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暑期国际化高等教育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西方高等教育国际化按其地域和发展特征至少可以分为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三种模式,其中以美国模式为当今世界的主导模式。西方模式用全球化、市场化、跨国合作、语言霸权、教育及科研资源等挤压了其它国家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为其它国家向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提供了机会。
暑期国际化高等教育论文 篇1：
浅析知识经济和全球化视野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目标及其对策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国际间的教育、文化交流日益密切，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目前欧洲每年有超过140,000个学生参加海外实习计划，各会员国之间学历证件亦能相互承认通用。日本文部省也于2000年宣布，通过简化外国学生入学申请、签证手续，以及设立外国学生低息贷款、提供奖学金等计划，希望未来10年能加倍留学日本的外国学生人数。2004年4月，美国哈佛大学提出哈佛的学生需要具备更广泛的知识以及国际经验，除了学习外国语文外，更应该有出国留学、研究或工作的经验；哈佛与耶鲁大学对他们的大学生都提供至少一项国际研究或者实习生职务。我国也已意识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在“高等教育的任务”中，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和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这表明国家对高等教育国际化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教授认为，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学校一定要走向国际化，大学校长一定要有国际眼光，教授一定要具有国际的学术视野，学生的来源也一定要国际化。北京大学加强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强强合作”，比如，邀请国际名校校长来访，举办了莫斯科大学日、耶鲁大学日、剑桥大学日、斯坦福大学日等；为了拓展学生海外研修的经历，北京大学——莫斯科大学联合研究生院建成。与耶鲁大学暑期互换学生、与早稻田大学共同培养研究生等，充分显示了一所正在走向世界一流的大学具有的宽阔胸怀和国际视野。
二、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影响
知识经济和全球化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并使得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具有世界性、研究性、开放性、宽容性、综合性、创新性等特征。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的今天，大学影响着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成败。全球化的发展也带给大学一项服务社会的新任务。环境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大学的运作方式，改变了人们对大学的看法。在军事竞争让位于经济竞争之后，政府仍然需要大学发挥重要作用。例如，英国政府对大学提出两个基本的要求：发挥引擎作用，推动“知识经济”；输送高技能的劳动力，让50％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大学环境的变化表现出五大趋势：第一，高等教育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大学学生人数每年平均增长4％，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高等教育市场需求增长会给学校发展带来影响。第二，高等教育竞争性增强。部分原因是新院校在逐渐增多，学生和教师的流动性在逐渐增强，这也是竞争更加激烈的一个原因。这种现象表明，学术研究者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合作的趋势更明显了。第三，高等教育多样性的发展。尽管全球化影响着高等教育，但这并不意味全世界的大学变得越来越趋同。高等教育市场需求的整体增长为各个学院在不同层面上的专业化、差别化提供了空间。第四，多元化集资渠道。大学直接从政府得到的资金在递减．但大学其他的收入渠道增多了。筹资来源多样性逐渐增强，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资助多样化意味着要考虑更多不同的利益集团。第五，大学处在更广泛的经济背景下，人们普遍认为大学是地方经济的重要贡献者，社会对大学抱有极高期望。因此．如今大学必须在一个透明度更高的环境中工作。这五种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大学要在竞争更强、更有活力的环境中运作。
三、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高等教育国际化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机遇有：（1）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断推进，必然带来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强，将有利于我们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办学经验和教学成果，从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水平。（2）高等教育国际化可以大大拓宽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吸引政府、民间和国际投资，而投资渠道多元化也将给高等教育经费的大幅增加提供机遇。（3）高等教育国际化将会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例如，通过国际人才交流，可以使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经验以几乎同步的方式在我国迅速传播，有利于缩小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在教育、科技方而的差距，大大加速我国教育和科技水平的提高。
高等教育国际化给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仅带来机遇，同时也带来挑战，比如教育市场的争夺将进一步加剧，高校教师队伍的争夺与流动将加剧，人才培养模式将受到尖锐挑战，高校之间的优胜劣汰将加剧等等。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出现了人才流失问题，发达国家优越的科研条件和优厚物质待遇的诱惑，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人才大量外流，我国也面临同样的威胁。中国的高等教育要能够从容应对国际性的竞争，还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水平和效率，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上占有自己的位置。
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具体对策
1.树立国际化观念。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必将不断深入。制度的创新需要有新的观念做先导，在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上要积极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意识的宣传和形成，以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观念运作大学里的各方面工作。如果我们没有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眼光,那就只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坐失良机。
2.构建教育国际化的课程体系。要实现教育国际化的培养目标首先要建立教育国际化的市场,必须有科学合理的、与国际接轨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这就要构建教育国际化的课程体系，因为人才的培养是在教学过程中实现的，教育质量的高低也要体现在课程结构和教学上。西方国家较早介入教育国际化，在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上作了较大改革。美国于上世纪70年代就在大学本科教育的课程中开设西方文化、第三世界研究等，还开设大量的国际关系、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等新课程，在其他教材中也增加了许多外国的知识和国际观点。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关键在于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国际化的师资队伍建设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走出去”，就是加强在职教师的培训，特别是思想活跃、英语基础好的年轻教师，通过国际旅行、培训以及交换项目等机会为他们创造国际经历，有计划地选派教师到国外进修、讲学、搞合作课题研究，选派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二是“请进来”，即直接招聘合格的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担任教师，积极邀请国外同行、专家前来讲学，将国外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和手段介绍进来。
4.明确培养目标。我国高校应当把培养适应未来、面向世界的国际化人才放在第一位，让他们不仅熟悉本国的实际，还要对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具备能够应付未来的挑战、参加国际竞争所必需的基本素质、知识结构和应变能力。加强学生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国外大学互派学生。积极创造条件，将学生送到跨国企业、机构实习或者到国外高校留学。
5.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办学。目前许多欧洲国家生源紧缺，而其师资与教学资源却很丰富，这就为我国高校与国外高校联合办学提供了条件。一方面我们可以将国外的教师引进来，另一方面也可以将我国的学生送出去，通常互认学分的方式，使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有机会接受国际师资的教育，有机会走出国门，分享到国际教学资源，同时接受外语的强化训练，为今后的工作奠定良好的语言与专业基础。
6.教学手段国际化。通过网络挖掘丰富的教育资源，使师生的教学研究受益。学校要做好教学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计算机实验室建设，多媒体教室建设，模拟实验室建设等，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穿插运用投影、图片、幻灯等辅助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网络教学，现在全球的学术研究网络被建立起来，彼此的合作关系也进一步深化，跨国性课程、教育机会与跨领域的国际合作研究已是未来高等教育发展一个重要的方向。
7.大力推广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是一种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围绕案例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对其进行讨论分析、探讨推理，提出解决方案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通过让学生参与案例分析，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因此，案例教学是一种促进理论联系实际收效手段，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发现自己在实践应用上的薄弱环节，从而注意加以弥补，又能够巩固所学理论知识，加深对理论的理解。
8.以学生为中心，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授之以鱼不若授之以渔”，教育的功能就是传输知识和培养能力，而且高等教育还应为学生终生学习奠定基础。应该看到，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各类知识层出不穷，我们不可能在学校把学生以后工作生活所需的知识全部传授给他们。因此，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并使其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学习能力是学校的重要任务之一，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在今天比传授知识更重要。
9.科研国际化。加强科研、开发与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推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重视并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开展学术交流，科技合作和共同开发的工作。例如，可以聘请外籍语言教师和专家参与教学和科研实践，中外学者共同申请科研课题合作研究项目等等。
五、结语
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增强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是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当今知识经济和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我们要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借鉴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成功经验，广泛吸收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经验，积极拓展对外交流渠道，不断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法学院、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委政法委）
作者：王静 王金利
暑期国际化高等教育论文 篇2：
西方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模式及其启示
摘 要:西方高等教育国际化按其地域和发展特征至少可以分为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三种模式,其中以美国模式为当今世界的主导模式。西方模式用全球化、市场化、跨国合作、语言霸权、教育及科研资源等挤压了其它国家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为其它国家向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提供了机会。
关键词:西方高等教育;国际化;美国模式;欧洲模式;澳大利亚模式
要了解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脉络,跟上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潮流,就有必要对当今西方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有一个比较透彻的了解和剖析。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和观察可以发现,具有代表性的西方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至少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形式:美国模式、欧洲模式和澳大利亚模式。
一、美国模式
毫无疑问,美国是全球化的推行者和最大受益者。1979年,美国总统下属的外语与国际研究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Foreign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发布了一份题为《智慧的力量》(Strength through Wisdom)的报告,提出“要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和国外机构开展互惠性的学习、研究和教学计划”[1]。由此开始了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局面。此后,美国教育委员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林肯海外学习研究基金计划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the Abraham Lincoln Study Abroad Fellowship Program)等多家机构也纷纷出台报告。在大力宣传和推动下,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始不断加速向海外扩张和发展的步伐,在20年间迅速占据了全球教育市场的霸主地位。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改革的深入和博洛尼亚进程的实施以及澳大利亚、亚洲新兴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世界高等教育市场化竞争白热化,对美国也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以至于近年来美国国内高等教育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
美国的高等教育理念深深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实用主义哲学之中,美国大学的生存和发展自始至终伴随着“市场”和“竞争”。有研究表明,竞争和教育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竞争程度越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也越高,两者呈现正相关。[2]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这是完全合理的。在竞争压力之下,任何政策的考量都围绕着市场进行。在教育市场上也是如此,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始终是第一位的。然而,从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市场机制的弊端在于,竞争在带来更高效率的同时,有时不是增加而是损害了社会效益、公平和公共责任。[3]
在美国,国家计划常常无异于一纸空文。虽然美国有联邦政府下设的教育部(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和林肯委员会(the Lincoln Commission),然而州一级政府机构的计划往往与其并不匹配,甚至可能是南辕北辙。即使是美国的公立大学,由于从联邦及州政府所得到的拨款合计只占办学经费总额的20%左右,政府对其的影响力也只限于拨款的项目部分。所以,美国大学的绝大多数计划都是市场导向的。[4] 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国际化的过程中,美国不仅仅处于中心的位置,而且更具重大意义的是,美国成为了各国纷纷仿效的对象。由此,市场化也就成为了教育国际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不可避免的是,美国高等教育所出现的问题也就必然成为了其它各国所要面临的共同问题。
如果要对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最好的办法是比较一下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这两所学校,因为它们不仅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国际化模式,而且都处于美国甚至是世界前列,它们不仅在全世界,而且在美国也是众多大学纷纷仿效和研究的对象。在美国,大学国际化政策的制定与其说是受政府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听命于上面的校董事会,或者是来自于下面从事课程与教育、研究计划的教师及行政部门,也可能是两个层面一起推动的。[5]在美国的大学里,这两种作用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存在的。需要搞清楚的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是哪一个作用力在起作用。美国大学是高度自治的,某个教授的工作计划,由于其专业性,他人既不了解也无权过问。不搞清这一点,有时要展开合作是很困难的,因为来自不同层面的计划,参与人或决策人是不同的。而代表这两个作用力的,一个是机会型,以哈佛大学为代表;另一个是计划型,以耶鲁大学为代表。[6]
从2001-2006年担任第27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 先生,对哈佛大学的国际化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他是一位经济学家,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过财政部长,在世界银行任过职,现任奥巴马首席经济顾问——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上任伊始,就把国际化置于优先的地位。他誓言要将哈佛推向世界,培养领袖人物,创造超越国界的知识。他要求所有哈佛大学生都要有“国际经验”(international experience)。其结果是哈佛的各个部门、系科、教师及学生组织,在已经高度全球化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的活动项目。本科生是这些活动的中心,因为哈佛认为,本科生是学校工作的中心,要让他们尽早接受国际经验。在此背景下,哈佛的医学院、商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艺术科学系等部门开始大力开发新项目。哈佛暑期学校着手制定一系列由教师带领本科生的海外计划,其目的一方面是增加师生间的互动,另一方面是为哈佛学生提供出国的选择。留学生在哈佛大受欢迎。随着本科生与国外大学互访和直接交流的增多,哈佛研究生的海外合作计划也开始纷纷出台。
这种“百花齐放”的热情确实给哈佛带来了一片繁荣景象。哈佛的教师和学生都从中受益。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活动都是由教授相关课程的教师组织安排的,和所学课程密切相关,而且资金及内容安排都有专人负责;另一方面,这些组织活动的教师都有长期国际合作的经验和项目,他们比较熟悉对方的情况。因此,这类国际交流活动的成功往往会促使项目持续很多年。不过,在哈佛大学这样高度“自治”和“去中心化”的环境下,教工和各个部门相互之间的协调成为很大的问题。其结果是,大家各自为阵,和国外大学建立的关系往往处于系级甚至是个人关系,原来可以开展的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合作机会常常在无意中流失,这使抱有更大希望的合作方颇感失望。而且,由于教师和各部门各行其是,计划的连续性更成为问题。由于相互处于信息封闭状态,就很容易形成重复劳动,降低办事效率。教师的流动也造成了计划难以持续或者半途而废,胎死腹中。其实,这类情况并非哈佛独有。在美国的许多大学中,这种缺乏组织的管理不力的情况司空见惯。
从1993年起就担任耶鲁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理查德·莱温(Richard Levin),是一位在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有着国际性影响的人物,也是对耶鲁大学起着重大作用的“掌舵人”。他曾经在2003年、2005年两度来中国,分别访问了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曾明确表示:“现在,对耶鲁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大学。”
和哈佛一样,耶鲁同样也感受到了国际化的影响,并积极做出回应。耶鲁改变了过去坐等别人上门的惯例,着手制定了一个全盘国际化的战略规划,将耶鲁的资源重新整合,在全球背景下与世界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和哈佛不同的是,耶鲁的战略规划不是基于教师和部门自身的意愿行动,而是将他们的活动纳入到统一的计划之中,使他们的意愿和资源服从于耶鲁整体的战略目标。这种新型的合作关系,要求每个教师、每个部门互通信息,共享资源,协同合作,统一管理。这种管理风格和许多欧洲大学十分相似。然而,这样一种新的关系,在美国大学一贯的自治精神和去中心化的惯性之下,的确承受着巨大的风险。
从效率的角度看,耶鲁由上至下的集中型管理模式对贯彻学校统一的国际化战略计划更为经济有效,这也是许多美国研究型大学在面对当今国际化潮流时所竭力追求的。美国的教育体系本身就是竞争的产物,竞争是美国大学发展的助推器。竞争不仅无所不在,而且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在高度竞争的教育市场上,美国的大学,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都要和其它的同行竞争研究经费、学校声望、教学资源、名牌师资、优质生源等等,甚至还要竞争诺贝尔奖、体育项目的奖项。这种竞争不但在美国国内进行,而且还延伸至美国国外。在全球化时代,竞争变得更加复杂化了。一方面,竞争促使美国的大学寻找海外同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新的方式动员和利用资源;然而另一方面,其它国家的大学也在开始成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和美国大学竞争同样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无计划的国际化策略显然是难以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的。
不过,一旦集中化的计划开始实施,问题也就同时出现了。在进行国际化的项目时,由上级推动的计划是否符合教师的要求、是否满足学生的需要、是否体现课程的联系、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是否有利于双方的合作等方面都可能成为问题。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需要的不在计划里,而在计划里的却是不需要的。计划性的弊端此时就难以避免了。
无论有多大不同,哈佛和耶鲁在推行国际化的目标上都是一致的。例如,两大名校都把中国当作极其重要的潜在伙伴和潜在对手,无论在人员还是在项目交流方面,哈佛和耶鲁都和中国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2006年1月,由美国倡议成立的研究型大学国际联盟IARU(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已有第一批来自8个国家的一流大学加盟,其中包括中国的北京大学,加盟成员之间开展广泛的国际性合作、研究和计划。①这一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组织的出现表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合作将成为未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而以美国及其西方为主的一流大学将继续担当领导者的角色。
美国的大学在国际化潮流面前掌握着许多主动权:美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在世界上正在成为主导模式,迅速传播的英语有利于美国发掘自身的优势资源,美国在世界上有庞大的实力和重要地位,等等。这些条件都是其它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二、欧洲模式
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最大特点是欧洲的一体化改革。欧洲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欧洲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一样,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是欧洲走向大融合的必然选择。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在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中的合作与竞争正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与欧洲外部的合作与竞争和在欧洲内部的合作与竞争。合作与竞争的动因是欧洲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在面对全球化激烈的经济竞争条件下相互联合的需要以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所引发的欧洲各国利益再分配的不平衡。[7]
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重点着眼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通过体制改革提高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其二是利用高等教育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欧洲国家及政府制定国际化政策的宗旨是,将大学国际竞争力和科研水平作为对高等教育投入的标准,不仅在欧盟内部施行,而且延伸至泛欧合作。[8]由欧洲各国所推动的高等教育一体化运动通过协调与整合实现着欧洲内部资源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通过《博洛尼亚宣言》、“伊拉斯谟计划”、“苏格拉底计划”等大大推动了欧洲大学学位制度、学生流动、教师交流等方面的一体化改革,使得欧洲各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获得了共同发展,将整个欧洲整合在一个“泛国家”的新型国际关系基础之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高等教育体制的结合使得欧洲各国大学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了。
欧洲高等教育向国际化发展的转型从市场化改革拉开了序幕。欧洲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的深层原因在于20世纪70年代滥觞的全球化潮流对传统的欧洲模式形成的巨大冲击。因此,欧洲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实际上是对全球化挑战的反思和积极的回应;欧洲高等教育的一体化,其实质就是在市场化条件下对整个欧洲的高等教育资源进行重新整合;欧洲高等教育的跨国界体制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将美国模式的长处和欧洲大陆深厚的学术传统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充分发挥欧洲一体化的优势,使之成为能够和美国抗衡的全球性力量。
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已经是难以逆转的发展主流。处于不同发展水平、拥有各自特点的欧洲各国在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时,相互的国际合作反而越来越紧密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合作的结果就是“欧洲化”(Europeanization),它既成为欧洲联合的象征,又增加了和推行全球化的美国合作与竞争的筹码。
三、澳大利亚模式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建立在公立-私立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商务、学术、服务三位一体模式。其最大的特点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出口教育(export education)。所谓出口教育,是指建立在公立-私立伙伴关系基础之上,提供市场导向服务的教育服务体系,它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为大学提供资金来源,为国家增加出口收入。[9]
澳大利亚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国际化政策有着较大的不同。例如,美国政府虽然制定了留学生政策,美国大学虽然也积极地开拓海外市场,对留学生按市场原则收费,但是并不把教育当作一种出口对象。加拿大的公立大学也向留学生收费,但是收费水平远低于教育成本。和美国一样,加拿大的许多大学把向留学生收费只看成是其国际化战略的一个次要部分。欧洲的政府和大学更是少有把收费当作其国际化战略的中心的。1986-2006的20年里,澳大利亚的国际教育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先由政府资助的留学生教育发展成为一项大宗的出口产业。到2006年,有14万留学生从其它国家赴澳留学,使当年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总人数达到30万,另有4.5万留学生学成回国,创收80亿美元,排在澳大利亚年出口收入的第四位。[10]而且,澳大利亚的出口教育为有效地实施国际化战略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基础设施,使公立和私立大学、职业学院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政府主导的国际教育政策一方面鼓励各类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为留学生提供完善的服务,从签证、住房到良好的服务设施和优质的教育服务。为了使澳大利亚国际教育的发展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澳大利亚政府专门制定了留学生教育服务法,即ESOS法(the Educational Services for Overseas Students Act),使教育服务成为澳大利亚出口教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品牌。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支持和鼓励公立和私立大学向非营利性的国际教育项目投资,建立学生和教师短期交流计划,开展和国外大学的研究及合作项目,促进了澳大利亚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和水平。[11]
澳大利亚大学最有特色和活力的教育服务就是提供所谓的“增值产品”(value-added products)服务,即为学生提供各种实习和参与项目的机会。例如,开展短期出国访问或实习计划,帮助学生获得跨文化经验、了解国际关系、学习国际商务、参与志愿服务、组织会议、参与国际性学生组织,此类活动大大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此外,澳大利亚大学还通过国际性的校际协议和联合计划为学生提供机会出国攻读第二、甚至第三学位,为学生的研究计划提供联合基金。为了确保合作质量,协议和计划都规定了各方的职责和义务,如设备条件、行政支持、教学分工、研究成果、质量评估,等等,这些措施对提高学生的工作能力和实际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澳大利亚大学的国际化管理策略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知识管理,技术管理和关系管理。所谓知识管理,是指对市场的了解、顾客的需求及影响因素、市场机会与风险、市场渠道、品牌价值、产品开发与创新等方面的管理;所谓技术管理,是指对组织内及组织间技术手段的优化组合,以达到最佳的效率;所谓关系管理,是指对顾客、厂商、校际伙伴之间经济与非经济关系的选择、建立、保持及强化。关系管理能够通过选择、发展及保持伙伴关系影响关系的定位及策略,以达到满足顾客需求的预定目的。[12]
在国际上,澳大利亚政府还积极参与欧洲的博洛尼亚一体化进程,密切和欧洲大学的关系,并且雄心勃勃地建立和推动澳大利亚的“博洛尼亚进程”——亚洲-太平洋地区博洛尼亚计划,即“布里斯班宣言”(Brisbane Declaration)。该宣言是2008年9月24-25日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昆士兰理工大学(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举行的“开放使用与研究大会”(Open Access and Research Conference 2008)上签署的。宣言的主旨是:建立一个基于国际、国家、大学、团体、个人水平为一体的研究与查询网络,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使用公费资助的研究资料与知识,所有澳大利亚大学都需建立数字化研究数据库,公开发表的终稿研究论文一经收录将尽快提供查询服务。
澳大利亚政府积极地支持本国大学建立全球性的研究开发网络,制定国际化研究发展战略,和国外大学开展国际性的研究合作,鼓励研究人员的跨国界流动。[1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及大学和亚洲及太平洋国家的合作正日益紧密,这也为中国的教育机构及大学开展和澳大利亚的国际化合作提供了更大的契机。
四、对西方模式的反思与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美国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也是推行高等教育国际化走在最前列的国家。美国推行高等教育国际化,无疑是为维护其超级大国的利益服务的。在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美国除了注重学生的国际交流、教师的国际交流、课程内容的国际化、区域研究和外语教学外,尤其强调要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观念融入到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诸项工作中去,在大学校园培育和形成国际化的精神气质,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人。在一个国家间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哪个国家拥有更多的具有国际知识和国际经验的人才,哪个国家就将占有优势。上述经验和认识,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欧洲一体化与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的一个重大发展。欧盟强调提高人民的“欧洲公民”意识,以此作为“国家公民”意识的补充。而教育对于建立一个团结的、有竞争力的、有内部凝聚力的、向世界开放的欧洲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推进欧洲的一体化和国际化,便成了欧洲高等教育的主题。欧洲的高等教育政策和研究活动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展开,使过去囿于一国境内的高等教育拥有了参与国际项目的自由权,能够比较灵活地应对国际大环境;使大学之间突破了原有结构的限制,在最大范围内通过合作整合原有的资源配置;使欧洲的政府政策、教育机构和大学体制向国际化成功转型,产生了一些组织和协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跨国性机构;使欧洲各国大学增设了更多的国际性课程;使国家间的学术交流活动空前活跃,由此使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来实现“欧洲化”,提高和加强了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澳大利亚可以说是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舞台上的后起之秀。澳大利亚集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之所长,并结合了自身的区域、语言和地理优势发展商务、学术、服务三位一体的模式,创造出了有声有色的澳大利亚模式。澳大利亚模式最为出色之处,在于将高等教育作为国际贸易的出口产业来发展,利用和欧美国家之间的传统盟友关系、天然的语言优势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和亚太国家及地区的合作,使高等教育成为澳大利亚的第四大出口产业。进入21世纪,知识成为最稀缺的产品,人力资源成为最宝贵的资源,因而教育也就必然成为高附加值的产业。非但如此,由于教育产品的特殊性,占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际市场,也就意味着占领了世界科技、文化、教育和思想领域的制高点。澳大利亚将教育国际化作为出口产业发展的国策,对澳大利亚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且,澳大利亚对高等教育不遗余力的投入和“增值”,使得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科技、教育水平不断跃升,吸引了更多的国际留学生,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形成了良性循环。
对于中国而言,全球化所带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和资源的跨国流动,形成了对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大挑战。首先,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人才流失和人才培养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问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差距,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优秀人才向发达国家的流失,大量的优秀人才流失的冲击使中国在人才竞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其次,中国大学的办学体系、运行机制、管理方式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已不利于培养符合时代发展的创新型的国际人才。中国高校教学手段普遍落后,专业、课程设置陈旧,已不适应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要求。再次,中国大学的师资和管理队伍普遍知识老化,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陈旧,缺乏国际意识和国际交流经验,外语水平不高。最后,西方发达国家利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优势地位不断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新的“教育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将进一步加剧。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新发展,每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会融入国际化体系之中,并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只有站在全球化的高度,立足本土,用全球化思维和国际化眼光反思高等教育系统,才能把握机遇,创造未来。中国面对挑战的应对策略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1. 广泛学习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发展符合自身条件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道路。国际化并不意味着全世界的大学都要成为一种模式,中国高等教育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一方面积极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中国高等教育被同化或完全西化,即处理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2. 改革落后的教学观念、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调整和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对教师进行国际视野和国际交往能力的培养。着眼于国际市场的人才需求变化趋势,适应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人才需求结构的要求培养国际型人才。
3. 建立国际化教育目标,强化教育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意识;增设国际化的课程体系,加强中国文化专业及课程设置的创新性、灵活性和广泛性;在国际化环境中积极开拓办学市场,吸引外国留学生,扩大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影响。
4. 建立负责教育国际化工作的专门机构和与国际接轨的质量认证制度是我国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国家之间的协议,各国之间相互承认学位证书或学历证明,实行联合培养、学分互认,创建新型的中外大学办学联合体。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反思的结论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面向世界才能获得发展,而这种发展又必须走民族化和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国应当制定更为明确的战略目标,采取更为明智和有效的措施,在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力争以更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大的收益。
注 释:
①研究型大学国际联盟IARU(the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成立于2006年1月,首批成员为来自8个国家的10所一流研究型大学,他们分别是: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
英国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
英国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Copenhagen University)
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ETH Zurich)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日本东京大学(Tokyo University)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中国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
IARU 是持有相同观点并承担培养未来世界领导者重任的国际性大学的战略性合作组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校长、教授伊恩·丘博(Ian Chubb)当选为2006-2009年度主席。联盟鼓励和支持下列活动:
●通过全球暑期计划开展的密集暑期课程;
●鼓励会员学校参加同盟所举办的大会并投稿;
●开拓联合/双学位合作;
●支持与安排会员大学间的教师交流;
●未来计划为:寻求公司/基金/政府支持的项目;召开论坛,分享科研商业化知识以及研讨各国的法律和学术框架;在相同水平上开展合作研究;在关键的公共政策问题上发展共同的立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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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 涛
暑期国际化高等教育论文 篇3：
香港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研究
摘 要：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提升高等教育全球竞争力的一种方式得到普遍认同。在打造区域教育枢纽的战略背景下，香港政府制定了多项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内容涉及学生国际化、教师国际化、课程国际化、研究国际化、跨境高等教育等方面，对促进香港高等教育的发展、提高香港的区域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香港；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国际化内容
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教育服务贸易在全球迅速发展，高等教育逐渐“商品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市场也在此大潮之中逐渐形成，且竞争日趋激烈。为了能够在国际教育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世界各国或地区分别采取了相应措施来增加本地教育市场的吸引力，如英国提出支持高校开办海外分校，大力拓展海外业务；美国通过放宽签证政策，吸引海外学生。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地和重要国际经济区域中心，其高等教育自开办之日起，就承担着传播中西方文化的使命，香港政府也将打造“区域教育枢纽”作为推动本地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为进一步提高香港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香港政府相继推出和调整多项相关政策。2009年，香港贸易发展委员会指出要把教育服务作为向亚洲其他国家出口的重要“商品”[1]。2010年，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简称教资会）颁布《展望香港高等教育体系》报告书，提出“香港高等教育界别的未来，建基于界别能否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保持地位”“院校应尽快实施全面的国际化策略”[2]。因此，从学生国际化、教师国际化、课程国际化、研究国际化、跨境高等教育等国际化内容方面分析香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对了解香港高等教育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一、学生国际化政策
学生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香港非常重视学生国际化，把学生国际化作为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主要方面。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曾在《施政报告1998-1999》中指出：“为了奠定香港作为亚太地区高等教育的中心地位，我们的政策是让非本地学生入读高等教育院校”[3]。2010年，香港政府提出，“院校应大幅增加为本地学生提供的海外学习机会和种类”。[4]
经过十多年发展，香港学生国际化政策不断丰富完善。概括而言，香港学生国际化政策主要包括资助政策和支持性政策两个方面。
（一）资助政策
1.积极资助非本地学生
香港政府认为，吸引优秀的非本地学生赴港就读，可使本地高等教育更国际化及开阔本地学生的视野。2008年，香港政府设立“10亿港元政府奖学基金”，用于鼓励本地优秀学生离港求学和非本地学生赴港就读。2010年，教资会设立“香港博士生奖学金”，以吸引境外优秀学生赴港攻读博士。对特定地区非本地学生的资助，也是香港政府资助政策的着力点。自2012年起，香港政府每年颁授至少10种奖学金用于奖励来自特定地区（如东盟国家、印度和韩国）的非本地学生。2016年，香港政府增设由私人捐助的“一带一路奖学金”，用于支持來自“一带一路”沿线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学生赴港就读。
与资助政策相得益彰的是，香港政府进一步放开非本地学生修读公费资助课程的年限，将非本地学生修读公费资助课程的限额增加20%至100%，为吸引更多非本地学生来港就读创造了条件。
2.积极资助本地学生开展国际交流与学习
一是实施《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资助本地学生前往内地交流学习。内地是香港政府主推的重要地区之一。2014年7月，香港政府将有经济需要且已通过“内地部分高校免试招收香港学生计划”的香港学生纳入资助范围。2016年，香港政府进一步扩大资助范围，以帮助更多香港学生到内地升学。从2016-2017学年起，在指定的155所内地院校修读学士学位课程并有经济需要的香港学生，不论其入学途径，都可以通过资助计划申请资助。[5]
二是实施《香港卓越奖学金计划》，资助本地学生到世界知名大学进修。香港2014年《施政报告》提出，要为香港高中毕业生提供更宽更广的本地和境外升学途径，具体措施包括推行新的奖学金计划，资助本地杰出学生到世界知名大学深造。2014年11月，该计划被正式命名为《香港卓越奖学金计划》，以培养具备全球视野和与国际接轨的一流教育水平的优秀人才，提升香港在全球化知识经济环境下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竞争力。截至2016年9月，共计185名香港学生获奖。[6]
（二）支持性政策
香港学生国际化支持性政策主要体现在对非本地学生的两个“放宽”，即放宽对非本地学生的入境政策和放宽对非本地学生的就业政策。
一是放宽入境政策，吸引非本地学生。2005-2008年，香港政府多次颁布放宽非本地学生赴港就读的入境政策，包括放宽修读长期交流计划课程和短期课程的修读期限，“在任何12个月内不得超过180日”[7]。2014年3月，香港政府再次优化非本地学生入境政策，即非本地学生可以申请赴港交流、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的本地副学位课程及非本地学士学位或以上程度的课程，“按其修读课程的长短获准在港逗留，并以6年为上限”。[8]
二是放宽对非本地学生的就业政策，吸引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工作，提升香港人力资源竞争力。2008年5月，香港推出非本地毕业生回港就业安排相关政策，规定申请人如申请成功，可获准留港12个月，并不受其他逗留条件限制。同时，放宽对于正在就读的非本地学生的就业限制。根据新政策，修读经本地评审的学士学位或以上程度课程的非本地全日制学生，只要修业期不少于1学年，便可从事与课程相关，并经其就读院校安排或批准的实习工作。这些学生（不包括交换生）亦可在就读期间担任每星期不超过20小时的校园兼职工作，或从事暑期工作。[9]
随着香港学生国际化支持性政策的出台，赴港就读和获准在港工作的非本地学生数量都在迅速增加。据统计，截至2015年，已有28575名非本地学生获准赴港就读，51463名非本地毕业生获准在港工作[10]。统计教资会资助的八所大学的赴港、离港学生情况，能更直观地认识香港学生国际化政策的实施效果。根据图1，近年本地学生对外交流数量和非本地学生数量都呈稳步增长态势。
二、教师国际化政策
香港政府一向重视对教育的投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政府不断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教育投入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由20世纪80年代末的2.6%提高至3%以上，教育经费占年度开支总额的比例由20世纪80年代的不足15%提高到如今的近20%。2015-2016年香港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总额为791亿港币，2014-2015年为737亿港币，2010-2011年为607亿港币，分别占政府开支总额的18.5%、18.6%、20.1%，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3.3%、3.3%、3.4%，用于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别为27.4%、26.9%、24.7%。[11]
充足的财政投入为香港高校引进世界高水平教师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撑。香港高校不断提高教师的引进门槛，以吸引优秀人才，如要求教师具备长期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具备国际化理念，甚至要求拥有世界名校的学术背景。目前，香港各高校教师几乎全部具备海外学习经历或在海外进修过，有些高校外籍教师比例超过50%。
除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外，教资会科学前瞻的指导是香港教师国际化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支撑。教资会不仅为其资助高校提供拨款，而且为政府提供高等教育政策咨询。尤其是在香港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教资会于1996年发表了《香港高等教育》报告书，报告书勾画了香港高等教育的发展背景及未来方向，提出香港高等院校要实现健全发展，就必须大量吸收国际资源，包括招聘海外教学人员及招收海外研究生，与海外高等院校合作开展教学和研究计划[12]。2010年，教资会发布《展望香港高等教育体系》报告书，再次强调“教学人员国际化是香港院校的一个传统特色……香港需要来自不同背景的学者，包括在外地进行博士研究的学者，曾在海外大学工作的学者，以及其他族裔的学者”[13]。此外，教资会所发布的有影响的相关报告还包括：1998-2001年的三年期报告，2004年的《香港高等教育共展所长与时俱进》，以及历年的年报。其中均提及教师国际化和多元化对香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性。
得益于此，香港高校师资国际化程度发生了质的飞跃。根据2007-2008年的学术职业人员变化调查，香港高校外籍教学人员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和英国，本土教师多毕业于美国的大学[14]。在2016-2017年QS世界大学国际教师排名中，香港科技大学排在第14位，香港大学第20位，香港城市大学第17位，香港理工大学第45位，香港中文大学第54位，香港浸会大学第57位。[15]
三、课程国际化政策
课程国际化不仅指课程体系具有国际性倾向或包含若干门具有国际性特质的课程，而且指有些课程使用国际学术界比较通用的语言进行教学[16]。香港历来重视高校课程国际化的发展，颁布了若干政策促进高等教育课程国际化。
从2009-2010学年开始，教资会专门提供约240个研究生名额，用于新设立的香港博士研究生奖学金计划，使本地课程更趋国际化。2010年12月，教资会向政府提交的《展望香港高等教育体系》报告中提到，要提升课程方面的国际特质，培养学生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竞争力。2011年11月，香港政府提出高等教育界要建立学分累积及转移制度，确保不同级别的课程和不同院校的同级课程互相衔接，同时提出应将国际化纳入课程设计。
2012年，香港高校实行新学制——“3+3+4”。新学制改革可以促使良好的学分累积和转移制度的实现，学生亦可跨国选课程。为了推行新学制，香港高校不仅指定新高中课程中的四门核心科目——中国语文、英国语文、数学及通识教育——作为入学要求，而且要求新课程纳入更多的通识教育、多学科学习和海外体验元素。这些课程，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对多元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有利于培养他们成为富有使命感和国际化意识的公民。
四、研究国际化政策
研究国际化是各国或地区高等教育“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7]，是提升香港地区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重要举措。目前，香港的研究国际化政策包括以下三种。
一是通过拨款资助高等教育学术研究。每年的《施政报告》都会提及设立基金资助研究计划，且不断提高研究的资助额度。例如，2009年的《施政报告》提出要专门设立180亿港币支持研究计划；2011-2012年的《施政报告》推出了《主题研究计划》，以进一步提高香港国际学术研究水平；2013-2014学年，政府为教资会资助的8所院校提供了约66亿港币的研究拨款。[18]
二是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合作研究计划。教资会通过研究资助局推出与境外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计划，鼓励香港高校与境外高校进行合作研究。目前，香港与法国国家科研署、苏格兰拨款委员会、德国相关机构等开展了合作研究计划。自1996年起，香港研究人员与来自内地、英国、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及美国的学者开展了850多个资助项目。[19]
三是设立专门国际学术研究中心，推行研究计划，积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香港各高校通过该平台邀请世界知名学者到校讲学，及参与学术研究合作，以加强香港与国际一流学者的交流。
五、跨境政策
為了打开国际市场，提升香港教育国际影响力，20世纪末，香港政府颁布若干政策和计划吸引境外机构赴港办学。香港大部分高校成立了专业教育进修学院，专门负责开办非本地课程。2001-2002学年，香港有6所院校开办全日制、经学历评审及符合质素保证要求的自费副学士学位课程，其中20个课程的副学士资历获得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中国内地及澳门108所境外教育机构的认可，并将之作为申请入读该校的资格及承认学分转移。目前，香港非本地高等教育课程已达到1189门，国际分校有6所。
此外，香港还通过“批地计划”支持世界知名高校赴港开办分校。2008年，香港政府提出通过预留土地增建国际学校以支持国际院校蓬勃发展的目标[20]。2013年2月，香港教育局宣布在“批地计划”下推出位于摩星岭及马鞍山的土地，供非牟利院校开办全日制经本地评审的自费高等教育课程。2014年，香港政府预留摩星岭地区邀请芝加哥大学开办分校。
香港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实施与调整，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香港高校的发展。在2016-2017年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共有5所高校位居前200名，其中香港大学排在第27位，香港科技大学排在第36位，香港中文大学排在第44位，香港城市大学排在第55位，香港理工大学排在第111位[21]。同时，香港政府力图打造的“区域教育枢纽”的战略地位也日趋稳固。另一方面，香港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涉及学生、教师、课程、研究、跨境等方面，这些国际化内容均得到了很好的政策兼顾和政策体现，各方面也得到了均衡、科学和合理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香港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带来了教育方面的“集聚效应”：一流世界大学必将吸引一流国际学生和一流师资；反之，一流师资又会带来一流的科学研究，且世界教育强国更愿意与之强强联合。这种效应将进一步提高香港的区域竞争力，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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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香港研究资助局与苏格兰拨款委员会签订框架协议[EB/OL].http：//www.ugc.edu.hk/chs/ugc/publication/press/2013/pr06112013.htm，2013-11.
[20]香港教师中心20周年纪念.香港教育 廿载历程[EB/OL].http：//edb.org.hk/HKTC/download/anniversary/20/section_8.pdf，2016-10-15.
编辑 吴婷 校对 许方舟
作者：夏雪艳 黄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