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全球金融体系脆弱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影子银行成为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我国的影子银行业务仍以银行为核心，影子银行一定程度上就是银行的影子。影子银行加重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前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应重点加强风险分析和防范。本文以金融抑制和金融脆弱性理论为视角，对区域影子银行的现状、发展动因和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全球金融体系脆弱论文 篇1：
金融危机前后我国上市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比较
[摘要] 2008年起，以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为导火索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揭示出当前金融业存在的众多问题，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也再次成为各国政策决策者关注的焦点。本文拟选择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商业银行为样本，对13家上市银行从2009年至2013年的交易数据构建单指数模型，从而分析出金融危机前后各家上市银行系统性风险变化状况，并通过GARCH（1，1）模型证明金融危机后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有所增加这一结论。
[关键词] 金融危机；上市银行；系统性风险； GARCH（1，1）模型
[DOI] 10.13939/j.cnki.zgsc.2015.08.011
1 引 言
2008年起，以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为导火索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揭示出当前金融业存在众多的问题，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也再次成为各国政策决策者关注的焦点。美国、英国、欧盟纷纷出台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巴塞尔委员会也对新资本协议进行了修改，总体趋势是将宏观审慎监管和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结合起来，银行内部约束与外部监管结合起来，共同全面防范由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产品等金融创新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虽然我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遭受的损失程度较轻，但是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银行业必然将面临着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因而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研究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测度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这将为我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预防与防范提供基础。
关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形成机制，理论界尚存争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金融体系脆弱性理论、金融危机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理论、风险溢出与传染理论。
1.1 金融体系脆弱性理论
金融体系脆弱性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海曼·明斯基。他认为：金融机构的内在特性将使得他们经历周期性的危机和破产，从而会导致宏观经济的衰退和萧条[1]。
从银行危机的经济周期角度来看，银行的经营状况会随经济周期变化而变化，即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外部冲击或政策错误而造成的，而是由经济和银行系统的周期性内生的。在经济波动中，由于投资高潮和低谷的交替出现，银行正常的信贷资金流动必然受阻，故当实际部门正常的资金循环被打断后，就会发生违约和破产事件，而实际部门资金循环的紊乱最终要影响到金融体系，即实际部门的倒闭破产困境将不可避免地扩展到整个银行系统。
从金融市场有限理性的角度来看，银行系统性风险或危机的爆发是由于金融市场的非理性行为造成的。金德尔伯格认为，大部分金融市场在大部分时间内是理性的，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世界或多或少地像“经济人”那样行事，但金融市场偶尔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2]。
1.2 金融危机理论 [3]
金融危机理论是由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提出的。该理论注重于对金融体系内部的研究。弗里德曼认为：一些突发事件可能使公众对银行将存款兑换为通货的能力丧失信心，银行业的高负债特性易引起银行业的恐慌。施瓦茨运用这一理论进一步区分了所谓“真实金融危机”和“虚假金融危机”。他认为：只要公众相信货币当局会提供他们需要的通货，银行业恐慌就可以避免。1866 年的金融危机以后，由于英格兰银行正式承担了最后贷款人的责任，英国没有发生过真实的金融危机。而“虚假金融危机”主要是指社会经济中特定部门财富的减少，不足以导致挤兑和银行业恐慌。施瓦茨认为，中央银行对“虚假金融危机”不必采取拯救行动，如拯救只会造成资源浪费。
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经济学派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单个储户的理性行为是趁着银行还有支付能力时抢先提款，因此在现实生活中银行挤兑具有爆发性发生的可能性，而银行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在市场信心崩溃时就可能产生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同样，存款人、银行经营者、借款人、银行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将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使银行不能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
1.4 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理论[4]
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理论认为：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由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金融投机行为导致的资本市场波动使金融资产的风险全面上升，而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又使金融资产风险的传染性具有了便捷的通道。因此，当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风险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将使某个国家或地区的银行体系或整个金融体系产生普遍的不良预期，从而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在风险的交叉传染下，一国乃至数国的银行体系都会受到十分巨大的影响，进而产生系统性危机。
2 系统性风险的模型设定
2.1 单指数模型[5]
3 实证分析
3.1 样本选取
本文以在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13家上市商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南京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作为研究对象。
3.2 样本期间
系统性风险的实证研究的时间跨度一般以3—5年为宜。考虑到不同银行上市时间差异以及横向可比性，故将样本期间定为2009年9月28日至2013年12月30日。
3.3 数据来源
由于样本期间较长，若采用日收盘价则会导致数据过多，故选取各个上市银行每周收盘价作为原始采集数据。本文在研究中使用了五方面的数据：经过复权处理的各上市银行周收盘价、上证A股指数的周收盘价、沪市金融板块指数的周收盘价、深圳成分股指数的周收盘价以及深市金融板块指数的周收盘价。本文所用的经过复权处理的各样本银行的周收盘、大盘周收盘价、金融指数的周收盘价均来源于钱龙证券分析系统。
3.4 统计分析过程
3.4.1 单指数模型分析
（3）系统性风险的测算。运用EViews6.0软件将上述数据代入后，可得到回归结果，从而计算得到系统性风险系数。以民生银行2013年数据为例，得到结果见表1和表2。
经过比较回归结果后发现：无论沪市、深市，以金融板块指数的周收益率作为市场收益率得到的回归结果在拟合度、参数显著性水平等方面均优于上证A股指数和深圳成分股指数的周收益率作为市场收益率的结果。经整理后，13家上市公司从2009年至2013年系统性风险系数及t检验结果见表3。
通过表3可以看到，若以10%作为置信区间，除了2009年个别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系数值未能通过t检验，其他均通过，这可能与2009年样本量过少有关。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13家上市银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除了个别年份的反弹，系统性风险系数随时间大致呈下降趋势。这一类包括了：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第二类：除了个别年份跌落，系统性风险系数随时间大致呈上升趋势。这一类包括：华夏银行、南京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第三类：虽然系统性风险系数升升降降，但是基本上处于某一区间。这一类上市银行包括：浦发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在1.0～1.2）、民生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在0.8～0.9）、招商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在0.95～1.1）、交通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在0.8～1.0）。
经仔细分析可以发现：第一类银行都是资产规模较大的上市银行，他们的系统性风险随着金融危机的推移逐步下降，且系统性风险系数都小于1，说明这5家上市银行属于防守型公司，其收益率的变化小于市场组合收益率的变化，大盘上升时其收益有限，大盘下跌时，其抗跌性较强；第二类银行相对于第一类银行而言，资产规模较小，系统性风险随着金融危机的来临而逐步上升，且这一类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系数大多大于1，说明这4家银行属于进取型公司，其收益率的变化大于市场组合收益率的变化，大盘上升时获利较大，大盘下跌时损失也较大；第三类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系数较为稳定且都在1之间徘徊，说明这四家银行其系统性风险与市场组合的系统性风险相同。
从时间上来分析发现：从2009年到2013年，13家上市银行中有6家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上升，7家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下降；从2010年到2011年，13家上市银行中有8家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上升，5家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下降；从2011年到2012年，13家上市银行中有7家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上升，6家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下降；从2012年到2013年，13家上市银行中有6家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上升，7家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下降。这似乎无法体现金融危机对于我国上市银行的影响。但是，若是以系统性风险系数大于1作为高系统风险的标志，则可以发现：2009年只有2家银行系统性风险系数大于1，而2010年有4家，2011年有3家，2012年有6家，2013年有5家，都较金融危机之前有所上升。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下面将引入GARCH（1，1）模型来说明在金融危机后，我国上市银行股票收益率具有波动集聚效应。
3.4.2 GARCH（1， 1）模型分析
将数据导入EViews6.0后，生成一组收益率序列，通过观察收益率序列的图形，可知，存在波动集聚效应。以深市金融板块指数为例，如图1。
再通过相关性检验和相应回归，可以确定深市金融板块指数收益率序列的均值模型为：r=0.135625r（-8）+ε。经过ARCH效应检验，由F统计量和LM统计量大小可知，模型已不存在ARCH 效应。然后通过EViews软件，构建GARCH（1，1）模型，得到以下结果见表4。
再对模型的残差进行ARCH效应检验，得到结果见表5。
由上述结果可知：残差不存在ARCH效应。
故由深市金融板块指数收益率序列构建的GARCH（1，1）模型的均值方程为：r=0.135625r（-8）+ε；条件方差方程为：0.000114+0.276339* RESID（-1）^2 +0.601050*GARCH（-1），且残差不再存在ARCH效应。
再对其他数据进行上述步骤，可以发现13家上市银行的收益率序列都存在着波动集聚效应。
4 结论
第一，金融危机后，各家上市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并不是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的。部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在金融危机后逐步上升，而部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在金融危机后逐步下降，还有一部分则是较为平稳地在某一区间波动。
第二，资产规模较大的上市银行在金融危机后所受到的系统性风险相比于资产规模较小的上市银行来说要小。这可能是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有雄厚的资本可以抵御风险。
第三，从总体来说，金融危机后我国上市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还是增加了。通过GARCH（1，1）模型也可以证明2010年和2012年上市银行的收益率波动幅度明显增大。这说明金融危机对于上市银行的收益率还是有明显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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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亮，就职于上海美特幕墙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作者：高亮
全球金融体系脆弱论文 篇2：
影子银行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研究
摘要：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影子银行成为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我国的影子银行业务仍以银行为核心，影子银行一定程度上就是银行的影子。影子银行加重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前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应重点加强风险分析和防范。本文以金融抑制和金融脆弱性理论为视角，对区域影子银行的现状、发展动因和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影子银行；金融体系脆弱性；风险监管；对策
1.银子银行和影子银行体系的界定
影子银行（Shadow Bank）是经营没有央行流动性支持和公共部门信贷担保的期限转换、信贷转换及流动性转换的金融中介机构。国内界定为行使商业银行功能，但却基本不受监管或仅受较少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比如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特殊目的实体公司（SPV）等。所有影子银行沿着一条长而复杂的证券化链条相互关联，形成彼此之间具有信用和派生关系的影子银行体系。
影子银行体系这一概念最早2007年提出，又称“平行银行体系”或“准银行体系”。狭义的概念界定，通常指游离于传统银行体系之外，从事类似于传统银行业务的非银行机构系统从广义层面界定，影子银行体系的内涵大大扩展，涵盖了涉及各种类似或替代传统银行业务的不受审慎监管的非银行机构业务部门、银行机构内部的影子银行部门、各类创新金融工具和业务，以及交易赖以进行的场外市场等。
2.用金融体系脆弱性指标研究影子银行
2.1模型的选择
本文旨在研究影子银行对金融系统稳定的冲击性研究两者的相互影响。在关于多变量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的分析中，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得到了普遍应用做出的结果对实际经济行为解释也较为合理。鉴于此本文采用VAR模型。
2.2变量选取及介绍
（1）关于影子银行规模。由于影子银行的数据难以获得从影子银行各项货款的占比来看，委托货款和信托货款占影子银行货款总规模的50%左右其他各种类型影子银行货款规模较小委托货款和信托货款的变化趋势能够代表影子银行的发展趋势。因此本文采用这两部分的同比增长率作为影子银行的观测数据记为X。
（2）金融脆弱性的衡量最早由IMF在它的国家发展报告中提出来的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选择反映金融脆弱性指标，即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年货款增长率和年度外债余额与GDP的比例四个指标。通货膨胀率代表的是宏观脆弱性指标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能增强投资者的信心而投资者的信心对金融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2.3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VAR）
为反映影子银行（委托及信托）与金融稳定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河建立VAR模型，通过单位根ADF检验，发现所有变量均是平稳的，因此俄们可以通过VAR模型来分析上述变量之间的短期互动关系。当期一个标准差的影子银行增长率与金融脆弱性指数对后期的影子银行增长率和金融脆弱性指数的冲击影响。当期金融脆弱性指数受到冲击影响上升后，仅在第五期对金融脆弱性指数造成正面冲击影响，其余各期均为负面影响，在第一期逐步下降，随后第三期冲击影响达到峰值，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逐步减弱，到第六期时影响趋于平稳，这说明金融脆弱性指数对自身的影响是短期的、显著的（第三期达到最大），并且影响比较大。而当期影子银行增长率受到冲击影响后，会对金融脆弱性指数产生一个正面影响，但在第三期后逐步回稳，从第四期后影响逐渐变小，并趋于稳定，这表明影子银行对金融脆弱性指数的冲击具有滞后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子银行增长率对金融稳定指数的影响趋于0。
本章利用VAR模型，对影子银行与金融系统脆弱性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对金融系统稳定性有明显负面影响沮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
3.影子银行加重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3.1影子银行业务加重了银行体系的信用风险
影子银行业务使得银企双方的简单信贷交易转化为跨市场、跨地域、多方参与的复杂金融交易。原本单家银行和单户企业间的信贷业务演变为资金业务后，产品设计变得复杂，账务处理、统计归类、拨备计提、资本占用亦无统一的标准，增加了银行自身及监管部门对其信用风险的识别和判断难度。以典型的银信合作为例，表面看，项目风险表现为信托资金计划风险，但实际操作中银行会为信托计划提供隐性担保。银行与信托、券商事实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风险仍集中在委托方，对交易提供融资保函或抽屉协议的银行在牵涉其中。对此类业务，尽管银行资本占用减少，拨备计提减少，但仍承担着到期收回资金等实质性责任，风险并未得以根本转嫁。而且，整个业务链条中的任何一家金融机构出现变故都可能导致风险暴露。此外，与传统信贷业务相比，企业通过影子银行融资的成本更高，更易出现道德风险，如期还款的可能性降低。而且，此类业务往往以应收债权或股权为标的，抵押担保条件较弱，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次级贷款，信用风险相比更高。
3.2投资者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加重了银信证理财产品兑付风险
理财产品法律关系的本质是委托代理关系，与银行存款有着根本区别。但国内多数投资者未亲身经历过重大风险事件的冲击，认知上存在误区，认为理财产品隐含着金融机构的信用担保，金融机构有“刚性兑付”的义务。随着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理财、信托产品有可能会出现风险，事实上国内已经出现个别信托及理财项目违约的情况，风险苗头已经显现。进一步分析，由于一般客户缺乏法律、金融专业知识，对影子银行复杂的交易结构知之甚少，难以真正识别和判断风险。一旦发生任何意外事件，就有可能会产生强烈的冲动加入挤兑行列，导致集体非理性行为，从而引发金融机构的脆弱性风险。
3.3银行与借款人间的信息不对称加重了高风险领域或企业过度负债的风险
影子银行业务快速发展下，金融杠杆在货币信贷收紧的情况下会继续上升，一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方向的项目仍可从影子银行系统获得融资。据监测，区域影子银行部分资金已流入原本被禁止或限制进入的领域或企业，如房地产项目、政府融资平台。由于影子银行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加上目前委托贷款、信托计划等影子银行融资的业务信息还未全部纳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金融机构难以全面掌握这些行业或企业的总体负债状况，可能在其负债率已经超标的情况下，继续通过影子银行系统提供融资，进而导致高风险领域或企业出现过度负债，信用风险不断累积。
4.结束语
应客观看待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正确认识影子银行的正反两方面作用。影子银行宜“疏”不宜“堵”。不应否认，影子银行发展有积极的一面。一是满足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部分资金需求，避免了部分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二是弥补了分业监管所导致的金融市场分割和扭曲，推动不同金融机构和市场之间的竞争与融合，提高了金融体系效率。三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
影子银行连通了官方管制利率市场和自由利率市场，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四是推动金融创新。各类理财、信托产品丰富了客户投、融资选择的范围，有效弥补了传统金融产品难以服务的客户群体或需求类型。
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下，发挥影子银行积极作用的同时，应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影子银行风险防范上，防止影子银行继续加重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作者单位：上海海事大学经管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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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边晶
全球金融体系脆弱论文 篇3：
中等收入陷阱假说
“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
在经济学理论上,我们可以将增长的陷阱分为三类: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又称为“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现在处于低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包括老挝、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没有自然资源、没有地域优势(不靠海)、也没有FDI(国际直接投资)。现在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是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有FDI,有地域优势(靠海),但是这些因素不足以让它们达到高收入。处于高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有文莱,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有自然资源的优势。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打破这三类陷阱的关键在于摆脱过分依赖外在因素,经济增长需要内生化。
根据历史统计数据,一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吸引外资阶段。这一阶段是积极的吸引外资,但是处于利用外资的初级阶段,制造业处于外商的绝对控制下。现在的越南就处于这一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工业聚集阶段。这一阶段制造业虽然也处在外资的控制下,但是出现了支柱性的产业。现在的泰国、马来西亚处于这一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技术吸收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已经掌握了管理能力和一定的技术,可以独立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现在的韩国、中国台湾处于这一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创造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可以实行全面创新,产品设计,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现在的日本、美国、欧盟就处于这一阶段。
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过度如果不成功,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就是典型,其原因在于没有将国外的技术、管理消化,其工业化过多的基于外部因素,而不是基于内在的价值创造。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可以使得它们达到中等收入,但是更高收入的取得则需要它们采取主动的政策,使私人的创造力得到激发。如果增长仅仅是由于外部因素(地域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开发援助(ODA))导致的,那么陷阱迟早会出现。
并不是所有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迄今为止,国际上公认的成功突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国家或地区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拉美各经济体(典型的如巴西)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东亚、东南亚以及东盟国家和地区(典型的如马来西亚)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东和俄罗斯等资源立国型国家也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几个基本特征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理论中有关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文献很多,而对于一个国家如何突破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向高中等收入阶段乃至高收入阶段跨越的系统理论却很少。从既有的文献中,我们发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亚国家表现的较为突出。
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一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就连上世纪的日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劳动力转移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拖累经济发展。
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的行政垄断,而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将失去活力,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中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作者：高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