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人本主义伦理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技术伦理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面对不断出现的技术伦理问题，工程师、哲学家、伦理学家、政策制定者等等都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维贝克在力图解决这些问题时，不同于以往的伦理学家，他通过对传统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的解构，进一步建构了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本文试图详细阐述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的不同之处，从而更好地理解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
人本主义伦理学论文 篇1：
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何以被遮蔽及其当代观照
摘要：科学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生成性统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生逻辑与本真精神。迄今，国内外学界倾向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维度作一维化解读和研究，其道德维度一直处于被遮蔽的视界。这主要源于：其一，历史唯物主义文本中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的形式化伦理道德体系之缺失;其二，马克思前后期文本研究方法之深刻嬗变：从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到社会历史研究;其三，历史唯物主义传统解读模式——“规律论”、“工具论”和“实践论”之解读误区。当下，我们理性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经典文本之本源语境，深入反思并剖析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被遮蔽的深刻根源，具有深远的当代观照意义。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生成性统一;被遮蔽;当代观照
“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这一学术概念迄今尚未有学者给予正式提出与系统研究，少有学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切入点并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经典文本之本源语境，立体化挖掘与剖析历史唯物主义所内蕴的深厚道德维度，而关涉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维度——科学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生成性统一的研究，更是付诸厥如。这使我们在理论上无法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内生逻辑与本真精神，在实践上无法充分发挥其内在的道德功能与价值，萎缩了其本应具有的现实的道德意义空间。
历史唯物主义并非某些学者所言，是“道德中立”或“价值无涉”的纯粹历史科学，而是既具有深邃的科学维度，亦内蕴深厚的道德维度，弥合了历史事实与道德价值、合规律性与合道德性之二元分立，深刻彰显了科学维度与道德维度之生成性统一的内生逻辑与本真精神，是“可信”亦“可爱”的历史观和哲学学说。道德维度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生俱来并贯穿其发展过程始终的基本维度。当下，学界要恢复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的理论形象，充分发挥其内在的道德功能与价值，首先须深入探赜其道德维度处于被遮蔽的“隐性”状态而未能“明朗化”之深刻根源。
一、历史唯物主义文本中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的形式化伦理道德体系之缺失
客观而论，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之忽视、漠视甚至无视，虽属误读，却并非空穴来风。此种误读肇始于一个客观存在的文本现象，即历史唯物主义文本中确实没有一个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的伦理学理论。[1]马克思拒绝诉诸任何抽象道德原则和形式伦理学，明确反对西方近代学院伦理学的“形式化方法”和“伦理中心主义”的观点。基于此，他生前没有构建起形式化伦理道德体系，而是将道德理论建立于“任何一个小孩子都能够理解”[2]478的事实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纵观其发展脉络及其理论主旨，没有一个是基于抽象道德原则和形式化伦理学规范而形成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文本中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的形式化伦理道德体系之缺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文本事实。
在马克思看来，道德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衍生的意识形态，空洞的道德说教无益于现实之批判与改造。马克思在创立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深刻揭露资产阶级道德观的阶级局限性和虚伪性，将其斥为“虚假的意识形态”、“无聊的说辞”和“空洞的废话”，[3]亦极为蔑视西方学院伦理学所运用的那种陷入形而上思辨和形式主义窠臼的形式化方法。这种学院伦理学虽然构建起了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的伦理学说，却拘泥于狭隘的伦理道德视域，以道德论道德，一旦在现实生活中遭遇非道德甚至反道德现象，就会“不知所措”，立即昭显浓厚的人文性、浪漫性和空想性，其结果是：意欲“拥抱”道德却消解了道德的权威性，使抽象的伦理阐释和道德说教陷入道德至上主义甚至道德虚无主义的苑囿，不满现实却又无补于现实。马克思认为，抽象谈论道德并试图构建形式化伦理道德体系的做法毫无意义，要完成对资产阶级虚假道德之解构和实质性道德立场之重构，首要任务即在于深入剖析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深刻经济根源，对资本主义制度作科学的经济批判与客观的历史批判，而不能仅仅诉诸道义尺度和价值理性。基于此，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文本中消弭了资产阶级道德的抽象性和西方学院伦理学的“形式化方法”，对资本主义政治辩论中的道德主义的干预始终秉持强烈批判态度，强调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摧毁资产阶级道德得以滋生的土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重构一种适合人性生长的新经济关系和新道德体系。对此，比利时学者亨·德曼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马克思不再对资本主义作纯粹的伦理分析和抽象的道德批判，这是“马克思对其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对手的道德上的伪善辞令所作的愤怒反应”[1]。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4]230，其作为指导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哲学武器这一本质，决定了其不可能构建起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的形式化伦理道德体系。马克思是一位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来创造“现实的天堂”的实践哲学家，毕生致力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4]75，这也决定了其道德运思理路不可能是纯粹的道德思辨范式的，而是超越道德乌托邦的革命实践范式的。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5]275恩格斯在驳斥道德永恒论时亦指出：“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6]156基于此，两位革命导师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屑于构建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的形式化伦理道德体系，其既不以形式伦理学作为批判资本主义之思想武器，亦不以此作为论证共产主义优越性之现实依据，而是始终立足历史，诉诸科学的经济批判、历史批判与现实的革命实践来批判资本主义、诉求共产主义，那种以抽象人性论或永恒道德观为理论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坚决摒弃的。标志“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7]10的《资本论》及诸多历史唯物主义文本，虽饱含对无产阶级命运的道德关怀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道德批判，但其提出的伦理学概念和道德论述却并不多，而是自觉将道德研究置于科学历史观的理论视域，摆脱了形式化伦理学立场，旨在确立批判的、实践的和革命的实质性道德立场。正是源于此，历史唯物主义长期以来被诸多学者诘难为缺乏道德基础的、“道德中立”或“价值无涉”的政治犬儒主义和反道德主义，被误读为一维（科学维度）的社会历史理论，其内蕴的道德维度由此被弱化、遮蔽直至消解。
二、马克思前后期文本研究方法之深刻嬗变：
从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到社会历史研究
马克思前后期文本研究方法之深刻嬗变，即从早期文本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转向中后期历史唯物主义文本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被遮蔽的又一深刻根源。马克思早期文本基于“道德评价优先”视角，秉持鲜明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如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早期文本中，以人的自由精神为批判武器，猛烈抨击普鲁士国家及其法律制度，公开申明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8]141-142作道德辩护，此时他总体上是以抽象的人本主义伦理观念为思想武器来批判现实社会之道德非合理性，以道德情感统摄科学理性，其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始见端倪。此种研究方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注：以下简称《手稿》）中则得到更为集中而深刻的呈现。《手稿》的道德立场及其研究方法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抽象的、理想化的“人的本质”和异化劳动理论出发，将历史过程理解为抽象的“人的本质”之自我实现过程，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复归”，是典型的人本主义伦理学。对此，陈先达先生指出，《手稿》“以人的本质为评价尺度，不可避免地带有道德评价的色彩”[9]99。张一兵教授亦指出，《手稿》的主导逻辑是以“应有”批判“现有”的抽象人本主义思辨逻辑，“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现实的客观思路，马克思的这种人本主义逻辑——理想化的悬设的劳动类本质恰恰是隐性唯心史观的”[10]。
《手稿》与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历史唯物主义文本在研究主旨、核心范式及研究方法上有着很大的异质性，是我们判断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发生嬗变的重要标志性文本。[11]《手稿》以抽象的道德规范和人性、人道主义为研究主旨，以“异化劳动”之消除和“人的本质之自我扬弃”为核心范式，以抽象人本主义思辨逻辑为主导逻辑，具有浓厚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色彩，而这种基于“道德评价优先”视角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后来被马克思视为纯粹思辨的方法予以“高姿态”扬弃。马克思中后期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本则以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目标及发展规律为研究主旨，以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构建社会发展理论为核心范式，以社会历史研究为主导性逻辑，在文本研究方法上实现了从人本主义伦理学向社会历史研究之深刻嬗变，亦由此实现了从抽象到科学、从唯心到唯物之重大转向。不可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旨在研究人类历史，当其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历史范畴描述社会有机体及其发展规律时，似乎是以历史必然性“吞噬”了历史主体性，以客观规律消解了人性和道德，某些学者据此曲解历史唯物主义，断言其是漠视甚至无视人性的、与道德“绝缘”的历史理论，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道德因素的“断裂说”由此产生。“断裂说”断言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后，仅仅满足业已形成的哲学方法——社会历史研究方法，而不再深入、具体地研究人性、人道和道德问题，否认道德因素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传承性与发展性、断裂性与延续性。[11]这其实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误读，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之间人为地制造不可逾越的“鸿沟”，将其与生俱来的道德真韵连根拔起。
从本质上看，基于“道德评价优先”视角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到基于“历史评价优先”视角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之深刻嬗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摒弃了道德思想和道德研究本身。我们对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应秉持科学的理论定位，既要看到其思辨性，亦要看到其在马克思的道德运思理路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马克思的道德运思理路并非一些学者所误读的那样，在转向社会历史研究后即发生“激进的断裂”，只注重历史研究而不再关注道德研究。事实上，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后，摒弃的只是抽象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而并非道德研究本身。历史唯物主义走向人类历史的深处，注重社会历史研究，这并非走向“理论上的反道德”，并非消解道德研究本身，而只是摆脱了抽象道德研究的窠臼，不再把对现存制度的道德批判与对共产主义的道德诉求建立于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的道德原则之上，而是将人道主义和道德研究自觉置于“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视域之下，理性置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的主体价值性自觉契合的基础之上，使其获得了深厚的历史根基，从而消弭了道德研究与历史研究之抽象对立，弥合了合规律性与合道德性之二元分裂，马克思早期文本的道德思想、道德运思理路和道德研究方法亦由此实现了从抽象到科学、从唯心到唯物、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之深刻嬗变。
道德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从未“退场”，而是以某种隐性的方式始终“在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表征马克思的文本研究方法实现了历史研究与道德研究之生成性统一，呈现立体化图景，亦标志着道德研究领域的革命性变革。对此，陈先达先生指出，“同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对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转向分析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道德诉求置于社会现实和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出发点的转移，就不可能建立历史唯物主义”[12]245。马克思前后期文本的道德“断裂说”之产生，“就在于没能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而是执着于马克思各个不同时期的理论本身和马克思阐述自己理论所运用的不同的话语体系”[13]4-5，就在于漠视马克思前后期文本的道德运思理路之间的逻辑联系和整体发展，将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社会历史研究等同于其摒弃道德研究，其本质是否认马克思早期道德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有实质性发展的庸俗进化论。在此种误读下，历史唯物主义被拆解为一系列“道德中立”或“价值无涉”的哲学范畴、实践概念或阶级斗争学说，其道德维度由此被遮蔽直至消解。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读模式之解读误区
长期以来，学界在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规律论”、“工具论”和“实践论”三种传统解读模式。[14]这三种解释模式对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亦是各执一端，或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道德中立”的历史发展规律体系，或将其解读为纯粹的阶级斗争工具，抑或将其简单还原为单纯生产实践意义上的实践论。在上述解读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工具性和实践性等科学维度被无限拔高，而其内蕴的道德维度却被遮蔽直至“窒息”。
“规律论”解读模式将历史唯物主义绝对地“科学化”，将其简单还原为“道德中立”的历史发展规律体系，对其作出了直线论和一维化的形而上学处理。自第二国际正统派理论家关于“全部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这一解释传播之后，经苏联的理论诠释，“规律论”盛行。受其影响，诸多哲学专著和教科书在界定历史唯物主义时，习惯于称之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在此种理论定位下，人类历史发展易被曲解为凌驾于人类的、只具有自然意义而沦丧了人类意义的“超历史”的自然发展过程，历史唯物主义也易被误读为纯粹的发展规律体系，其内蕴的批判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维度、关注劳苦大众命运的道德关怀意蕴及诉求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道德旨归，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直至消解，马克思本人也由此被一些学者判定为非道德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在伦理学上的“反道德论”亦顺势而生。
“工具论”解读模式将历史唯物主义单向度地解读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的阶级斗争工具和手段，片面夸大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属性和革命指导功能，并使其与人道、道德尖锐地二元对立。“工具论”将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斗争性等工具意义无限拔高，似乎历史唯物主义只具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内容，只具有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功能和属性，由此，其内蕴的深厚道德内涵和道德价值被最大化消解。
“实践论”解读模式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宣称自己的哲学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以表明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实践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观点，亦是其内蕴的科学维度之重要呈现。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所形成的“实践论”解读模式却未能深刻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与传统生产实践观之实质性区别，而是将其视域下的“实践”概念简单还原为改造自然界以获取物质生存资料的纯粹生产实践，无视其所蕴含的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实现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与价值诉求。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既是对那种漠视生产实践、将实践仅仅归结为道德实践的思辨哲学和道德乌托邦之“高姿态”扬弃，亦是对那种将实践简单还原为纯粹生产实践甚至“卑污的犹太人活动”[15]6、不了解实践的超越本性及道义价值的旧唯物主义之“历史性”超越，本质上是以生产实践为原初内容，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道德皈依的“总体性”实践观。其弥合了传统生产实践观与传统道德实践观之二元分立，实现了生产实践与道德实践、现实生活与道德诉求之自觉统一。而“实践论”将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臆断为游离于道德实践的纯粹意义上的生产实践观，对其作出了片面化、庸俗化解读，故而无法准确把握其内蕴的道德内涵与道德价值，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由此被遮蔽。
此外，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范式、批判话语与批判逻辑的“非道德化”语言倾向也为学界解读和研究其道德维度设置了一定障碍。客观而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并非以鲜明的道德话语体系予以呈现，而是以深厚的道德底蕴渗透、融汇于其理论体系。其对资本主义现实所作的道德批判，多是从哲学、经济学或史学层面展开，例如，其运用“异化劳动”、“剩余价值”和“资本的无限增值”等经济学术语或历史事实描述来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反人道性，而不会述及“资本家不道德”或“资本主义是反人道的”等明确的道德批判话语，其道德批判是映现于经济批判和历史批判之中的。这种“非道德化”语言倾向也使历史唯物主义易被误读为“道德中立”的历史理论，其内蕴的深厚道德维度被淡化和遮蔽。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研究之当代观照意义
迄今，学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这一视域的系统性研究付诸厥如，尚未有相关专著问世。忽视或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会萎缩甚至窒息其现实的道德意义空间，使历史唯物主义在现实的道德呼唤面前形成“失语”状态。当下，我们理性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经典文本之本源语境，在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之科学维度的理论前提下，深入剖析其道德维度被遮蔽的根源，立体化解读其道德维度的深刻内涵、价值及与科学维度的生成性统一，具有深远的当代观照意义。
1.有助于理性回归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的理论形象。迄今，多数学者习惯于从哲学、经济学、法学或史学层面来解读历史唯物主义，抑或从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或实践论视角来研究，其共同倾向就是片面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维度而忽视其道德维度，“模糊”了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的理论形象。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具有深邃的科学维度，亦内蕴深厚的道德维度——道德批判维度、道德关怀维度与道德实践维度，其道德旨归即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于此，我们不能对历史唯物主义仅作一维化的传统解读，即只看到其科学维度而漠视其道德维度。从道德维度深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其传统解读模式的“补课”，能够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亦有助于我们深刻领悟历史唯物主义的内生逻辑与本真精神——科学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生成性统一，从而立体化把握其内蕴的深刻理论内涵与丰富理论维度，理性回归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的理论形象。
2.为合理解决马克思主义道德悖论提供根本路径。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道德立场这一问题的理解陷入两种极端，马克思主义“道德论”与马克思主义“反道德论”两种观点相互争论，并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不可规避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道德悖论。前者将马克思主义人道化或伦理学化，断言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而后者则将马克思主义视为“道德无涉”的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道德悖论之衍生实质上与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密切相关：当学界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单还原为纯粹的历史发展规律体系或阶级斗争工具时，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就易被误读为“反道德论”;而当学界游离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文本“暴露了他（注：马克思）的创作能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17]2-3，而将人道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时，马克思主义“道德论”即应运而生。基于此，合理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并深入研究其科学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生成性统一，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层面深刻领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之科学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统一性。这正是合理解决当前马克思主义道德悖论之根本路径。
3.强化人民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认同。“真”的理论令人信服，使人产生思想共鸣;“善”的理论鼓舞人心，使人产生情感共鸣。今天，我们深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有助于引导人民群众深刻领悟：作为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凌驾于芸芸众生、“不食人间烟火”的玄学，其既是“真”的指导思想，亦是服务人民大众的“善”的道德价值体系，是“真”与“善”自觉契合的“亲民”理论。这不仅能有力强化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心底的理论威慑力和道德感召力，亦有助于强化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倡导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论自信和道德认同，引导人民群众将“信其真”与“信其善”内在统一，从而激发其对于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拥护及为之奋斗的热情，坚定其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理性“出场”并始终“在场”。
4.为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重要借鉴和启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经济体制和利益格局之深刻调整，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人们在道德选择和价值抉择上陷入了困惑与迷茫，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正面临严重的危机和挑战。在现实的道德国情下，我们要走出倒退性、萎缩性的道德困境，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而这需要丰富的道德资源，仅依靠中国历史上优良的传统道德资源是不够的。今天，我们从道德维度审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理论基础和哲学根基的历史唯物主义，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深入反思当代社会的道德困境与价值危机，深入挖掘其“真”的理论所蕴含的“善”的思想资源并将其运用于现实的道德治理，有助于开启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道德建设的有效“对话”，探寻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新的理论支撑点并重塑符合时代发展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原则，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根本性道德资源。综上所论，该研究能够充分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功能与价值，拓展其现实的道德意义空间，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带来全新格局与有力的道德支撑，推动道德进步与发展。
5.这是时代发展的现实呼唤。当代社会，在诸种批判马克思主义道德正当性的理论流派异常活跃、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争相在大众面前取得道德认同之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袖手旁观，要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内蕴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道德因素，并结合时代背景和实践需要加以发展，以期充分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魅力，提升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道德感召力，使其拥有更多“话语权”。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源泉依旧保持着历来的创新力，因为在我们周围的世界还存在着不公正、贫困和不自由”[16]，这也表征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精神依然保持着旺盛生命力和蓬勃创新力，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研究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当今时代，不公正、不和谐的国际旧秩序依然存在，全球性道德危机的治理也需要全球伦理的重建。无论是国际新秩序抑或全球伦理的重建，皆需要介入强有力的道德批判话语体系，需要介入根本性道德资源为其提供伦理道德支撑。这也为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研究视角的转换提供了新的时代契机和理论空间。因为，从道德视角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深入挖掘其内蕴的道德批判理论、终极道德关怀思想及道德实践学说，可为国际新秩序和全球伦理的重建提供根本性道德资源。基于此，该研究可以开启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世界的有效“对话”，是时代发展的现实呼唤。
今天，我们开显处于遮蔽状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并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和立体化研究，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领域和马克思主义道德研究领域的理论需要，亦是时代的需要和实践的需要，具有深远的当代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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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吴 勇）
作者：余京华
人本主义伦理学论文 篇2：
维贝克的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思想探析
摘 要：技术伦理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面对不断出现的技术伦理问题，工程师、哲学家、伦理学家、政策制定者等等都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维贝克在力图解决这些问题时，不同于以往的伦理学家，他通过对传统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的解构，进一步建构了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本文试图详细阐述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的不同之处，从而更好地理解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
关键词：维贝克;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解构;建构
从古至今，伦理学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技术伦理学是人类对技术的常态反思，在技术发展以及人类社会中承担着重要作用。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伦理问题也更加复杂。传统伦理学不足以完全解决这些问题。面对这一现状，维贝克透彻地解构了传统伦理学，进一步建构了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为解决技术伦理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
一、维贝克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提出的背景
概言之，维贝克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的提出不仅有其深厚的理论背景，也有其现实的理论发展的需求。
（一）理论背景——技术哲学的第三次转向
1877年卡普（E.Kapp）发表《技术哲学纲要》，技术哲学正式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经典技术哲学处于主流地位，把技术看成是一个抽象的整体，对技术持悲观主义态度。之后，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经验转向，技术哲学家开始关注具体的技术问题，注重论述。但是这种经验转向缺乏哲学维度的分析，不能对技术全面分析。21世纪的前10年逐渐出现了技术哲学的第二次转向，即伦理转向。这与当时社会批判伦理的缺失有关，各种应用技术伦理分支不断出现，这次的伦理转向将技术塞入伦理学的框架下，恰恰丢失了经验转向中的宝贵之处，忽视了不同技术的具体使用情况。
维贝克的《将技术道德化——理解与设计物的道德》（Moralizing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一书被看作是技术哲学的第三次转向。在这本书中，他进一步发展了“道德物化”思想，系统地构建了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这本书是他著作《物何为：对技术、行动体和设计的哲学反思》的逻辑续篇。维贝克指出，“为了第三个转向，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的两条路径。一条是描述性路径，另一条是规范性路径。”[1]19他提出的技术道德化恰恰是对描述性路径与规范性路径的综合。
（二）现实背景——新的技术伦理问题
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伦理问题也不断产生，仅仅采用传统伦理学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在此以数据挖掘技术为例进行说明。从广义上说，数据挖掘是对数据库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 KDD）的一个过程[2]243。数据挖掘技术以海量的数据为依托，采用一系列算法对数据进行分析，进而发现一些想探索的规律或者是一些隐藏在数据背后的信息。数据挖掘技术也产生了一些伦理问题，存在对数据过度开采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也暴露了人们的隐私。传统伦理学在产生伦理问题后，对技术人员或者技术使用者进行思想道德上的提醒，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维贝克提出的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更加关注技术物的设计过程，设计师可以在技术设计过程中关注隐私设置，比如人们浏览网页的痕迹会在一段时间内自动清除。
二、解构与建构
（一）后思式路径和前思式路径
首先，从路径方面来说，传统的人本主义伦理学是在技术形成之后，从而对技术进行反思，是一种后思式的外在路径。此路径更加关注技术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而对技术的设计过程缺少关注，在面对高新技术造成的伦理问题时，后思式路径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维贝克提出了一种与后思式相反的路径——前思式，在技术形成之前，对技术有可能造成的问题进行评估，设計师在这里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还要进行技术道德化，将伦理介入到技术设计的具体过程中，形成技术的道德维度，使得技术对人的道德行为具有调节作用。
（二）技术工具论与技术物道德性
从道德性方面来说，人本主义伦理学主张技术工具论，更加关注人，而忽视了物。认为伦理是人的专属，道德是人的专属，技术不具有道德属性，技术是道德中立的，技术没有好的或恶的道德属性，技术是被动的、静默的，技术被看成是人对世界采取行动的一种工具。意向性只有人类具有，人类发明创造技术，将自己对世界的意向性通过技术得以实施。
但是近些年，技术哲学家们对技术的一些看法发生改变。维贝克认为技术物是具有道德相关性的，技术物不再是静默、被动的，技术物积极影响着它的使用者、使用者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以及对世界的体验，甚至对使用者的道德决策都产生了影响。我们需要一种技术伦理，它不仅关注人类做出的决定，而且还研究技术如何带来对人类施加新的道德要求的情况。我们需要研究技术人工制品本身的道德意义[3]208。对乳腺癌的遗传基因检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检测带来了道德困境，也为该困境提供了建议。此类基因的携带者需要做出抉择，选择无视这一检查结果或者定期进行身体检查或者进行乳房切除手术。在《物何为》一书中，维贝克阐明了物的地位、道德属性。文艺复兴，把道德从以神为中心转移到以人为中心。现在认为技术物有道德属性，相当于把道德重心从人转向物。维贝克所倡导的这种物转向，无疑是伦理学中的巨大变革。
（三）人技关系
从人技关系方面来说，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同时提出了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将主客二分，主客二分关系在哲学史上有很长的历史。维贝克认为无论是有康德根源的义务论还是有英国根源的功利主义都保持着主体客体二分的状态，保持着社会性和技术二分。在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中，人和非人经常在一个本体论的深渊中分离，人是主体，物是客体，且人与物一直处于主客二分的状态，人类是有意的和自由的，技术是被动的和静默的。
在维贝克所建构的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框架下，赛博格意向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唐·伊德（Don Ihde）在传统现象学中引入了技术的维度，用技术手段来研究人和世界的关系，技术对人和世界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伊德的分析揭示了赛博格意向性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即调节意向性。除了赛博格意向性还包括其他两种意向性，即混合意向性和复合意向性。赛博格是人与非人的结合体，是人和技术的特定融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大多情况下，我们都是和技术结合在一起。妇产科超声波的例子表明伦理不仅仅是人类的专属，更受到技术的影响，伦理是人和物联合的事情，技术伦理不能使人与技术相分离。
三、建构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的意义
维贝克提出的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方面来说，引导了技术哲学的第三次转向，对于伦理学领域来说，是一次伦理观念上的重大革命，开启了物转向。从实践方面来说，为规范人的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和机制，即具有特定意义的“技术规范”[4]70。
（一）理论意义
技术哲学诞生以来，就存在工程和人文两种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技术哲学经历了经验转向，在21世纪初经历了伦理转向。两次转向之后，技术哲学仍然存在自身的缺陷。经验转向注重论述，关注具体的技术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但是缺乏哲学上的批判维度;伦理转向虽然重拾哲学的批判维度，却丢失了经验转向中的优势之处。在此情况下，维贝克提出了物转向——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引导了技术哲学的第三次转向。第三次转向将经验性描述和批判维度相结合，既关注具体的技术，注重技术的具体使用情境，又关注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实现了两种传统的结合。
在伦理学领域，开启了物转向，打破了主客二分，扩展了伦理学的视野。历史上伦理学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的专属，只有人才具有伦理属性，而物在伦理学中一直是人反思的对象，是被动的静默的，不具有伦理属性，只是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一种工具手段。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打破了这种固有思维，认为物在伦理学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技术物是具有道德属性的，能够对人的道德行为产生影响。当然这种物转向不是要剥夺伦理学中人的主体地位，只是強调不能忽视技术的伦理作用，因此人尤其是设计师需要更加肩负起自身的职责，承担一部分技术对人类行为影响的责任。此外维贝克认为道德行为是一种实践，在这种实践中，人类和非人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技术产生了道德问题，并帮助回答了这些问题，打破了伦理学上一直以来的主客二分状态。
（二）实践意义
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在实践方面提供了一种规范人类行为的新的机制——技术规范，依靠一些技术上的设计去规范人类的道德行为。“人们并非是在真空中进行道德决策的，人们所处的现实世界不可避免地影响并塑造着他们。”[5]59例如，如果汽车驾驶员不系好安全带，汽车就会发出刺耳的提示声，从而去规范驾驶员的行为。当前技术规范在社会上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与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一起构成规范人类行为的主要机制。
综上所述，维贝克提出的非人本主义技术伦理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该技术伦理学思想中的“意向性”“自由”以及技术设计评估过程中的民主化问题仍然是该理论的争议所在，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P.P.维贝克，杨庆峰.伴随技术：伦理转向之后的技术哲学[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32（4）.
[2]Jia Wei Han， Micheline Kamber， Jian Pei.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M].范明， 孟晓峰， 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3]Burg， Simone. Material Morality： Towards a Posthumanist Ethics of Technology[J]. Metascience Mar， 2013（22）.
[4]张卫. 当代技术伦理中的“道德物化”思想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3.
[5]Peter-Paul Verbeek. Moralizing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作者：张彤彤
人本主义伦理学论文 篇3：
“科技异化”与科学技术的真善美
【摘要】：本文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因以及科学技术的真善美的角度对科技异化现象进行剖析。介绍了科技异化现象的形成原因及其与科学技术真善美之间存在的矛盾运动脱节问题。
【关键词】：科学技术 科技异化 原因
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作为最新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然而，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也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科技异化”的问题，如人口暴胀、环境污染、资源缺乏、失业加剧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危害着人类的健康与生存。科技异化已成为人类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科技异化的研究，应侧重于其产生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途径，然而绝大多数人对科技异化的研究局限于对科技异化的社会评价上，而对其原因及解决办法的研究很粗略。如对其外因的研究多于内因，而对其内因大多仅作出“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的结论，这种解释无非是科技异化的同义反复，当然也就不能对科技异化现象及其解决办法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本文试图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因及科学技术的真善美角度对科技异化现象进行剖析。
科学技术基本矛盾的脱节运动是科技异化的内在动因，其具体表现在科学技术的真、善、美的矛盾脱节。一般说来，科学技术是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的矛盾运动，但具体分析，科学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与技术运动的基本矛盾又不完全一致。科学发展中，存在着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的基本矛盾；而技术发展中存在着技术与技术可取之间的矛盾，后者是前者的体现。在科学技术的整体发展中，科学的发展又同技术的进步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破坏了科学技术的真善美，产生科学技术的假丑恶现象，于是，就出现了科技异化的现象。
1 科技异化是科学求真矛盾运动的结果
科学活动是科学共同体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过程。在追求科学真理的活动中，科学共同体为实现科学求真的目标形成了独特的科学精神：既公有性、普遍性、无私有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这就是科学的真在科学活动中，科学理论指导着科学实践，科学实践又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要求科学理论来解决，这样，二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从而完成科学的求真。
然而，在实际的矛盾运动中，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有时并不是同步的、协调的，也会出现矛盾运动的脱节现象，从而违背了科学求真的精神。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具体科学实践相对于科学理论有滞后性、独立性的特点，科学理论产生后才会得到科学实践的检验，科学理论的“求真”才会得到验证，因而科学理论避免不了盲目性的误区。第二，任何科学理论只能是一定层次、一定规模物质结构属性的近似反应，科学的完全意义上的“求真”是不可能的。第三、科学共同体的每一位科学家，作为现实的人，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个性特点，不同时代的科学家对同一问题也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因此科学理论“求真”的标准是相对的。这样，科学“求真”过程中不免会出现“假”“伪”的结果，于是就出现了科学的异化。
2 技术目的“求善”“求美”矛盾运动的脱节是科技异化的另一原因技术发展的直接动力来源于技术内部的目的与手段的矛盾运动。技术目的是为实现社会需要而对技术的发展方向和技术系统的功能所作的目标，它是作为人类的工具为人类造福、提高劳动生产力，这就是技术的求“善”。另一方面，技术系统需要技术的手段与结果不仅有利于人类社会，而且有利于自然界，不以破坏系统的整体性为代价，这就是技术的求“美”。
然而，技术目的与手段的矛盾运动也存在着脱节的现象，技术的“求善”“求美”的目的有时会出现背离。因为在这一基本的矛盾运动中，技术的目的性是主观的、积极的、主动的，而技术的手段的实施却是被动的，因此在技术目的的“求真”“ 求善”“ 求美” 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地出现“恶”“丑”现象，即科技异化的现象。例如，为了杀死农田病虫害，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大面积长期使用化学农药，但久而久之，在植物体内产生一种抗素，不仅使农药作用减弱，而且农药中的有害物质会渗入农作物机体内，形成一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这并不是特例，任何一种科技异化现象都可以据此而找到依据。
3 科技异化是科学的“求真”与技术“求善”“求美”矛盾运动脱节的结果
在科学技术的整体发展中，科学与技术有时也存在着矛盾。科学的发展是为了推动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又对科学的“求真”提出更高的要求，科学技术之间的良性矛盾运动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然而，二者之间的矛盾运动并不总是良性的，有时会出现相背离的情况，即科学的“求真”并不一定会带来技术的“求善”“ 求美” ， 科学的“求真”与技术的“求善”“求美”出现脱节，从而产生科技异化的现象。如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克隆技术”取得实质性突破以后，“克隆技术”的研究有朝“克隆人”的方向前进，“克隆人”的出现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的伦理问题、社会问题。技术的发展背离科学发展的“求真”初衷，势必会出现科技异化问题。
当然，科技异化的原因很多，除了以上几个方面，比如人的意识，价值观念、社会原因等都可能导致科技异化。如果人类能从科技发展的内在矛盾中找到科技异化的原因，那么解决科技异化的问题就有了明确、系统的方向与目标，从而使科学技术更好地为人类造福。
【参考文献】：
[1] 陈翠芳.科技异化问题研究[D].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7,(05)
[2] 张璐.从人性的异化到复归—— 有感于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伦理学[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2004,(08).
作者：崔立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