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记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我国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先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我国最早的具有史学概论性质的著作，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具有很大影响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专著。拜读完此书，为梁启超先生渊博的知识所深深地折服，对史学的概念有了大体的了解。
第一章史的意义及其范围
何为历史，何为历史学，这是我们不曾考虑过的问题，直到《史学概论》这门课程的出现。然后梁公告诉我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首先，历史是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人创造的，而不是个人所为，所以它的性质是社会的而非单独的;复次，人类社会的活动必须是连续不断的，因为社会是螺旋形的向上发展的;再次“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所以凡是能活动的事项，能使人类的情感、理智、意志产生的事项都是历史的范围;再次，社会活动成就的取得全社会人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重要的英雄式人物的作用，也包括小市民的作用，而且活动之间因果关系是特别不容忽视的。最后，现在史家做史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统治者服务，而是使国民知道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未来的生活之间的休戚关系，从过去的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世后世所用。
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通过这章，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就会有整体的印象。
诗歌、《易》、《诗经》是史的最初体裁。中国的各种学问中，史学最发达，这和史官建置沿革之早与职责之崇是分不开。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他做《史记》开创纪传体。“《史记》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八书详记政制，蜕行于《尚书》，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锁语，则《国语》之遗规也。”断代为史，始于班固的《汉书》。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陆贾之《楚汉春秋》、荀悦《汉纪》(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 政书有《通鉴》、《通典》。上述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四体千年以为目录。梁公说：“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旬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
梁公认为史籍可分为两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骃、徐野民注《史记》;二曰注事实，如裴松
之注《三国志》。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评史书者。“自有刘知几(《史通》)、郑樵(《通志·总序》)、章学诚(《文史通义》)，然后中国始有史学”。清代史学有数类创作：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黄宗羲之《明儒学案》为中国有学史之始、赵翼之《甘二史札记》。还有很多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表志之补续;史文之考证;方志之重修;年谱之流行;外史之研究。
第三章史之改造
梁公认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离不开贵族性”，所以现今的人该读何史是历史改造中的首要问题。他还认为改造后的历史应该为生人而做，而非为死人古人而做;史学的范围应以收缩为扩充;做客观性质的历史;人类活动相注重其情态;还应改掉古代著述的短句单辞、不相联属。因此梁公认为今日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
第四章说史料
史料，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也。史料能保留下来真是一件不易的事。隋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有“书有五厄”的论述：秦始皇焚书，一厄;王莽赤眉军入关对典籍的焚毁，二厄;东汉末年董卓迁都造成京都典籍被毁，三厄;西晋末年的“刘石乱华”，书籍散亡殆尽，四厄;南朝梁时的侯景之乱，梁元帝自焚藏书于城外，五厄。明代胡应麟在牛弘“五厄”的基础上补上五厄，为“十厄”，在《论历代书籍存亡》中提及：隋末广陵焚书，一厄;唐开元盛世藏书毁于安史之乱，二厄;北宋靖康之灾，图书遭毁，四厄;绍兴之祸，南宋图书遭兵燹，五厄。
梁公提出得到史料的途径不外有两种：一是在文字记录以外的，二是用文字记录的史料。
在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的性质可分为：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这其中包括(甲)现存之实迹，(乙)实迹之部分的存留者，(丙)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如意大利庞贝古城、我国直隶巨鹿县发现的古城，(丁)原物之宝存或再现者，如高昌一壁的发现，另外殷周间礼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镜属、货币、玉石、陶瓷、瓦砖、地层中之石器。(戊)实物之模型及图像。
文字记录的史料有：(甲)旧史，(乙)关系史迹之文件，(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丁)类书及古逸书辑本，(戊)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己)金石及其他镂文，金石之学在晚清达到极盛，(庚)外国人著述。
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对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举了几个他亲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研究六朝唐造像，记录每次读到的“也可里温”字样。他每次都将脑筋练纯熟，使之有锐敏的感觉，再加上耐心，这样史料便能搜集到位。很多大家如洪迈、赵翼都是这样做的，这种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其中还得特别注意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它是指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反之则称积极的史料。
正误辨伪，是谓鉴别，对于鉴别史料的方法，最直捷的方法就是举出一个极有力的反证，如中国佛教起源的问题，上海托始于战国时楚之春申君黄歇的问题。其中当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时，从原则上是以最先、最近的为最可信，有时也得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前清乾嘉诸老的严格的考证法，也就是近代科学家所倡用的归纳研究法最值得采用。辨别真伪得先辨书再辨伪事。十二条辨别伪书的公例，六条证明真书的条例，七条伪事的种类，七条辨别伪事的态度，对我们而言都是金玉良言，对待史料的真伪时有了一定的功底。
第六章史迹之论次
梁公认为史迹的论次首要是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先生在讲解的同时告诫我们要善于整理表以便整清史实之间的关系。对于自然科学与历史的区别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三点见解：其一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其二是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常为个性的。其三是自然科学的事项是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对于史界因果的劈头一大问题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其中有“历史的人格者”、首出的“人格者”、群众的“人格者”的概念值得注意。对治史者研究因果的态度及其程序也提出了八条意见，在第八条观察所缘中，梁公对当时义和团运动的爆发的缘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当时排外心理、迷信心理、直接缘、间接缘分析到位，综合类当时的社会形势：日本的大陆政策，俄国的东侵政策，德国的远东发展政策，清朝的宫廷问题等。还讲出了义和团运动的三项业报。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这可分为总论、分论两部分，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在总论中梁公对史家的四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知几在《史通》提出了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后来章学诚又提出了史德，而梁公对其次序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先史德、次史学、次史识、最后是史才。
史德，梁公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正因为魏收心术不端，《魏书》才被大众认为是秽史。在这方面应极力铲除夸大、附会、武断的毛病。
史学，有了道德之后便讲史学了，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曰贵专精不贵杂博。要有丰富的史学，专门以内的东西，非知到透彻周备不可，有了专门学问，还要讲点普通常识。关于专精下苦功的方法是：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类搜求。
史识，讲的是历史学家的观察力，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观察的程序可分为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两种。要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还要注意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
史才，即文章构造的技术，这都体现在文章的组织与文采方面，组织看其剪裁和排列，文采看其是否简洁、是否文采飞动。如何养成史才，前人说：多读、多作、多改，梁公提出：多读、少作、多改。
分论中详述了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的做法。
人的专史即旧史的传记体、年谱体，专以一个人为主，伟大人物是人的专史的主要对象。大概可分为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五种形式。其中专传是以一部书记载一个人的事迹，列传是以一部书记载许多人的事迹;专传一篇即是全书，列传一篇不过全书中很小的一部分。
事的专史即旧史的记事本末体，专以重大事情为主。
文物的专史即旧史的书志体，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文物的专史主要按政治、经济、文化三类来做。
地方的专史即旧史的方志体，因中国幅员太广，不能再以帝都为中心，而应分为若干区域，以观其各时代发展的痕迹。
断代的专史即旧史的断代史体，专以一个时代为主，不必再以一家一姓的兴亡来划分。
以上就是一些粗陋的读书笔记，从梁公的论述中感受到了他丰富的史学，对中国的史籍都有所涉猎，这是令我们十分汗颜的，作为一位学历史的同学，不奢望能有前人的成就，但求多读，多读，多读，多思。
第二篇：上海历史会考中国近现代史笔记
中国近现代史第五分册考纲
第1课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
一、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中国与世界B
1、中国：逐渐衰落，危机四伏
1)政治: 封建专制，矛盾激化; 2)经济: 自给自足，国库亏空; 3)文化: 儒家思想，文化专制; 4)军事：军备废弛; 5)对外关系: 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
2、世界：迅速崛起，殖民扩张 1)政治: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英：君主立宪)，巩固发展; 2)经济: 工业革命完成(英：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建成现代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 3)文化: 启蒙思想; 4)对外关系: 海外贸易和全球殖民扩张(英：“日不落帝国”)。
二、林则徐领导虎门销烟A
1、战前的中英贸易：出超→鸦片走私
19世纪40年代以前，在正常的中英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向中国大肆走私鸦片。
2、鸦片泛滥造成的危害：严重危害了清王朝的统治
摧残身心健康;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严重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3、虎门销烟：战争导火线(直接原因)
1839年6月，林则徐将收缴的110多万公斤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这一壮举，把禁烟运动推向高潮，也表现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坚定决心。
三、《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B
1、鸦片战争
1)时间：1840年 2)根本原因：英国为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在全球范围内殖民扩张。
2、《南京条约》 1842年英
1)割地：香港岛; 2)赔款：洋银2100万元; 3)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
4)关税自主权：协定关税——中国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须与英国协商; 5)附约：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
四、《南京条约》的影响C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开创了以条约形式侵略和奴役中国的恶例。引起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化：
1、社会性质：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迭遭破坏，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史的开端);
2、经济结构：一方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另一方面促进了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
3、社会矛盾：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演化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最主要);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4、革命任务：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人民肩负的两大历史任务，中国的历史进入民族民主革命时期;
5、思想文化：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继承并发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主张向西方学习，呼吁变革。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一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鸦片战争时期强国御侮的时代强音，也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先声。自此，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变革主潮。 第2课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A 1856年10月，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蓄意制造事端，发动战争。随后，法国也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出兵中国。因这次战争的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所以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称“英法联军之役”。
二、火烧圆明园A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三、《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影响B
1、《天津条约》 1858年英、法、俄、美 1)十口通商：增开牛庄(营口)、汉口、九江、南京等10处为通商口岸; 2)主权：允许外国人到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外国军舰和商船可在长江各口自由航行; 3)外交：外国公使驻京，并可在通商口岸设领事馆; 4)赔款：赔偿英国白银400万两、法国200万两。
2、《北京条约》 1860年英、法 1)外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 2)通商口岸：增开天津为商埠; 3)割地：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归入英属香港界内; 4)赔款：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白银800万两。
3、影响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批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使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第3课太平天国运动
一、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A 洪秀全成立拜上帝会，以传教为名，组织群众，发动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点燃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的烽火。
二、洋枪队A 上海地方官绅与英、法侵略者相互勾结，组织“洋枪队”进行抵抗。
三、湘军与淮军A 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编练了湘军，李鸿章编练了淮军。 第4课洋务运动
一、洋务派代表人物A 主张兴办洋务的官员被称为洋务派，其代表人物，在朝廷有奕訢、文祥，在地方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以“师夷长技以自强”相标榜，开展了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
第三篇：钱穆 中国历史研究法 书评
以史为经，以文为玮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书评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6月，169页，ISBN7-108-01529-
3【摘要】 "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①钱穆先生如是说。钱穆先生自局势动荡的三十年代开始，一直站在维护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从中国的历史著眼，肯定中华民族文化的地位，反击"西化"论者贬低本族文化的论点。始终致力于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考察，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特质，强调中国文化的长处和价值，以重振民族的信心。
【关键字】文化、爱国主义、责任感、创新
自"九一八事变"开始，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史学界带来了强烈的思想冲击。钱穆先生也逐渐改变了治学的方向，把治学重心由“考史”转为"著史"。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就是其中之一。本书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应东北沦陷后教育部要求开“中国通史”课程的要求，以通史和文化为其总题，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六个分题，并以文化这一总线索贯穿始终。通读此书，不难看出钱穆先生深厚的历史修为和文化底蕴。无论是内容形式，还是思想深度，以及蕴含其中的学术价值和人文价值，都具有极大的参考、借鉴意义。由于钱穆先生本身就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优患意识和历史文化意识的学者,更为此书注入了潜在的人格魅力。
一. 形式和内容
1.内容全面具体，详略有当
本书虽然仅仅八讲，却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并时刻穿插着对中西历史文化，发展背景，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对比介绍，并在每一讲中都详略有当的阐明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表现钱穆先生的人格精神和思想情怀。
2.逻辑清晰，层层递进
本书开宗明义，以“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贯穿始终，总讲题为如何研究中国史，并在全书的每一讲都始终渗透着文化这一总主题。不仅如此，作者在前一讲中提出的问提，还会在
后几讲中有进一步的补充和拓展。如作者在第一讲中提出注意研究历史的特殊性，变异性，和传统性，那么在后几讲中我们就会看到作者有进一步的补充阐释。全书在每一讲中都遵循着提出问题、阐释问题、概括总结、提出方法这一总的行文思路，清晰易懂。运用演绎法，归纳法等，条分缕析、层次分明、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并给读者留下一定的思考的空间。
3.恰当的运用表现手法
作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用的比喻新颖独特，使得晦涩的问题变得形象具体，浅显易懂。
②如作者以“西洋历史如一部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 这一比喻来说明西洋历史和中国历史
③一个是划分开来，各有起讫，另一个则是前后相承，不可分割。而以“七巧板”的板块移
动规律来比喻历史文化变迁须有步骤，有选择则更是巧妙。作者还常用设问手法，以给予读者更多思考的空间。对比的手法更是贯穿始终，中西文化、地理、经济、习俗传统、宗教等的对比，历史人物之间的对比，不同的历史名词，命题的对比，借此辅助作者更好的解释文章的内容和思想。而举例论证方法的大量运用更使文章的议论紧凑严密。
二. 思想价值
1.宣扬爱国主义传统，彰显民族精神，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作者在第一讲和附录中就说道：“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④“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想惟一的起码条件，他应该诚心爱护中国。这不是空
⑤空洞洞的爱，他应该对中国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只有这样才能认识
历史，不至于盲目崇拜其他民族的文化，导致民族虚无主义的泛滥，才能看清祖国的未来。作者指出，甚至远在欧美各地的华侨，都能赤手空拳，凭他们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争取生存，甚至头角峥嵘，这说明我们中国国民不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已经我们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作者借此启示我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作者提出：“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持此命脉
⑥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甚至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便知今
天的天下兴亡，我们也是在责难逃。”作者列举了如此多的人物、史实，就是为了说明，即使不得志、不成功、无表现，我们每一个国民也有责任承担起祖国复兴的重担。
2.弘扬民族文化，争取文化认同，重建文化自信
此书中作者强调各个历史都有它的独特性，都有它存在的独特价值。为了证明中国文化的独创性，作者列举了中国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全国皆兵、军人不干政的军事制度，赋税制度、盐铁官卖、节制资本、调节物价的经济制度，地方自治，藩属统治制度，科举考试制度等历史上先进的制度，呼吁国民认同、尊重并重视我们的民族文化并以此为骄傲。建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作者认为那些说“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
⑦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的观点是必须否认的 。作者更强调说“世界上唯有
⑧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
作者以坚定的语气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既以强大的融合力延续了数千年，它独特的个性和价值是无法被取代和轻视的，中华民族的国民重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
3.拒绝全盘西化，坚持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作者强烈呼吁近代的中国人，不必因为一时科学落后，就全面否定本民族文化，全盘西化，我们的文化是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的文化，自有其存在
的价值和借鉴意义。作者提出“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
⑨有的旧历史、旧传统，以为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我们偏要勉强学
步，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⑩说明我们不必全然抄袭模仿西方，可以采人之长，补己之短，采取扬弃的文化交流方式，在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亦不能将自己的优良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作者还借经济史上之种种发明，如钞票，近代山西票号之信托制度等金融措施，来增长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启示我们可以在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思想上，自己因地制宜，别有建树。作者更是以身作则，给读者示范了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实例。作者一反西方规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根据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根据中国社会之最特殊之处，根据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称中国社会为“四民社会”。又根据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将中国社会再细加划分为“游士社会”“士族社会”“门第社会”“白衣举子社会”“科举社会”，作者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而不是一味抄袭，牵强比附。为后继者做了好榜样。作者强调，任何一文化系统，必有其优点与长处，当然也必有其劣点与短处，不能说专对自己寻瑕求玷便是好。要保留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却粗取精，去伪存真，采取扬弃的态度，在继承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之处，进行文化创新。作者对“西化论”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作了坚决批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振兴提供了有理论参考价值的新方案。
4.呼吁历史学者和历史教育者树立使命感
1)对历史教育者
作者呼吁广大历史教育者“应该澄清当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一切历史叙述。我们应该设法叫我们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中国史，好让他们由真正的知道，而发生真正的情感。”11作者衷心希望“全国史地教育界同仁，固当益自奋励，肩此重担。而在提倡史地教育的行政长官，以及关心此问题的爱国学人，则希望不断地给与我们以鼓励与助力，乃至于给与我们以宽容与期待，莫要把此事业看轻易了”。12
2)对历史学者
作者呼吁更多的历史学者致力于先生历史研究和史学著作的创作。“旧史翻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我们如再不尽责，这也是一时代悲剧，总该有人来负起此责任的。13”并进一步之处史学学者的责任是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作者希望史学学者能够从现在做起，不再犹豫和迟疑，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树立弘扬中国历史的使命感。作者对历史研究的现状充满忧虑，“目下由于写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学变成独家冷门货，无可选择，也无从评价。这须要有人多写，多比较，自然可望不断有更好的新货新花样出来。”14呼吁更过的人热心于史学，贡献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希望能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
3)钱穆先生的学术建议
钱穆先生提出了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历史学术问题给予广大的历史学者们以参考和借鉴，并衷心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重视并最终得以解决。如在第二讲中提出的“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15的建议;还有在第三讲中提出的“鄙意若要研究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16的建议。给予学者们提供参考。除此之外，作者还在治学态度上对历史学者们进行启示，“昔人治史，先从一方面再转别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国史，苟能于政治制度上，或于食货经济上，先事寻求。事实可以范围理论，而理论不足以改变事实。超越事实
空言理论，则理论尽可有千百样不同，而事实则只此事实。此乃所谓历史，虽千头万绪，不胜浩繁，须虚心耐烦以求认识。”17其实历史学者要有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有怀疑精神，敢于否定权威，实事求是，不懈的追求历史真相。
三. 缺陷
1.一些极端观点有失偏颇
1)作者的民族本位文化观虽有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侵略的一面, 但亦有对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面。如作者在第四讲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太过于侧重工商业，而忽
18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谬”就不免有些极端。
2)作者在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宏观把握有些地方有失偏颇，有的归纳和总结仅仅停留在中西文化的表层现象上, 没有找到它们的根本差异之所在。而他强烈的民族本位文化立场又导致了他对中西文化时代差异的忽视。
3)作者对西方哲学历史认识思想没有作系统的研究和借鉴, 这使他的人文历史认识思想陈旧落后，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 其中还不乏矛盾和混乱之处
2.不可避免的时代和思想局限性
1)由于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着、厚爱, 使他对传统文化的看法过分倾向于理想化, 为此他要求人们应全面地认同传统、肯定传统、回归传统, 因而对传统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 对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惰性缺乏自觉的、深刻的理性分析。造成了片面性。
2)钱穆先生将西方学术文化视为一种物质性的文化，是低于中国道德精神性文化的，“他把道德的终极人文价值视为道德在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决定力量, 实际却是贬低了科学与物质经济力量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最终走向了唯道德主义”。19因此对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很少吸收，且常作贬低。反映了他思想的时代和民族局限性与保守性。
钱穆先生在时局动荡之时，为弘扬民族文化，鼓舞国民爱国精神，增强国民文化自信，谱写了这一“以史为经，以文为纬”的伟大篇章，尽管由于时代和思想局限性，还存在许多不足，然而，只是给予我们的坚持爱国主义，弘扬民族历史文化的启迪，就足以让我们受益终生。 ①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上册，页1。
②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页。
③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42页。
④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页。
⑤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1页。
⑥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10页。
⑦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1页。
⑧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2页。
⑨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6页。
⑩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4页。 11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7页。 1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9页。 1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4页。 1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5页。 15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9页。 16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1页。 17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54页。
18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9页
19中国知网《浅谈钱穆史学方法论思想的现实意义》刘博雷 葛利荣 刘叔才
第四篇：读书报告《中国历史研究法》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机缘巧合之下我读到了钱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原本是想要买老师推荐的梁启超的同名书籍，却因大意拿到了钱先生的作品，想到正要好好学习钱先生另一大作《国史大纲》，自然也认真的读起来，以期能对其治史思想有进一步的了解。
作者简介：
钱先生，江苏无锡人，讳穆，字宾四，原讳恩嵘，民国元年更名。虽出生书香世家，但因父亲早逝而被迫辍学，但天生聪颖好学，自学成才。从1912年起，先后历小学、中学和大学任教，并从事历史研究，在史学上独树一帜，成为一代史学名家。
书籍介绍与自我理解：
《中国历史研究法》有钱先生在香港的八次演讲汇集而成，全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述。并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而在序言中也说道：“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也透露出研究历史的最根本要求——所做论断要讲求证据，要有史料为证，做一个有责任的治史人。书中自是处处强调研究历史应有的责任心。而当中所讲的历史研究的方法也令我受益匪浅。
在“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中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读到此处，特殊性自然不用解释也能明白，各国历史正因为各具特点，各有特殊性才有了国别史之分，也突然意识到纵使春秋战国、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局面呈分裂之势却依然算是中国的历史，不就是因为各国本质上是相同的吗!变异性则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特点，书中也说道：“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而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在其变上。”同样的，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也重点提到的一点就是研究哲学要“明变”，即是知道古今四项沿革变迁的线索，这种统一严格的线索非有哲学史，不能明确写出来。可见，观其变才能看出历史的发展变化之来始及去向。讲到哲学，我忽而想到研究历史可否讲哲学思想与方法运用到其中呢?从
后文的讲解和举例中也能看见历史研究中能用哲学方法的地方。比如书中说：研究史学要有史才，所谓史才就是贵能分析又能综合;讲文化要讲一些共态与个性等。而对于传统性，书中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从我的角度来看，确实很难理解，何以特殊性与传统性加在一起便成为传统性?最后在“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中略有了解，书中说道：“秦以后的政治，有许多精义仍沿袭周制而来，直至近代皆然。”从秦朝到近代，政权更迭，当中的人事也换了几潮，而无论怎样的动荡、变化，其文化实质是一脉相承的，依然保持这它的特殊性。当然，作为初涉历史的我们，其知识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都是无法跟钱穆先生相提并论的，所以他所讲的也不能完全理解透彻。但是当中讲史学研究如何入手的方法我倒是觉得相当实用，主要有三种方法：自下溯上，自古到今;纯因兴趣而拓展开来;就某一问题而开始研究。
看到这一讲的最后方能总结出方法大意：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深入机微;更要勤于动笔，精于思考。
在“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中，“明变”已然是基本方法，也说到研究中国制度史该注意：不该专从政治制度看，而该会通着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必须明白在此制度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存在。这与研究社会史、地历史、文化史一样，都需要从多方面，多视角的去了解、去研究相关的内容。正如严耕望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中所写到的:“先生常常强调(做研究)要向大处远处看，切忌近视，或规模太小。”同样的， 在社会史的在《治史三书》中也说到研究历史“博通”的重要性。适才知道要研究历史就先得先读书。读什么书呢?所以在“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中也提到了出正史以外的有用点的史料来源，如姓氏、方志等。虽然现在不见得还能算新史料，但是至少告诉我史料来源可以有很多渠道，需要自己时刻留意。
钱穆先生曾说过：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开始时，我不懂历史地理到底是什么，以为不过是地形疆域罢了。直到看到“如何研究历史地理”方才明白历史地理要研究的不只是疆域的变化，而更重要的是研究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以及变化产生的影响等。在这一讲中也提到了中国地理与欧洲地理条件和历史发展的关系，阐明欧洲与中国的本质区别，中国开疆拓土的内在文化的融合与欧洲武力征服扩张的本质区别。而真正研究中国历史地理
就得有整体观，不仅单靠书本知识，还要多游历，从钱穆先生的生平便可窥游历也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之一。
在最后一讲“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作者主要说道：“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在我看来，从某中程度上来说，研究文化的方法可以说即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之前讲到的研究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等方法皆可用以研究文化史。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书中也概括性的指出需要注意的五点，其中：根据历史真情;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自会通处看，不专从个别处看。要看得远，不专从一横切面只眼看。就是有很普遍的借鉴意义，可以说这是对研究历史的方法的一个总的原则性的概括，不独是文化的研究。在第五点“不可多寻短处应多寻长处”，我虽然能理解要我们的确应该怀着一种对文化的崇敬之情去研究历史文化，但是我认为，既然首要的是要“根据历史真情”，自然不应因为主观意见去影响研究的方向与角度，既是有短处，自然也是要诚然面对的，不应偏激的忽略长处或短处。
除却书中所列出来的方法外，读完全书，在钱先生列举论据的时候还能学到很多方法。比如说将历史问题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古今相比，东西相比，便能找到新的突破点。像研究政治制度史的时候，中西比较之下，就对历史的特殊性有更清楚的认识。而做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便是不断的提出问题，思考为什么，而这些为什么则是来源于对社会现象或历史象限的思考。 再者，做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只拘泥于历史，还是得多了解其他的学科，这样才可以发现更新的视角。
抛开书中主要讲的方法，我想看过这本书的人一定会被书中所弥漫的浓浓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以及无处不透露出的历史责任感所感染。在谈到中国人的政治天赋的时候，在谈到中国文化博大的包容性的时候，在谈到中国人的人本位主义的时候„„让人感到本国历史原来如此令人骄傲。也恰如开篇所道的：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而研究历史的意义也就是如此吧。
毫不夸张的说，对于我这样一个只接受过马克思思想指导的历史观点学生来说，书中所陈列出的观点将我对历史的看法无疑是革命性的影响。比如说在“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中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就开始了。这自然让我很不解，只可惜他没做进一步论述，不过到是我今后的一个不错的学习方面。比如书中谈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定义的时候就说到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不能塞进马克思所定义的概
念中去的，中国古代若要定义的话可名为“四民社会”， 即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士、农、工、商”所构成的社会，社会阶段的划分则依据“士”这一阶层的地位变动为标志，而非生产工具发展为标志。再谈到经济的时候，他就证明抑商是不存在的，这自然与我所学的“重农抑商”是相冲突的。在谈人物史的时候就特意提到了中国文化中对“无表现”人物的重视及原因等等。从这些观点中，我所了解到的并非只是看法而已，而是由此可以见得“我”应该如何定位，不应该仅仅是“学习”历史，而是要对历史有自己的看法，不是被动的接受别人的观点，自己应多思考才是自己的想法。
前面也介绍过，本书是由八篇演讲稿汇编而成，所以语言上通俗易懂，不似学术论文一般深奥。也正式因为是演讲稿，所以虽然全书的感染力实足，但是缺乏一定的严谨，如“如何研究政治史”中说以秦为界线，前二千年为封建政治，后二千年为郡县政治。但事实上在秦以后的汉初与明初还是有较长一段时间是有封建制的。虽然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但是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并不详尽，大都很空泛,所以对理解能力有限的我来说，有些方法不能完全理解、掌握。对历史研究的很多反面都未涉及，如史料的来源，如何选择史料等，不像《治史三书》中对与研究有关的各方面都有详细讲解，并详细的针对容易出现的问题进行阐述，所以理解起来自然更透彻。
但是总的说来， 这还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书。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一本讲治史方法的书，更不如说它是一本阐述治史原则的书，是一本激起后起青年研究史学志愿的书 。从很大程度上了解到了钱先生的治史思想，受其感染，也有了对历史研究的热情与向往，钱先生也不愧为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为国之招魂者!
参考书籍：严耕望《治史三书》之《治史经验谈》与《钱穆宾四先生与我》，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钱穆《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第五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读书笔记
科克铁热克乡第二小学党员干部和和教职工 深入学习和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读书笔记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1、一百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2、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3、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
一、社会稳定。
4、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
5、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
6、九十六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7、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
8、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
9、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推进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10、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