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通洋裕国资本主义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商业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振兴商务，发展资本主义商业，曾一度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打出的救亡图存大旗。宋育仁在其维新理论著述《时务论》《经术公理学》及财政学专著《经世财政学》中，对资本主义商业地位、公司治理、兴商学等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一些兴商的具体主张与建议。
通洋裕国资本主义论文 篇1：
近代中国洋货进口与消费观念变迁探究
摘要：在近代中国，洋货进口与消费观念二者是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中发展、演变的。一方面，在近代中国居民消费观念变迁过程中，洋货进口发挥了重要作用，洋货进口直接或间接对划分等级、量入为出、重视储蓄、自给性强、崇俭戒奢等传统消费观念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促进崇洋、追求平等、标新立异、奢靡等近代消费观念的发展；另一方面，崇洋、追求平等、标新立异、奢靡等消费观念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洋货进口的进一步扩展。
关键词：近代中国；洋货进口；消费观念
近代中国是社会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推动社会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是“外力”。这里的“外力”主要是指西方列强的军事力、经济力和宗教力，他们向中国输出的洋货是其经济力的物质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洋货进口启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转型，消费观念的变迁是其表征。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消费问题还是洋货进口问题都未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更遑论揭示出二者间的内在联系。研究近代中国洋货进口与消费观念变迁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揭示西方物质力量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对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近百年的洋货进口及中国居民消费观念变迁的过程、特点、影响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
消费观念是指消费者主体在进行或准备进行消费活动时，对消费对象、行为方式、过程和趋势的整体认识、评价与价值判断。近代中国居民消费观念变迁主要是指中国居民在洋货进口等因素的作用下，由以分等级、量入为出、重视储蓄、自给性强、崇俭戒奢等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消费观念向以追求平等、奢靡、崇洋等为基本特征的近代消费观念转变的过程。
一、洋货进口对消费观念变迁的影响
1842年后洋货进口的扩展，激起了中国社会经济发生激烈的变革。正如陈旭麓的评价：“它(洋货)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却比思想更广泛地走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当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之后，它同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洋货在中国的不断扩展，激发了近代中国居民消费观念的变迁。
(一)洋货进口为消费观念变迁奠定了物质基础
1842年后，洋货进入中国市场的规模日益扩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口洋货数量日巨，且时间愈靠后进口货值愈大。1871－1873年洋货年均进口净值为1.1亿元，20世纪前三十年间洋货进口量达到惊人程度，1901～1903年年均进口净值增加到4.7亿元，1929～1931年年均进口净值高达19.6亿元。二是进口洋货品种日多。增加进口商品的种类是列强在华扩展市场的重要途径。英国驻华领事曾强调：“贸易的重大发展须在新品种中去寻求。”1843年清政府所列进口货物有80多种，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上海进口洋货就已经增加到180多种，1894年时已经达到580多种，1925年海关贸易报告中所列进口货目增加到868种，若加分目可达925种。数量巨大、品种繁多的洋货进口，可供中国消费者选择的消费品种类大大增加，为中国居民消费观念变迁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洋货进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消费观念的经济基础
自然经济是传统消费观念的经济基础。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洋货进入中国市场数量和规模的扩展，对自然经济结构破坏力也日益加大，最初主要集中在五个通商口岸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如1845年的厦门，“自夷人来厦开市，凡洋货皆系夷商自行转运。且该夷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运入各府销变。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洋货进口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破坏力加强，浙江、江苏、安徽等省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因居民购买洋纱洋布已经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煤油、针、火柴等日用杂货的进口使榨油业、制针业等传统手工业遭到重创，如洋针的进口使“佛山针行之废散殆尽”，“山西针业几乎已经绝迹了”；清末民初时洋货进口已经给自然经济以重击，在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中，1920年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比重约为55:45，到1936年两者的比重已经逆转约为42:58。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不仅破坏了传统消费观念的经济基础，而且还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市场、劳动力等必要条件，直接或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产生和发展，近代消费观念的经济基础逐渐形成。
(三)洋货进口加速了消费观念的传播
尽管促进中国近代商业、交通业发展的因素很多，但不能忽视洋货进口对其所起的推动作用。近代商业、交通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扩大了商品流通区域，还缩短了流通时间，为洋货扩展市场准备了必要条件，同时也为消费观念的传播提供了媒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洋货进口加速了近代消费观念的传播。如崇洋消费观念的蔓延就主要借助于近代商业、交通业的发展。近代商业广告中暗示消费洋货是高贵身份的象征或消费洋货就是美、就是时髦的理念，对崇洋消费观念的蔓延起了助推作用。如英国佐治晓士厂制造的金笔广告：“金笔头只有‘波罗’一种，最壮丽、最经用，而且特点最多。中国各界名流，无论绅商律师，教授主笔，文学界及体育家，莫不一致使用。”中华民国成立后，近代交通日益发展，传媒愈益发达，崇洋观念借助于各种传媒，散布至全国各地，正所谓“爱用洋货的风气，由国外传入租界，由租界蔓延都市，由都市浸淫乡村内地”。
二、近代中国消费观念的显著变化
(一)1840年前传统消费观念的基本特征
1840年前的两三千年间，消费观念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所改变，但幅度较小，无法与近代以来相比。传统消费观念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下述四点：
一是分等级消费。分等级消费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消费观念，服饰消费上的等级之别最能说明这一问题。清代冠服之制，承沿旧制，等级森严，庶民不得服用蟒丝绸材料，一般官民禁用黄色、米色等鲜艳色彩。清人叶梦珠说：“市井富民，亦有服纱绸绫罗者，然色必青黑。良家清白者领上以白绫或白绢护之，示与仆隶异。……其仆隶、乐户止服青衣，领无白护。贵贱之别，望而知之。”
二是量入为出、重视储蓄。中国传统消费观念特别讲究量入为出、略有盈余，居民消费支出不仅重视精打细算而且强调储蓄。中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封建社会历代统治阶级都非常重视储蓄备灾工作，如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兄弟，把储蓄备荒作为当世之要务。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曾指出：“民无储备，官廪复空。臣观京师缘边以至天下，率无二年之备。卒有连岁凶灾，如明道中，不知国家何
以待之?”程颢在《论十事札子》中也指出：“古者必有九年之食，无三年之食，以为国非其国。”中国封建社会无论国家、集体还是个人的消费行为，无不受量入为出、重视储蓄消费观念的影响，其影响力至今不可低估。
三是崇俭戒奢。戒奢倡俭是中国传统消费观念的核心。历代帝王们经常敕令臣下节俭治国，如雍正帝说：“国家欲安黎庶，莫先于厚风俗；厚风俗，莫要于崇节俭。”(征榷三，考5103)
四是自给性强。中国跨入近代前，农民的生产既是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又是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的结合，消费品除食盐等少数品种需要通过市场交易获得外，其它基本上能做到自给。
(二)近代中国居民消费观念的显著变化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因受洋货进口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居民消费观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崇洋消费观念的产生和发展。因受洋货进口规模增大等因素的影响，道光年间在广州、上海等地已经出现以消费洋货为美、为贵的现象。如广东“为富庶之区，重在洋物，民间凡有喜事，莫不斗丽争华”。但那时崇尚洋货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普遍行为。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洋货进口的扩展，崇尚洋货消费观念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在主要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发展。《申报》对19世纪80年代上海等地崇洋现象做了这样的概括：“一衣服也，绸缎绫罗非不华美，而偏欲以重价购洋绸。一饮馔也，山珍海错非不鲜肥，而必欲以番菜为适口。围棋、象戏亦足消闲，而独以打弹为娱乐。水烟、旱烟素所呼吸，而独以昔加(即雪茄)为新奇。甚且衣袜、眼镜、手巾、胰脂，大凡来自外洋者，无不以为珍贵。”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后，尤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崇洋消费已经演变成为全国最为流行的消费时尚，“衣非洋不美，食非洋不足，居非洋不成，行非洋不速”。
二是国货消费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洋货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不仅使中国传统的家庭手工业日益衰微，而且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就指出，“外国奇技淫巧，流行内地”是造成“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的主要原因。民国时期洋货流行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已成为各界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货的兴衰与国家的兴亡紧密相连，而国货的兴衰又与每个居民消费行为相连，解决中国贫弱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消费国货。如上海裕昌祥毛巾广告所说：“救国不尚空谈，请大家喝的、吃的、穿的、用的都要用国货。”在洋货进口刺激、近代媒体倡导下，国货消费意识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一次次抵制洋货运动充分显示其威力，也显示出近代中国居民国货消费意识的提高。需要说明的是，国货消费意识并没有成为近代中国消费意识的主流，但打破了普遍崇洋的局面，使一部分具有爱国情感的民众由洋货消费者变成了国货消费者。
三是等级消费观念的解体和追求平等、求异消费观念的发展。传统消费制度中对洋货属于哪一个等级的消费品没有规定，所以谁有钱谁就可以消费洋货；同时洋货进口的发展使一部分身份低下的人暴富，他们暴富后便僭越等级消费制度，以期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现象不断冲击着相沿几千年的等级消费观念。清末中国居民僭越等级消费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在上海等地已无法从衣服饰用上区分出一个人的出身和地位。有首竹枝词写道：“商车驷马过通衢，谁识当年旧博徒，冠履于今真倒置，缙绅家世半屠沽。”(P7)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的统治地位，给等级消费观念以致命一击，中国居民被压抑数千年的消费欲望喷发，日益追求平等、标新立异。以服饰消费为例，在服饰式样上“西装东装，汉装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人们在选择服饰式样时不再重视身份贵贱，唯以美观新奇相尚。如南京，“妇女衣服，好时髦者，每追踪上海式样，亦不问其式样，太半出于妓女之新花色也。男子衣服，或有模仿北京官僚、自称阔老者，或有步尘俳优、务趋时髦者。至老学究之骨董衣服，新学派之西服革履，则各是其是”。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中国人外国装，外国人中国装”、“男子装饰像女子、女子装饰像男子”、“妓女效女学生，女学生似妓女”的情况。服饰“翩翩纤纤、洋洋洒洒、陆离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给”。
四是奢靡消费观念的发展。崇尚节俭、量入为出尽管是传统消费观念的核心，但在清朝中期后随着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已“由朴而渐至于奢”，1842年后大量价昂、美观洋货的进口，助长了这一现象的发展。王韬记载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的风气时写道：“近来风俗日趋华靡，衣服僭侈，上下无别，而沪为尤其。洋泾浜负贩之子，猝有厚获，即御狐貉，炫耀过市。……厮养走卒，稍足自赡，即作横乡曲。衙署隶役，不著黑衣，近直与缙绅交际，酒食游戏争逐，恬不为怪。……衙中隶役多至千余人……出入裘马，骄淫逾制。”到清末民初后此风更甚。如上海：“从前家中陈设不过榆树器具及瓷瓶铜盆已觉十分体面，今上海人红木房间觉得寻常之极，一定铁床、皮榻、电灯、风扇才觉得适意。学生非舶来品不御。”尽管晚清上海等地奢靡成风，但实际上真正有钱的人毕竟是少数。《申报》经常有批评虚假消费现象的文章，如“外若繁华，中多拮据，外似有余，中多不足”；“今之被锦绣而乘车马，饫粱肉而衔珍奇者，皆家无担石储者也。至于冠婚丧祭，其素丰者，既动费不赀；其素歉者，亦耻居人后。”时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在他处则欲俭尚易，在上海则欲俭甚难。……上海之人非特上等者不能俭，即降而东洋车夫亦且不知俭。以东洋车夫为例，拉东洋车者日可得三百余文，除租钱外不过二百文，而每日购取烟膏吸食需百余文。”上述可见1842年后洋货进口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奢靡消费观念的发展，给崇俭戒奢、量人为出等传统消费观念以一定冲击。
三、近代中国消费观念变迁的特点及其影响
(一)消费观念变迁的基本特点
近代中国居民消费观念变迁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外国经济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居民消费观念显著的变化发生于近代，开始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1842年后洋货进入中国市场日多，激起消费需求、消费结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变，中国传统经济结构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日益产生并发展起来。也就是说，在洋货进口的推动下，传统消费观念的经济基础逐渐瓦解，近代消费观念的经济基础日益形成，消费观念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
二是地域和主体的复杂性。中国近代居民消费观念的变化，呈现出先沿海后内地、先城镇后农村且城镇比乡村显著、沿海比内地显著的局面。主要通商口岸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居民接触洋货最早、消费洋货量最大、品种最多，他们的消费观念最早发生变化，变化也最为显著。各个地区即使同一地区不同群体消费观念变化的程度也不一样。1932年《杭州
市经济调查》报告表明，该市近郊市镇居民的衣着“初至其地，见服饰之古朴，断不信乃以繁华著名之杭州市近郊也。若以妇女服装为社会进化之阶段，则城市与近郊最少相差在五百年以上。”
三是消费观念多元化。中国近代消费观念的转型发端于1842年前后，其急剧变化则始于中华民国成立后，但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也未完成转型过程，在偏僻和交通不便的地区相沿几千年的消费观念仍然呈现传统与近代、中国与西方共存的局面。一方面传统的消费观念主导地位虽然被打破但并不意味着退出历史舞台，其影响至今犹存；另一方面西方消费观念在中国主要通商口岸传播和发展，而传统的崇俭戒奢、量入为出、自给性强等消费观念的影响力仍然很大，消费观念呈现多元化局面。
四是崇洋现象显著。在消费观念上的崇洋现象是近代中国消费观念演变的典型特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演变成为全国最为流行的消费时尚，各地着西服、吃西餐、用洋货已蔚成一时风气。当时就有人感慨道：“自西洋之物质文化输入以后，吾社会全体，对于物质界之欲望顿增。故衣食居住之模仿欧风，日用品物之流行洋货，其势若决江河，沛然莫御。”
(二)消费观念变迁的社会经济影响
在洋货进口等因素的驱动下，中国居民的消费观念自1842年后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末民国时期崇洋消费观念的盛行，对居民消费行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居民在衣食住行消费方面争相效仿西方。如《为提倡国货告妇女》一文所评价：“社会心理都爱慕洋货，许多放弃很好的绸缎不穿，都去穿外来的假货，无非以为洋货时髦些。”在崇洋消费观念的影响下，全国上下形成一种鄙夷国产、重视洋货、“醉心争购舶来品”[30]的局面。就连云南地区，在辛亥革命几年后“趋于滥用洋货之陋习，自光复(即辛亥革命)以来，此风尤有一日千里之势。洋服也，洋帽也，洋靴也，自顶至踵，几于无一不洋；洋灯、洋盘，即细至肥皂、牙粉等用之物，笔不胜书，指不胜屈，日用之物，更几无不洋；宴会也，非洋酒无以为欢，清谈也，非洋烟无以为敬；视睹国货，若努荛，若敝屣，即适用者，亦不屑一顾”。由上可见，消费观念变迁对当时居民的消费行为影响之深。
二是促进了消费结构的多元化。近代中国受消费观念多元化的影响，消费结构也呈现多元化局面。以建筑和交通工具为例，既有近代的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又有中国传统的畜力、人力等交通工具；既有与新型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公寓大楼、里弄、洋房等西式或中西合璧式住宅，又有四合院、住宅大院、窑洞、毡包、草棚等。郑振铎对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社会风情的生动描绘，堪称上述特征的形象写照：“上海好比是一所最复杂的、最奇特的、最丰富的博物院……在那里，什么样的交通器具都有，自独轮车、塌车、轿子、马车、人力车、电车，以至最新式的汽车；在那里，什么样的房屋都有，自江北氍氍船改造之土室、草房、平房、楼房以至设备得最新式的洋房。”
三是对社会经济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消费观念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崇洋消费观念的盛行加剧了人超，抑制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如民国时期中国城市居民以穿西装为时髦，西式衣帽的流行使毛织物备受青睐，中国市场上对毛织物的需求量日益扩大。据海关报告，光绪初年(1875年)毛织品的输入额约值400余万关两，到民国初元(1912年)后增加了1倍，从民国九年(1920年)后起更超出了1000万关两，到1926年更达到4127.7万关两之多。1925年的《国闻周报》记载了崇洋消费现象提高洋货进口量的情况：“海通以还，习俗奢靡，衣被服御，盖尚洋货，朴实之风荡焉无存，以致每年国际贸易输入辄逾亿万。”居民对洋货的偏爱，不仅提高了洋货输入量，而且使土货日益衰落。如广东番禺“虽土布暖而耐久，然风俗日趋于奢侈，竞以洋布相夸耀，而土布遂落人后矣”。中国居民对洋货的偏爱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也是一种沉重打击，中国“所出货品，其有能与舶来品相颉颃者，数见不鲜。而我国民众，仍有爱用外货，对于本国货，弃之如泥土，不屑顾问”。另一方面是传统消费观念被打破、国货消费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消费者对机器制造产品的青睐等又推动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如在一次次抵制洋货提倡国货运动中，国货消费意识得以强化和发展，这对抵制洋货的倾销、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据资料反映，在历次抵制洋货、提倡国货期间，被抵制国家的商品输入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与下降。例如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的抵制日货运动，使进口的日本货比重连年下降：1918年占43％，1919年下降为38.2％，1920年下降为30.1％，1921年下降为23.2％。其间虽有其他因素的作用，但受中国居民国货消费意识提高的影响是无疑的。
四、小结
通过对1842年后近百年洋货进口与消费观念变迁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洋货进口与消费观念变迁二者是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中发展的。一方面洋货进口打破了传统消费观念的主导地位，促进了近代消费观念经济基础的形成，加剧了消费观念的变迁；另一方面传统消费观念主导局面的打破、崇洋等消费观念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消费观念的变迁，二者在互动中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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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立珍
通洋裕国资本主义论文 篇2：
清末维新思想家宋育仁兴商思想探析
[摘要] 商业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振兴商务，发展资本主义商业，曾一度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打出的救亡图存大旗。宋育仁在其维新理论著述《时务论》《经术公理学》及财政学专著《经世财政学》中，对资本主义商业地位、公司治理、兴商学等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一些兴商的具体主张与建议。
[关键词] 宋育仁 维新思想家 兴商思想 商业地位 公司治理 兴商学
宋育仁（1858-1931），字芸子，号芸岩，晚号复庵、道复，四川自贡市人，清末维新思想家、近代经济学家和著名学者。宋育仁曾在1896年、1901年两上理财专折，著有《会议银价说贴》和《经世财政学》等经济学专著，《时务论》、《经术公理学》中也有不少的内容涉及经济。1905年，其经济学专著《经世财政学》印刷出版，这是当时中国人编著的为数不多的经济、财政学专著之一 。六卷本《经世财政学》，分为“本农食”、“权工商”、“明士学”、“立平准”、“制泉币”和“正权量”六卷，其经济与财政学早期文章，分附于各卷。
由于国内对宋育仁的研究甚少，尤其是基于宋育仁曾要袁世凯还政清室之误说，长期被正史边缘化，其丰富的经济思想也被湮没于无闻。本文拟对宋育仁的兴商思想予以述评，以就教于方家，并纪念宋育仁先生诞辰150周年。
宋育仁发展资本主义商业思想，主要涉及商业地位、公司治理、兴商学、及兴办商业过程中的一些具体主张与建议，主要见于《时务论》《经术公理学》《经世财政学》。
一、关于商业地位的认识
宋育仁对商业的重要性早有认识，在《时务论》里，他说 “外夷以商立国，以富为本。乃易兴甿，而选士于商。限岁入财若干出税若干以上，始得举入议院。”
这既是宋育仁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又是对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中商业所处地位的认识。商业与商人作为革命因素，不仅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商业有着其它经济部门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在宋育仁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十分重视商业，以商立国，商人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士从商出，商人甚至可以入议院，成为议员。这些无不是商业所处地位之体现。发展商业，以商立国，也是宋育仁所主张、所向往的。
宋育仁还在其他著述中也论及商业地位。在《经术公理学》里，他写到：“理财之要策，莫切于经商”。宋育仁把经商作为理财的要策，将商业视为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重要出路。在《经世财政学》中，宋育仁还以《权工商》专章讨论了工、商业在理财及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宋育仁着重从理财的角度，探讨了商业的作用及其地位：
第一，商业可流通有无。宋育仁认为商之本位，在于将甲地所产器物，移之乙地，以供各处所求。他比较西人开源畅流与开源节流两种理财主张，主张以开源畅流，理通国之财。用商业流通，免除货滞，以劝农工，促进种业发展。
第二，厚集人力和资本。商业皆非厚集资本不能举，商业以资本为主，一公司可赡数万家，一大厂可养数千人。商业通过带动制造业发展，厚集人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消纳废滞。产品供过于求，会滞销，并使工业受亏而无利。商业以币敛市场滞销商品，改善商品供求，使工业免受亏损而获利。宋育仁认为市言所谓囤买囤卖，实为工业所依赖，代国家维持财政。
第四，周转国币。国币为交易货物之契券，以周转为作用。钱币为国家专有之利权，主造之产地，自应有转输权衡。商业流通，国币得以周转。国币畅通，国民经济发展也就畅而无阻。
宋育仁同时分析了商业所损于国家财政的几个方面：一是启奢侈之风。商业坐计奇赢，入财较易。轻入者轻出，故市埠之民，奢侈成风。二是耗日力。使用机器的工业，能增缩日力。而业运之商，往返道途，闲坐市肆，皆坐耗日力。三是易流亡。商人习惯远出，商业有时亏折，子孙不能继业，容易导致流亡。
宋育仁认为“论通国之交易，则商之益十三，而其损十七。论国际之交易，则商之损十一，而商之益十九。”引用日本葛冈氏所著，加以证明。
考察中外工商发展史，宋育仁指出“工之事如不与商联，则一人执艺，以食其力而已，”是商业推动了工业进步。
二、早期维新著作《时务论》中的涉商思想
宋育仁在《时务论》中，用外洋富强之事实，说明中国古代周官乃治术“尤备”时，指出西方“分地段，同业而居异市，或联为一公司，”盖得周官遗意，简要述及西方资本主义商业经营问题，认为“分地段则价不得私佹，联公司则货无所居奇而不至踊滞，市租所入，以市业为衡，以屋舍为限，即无有畸枯。”
将西方资本主义商业经营中的好的做法，附会成中国古代就有的，看似牵强。实际是托古改制一种体现，也不能不说与他当时没有直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全无关系。
宋育仁介绍了西方的公司制度，明确提出商贾之事，“不能以官法治也。”宋育仁考察外国商业，国家和民众共有商业利益，官商集股兴办商业，但由商人主事。在资本主义国家，公司遍设，数公司联为一商会，公司、商会皆有首董。首董制订商会章程，报商部备案。市肆由首董自行选用商人负责经营。
宋育仁把经商看作“富国之资”，考察古今，经商富国之效甚著。他认为“往时试之而不效”的原因就在于，“动以官法治”。以官法治商，“既不习于商，上下情不通，而中饱浮费之弊多也。”
宋育仁还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会公司，都由民间集股。如果公家入股，将官本付给公司，由公司经营，官府不得干预公司经营。如果“别立官肆，则稽于商部，从其商会公司之式，主肆皆用贾人，积资劳以次升为总办，得积财以附股，而不奖以官。”这里，宋育仁实际提出官办公司，也应该按照商会公司之程式开办经营，而不应享有其它特权。公司由贾人经营，并根据经营业绩逐次提拔，乃至总办，奖励以“积财以附股”，而不奖励官职。对经营者，“得积财以附股”，用现代的话说，实质是一种股权激励。
宋育仁介绍西方兴办商业时，强调兴办公司，设商会，而公司、商会都不能治以官法，而由商人主事，反对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实际是有感而发，是深刻反思洋务运动失败的结果，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希望封建政府减少政府干预，发展商业的意愿。
宋育仁通过介绍“立市租、经官肆、制税则、综会计”兴商四事，表述其兴商的初步建议。
宋育仁认为外国“经商之政最为简洁，贤于关税者”。外国市场屋舍虽由私家修建，但有地税屋税市税。分地立则，按屋取租，整齐划一。分地经市，市业有赢耗，市租因以增减。
宋育仁主张官肆分销，搞活商品流通。他看到外国作厂虽有批发，但不得遍流通，必立官肆分销，百货乃无雍滞。宋育仁建议在京师及省会水陆通衢之处，由国家出资，立市廛修治闾舍，京师命户工两部，外省则命都抚，督同海关分巡道使，详议而审治之。每一货所居，分为一段，官肆与民肆州处其间，皆令出市租，视屋舍多寡，定为市租平准。招商入股，以为主匮。
仿古代之制，胥师贾师肆长，专用贾人，毋参用士夫，经以商规，毋治以官体。对无财入股而能习商业者，由主匮保任，量其所能而授以司，允许以身俸之赢续入为股分，积年劳无失即可升为肆长。
宋育仁认为外国除户部外，还有总司度支，与中国古制同。我国无司会计专官，主张全归于户部。年终稽其出入，课其赢耗而诛赏。诛以除伙夺事，赏以倍息分财。
兴办商业，自然涉及税收问题。宋育仁认为中国关税似密而实疏，“商不困于征而困于旅食，不耗于正税而耗于中饱矣。”从事征税的吏胥太多，人浮于事，一局吏胥以数十记，既糜费正等，增加国家财政支出，加重民众负担；另外使得侵渔“又倍焉”，而不利于商业发展。批评中国税收征收名实交失的同时，宋育仁介绍外洋诸国的税务“惟征于所产之地，核于出关之始，税于所鬻之乡”，简而易稽。
在《时务论》中，宋育仁还建议在宗族私塾附立工商学堂，请知晓工商的耆老为教习，宗族中为工商业者学于工商学堂，使其能执业事事。
三、商业与金融业关系的探讨
1.商业与银行
宋育仁注意到商业与银行、货币等金融业间的关系，认识到商业对银行的依赖。在《经术公理学》讲到：“经商之关键，首重于成本，商本之来源，取资本于钱币，钱币之作用，总握于银行。”银行“为铸局之销路，实为商本之来源”。举办商务所需成本，如商股未集，可以借资于银行。宋育仁把设银行，看作兴商业的关键。这是他对商业与金融业关系的高度概括。
宋育仁看到外国商业与银行间的密切关系。“商之所至，即银行所至，商往各埠贸易，资挹注于银行，名有若干镑成本，实则但有一纸汇券寄来，不持一钱以至，就其地之货，赚取其地之银，寄期于其地银行。银行即以寄期之财，转资各商成本，空中营运，灌注不穷，时以所获之赢，收买生金，运回本国”。在宋育仁看来，就因为在中国设有银行，外国来华贸易，空中营运，用贸易所赚，收买中国生金，外国愈富，中国愈穷。
所以，宋育仁主张设银行，以筹措商本为主要业务。
开设银行，有助于公司的开办。公司，分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两种。无限公司，成本无止限，有赖国家支持。有限公司由创办人垫资开办，开办以后，未收效以前，公司自量缓急，将股票减折出售给银行，银行计其奇赢，将所囤股票增价转卖股友。如此，在银行为之消纳的情况下，有限公司筹集足够资金招股运作。对于无限公司，在收效前，资本不裕，由商部考察，拨给国币，补助成本，交银行经手，照本付息，陆续提还。
开设银行，有助于扩充商旅。洋商因为外国银行设到中国，亲履华埠，而华商不至欧洲，进口按镑价易银，出口不能按照银本定价，洋商操定价之权。宋育仁设想本国开设银行，分设中国驻日银行，再推广到欧美都会，如此，在国外有中国银行营运本国之银，与驻洋华商，自为挹注，并可储存本国货币，与该国银行通有无，商旅自然不会视至国外经商为畏途。
尽管银行对商业发展极其重要，但也不能受制于富商。宋育仁希望通过分行业务，“移缓就急，挹彼注兹”，相互拆借，本处银行不敷周转，从他处银行借资，使钱币畅流，以免受制于富商。
2.商业与货币
宋育仁使欧期间，广泛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指出：“工商之事，非多金银不能鼓动而奔走之。”商业本身就是厚集资本之业，作为“易中媒介”的钱币少了，就会影响商业经营。主张广制钱币，改善钱币不敷周转，以解商业发展中的钱荒之困。
在《经术公理学》中，明确指出：“兴商务，必须平银价。” 清末，中国币制混乱，不仅不用金；即使是银，也两、元并存，银两、银元规格不一，而且外国银元还在中国流通使用；在内地广泛使用铜钱，铜钱与银的兑换也无固定的换率，银与外国金币也无定率。币制的混乱，极其不利于商业发展。
宋育仁曾批评中国落后的货币制度对商业的消极影响，“中国商业，但于银钱涨落之关系，自为盈亏,其于货物交易之低昂，并无关系,是中国只有银钱之贸易,不足以言商业,何从而论商战乎？”
随商务日兴，钱币不敷周转，加之赔款使白银大量外流，银根吃紧，食物日贵，钱荒日甚，不利于商务发展。宋育仁主张设银行自主银钱兑换，由国家银行主导银钱兑换，兼平银价。他建议商务部总银行通过上海银行，将各省各埠平色高低银钱价值列为一表，转发各分银行。银钱价值由上海银行电告商务部总银行，转电各分银行，饬令各钱店，一律照价兑换。
在银行初立时，不能划一，可先行权宜定价，银钱涨落不得超过十分之一，以平银价，救钱荒。待整齐圜法，钱币渐广，永定划一价目，如此，商民交易，只凭物价涨落，而不虑银钱涨落，从而促进商业发展。
此外，宋育仁在论述了改革中国币制，制金币，消除镑亏对商业发展的作用。
3.开办银行的具体设想
宋育仁在考察西方资本主义银行制度基础上，设计了较为完备的银行体系。在京都设立总行，总行无论商本或官商合本，皆隶于商部。在天津、上海、香港、牛庄、芜湖、汉口、宜昌、重庆等商埠及海关商务繁盛之地设立分行。
银行管理方面，仿外国例，总行实行商部、商董、行主三者相互配合的管理模式，“商部主断法，商董主议法，行主主行法”。商部主修订商律与断法，在年终稽核银行帐目。银行实行董事会管理，“推择行主由商董用人”，“遇有章程不便，准由商董禀明商部，公议修改”，交行主照章办理。
多渠道筹措银行本金。上海银行实有银根仅二百万两，朝廷拨付官本五百万两，再招商五百万两作为银行起根。为增加资本以敷周转，宋育仁主张将按例提前三月交海关道的赔款交付银行司其出纳。
宋育仁对银行的业务与功能做出了更多、更详细的描述。如掉换兼平银价、带行币票、营运弥补国债等。
四、明德与商业发展
宋育仁认为中国重商，而不被人知晓。中国之商尤富，也不被人知晓。各国大商，得举为议绅，及大公司商董，得主议于商会，与议于商部，如此而止，而中国大商则奖叙可给一品封典二品官阶，近且有给侍郎衔三品卿者。
国家重商，远过于外国。但为什么公司不能兴，大工厂不能举，铁路不能自修，银行不能自设？宋育仁分析其原因，认为在于德未明，商人“与国离心，各自为谋，不为大局计，又不为贫民计。”他形象地比喻，举国多商，遍地皆财，就像满屋散钱，不能成贯，则仍受洋商之操纵，为外国之经纪而已。
宋育仁主张设商部，立商会，举商董，入会而与商务之议，使商知大局，不专私殖以自封。同时，国要知商情。设银行，商获利颇微，而责任繁重；举办公司，商董垫款甚巨，而与众共享其成，不能独享其利。这些都是有学之良贾所乐为，无识奸商所不愿。在中国，官与商，商与民，彼此不相信。公益之事，公理之宜，知之者鲜。懦者望之却步，豪强兼并者，专其利。对于已经成立的公司，在宋育仁看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
由于德未明，华商眼光短浅，而希利厚，朝种树而晚于成阴。宋育仁引司马子长之论货殖曰：良贾三之，奸贾五之。在《经世财政学.明士学》里，宋育仁对商人不明士学，只计目前，不知久远，形象地描述为“见有利之业，则争归之”，“闻一物之价贱，则群弃之”，“见省工减料之侥售诡获，则争效之”。
宋育仁指出“原大则饶，原小则鲜”。经商有取利厚和取利薄之分。取利薄,利人而利己。日计不足,岁计有余，在多中取赢，薄利多销，如为众人服公役而受值。取利厚,利己损人,而诈巧由此生,市价多贰,国中多伪，跌价争销，私伪充斥，损人并不能利己。
四民失教已久，商尤近利，尤为杂伪。教商,就要使之明公理，而不可导以矜私智。什么是公理呢？公理就是商律。明商律而服行，能举公司办银行，大商任其劳，而众人沾其益。对财政、民生实业有公利的，国家可以予以旌表，不可以其自富而旌表。宋育仁认为，不能只言开民智者，而首在明德。
五、明士学，兴商学
宋育仁指出“商之宜有学，世或未知焉”，他分析了世人不知道有商学的原因。言乎工艺的不足，容易知道是由于声光电化等学不兴所致。言乎商务，则惟求于市。宋育仁进而批评国人言商“自以为得之矣”，深究之则“银行不能设，公司莫能举也，物价之低昂，不能与外相持也，钱币之轻重，熟视而无睹，闻之而莫能知其故也”，其根本原因在于“未尝学之故也。”由于没有兴商学，用人专资于阅历。于商，遇事能举之若轻，持论言之成理，自以为得之，而不知商学，非专学于商，求诸经商之学，然后足以明商。
宋育仁把商业视作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组成要素之一，不再像郑观应等，将商务作为国民经济的代名词，并且把商区分为商务、商业、商学。
商务。商务即政事，指有关商业的政策管理。经商而不必执事，被称为企业家。生材、劳力、资本为生财之三要素，合三者而成商业。然而生财之衰旺，要看总理人的组织怎么样，主要在于订条约，立章程，进退而赏罚，运动其进出，平其争讼，小者组织一二商业，大者维持众多商业。
商业。商业即自执其业者，兼劳力家资本家而言。商虽持筹而算，近于劳心，然事必躬亲，实际是劳力家。有大资本而委事于人者，专为资本家，有出资本而兼自执业者，如商部之商官商会之商董为企业家，一公司一工厂之总办，以至工匠皆为劳力家，其股东则资本家。劳力资本，皆属商业家，而不得谓之商务。办理商务可以兼执商业，而不必执商业。宋育仁批评时人，不分商务、商业，不明权限，不知权限，不足以言商务。
商学。企业劳力资本三者各有其学，即各所宜知，企业家不必娴于买卖，劳力家不必深于条理，资本家不必谙于营运。各明其义务，同时对于商业原理，皆宜共知，即不必其在商，亦所宜知。“故明士学，然后通商学。”在宋育仁看来，商学知识应该予以普及，以明士学，知公理，促进商业发展。
宋育仁关于“商”的认识，有一个认识过程。四川经办商务时，在其思想观念中，以商务统工、商，工，即制造，改造土货及仿造洋货；商即转运，土货行销出口。这在《四川商务局招设公司章程》中有所反映，与早期改良思想家薛福成他们的商务观念颇为相近。随宋育仁对工商之学接触更多，及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他对商的认识也就更加深入，将“商”分为商务、商业、商学三个层次。
宋育仁认为“商之事，合群之事也，通于为政之事，故必明士学，始足于言商学。”商学有那些内容？宋育仁认为，商学首在明公司之理，次在知银行之务，尤在晓习钱币与货物出入之较。公司只要自治，决无亏损倒闭之理。由商董担任，负责组织经营，才能集公司；有银行担任，而后能售股票；有公家保险，而后成公司产业，保本业价值，然后得国家利权。商之事，与国民风俗习惯，有公益之利，与国家法律，有相因之理，这些都是良贾所必知，否则是不能办好公司的。
六、兴商务，挽利权
在《覆陈四川商务折》，宋育仁说：“窃维商务因挽回利权，抵制洋货而设。”实际明确提出了兴商务的主要目的在于：挽回利权，抵制洋货。当然，兴商务，还可以“开利源塞漏厄”，即开利源，有益于国家财政。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船坚利炮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协定关税、开矿等特权，不仅向中国倾销商品，而且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近代爱国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无不主张发展中国自己的工商业，抵制洋货。
正如此，宋育仁才有回川办理商务之举。他提出兴办商务，以“占市埠，保地产”为要领。宋育仁主张联合华商，自设公司，仿洋法制造，使利权不至于外溢。对于中国土产，“化散为整，自运出口，毋任外人包揽抑勒，”使土货不至外商垄断而贱售。
宋育仁在四川兴办商务时，“不准招集洋股”，被写入《四川商务局招设公司章程》。这与其主张兴办商务的目是一致的。四川地处内陆，风气未开，相对沿海或开埠省份，集股困难。即使如此，宋育仁还是坚持不集洋股，而是多方劝导，坚持商本商办，官绅不经手银钱，示信于民，才获得商人信任。
此外，宋育仁主张集股，建立股份制公司发展商务。从《四川商务局招设公司章程》，可以看出他设计的股份制公司的具体运作情形。
招股与股票发行。各公司分任商业既定，推广招股。由商务总局发给票式，商总经手造具股票，每股百金，编明号册，送局查验，加总局关防以杜冒滥。股票号册存总局，票交商总，定明售票收股由商总局议定或交票号，或交大铺家代收，给收单息折以凭取息，并报明总局存案。
利润分配。股份公司公司每届年终清结一次，按付官息及该公司货本人工运价开销外，所得净利，以五分存储，作为护本，以四分归股友摊分，凭票支取，余一分做承办商首各公司各执事人酬奖。公司帐目略刊送总局及各股东，接受总局和股东的监督。
股票遗失的处理。股票载明入股人籍贯姓名，遇有遗失，由本人具报总局转达地方官备案，领取股息时，另立保单，由该公司补给股票。
用人。公司用人由本公司商总主持，总局不干预。公司用人，以保人保单为凭，入股万金者准荐一人。举荐的人干什么事，由商总主持，不得指荐某事。办事不合，听凭开除，仍准另荐，如有亏空银钱，由商总确定赔付多少，由保人负责。
公司的权利与义务。除照章纳厘税外，地方一切支应差徭，无庸认派。地方书役，不得借支差名目，肆行搅扰，如有前项情事，由总局移请地方官随时查禁。
宋育仁不仅大力介绍西方公司制度，而且结合中国国情，在反思洋务官办企业制度基础上，推行鼓励民间投资，建立股份制公司，兴办商务，促进了川渝商业经济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封建统治者主要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明末，资本主义在商品生产发达地区，开始萌芽。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输入、倾销，及西学传播和国内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中国社会，从政府到民众，对“商”的认识和态度，一直处于变化和进步中。其中，以宋育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和维新士人，对西方商学知识的介绍，对发展商业的呼吁，对发展商业的具体建议，尤其是1896年回川兴办商务的商业实践，事实上起到了“开风气”之效果，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发展。
注释：
宋育仁的《经世财政学》仅比190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首部财政学著作《财政四纲叙》晚了2年，而其中的币制改革主张早在1896年已成雏形。据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下），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载：有关经济学的著作，“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时止的17年时间至少达80种，其中经济学原理书至少48种（中国人编著的至少24种），财政金融方面的至少25种（中国人编著的一种）”。宋育仁的《经世财政学》留存少，现仅存上海图书馆，也可能未统计其中，但从叶先生的统计看，宋育仁的《经世财政学》应该是清末比较早的中国人著述的经济、财政学著作。
参考文献：
[1]宋育仁:时务论[M].成都.1897.14.（存上海市图书馆）
[2]宋育仁:经世财政学(上)[M]. 卷二.权工商.上海：同文书社， 19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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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育仁:时务论[M].成都.1897.5
[5]宋育仁:时务论[M].成都.18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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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育仁:时务论[M].成都.18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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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宋育仁:经术公理学[M].卷一.明德.上海：同文书社，1904.6
[11]宋育仁:经术公理学[M].卷一.明德.上海：同文书社，1904.7
[12]宋育仁:经世财政学(下)[M].卷五.制泉币附篇.上海：同文书社，1905.4
作者：黄宗凯 刘菊素
通洋裕国资本主义论文 篇3：
清末民初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消费观念的变迁
摘 要：清末民初，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生活习俗传入中国。不论是百姓日用中呈现的崇洋媚物，还是突破伦理约束下的僭越趋新，消费观念下尚奢去俭的风尚，都除旧布新，出现了不少新事物、新气象，引领民众的社会生活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关键词：生活方式；社会意识；消费观念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杂糅了新与旧、东方与西方、传统与近代等对立因素，国民的思想与意识处在一个躁动的时期、敏感的时代，呈现出崇洋媚物、僭越趋新、尚奢去俭的时代特色，并充分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设计之中。
一、崇洋媚物，日用器物变化下生活方式的变革
清末民初，大量的外来商品涌入，外形新奇、功能优越的各类“洋货”受到大众的青睐和追捧。“一种文化对于异质文化的吸收，往往首先开始于最表层的生活习尚层次……随着近代文明的渗入，中国人看到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模式，激发了追求、模仿人类进步生活方式的心理，有意无意地用这种新的生活模式改造和充实自己的生活，从而使传统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巨大的变革。由于受到西俗的强烈影响，这些变革显现出的一大特色就是趋新与洋化。”[1]毋庸置疑，最先吹响冲锋号角的是西方的日常器物即洋货。“取火之物，向用火石，其色青黑，以铁片擦之，即有火星射出，与纸吹相引而生火，人家莫不备之；光绪乙未、丙申之际，改用火柴，俗称‘自来火’，为欧洲之输入品。夜间取光，农家用篝（俗称油盏），城镇用陶制灯檠，家稍裕者，则用瓷制或铜锡制者，有婚丧事者，则燃烛；光绪中叶后，多燃煤油灯，而灯檠遂归淘汰。洗面擦身之布，旧时多用土布，有用高丽布者已为特殊，其布仿于高丽，质厚耐久；自毛巾盛行，即下至农家，亦皆用之。洗衣去垢，曩日皆用本地所产之皂荚，自欧美肥皂行销中国后，遂无有用皂荚者。计时之器，仅有日晷仪，用者亦不多，购买外洋钟表者尤为稀少；自轮船、火车通行，往来有一大时刻，钟表始盛行。箱箧之类，乡间盛行板箱，中上人家则用皮制者，嫁妆内所备多用朱漆；光（光绪）、宣（宣统）之间，西式提箱仿造于沪地，于是旅客多购用之。”[2]由西方传入的日常器物被民众所接受，洋货占有了中国广阔的市场并持续扩大，进而推动了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
《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陆续得以在中国直接投资设厂，雇佣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在中国本土生产销售各类洋货或仿制洋货，价格进一步降低。“上而缙绅之家，下而蓬户瓮牖，莫不乐用洋灯，而旧式之油盏灯淘汰尽矣”。[3]随着通商口岸的逐渐增多，洋货的生产与销售逐渐深入内地，洋货使用日益普及，“饮食日用曰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4]无疑，器物的传入影响了大众的消费观念，进而改变着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这种崇洋媚物的生活态度首先出现于少数通商口岸与官僚富裕之家，随后逐渐传入内地和农村。“凡物之及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曰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名洋酱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5]
眾所周知，“在对洋货的选择上，尽管人们有着复杂的心理，也经历了一个由排拒到接受的漫长过程，然而洋货最终以其不可比拟的优势占据了城市人的生活，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这之中，没有耻辱，没有自尊，有的只是对西方文明的无比羡慕。在没有其他参照系的前提下，洋货折射出的是半殖民地中国对英、美等国先进文明的学习与渴望。”[6] 正如西餐馆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上海市民对于饮食种类的认知，也接受了一种新的公共空间类型与文娱生活方式，咖啡馆、酒吧、台球吧、社交俱乐部等。中国社会依托西方的器物文化，呈现出一种靠近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价值观。随着洋货被大众接受，学习、模仿、接受西方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成为必然的文化现象，传统生活方式才随之改变，进而加速着传统社会礼仪、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变革。
二、僭越趋新，等级观念约束下社会意识的觉醒
传统文化对大众的服饰、日用、居所有着森严的等级规定。以贵族为代表的上层社会既有享用奢华器物的权利，又有消费、使用的实力，还有享用奢华器物文明的组织生产条件，有完善、成体系的特权服务人员和机构。如在我国专制等级制度时期，存在着官府与民用两大制造体系。官造体系有专门的设计机构、生产作坊，工艺精湛，物不外流。官民制造，等级严明，不可僭越。传统习俗也受等级观念约束，在器物层面体现出尊卑有别，如官服中纹样和色彩的差异、民服中质料和工艺的区别，乃至相应的花饰、配件不能有丝毫僭越。普通百姓如果贸然使用某些高档或特殊的器物必然被上层阶级所谴责，甚至处罚，也不被广大社会所认可。“商贾不衣锦，中产家妇女无金珠罗绮”。[7]不可僭越成为一种社会无意识的文化存在现象，被投射在传统手工艺上。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南京、上海等地城市化几乎与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同步，城市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主导着近代中国设计思想的走向。“近代以来，随着清朝中央集权的逐渐衰落，等级制受到严重挑战。城市中的知识阶层和工商业阶层最先脱去长衫，穿上西服，成为接受西方文明的先驱。辛亥以后，帝制被推翻，清代的官服随之被抛弃，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服饰消费成了流行与时尚的标志，最终失去了区分等级的功能。”[8]传统等级与秩序被刻意突破，在影像、广告以及商业形式的促动下，妓女可以打扮成千金、名媛，瘪三亦可以着西装、戴礼帽，产生与其身份不相称的影响力。传统设计是在等级、地位的严格限制下，在经济能力的约束下，各阶层的人分享设计的不公平原则；而随着等级、地位等因素被打破，金钱成为制约大众选择设计、享用设计的唯一因素。就设计对象而言，在消费能力的制约下，不同的阶层站在各自的社会、经济平台，享受设计的公正与平等，破除、消解等级观念，僭越趋新成为社会意识的常态。“张爱玲曾敏锐察觉到洋货在中国社会制造出的文化诱惑，当人们意识到眼镜是现代性的符号时，社会上的女孩与职场女性也都纷纷戴上了眼镜作为装饰。新职业、新着装、新发型、新媒体、新的公共空间等，这种女性形象逐渐转变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商业力量呈现出迷人的、时尚的、欲望的、触手可及的印象。”[9]历史证明设计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具有的无限潜力，设计可以满足消费者愿望，可以激发某种价值渴求，从而鼓励消费者接受物质文化来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在注重实用功能和追求享乐的生活伦理的支配下，传统等级贵贱让位于金钱，以金钱来衡量一切的观念被逐步接受，金钱成为消费中重要的制约因素，崇尚金钱在大众的心目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在否定传统等级观念、义利观念的同时，客观地推动了近代消费观的重构，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交往方式、人际关系、价值观念及伦理观念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趋新与洋化是消费习俗走向近代过程中自然而突出的文化现象，其背后则是颠覆等级权贵、僭越趋新的社会意识日益风靡。可见，等级制度通过物化形态来体现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借助伦理规范严禁僭越，与经济、实用功能无关，其背后是“礼制”的彰显，“人伦”的凸显。奢华与僭越的社会表征加之近代消费观念的突破，是对传统消费习俗和社會意识的挑战与颠覆，是等级观念约束下近代社会意识的觉醒。
三、尚奢去俭，消费理念影响下风俗习惯的转向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自然经济，遵守孔孟儒学“尚俭去奢”的思想，讲求“俭不违礼，用不伤义”的价值取向，要求大众的日常生活“知足常乐、安之若素”，并以道德、伦理为理论支撑。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约定俗成的消费习惯，无论是器物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中华民族都崇尚克勤克俭、朴素节约，勤俭节约是传统消费习俗中最为突出的特点。
消费观念和消费习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由传统进入近代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和影响。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刺激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复存在，传统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开埠后，消费风习渐趋华靡。”[10]随着近代新经济因素的出现，经济体量的增长，经济观念的变迁，传统的农业社会消费观受到“尚奢去俭”消费观念的冲击，自近代上海开埠以来，奢侈消费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尚奢之风由大都市扩散到城镇及农村。
奢华能够扩大大众对商品的需求，促进生产，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促进社会财富的流动，奢华的商业价值被当时很多学者认识到并极力倡导。如谭嗣同认为：“本无所谓奢俭，而妄生分别以为之名，又为之教曰黜奢崇俭，天下且翕然归之曰：俭者美德也。是以奸猾桀黠之资，凭借高位尊齿重望，阴行豪强兼并之术，以之欺世盗名焉。”[11]甚至梁启超也撰文反驳传统儒家的节俭观念，认为“崇俭”是“上古不得已之陋习”，是自然经济生产力低下的结果，必将被先进的近代生产力所取代。[12]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于1904年初夏作欧洲十一国游，后作《欧洲十一国游记》，其中《意大利游记》描写了奈波里建国的历史及其人口、地理环境，描写了它的城市商业环境、市容风貌，还写出了与北京对比而生的感想。”[13]他认为：“旧国整顿极难，以屋难拆毁故也，整顿道路，治宫室，非别辟新埠不可。”[14]尚奢去俭思想的提倡和宣扬，使奢侈消费观逐渐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成为近代消费的一大特征。
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人权、人文、个性的提倡，推动物质消费观念和资本主义文化消费观念不再受到传统伦理的束缚，大众化的审美需求得到设计的迎合，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表现出趋时逐新、尚奢去俭的现象。如市民对西装洋服的崇尚与效仿，甚至达到了只识衣裳不认人的状况，鲁迅就因为着装问题而遭到南京路豪华饭店“华懋饭店”服务人员的奚落和冷遇。中国人重视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重视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身份、地位和形象，见诸日常生活中的体面、身份、时尚等行为特征不仅仅体现生存性，还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性。人们购买新奇、时尚的器物，多是出于交际、夸耀、消遣、享乐的心理需求，而不单单出于生存、生活的必需。“它没有大炮那么可怕，但比大炮更有力量；它不像思想那么感染人心，但却比思想更广泛的走人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去。但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之后，它同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了。”[15]近代中国大众的消费观受西方影响非常明显，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体现了一般百姓对近代化的接受程度，趋新、逐尚、求异一直是大众消费风俗的重要特征，是追求个性消费观念的体现形式之一。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 项目“艺术设计伦理概论研究”（项目编号：17YJA760055），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专项课题“大学生艺术教育通识课程群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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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伟修，秦锡田纂.南汇县续志·卷十八. 见黄苇，夏林根.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43-344.
[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M].上海：中华书局，1962：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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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耿光连.社会习俗变迁与近代中国[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9：105.
[9] Eileen Chang，“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Twentieth Centuye，1943，4（1）：p59.
[10]樊卫国.近代中国的奢侈消费[J] .探索与争鸣，1994（12）.
[11]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1：322.
[1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37-44.
[13]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53.
[14]冯光廉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87.
[15]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一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71.
作者：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