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中国纪录片叙事转型历程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兴媒体形态迅速崛起，传统的报刊、广播电视媒体面临冲击。传统媒体要想在未来获得一席之地，全面转型是必然。而所谓转型，就是转向新媒体，短视频行业就是转型成功的典型代表。关键词：短视频;纪录片;故事化叙事流量经济时代，短视频如同猛兽一般迅速抢占了流量高地。
中国纪录片叙事转型历程论文 篇1：
新媒体时代山西媒介形象塑造的困局与策略
摘 要 文章以山西省官方纪录片《岁月如歌》为例，研究了山西媒介形象塑造的困局与对策。研究发现：纪录片在塑造山西形象时没有摆脱宏大主题宏大叙事的套路，叙事结构、声音和视角错位，内容观感欠佳，缺乏新媒体传播思维。因此需要改变叙事策略，学会讲故事、融入多元叙事视角、恰用新媒介技术以及拓展传播思维。
关键词 山西媒介形象；《岁月如歌》；纪录片
媒介形象塑造已成为新媒体时代的显意识传播，小到维护个人抖音账号，大到讲好中国故事，媒介形象塑造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非常可观，成为各地打开发展之路的首要考虑。纪录片以其真实和非虚构的特点，在构建城市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具有优势，成为各地进行媒介形象塑造的一种方式。
改革开放40周年，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与山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32集大型文献纪录片《岁月如歌》，从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生态等方面切入，用大量历史文献资料，通过今昔对比的叙事方式，展现了山西改革开放40年的困境和出路，塑造了人文、转型、开放、壮丽、清明、安康的山西形象[1]。片子采用大数据、VR技术进行叙事，是新时代山西省官方塑造地区形象的最新媒介产品。但该纪录片存在宣教味浓厚；未充分利用互联网分发渠道；缺乏对纪录片的二次、三次开发等问题，可能引发受众的“对抗解读”，无法充分发挥山西省媒介形象塑造的最初意图。
1 山西媒介形象塑造的困局
1.1 叙事策略错位导致宣教味浓厚
《岁月如歌》以表现山西历经40年风雨后取得的成绩为主，有一套固定的叙事结构，即“引入—历史困局—打破困局—取得成绩—未来展望”这五大板块。形式是意义的体现，一定形式表达了一定意义，形式不同，表达的意义就不一样[2]。此叙事结构隐喻着纪录片的传播意图。“历史困局”与“取得成绩”板块采用了镜头语言、画面色彩、背景音乐及解说词的反差叙事，搭建“破”与“立”的结构，让受众看到了山西发展的速度和实力。“打破困局”板块作为“历史困局”和“取得成绩”的衔接，是施动者出现的最好时机，是塑造“典型英雄”的契机。《岁月如歌》中打破困局的施动者是山西省委省政府这个官方形象。如何将“硬”形象軟化被受众接受，直接影响纪录片对山西形象塑造的效果。但片子直接告诉大家“是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带领下取得当前的成绩”，官方形象的“硬着陆”为纪录片蒙上了一层宣教色彩，错失了故事化叙事的契机。同时，“山西省委省政府”是该片子的高频词之一，纪录片依然没有跳出传统的宣传思维，是宏大叙事表现宏大主题的老套路，与新媒体时代讲故事的传播思路相违背。
此外，纪录片采用全知视角和公开叙事声音。通过蒙太奇剪辑，让受众看到山西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这种有广度、深度的叙事视角易形成权威话语对事实的呈现。但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最擅长的就是解构，越给他“高大全”的东西，他越排斥。纪录片还运用大量描写、概述和评论性话语，采用公开叙述声音，解说词有大量的评论话语，如“山西品牌必将在阔步前行的征程中一路芬芳。”这种语例处处可见，叙事声音强势介入，给纪录片定调子，没有给受众留白，剥夺了受众多元解读的权利，可能造成厌烦心理，影响形象塑造的传播效果。
1.2 内容观感欠佳削弱传播效果
文献纪录片《岁月如歌》利用丰富的史料镜头展现了山西40年的发展，但有关山西新时代的叙事镜头较单一，航拍镜头多，内容集中在城市道路、碧水蓝天、高楼大厦，且32集的航拍画面较雷同，画面与解说匹配不够，看起来空洞无物，凭借这些镜头所表现的山西发展成果也就变得单薄。地区发展不仅体现在高楼大厦、轨道交通，更表现在软实力上。
解说用词较抽象、宏大，如“辉煌、一路芬芳”。话语表达较官方，更像工作汇报，缺少人情味。除介绍成果外，有很多评论性质的“赞歌”，缺少故事元素和表达。片中穿插不少采访，既有官方公职人员也有老百姓，但内容多是摆成绩，不少采访对象存在摆拍之嫌。
片中用大数据、VR技术对山西发展成果进行数据化、可视化叙事，增强纪录片的科技感和新颖性，也从侧面表现山西发展的科技性和现代化。但部分数据呈现欠妥，如娘子关门票等数据信息用白字蓝框批注在景区画面中间，背景杂乱，无法凸显数据内容，影响叙事逻辑。大数据本是表现成果最为客观、真实的证据，但简单的呈现数据结果，且表现形式欠妥，反而降低纪录片的观感。
1.3 欠缺新媒体传播思维降低传播效力
一部成功的纪录片需要在策划、拍摄、制作、播出各环节发力。纪录片的内容和渠道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优质内容是纪录片塑造地区形象的核心竞争力，但如果缺乏新媒体的传播思维和渠道意识，内容优势就无法充分发挥，这样会降低纪录片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岁月如歌》主要在山西卫视和山西网络广播电视网播出。以“岁月如歌”为关键词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网、各大视频网站和短视频平台搜索，无法找到片源；以“大型文献纪录片岁月如歌”为关键词搜索可以找到片源，但是不成体系；在百度、微博、微信等平台搜索，仅有零星的播出预告。可见，该纪录片的传播渠道较为隐蔽，未实现多渠道分发联动，这也反映了山西省在形象推广方面欠缺互联网意识与融合传播思维。
此外，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网中，播放量最高的《引黄入晋》仅1 537次；《文学“晋军”崛起》 852次播放；《开启思想解放的闸门》播放量为706，其余播放量均在400以下，《经济发展由“疲”转“兴”》仅有49次播放，用户到达率较低，传播效果欠佳。
摄制纪录片主动塑造山西形象是积极所为，但未打破传播渠道壁垒，不具备互联网的推广分发思维，纪录片的叙事意义也就难以实现，自塑效果可想而知。
2 山西媒介形象塑造的对策
2.1 讲故事，小角度切入大主题
用宏大叙事表现宏大主题，这种“高大全”的形象可能引发受众“对抗解读”。新媒体时代，受众获取信息渠道多元，摇身一变成为用户，能动性更强。在传播场域中，谁会讲故事，谁就越容易获得受众青睐。形象塑造不仅依靠硬实力，更注重软表达，学会讲故事，小角度切入大主题。
改革开放时间跨度长、地域跨度广、涉及领域多，但40年的变化不仅体现在一连串漂亮的数据和高楼大厦中，更表现在百姓生活上。纪录片可以增加老百姓的故事，如寻找从事同行业的一家三代人，讲述每代人的工作生活，从侧面也能展现该行业在改革开放中的发展历程，以小见大，以具体的一个、一家人的故事串联起山西改革开放40年的变化，这样更贴近生活，也容易取得受众的情感共鸣，让宏大主题“软着陆”。讲故事的叙事思路还要贯穿于策划、选题、拍摄、制作、宣传等环节，前期踩点积累素材时，要进行叙事设计，实现全过程联动，而不仅是从视频素材库里挑选拼凑。
高楼大厦、轨道交通、碧水蓝天可以表现地区发展新貌，但千城一面不是明智之举，这不是山西独有的，相比北、上、广、浙甚至有些逊色。山西自塑形象时不如找准地方特色，如戏曲文化、传统民俗，以及设计高楼大厦、轨道交通背后所体现的山西特色和山西人的故事。只要有一个点可以引发受众情感共鸣，文本价值也就实现了。
2.2 多元视角融合，体现社会共识
讲好山西故事还需合理搭配叙事视角与声音。视角给受众提供了一个有意义、有倾向的文本世界，以此让受众理解现实世界，实现叙事文本的传播价值[3]。《岁月如歌》多采用全知视角与内聚焦，但内聚焦的对象多为政府公职人员和典型模范，缺少像你、我、他这样普通老百姓的视角与声音。
因此，在选取采访对象和人物故事时，尽可能多元化，除政府和专家代表外，给老百姓一些镜头，将山西发展融入百姓生活，用老百姓的生活现状和语言讲述山西变化，让内聚焦叙事实现真正的价值，正视“大众”的存在。这样可将官方权威性和民间力量合法性融合，体现社会共识，避免自卖自夸。同时，话语权部分让渡给老百姓，会消解受众对权威的抵抗性解读，让每个人都能在纪录片中看到自己的身影，构建认知共识。
2.3 提升观感，恰用媒介技术
叙事方式和镜头语言是相互配合的。宏大叙事导致航拍镜头多，细节镜头少，是造成“高大全”印象的原因。合理搭配镜头景别和内容，避免雷同，画面要有层次感，既有远景、中景表现城市新貌，也有近景、特写展现生活细节，从细节中反应变化，让受众看到硬实力，更看到软实力。
解说的选词和语态会影响纪录片形象塑造的感官体验。要摒弃官方宣传语态，少用“辉煌、硕果、成就”这类抽象、宏大的词语，多用接地气的民间话语，甚至是方言，用老百姓直观可感的语言叙事。同时，话语姿态放低，像朋友聊天一样，而不是工作汇报，才能拉近和受众的距离。
纪录片《岁月如歌》利用大数据、VR技术制作山西地形图，表现地形地貌的先天困局，展现大水网建设工程，让受众对山西治理水污染的过程一目了然；但大数据的呈现方式还需斟酌，数据具有可信、简洁、直观的特点，所以尽量不要和庞杂的画面内容叠加处理，影响数据的叙事功能。此外，还可通过动态可视化的方式叙述山西发展，如以时间为线索在大数据地图上标注山西各地的脱贫点，鼠标放在上面就可看到标记点背后的故事，展开新的叙事单元，这样既看到具体的脱贫故事，也看到了整体脱贫的情况。还可设计“山西改革开放40年大数据专题”，附在纪录片的播放页面，让受众通过简单操作看到40年各领域的变化，增强受众参与感，对纪录片进行二次开发。
此外，纪录片虽然是纪实性的影视呈现，但考虑到地区形象塑造的传播目的，纪录片也要注重画面和剪辑的艺术感，实现纪实性和艺术性的融合，这需要叙事、镜头、解说词、大数据等内容协同配合，让受众看到一个更丰满、真实的山西形象。
2.4 拓宽渠道，进行全媒体传播
山西应充分利用平台资源，打破平台壁垒，借助移动端分发，学会“阶段性”分发的传播策略。
播出前，通过官方微博、微信预热，发起讨论话题引导网民参与，聊聊网民见证了哪些改革开放的变化，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激发大家对纪录片的期待，而网民提供的故事也成为“众包”的一部分，放在纪录片播出专区，实现UGC和PGC的融合生产。
播出时，与网络大V和行业意见领袖合作，通过转发、评论，制造热点话题；还可在播出官网设“我为山西发展建言献策”等栏目，引导网友参与讨论；可以发起“山西40年，我家40年”活动，邀请网友晒出家庭或家乡今昔对比的照片或视频；相应的大数据专题也一同上线，引发受众再传播的可能性。
播出后，将纪录片精华内容剪辑成短视频，通过抖快等短视频平台进行二次传播。这样既发挥了全媒体传播的優势，也适应了碎片化时代受众的信息接收习惯，以短而精的内容抓住受众注意力，发挥纪录片最大的形象塑造价值，让新时代的山西形象更加立体、客观、有认同感、时代感和网感。
3 结语
新媒体时代，讲好山西故事，传播好山西声音需要懂互联网思维和表达规律，将互联网思维融入到纪录片的叙事内容、呈现形式、传播渠道以及多次开发等各方面。学会讲山西特色故事，小角度切入大主题，建立与受众的情感共鸣；镜头、解说、音响、大数据技术的使用都要为故事服务，纪实的同时也要注重艺术感；此外，还要掌握受众的信息消费习惯，打通全媒体传播渠道，实现新时代山西形象的融合传播。
参考文献
[1]黄河新闻网.骆惠宁：塑造山西“六大形象”[EB/OL].（2016-10-31）[2020-04-02].http：//sx.sxgov.cn/ content/2016-10/31/content_7593977.htm？from=group message&isappinstalled=1.
[2]黄国文.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方毅华.新闻叙事导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
基金项目：本课题是长治学院校级课题“叙事学视角下山西题材纪录片对山西省形象塑造的研究”的研究成果（编号：020-XN0071）。
作者简介：徐 欣，长治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实务。
作者：徐欣
中国纪录片叙事转型历程论文 篇2：
短视频对纪录片故事化叙事的影响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兴媒体形态迅速崛起，传统的报刊、广播电视媒体面临冲击。传统媒体要想在未来获得一席之地，全面转型是必然。而所谓转型，就是转向新媒体，短视频行业就是转型成功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短视频;纪录片;故事化叙事
流量经济时代，短视频如同猛兽一般迅速抢占了流量高地。从受众到用户，从观众到生产者，短视频的发展给纪录片故事化叙事带来了哪些影响？
微纪录片定义及发展现状
微纪录片概况
近年来，微信、微博、微电影、微纪录片，“微”字充斥在数字化时代中，填补着人们碎片化时间的空缺，信息的传播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都发生着变化。对于微纪录片的概念，业界并没有给出明确界定，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淑萍提出“微纪录片”概念，指制作时间迅速、传播速度快、一般时长在4至10分钟以内的纪录片。区别于微电影，其本质和纪录片一样，还是在于纪实，取材于真实生活，表现真人真事，并对其进行巧妙的艺术组接，引发用户思考。
微纪录片发展的历史
步入新时代，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媒体形态发生变革，社会文化市场的需求倾向于短小精悍的影像，也正是为了顺应这一不可逆的趋势，微纪录片应运而生。微纪录片的时长短，拍摄时间灵活且节省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极大适应了当代的快餐式生活。万物皆媒，你我皆是纪录者，人人都可以是演员、编剧、观众，真正意义上呈现了“全民摄影”的特质。短小精悍的微纪录片，以小见大，以点看面，通过展现细微生活的变化、状态再现现实生活，再现某个历史节点和人物故事，升华主题。微纪录片同样注重艺术性和真实性，只要制作精良，加上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其提供平台，微纪录片的收视率自然不会低。
短视频的发展给纪录片带来了新生——微纪录片。短视频给影视行业带来了商业契机，流量经济主导的互联网盈利模式，市场规模的扩大将更大可能依托于流量变现，与此同时，随着短视频内容营销质量的不断提升，内容变现也将催生更多快餐行业。谈到微纪录片，《国家相册》可以算得上是成功典范，这是一款由新华社推出的微纪录片栏目，该片素材取自中国照片档案馆藏照片，聚焦于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具有代表性的精彩瞬间，讲述了中国百年历史和时代变迁。该片在互联网、电视台、移动端、户外屏幕、海外媒体终端等平台同步播出，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软件上也可以随时观看，播出至今已经有三季了，每集只有7分钟左右，正好契合了用户的观看习惯。《国家相册》能取得成功，最大的原因不是其时长短，而在于其内容。该纪录片采用的是图文结合的方式，一改以往画面加解说词的叙述方式，用照片激活历史，唤醒民族记忆。
短视频给微纪录片带来的机遇
传统的纪录片满足的是受众的娱乐或教育需求，功能相对单一，没有互动，没有临场感，人们只是被动的接受者。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脚步，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生活节奏的加快使时间变得碎片化。短视频行业正是抓住了这一契机，迎合了用户的快餐式需求和触媒习惯，在新媒体行业独占鳌头。短视频行业的兴起与蓬勃发展也给纪录片的变革带来了契机，微纪录片应运而生。
从历程来看，短视频的出现最初源于传统门户网站和网络视频分享网站，随着社交网络迅速发展，其更直接的传播优势使用户量增长明显。随着短视频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微纪录片投放得越来越多，使用短视频软件或网站的用户也会成为潜在的微纪录片用户。因为用户的触媒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国家相册》投放到抖音平台后，圈粉无数，刷抖音的用户会在算法的驱动下刷到这部纪录片，只要播放到75%，就会计入一个播放量，下一次刷抖音，算法还会推荐该纪录片，最后，该纪录片的播放量达到4000万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短视频的发展促进微纪录片内容和形式革新，催生的“草根影像”为微纪录片注入新的活力。短视频的发展催生了新的商機，促使各大影视公司纷纷想来“分一杯羹”。以《早餐中国》为例，该片的解说词特别接地气，运镜和剪辑也显得活泼跳跃，节奏明快，短短5分钟，给人以身临其境的快感，上映后播放量突破4000万，超越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的播放量。很巧妙的是，该片每一集播放完之后都会告诉观众小店的地址，有一丝广告的味道，可是观众并没有觉得厌烦，反而吸引了一大波粉丝，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发挥了亮眼的市场表现。正如苹果公司在腾讯投放的系列短片，即使目的是宣传手机，但观众对于这种纪录片式的广告不仅不反感，反而给出了一致好评。
微纪录片的特征
随着流量时代的到来，快餐式消费、碎片化阅读等成为现代人耳熟能详的标签。自2015年以来，短视频如泉涌般迅速发展起来，这不仅对传统视频网站造成了冲击，纪录片的发展也受到挑战。正如视频网站加入了竖版短视频专区，纪录片在形式上也萌生出了顺应视频行业发展的微纪录片。
内容特征
制作门槛低，呈现出大众化特点。传统的纪录片拍摄都是“专业人员+专业设备”的模式，经费、器材昂贵，耗时耗力，充满了神秘感。近年来，手机拍摄的短片，没有精密的仪器，没有专业的人员，同样具有高端的大片效果。周迅主演的《女儿》就是典型案例，短短几分钟，记录了女儿（周迅）的辛酸故事。不管你是谁，不管你身处何地，一部手机就能拍摄一部小型纪录片。人人都是制片人，人人都是导演，人人都可以拍摄纪录片，短视频纪录片呈现出大众化的特点。短视频平台层出不穷，就连腾讯视频、优酷视频等都顺应快餐时代的趋势，推出了竖版短视频专区，使得短视频纪录片的投放平台相当广泛。腾讯视频播出的微纪录片《国家相册》，不仅可以在腾讯视频观看，还可以在抖音、B站等平台观看，具有双向互动性。从字幕到弹幕，再到贴纸、表情包等等，用户有多种方式进行互动，受众成为了荧幕中的一员，增强了受众的参与感，实现了受众到用户的转变。“点亮小红心”“弹幕走一波”，此类网络术语是短视频带来的语言生机。同时短视频的互动性特征也吸引了一大批受众。在这其中，受众的身份发生了改变——用户不再只是观看者，更是生产者。《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央视推出的一款讲述文物的纪录片。人们普遍认为，央视给人的印象就是严肃、刻板，加之前期极少的宣传，本以为该纪录片会被冷却搁置，没想到其收视率竟超过了同时期播出的《琅琊榜》。该纪录片在央视播出后，在B站上迅速走红，点击量超过200万，弹幕评论超过6万条，正是B站这一互动功能留住了大量用户，小众文化是不可忽略的，该纪录片是记录片叙事化中的精品，具有市场引领作用。从《国家相册》到苹果公司在腾讯投放的系列短片，不受器材和专业性的限制，参与人群大众化，使得短视频纪录片内容呈现出多样性特征。
形式特征
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促使传播形式创新。从字幕到弹幕，再到贴纸、表情包等等，短短几秒钟到几分钟不等的视频可以呈现出丰富的内容形式，极大程度上吸引了广大用户。部分网友观看视频时喜欢打开弹幕，满屏的弹幕让人忍俊不禁。“碎片化”成为一个爆红的代名词，短小精悍的短视频成为这些热衷于“快餐消费”人群的宠儿。微纪录片从形式上来讲，就是短视频。从横板到竖版的形式变化也是一大创新。其无广告，直击内容，免费观看的特征已吸引了众多受众。《国家相册》在投放到抖音之前，还是适应腾讯播放器的横屏，后来调整成为竖屏，在抖音平台播放到第三季已超过4000万播放量，远远超过了其投放在腾讯视频的播放量。
传播渠道特征
短视频的传播渠道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的特征。近年来，短视频行业井喷式生长，抖音、快手、B站等都是短视频投放的平台，多种渠道给用户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和体验。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也会促进纪录片生产方式的变化，从受众到用户的转变，人人都是生产者，人人都是传播者，打破拉斯韦尔的“5W模式”，受传者与传播者已没有明显界线。无论是专业的技术人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参与到纪录片的制作上来，形成一个“全民记录”的模式，纪录片的资源也能得到整合。
微纪录片的叙事特征
近年来，《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相册》等优秀纪录片不断涌现，但纪录片总的收视率却不断下降，快节奏、碎片化是近年来最火的标签，纪录片因其没有精彩的叙事情节而处于孤寂的边缘。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短视频行业的诞生与蓬勃发展，给纪录片提供了更丰富的传播平台和渠道，这也就促使了纪录片在叙事上的创新与变革。在新媒体环境中，要想在多选择的环境中留住用户，就必须在用户体验上创新，让用户参与进来。
故事化叙事
纪录片的实质是讲故事，本质在于纪实，关键在于故事情节的设定。回顾几十年前纪录片的开山之作《流浪北京》，简单地记录朋友的生活，平铺直叙，就像小学生的流水作文一样，寡淡无味，平平无奇。后来的纪录片也只是简单的画面加解说词，充当说教的角色。就在前几年，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一度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好评如潮。主要是因为其一改往日画面加解说词的叙事方式，返璞归真，对素材进行故事化处理，运用叙事手段来表达主题，让观众觉得亲切、自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平行蒙太奇剪辑技巧，短短40分钟，可以讲述几个故事，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在情节的设定上，创作者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丰满的角色更具有带入感，让观众真正走进故事里。选题准确而细致，贴近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其题材的选择——美食，极具吸引力。
叙事结构切口小
用“小切口”讲好“大故事”，是新时期纪录片叙事的一大特点。因其时间短，故而开门见山，不拖沓，几分钟就能讲好一个故事。纪录片《我们身边的四十个细节》，以接地气的思路，将壮丽的四十年的社会变迁浓缩到一个个细节之中，选取十二个行业中的四十个人物，以不同时代亲历者的视角勾勒出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活的全貌，这种叙事方式增强了纪录片的叙事感染力，让用户产生情感共鸣，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更能激起他们的观看欲望。同样的，《国家相册》也是采用微观的叙事手法，以图片的形式展现了中国百年的历史变迁，短小通俗的风格不仅极具吸引力，还具有极大共鸣性，实现了纪录片深入人心的教育功能。
叙事语言的创新
如今的纪录片创作越来越倾向于故事化，讲故事成为纪录片叙事的主要手段，通过讲述一个个或感人、或刺激、或兴奋的故事，把用户带入到故事所讲的时空里，绘声绘色、身临其境。对比以往的电视纪录片，平铺直叙的讲述方式很难将观众带入到情境之中，甚至会让人昏昏欲睡。故事化的叙事手法，通过对素材的艺术性加工，在保证真实性的前提下，增强了纪录片的可视性、趣味性、代入感，使用户产生情感共鸣。
当下年轻人最感兴趣的就是悬浮在视频上方的弹幕功能，这就使得用户在观看纪录片时还能实时参与互动，极大地满足了用户的互動性、参与性、自主性，在参与互动的同时还能迸发出年轻人热爱的网络流行语，增加了许多趣味。
不管平台、形式、叙述方式等如何变化，纪录片的本质永远是纪实。纪录片不再被冠以“阳春白雪”之称，微纪录片也实现了纪录片取材小事物的可能。伴随短视频发展起来的还有一些附加软件，剪影、拍大师、巧影等，随时随地可以拍摄制作出精美的视频作品。不再局限于恢弘叙事，不再受限于高端的设备器材，只要有一部手机，身边的大事小事都可以用巧妙的镜头语言组接起来，制作成一个个精美的微纪录片。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闻、实体店等，各行各业为了不被淹没在信息时代的洪流中，纷纷改革创新，在智能化时代争取一席之地。同样的，媒体形态也不断顺势变革，对于传统纪录片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只有顺应这一趋势，不断革新，我国的纪录片才能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1]苏意宏，魏晓琳.新媒体语境下微纪录片的年轻化表达——以《如果国宝会说话》为例[J].中国报业，2021（04）：44-45.
[2]刘鹏飞.我国短视频平台的发展历程与走向[J].中国报业，2019（03）：74-75.
[3]温建梅，张晓嫣.新媒体时代微纪录片特点及传播途径初探[J].声屏世界，2016（12）：40-41.
作者：蒋兰英
中国纪录片叙事转型历程论文 篇3：
乡村纪录电影的传播价值与影像阐释
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被称为“中国农民代言人”的焦波是乡村题材纪录电影中最具特色的代表，他的作品在创作题材上与时代主题同步，在拍摄手法上表现出“直接电影”的特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焦波的乡村纪录电影无疑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由此，本文通过对焦波作品的传播价值、影像叙事和市场传播为切入点，探究乡村纪录电影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焦波;乡村纪录电影;传播价值;影像叙事;市场传播
文献标识码：A
纪录电影是纪录片业态的重要一极，改革开放40年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国产原创纪录电影。因摄影作品《俺爹俺娘》名声大躁的焦波从2000年开始拿起摄像机，从记录身边的亲人，到记录乡村各色人物;从记录故乡山区的故事，到记录中国乡村的生活。焦波创作的纪录作品，从纵向发展来看，追随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从横向发展来看，由点到面地理性探索中国“三农”问题。焦波通过观察农民生活，把握时代变迁，以农民的个体视角，展现国族情怀，将自身的情感、态度与纪实美学风格相融合，以真实的范式呈现创作内容，以现实的笔触观照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
一、乡村纪录电影的传播价值
（一）个体记录与社会批判
纪录电影作为一种以真实见长的艺术表达范式，较新闻报道而言，具有视听化的镜头语言和故事化的内容表达，在审美接受中更易被受众所青睐。在弗拉哈迪眼中，纪录片是一面镜子，映照着人们的生存境况，同时纪录片更应该是敲打人们良知的一把锤子，强调了纪录片的自我批判精神和强大的教育、宣传能力。
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源头，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既发挥了“镜子”的功能——挖掘社会现实，展现当代中国乡村、乡村百姓的真实面貌，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充当了“锤子”的角色——敲击“三农”问题，记录“三农”问题的解决过程，体现国家振兴乡村战略，重塑乡村文化自信。
（二）捕捉特色，把脉时代
格里尔逊曾阐述，纪录片创作的首要原则是在现实中挖掘素材，并从熟悉素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故事，通过生活细节的并列，创造出对生活的阐释[1]。乡村纪录电影的创作意义不是关注村民的日常琐事，而是记录时代发展过程，其作为媒介既要发挥观测社会温度、观照农民生活的积极作用，又要从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功能定位中做好中国农民的“传声筒”、国家政策的“扩音器”。
近年来，焦波带着团队拍摄了多部关于乡村现实题材的纪录片。在拍摄《乡村里的中国》的同时，他用十年时间往返奔赴四川省汶川县，记录地震过后六位孤儿震后重生的故事——《川流不息》;随着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临近，脱贫攻坚战在全国深度贫困地区打得愈响愈烈，焦波把《出山记》视为“在泥土里种植的中国故事”。其纪录作品从呈现改革背景下的个体家庭镜像，到展现“三农”工作下农民的生存缩影，再到见证扶贫政策下农民的脱贫之路;从汶川地震后孤儿现状的真实呈现，到政府救助、社会关爱下孤儿重生的展现，再到大爱汇聚，生生不息，重建希望，勇敢前行成长之路的见证。焦波从微观视角聚焦社会基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反映了对纪录电影社会功能的深刻思考与深度实践。
二、乡村纪录电影的叙事特征
从叙事角度而言，叙述视点对叙事意涵的形成起着主控作用，是架构叙事论述重要的方法之一，也是操控观众的机制之一[2]。纪录片的叙述视点包含着文本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所以无论纪录片创作者采取何种视点切入，拍摄题材、拍摄内容、拍摄对象都一定会体现出创作者的创作态度。
（一）叙述视点的选择
叙述视点分为旁观者的视点、主人公的视点，不同的视点带给观众的认知与情感具有一定差异。旁观者的视点着重打造出电影内容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是以失去角色特征的叙事身份来观测行为主体和事件发展进程，形成观察型纪录片范式;主人公的视点则以行为发起者、事件参与者的角色身份来记录、影响、控制行为主体和事件进程，强调与拍摄对象的互动行为，形成参与型纪录片范式，因此它的叙述是主观的、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不同的视点可以引起叙事效果的多样化发展。
在紀录电影《乡村里的中国》和《出山记》中，焦波采用旁观者的视点，零解说、零配音的方式进行记录。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出山记》为例，影片从农民抗拒出山，到村干部动员出山，再到农民思考出山，最后农民实现出山这一完整的行为事件中，具有叙事角色的创作者始终以旁观者的视点、客观不打扰的方式，真实地记录着农民易地搬迁的过程。
而在纪录电影《川流不息》中，在影片开场，焦波以个人解说充当配音，用第一人称向观众娓娓道来：“我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到北川了，十年了，和北川的故事越来越多，和北川的感情越来越深，那里有我牵挂的六个孩子”，“那几天，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孩子”。该影片以“我”的主观视点介入创作，讲述了创作者与六位震后孤儿的故事，个人情感色彩强烈且集中，直接抒发了导演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对家国情怀的认知。
（二）叙事动机的逻辑内因
理解一部纪录作品，不仅要把握视听语言系统，也要从影像的内容逻辑中分析创作者的叙事动机。在《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一书中，作者雷建军与钟大年将纪录片的叙事动机分为三个层次：原型动机、情景动机与文化动机。乡村电影记录片多采用原型动机的叙事方式，该叙事方式来自于纪录片叙事的故事性，是构成故事核心的内在动因，影响内容模式的构成。
在焦波的纪录电影中，原型动机中的“弱者原型”是形成其叙事的主要动机，即表现一个处于社会基层的普通小人物面对生存困境大问题的故事。这种叙事模式会充分强化、扩大情感因子，使受众的价值态度更多地倾向于同情弱者。以《乡村里的中国》影片中外出打工的张自军和果农杜深忠为例，他们是国家工业化、社会城镇化进程中的一员，张自军代表着在城市基层挣扎生存的农民工形象，杜深忠代表着仍然生活在农村，保留了农民生活方式的形象。焦波从张自军的不幸意外身亡、杜深忠拮据的生活现状中表达出对农民的同情、对农业的思考、对农村未来发展的反思（如表1所示）。
三、乡村纪录电影的叙事策略
在不断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焦波围绕农民、农村、时代三个方面，从观照个体化的生活状态，到反映集体化的社会环境，再到表达社会化的大政方针。他用多主线和平民化的叙事策略从局部到整体地记录社会发展进程中农民的生存状态。
（一）多主线交叉叙事手法
焦波的记录片擅长运用多主线交叉叙事，平行开展，表现农村面临的各种矛盾和社会变化，从而推进影片情节的深化。
在《乡村里的中国》中设置了三条主线。一条主线是以杜深忠为代表的老年人，在经济条件拮据的情况下，杜深忠依然保有对精神世界的渴望，作品反映出我国农民在精神、物质需求方面与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之间的不平衡;杜深忠面临苹果滞销难题时，作品反思的是传统农业现代转型的社会问题;在面对村里挖树建设城市绿化时，作品中杜深忠的愤怒反射的是城乡生态建设的功过得失。第二条主线是以党支部书记张自恩为代表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在脱贫工作、修建道路等问题上与村民既存在利益相关，又存在矛盾冲突，作品反映了农村基层复杂的人际关系、基层干部与群众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第三条主线是以杜滨才等人为代表的农民新生代，杜滨才父亲杜洪法患精神病，母亲另嫁他乡，杜滨才自小刻苦学习，考上大学，荣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作品反映了农民新生代为摆脱传统农村生活而进行的挣扎。三条主线统一在小山村一年24节气的时空中，影片不仅仅是简单再现农村的景象，更包含了广阔的目的和外延，表现出强大的张力。
在《出山记》中，焦波同样表现了三组矛盾冲突。第一组矛盾冲突展现了想搬出大山的年轻人申周与不愿意搬出大山的老年人申学王之间的观念矛盾，影片中年轻人对现代都市生活无限向往，而老一辈却心甘情愿安守祖业祖宅。第二组矛盾冲突是修路与搬迁之间的矛盾，在影片中村支书申修军动员泉里组村民移民搬迁，“搬穷家、挪穷窝、拔穷根、奔小康”，村民却一心想通过修建公路留在故土。第三组矛盾冲突是村支书由于忙于工作而与家人、村民产生的矛盾，影片中申修军妻子抱怨丈夫对家庭责任的缺失，而申修军在公义与私欲面前选择了优先解决群众问题。三组矛盾有机地统一在脱贫攻坚的主题之中，从而实现从小乡村投射出大社会的脉络肌理。
（二）平民化的叙事角度
从焦波的作品来看，村民是贯穿始终的故事主角，乡土文化是作者深入挖掘运用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2012年，焦波率领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团队来到杓峪村蹲守373天，完成了被誉为“21世纪中国农村生活标本”[3]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这部作品是焦波乡村拍摄生涯的处女作，在拍摄前他通过田野作业的过程，身体力行地将团队从影视创作的參与者延伸为现实生活的记录者。他带领团队深入体验当地村民的生活，他们在杓峪村里种菜、饲养家禽，与村民同吃同住。焦波作为当地人的身份优势以及创作团队的年轻化，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拍摄环境，从而降低村民对镜头的抵触，进而为记录村民真实流露的情感打下了基础。
一方面，平民化的拍摄视角体现了导演的创作态度，彰显了影像作品的人文情怀。白岩松在评论《出山记》时讲道：“《出山记》无论拍摄谁，用的都是一种平视态度，难能可贵”。平民化视角是一种平等对话，是对彼此身份的认同与尊重，焦波在选择环境时选取被拍摄者最熟悉的生活环境，这不仅是对真实场景的还原，而且充分记录了拍摄对象的情感流露。
另一方面，在影片基调上，直接电影美学风格使焦式平民化叙事策略营造出“窒息的真实”，有效地打破了观众跟故事之间的距离隔膜。焦波从平民百姓中挖掘故事，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来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四、乡村纪录电影的市场传播
（一）乡村纪录电影的传播壁垒
与其他题材纪录片相比，乡村纪录片既不像自然地理纪录片那样，运用镜头艺术地展现自然的神奇与伟岸，也不像人文历史纪录片那样，通过史料、文献、人物故事凸现厚重的历史、多彩的文化、传奇的人生。乡村纪录片简单、质朴，没有华丽的镜头，没有惊艳的景色，没有名人的噱头，它缓慢、低沉，讲述的是刻有文化烙印的乡村史诗，让受众了解乡村进步的艰难历程。此类纪录片不是为娱乐消遣而生，很难获得视听的美感享受，相对而言受众群体小众化，很难融入当下的院线市场环境以获得一定的电影市场份额。同时，受到文化消费的地区限制、目标受众人群的定位等因素影响，乡村题材纪录电影的市场传播能力还存在一些问题。
以《出山记》为例，自2018年4月20日上映以来累计票房共588.7万，其中42%的票房来自拍摄地贵州省，出现票房集中度较高、票房分布不均的现象。同时，需要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出山记》的受众定位使得它的电影市场和目标受众主要集中于政府、企业和行业内部[4]，它更多体现在以故事化的内容表达向受众进行媒介宣传教育。而就当下的电影消费市场而言，受众进入影院仍是以休闲娱乐为主要消费目的，乡村纪录电影的市场传播往往出现口碑与票房不相称的态势。
（二）乡村纪录电影的市场突破
北京师范大学胡智锋教授认为，“中国纪录片发展是政策、平台与市场合力的结果”。在未来的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更加注重价值传播过程中的价值启示挖掘与发展路径探究，进而从纪录片创作选题与传播渠道两个方面内外合力，共同突破当下乡村题材纪录片的传受壁垒。
首先，从政策层面与平台建设来看，近年来国家广电总局关于推动纪录片产业发展的政策频频出台，纪录片产业的发展已被提升至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中央媒体、各省级卫视、上星频道纷纷加大了纪录片的播出频次和播出时长;各级各类影视评奖将纪录片长篇奖和短篇奖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全国各大高校纷纷从创作提案、影视人才培养入手，深度挖掘中国纪录片发展潜能。乡村题材纪录片正好借此东风开拓创新。
其次，从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来看，乡村纪录电影承载了以新时代观照历史进程与反思乡村现存问题的社会使命。因此，乡村纪录片创作者要在内容创作和价值构建中勇于对话新时代，围绕中国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展开“三大攻坚战”的实施进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农村的落地生根;国家推进反腐倡廉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中国农村发展以及社会群体的价值启示;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涉及民生领域的问题在农村中的推进。创作人要深度挖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现实故事，在“三贴近”的原则中衍生社会话题、提高观众的期待视野。如《了不起的村落》和《四个春天》，聚焦于乡村现实，用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展现平凡百姓的故事。中国是一个农业发展大国，记录好、解决好“三农”问题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重塑乡村文化自信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乡村题材纪录片正是实现这些社会功能、反映农村文化价值的艺术载体。
最后， 从传播渠道来看，纪录片逐渐做出拥抱新媒体的态势。在新媒体碎片化特征的影响下，微型网络纪录片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内容传播方式。在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7.29亿，短视频用户规模及使用率已超长视频用户，占网民整体的75.8%[5]。乡村题材纪录片也应适应当代的媒体传播环境，《记住乡愁》系列、《美丽乡村》《了不起的村落》等作品，出现了碎片化、分集化、季播化的纪录片形态，获得了较好的点击率。
对乡村题材纪录电影而言，政策的推力、平台的助力、市场的动力势必会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从纪录片创作本身出发，内容创作和价值观构建是乡村题材纪录电影的创新发展导向。
参考文献：
[1] （英）福西斯·哈迪著.单万里，李恒基译.格里尔逊论纪录电影[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1：133.
[2] 雷建军，钟大年.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254.
[3] 梁黎.记录新时代的历史片段是我的荣幸，访纪录片《出山记》导演焦波[J].中国民族，2018（4）.
[4] 张同道，胡智锋.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9）[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9.
[5] CNNIC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责任编辑：张楠]
作者：刘新蕾 孟旭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