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城市化文献综述
中国养老保险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浅谈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问题研究与改革
文章摘要：老年保障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养老制度是大多数国家老年保障的基本形式，其功能就在于保障老年人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五大险种中最重要的险种之一。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在人口赡养比不断提高的状况下，养老保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养老保险制度所受到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因此，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已经成为全世界学者争论的焦点，同时也是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全球化趋势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面临的老年保障问题更为严重。一方面，我国特殊的人口政策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养老保险制度来代替步履维艰的旧的养老保险制度。
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探索与理论
关于两种筹资模式的运行机制的研究，经济学界大都借助于萨缪尔逊引进的迭代模型来分析和论证。 Samuelson 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指出在一个纯储蓄即不存在生产和投资并通过现收现付的代际转移维持养老保险的社会里，养老储蓄的利率等于人口增长率;此后 Aaron 在迭代模型中引进生产和投资，得出养老金的增长取决于两个因素：人口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袁志刚利用两期迭代模型支持了艾伦的结论，另外指出在完全积累制下，养老金的增长取决于金融市场的资本报酬率即市场利率，而索洛增长模型推导出的经济增长的黄金定律表明，当一个经济的资本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加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时，经济处于最优增长的路径，与此相应的利率即为长期动态的最优利率，因而完全积累制下的养老金增长也取决于人口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孙树菡对各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进行总结，其形式概括起来有两大类：小调整和大改革。小调整是指，在不对现行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着力缓解该制度财务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的改进措施。其主要趋势是通过提高退休年龄和延长享受退休待遇应满足的服务年限来调整领取退休待遇的资格条件;通过提高缴费率和放宽缴费基数的限制来改变缴费结构;通过减低缴费基数和改变调整养老金的指数化方式来降低退休待遇的支付水平;以及通过改进基金的管理方式，增大基金管理者的管理权限，扩大基金的投资范围，来促进基金更有效地增值。大改革则是对现行公共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包括基金筹措方式和待遇计发方式的变革。具体形式包括：筹资方式由现收先现付制转为完全积累制，或者相反，养老金的计发方式由待遇确定型转为缴费确定型，或者相反。在实际中，实行“大改革”国家的改革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由现收先付式、待遇确定型制度转为现收先付式、缴费确定型制度;二是由现收先付式、待遇确定型制度转为完全积累式、缴费确定型制度。
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研究
穆怀中认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体制阶段(1951-1980年)、社会统筹试点及实施阶段(1981-1990年)、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阶段(1991-2000年)。他指出经过50年的发展，我国已建立起相当规模的养老保险体系，但仍存在许多问题。按其成因分，大致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环境因素，主要指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第二类是由于历史因素造成的隐性债务;第三类是养老保险制度本身不健全。同时还存在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作保障，技术手段不先进等问题。
世界银行认为现收现付制具有代际转移支付的性质，随着老龄化的发展，社会保险费支付的负担会日益沉重，从而导致政府财政赤字膨胀，引发养老金支付危机。 Prescott 更是论证了在劳动力供给弹性很高的情况下，即使对现有工作人员加税，也解决不了养老金支付危机问题。同时，他们都认为个人储蓄账户与工资增长率和利率有更直接的关系，因此在这一制度下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制度所带来的冲击将缩小。
肖严华则通过二期迭代模型的敏感性分析指出人口增长率越低，越难以证明一个养老保险基金为零的完全现收现付制是合理的;人口增长率越低，要达到修正黄金规律所需要的最优养老保险基金就越大，在此情形下，政府通过管理最优养老保险基金，才可有效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
程永宏反驳了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下，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难以为继的观点，他构造了一个以人口老龄化程度和经济增长关系来反映在职者养老金负担率的模型，数理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导致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发生支付危机，关键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口老龄化速度之间的差距。他运用预测的 2001 ～ 2060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表明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现实下，只要人均产出增长率不低于 3% ，或总产出增长率不低于 4% ，现收现付制就不会发生支付危机。 Nicholas Barr 论证了基金制同样不能解决人口变化带来的冲击，因为人口变化带来的根本问题是整个产出的下降，如果养老金领取者的消费需求超过工人的储蓄需求，商品市场上物价的上涨会降低养老金领取者的年金购买力，资本市场上的供给过剩则会引起资本价格的下降，导致以后的年金也相对减少。 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上，世界银行认为现收现付制度下，直接用于当期支付的缴费不能增加政府的储蓄，而个人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也使私人部门的储蓄减少了。费尔德斯坦( Martin Feldstein )认为，公共养老金制度通过“挤出储蓄”和“挤进储蓄”两种方向相反的力量影响个人储蓄。他对美国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资产替代效应远远大于引致退休效应，导致私人储蓄水平下降了 30 ～ 50% ，而引进个人积累制的养老计划，将提高私人储蓄，进而改进经济的效率，即使现收现付制度不会减少储蓄，由它向基金积累制转变也必然会引起个人储蓄的增加。费尔德斯坦于 1996 年的研究表明，如果把美国当前的现收现付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变为完全积累的缴费确定型制度，会在 50 年或更长的时间里给 GDP 带来年均 0.1% 增长。考特里可夫( Kotlikoff )则认为，这种变化将使美国资本总量在 70 年后增加 37% ， GDP 增加 11% ，实际工资水平增长 317%。
宋健敏用一般均衡的迭代模型来分析养老保险的两种模式，研究结果显示完全基金制养老保险将个人储蓄转变为社会共同的储蓄，社会储蓄量和总资本存量不发生改变，完全基金积累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中性的;现收现付制下，个人的养老保险保费支付与养老金领取是分离的，个人扩大消费倾向会导致储蓄下降，进而使得社会总资本存量减少，由此引发经济增长率下降。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央针对“三农”问题发出三个文件，为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纲领。在此背景下，我国理论工作者也加大了中国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力度。杨翠迎指出中国城市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对较为全面，而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长期缺位，目前多数农村人口仍然依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进行养老。
政府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承担财政责任，学者达成一致。陆解芬认为一项社会政策的执行，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等的支持，其中，财力支持是最重要的，政府不可推卸其财政责任。李迎生认为国家应兑现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责任并推动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殖;汪柱旺从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根本需要来看，财政责任是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第一责任，并指出国家的投入主要包括养老保险的一部分运行成本和承担给付养老金的不足部分。
张晖等人分析了我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可行性，认为目前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行的，只有东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并认为如果经济确如所预测的以年平均 9% 的速度增长，全国性的、真正的农民年金保险制度要到 15 ～ 20 年以后才能顺利地建立起来
马利敏从世界经验着手，认为目前我国政府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不可能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以吸引绝大多数农民参加该计划。梁鸿在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约束因素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中国政府财力有限，而城市又处于经济改革的中心，根据“发展优先和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必定在资金的竞争性使用中具有优势，因此现阶段中国尚无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区的社区保障作为替代。
三、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未来发展趋势与改革
劳伦斯·汤普森(Lawrence Thompson)说改变养老保险成本的政策有以下三种方式:改变公共计划中的退休年龄;调整公共养老保险的给付水平;或将成本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人部门。 穆怀中、柳清瑞认为养老保险有实行省级统筹的必要性。根据辽宁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经验，目前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的市级统筹范围小、层次低，基金管理分散，调剂力度小，抗风险能力弱。为建立和完善长期稳定的养老保障机制，养老保险实行省级统筹是完全必要的。
袁志刚则指出从理论上来讲，两大体系对储蓄的影响差异并不明显。养老保险体系无论是采用现收现付制，还是采用完全积累制，只要一个经济的最优储蓄率能够得到保证，养老金增长的物质基础是完全一样的，即养老金获得增长的物质源泉只能是下一代就业人口的增长和他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当现收现付制下的总储蓄出现不足时，即该经济的利率大于黄金增长的最优利率，这时如果通过个人积累制的引进，可以提高国民储蓄，使利率增长恢复到与黄金增长相一致。因此，养老体系由现收现付制向个人积累制的过渡，经济的效率就可以得到改进，养老体系的转轨就是一种帕累托效率的改进。
据尚长风的推算，如果按照分批、分期、逐步推进的做法，只要以财政收入总额的 1% 左右就基本上能够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对资金的需求。卢海元认为只要对现行农村发展政策进行微调，政府就能既承担起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责任，又收到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等多重政策效果。基于改变目前占中国人口 70% 的农民基本没有老年社会保障的现状，申策和 John Williamson 根据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提出了建立一个覆盖全国农村的最低社会养老金制度的构想。该构想不要求受益人付费，开始时养老金额要低，并考虑到地区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别。这一构想的实施将加快农村脱贫的进程，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新农村建设，并促进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弊端和问题提出以下策略：扩大基金来源的渠道，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提高养老金保值增值的能力，实行国有资产变现，发行社保长期债券，进入资本市场等措施，把社保基金做大。放松对养老金投资于股票的管制，增加投资的比例。在保障基金安全性的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要在经过严密的精算之后将资金投资于风险相对比较大的投资工具，以期获得更高的基金收益。
沈士仓认为要解决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建立账户分立制，建立个人账户专管体系。将个人账户从社会统筹金中分离出来，实行账户分立，从而避免社会统筹向个人账户“借”的风险。建立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来负责个人账户基金的管理与营运，以确保其保值增值。对“老人”而言，国家必须明确责任，建立各级政府负责的养老金财政补助制度，保证其养老金的发放。对“中人”的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可采用名义账户或发行认证债券。同时，要积极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相结合的发展机制，逐步做实个人账户。
朱青就企业补充养老金计划对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 养老社会保险计划筹资模式的转轨必须解决“隐性养老金负债”问题。这种隐性负债无论政府通过什么方式偿还都会增加政府财政的负担。目前一些人士提出我国可以通过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的办法来解决转轨成本问题，但鉴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和国有企业普遍的资产质量状况，这种做法很可能是“能卖的卖不掉，能卖掉的不能卖”。也有人提出可借鉴智利等国的做法通过发行“承认债券”来为转轨融资，但这种办法只不过是将政府的隐性负债变成了显性负债，仍然缓解不了政府的偿债压力。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建立农民工的养老保障体系。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来看，养老保险应逐步全面覆盖所有与城市化、工业化过程有密切联系的群体，而农民工正是这一过程中非常庞大而且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应该立即建立有关将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险框架之内的法律法规，将其纳入养老保险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社保尤其是养老保险的基金来源;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危机，因为一旦农民工为社保网络所覆盖，他们才会有“精力”去考虑如何提高父母辈老人的福利水平问题。 袁春瑛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下，多管齐下，提高土地的保障能力，使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得以发挥，并在此基础上立足各地实际，分类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三者结合起来，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一种理性选择。 参考文献：
朱青：《养老金制度的经济分析与运作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世纪抉择——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构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0年版 劳伦斯·汤普森：《老而弥智——养老保险经济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版 袁志刚：《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经济学分析》 .2001 袁志刚、葛劲峰：《 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的经济学分析》 [J]. 复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3 杨翠迎：《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何去何从》 [J]. 商业研究 ,2005 陈彩霞：《经济独立才是农村老年人晚年幸福的首要条件》 [J]. 人口研究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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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金融市场研究综述文献综述样板一
中国金融市场研究综述
具体研究文献回顾和综述
(一)资本市场的特征研究
1、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研究
市场有效性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EMH)是金融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金·法玛(EugeneFama)1965年发表的《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一文中正式提出。该假说认为，在：(1)大量投资者力图利用充分、独立并随机出现的信息进行交易并获利;(2)所有投资者是风险厌恶型的理性经济人;(3)无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等市场摩擦，市场能迅速反馈有价值信息这三个前提下，金融资产在资产价格形成中能充分并准确地反映全部相关信息。即在一个资本市场中，价格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则市场是有效的。
根据金融资产价格所反映的信息集合内涵不同，市场有效性可分为弱态有效性(Weak Form EMH)、半强态有效性(Semi-strong Form EMH)和强态有效性(Strong Form EMH)三类。在弱态有效市场中，价格所反映的信息集合限于历史交易数据(交易价格、成交量及回报率等)，金融资产价格变动无时间序列自相关性;半强态有效市场中，信息集合内涵扩展至全部能够影响金融资产回报率的公共信息(宏观经济动态，市场信息和财务数据等);而强态有效市场中，所有公开与非公开信息将会为市场交易者充分利用，修正其投资策略并完全反映在价格中。
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的提出，引发四十年来国内外资本市场、会计与理财领域大量实证研究。沃金(Working, 1934)、考尔斯和琼斯
(Cowles & Jones, 1937)、肯代尔(Kendall，1953)、罗拔茨和奥斯本(Roberts & Osborne, 1959)、库特勒(Cootner)、萨缪尔森(Samuelson)和曼得布洛特(Mandelbrot)通过研究近代证券市场价格变化，提出并发展随机漫步理论，为有效性假说提供有力支持。基于市场收益随机正态分布特性，马克维茨(Markowitz(1959)，夏普(Sharpe(1964)) 以及林默(Linmer(1965))等人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而罗斯Ross(1976)则根据理性投资者套利行为提出资本套利模型(APT)。
然而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行为经济学、市场分形理论等新兴学派的发展，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受到了学术界和投资界的广泛质疑。第一，其三项基本假设均建立在“完美”的完全信息市场理论基础上，而真实资本市场中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不可忽略、投资者意见分歧且并非全部理性、市场套利者力量有限而投机者羊群效应明显等问题否定了其基本前提;第二，国外众多对企业内部信息人士(股东和企业高管层)和基金经理们超额回报率的研究，虽然难以得出其持续获得超出市场平均水平盈利回报的证据，但从基本可以否定强态有效假说，而在我国相对低效、投资气氛浓重的资本市场中，这一假说更难以成立。故针对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弱态和半强态有效性上。
国内研究证券市场弱态有效性的文献最多,但是由于存在联合检验问题,弱态有效性检验也是争议最大的。施农屋(1993)运用序列相关性检验模型对深圳证券市场进行实证分析，测试每种股票前后期之间，以及每种股票价格与深圳证券价格指数之间是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其结论是深圳市场未能通过弱态有效检验。俞乔(1994)对沪市1990～1994和深市1990～1994的综合股价指数进行了研究，
作者使用误差项序列自相关检验、游程检验和柯莫哥洛夫-斯米尔诺夫检验的研究方法，得出中国证券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性的结论。韩德宗(1995)通过对沪市56只股票和深市17只股票1992～1994的收益率为样本，使用序列自相关系数和游程检验研究方法，对证券市场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文章得出中国证券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性的结论。邓学军(1995)在自相关检验和连续性检验之外，使甩了过滤检验方法。分析了股价对历史信息的吸收，结论是中国股市还未达到弱态效率。胡波、宋文力、张宇光(2002)利用随机游动模型,采用1996年2月12日至2001年7月9日的统一指数数据,使用DF与KPSS两种互补的检验方法,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证券市场目前还未达到弱态有效。孙碧波，方健雯(2004)把技术分析的获利能力与市场的弱态有效性联系起来，通过断定在中国证券股票市场上某些技术规则具有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 进而得到证券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性的结论。吴世农(1996)对深沪两市20种股票所做的自相关分析，也表明它们的收益率不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变动趋势，但他认为不能简单定论我国股市已达弱型效率。然而宋颂兴和金伟根(1995)对沪市1992年底以前上市的29只股票进行了检验,他们将样本区间分成1991年到1992年和1993年到1995年,结论是从1993年到1995年沪市弱态有效性成立。魏刚(1998)在对1997年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我国股市能区分不同的分配信息并作出反应，但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或不足或过度，弱式有效市场的特征并不明显。
针对期货市场，王益(2005)选取了从1999年1月到2004年5月沪铜期货3月期收盘价的月度数据用随机游走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证明沪铜期货市场没有达到弱态市场有效性。
对中国证券市场是否呈现弱态有效性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由于对中国股市是否达到弱态有效还没有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观点的不统一反而使人们更乐于接受市场没有达到弱态有效的结论，而且技术分析方法的普及,也使人们相信市场还没有达到弱态有效的结论。
关于半强态有效性，吴世农、黄志功(1997)选择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30家公司为样本,采用“累计超常收益分析法”得出我国尚未达到半强式有效市场。靳云汇、李学(2000)以1996年以来的94家“买壳”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买壳”公告前后股价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股市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市场并未达到半强式有效性。叶龙.，谢建汀(2000)采用CAR分析法对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选出的144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观察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年度赢余公告的反应，得到我国证券市场尚未达到半强态有效的结论。杨朝军等(1997)通过分析股价对公司分红方案和财务报表等信息的反应速度，认为沪市已经能够较快速地反映送配股信息。他同时表示，并不能由此断定沪市已达到中强效率，因为沪市投资者对分红配股信息并不十分看重。张人骥等(1998)以沪市48家上市公司722个交易的收益率数据，检验了上海市场是否存在过度反应，检验结果表示拒绝接受沪市存在过度反应的假设，但没有为是否存在过度投机作出结论，也没有明确说明沪市是否达到了中强型有效。赵宇龙(1998)分析了沪市123家上市公司4年的会计盈余数据，认为沪市对预期的好消息存在过度反应现象，而对预期坏消息则反应不足。叶青等(1999)的检验却表明沪市存在过度反应现象。以上研究发现也说明我国股市也没有达到中强型有效。
综上所述，大多数经验检验结果倾向于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尚未达到中强效率。但对于是否达到弱型效率则存在较大分歧，未能达到共识。那么，对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应如何认识呢?一般地讲，股价表现出随机游走的特性则说明股票市场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有效，目前许多关于市场是否有效地检验方法都是以此为依据的。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以此为基础的检验结果未必可信，尤其对我国这样的新兴股市而言。随机游走还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基于信息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随机性，是市场实现一定程度效率基础上的随机性，而另一种随机性则是无信息基础的，股价往往受某些外在的或者人为的因素决定，实际上是一种极端无效情况下的随机性，是一种疯狂式的随机性，这主要是由于法规的不健全及人为操纵引起。可以推测，我国股票市场在早期所表现出来的股价的随机性很可能不是有效市场的表现，相反地，却是一种极端无效情况下的随机性，我国股票市场也是极端无效的。除此以外，时间序列长度是限制我国股市有效性实证检验的主要因素。西方学者在股票市场实证研究中往往要选取几十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就是因为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很多，股价运行中含有大量的“噪音”成分，为了得出可信的结论就必须靠较长的时间序列来消除噪音。一般地讲，一个完整地经济周期大约需要10年的时间，一个股票市场的运行周期也需要41个月的时间[2]。在我国却有大量的实证研究的时间序列长度还不足一个股票运行周期，其结论自然是值得怀疑的。最后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和隐瞒重大信息不报等情况相当普遍，这也会对市场有效性研究的结果产生偏差。
总之，研究市场有效性需要充足的时间序列数据和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为依托，同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市场有效性的前提条件和中国证
券市场的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深入认识和理解证券市场的有效性。
第三篇：中国红色旅游发展的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红色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主题旅游活动,近年来迅速成为新的旅游热点。然而,不管是在理论界还是在旅游实践领域,都缺乏对红色旅游发展原因和原理的深层次探索。因此,对红色旅游动力机制相关理论的研究就显得非常有意义,通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深层次地了解红色旅游动力要素作用的内在原理和机制,极大地丰富红色旅游相关理论研究,更好地指导红色旅游开发建设。红色旅游动力机制成为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目前，国内关于红色旅游的学术研究主要包括红色旅游的发展现状和问题、对策和建议以及红色旅游的资源整合、产品和市场开发、区域合作等。
关键词：红色旅游，发展，中国
1999年，江西省首次提出“红色旅游”概念;2004年1月，由江西发起并联合七省市签订了共同发展红色旅游的《郑州宣言》;同年，国务院颁布《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社会各界对红色旅游的关注开始与日俱增，相关学术研究也逐渐升温，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目前，国内关于红色旅游的理论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应用研究也日渐丰富，为红色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关于红色旅游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随着红色旅游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深入开展，红色旅游市场需求逐渐向个性化、体验化和多样化方面发展(何烈孝等，2011)。在红色旅游的发展走向研究上, 张娟认为在“红色” 圣地发展的初级阶段, 可以优先发展 “红色旅游” , 并留出足够时间培育“绿色” 旅游市场;红色旅游迅速发展的同时，资源开发、产品开发、环境保护等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张颢(2007)认为当前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中普遍存在同质化严重、基础设施欠缺、整合力度不够、缺乏创新意识、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发展不稳定等问题。此外，红色旅游发展的水平空间差异明显，资源开发存在一拥而上的现象;行政区划壁垒阻碍红色旅游区域合作;多数红色景区所在地经济基础薄弱，区位条件欠佳，可进入性差;红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游览形式以静态参观为主;旅游产品功能单一，综合功能不强，客源市场狭窄等也是红色旅游开发过程中凸显的问题。中国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全国有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有关红色旅游发展现状和问题的学术研究分为全国范围红色旅游研究和地方红色旅游研究，尤以后者较为丰富，侧重开发中出现的问题和相应对策，研究范围涵盖中国若干重要的红色旅游省份和城市，如湖南、山东、江西、陕西、临沂、韶山、南昌、长株潭、泛珠三角、“红三角”等省市和地区。
地方红色旅游研究以红色旅游重点省份湖南、山东、江西居多。湖南是全国红色旅游之源，是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红色旅游目的地，但良好发展态势中依然存在旅游市场主体发育不够、旅游产品单
一、文化内涵不深、旅游发展不平衡、管理体制不顺畅等问题(唐闪光，2008;杨洪等，2010)。长株潭开展发展红色旅游的区位优势明显，要持续发展还应解决基础设施欠缺、投入资金不足、开发层次不高等问题(陈雄根，2007)。江西红色旅游发展迅速，但因忽视红色旅游的精神内涵，开发简单化、过度商业化，导致产品开发、景区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出现旅游企业规模小、市场管理水平落后、旅行社推荐红色旅游不积极等问题.
二、关于红色旅游的资源整合、产品开发和客源市场研究
资源整合和产品开发应坚持保持历史真实性、全面重点开发、可持续性、尊重市场需求等开发原则。“文化是旅游者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旅游景观吸引力的渊薮，是旅游业的灵魂。”(马波，1988)，因此，红色旅游的开发和持续发展应当重视对红色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挖掘、旅游产品的推陈出新以及客源市场的宣传推广.
红色旅游资源是红色旅游发展的基础。 关于红色旅游资源概念的论述较多, 大多数论者认为红色旅游资源指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 新中国成立以前,包括红军长征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等革命战争时期重要的革命纪念地、 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 地域范围主要是指革命老区和红军长征路线, 并以长征沿线为重点。 [19 ]这是狭义的红色旅游资源。王发中(2006)认为湘粤赣红色旅游产品的整体开发，应采用政府引领、企业包装、专家策划、行业联合促销等策略。张君(2007)用GIS技术分析后认为陕西红色旅游发展应以西安、咸阳和杨凌为中心实现规模化开发。
三、关于红色旅游的区域合作研究
Gunn、Inkeep、Steven等学者对旅游区域合作的研究集中于旅游区之间的组织行为方式上，Selin首先就旅游区域内部组织之间合作的重要性进行了论述，Tazim和Donald探讨了旅游区域内部之间的合作和协调，Alberto Sessa的计量研究为建立旅游区协作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意义，Sheela Agarwal研究英国海滨旅游地生命周期时提出避免旅游地走向衰落的应对措施，即产品重组、产品转化、劳动力转化和空间迁移(张万华，2008)。然而，目前各红色旅游地区独自建设、竞相开发，加之行政区域分割明显，行政壁垒阻碍了各地区之间的联合协调和互动发展。因此，有关红色旅游区域合作方面的研究大都属于理论方面的探讨，实践发展相对滞后。以泛珠三角红色旅游资源的区位接近性、资源组合合理性、经济互补性、客源充足性等区域合作开发条件为基础，探讨
四、关于发展红色旅游的对策研究
总体而言，红色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当解放思想、科学发展;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提升旅游地品牌、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拓展发展空间;提高从业人员素质、优化红色旅游服务;综合宣传推广、树立红色旅游地形象;开创多种融资渠道;深入挖掘红色旅游的内涵，以市场需求实现“红绿古俗”结合，发展多色彩旅游，完善产品体系，并实行“红红”联手，强化区域旅游合作，构建大沂蒙山红色旅游区陈建(2006)认为江西红色旅游要重视打造核心竞争力，南昌红色旅游发展要加强旅游产品开发，积极促销和品牌营销，强化市场管理，促进区域联动。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红色旅游发展进行了多角度探讨，以地方个案研究为主，侧重对红色旅游开发的意义、现状、问题和对策方面的探讨，区域特色明显，尤以对井冈山、延安、瑞金等著名红色旅游地区的红色旅游资源研究为主。这些地区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我国红色旅游资源地域分布广泛、地区特色迥异。同时，现有理论研究属于定性描述的规范研究，个案研究偏多，缺乏系统性、综合性的一般理论模式、模型和定量的论证，相应的对策大多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此外，从红色旅游基础、旅游产品竞争力、旅游地核心竞争力、区域协作联合开发模式等理论角度探讨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比较少，这些都将是今后研究的拓展方向。
作者简介：叶月翠，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王晓琳，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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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酒经 中国酒文化与诗词文献综述
中国酒文化与诗词
【摘要】酒是人类生活中的主要饮料之一。中国制酒源远流长，品种繁多，名酒荟萃，享誉中外。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约在三千多年前，商周时代，中国人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开始大量酿制黄酒。约一千年前的宋代，中国人发明了蒸馏法，从此，白酒成为中国人饮用的主要酒类。酒渗透于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从文学艺术创作、文化娱乐到饮食烹饪、养生保健等各方面在中国人生活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而酒文化是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芳香独特，千百年来多少文人墨客饮酒吟诵，借酒明志，留下佳作无数;酒也给了多少英雄豪杰不凡的壮举，赐予文化浓厚的生活气息，曹操煮酒论英雄，李白举杯邀明月，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苏东坡把酒问青天，李清照浓睡不消残酒------历史与文化给了酒全新的诠释，酒文化源源流长，根深叶茂。
【关键词】中国酒文化;文学艺术;诗词
引言
生活的真谛在于人类对物质与精神的不断索求，有酒的地方就有酒文化，地域风光，人文景观，民情风俗，劳动追求皆为酒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源于生活又飘有酒香的精彩酒文化层出不穷。
1. 中国诗酒文化的历史
1.1中国诗酒文化的起源
酒与诗结缘并不是偶然的，它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劳动和生活。在大约集成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反映前后约500年诗歌创作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许多篇章是咏酒或借酒抒情的。“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表现了思妇对出征在外的丈夫的思念之情，她想象丈夫为了不想家，也正在用酒宽慰自己。“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醻逸逸”，描绘了古代举行射礼时，主客相互不断敬酒的景况。“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反映了主人以酒殷勤待客的热情。“伐木许许，酾酒有藇”“有酒湑我，无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饮此湑矣”，则又绘画出劳动闲暇时歌舞饮酒的生动场面。整部《诗经》有不少像这样结合酒来描写劳动、爱情和生活的、哙炙人口的篇章，不胜枚举，说明酒与诗结缘的历史是多么悠久。 1.2中国诗酒文化的发展
经历了汉代诗歌低谷后，魏晋酒诗再次崛起。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和名诗人辈出。曹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诗人，他虽然下过禁酒令，但他自己就很能喝酒，诗歌中涉及到酒的也不少。“对酒对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此诗洋溢着高昂的情绪表达了他慨叹人生，寄情于酒、于诗的心境。建安三曹，无一不喜欢饮酒作诗，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就说自巳是“出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他的《秋胡行》;“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佳肴不尚，旨酒停杯”，表达了他盼望的“佳人”未到，不能举杯尽欢的急切心情。曹植也有“置酒高堂上，亲友从我游”，“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的诗句。在两晋南北朝诗人中，东晋诗人陶渊明成就最为突出。他写有大量的酒诗赞颂隐居生活。如“亲戚共一处，子
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他曾在《五柳先生传》中自我介绍说：“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各情去留”。他早年作过祭酒、县令等小官，后因不堪“心为形役”而辞官归隐，终生不仕。他生活一直很贫困，但即便断炊，也少不了酒，友人周济他的钱，也拿去买酒喝，就连他的诗作也“篇篇有酒”。 1.3中国诗酒文化的高潮 1.3.1诗人与酒
诗人多爱饮酒，这也是自古以来不争的事实。唐代是中国诗歌繁盛的年代，诗人多，嗜酒者也多。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海量、贺知章、王之涣、元稹等个个喜欢，且都饮酒而诗兴大发，创作出不朽之作。杜甫在他著名的《饮中八仙歌》中描绘唐代被称为“诗仙”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于是，李白便又多了一个“酒仙”的美号。“酒仙”的美号对于李白可说是与他“诗仙”的美号一样名副其实!他自己也说他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把诗中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与诗的神奇无比的艺术魅力，都与酒兴的酣畅联系了起来。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洋溢着热爱祖国人民和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他曾写下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蕴含了对祖国的无比热爱，表现了他的喜怒哀乐与祖国的盛衰兴亡是紧密呼应的。当社会**初步平定时，消息一传来，他就“白日放歌须纵酒”，狂喜得热泪盈眶了。饮酒就是他那热爱祖国人民崇高精神的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晚于李杜的白居易是个醉吟先生，由于家道富裕，他喝酒比李白杜甫容易多了，而且喝得多是美酒，“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喝酒注重劳逸结合，认为可以用一天的醉酒解除九天的疲劳。诗是美的，酒是美的，诗酒交融产生的酒诗则更美。 1.3.2词人与酒
酒多能帮助人们抒发情感。苏轼酒量不大却极喜饮酒，常通过饮酒，来抒发他胸中的浩然之气，“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追求那“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的豪放生活，其言其情，不仅令千古名篇“赤壁二赋”增色添趣，相映成章，亦成为文坛乃至酒坛不衰的佳话，更是古往今来的无数饮者感叹唏嘘不止。 南宋的伟大爱国诗人陆游，受到家庭、环境和惨痛经历的影响，自幼即富有忧国忧民思想，写下了不少爱国诗歌。其中酒也是他抒发情怀的一个重要手段。他幻想“起倾斗酒歌出塞，弹压胸中十万兵”。他时刻不忘对敌作战，并憧憬胜利，吟出了“更呼斗酒作长歌，要谴天山健儿唱”的名句。他有博大的胸怀、宏伟的气魄;而这些也常寄寓在他对酒的描写之中。“我饮江楼上，阑干四面空。手把白玉船，身游水晶宫，方我吸酒时，江山入胸中。天为碧罗幕，月作白玉钩，织女织庆云，裁成五色裘。披裘对酒难为客，长揖北辰相献酬。”这些抒发豪情壮志的诗歌都没有离开饮酒。文人们还亲自酿酒，以此表现高雅的情操。苏东坡守定州时，于曲阳得松膏酿酒，曾作《中山松醪赋》，记叙了他酿制松醪的经过，“取通明于盘错，出肪泽于煎熬;与黍麦而皆熟，沸春声之嘈嘈”;同时，他又以诗人的富有情感的笔触，赞美了他所酿制的松醪是“味甘余之小苦，叹幽姿之独高;知甘酸之易坏，笑凉州之葡萄”。李清照是中国古代女诗人的魁首，而其爱酒之深，亦可与李白、苏轼等同列。在李清照笔下，酒与她的诗词一样，随着她人生经历的跌宕起伏而变化，显得多姿多彩。李清照的词被人吟唱最多的就是那首《声声慢》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三杯两盏淡
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靖康之乱，诗人仓皇南渡，国破继之以家之，爱人赵明诚病逝，清照流离失所，老来无依。在饱经了人生的炎凉风霜后，李清照已不再是当年闺中抒情的少女，此时的酒，已满是凄凉之意。另一首同样有名的是《醉花阴》：“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其人其情其酒其词可知。诗酒结合如此之巧妙，情趣盎然，一直传为佳话。
2.中国诗酒文化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酒与诗歌的结合，从历史上就反映出我国少数民族酒文化的状况。侑永和的《土番竹枝词》咏道：“谁道番姬巧解囊，自将生米嚼成浆。竹筒为瓮床头挂，客至开筒劝客尝。”词作于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生动地记叙了台湾高山族妇女嚼酒的情景，较全面地反映了嚼酒在物质、技艺和习俗等各个方面的文化特质，同时还告诉我们，这一酒文化现象早在17世纪就有了。至今，我国少数民族仍有大量酒歌流传。酒歌，其实就是酒与诗歌的结合。少数民族见于文字的诗歌不及汉族，而其口头的诗歌则远胜于汉族。“秋后重阳酿窖酒，热天饭菜配酸汤。客来邻舍皆陪伴，还带酒肉敬客尝。”这是描写从江壮族饮食的一首流传于民间的口头诗歌，生动地反映了壮族人民的饮食文化的面貌特征。诗中说的重阳窖酒在本地区是颇有名的，人们称之为壮家老窖酒。诗酒结合，还产生大量酒令。在我国酒文化中，酒令最富特色，是酒与诗词歌赋相结合的精神文化产品。它出现于诗歌繁荣的唐代，具有悠久的历史。在酒令中有一种专门的诗令，或要求根据诗的一定格律和韵脚，或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首诗或一句诗，以行酒令。有时还“刻烛限诗成”，若过时限，或诗作不符合韵脚格律要求，都要罚酒。
3. 中国诗酒文化与现代的联系
当代，中国人民革命的领袖毛泽东为了怀念和哀悼他已故战友和亲人，也在词中以酒抒情。他于1957年5月11日手书《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一首：“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宵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词以游仙的题材，写出了词人当接到老友李淑一女士的信和她在1933年怀念丈夫柳直荀的《菩萨蛮》词时，思绪如云涌的真实。词人此时不一定饮酒，但却以酒为题材，写出了伟大的情感主题、不朽的篇章。词人运用神话人物吴刚和嫦娥向革命烈士捧献桂花美酒并歌舞迎接的幻想情节，充分表达了词人缅怀革命烈士、自己的妻子杨开慧的深情。桂花酒是词人幻想出来的上天仙酒，而与神话中月宫里的桂树相联系，好像真是月宫中的吴刚亲手酿制，使仙人们迎接人间英雄的真挚感情，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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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研究文献综述
工商0801
康家健
08201110 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研究文献综述
【引言】
2004年初，《中共中央关于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政策的意见》正式公布，这是时隔18年后中央再次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充分体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紧迫性。而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以，农村金融制度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作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成为农村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焦点。2005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将“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作为农村金融工作的主题。目前，在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研究上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无论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广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果。但是存在的问题和争论依然很多，农村金融改革问题的许多方面仍然处于试点和摸索阶段，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仍需时间检验。本文主要对现阶段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文献进行归纳和总结。使自己深刻的认识该问题。 【正文】
1.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历史与现状
贵州贵阳学院的曾汝林教授将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历程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93 年)农村金融体系恢复发展阶段
1986 年底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将邮政储蓄业务法定为邮政企业的业务之一，从而使邮政储蓄遍布全国，成为在农村中开展储蓄业务的一支重要力量;放开了对民间信用的管制，允许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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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01110 自由借贷，允许成立民间合作金融组织，同时允许成立的还有一些农业企业的财务公司，企业集资异常活跃;允许多种融资方式并存，包括了存款、贷款、债券、股票、基金、票据贴现、信托、租赁等多种信用手段。
第二阶段(1994—1996 年)建立系统性农村金融体系阶段
1994 年我国成立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将政策性金融业务从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剥离出来;并且农业信用合作社不再受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业务改由县联社负责，而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金融监督管理则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承担。 第三阶段(1997—2002 年)清理整顿阶段
1997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各个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县以下机构，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全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开始逐渐收缩其在县及县以下的分支机构;打击各种非正规金融活动，对民间金融行为进行压制。 第四阶段(2003—2005 年)进一步改革阶段
200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颁布，明确提出了县城区域内的各个金融机构应当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再将一定比例的新增存款投放到当地，大力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大力引导一定比例的邮政储蓄资金返还给农村;大力拓宽农业发展银行资金来源和业务范围。
第五阶段(2006 至今)农村金融体系深化改革阶段
2006 年银监会从政策上首先允许四川、甘肃、吉林、青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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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01110 蒙古、湖北6 省(区) 的农村地区开展设立村镇银行;2007年春天开始，在四川、吉林等地先后设立了新型的村镇银行和合作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2008 年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联合发文，在部分省、市、县开展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2009 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银监大力推行“稳步推进农村金融机构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培育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积极引导农村金融产品服务创新、科学完善农村金融分类监管体制和切实强化农村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五项措施，在推进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2.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所面临的问题
许多文章都已认识到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将其总结概括后浓缩为三大问题：①“三农”贷款问题任重道远。②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主体和竞争机制。③农业农村保险发展滞后。 2.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
对于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①改革路径分析。②金融服务能力研究。③金融产品创新。 ① 改革路径分析。
沈阳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许桂红在其文章《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路径分析》中认为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必须要加快农业银行的商业化步伐,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调整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规范民间金融活动。这种观点解决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的路径问题，对政府制定方向性政策是极具参考价值的。但该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没有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提供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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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01110 术性的指导。
② 金融服务能力研究。
洛阳理工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系的兰静在《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问题浅析》中认为推进农村金融改革要增强金融服务能力。如扩大农村金融的服务范围,加快农村保险发展进程,改善农村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这种观点有助于解决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的问题，具有考价值的。但该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农村金融体制本身存在的具体问题，也没有认识到农村金融体制对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影响。 ③ 金融产品创新。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董晓林在《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创新》中认为农村需要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并给出了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路径和案例。这种观点迎合了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于2008 年10 月15 日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但我们必须要在农村金融产品服务创新的过程中注意对新产生的金融产品的审核，对农村金融机构监管。才可以防范风险。
经过对现阶段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文献进行归纳和总结。我充分认识到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存在问题的紧迫性。同时认为今后对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应该主要放在农村金融产品的创新与不断完善农村金融体制的问题上。这也是日后我对于该问题重点关注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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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家健
08201110 [1] 兰静. 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问题浅析[J]. 特区经济Special Zone Economy ，2010 年5 月. [2] 许桂红.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路径分析[J]. 财经视线 ，2010 年6月. [3] 董晓林.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创新[J]. 江苏农村经济·月刊 ，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