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旅游集团投资风险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面对缅方突如其来的密松电站搁置令，电站合作方之一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发言人一再表示“非常震惊”。密松电站项目一旦搁置，可能致使中电投前期的建设成果付诸东流。2011年10月18日，中国水电（证券代码：601669）成为上市IPO的股票。
旅游集团投资风险分析论文 篇1：
我国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特征及风险分析
摘要：为探索中国旅游景区经营机制的改革方向，通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五个旅游景区的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得到各模式的共同特征和各自面临的风险，认为旅游景区的分级管理应该是治理模式的改革方向。
关键词：旅游景区；治理模式；风险分析
旅游景区是旅游业的核心，是人们想去一个地方旅行的动机(Swarbrooke，2000)。从需求的角度看，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游客对景区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一流的资源，二流的管理，三流的服务”是对我国旅游景区现状的一个概括，旅游景区作为我国旅游业新的“瓶颈”问题也随之产生。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以自然景观和文物资源等公共资源为依托的旅游景区，这些旅游景区因为具有经营垄断性、目标多重性、资源不可再生性的共同特点而成为上述问题的发生主体，同时也是我国旅游景区产品的主要供给者，更是未来推动我国旅游业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核心动力。
一、有关表征问题的综述
首先是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管理，政府主导功能被弱化的问题。目前，我国旅游景区宏观管理格局的突出问题是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管理。我国的各类旅游景区分别隶属于多达12个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实践中，各个部门出于专业管理或者利益的需要，经常会发生掣肘或扯皮的现象。其次，旅游景区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现象普遍。王兴斌(1999)认为，在许多旅游景区中，由于条块分割和政、企、事不分，政府机关的衙门作风与旧国营企业的各种弊端兼而有之。第三，资源破坏，环境恶化。一方面是景区经营管理者的直接破坏；另一方面，是由于旅游景区容量过度超载产生的间接破坏和影响。第四，公共资源类的旅游景区准公共产品的性质还未形成，旅游景区门票价格“涨声一片”。凭借其资源的垄断性，绝大多数旅游景区门票价格只升不降。与欧洲和美国等旅游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资源类旅游景区的过度商业化现象严重。
魏小安(2005)将旅游景区的问题总结概括为：一是体制混乱，二是情况复杂，三是功能交织，四是变化迅速，五是利益纠葛，六是文人代言。本文认为，目前旅游景区经营管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性。其核心是经济利益的重新分割问题，也即以何种制度安排来解决政府(中央和地方)、社区居民、旅游者等各方面利益的问题。在我国旅游业独特的发展背景下，这种制度设计和安排就演变成为各种治理模式。
二、旅游景区治理的五种模式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地区在发展地方旅游业时。先后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发展模式，其中以整体租赁著名的碧峰峡模式、以包装上市为特征的黄山模式、以股份制融资开发为手段的富春江模式、以建立旅游经济开发区为发展方式的净月潭模式和以国有独资集团公司为治理方式的陕西旅游集团公司模式(以下简称五大模式)。本文用图1、图2、图3和图4分别对比较复杂的治理模式进行说明。
比较分析上图的内容，我国旅游景区的治理过程表现出五个明显特征：
特征之一：从模式产生的地域来看，除陕西以外，各模式都处于传统的非热点旅游地区。传统的旅游热点地区包括：北京、陕西西安、广西桂林、上海等地区。这些地区是在我国旅游业发展初期，国家采取优先发展入境旅游政策的推动下产生的，是我国传统观光产品的代表。这一特征表现也符合所谓的“蛋壳理论”，即一种新治理模式的产生总是要冲破重重阻力(蛋壳)，阻力最小、蛋壳最薄的地方才能够产生新的治理模式。由于非热点旅游地区既有的利益机制还未形成，因此改革阻力较小而发展动力较大。
特征之二：从产生的时间来看，都处于我国国内旅游迅猛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10余年时间，是我国国内旅游市场的冰冻时期。这一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国家优先发展入境旅游、限制国内旅游的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偏低有关。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旅游市场需求迅速启动，旅游收入以年均19.1％的速度增长，旅游人次数以年均10.7％速度增长，其增长幅度远远高于入境旅游。
特征之三：各模式的治理主体都由“地方政府+旅游公司”构成。有所不同的是，宏观治理主体和微观治理主体之间界限的清晰程度不同。有的模式两个主体之间的界限比较清楚，表现为两个治理主体两套机构，例如碧峰峡模式和陕西旅游集团模式；有的模式两个主体之间界限模糊，表现为宏观治理主体实质性地介入微观治理主体，甚至两者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例如净月潭模式和黄山模式。
特征之四：旅游景区的治理模式表现为两种基本类型：点式治理和面式治理。其中碧峰峡模式、黄山模式、富春江模式和净月潭模式都是针对某一具体旅游景区进行治理，表现为点式治理的思路(净月潭模式表现为由点及面的治理特征)。而陕西旅游集团模式是针对某行政区域中多个旅游景区进行统一治理，表现为面式治理的思路。
特点之五：除碧峰峡模式外，其他治理模式下旅游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均没有实现实质性的分离。实质性分离的判断标准是现代公司理论的占有权、处分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分离。碧峰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两权分离，也是治理效果最好的一种模式。其他旅游景区两权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完全分离，所有者代表——地方政府背后操作的痕迹明显。
尽管五大治理模式或多或少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其潜在风险却是客观存在的。
三、五大治理模式面临的风险
(一)碧峰峡模式的风险分析
风险之一：政策法规风险。碧峰峡模式与现存政策法规的冲突可能产生两种风险：其一是碧峰峡模式的推动者——雅安市主要领导的政治风险。其二是投资商——万贯集团的投资损失风险，因为“违规”而被强行中途叫停，其投资于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等项目的资金无法收回。
风险之二：监督与控制风险。旅游景区的整体租赁经营是一种全新的委托代理关系，与发展比较成熟的公司委托代理关系不同，在责权利的分割方面还存在着不足与疏漏。因而，在此关系上建立的监督与控制机制就存在风险。其一是监督控制失效风险。其二是监督控制冲突风险。
风险之三：合作的风险。由于旅游景区开发经营的关联性较强，涉及的合作对象也较复杂。任何一个合作对象的不合作都可能导致该模式的失败。涉及到的主要合作对象包括：地方政府、景区管理机构、景区投资企业和当地居民。碧峰峡模式在地方政府、景区管理机构、景区投资企业和当地居民之间安排了一个利益均衡机制，这种机制使得经营者有效地规避了合作风险。
(二)安徽黄山模式的风险分析
强有力的、高度集权的管理主体虽然保证了黄山模式的成功，但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也给上市公司的经营带来风险：
风险之一：高度集权产生的决策失误风险。尽管黄山模式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完全分离，其主体还是国家(地方政府)，不存在代理成本的问题，即恶意经营、破坏资源问题。但是，在缺乏民主决策的环境下，极有可能发生“好心办坏事”的事情。
风险之二：景区多重目标造成的经营风险。对于旅游景区来说，经营的目标不仅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追求最大投资回报，而且必须要考虑到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实现。这三个目标受到政府官员、股东、当地居民、媒体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因此会经常发生矛盾。
风险之三：景区经营范围有限导致的经营风险。由于旅游景区属于公共资源产品，其经营必然受到景区规划、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制约。旅游景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其经营扩展的空间就会受局限。旅游容量及其相关的3个分量值：设施容量、资源容量和社会容量约束了景区经营空间的大小。
(三)富春江模式的风险分析
富春江模式实质上是股份制企业经营的模式，从实践上突破了我国旅游景区经营和管理的相关政策和体制，对相关利益者进行了新的制度安排。该模式的风险表现在：
风险之一：政策法规风险。与碧峰峡模式一样，政策法规风险是富春江模式的首要风险。《风景名胜区暂行条例》及国务院有关规定，“风景名胜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必须依法加以保护。各地区各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出让或变相出让风景名胜资源及其景区土地。”这一规定随时都可能置该模式于死地。与碧峰峡模式有所不同的是，富春江模式中旅游资源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并没有完全分离，可以缓和政策法规与现实操作的矛盾。
风险之二：投资风险扩大化的风险。对于以股份制经营为治理方式的富春江模式来说，投资风险有被扩大化的可能。扩大的投资风险可能来自于三个方面：其一，地方领导的更迭引起建设项目的中断或景区经营方向的重大调整；其二，由政府推荐任命的景区管理者可能会由于其专业知识的欠缺、市场经营经验的不足造成决策失误；其三，由于旅游景区管理目标的多重性，导致三大效益的矛盾冲突。净月潭模式也存在类似风险。
风险之三：监管真空导致的资源破坏的风险。监督真空主要是政府对景区的监管存在漏洞。尽管富春江模式有两套监管机制，本来应该是各自独立的运行机制却纠缠在一起，产生了对景区监管的真空。既然是地方政府同时在监管和经营景区，那么景区规划的控制、项目的审批就仅仅是一种形式。所有者虚位和责任不清等问题极有可能导致旅游资源的破坏。
(四)长春净月潭模式的风险分析
相对而言，净月潭模式存在的风险较小。
风险之一：监控失效的风险。
该模式只有一套监控机制，而且管理主体与监控主体合二为一。尽管从理论上讲长春市政府具有更高一级的监控权，但实际上管委会主任是由市政府任命的公务员，政府对其的管理和经营行为的监控有失效的可能。对景区资源的有效保护开发是监控的重点，这一任务往往依靠有效的景区规划来实现，但其制定和审批的过程都局限在政府系统内，进而可能发生规划的制定和审批过程流于形式，监控作用失效。
风险之二：管理效率降低、经营风险扩大的风险。
净月潭模式最初是依靠净月潭景区发展起来的，但时至今日，其经营管理对象有扩大化的趋势。其中净月潭旅游发展集团有4家全资子公司、2家控股公司，净月潭旅游发展股份公司也有4家全资子公司。管委会的业务涉及旅游服务、国内贸易、餐饮娱乐、建设开发、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产品加工、影视业等内容。经营内容的多元化和管理幅度的扩大可能导致效率降低和管理失控的风险。
(五)陕西旅游集团模式
该模式是一个文物大省发展旅游业的一种制度选择，其中主要涉及文物资源类旅游景区的治理问题。该模式目前存在的风险主要是：
风险之一：模式瓦解的风险。
陕西旅游集团模式是在政府的竭力推动下产生的，政府是该模式存续下去的主要力量。但是，众所周知的一个现象是，由于政府主要领导的更迭。往往引起某项改革计划的中断。陕西旅游集团模式至今已经经历了两届政府，推动该模式产生的主要领导已经变更，支持该模式存续下去的力量或多或少有所减弱，加之经营业绩平淡，也就产生了该模式瓦解的风险。
风险之二：模式内部主体矛盾激化的风险。
尽管在酝酿陕西旅游集团模式的过程中已经充分考虑了各方的利益和权利，但是，该模式在运行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矛盾。省旅游局与集团公司的矛盾、旅游集团与文物局的矛盾、地方政府与旅游景区的矛盾等，其中旅游集团公司处于矛盾的焦点位置，任何一对矛盾的激化都会对该模式的存续产生威胁。目前，文物局与省旅游集团的矛盾最为突出，正如国家文物局资助的《中国经济制度转型期文物事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课题报告所指出的：“集团公司实际上受到秦兵马俑博物馆的抵制，两者之间的契约关系现在形同虚设”。
风险之三：文物保护的风险。
该模式本着“政企分开，事企分开”的思路，将文物保护的职能和市场经营的职能分离，省文物局(通过设在各景区的机构)负责保护文物，省集团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负责旅游景区产品的开发和经营，从制度安排上看是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但是，在景区实际运行中，很难按照制度的安排运行。因为景区企业经营开发的中心是文物资源，不可能不与文物资源发生或多或少的接触，这样就存在无意识破坏文物的可能，类似于山东的“水洗孔庙”事件。
四、结语
综上，我国旅游景区治理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既涉及管理机制的改革、各方利益的重新分割问题，也涉及旅游资源保护、旅游产品社会功能定位等问题。分析现有的各类景区治理模式，有利于总结经验、规避风险，为旅游景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从而促进我国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本文认为旅游景区诸多问题的解决应该从宏观管理制度人手，实行旅游景区的分级管理应该是我国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改革方向，正确与否，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商榷。
[责任编辑 卫 玲]
作者：郭互军 曹 卓 杜跃平
旅游集团投资风险分析论文 篇2：
跨国水电投资:利益与风险的博弈
面对缅方突如其来的密松电站搁置令，电站合作方之一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发言人一再表示“非常震惊”。密松电站项目一旦搁置，可能致使中电投前期的建设成果付诸东流。
2011年10月18日，中国水电（证券代码：601669）成为上市IPO的股票。出乎意料的是该股票当天隆重上线后，完全没有某些预测要跌破发行价的迹象，其走势竟然一路飘红，最终的换手率达到90%以上，直逼历史峰值，为此还触发临停机制。中国水电成为今年以来新股上市的一匹名副其实的“黑马”。
然而，中国水电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从最初的调减融资规模，到终于成功上市发行；从首发日的飘红涨停，到次日的大跌7.78%，中国水电在A股市场上也玩起了过山车。也许，日前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在缅甸投资建设的水电项目面临停建的消息，在给这些水电巨头的境外投资安全笼罩一层淡淡隐忧的同时，也隐现水电投资企业高收益与高风险的博弈。
2011年9月30日，在新中国成立62周年举国欢庆之际，缅甸总统吴登盛在联邦议会宣布，在他任期内，政府将搁置一项由中缅两国合作兴建的有争议水电工程——密松电站。面对缅方突如其来的密松电站搁置令，电站合作方之一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发言人一再表示“非常震惊”。密松电站项目一旦搁置，可能致使中电投前期的建设成果付诸东流。
近几年，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渐成风潮，而由于风险控制不到位，造成中国一些跨国投资折戟海外，项目出现亏损。而此次中缅密松水电投资项目被搁置再一次让中国境外投资的盈亏问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世界经济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水电已是世界上最成熟、最经济的可再生清洁能源。随着全球一体化经济的迅猛发展，跨国水电投资已经成为投资者越来越热衷的项目，然而伴之而来的投资争端和潜在风险也越来越多。众所周知，水电投资的利润是丰厚的，然而任何时候利益和风险都是同时存在的，利润的空间有多大，其承担的风险就有多大，如何有效保护自己的利益，如何规避风险，这一直都是水电项目投资者们所探究的热点和难点。
中国水利水电发展势头强劲
稳坐世界跨国水电投资半壁江山
2010年10月11日，中国最大水力发电公司长江电力与俄罗斯最大的独立电力公司EuroSibEnergo签订框架合作协议，将共同合作开发俄罗斯的水力发电项目。不仅在俄罗斯，中国在世界众多国家都建设了水电站，如苏丹麦洛维电站、马来西亚巴贡电站、柬埔寨甘再电站等。这些只是中国水利水电走向国际的一个缩影。
从1910年在云南石龙坝兴建第一座水电站至今，中国水利水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国内水电设计、施工技术和设备制造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随着国家电力体制改革，中国水电建设集团、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和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成立后，中国水电在国际水电市场竞争舞台上迅速崛起，影响力越来越大，领先优势越来越明显。
早期，中国水电业务的传统区域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但近十年来中国水电在区域市场的开发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成功地在中东和中亚承接了一批大中型水电站，如伊朗RUDBAR电站和莫拉萨德拉水电站。中国水电建设集团与厄瓜多尔CCS项目签署的EPC合同，彻底打破了中国水电在拉美市场零市场的局面。
经过60年的水电建设，中国电力三大企业凭借优秀的水电建设成果和先进的机电制造技术，已经成为国际水电工程建设领域的知名品牌，其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高。仅中国水电建设集团一家就先后在亚、非、欧、美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工程承包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拥有国际水利水电建设50％的国际市场份额，在国际上成为中国水电建设行业的第一品牌和行业代表。
跨国水电投资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和东道国受益多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资本的国际流动愈益加强。 跨国水电投资不仅能够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且对中国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跨国投资过程中，中国既可以获得新的市场，建立中国水电的跨国体系，提高经济效益，又可以节约水电开发的综合费用，可以说跨国水电投资是中国开拓国际市场、支持中国水电产业扩张的有效途径。
中国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已经有了10多年的历史，凭借着优异的业绩、先进可靠的技术、成熟的经验、丰富和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源成本，成功建设了许多设计标准高、施工难度大、技术复杂、规模庞大的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水利水电施工技术及运营管理能力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在国际上竞争优势日益凸显。
在中国水电国际业务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水电年营业额每年都在以30%的速度增长，且速度仍在不断加快。近几年承接10亿美元、20亿美元的特大型项目也不在少数。2010年，中国水电国际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63.16亿元，占其营业收入总额的25.93%，新签合同457.01亿元，增幅53.63%。国际业务营业收入比重从2008年的23.48%提高至2010年的25.93%。就以中国水电建设集团为例， 2008年、2009年及2010年的海外工程承包业务毛利率水平分别为14.34%、16.89%及16.94%，海外业务毛利率水平高于国内业务毛利率水平。2010年，中国水电海外业务毛利为44.57亿元，占公司毛利总额的35.20%，成为中国水电公司持续发展的强力引擎。
2011年，我国水电承包企业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和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三家水电企业在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发布的2011年度全球最大225家国际承包商榜单中均榜上有名，三家公司国际工程营业额在国际上位列第24位、第71位和第115位。
在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中国企业在跨国水电投资过程中从境外学到了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锻炼和培养出一批国际化经营人才。例如：在欧美这些经济技术、信息技术比较发达的地方，中方通过与东道国企业、人员的接触，了解了很多有关水电市场、技术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和经营管理经验。在与东道国联合进行水利建设时，中国企业也引进了一些通过其他途径难以获得的先进技术，这对中国水利建设和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竞争将产生积极影响。
跨国水电开发不仅能给中国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给东道国带来不可估量的综合效益。水资源代替原煤发电，不仅减少了成本，也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有效地改善了东道国的生态环境。水电站的建设使东道国的水利交通大大改善，降低了水路货运业成本，促进东道国的航运发展，还可以有效地调控水资源、改善水质，减少洪灾。与此同时，水电建设还可以给当地的灌溉、供水、旅游、养殖等方面提供便利的条件，促进区域性剩余劳动力就业。
跨国水电投资的水利建设在改善东道国的区域生态环境的同时，还让东道国在零投入的情况下增强了区域电网的覆盖面积，缓解了区域用电紧张的状况，降低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成本，当地经济收入水平也得以提高，这对促进东道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作用。
受各种因素制约
境外水电投资风险大
跨国水电投资虽然能给投资方和东道国带来巨额的经济效益，但是在投资过程中潜在的风险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水利建设虽然积累了大量的动态风险资料和操作经验，但是自从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并没有制定关于海外投资的统一法律保障体系，金融咨询、投行、评级等中介配套服务机制也没有相应跟上。与此同时，跨国水电项目的性质、国内水电机制体制落后以及境外投资特点的复杂性等不确定因素，造成跨国水电投资风险极大。
BOT项目（即由政府特许私人机构筹集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并对其管理和经营）虽备受青睐，但优势弊端参半。近年来，跨国BOT投资与建设方式被一些发展中国家用来进行其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引起了世界范围广泛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中国的青睐。中国之所以选择跨国水电BOT项目，是因为BOT自身有一些优势。BOT 作为一种向私人融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模式，其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是外资或民间的闲置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不足，减轻了水利建设项目对国家财政的压力和外债的负担。同时它直接利用外资渠道，利于加快水电基础建设和国际间的接轨。其次，东道国为了鼓励投资者投资水电项目建设，一般对跨国水电BOT 项目会提供行政、法律、经济上的支持，这就减少了投资方的风险。
然而，对于中创企业来讲，BOT虽然有众多的优势，但是它在实施过程中也显现了一些弊端。
BOT项目一般从投资方内部审计、审计批准，到报发改委的批准和外汇管理局的批准，以及在国外的申报程序，到最后项目开工，其周期很长。如果投资方没有足够的精力、人员、资金支持，完成一个BOT项目是极其困难的。其次，在 BOT这种特殊的融资方式中，一般都要求东道国政府或机构对项目的融资给予一定的担保和必要的政策支持。如果东道国的法律和投资环境不健全，管理体制不完善，价格体制不合理，这些都有可能导致项目失利。由于我国的人民币目前尚未实行与国际货币的自由兑换，BOT项目的外汇风险明显存在。近年来人民币升值空间增大，项目投资加大，其收益却大大缩水。项目的投资者为了摆脱汇率风险，往往会以苛刻的回报条件、回报率和回收期限来冲抵外汇风险。因此，汇率问题始终是贯穿 BOT融资中的难题。
国内水电机制落后，制约国际化发展。由于中国企业长时间缺席国际市场竞争，中国电力企业在不同程度存在国际经营管理能力偏低，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手段、专业能力与世界同类一流企业相比存在一定差距。此外，目前国内建设管理体制存在的产业细分、业务领域细分、行业壁垒等等，弱化了中国建筑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全产业链成长能力。国内和国际的规则与标准不接轨，这就影响了国际上对中国水电的认知度。
其次，中国目前水利投资的机会配置模式是根深蒂固的，跨国水利投资建设基本上是依赖政府投资为主，但是政府的投资是非常有限的，资金缺口仍然巨大。再者由于水电建设是公益性极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因此企业融资筹资十分困难。在此情况下，中国水电企业只能向银行借贷，而企业负债率过高，资本能力不足，则会制约企业国际水电业务的升级转型。
境外投资环境复杂多变，风险困难重重。水电投资是一项投资周期长的项目，在这一过程中，地质勘探、水文资料收集、可行性研究、施工图设计、采购等是一个耗时长久且花费巨大的过程。俗语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对东道国的国情、政策、环境了解得不透彻，这使中国水电“走出去”要面对重重的困难和风险。跨国水电投资与东道国的政策密切相关，水资源开发和电站建设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而各国水电投资引资政策大多处在初期，尚不完善，投资环境及政策风险较大。
在投资硬环境中，如果东道国的基础设施落后，气候恶劣以及地理条件复杂，对水电项目投资都是不利的。在技术风险上，地质地基条件、材料供应、设备供应、工程变更、技术规范、设计与施工等都是常规性的不可避免的风险。例如：中国在2009年与沙特签署的麦加轻轨项目，由于施工区域严重缺水，地处高温和特大风沙区，夏季地表的最高温度可达到70摄氏度左右，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工程建设周期应该不低于2年，可是中铁建的时间只有16个月，致使中铁建在此项目上亏损了41亿元。
在着手跨国水电项目投资之前，水电项目可行性研究是必不可少的阶段，而这个阶段是投资开发决策活动中花费最多、耗时最长而又重要的一环，可行性研究工作对项目投资风险影响也比较大，若研究不细不准，就会遗漏很多问题，为投资留下很多隐患和不确定因素，甚至导致投资失误，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如投资对象突然改变工期，增加了成本；或者拆迁慢，导致工期进展缓慢，又或者在人力资源上有些国家实施的8小时工作制，而中国企业则认为国外采取的也是三班倒的24小时施工方式……这些可行性研究都是不可忽略的。
在金融风险上，如果投资方对工程投入的资金不足，工程将无法继续推进；然而投资过度集中却又容易引发东道国的疑虑。有些东道国对外汇采取垄断政策，对外来资金进出卡得很紧，这就导致投资方资金渠道不畅。还有些国家受政治影响，金融秩序混乱，使投资方无法筹集资金，也不敢将资金投入东道国。相反，有些东道国对外来资金管理宽松，会让股票或外汇投机商有可乘之机，巨额资金流向突然变化引起汇率突变。
当然，更不可避免的是国家政局动荡等带来的不可抗力风险。中国的水电项目投资主要是环境相对恶劣的亚洲、非洲地区，受政治风险影响极大。如果跨国水电投资所在的东道国出现局势动荡、政策多变、对外关系反常、权力部门腐败、政府信誉差、法制不完善等状况，那些在建和已经投入使用的工程都会受到极大影响，参与其中的中国企业也会遭受巨大损失。
科学管理 有效规避风险
跨国水电投资属直接投资，在水电项目生命周期全过程中，会出现各种不确定因素，所以要加强风险管理，增强风险识别意识。掌握科学合理的风险分析方法，对跨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过程中不同的风险采取有效和具有针对性的控制手段是必需的。
由于水电项目投资周期长，一次性投资大，因此，企业在开展投资业务时，如果全力倾注在一个较大的水电项目上，风险极大，所以在投资前要谨慎而扎实地开展投资决策前的风险调查和论证工作，做好商情调研，分别从投资环境和项目本身即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把风险分析贯穿于可行性研究的全过程,选择良好的投资项目组合，实行投资经营多元化，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在境外投资前，中国企业要及时评估投资对象国的国家风险，大力发展跨国水电投资保险业务。借鉴国际经验，中国政府应该重点建立跨国水电投资基金。该基金应包括跨国水电投资信贷基金、跨国水电保险基金和政策性的跨国水电投资保险。而政策性的跨国水电投资保险则是针对中国企业的跨国水电投资因发生非常风险难以收回投资时，补偿投资者的损失而设立的保险。重点保障发生战争、内乱导致的不能执行合同的政策性风险；企业经营者的海外投资被没收、征用造成的风险；东道国因外汇不足而限制外汇兑换、拖延付款以及限制进口造成的经济性风险。
针对国际业务经营的诸多风险，中国企业对内要坚持严控资产负债率超常上升、规模超能力无效增长和现金流异常现象；强化企业风险管控，努力开源增收、扩展市场需求空间，确保企业持续稳步发展。对外要选择合适的投资方式和合作伙伴。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海外投资战略，可考虑与东道国当地企业合资经营，或以自身优势业务为核心进行独资经营等。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国际市场，降低海外经营的风险。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应该为企业创造对外投资安全环境，积极推进和签订境外投资有效的政府间协定。首先，加快与有关国家签订投资保护协定，以保护我国投资者使其免受因发生战争、汇款限制等非常风险而带来的损失，保障我国投资者与投资对象国企业同样享受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其次，加快与有关国家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简化境外投资的国际税收问题，避免税收摩擦，减轻企业负担。
在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实践过程中，风险贯穿项目建设的始终。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对项目的风险因素高度重视，提出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才有可能减少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尽管中国的跨国水电投资之前遭遇了不少磨难，但是中国水电发展还是迈着矫健的步伐行走在国际的水电舞台上。
随着中国水电人通过一系列海外项目的实施，面对各种困难和风险，中国逐渐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跨国投资经验，特别是国际项目管理能力、风险防控能力、融资理财能力等方面有了独树一帜的经验，这让中国的水电建设在国际水电市场上有了一席之地。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世界各地都会留下中国水电人的足迹，为中国水利建设史留下光辉的一页。
作者：郑怀渘
旅游集团投资风险分析论文 篇3：
海航集团并购路径及并购影响分析
摘 要：1991年海航搭乘中国改革开放列车，经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抓住国际需求和全球转型的机遇，展开了一系列国际并购，至今已发展成以航空旅游、现代物流、现代金融服务为三大支柱，囊括航旅、现代物流、科技、资本、实业五大产业于一体的世界级企业。从研究海航集团“热衷”的并购路径出发，运用事件分析方法、并购效应理论，对海航旗下三大支柱产业并购情况及其产生的并购影响进行研究分析。
关键词：国际并购；三大产业；财务杠杆；影响分析
1 引言
海航集团，上世纪九十年代应“运”而生，实施股份制改造，迈进新时代，海航集團已从单一的地方航空运输企业发展成为以航旅、现代物流、科技、资本、实业五大产业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业务范围从海南发展到全球。目前，海航集团致力于打造共享、分享、生态的“四流”（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平台，构建共享、开放的物流生态圈。截至2018年1月，海航集团旗下产业，海航科技总资产逾2000亿元，年度收入3200亿元，拥有40家控股企业，7万员工。
“一个行业的利润太高，意味着整合的出现。”李先华说，“我们要在整合来到之前，做大做强，一旦整合开始，我们整合别人，不能让别人整合我们。”企业为抢占市场份额，维持自身竞争力，便会考虑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与价值（唐兵、田留文和曹锦周，2012）。并购可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夏德兴和杨一文，1999），产业、企业处于不同时期，运用不同的并购方式，产生的绩效也不同（刘焰，2014）。2008年金融危机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适应技术变革和知识经济的要求，再次掀起全球企业跨国并购的浪潮（罗仲伟，2001），海航集团也将跨国并购作为技术追赶的杠杆（吴先明和苏志文，2014），积极探索其国际发展道路（胡浩等，2013）。至今，海航集团已形成航空、物流、酒店、旅游、零售、地产、金融、船舶制造、生态科技、信息技术等业态的新型产业格局。本文通过对海航集团并购历程总结，分析旗下三大产业并购案例，及其高财务杠杆并购和股权融资方式产生的影响。
2 海航集团并购历程
2.1 横向并购，扩大海航集团规模
2000年1月，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同年8月海航酒店集团、海航控股海口美兰机场，成为中国第一家控股机场的航空公司，另有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海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长安航空公司合作组建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10月，海南航空、陕西航空、新华航空、长安航空以HU代码合并运营。2006年，海航投资香港快运和香港航空两家航空公司，从此揭开了海航海外投资的序幕。2006年至2010年，海航不断扩大国内航空规模，先后成立云南祥鹏航空、金鹿航空、首都航空、西部航空和天津航空。
2.2 “产业链”式纵向并购，打造国际舞台
2003年9月，海航宣布实施“产业链”式延伸及多元化战略转型，以适应信息化时代。从2004年起，海航开始实施全球化收购并购战略。2010年1月，海航并购澳大利亚ALLCO公司飞机租赁业务，并将之更名为香港航空租赁有限责任公司（HKAC）。2011年，海航斥资3.832亿港币收购香港康泰旅行社51%的股权，投资732.51万美元收购香港美辉证券，从而初步建成了面向国际的产业平台和资本平台。
2.3 混合并购转型，迎合“一带一路”倡议
启动创新转型。2015年，海航集团已整合互联网创新创业企业，打造出适应“一带一路”倡议的转型创新平台——海航云科技，海航科技是海航集团继航空、物流、实业、旅游及资本四大产业后的又一大产业集团。海航集团正在抢抓信息时代转型发展的战略机遇，以便融入高新科技领域。启动创新转型以来，海航于2015年，2016年两次登榜《财富》世界500强。
通过上述，了解海航集团发展的历程及方向，有助于下篇分析海航集团三大支柱产业，为什么可以在国际上不断地并购国际上市公司？如英迈国际、CWT Limited等国际大公司。其资金从何而来？采取的并购方式是什么，融资方式有哪些？为什么最近会发生集团流动性差，海南航空拖欠航油费等问题。
3 三大产业并购案例及并购效应分析
海航集团自2004年开启并购以来，始终围绕一个主心轴，海航集团三大支柱产业，即航空旅游、现代物流、现代金融，为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配合“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需要，开展“产业链”式并购，下文将分析三个板块并购案例及其产生的财务风。
3.1 稳固航旅产业根基，促进一体化服务形成
海航航旅产业，隶属机场服务板块，该板块将航空、旅游产业等资源集中整合，为消费者提供“航空、食品、酒店、旅游”一体化服务，通过金融投资和创新业务驱动，致力于为顾客打造世界级卓越全球旅行生活方式，以更全面的创新产品和服务，为消费者开启更完美的旅程。主要分三步：第一，并购酒店，奠定一体化基石；第二，收购地服公司Swissport，进一步完善一体化服务；第三，收购法兰克福哈恩机场，连通古丝路。
3.2 力抓物流板块 ，适应新时代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物流业从“物流配送”发展到“智慧物流”，在不断发展的同时，迎合当下发展趋势，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海航力抓物流板块主要表现在三个大并购案例：第一，收购英迈国际（Ingram Micro），努力融入分销市场；第二，并购CWT International，深化物流产业链国际化；第三，合作共创云商智慧物流。
如图1所示，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通过强大的数字化能力和资源优势，海航集团志在成为“天网、地网、数字网”三网合一的现代物流综合服务运营商。
3.3 打造金融产业，保障产业链上下游资金流通
海航集团金融板块，主要包括租赁、保险、证券、信托、互联网金融等业务，航空租赁这个版块也是海航重点布局的领域。从2010年开始，海航集团在这个领域开始了一系列的收购和重组。2010年1月，海航集团斥资1.5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ALLCO公司飞机租赁业务。这次收购后，海航集团建立了以渤海租赁、海航航空租赁（原长江租赁）、大新华船舶租赁、扬子江国际租赁、香港国际航空租赁为核心的租赁业务发展格局，并以此为基础，搭建了HKAC（Hong Kong Aviation Capital）这一全新的国际航空租赁平台。2016年，海航集团通过旗下的渤海租赁以25.55亿美元收购了爱尔兰Avolon公司100%的股权。通过对澳大利亚ALLCO公司和爱尔兰Avolon公司的收购，海航集团的飞机租赁业务跻身全球前三名。
3.4 海航集团并购效应及财务风险分析
海航集团并购是“产业链”式的扩张，并非单一产业的并购活动。在全局性去杠杆的环境下，利用高财务杠杆及股权质的并购方式，在产生合并效应拉动并购方与被并购方的利润增长点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财务风险。
3.4.1 并购效应分析
效应理论，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并购或其他资产重组活动，会产生社会效益，或是协同效益，即2+2=5的效应，并购的效应理论主要有：财务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长期战略规划理论、市场力量和纯粹的多元化经营理论。财务协同效应理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合并公司的负债能力提高；二是资本成本下降。经营协同效应理论指通过横向、纵向或混合并购实现合并后的规模效应，尤其是在市场营销方面，可以扩大销售范围。海航集团三大支柱产业并购，涵盖六方面的合并效应，在财务协同效应和经营协同效应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3.4.2 财务风险分析
杠杆收购，定义繁多，结合海航集团并购案例，定义为经营型杠杆收购，具体指利用收购上市公司的技术、市场、产品等进行杠杆收购。杠杆收购融资的主要有8种方式：股权质押、银行贷款、融资融券、发股筹资、发行债券、股票收益互换、资产管理计划、并购基金。海航集团三大支柱产业的扩张，主要涉及极具代表性的银行贷款和股权质押。针对大型上市公司的收购项目，对资金量的要求都是非常巨大，海航集团采取高财务杠杆或股权质押的融资方式，从理论上来说理论上来说必然存在财务风险。
银行贷款和发股筹资一样，在现实市场中属于企业最常见的融资方式之一。海航集团为实现其全球并购的战略，获得了国内8家银行的支持，其中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和浦发银行，这8家银行对海航集团的授信额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
股权质押指融资人以自身所拥有的股权作为质押物而进行的资本筹集活动，股权质押属于无形资产质押，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动产质押。海航集团英迈国际项目、CWT项目等，都是通过股权质押和高杠杆融资方式。所谓加杠杆容易，去杠杆难。2017年6月，中国银监会开始要求商业银行排查多家对外投资较多的民营企业授信及其风险情况，并对其进行规范。截至2018年1月20日，海航集团旗下8家A股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高达834笔。
高杠杆并购和大量的股权质押引发了海航集团近期出现的航油款“拖欠门”事件，使海航意识到自己高杠杆收购带来的集团流动性问题，海航目前正在努力去杠杆、降速，减持德意志银行股权，计划售出多间希尔顿酒店的Park Hotels & Resorts 25%股份、所持红狮酒店股份16%的股权等。
4 结语
对企业而言，采用杠杆融资，虽可以实现迅速发展与扩张，但是频繁与高杠杆“产业链”式并购并不是最理性的选择，纠其并购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整合与重组，且杠杆资金都有使用时间的限制。杠杆资金的财务成本压力，来自于企业的运营情况，当企业运营良好时，应该适时承担相对较高的财务成本压力，以提高企业收益；而当企业面临困难境遇时，最好选择降低债务资本的办法，以便为企业应对困难时期提供更多的选择。在全局去杠杆的环境下，企业应合理使用杠杆。
参考文献
[1]唐兵，田留文，曹锦周.企业并购如何创造价值——基于东航和上航并购重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2，（11）：1-8+44.
[2]夏德兴，杨一文.对当前我国企业并购活动的分类及思考[J].商业研究，1999，（10）：47-48.
[3]刘焰.生命周期、并购模式与并购绩效的关系——基于收购公司的视角[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100-107+182.
[4]罗仲伟.全球企业跨国并购：趋势、原因与对策（上）[J].经济管理，2001，（22）：4-11.
[5]吴先明，苏志文.将跨国并购作为技术追赶的杠杆：动态能力视角[J].管理世界，2014，（04）：146-164.
[6]胡浩，葛岳静，王姣娥.后金融危機时代中国民航企业跨国并购的探索分析——以海航为例[J].经济地理，2013，33（04）：88-93.
作者：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