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现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经济作为支撑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文化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都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进步的轨迹。我国社会经济形态从古至今的辗转变化在影响着文学发展的同时，文学内容本身及其文化价值也促进了社会经济基础的稳固。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现代文学与现代经济同样维持着相互依赖与促进的关系，并共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第一篇：现代文学论文范文
中国现代Ⅰ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断连带
晚清至今的中国文学可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界，分为中国现代Ⅰ文学与现代Ⅱ文学。前者致力于表现民族国家现代性体验，后者着力表现流动现代性体验。重要的是认识位于现代Ⅰ与现代Ⅱ文学之间的断连带。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引发的社会与文化变化为现代文学终结现代Ⅰ而转向现代Ⅱ提供了合适土壤和氛围。“77后”作家群体的出场及后朦胧诗、寻根小说、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等思潮的冲击，为现代Ⅱ文学的发生在文学创作对象、根基、形式、实在等方面实现了突破。文学被影视等大众文化取代的事实对现代Ⅱ文学的影响不可低估：一方面容易滋生失落感，另一方面意外获得自由探索与创造的新契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状况表明，现代Ⅱ文学已成为当前时段的文学主流。
提出中国现代Ⅰ文学与现代Ⅱ文学这个命题，本身就意味着在表述一种特定的文学史观。其实，不存在绝对客观、自然或惟一的文学史。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编撰者根据自身理解编写出来的，都是其文学史观的某种投射。就中国晚清以来文学史编撰而言，无论是“近代”、“现代”和“当代”三分模式，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或“中国现代性文学”及近年的“新世纪文学”热议，都是编撰者对中国文学的特定态度即文学史观的反映。文学史观总是观照者对文学史的看法体系的呈现，渗透于文学史的整体构想中。详尽地辨析当前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相关问题非本文任务。本文的任务仅仅在于，简要地提出一种有关中国现代Ⅰ文学与中国现代Ⅱ文学的断连带的初步的分析框架。
一、现代性体验、文学史及断连带
我的思路是从中国现代性体验与现代性文学或文学现代性的联系角度来展开的。正是从现代性体验的转变可以见出现代性文学的分期——中国现代Ⅰ文学和现代Ⅱ文学。我在2003年已有过表达：“正像中国文学古典性经历了从先秦至清代上千年超长时段的发展历程一样，中国文学现代性也应当是一个包含若干长时段的超长时段过程。可以说，从晚清至20世纪70年代构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第一个长时段，可称为现代1;而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则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第二个长时段，可称为现代2。这两个长时段共同地构成中国现代性体验的表现形态，而它们之间的区别则显示了这种体验的微妙转型轨迹。当然，这里的文学现代1和现代2的划分，首先意味着文化现代性的划分：文学现代1和现代2虽然有自身的独特风貌，但也可以视为总体上的文化现代1和现代2的一个维度。”正是从这种现代Ⅰ和现代Ⅱ文学的划分出发，我对现代Ⅰ文学和现代Ⅱ文学作过初步分析。“现代1的特点主要在于，以地球体验取代天下体验，即从天下之中央模式到地球之一国模式。相应地，现代中国人在地球上应当怎样与其他民族协同生活，以及这种生活的价值系统怎样，成了现代1要思考并解决的重大问题。黄遵宪的《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通过从内陆到太平洋语境转换下诗人的月亮体验的改变，显示了现代性体验的新内涵：在辨异与认同的矛盾中重新寻求中国人的世界身份”。相比较而言，“现代2则以更加富于动感的全球体验取代相对静态的地球体验，即从地球之一国到全球之一地，形成全球地方化体验。这时的中国人不再像现代1那样一味地寻求地球化或世界化，而是在承认地球化的前提下转而努力寻找现代中国人在世界中的独特个性，这不再是那种自以为可以超越地方性的世界性幻觉，而是自觉地置于世界性之中的地方性。现代中国人在全球性境遇中应当怎样凸显自身的独特个性，成了一个突出的大问题”①。
现在需要对中国文学从现代Ⅰ到现代Ⅱ之间的分节及其断连带作进一步分析。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提出的从中国现代Ⅰ文学到中国现代Ⅱ文学的文学史时段论，与以往从“近代”到“现代”再到“当代”的文学史三阶段论有所不同，也与近年的“新世纪文学”论有所不同。上述三阶段论难免带有“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进化论”色彩，认可新的文学史时间段落总是高于或好于旧的时间段落，而我这里的时段论则更多地只是表明文学史时间上的分节，不一定涉及对特定文学状况的高低好坏评价。也就是说，与阶段论相信文学史是一种由低到高的进化式运动不同，时段论认为文学史是一种与文学所书写的现实生活进程相平行的互动式运动，不存在那种似乎必然的由低到高的台阶式上升规律，而更多地只是有着时间上的段落分节及特色差异。同时，我的段落分节并非简单地意指前后两个段落之间的截然断裂，而是指它们之间既分离又连接的复杂断连带。不是断裂带而是断连带，表明这种转变不是突然的瞬间式塌陷、陷落或碎裂，而是渐进的或绵延一段的断而连、连而断过程，即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或断裂中有连续、连续中有断裂。同时也要看到，“新世纪文学”论主要是按照“世纪”更替去划分新旧文学的阶段，而容易忽略一些超越“世纪”限制的文学现象及其连续性演变，或者易于忽略比“世纪”更小的时间段落如十年、二十年的变化状况。
更需要阐明的是，要从现代性体验审视现代文学史的时段，就需要对现代性体验本身的时段分节及其与现代文学史的时段分节的关联作进一步阐述，因为这两者在我看来是二而一的过程。中国的现代性体验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地发生分节的。如果说，从晚清王韬(1828—1897)到80年代中后期的现代性体验可称为以民族国家为重心的现代性体验，简称“民族国家现代性体验”，那么，不妨借用鲍曼的“流动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或译“液态现代性”)理论②，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现代性体验可以称为以全球流动为重心的现代性体验，简称“流动现代性体验”。前者着眼于中国的地球之一国的地位指认和想象，强调中国不再是古代式“天下之中央”，而是地球之普通一国或落后国度;后者聚焦于中国的全球之一地的地位指认和想象，发现中国不过是被经济、科技和大众传媒等高度全球化的一个地方或区域而已。前者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固态化和国家性的体验(或鲍曼所称“固态现代性”或“固体现代性”，solid modernity)，后者则是一种更加灵动的液态化和个人性的体验。
这种现代性体验划分也投射进现代文学史的演进中。与民族国家现代性体验相应，中国现代Ⅰ文学在文化启蒙、民族国家救亡、个体觉醒等因素的复杂缠绕中力求呈现中国的地球之一国体验，包括对这种体验的赞同与抵抗等复杂态度，这在鲁迅等以文化批判为重心的启蒙主义文学、沈从文等以田园美化为特征的审美主义文学、张爱玲等注重都市怀旧体验的市民雅文学、张恨水等以都市言情为特色的市民俗文学、赵树理等以农民觉悟为主旨的革命俗文学、浩然等以工农兵群众生活为对象的国家文学中都有着不同而又复杂的反响。这期间的无论是启蒙主义、审美主义还是革命主义文学或国家文学，都是在这一民族国家现代性体验语境中展开的。即便是对民族国家传统的某种拆解，也需要纳入民族国家体验的语境中加以阐释。它们展示的不过是民族国家体验的另一种维度而已。同样，与流动性现代性体验相应，中国现代Ⅱ文学是在从民族国家为重心的现代性体验转向以全球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地方化体验的特定语境中展开的，呈现出对民族国家现代性体验的消解、背离或缅怀以及对全球流动性体验的向往、怀疑或抵抗等复杂姿态，这种情形可以从朦胧诗到后朦胧诗、从伤痕文学到先锋小说及新写实小说等的演变中见出，更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或消费主义生活潮中见出。
从这种以中国现代性体验与现代文学史的相互阐释为构架的文学史时段论出发，可以见出中国现代Ⅰ文学与中国现代Ⅱ文学之间存在一个大致明显的断连带：1985年前后，即大致从1984到1989年的几年间(还可以分别向前与向后作灵活而适度的延伸)。这个断连带当然难免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设定的，也就是我个人根据一些相关现象的分析而指认的。我的主要依据有三方面：一是重要的标志性和拉动性社会事件或变化;二是相应的文学事件或变化;三是文学在艺术家族中的地位的变化。第一方面主要是指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引发的社会与文化变化，第二方面主要是指“77后”群体的出场以及四股文学创作潮流的勃兴的作用，第三方面主要是指文学在艺术家族中的核心地位被影视等大众文化取代的事实。
二、“下海”潮与现代Ⅱ文学的发生
“下海”这个词语早已不新鲜，但在1985年及以后的几年里确是新的、居高不下的城市流行语。那时的城市居民无不被“下海”潮所搅动，许多人纷纷“下海”(经商)、“弃官从商”或“弃文从商”。与这种一度狂热的“下海”潮相应，文学出现了新的变化契机。
重要的标志性和拉动性社会事件或变化发生在1984年10月20日。这一天，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随即，“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掀起了高潮。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基本动力，拉动了整个社会的全方位改革，包括拉动文化体制(含文学体制)的改革。首先是要求高度尊重知识分子、解放其创造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一切轻视科学技术、轻视智力开发、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坚决纠正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的歧视知识分子的状况，采取有力措施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我们的一切改革，都必须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调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和个人进行智力开发的积极性，有利于鼓励广大青少年，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加速提高文化技术水平。”这里所主张的两“尊重”、所反对的三“轻视”、所强调的“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所突出的三个“有利于”等，都体现了新的时代主旋律：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个人、尊重文化。在今天更值得注意的是，《决定》还提出进一步引起或拉动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要一起抓，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这实际上等于发出了物质现代性(生活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含文学现代性)“一起抓”的动员令，宣告了文化现代性与物质现代性的合流及其合法化，从而拉动了全社会的个体思想解放潮流、体制改革及生活方式改革潮流以及文学变革潮流，为现代文学终结现代Ⅰ文学而向着现代Ⅱ文学变革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氛围。也正是从此时起，全社会掀起了经商热潮，“下海”成为一个广泛流行的关键词。
三、“77后”群体及其关键突破
中国现代文学由现代Ⅰ文学向现代Ⅱ文学变革的步伐在这断连带突然提速，是若干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在其中，有一个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可惜以往受到一定程度的忽略，这就是：恢复高考以来大学本专科毕业生(简称“77后”群体)陆续投入文学创作并逐渐成为文学创作的生力军或主力军，改变了此前组织化的作家队伍的原有身份构成，有力地搅动了文学变革潮流，推动着从现代Ⅰ文学向现代Ⅱ文学变革的步伐。
如果说，朦胧诗、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的主力军属于从50、60、70年代跋涉过来的作家队伍(简称“49后”群体)，其中当然也不乏来自“文革”的“知青作家”群体和“77后”群体的零星参与，那么可以说，正是由于“77后”群体的大量加入和强势生产，后朦胧诗、寻根小说、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等潮流才能变成现实，具体地说是从潜流变成主流，从汩汩溪流变成浩浩大江。可以说，“49后”群体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产儿和弄潮儿，其创作动机、对象、目标等都经过了长期的组织化或体制化的作家协会的洗礼，属于现代Ⅰ文学的最后一代作家或末代作家;“77后”群体则是“新时期”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潮流及后来命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产儿和弄潮儿。与“49后”群体的创作理念、思维、趣味等归根到底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顺从于他们成长的那个时代(尽管有着革新要求)不同，“77后”群体多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由“新时期”大学培养的毕业生，他们出场之初自然都不是作家协会会员，不存在已有的文学组织化或体制化束缚，而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对“新时期”特有的“时代精神”的独特体验而自发地创作，堪称现代Ⅱ文学的第一代作家。正是他们的出色亮相，使得“新时期”大学校园传播的思想解放、文化启蒙精神更加忠实和热烈地倾注到文学创作中，既一举改变文学创作队伍的身份构成，又影响了文学创作的指向，从而推动文学创作义无反顾地走上一条强力变革道路，直到导致现代Ⅰ文学向现代Ⅱ文学转变的发生及其完成。据一项关于《1977—2003年大学教育与作家创作关系的调查》统计：“(1)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名的先锋作家多接受过大学本科乃至研究生教育，其中尤以文科大学生为多。(2)从审美视阈来看，这些作家较早和较深地接受国外文学的艺术作品和文学、文化思潮理论的影响。(3)从艺术表现力来看，这些作家创新意识强，探索精神强，常常选择对于规范的悖逆。(4)其中有相当部分作家涉足多个领域且取得了显著成就。”①这里值得重视的是第二、三条，分别指出“新时期”开放条件下来自西方的新的文化与文学思潮的重要影响，以及这些作家自身的强劲的“创新意识”、“探索精神”和“对于规范的悖逆”行动的作用。
确实，“77后”群体的陆续登场亮相，从文学组织或体制上改变了文学创作队伍及文学创作机制格局，为实现关键性突破提供了可能。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作家个体创造力的禁锢进一步松动，想象的翅膀张得更开，新的、更加激进的文学创作潮流不断涌现。宽泛地说，从朦胧诗到后朦胧诗，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先锋小说及新写实小说，成了中国现代Ⅰ文学到中国现代Ⅱ文学的断连带的几个标志性景观群。而兴起的后朦胧诗(或第三代诗、新生代诗)、寻根小说、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可以视为其中尤其突出的四股潮流。这四股潮流分别触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四个关键问题：对象、根基、形式、实在。这就等于为现代Ⅱ文学的发生实现了四项关键突破。
第一，文学创作对象的改变——小我化。对“49后”群体来说，文学创作“为什么人”的问题历来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也就是要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为工农兵而创作，这就必然要求以工农兵群众为代表的社会性集体“大我”为文学创作的对象，而不是以知识分子个人为对象。而“77后”群体从一开始就全力按照“新时期”重新确立的思想解放和知识分子主体性去创作，尤其是热情地拥戴以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代表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等新路线，从而把文学创作重心从“大我”移向“小我”，显示了从大我化到小我化的重要转变。这不是说“77后”群体就根本不重视“大我”了(肯定不能做这么简单化理解)，而只是说他们在不否定“大我”的同时把创作重心转向或部分地转向到被一再忽视而他们认为此时又急需被重塑的“小我”上。正是在后朦胧诗人那里，朦胧诗特有的社会群体抒情重心衍变为个人生活抒情重心。这里涉及的远不仅是文学表现对象的变化，而是涉及整个文学创作体制的重要变化。文学表现的对象从重大社会事件转向个人日常生活方式，即由集体“大我”转向个体“小我”，显示了由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个人日常生活方式的合法性的确立。同时，更加重要的是，诗人和作家的创作自由空间从体制上获得进一步保障和拓展，他们拥有自由地表达个人日常生活的权利。这一点在文学创作上带来的解放效果十分显著。
朦胧诗人那种映现政治风云变幻中的“大我”及其思想的“镜子”，在后朦胧诗人这里衍变成更多地只映现个人生活投影的“镜子”。下面以北岛和于坚的诗为例。在北岛的诗作中，诗人自我之镜往往逼真地映现出社会政治风云变幻。于坚《作品51号》也描写“镜子”：“去年我常常照镜子看手表擦皮鞋买新衬衣我读《青年心理》读一角一张的小报弹吉他跳伦巴唱流行歌听课等等都干过了”①。但这面镜子照射的已不再是“大我”的风云变幻，而是“小我”的日常生活。这里显示了从典型化之镜到个人化之镜的转变。从北岛的《很多年》到于坚的同名诗作《很多年》，也浓缩着这种变化。北岛《很多年》说道：“这是你，这是被飞翔的阴影困扰的你，忽明忽暗我不再走向你寒冷也让我失望很多年，冰山形成前鱼曾浮出水面沉下去，很多年我小心翼翼穿过缓缓流动的黑暗灯火在钢叉上闪烁很多年，寂寞这没有钟的房间离去的人也会带上钥匙，很多年在浓雾中吹起口哨桥上的火车驰过一个个季节从田野的小车站出发为每棵树逗留开花结果，很多年。”②这里刻画了一个在阴影、寒冷与寂寞中坚持思想反省的理性的“大我”形象。而后朦胧诗人于坚的《作品52号》(又名《很多年》)则这样说：“很多年屁股上拴串钥匙裤袋里装枚图章很多年记着市内的公共厕所把钟拨到7点很多年在街口吃一碗一角二的冬菜面很多年一个人靠着栏杆认得不少上海货很多年在广场遇着某某说声‘来玩’很多年从18号门前经过门上挂着一把黑锁很多年参加同事的婚礼吃糖嚼花生很多年箱子里锁着一块毛呢衣料镜子里脸默默无言很多年靠着一堵旧墙排队把新杂志翻翻很多年送信的没有来铁丝上晾着衣裳很多年人一个个走过城建局翻修路面很多年有人在半夜敲门忽然从梦中惊醒很多年院坝中积满黄水门背后缩着一把布伞很多年说是要到火车站去说是明天很多年鸽哨在高蓝的天上飞过有人回到故乡。”③这里就变为小我化的个人生活抒情了。梁晓明的《各人》索性这样说：“你和我各人拿各人的杯子我们各人喝各的茶我们微笑相互点头很高雅我们很卫生各人说各人的事情各人数各人的手指各人发表意见各人带走意见最后我们各人各走各的路在门口我们握手各人看着各人的眼睛下楼梯的时候如果你先走我向你挥手说再来如果我先走你也挥手说慢走然后我们各人各披各人的雨衣如果下雨∕我们各自逃走。”④这里揭示的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疏离的新的现实状况。
第二，文学想象根基的移位——地方化。文学离不开想象力的作用，而想象力的腾飞离不开作家的生活坐标系。如果说，以“49后”群体为代表的作家早已习惯于把文学想象的翅膀维系在中国作为地球之一国这一体验根基上，强调中国的民族国家特性，那么，“77后”群体则突然发现自身的这种文学想象根基已经失落，需要重新寻找：他们仿佛一觉醒来猛然间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陌生的快速流动的全球化世界上，民族国家视野正在逐渐地被全球化地方视野所取代。寻根小说正代表着从过去的以地球之一国为根而被迫向以全球之一地为根的新的根基的移位趋势。这意味着从文学想象的世界性坐标回归到文学想象的地方性坐标。对文学想象来说，最要紧的已不再是世界性而是地方性根基，即不再是执著地“走向世界”而是“走在世界”，是对作家所生长于其中的全球化地方的民族文化土壤的重新寻求。文学所依托的普遍意义上的世界性民族国家文化之根衍变为更深厚的地方性民族文化之根。我们在韩少功的《爸爸爸》、郑义的《老井》、李锐的《厚土》等作品中可以见出这种鲜明的全球地方性变化趋势。当然，这里的地方性是不会与全球性完全隔绝的，不如说是全球性中的地方性，是在全球性与地方性的相互缠绕中更加注重地方性定位而已。
第三，文学语言形式的激变——奇体化。正是到了1985至1988年间的先锋小说潮，“怎样写”的问题凸显得愈来愈鲜明，以致“77后”作家群体不得不起来实施更加激进的文学语言形式变革。这意味着从形之衰微到形之奇变的新趋势的发生。对此，我曾在多年前以“正衰奇兴”来加以概括，认为这时期随着旧的正体日趋衰微，新的奇体语言必然出场并走向兴盛。“对于80年代后期文学新潮而言，正在衰微的主流化语言和精英独白属于正体，而由立体语言、调侃式语言、白描语言、口语式语言、间离语言和自为语言组成的奇语喧哗本身则是新兴的奇体的表征。奇语喧哗作为80年代后期文学新潮的语言形象，实质上披露出这时期文化结构中的多种奇体因素的竞相争鸣格局”。“作为一种奇体现象，奇语喧哗的出现鲜明地显露了我们文化结构中的正衰奇兴状况。这就是说，发端于世纪初文化危机情势下的正体，在经过近百年风云变幻后，在80年代后期逐渐地走向衰微，这就必然要求某种新兴的奇体力量出来拯救，于是奇语喧哗应运而生……上述六种奇体语言确实已显示了消解正体和重新整合现实的奇异力量”①。
而先锋小说潮所代表的间离语言，把这种语言形式的奇体化激变特征表达得尤其鲜明，这可从马原、莫言、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等作家在当时的小说写作中见出。他们那时多是大学本专科刚毕业，并不是作家协会会员，从而没被已有的组织化规则束缚，得以充满自由创造的欲望和动力。他们根据自身对新的流动性现代性体验的敏感与直觉，从刚刚接触到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潮流中吸取新鲜的养分，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间离语言”。“与立体语言以精英喧哗拆解主流化语言和精英独白不同，间离语言可能喜爱其奇语喧哗却要着意消解其精英色彩;与调侃式语言以俗人乱道对抗主流化语言和精英独白不同，它是属于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圈的;与白描式语言注重追寻古代语言及其展示的审美空间不同，它尤其注重借鉴来自西方的新奇语言(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刻意虚构出非真实的奇幻或怪异故事;与口语式语言以当代市民白话去消解书面语权威不同，它比起经典现实主义那种大众化书面语来，或许是更加书面化或更具书卷气了。可以说，它向人们提供的是一种来自当代青年文人的类似古代文人传奇的东西——不妨称为现代文人传奇……这些文人作家的最大兴奋点，与其说在于被自己叙述的故事，不如说在于自己叙述故事的叙述话语本身。正是由于叙述话语方面的在西方语言影响下的刻意翻新，他们的讲述往往缺少强烈的‘反映生活’或‘干预现实’色彩，而更带有闲适文人的清谈或奇谈意味”。按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对叙述话语、被叙述内容和叙述声音共三层含义的界说，间离语言在叙述上应有三层涵义：“其一，在叙述话语方面，间离语言显示出语言组织上的新奇或怪异特点，而这直接地与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语言相关;其二，在被叙述的内容、即对社会现实的再现方面，这种文学语言体现出与社会现实的间隔、疏离或疏远等特点，即有意为读者创造出一个虚构的奇异的意义空间;其三，在叙述声音方面，这种语言流露出对‘真实’地再现现实这一经典信条的高度怀疑态度，转而相信叙述‘虚构’的绝对性。”②这种语言看起来是大大缩短了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为代表的世界主流文学的距离，但实际上不过是更加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现代Ⅱ文学对新的流动性现代性体验的敏感及形式反思而已，因为这种敏感及形式反思正体现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审美趣味的全球性跨国流动与互渗的特质。
第四，文学虚构标准的转移——日常化。这里逐渐地触及到文学的最核心层次的探讨：文学作为用语言来虚构的艺术形式，其虚构的标准是什么?此前的革命现实主义或“两结合”文学潮流总是遵循来自苏联日丹诺夫的功利美学，强调文学必须直接服务于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与规律，即追求“真实性”(及倾向性和典型性等)。而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和反思文学虽然也继续竖起“真实性”(及倾向性和典型性等)标杆，但同时却更加热情地标举康德式无功利美学的旗帜，突出审美的诗意启蒙的感染力量。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在这方面尤其突出。这意味着在功利美学与无功利美学之间形成新的摆动，显示了对于现代Ⅰ文学实在之虚空的反省与重新求实的需求。新写实小说可以说结束了功利美学与无功利美学之间的摆动，把文学虚构的标准沉落到日常生活的直接的卑微现实上。新写实小说突破文学的“高于生活”或“美化生活”的经典美学视野，致力于填平文学与生活的鸿沟，重新强调日常生活琐事对文学的实在性或文学对日常生活实在的零距离贴近性。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等作家的“新写实”正是这样，促使人们重新打量日常生活实实在在的特质。从全球地方性视野看，这一写作新潮流不过是中国现代Ⅱ文学被纳入流动性现代性体验主航道的标志之一而已。
四、大众文化崛起与文学的边缘化
谈论中国现代Ⅱ文学，是必须关注直接关乎文学地位或命运的影视的地位变化的。中国现代Ⅱ文学的发生与一个标志性变化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文学地位的无可挽回的下降与影视等大众文化的不可阻挡的崛起。张艺谋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红高粱》(西安电影制片厂1987年摄制)于1988年获得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标志着电影取代文学似乎一举实现了中国知识界多年来的“走向世界”梦想;12集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林汝为、蔡兴德执导，中央电视台1987年摄制)赢得“万人空巷”的收视效果，表明电视在公众中的超常征服力日渐凸显。这样，随着电影取代文学而获取“走向世界”殊荣、电视处心积虑、变本加厉地争夺观众，以它们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乃至消费文化逐渐地上升为艺术家族的新核心，文学在艺术家族中的地位必然一步步地被边缘化。
文学的这种边缘化命运必然导致一个后果，就是它原来负载的关怀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的社会意义蕴含在实际运行中被转移或部分地转移给了更加风光的影视等大众文化，有鉴于后者的强大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动员功能，这一后果对中国现代Ⅱ文学的影响不可低估：它从一开始就是在一个不像从前那样备受政府和公众期待的边缘化位置上相对默然地运行，这使它固然一方面容易滋生失落感，但另一方面又意外地获得自由探索与创造的新契机，或者在不甘寂寞中为赢回公众或市场而不惜殚精竭虑，例如一些作家索性为影视改编而写作、为市场而写作。
五、断连带与现代Ⅱ
问题在于，即使上述有关断连带的描述成立，如何判定它们直接地就是中国现代Ⅰ文学与中国现代Ⅱ文学之间的分节，而不是中国现代Ⅰ文学内部的短时段之间的分节呢?我的看法是，文学对象、根基、形式、实在这四方面变化的分别的和错时的出现，可能更多地提示出一种带有短时段变化特点的小变化，但当它们几乎同时或联袂出现时，则应当视为一种文学整体范式终结与开端的典范标志了。从以正体语言去书写世界性社会实在的“大我”，转向以奇体语言去书写地方性日常生活的“小我”，这可以说代表了一种超出一般短时段变化的大变化、大转向。而从现代性体验的转变角度看，这些变化又确实可以理解为从民族国家现代性体验(或地球之一国体验)到流动性现代性体验(或全球之一地体验)的转变。
这不仅是逻辑的事实，而且更是历史的事实。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状况集中表明，由后朦胧诗、寻根小说、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开辟的美学道路已然成为中国现代Ⅱ文学在当前时段的主流。从后来的更贴近平凡自我的流行歌词《一封家书》(李春波，1994)，寓言式地再现知识分子精神颓败历程的长篇小说《废都》(贾平凹，1991)，以大胆的索源体构造去刻画农民群体生存抗争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阎连科，1997)，敢于破译那导致知识分子精神颓败的生活实在的结构性密码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阎真，2001)，可以分别窥见上述四股潮流在后来的激烈回响，它们有理由被视为中国现代Ⅱ文学的初期实绩的一部分(无论我们个人的美学趣味是否乐意接受)。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影、电视、广告、网络文化为代表的全球性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生活潮的崛起，更是鲜明地凸显出中国人和中国现代Ⅱ文学所置身其中的流动性现代性体验的内涵和特质。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 宋蒙
①参见拙文《现代性体验与文学现代性分期》，载《河北学刊》2003年第4期。鉴于在原来的“现代1”和“现代2”表述中阿拉伯数字容易引起不便，现在尝试改为罗马字表述，分别改提“现代Ⅰ”和“现代Ⅱ”。
②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①王先霈主编《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
①③于坚：《诗六十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第67页。
②北岛：《北岛诗选》，新世纪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125页。
④邹进、霍用灵编《情绪与感觉——新生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
①②参见拙著《中国形象诗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0—211页，第133—134页。
作者：王一川
第二篇：现代文学与现代经济的关系
摘 要：经济作为支撑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文化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都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进步的轨迹。我国社会经济形态从古至今的辗转变化在影响着文学发展的同时，文学内容本身及其文化价值也促进了社会经济基础的稳固。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现代文学与现代经济同样维持着相互依赖与促进的关系，并共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经济;市场经济
引言
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与社会结构及人们物质生活与文化观念的转变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关乎了人们以何种方式去表达自身情趣、意志以及社会生活状态，而文学创作恰恰满足了这种表达需求。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现代文学表现出艰难转身的状态，逐步走出古典形态，重新思考文学的文化价值及其特殊的商品价值，成为与新型经济形态密切联系的新的文学。
一、现代市场经济影响着现代文学走向
(一)古典形态向新文学的转型
自19世纪中期，传统封闭的农业、手工业经济向半封建、半殖民经济形态转型，经历了种种坎坷与复杂的时代变化发展为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家们的生活理念，价值观念及文化意识也在不断地转变，不断与时俱进，建立了新的文化立场审视经济结构变化中的人和事，他们不再以物质财富为主要话题，并将经济基础为依托来评价与剖析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独立性，经济生活成为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学逐步走出古典形态。现代文学在剖析过去落后经济关系对生命的压制与蔑视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肯定，在文学内容中寄托了经济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与价值立场，使现代文学和现代经济相互依赖，共同发展。
(二)现代文學的商品价值转变
现代文学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要搞清楚其特殊的商品价值。现代文学应当面对现代市场经济，并促进市场经济保持物质和精神的平衡。文化价值需通过商品价值实现，现代文学研究的观念、课题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然而商品价值与文化价值并不是等同的，适应也并非是迎合或者媚俗。从事现代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应避免市场经济下的自我贬值与丧失。关于这一点，鲁迅、郭沫若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及其在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文化价值是值得我们考究的。鲁迅文学被认为是关于经济基础与人的精神关系的文学，鲁迅创作的独特性在于他能够将物质基础看成是性格生成的核心原因，从物质基础角度着手去剖析社会问题，关心社会经济形态变化及其对人们的影响。如《阿Q正传》通过阿Q这一人物形象既反映出农村社会图景下，剥削与被剥削的经济关系，同时也暗示了物质文明发展与这种社会经济状态之间的密切联系。而郭沫若也可谓是那时表达都市世界忧郁而浪漫情感的典型人物，他的《女神》充分体现了诗人对于现代都市经济形态的深刻理解。
(三)面临现代经济转型带来的挑战
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与运行过程中，现代文学从中汲取了新的活力，在市场经济浪潮下自由竞争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内容较为低俗，在某种程度上腐蚀了作者与读者的价值理念，而文化事业管理部门的疏忽也会冷落到现代优秀文学作品。这些都妨碍了现代文化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也使现代文学创作与研究者们感到困惑，而这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域下的知识价值困惑的一种折射。本文认为，现代文学已经走出了原来的显学时代。曾经，作家们普遍认为现代文学存在丰富的选题和叙述内容，而随着经济形态的变化，作家们开始意识到选题难的问题，也很难以新鲜的视角进行创作。如今，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现代文学研究的现实功利性明显被淡化，回归到研究其本身的条件逐渐成熟。
(四)迫使现代文学研究走出点式思维
为了适应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发展的分化与综合趋势，我们认为现代文学研究必然要走出过去的点式研究思维，实现在全新研究格局中的全方位突破，在继承中实现超越。具体来讲，一是能够以一种客观姿态展现出高屋建瓴的综合态势，深刻剖析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并根据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思潮等挖掘其内在规律，不再选择传统的孤立分述手段。二是从纵向与横向的不同视角考究作家作品的共同特色与独立个性，突出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三是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拉近其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距离，以市场经济衡量现代文学的自我价值。
二、现代文学是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上层建筑
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要取得长远发展，强固其发展态势，必然离不开现代文学这一上层建筑的引导与支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虽然不甚宽广，但其表现的内容却十分深刻而真实，因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化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应果教授认为，未来中国的价值观念体系，应包括儒家的人文哲学、民主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及宗教中有价值的思想四方面。本文认为，汪教授所言的这四个方面不仅满足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与传承要求，也吸收了历史发展的精华，同时也可以被海内外中国人所接受，能为我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更好地迎接各种挑战奠定文化基础。而现代文学形象地展示了这四方面思想的诞生与发展进程，对于推动现代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一)现代文学适应现代经济并为之服务
从1992年我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以后，现代文学亦如其他文学学科一样迎来了新的机遇，也陷入了困境。本文认为，现代文学要摆脱其发展困境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适应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并为之服务。有些人会认为现代经济直接作用于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则应直接服务于现代经济。而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合理的，整体来讲，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确实应适应并服务于现代经济，但具体到相应的部分，这种适应和服务亦可是间接的。现代文学发展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就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并做了间接的服务。
经济体制改革了，现代文学发展也必然要做出相应的改革，并从树立市场意识开始。具体来讲，本文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要增强与市场经济有关的现代文学研究内容，如中国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现代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关系;旧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合理因素与反人民因素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现代文学对旧中国市场经济的多侧面、多角度的反映，如现代文学中的《呐喊》《彷徨》《骆驼祥子》等名著对旧中国市场经济的曲折反映等等，以史为鉴，在对比中突出現代文学中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关的成分。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现代文学研究，还应在顺应经济大潮的基础上，坚持文艺自身规律，脱去其与生俱来的附庸衣衫，迈上健全的轨道，发挥其在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也为其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奠定基础。这意味着，现代文学应随现代经济的发展而做出调整。一是要与现实生活更加接近，并适应现代读者情趣与审美需求，丰富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相关内容，增强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二是与国家大政方针接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现代文学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文化价值，同时与时俱进地选用先进的、科学的方法手段，加强与世界现代文学之间的宏观联系。
(二)现代文学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精神文化支撑
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历程，在世界历史范畴内虽然并非是最复杂的，但相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而言也算是最斑斓的。在现代经济环境下，现代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也出现了新的价值转换，并借以文字表达出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使之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精神文化支撑。
经济生活形态的发展变化与主体意识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化不断改变着作家的经济生活与思考方式，并表现出不同于古典作家的心态、情感倾向与价值立场，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表现的情感方面，还是其反映出的深刻的思想价值观念上，他们都逐渐将经济基础视为考察人物在社会生活中是否自由独立的重要维度，将描写新的经济生活与探寻现代文化价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生活成为现代文学书写的重要内容。可以说，现代文学是现代经济生存方式所制约的经济因素下的一种新的文学，并顺应且反作用于现代经济。
结语
总之，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文学之间相互依赖，现代市场经济影响着现代文学走向，既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现代文学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迫使现代文学研究在全新研究格局中实现全方位突破。而现代文学作为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上层建筑，它在适应现代经济的同时，也为现代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文化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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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 鹤]
作者：乔金果
第三篇：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探析
摘 要：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文化的现代性变迁，现代文学在现代和传统、本土和外国相互影响下产生和发展。有很多人是不明白现代文学是如何进入古代文学资源中，现代文学语境又是基于何种环境下产生的?现代文学语境和古代文学资源两者之间呈现的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等一系列问题都引人深思。本文以分析中国现代文学语境面临的态势为切入点，深入探析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并从多个角度、不同层次探析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以此为广大研究者提供简单理论支撑。
关键词：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关系
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文学的消费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纯粹从文学角度出发，市场因素成为制约我国古代文学资源传承的重要因素，为了充分适应文化市场需要，有部分作家、学者创作观念都受到商业意志的支配，这是当前我国现代文学语境面临且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也成为了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中国现代文学语境面临的态势
語境顾名思义语言环境，当然也包括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再有，时间、空间、对象等都是语境因素的重要表现。笔者所要探讨的现代文学“语境”是站在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高度进行论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西方人通过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炸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国门，基于此，当时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才浅显意识到中国落后，觉察到了西方的先进，因而社会各阶层开始尝试改变。文学界便是其中之一，他们奋不顾身投入到“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中，古代文化和文学被他们放置一旁，无疑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而发展留下了隐患。例如：早在1917年文学革命刚拉开序幕时产生的乡土小说，之后是伤痕文学，九叶诗派到21世纪的穿越小说、武侠小说，从表面上来看，现代文学发展态势良好，但是深入分析后发现，现代文学繁荣发展的背后是虚无，现代文学受西方文化影响已然丧失了中国文学的精髓，历史和民族意蕴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换一种方式来说，新形势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已经遭遇发展瓶颈。
2.文学“断裂层”
纵观现代文学史发展历程，时至今日一直未出现能与《红楼梦》比肩的文学著作或是一首能与唐诗相抗衡的诗歌，现代文学语境更多的是面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尴尬，面对世界经典文学的无奈。众所周知，文学可谓是一门感性科学，更是现代性的真实写照，通过“文学”能够感悟和知悉世间百态，例如：《武则天》、《康熙王朝》等，通过这些作品不仅能够了解当时社会发展状况，还能知悉当时文学所面临的处境，也就是说时代不同，文学所面临的意境也就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在唐代能够产生唐诗，而在现代只能产生玄幻小说、穿越小说，稍微出色的文学著作也要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一味的“向前看”追求超越，反而致使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出现了“断裂层”，两者之间并没有充分衔接起来，不利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1.古代文学资源丰富
先秦诸子的《诗经》、《庄子》;两汉的《汉赋》、《史记》;民清时期的四大名著，还有民歌、诗歌等。从中不难看出古代文学资源丰富，当然本文特指的“古代文学资源”并非文本资料本身，可以通过相关记载反映出某些存在或者潜在的内容，例如：某个朝代的政治思想、哪个朝代文人创作风格等。由此可见，祖先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古代文学资源，是通过古代文学资源所引发的思考。
2.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就我国古代文学资源传承现状来看，形势不容乐观。不可否认在传承过程中或多或少会遇见困难挫折，这都需要我们去克服和解决。例如：要具有良好心态，其传承有一个清晰认知，新形势下人们言论相对自由，受自己内心求知欲驱使去研究文学发展史或者是研究历史演变过程，这种做法不能说是错误或者不合理。我们所认定的合理并非是“历史真实”，所需要的无非就是现代人所追求的真实，当然也不应该一味的尊崇，在发掘历史本真面目的同时，传承其优秀文化，摒弃腐朽落后文化，这就需要相关研究人员研究古代文学资源时始终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从多个角度、不同层次去接受和传承古代文学资源，以防理论过于主观和片面化，要客观的做出评价，这样的“资源”才更具参考价值。
三、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要想获得更深层次发展，就必须以自己的“根”为基础，显然古代文学就是现代文学的根。虽然现代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向抛弃古代文学，证明自己能够实现现代性，但是结果表明这一试想是不成立的。在上述中提及到发展现代文学离不开古代资源的支持，研究古代资源需要众多现代已有研究成果为理论支撑，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例如：如果没有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之后“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或许不会产生，现代小说诗歌都是充分借鉴古代诗歌、散文。基于此，新形势下需要我们对历史资源和现代文学发展前景进行深思，试图将这两者分开的或者远离古代文学资源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去靠近、去深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探索到更核心内容，为现代文学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也有助于古代文学资源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结语：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知晓，新形势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面临着特殊的语境，要想获得更深层次发展，就必须注入新鲜活力。我们古代文学资源极其丰富，其中蕴含的“能量”更是无限的，这就需要人们不断去发现，给予它全新的释义，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处理好现代文学语境和古代文学资源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充分利用对方优势，相辅相成，共同实现中国文学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曼君.关于中国新文学源流的思考——对古今文学“对话”的一种现代传统观范式的考察[J].河北学刊.2013(05)
[2]刘为钦.“文学是人学”命题之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14 (01)
[3]黄曼君.一种动态和谐的生态审美存在——五四精神光照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诗性构想[J].河北学刊.2014(03)
作者简介：
孙蔚，1993年11月，女，汉族，籍贯：山西省太原市，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作者单位：山西大学。
作者：孙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