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下, 中国的现代语言学经过自20世纪初期以来几代学者的努力, 除了训诂学外, 音韵学和文字学都已成功实现现代化,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中国的现代语言学整体上还处于一个草创阶段, 始终没有摆脱“引进-消化-中国化”的“三步走”局面, 至今尚未形成真正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体系 (杨牧之2014:573) , 有着诸多问题亟待解决。然而, 中国的现代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虽受影响于西方的现代语言学, 但中国语言研究的肇始并不晚于西方, 至少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关于探讨语言文字的记录, 并在古代逐渐形成了一套以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为鲜明特色的语言研究体系, 是语言学的重要发源地 (岑麒祥2011;何九盈2013;李炳官2013;濮之珍2017) 。何九盈 (2013:32) 认为世界上语言学的发源地虽有印度、希腊罗马、中国三个, 但由于西方语言多属于印欧语系, 实际上古典语言学只有汉语和印欧语两大传统, 并且这两个语言研究的发生“都跟哲学、逻辑学有关, 都始于‘名’‘实’关系的溯源”。鉴于此, 从哲学研究的视角来审视当下中国语言研究的困境, 无疑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二、中国语言学的现实困境
我国高校专业在文学学科门类下, 并没有单独设置一个语言学学科, 而是分别设置了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 这就客观上造成了中文语言研究和外语语言研究的割裂。外语专业的学生, 耗费巨大精力在外语技能的培养上, 能够熟练应用外语阅读与写作, 却对自己的母语不甚了解, 甚至不能顺利阅读古代汉语文献。中文专业的学生, 外语能力大多欠缺, 即使个别学生外语能力非常优秀, 也仅限于阅读外文文献, 把外语当作一种工具, 很少会把外语像汉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那样当作研究对象。
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 从20世纪初期开始就深受西方近代语言学 (尤其是普通语言学) 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又受到苏联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 随着中国打开国门, 各种国外语言学理论, 纷沓而至, 令人眼花缭乱。引进并将这些理论应用到汉语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 一时成为中国语言研究的主流, 虽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这些研究始终囿于“引进-消化-中国化”的三步走套路, 缺乏本土创新的基础理论。
三、中国语言学的哲学途径
(一) 哲学的学科特质有助于打破语言学分支学科之间的壁垒
关于哲学的定义众说纷纭, 其中张岱年先生在《天人五论》中给出了一个比较中肯的定义:“哲学之研究, 实以探索最根本的问题为能事。不论何派哲学家, 其主要工作, 或在研究宇宙之根本原理 (或世界事物之源流) , 或在探讨人类生活之根本准则 (或改造社会的道路) , 或在考察人类认识之根本规律 (或科学知识之基础) 。总而言之, 凡关于自然世界、人类生活或人类认识之根本问题之研究, 统谓之哲学” (张岱年2017:5) 。换句话说, 当下详尽划分的各种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哲学, 至少可以肯定其根本来源就是哲学, 因为这些学科从本质上就体现出了“探寻问题根本”的这种哲学基本特质, 其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也是归纳、演绎、辨证的哲学方法论。鉴于这一点, 虽然当下我国在语言学的学科设置上还很难做出改变, 但语言研究者在学习和研究时首先要在思想上解放自己, 淡化学科意识, 从哲学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语言研究, 理清自己的研究问题所涉及的方方面面, 跳出自己学科身份对该问题的限制, 全方面去探寻该研究问题的根本, 才能更透彻地认识和解决该研究问题。
(二) 蓬勃发展的语言哲学给中国语言研究带来了新视角和新机遇
纵观哲学史, 无论是西方哲学, 还是中国传统哲学, 哲学从一开就未缺席对语言这个命题的探讨。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系统探讨了名词、动词、肯定、否定、命题等语言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先秦哲学家荀子的《正名篇》则是语言与社会关系的哲学思考。到了近代, 西方社会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涌现, 无神论广泛流传, 自然科学迅猛发展, 心理学演进成实证的实现心理学, 使得哲学丢失了上帝、物质、精神这三大研究主题, 不得不经历一场语言学转向, 回归到起点, 思考语言本身, 形成了语言哲学, 成功度过危机, 并得到蓬勃发展。
西方语言哲学的诞生, 也促使了西方近代语言学的发展。钱冠连 (2009:8-11) 把语言哲学与语言学的关系比作营养钵与营养钵中小苗、摇篮与摇篮中婴儿的关系, 认为语言哲学“无意中或实际上已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营养, 酝酿、发育和激励了语义学、语用学、句法、翻译论、修辞、外语教学及二语习得等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语言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并没有晚于西方太久, 1920年语言哲学的奠基人之一罗素访华, 就已经揭开了西方语言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序幕。遗憾的是, 由于当时中国语言研究的现代化才刚刚起步, 语言哲学在中国语言学界并没有产生其在西方语言学界那样大的影响, 而是仅仅引起了中国哲学界的注意, 并被洪谦、金岳霖、张岱年等哲学家在中国进一步发展。语言哲学在中国哲学界和语言学界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80年代, 许国璋、王寅、钱冠连尝试从语言哲学的视角研究语言, 语言哲学才逐渐进入了中国语言学家的视线, 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语言研究者的关注, 2008年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成立, 至此语言哲学视角下的语言学研究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语言哲学关于语言、世界、心灵等之间关系的思考, 是创建中国普通语言学理论流派的关键。乔姆斯基曾师从语言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 也曾在语言哲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大师蒯因的指导下学习哲学, 而他对自然、语言、心智的思考就是其创建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基础, 要学习转换生成语言学就首先要理解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人脑中的先天机制这一观点。莱柯夫和约翰逊更是基于对西方客观主义哲学传统的反思, 创立体验哲学, 认为心智从根本上体验性的, 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认知语言学。因此, 中国要创建自己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流派, 就要从思考语言、世界、心灵等之间关系开始。
语言哲学中的指称理论、意义理论、真理论、意义含混性等理论, 给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弗雷格、罗素、维根斯坦、卡尔纳普、蒯因等关于“意义”许多讨论已是现代语义学的重要内容, 奥斯丁、赛尔、斯特劳森、格莱斯等有关“意义的语用观”的论述则促使了语用学的诞生。紧跟语言哲学的最新发展, 并以其视角思考自己的语言研究, 无疑会发现许多新的机遇。
(三) 中国的传统哲学是中国语言研究尚待发掘的丰富宝藏
正如上文所述, 中国是语言学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墨家、道家就对语言、现实、思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例如, 王力 (2006:4) 在荀子的《正名篇》中发掘出荀子关于语言的社会性、民族性、稳固和发展性三个语言学原理;钱钟书 (1979:1177) 在《墨经》中考证出墨子的“言”、“举”、“实”的关系辨证, 与现代语言学所言的“语义三角”一致, 是世界上最早关于语言、思维、现实“三角”辨证关系的论述;苏章海 (2015) 把老庄的“无名论”可解读为“思维反映现实但又并不总是正确地反映现实, 语言表达思维和现实但又不总是能够正确地表达思维和现实。”由此可见, 中国先贤们关于语言的这些哲学思考并不落后于西方, 甚至有些观点还在近代的西方语言哲学中反复出现, 因此整理中国传统哲学有关语言的论述, 系统总结其思想, 理清其发展脉络, 无疑是建立中国本土现代语言学体系的一条有效途径。
四、结语
当下中国语言学研究面临着分支学科关系割裂、基础理论缺乏创新等困境, 从哲学的视角来从事语言研究, 无疑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但当下, 中国的语言研究者大都是中文专业和外文专业出身, 缺乏中国传统哲学或西方语言哲学的背景知识, 从而选取的哲学视角不够深刻, 以至于得出的结论相对肤浅。另外, 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 中国研究者往往缺乏理论自信, 在借鉴理论时, 无法做到合理扬弃, 常忽视中国国情, 生搬乱套, 这种现象在一些运用西方语言哲学理论方法的汉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也时有发生。中国语言学的哲学途径若能避开上述问题, 一定能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现代语言学之路。
摘要：本文审视了中西语言学的发端与哲学的关系, 梳理了中国语言学的现实困境, 发现中国语言学各分支学科间关系割裂, 基础理论缺乏本土创新, 认为从哲学的视角开展语言研究, 是中国语言学走出困境的一条捷径: (1) 哲学的“探寻问题根本”的基本特质有助于淡化学科意识, 打破学科间的壁垒; (2) 蓬勃发展的语言哲学给中国语言研究带来了新视角和新机遇; (3) 中国的传统哲学是中国语言研究尚待发掘的丰富宝藏。最后本文指出当下中国语言研究者的哲学专业背景知识欠缺, 哲学理论借鉴时经常无法做到合理扬弃, 呼吁中国的语言研究者克服上述不足, 从哲学的视角进行语言研究, 开创特色鲜明的中国语言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中国语言学,哲学,语言哲学,传统哲学,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2] 邓文彬.中国语言学[M].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3]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4] 邵敬敏, 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M].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5] 李炳官等.中国语言学史[M].成都:巴蜀书社, 2014.
[6] 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7] 杨牧之.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语言学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4
[8] 钱冠连.西语哲在外语界的传播与未来的发展[J].外语学刊, 2008 (2) :1-16.
[9] 钱冠连.西方语言哲学是语言研究的营养钵[J].外语学刊, 2009 (4) :8-11
[10] 钱钟书, 管锥编.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79.
[11] 苏章海.先秦时期中国语言哲学遗产论要[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J].2015 (6) :90-96.
[12]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天人五论 (增订版) [M].北京:中华书局,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