俄两国间相互贸易依存度的上升趋势，也说明两国贸易融合水平在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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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孟 耀)
作者：郭连成 边中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